作者：北灵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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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苍茫试读：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日于西安红娃红娃
前年五月十七日上午，我又一次从福州一家餐饮连锁公司办理了离职手续。我半年内换了三个地方，还是没有停住流浪的脚步，心情坏透了。
艳艳的烈日下，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看着身边南来北往的汽车和匆匆忙忙的行人，我真的很羡慕他们，他们都有事做，都有去的地方，都有目标，而我却没有。漫步走上八一七北路上的过街天桥，在天桥上的环形道上右手摸着栏杆逆时针转了一圈又一圈，转过三圈后走下来又继续在大街上茫然地行走。我突然想起了曾经读过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那位失了业又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在春天的一个傍晚，暖暖的春风中，他穿着冬天厚重的棉袍，失魂落魄地行走在大街上，被一辆豪华小车撞翻爬起来以后，居然戏剧性地、歇斯底里地站在繁华的大街上哈哈大笑起来。当时我看到这里，心痛得真想为他掉眼泪。不承想，若干年后，我成了他的翻版，步了他的后尘。不一样的是，我却笑不出来。
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北方去，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生计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留下，身在异乡，举目无亲，备感孤独，哪里是停靠的港湾？哪里是生活的归宿？
曾经打电话给在长乐的老乡天义，说明了我这里的情况，看能不能再返回到他租的地方去暂住，他答复说有具体困难，帮不上忙。天义是老实人，他有他的难处，我知道他不会骗我，我也不会对他计较的。我曾经麻烦过他一次了，上次离职后，无处可去的我就曾经在他租住的房间里暂住过一段时间，他和阿铁合租的那间房子太小，实在无法再挤进去一个人在里边睡觉，害得他每天晚上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休息。我这次万不得已，鼓了很大的勇气才打他的电话，谁让他是我的宝鸡老乡呢！
办手续前我将困境曾给蒋总说过，他和老板的妹妹商量以后，网开一面，同意让我在公司的宿舍里暂住一段时间先找工作，但最长不得超过一个星期。我万分感恩，能碰上这么好的老板实在少有。
宿舍其实是公司在一栋公寓楼的四层租的一套三室一厅单元房，距离公司的写字楼不是很远。比较大的两间是一个分店里的员工住，另外很小的一间有两张架子床，靠窗的那张床上放着暂时不用的餐厅圆凳，我就住靠门的那张床。我住的那间小屋的窗户外面是一个小天井，屋内光线不是很好，黑漆漆看不见东西，进房间就要开灯。另两间大房子的窗户朝西开，光线很好。由于管理不到位，无人打扫，宿舍脏乱不堪，脏东西乱扔，到处堆着垃圾，大厅的灯泡坏了很久也没有人换上去。有人大便后，也不冲水，整套房子到处充满怪异的霉腥味。因为住的人多，通向楼道的两层门，一层防盗门，一层木门，都不上锁，任何人轻轻一推都可以随时进来。
回到宿舍，我心里空荡荡的，感到这间小屋像囚禁我的监狱，那扇高高的朝东开的小窗户感觉就像监狱的铁窗一样让我浑身不舒服。我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我像铁笼里的怒狮一样在小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控制不住自己的绝望又不知道要做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挫败，让我的自信心遭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失望、灰心、沮丧、伤感、困惑、愤怒、郁闷等各种各样的情绪交织在一起，那一刻的我颓丧极了，泣血的心不知还能不能再振作起来。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取出日记本，趴在床上，连续写了三遍这样的话：这口气不能没有，精神永远不能倒！
手机响了，我在网上投递资料的一家公司让我下午准时去面试。这辈子不知道见了多少面试官我也说不清。深呼吸，深呼吸，再深呼吸换心态，不能带着这种不自信的表情和心态去面试。要微笑，要表现出一种很乐观，很知足，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样子去面试。
冗长的登记，排队，等待。一个又一个表情各异的面试者从里间一个神秘的小会客厅里走出来，匆匆地从我的眼前退去。这是一家在福州市繁华街区的商业公司，由于是在市中心，我就知道公司不提供食宿。自己要找地方租住，一日三餐又要天天在大街上找地方吃，很麻烦不方便，我也就没抱太大的希望。
轮到我进去了，我终于看到了庐山真面目。面试官是一位比我小点，不到四十岁的女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她养尊处优，打扮得很精致。向内弯起来的齐耳短发，白皙的皮肤，乌黑发亮的头发，精明干练的样子。谜一样的高贵女人，猜不出她是老板娘、公司的副总、财务总监，还是财务经理。她还算和蔼，说她高傲有些过头。由于我是外省人，食宿方面存在问题，又听不懂本地方言，再加上年龄偏大，又是男性，表现出来的又不是很自信，她很快吐出了那句面试场的官话，回去等答复。
走到大街上，天阴了起来，刮起了阵阵阴风，飘起了零星的雨点，路上的行人都急匆匆地行走。我想起来这几天听到的天气预报，台风傍晚要来了，我急匆匆地登上了公交车回到了宿舍。由于现在想不起气象部门给那次台风取的名字，当时又在五月份，就叫那次台风为五月花吧。
天色更暗了，五月花发出了阵阵尖厉刺耳的呼啸声，风一阵比一阵强烈，一阵比一阵威猛，路上的树叶随风盘旋飞舞，雨点一时大一时小，一阵猛一阵弱。同宿舍的员工都还没有回来，宿舍里光线更暗了，未关闭好的窗户在台风的摔打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看着窗外昏黄的天空，听着外面的风声和雨声，想到今晚在台风五月花的狂风暴雨中，我异常孤独地蜷缩在这间小房里一分一秒地度过，心里异常得难受和痛苦。那时候我特别想念家乡，想念我的亲人和朋友。
我快要窒息死了，觉得这间屋子是将要埋葬我的坟墓。在飕飕乱窜的阴风中，我似乎感觉到房间的每个角落里都站着一个披头散发的魔鬼，张开血盆大口，挥舞着魔爪，狞笑着向我扑来。我仓皇夺路而逃，站在楼下怔怔地发愣。
突然，手机铃声大作，救星来了，是天义打来的。他说他找到地方住了，我可以暂住他那里了。我大喜特喜狂喜，在经过很短时间的选择和犹豫后，我决定冒一次险，马上就收拾东西回到天义那里去。天义是我的老乡朋友，和他在一起我心情不会这么痛苦，会好一点。返回宿舍，我很快收拾好东西，匆忙中给蒋总打了一个电话，说我不在这里住了，要回长乐朋友那里去住。我提着笨重的行李快步下了楼，快要出公寓大门的时候，公司那位采购先生匆匆赶了过来，我把钥匙交给他，就冲出了大门，来到了路边。
天色越来越暗，雨点和风声也比刚才更大了一些，五月花似乎马上就要来了，我站在风雨中的路边伸手挡车。一辆过去了，没有停下，又一辆过去了，还是没有停下。不知过去了多少的士，还没有拦到出租车。在这期间，我有一丝丝担心，公司的宿舍已经退了，我挡不到车怎么办？坐不上车走不掉，在这个台风肆虐的晚上，我又将去哪里？但是，我还在坚持，我背水一战，没有退路，我要拼，我要争，我要和五月花赛跑。我不住地给自己打气，一定能挡到车，我一定能赶在五月花来临之前回到天义那里去。
终于有一辆的士停在了我的跟前，司机打开车门，我把行李放在后座，自己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把计价器扳了上去，对的哥说，去白湖亭车站。车开了，我稍微松了一口气。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在车上发出清脆的啪啪啪的响声，前面已经几乎看不见东西了，车玻璃上左右两把雨刷在吃力地刷雨。大街上几乎没有了行人，除来来往往的车辆外，只看见穿着各种颜色雨衣的人骑着单车或摩托车在窗外飞驰，路两旁的树木也在台风的蹂躏下痛苦地左右摇摆。那个时间除了风声夹杂着雨声，还有就是汽车喇叭的鸣笛声。我对的哥说，能否开快点，他说已经够快的了，不能再快了。也可能是那时街上的车辆特别多，倒霉透顶的我坐的士每过一个十字路口，都是红灯要等待。更可恨的是在等待的时间内，计价器不停地在计价升值。司机慢条斯理，优哉游哉，他巴不得过一百个十字路口，等二百次红灯。车不用动，计价器会给你自动算钱。我却焦急万分，心急如焚得恨不能一步就能跨到长乐天义那里去。
天空一会儿暗，一会儿又亮，雷声也忽大忽小，忽远忽近，我的车还行驶在去白湖亭的路上，我感到五月花在一步一步地向福州靠近。太慢了，太慢了，简直是太慢了，五月花来临之前赶不回长乐怎么办？我在心里暗暗地祈祷，一百遍一千遍地乞求苍天，乞求上帝，乞求佛祖。五月花，你慢点走！五月花，你慢点走！！五月花，你慢点走！！！让我能抢在你前面赶回长乐去！
不知过了多少个十字路口，也不知等待了多长时间，在打表器打到二十七块多时，终于到达了白湖亭。我很快掏出二十五块甩给司机，转身拿了行李去赶通往长乐的汽车。我右手拖着行李箱，左手提着旅行袋，艰难地扭动着身体在风雨中吃力地奔跑。
有一辆去长乐的车刚好驶出汽车站的大门，我一招手跳了上去，浑身湿淋淋地瘫坐在座位上，揩净脸上的雨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外面的雨更大了，天色暗得几乎看不见前面的景物了，汽车要打开车灯才能看清前面的路况。
三十几分钟过去后，汽车到达天义租住的公寓楼外边，意外的是雨点越来越小了，风声也越来越弱了，天色也变得白亮起来。后来才知道，五月花那次没有正面袭击福州，它只是和福州打了一个擦边球。我提着行李下了车，来到了天义租住的公寓楼下，掏出手机心情愉悦地给他电话：“喂！天义，你好！你在哪里？我已经到你宿舍的楼下。”“哦！这么快！我在一个朋友这里有点事，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我双臂抱在胸前，两腿交叉，右脚尖轻轻地点着地面，嘴里吹着轻松胜利的口哨，黄昏中斜斜地靠墙站立在楼下，静静地等他回来。
暮色苍茫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慢慢地朝这边走过来，他就是我的朋友王天义。
二〇〇八年四月七日于西安西山大姑西山大姑
国家从今年起取消五一长假，把清明定为公假。明天是清明节，公司把星期日提前一天，明后两天连续休息。大多数人都回去了，只留下很少几个人在公司。我因故没有回杨凌老家，留在了西安，留在了公司。
清明节是一个上坟祭奠的日子，今晚，夜幕沉沉，四周一片安静。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想起了红娃。红娃离开我们西去另一个世界已经八年了，红娃要是能活到现在，也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红娃，你在那边还好吗？
……
说起红娃的故事还得从我的三姐晓琴开始。
当年三姐晓琴在一九八四年生了外甥女敏敏、一九八六年生了外甥鹏鹏之后，一九八七年意外怀孕。从小她和我们一起在一个缺少男性阳刚气的家庭里长大，吃了家里太多缺男人的亏，所以她一直想再生一个儿子做鹏鹏的帮手。夫妻俩不顾计生部门的阻拦和罚款，决定冒险生下来。十月怀胎分娩后，天不遂人愿，是个女孩。送别人抱养后，不死心的她于一九八八年又意外怀孕，这次夫妻俩认为怀男孩的可能性很大，再次不顾计生部门巨额罚款和搬家具装粮食的危险，孤注一掷地决定再一次冒险生下来。让人感到痛心的是，又是一个女孩。本来就很贫穷的夫妻俩觉得为了一个女儿被计生部门罚得倾家荡产不值得，无奈之下，就又送人。刚巧我们村金莲嫂在同期如愿生下一个女儿，却不幸夭折。她觉得再怀孕太累太辛苦，再加上奶水又下来了，悲伤的夫妻俩商量后，就想到要抱一个女儿来养。金莲嫂的丈夫巨劳哥与三姐夫升堂是曾一起在曹家学校读过初中的同班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后，两家协商，三姐晓琴刚生下来几天的这个女婴就抱给巨劳哥做了养女，这个女婴就是红娃。
由于巨劳哥在他们家族同辈中年龄最小，排行二十一，称他们夫妻俩二十一哥和二十一嫂不顺口，我们家乡方言喜欢把小说成碎，我们日后就都称他夫妻俩为碎哥碎嫂。
那几年，我在宝鸡上电大，也有了儿子雷雷，回家来去也是匆匆忙忙，有时偶尔碰到挺着大肚子回娘家的三姐，总是感觉她很累很辛苦，一脸的倦容。那时候她刚分家另过不久，公公分给她赡养，家里一贫如洗，只有三间土瓦房，厨房也塞在里边，一家四口人挤在一盘土炕上，两兄弟挤在一个院子里。三姐五年生了四个孩子，几乎天天挺着大肚子在外忙了田里的庄稼，还要回家忙家里一家五口人的吃穿用，骨肉分离的痛苦还要她去承受，嗷嗷待哺的一双儿女需要她抚养，同时还要东躲西藏应付计生部门的纠缠。好在她年轻身体好，心里有一个信念一直支撑着她，为了再生个儿子，再苦再累也值得。我现在无法想象她是如何度过那段最艰难的日子的。
抱养红娃的那天，是个秋收的季节，那天我正好在家里。应该是有什么讲究吧，母亲就和约好的碎哥及九嫂拂晓前一起去了邻村三姐家。天刚蒙蒙亮，他们一行几人抱着用一个小被子包裹着，上面盖着一块大红布的女婴就回来了。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没有去碎哥的家，而是站在我们家的门口，向南一直目送碎哥和九嫂抱着红娃走进他家的大门以后，等了一会儿才扭头回了家。当时母亲的表情轻松喜悦，是呀，碎哥人很有本事很会赚钱，家境也很富裕，碎嫂人又很贤惠，做了这家人的女儿总比守在亲生父母跟前受苦受穷要好些。从此，这个女婴就吃了碎嫂的奶水，做了碎哥的养女，那时碎哥碎嫂给她取名叫王月红。
我那时毕业回到扶风的供销社工作，效益不好又不停地换地方。我一直不想待在那些又偏僻、又闭塞，破破烂烂，看不到任何前途的供销社，想换一个其他环境的工作又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我想再待下去，我会窒息、疯狂、崩溃掉。最后终于在一个同学的帮助下，总算换到了宝鸡，在二轻局下属的皮革厂落了脚。好景不长，企业效益不好又停产失了业，为了前途，为了生计，为穷所逼，为穷所困，我只得背起行囊孤孤单单地天南海北出去打工。这期间，回家也是匆匆而来，又急急而去，偶尔也会看到碎嫂抱着红娃站在家门口，还有时看到碎嫂抱着红娃和母亲坐在一堆，有一次我竟然还看到红娃被满脸喜悦的母亲抱在怀里。
日月穿梭，老百姓的日子平常得像小河的流水一样，涓涓细流，日夜不停，永不停息。这个小女孩一天天地长大了，我每次回家都会惊讶地看到她的变化，她会笑了，会翻身了，会坐了，会爬了，会吃饭了，会走路了，会说话了；她穿着开裆裤在大街上和同伴们玩耍，在玩耍的时候也会喊我的儿子雷雷哥长雷雷哥短。她的脸盘方方的，五官像鹏鹏；她的皮肤黑黑的，像她的两个哥哥和碎嫂，毕竟她是吃着碎嫂的奶水长大的。有一天，我从她家的门口路过，看到她站在门口，五六岁的样子，乌黑的头发，稀疏的刘海剪得很齐，梳着两条羊角辫，穿得干干净净，鲜嫩嫩、脆生生，用含娇带羞、顾盼生辉的一对大眼睛痴痴地看着我。清丽脱俗的模样让我暗暗吃了一惊，活脱脱一位小天使，可爱极了。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她长大了。
也许是血脉相连的关系，也许是女孩子感情细腻、敏感，也许是从小她从别人异样的眼神和窃窃私语中感觉到了什么，她对我们一家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她和别的孩子一起在街上玩游戏，看到我经过，她总是停下来，痴痴地看着我，那目光里似有千言万语，别的孩子就根本像没有看到我一样，继续疯狂地玩耍。她总是时不时从南边走过来站在我们家门口的大街上，定定地看着从那里出出进进的人。后来，看到我们也不拒绝她，就越来越胆大，也越来越随便了，时不时走进屋来，像回到她自己的家里一样，这里翻翻，那里看看，每个房间里走来窜去也不陌生。到吃饭时间，母亲留她吃饭，她也会很随意地端起碗来就吃。每次看到她的到来，我的心情总是很复杂，不知怎么形容表达。
有一天，三姐夫升堂来了，几个人在院子里聊天。忽然，红娃默默推开大门走了进来，三姐夫说了半截的话突然噎住，脸色大变，继而眼圈发红，后来竟流下眼泪，抽噎起来。亲骨肉咫尺天涯，明明就在眼前却不能相认，形同陌路，个中的痛楚，只有他自己能体会出来。红娃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她只是随便串个门，竟会导致这位陌生大叔痛哭流涕，为什么？看到这一幕，母亲赶紧劝红娃回去了。姐妹们的反应也很强烈，有一次家里因为什么事，几姐妹及两位堂姐齐聚在娘家，看到红娃出落的可爱模样，惊奇地大呼小叫，惊叹不已。“哟——晓琴，你不后悔吗？当初你真不该……”此事传到碎嫂耳朵里，让她不高兴了好一阵子。后来，也许是碎嫂的阻止，也许是她长大了，知道的越来越多，慢慢地不再来串门了。
后来，她上学了，我曾在学生排成队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过她，听说她很聪明，学习成绩很好。再后来，听说她病了，整天直喊头疼，碎哥碎嫂带她去扶风，到杨凌，上西安，到处上仪器检查，最后确诊为脑瘤。消息传出，一片哗然，众人嗟叹不已，老天爷不睁眼呀，小小年纪竟会得这种病，唉！她不能再上学了，只能整天待在家里用药物养病。碎哥碎嫂明看暗求，到处求神拜佛，打卦问神仙，乞求病魔不要带走女儿，幻想着红娃有一天能身体痊愈，活蹦乱跳地去上学。神仙说红娃是童子，本命年必须回天上去。碎嫂还不死心，又觉得她的名字有问题，月红的月字和我们家乡吃药的药字的土语同音，整天吃药觉得不吉利，就又把她的名字由原来的王月红改成王丽，小名改不过就叫红娃。
写到这里我心情很沉重，最不想看到的事情挡不住地要发生，最不想听到的事情总会让你听到，最不忍心看到的结果总会等着你。
尽管碎哥碎嫂做了多种努力，但还是挡不住病魔侵袭红娃的步伐。红娃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脑瘤压住了神经，身体不再发育，和她同龄的女孩子比她高一个头，显示出风姿绰约水灵灵的少女模样，而她却干巴巴的，像七八岁的女童。后来她视力越来越下降，最后慢慢地看不见东西了，孤单痛苦地生活在黑暗中。但她的听力却很好，很害怕寂寞，希望能待在人多的地方听别人讲话，她才不孤单。有一次布爱去碎嫂家串门，妯娌俩就议论起我在南方打工长久不能回家，碎嫂就开玩笑地说，小心柏林会在外面有其他的女人等。不料，一直在旁默不作声的红娃突然气愤地大喊：“你们不要再说了，我三爸才不是那种人呢！”
我后来听到这句话心里酸酸楚楚的，现在写到这里再也忍不住潸然泪下，忍不住地啜泣。她自己都病成这样了，还那么在乎别人讲她的三爸，而她的三爸能帮她什么？红娃，你的这句话，三爸我会永远铭记在心中。为了你这句话，我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发在网上，让世人都知道有一个叫我三爸的小女孩红娃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来过一趟。
新的一年姗姗来临，红娃也和我们一起共同迈进了二〇〇〇年，她的本命年——龙年。
春风拂面的五月中旬，我去南方福州打工大半年后，风尘仆仆回到了家。第二天，在家门口，忽然看到南边碎嫂家出出进进的人很多，神情都很肃穆凝重。我突然感到大事不妙，就匆匆和布爱一起奔了过去。
红娃，我来了！红娃，我来了！你一直都很在乎的你三爸回来了，你一直在等候着的你三爸来看你来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大踏步地走进碎哥家的大门，朝上房奔去。布爱一路小跑，跟在后面。
一张很宽很大的木板床架在外间，上面铺了褥子，红娃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床小花被，我的感觉是那张床很宽大，而她躺在那里所占据的地方显得特小，床板上其他的地方显得空空荡荡的。她的外婆，就是碎嫂的娘家妈穿着一身黑颜色的崭新衣服，盘腿坐在旁边，默默地用手绢擦着眼泪。扭头看到我进来，咕哝了一句什么，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走到了床跟前，揭开了被子，看到了最后的红娃，她仰躺在床上，头底下有枕头，还是梳着两条小辫，刘海剪得很齐，上身穿的红花布夹衣和下身穿的夹裤都很干净，也很合身，脚蹬一双崭新的布鞋。摸她的两只手，还有热度，一张十块钱卷成卷，用红色的羊毛头绳绑住，攥在她的左手，右手里攥着还有另一件东西，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她脸色蜡黄，表情很平静，眼睛微睁，我看不到她的眼仁，只看到她的眼白。我侧着头，俯下身去，贴在她的鼻子上，倾听她的呼吸，她已气若游丝，呼吸已经很微弱很微弱。她给我最后的感觉是，好像是睡着了，一会儿就会醒来，不像是已病入膏肓、昏迷不醒要向西边另外一个世界去的病人。也许是长期生病的原因，我当时觉得她孤零零地躺在那张宽大的床上特别的瘦小，特别的瘦小。
院子里，碎哥请来的木匠，正在给红娃做小棺材，斧劈木板发出剧烈的哐哐响声。厨房里，和碎嫂要好的几个同村女人神色黯然地正在忙碌着做饭，其中一个脸上还挂着泪珠。碎嫂手扶墙壁，凄凄哀哀地痛哭起来：“哎——我可怜的红娃呀！哎——嗨嗨嗨……”“碎嫂，你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大家都看得见的，你对她很好，你已经尽心尽力了，她会知足的，没有人会说你什么的。”我走过去，劝慰她，想拽她去另外一间房子的炕上去休息，她硬挺在那里，不愿去。
那天夜里，风高月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漆黑一片。突然，谁家的母猫发出一声一声凄厉的惨叫，让人毛骨悚然。忽然传来一个女人呜呜咽咽压抑的哭泣声，随后听到有人手拿斧子砸木板的声音，那声音在空旷安静的黑色夜空里显得特别的刺耳。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碎嫂家的红娃走了，就和布爱一起上了我家的平房，站在平房上，四下观看。四周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什么也看不见，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第二天才知道，那晚红娃飘然西去，因为没有成年，拂晓前就草草下了葬。一朵含苞待放的蓓蕾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凋谢了，她的生命永远停在那一天，她的年龄也永远定格在了十二岁。
悠悠岁月，红娃的离去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乡邻们惋惜悲叹了一阵子后慢慢地趋于平静。父老乡亲们继续在这片祖辈留下的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默默耕耘，一代又一代地繁衍生息。很少有人再提起红娃，好像红娃从来就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来过一样，也好像碎哥家从来都没有养过一个叫王丽的女儿一样。偶尔我和布爱也会提起红娃，布爱说红娃到最后知道她是抱养的，不是亲生的，也知道她的亲生母亲是我的三姐王晓琴，继而也知道我不是她的三爸，而是她的亲舅舅。碎嫂说红娃现在到好地方去了，她的两个哥哥能如愿考上大学，全都是她在那个世界暗中帮忙助劲的功劳。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我盘掉了在宝鸡西关开的打字复印店，决定再南下去福州打工。阴历十月一日鬼上坟的日期到了，我和布爱买了冥币写上地址和红娃的大名王丽，那天晚上在铁路旁边焚烧后让火车给她带了过去，我想她会收到的。
翌年正月十一那天晚上，我在福州长乐的那家纺织工厂的宿舍里沉沉入睡。后半夜红娃来看我了，右手被碎嫂的左手牵着，她向左扭过脸来喜悦地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她和原来没有多大变化，还是梳着两条羊角辫，皮肤还是那么黑，只是稍稍比原来胖了一些。
红娃，我的孩子！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女儿，如果有来生，下辈子做我的女儿好吗？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于西安凳子万岁（一）凳子万岁（一）
西山大姑，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我确确实实有一位西山大姑。
她长什么样？她的年龄到底有多大？她是哪一年出生的？属相是什么？我不知道，没有人详细告诉过我，但是我可以推算。她是伯父的姐姐，祖父的第一个孩子。伯父生于一九二〇年，属猴的。父亲的碎姐，我祖父的第三个孩子，我的碎姑，生于一九二二年，属狗的。按他们几个姐弟相差两岁来算，大姑应该比伯父大两岁，生于一九一八年，属马的。属马的，一九一八年，那么，大姑要是能活到现在的话，也是九十岁的老太婆了。
……“民国”十八年，也就是现在说的公历一九二九年，蛇年，那时候应该是蒋介石当的总统，陕西关中地区遭受连年大旱，蝗虫遮天蔽日吃光了庄稼，三年颗粒无收。那时候的经济条件也没有现在这么好，信息和交通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政府也没有采取什么救济灾民的办法和措施，只能让受灾的农民自生自灭。于是开始有一部分穷人陆陆续续饿死在家里，不想饿死的人纷纷背井离乡，逃离家园。祖父也和其他人一样，不想让一家人饿死，就要带着全家逃荒。那年大姑绒娃十一岁，伯父仓成九岁，碎姑热闹七岁，父亲根仓四岁，一家六口人。祖父托人把九岁的伯父寄养在绛帐的教养院里做童工，其他人随他一起逃荒。就这样，四十二岁的祖父，怀揣细软，肩挑两只箩筐，一只筐里坐的是碎姑热闹，一只筐里坐的是父亲根仓，祖母背着包裹，扭着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牵着大姑绒娃的手，随着逃荒的人群，一路离开家园向西漫无目的地走去。
然而，让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这一次西去逃荒，却改变了我们家一个人的命运。
也不知走了多少天，经过了多少艰辛，一家五口人翻山越岭，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向西北方向走了五百多里路，在一个小山村里停了下来落了脚。刚开始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举目无亲，拖家带口，要想在当地山里人的嘴里分出一点食物来填饱肚子也确实不容易。不知是当地的汉子相中了大姑，还是祖父为了能在当地站住脚，太艰难了想把大姑嫁掉，没有多久，大姑绒娃就像和亲出塞的王昭君一样，嫁给了当地人，做了山里人的媳妇。这样，祖父一家由逃荒难民摇身变成了当地人的亲戚，投奔亲戚这样的理由再正当不过了。从此一家人在当地的吃住条件就有所好转。祖父租种点山地，再做点小生意，祖母给人家做女红，在家带一双小儿女，亲家再适时地接济一点，日子也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了下去。
风调雨顺，好年景丰收之后，祖父带着一家人又要返回家乡。去的时候五口人，回来的时候成了四口人，大姑成了山里人，必须留在那里。大姑流着眼泪送了一程又一程，硬是拉着祖母的手不愿松开。最后祖父红着眼圈硬生生地掰开了大姑的手，在祖母和一双小儿女的哭泣声中，大姑站在了原地，目送祖父一家人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直至看不见后，才失魂落魄地回了家，扑倒在炕上号啕大哭了一场。
后来，大姑生了两个女儿，大表姐叫秋茫，小表姐叫秋祥。由于穷，路途太远，交通又不方便，大姑从逃荒那年离开以后，一直没有省亲回过娘家，祖父偶尔去山里看过她。
一九五二年，那时候父亲两兄弟已经都娶了媳妇成了家，碎姑也已经出嫁了很多年。伯父已经有了一双儿女，大堂哥树年和大堂姐菊爱。母亲是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还没有小孩。当时祖父母都健在，没有分家，一大家子在一块过。春暖花开之际，在准备了多年之后，三十四岁的大姑绒娃带着九岁的小表姐秋祥，一路风尘地第一次回到了娘家。
大姑到来的时候已经脱掉了棉衣换季了，按季节推算也应该是阳历的四月底这个时间段。现在也无法探测大姑那年回娘家的心态，是否很喜悦，是否期待了很久很久，逃荒离家时的一个十一岁小姑娘，二十三年后回娘家变成三十多岁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无法预测小表姐秋祥第一次来外婆家，由山里来到平原是否很兴奋很新奇很高兴。由于多年未见面，母女俩有了嫌隙，祖母嫌大姑是山里人穷，没见过大世面丢她的脸，有点看不起，不时冷言冷语，粗声恶气，对秋祥小表姐也是吆来喝去不给好脸色，这些大姑都默默忍受了。祖母也不让大姑去富户人家的碎姑家里去做客，碎姑也没有很热情地邀请大姑去她家一趟，只是回娘家来和姐姐见了面，大姑最终也没有去趟碎姑家。不管怎么说，回娘家总是期盼已久的事，这里的环境和经济就是要比山区好得多。大姑想到回娘家一趟不容易，总不能空着手回去，说干就干，搞了些棉花，开始天天纺线做女红，母亲帮忙织了一机又一机子粗麻布。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夏天很快过去了，又到了十月份了，天气渐渐地凉起来了，人们开始穿夹衣，也有人陆续开始换穿棉衣了。大姑母女俩还穿着单衣单裤显得很冷，她回娘家已经快半年时间，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也应该回去了。大姑终于决定回山里去了，去了一趟集市买了一个铡刃，裹卷在布里用包袱包好收拾停当准备上山回家了。还有三天就要离开娘家回西山去了，大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发泄了出来，每天晚上坐在屋里扯出长长的声调凄凄惨惨、昏天黑地地放声痛哭起来，哭啊哭啊，哭她的青春，诉她的艰难，流不尽的辛酸泪，说不尽的伤心事。走也不易，留下更不易。那边是她的家，有她的丈夫和女儿，这边是她的娘家，是她的故乡，有她的父母和弟妹，两边都撕扯着她的心。她为何要飘零那么远，为什么不能像碎姑一样留守在父母的身边？二十三年才回一趟娘家，下一次回娘家还不知在何年何月。大姑痛哭的时候，其他人都默不作声，不知怎么劝她，只有伯父忍不住上前劝解即将回去的姐姐：“姐呀，你哭什么？你别哭了，你这样哭我们心里也很难受，大家也舍不得让你走，没有人要赶你走。你以后想来也可以经常再回来，没有人会嫌弃你的，我们以后经常会到山里去看你和孩子的……”大姑听了大弟发自肺腑的心里话，哭得更加悲悲切切了。
明天早上就要上路回去了，那天夜里，秋祥小表姐的手被一只母蝎子狠狠地蜇了一下，疼得她龇牙咧嘴地哭叫。天蒙蒙亮，在一家人的送别声中，伯父背着小秋祥，大姑挎着包裹，姐弟二人步行十里路走到杏林镇。碎姑夫骑着自行车，后座带着碎姑前来与大姑会合送别。几人会合后不久，拦住了一趟从西安发往西山的汽车，大姑终于回西山去了。这一去，大姑绒娃再也没有回来，她永远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这是她第一次回娘家，也是她最后一次回娘家。
大姑回家后不久就怀孕了，第二年分娩的时候难产死了。无法想象她最后痛苦的模样，脸上滚着豆大的汗珠披头散发地在炕上翻来滚去地号叫。在最后撕心裂肺的哭喊和昏迷中有没有喊爹叫娘，有没有叫她的弟妹？我不得而知。但我后来无数次仿佛听到她在喊：爹呀，娘啊，你们在哪里，我不行了，快来救救我！仓娃、热闹、根仓，快来救救姐姐，我很想念你们，快来救救姐姐，你们快来呀，快来呀……
因为大姑死的时候年轻，肚子里还有一个未生下来的孩子，还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来不及通知我们这边，大姑很快就被简简单单出了殡，下了葬。
后来，西山那边来了信，才知道大姑在难产中死去已埋葬，一家人悲痛不已。祖父捧着信，站在院子里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直不停地“嗨！嗨！嗨！”直叹气。他再也见不到他的大女儿绒娃了，再也见不到了。后来，西山那边又来了信，说西山大表姐秋茫也死了。至此，遥远的西山那边也就只剩下小表姐秋祥一个我们王家的骨血。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祖父母相继过世，父亲两兄弟也树大分杈分家另过了，我们兄弟姐妹相继出生。渐渐懂事之后，相互之间聚在一起也会议论，西山那边有一个大姑家，有两个表姐，大的叫秋茫，小的叫秋祥，大姑和大表姐都死了，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总觉得很神秘，西山在哪里？距离我们远吗？那边的山高吗？那边的吃水也像我们这边这么难吗？那边的地是平的吗？那边每家也有架子车吗？那边小孩子读书的课本也和我们学校老师发的一样吗？问大人，大人总不愿多说。谜一样的西山，谜一样的大姑家。那时我们两家住在老庄子西北角城墙根下，已分家另过的两兄弟是隔壁，门口的街道向西是死胡同，有一排不高的土墙挡住了去路。土墙外是城壕，也就像西安的护城河一样以前是放水阻挡外敌进攻用的，很深是不能下去的。天长日久，那道土墙也成了颓垣断壁，两堵墙的缝隙出现了一个大豁口。春夏秋冬，天晴时的傍晚，红彤彤的晚霞就从那豁口外照射了进来，映红了门口的树木和墙壁，我们兄弟姐妹就会不约而同地拥到那豁口处，爬上去挤着脑袋向西眺望，那黛青色的山脉，红红的半边天，太阳落山处，西山大姑家是在那里吗？当时幼小的我们就固执地认为太阳落山的地方就是西山大姑的家。甚至从土墙豁口处吹进来的西风，也认为是从大姑家那里吹过来的，美美地用鼻子吸了又吸。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晚霞照射过来的时候，我和三姐晓琴一块走过去，我站在那里，头从豁口处伸出去，她干脆爬上去，跪在墙上，两手扒住那豁口两边的土墙，迎着西风眺望的时候，三姐虔诚地轻声喃喃自语：“西山，有个我大姑呢。”
大概是一九七四年的春天吧，忽然有好几天没有看到伯父，后来听大人笑着议论说伯父去了一趟西山大姑家，快要回家时候，天气突然下雨变冷了，秋祥表姐赶紧取出姑父的棉袄给她大舅穿。我很想再听他们议论西山大姑家其他的情况，我有太多的疑惑想知道清楚，但他们的议论戛然而止，没有下文了。于是我天天盼着见到伯父，想到他看到我的时候，会告诉我他去西山大姑家的一切。终于有一天傍晚，我站在家门口，伯父回家从我旁边经过，他平时很威严，不大和我们说话。他看见我，没说话，很严肃地从我的身旁走过去，我也就没敢再吱声，只能把好奇心硬生生地咽到肚子里去。
后来，兄弟姐妹渐渐长大，兄弟们都陆续娶了媳妇，姐妹们都陆续出嫁了。为了生计，为了房子，为了票子，为了孩子，忙得像上足发条的闹钟一样转动，每个人都不停地劳作奔波。后来，我们村集体搬迁，迁离了原来西北角城墙根下那座老宅，那个晚霞的憧憬也就再也看不到了。很少有人再提起西山大姑，甚至一九八四年伯父去世的前后，也没有看见大姑家的人来过一趟。再也没有人提起西山大姑家那边的事，西山大姑家被我们这边遗忘了，就好像压根我们家从来就没有这门亲戚一样。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之际，在又一个龙年，一九八八年，石破天惊，沉寂多年的西山大姑又神奇地“复活”了，西山小表姐秋祥第二次来到了她的舅家。她带着外甥，根据童年时代的记忆，坐长途汽车在扶风的杏林镇下车，顺着公路向西南步行十里路翻过一个沟，上了小沟坡后顺着大路向西走，进了我们夹道村的地盘，走进上刘村打问，很多人都摇头不知道。后来一个年长的老大爷根据她的讲述，觉得与王家村的我们家情况比较吻合，就把她们母子二人带了过来。至此，阔别三十六年后，秋祥表姐终于第二次踏进了舅家的门。
无法揣测她当时复杂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没有亲眼看见到她三十六年后再一次见到她大妗碎妗和碎舅的动人场面。最让人感动的应该是她和我父亲见面的场景，舅甥是否抱头痛哭，父亲是否老泪纵横，看见了秋祥，是否想起他苦命早逝的大姐？秋祥是大姐的生命在这个世界的延续，秋祥这次安然无恙地回来，她的心里会有太多的感慨和欣慰。沧海桑田，当年的几位长辈，外公外婆和大舅都已离世，二十七岁的碎舅变成了眼前这个六十三岁的老头子。她又见到了我们家很多新的面孔，表弟、表妹、表弟媳妇及表侄表侄女一大家子二十几口人。我后来回家也终于见到了她，我的西山小表姐秋祥，胖胖的，矮矮的，憨憨的，很结实，走路一副山里人的样子。她现在也是四十五岁的中年女人，四个孩子的妈了。她激动地说，看到我的父亲，就认出是她的碎舅。看到伯母，就认出是她的大妗子，像她妈一样，瘦小低矮。哦！我恍然大悟，大姑的样子原来像我的伯母一样瘦瘦小小，在我的心目中第一次对大姑绒娃的轮廓有了印象。她还说，看到我的母亲，也认出是她的碎妗子，碎妗子是大个子，当时刚娶进门的新媳妇，还没有娃娃……
困扰了我多年的西山大姑的谜团，因表姐的到来真相大白，一层一层地被揭开。原来大姑的家在陇县的温水乡，陇县以前叫陇州，古时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驿站，是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再往西往北就是甘肃的华亭了，并没有出陕西省。以前我一直以为大姑的家很远很远，在甘肃、内蒙古、宁夏一带那个很遥远，很贫困，很偏僻的地方。陇县不远呀，现在归宝鸡市管，从我们家乡杨凌，向西经过扶风、岐山、凤翔、千阳，再向北走就是陇县了。当年大姑去世后，小表姐还小，大表姐又出嫁了，姑父又续了弦，新进门的女人带来了一个男孩子，他比表姐年龄大，这个男孩子的祖籍在扶风法门镇，父辈也是逃荒过去的。这对异父异母的兄妹长大成人后，由长辈做主圆房做了夫妻，这个男孩子就做了我的表姐夫。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不负众望，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俩儿俩女。两个儿子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团团圆圆，皆大欢喜。感谢天感谢地，大姑父这边的香火终于有了延续，他和大姑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得到安慰了。而大表姐秋茫出嫁后，生了三个女儿，后来又抱养了一个儿子，可惜她随后不久就病逝了，这次随表姐而来的这个小伙子就是大表姐抱养的那个儿子。
从此，我就知道大姑家在陇县，以后碰到别人聊天时说到陇县，我总会忍不住凑过去说，我有一个大姑家在陇县，随之就会讲起横跨了快一个世纪的大姑的故事。有时我觉得自己很好笑，简直就像《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不停地对别人讲阿毛的故事。这种朦胧的心态使我渐渐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趟陇县，去一趟表姐家，去看看当年祖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也去给未见过面的大姑上一次坟。
二十年又过去了，伯母也于十一年前跟随伯父去了另一个世界，碎姑父姑母也相继做了古，父亲也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母亲也进入古稀之龄，我们兄弟姐妹也都进入中壮年。西山秋祥表姐也已经六十几岁了，她现也应该是儿孙满堂，享尽天伦之乐，很幸福、很平淡地生活在他们那个小山村里。
秋祥表姐！兄弟姐妹们经常会时不时地提起你，惦记你，你现在还好吗？祝你和姐夫两人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一路平安！
二〇〇九年九月六日于昆明昆阳镇凳子万岁（二）凳子万岁（二）
一九七一年春天，我在我们村的夹道学校上三年级，记不清什么原因，有一天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杨文琴。其实同学们对她并不陌生，早在一、二年级时她就曾经教过我们，后来因怀孕要生孩子回去了。这一次教我们的另一位女老师又因什么原因要离开，杨老师的孩子也刚好长大一些了，大队又把她找回来做我们的班主任。
那时我们的桌椅很烂很破旧，高低不等大小不一，而且几乎每张桌子的桌面上都有大小不等的洞。我们坐的凳子很奇特，凳面很宽很长。按一般的规律，一张桌子坐两个人桌椅不够，老师就一排三张桌子并在一块，放在中间，两边靠墙的地方走路，一排坐八九个人，这样的做法也解决了问题还维持得不错。
那时候还没有改成春季制，杨老师再次给我们当班主任的时候已是三年级的第二学期了。她来后，要改变学生缺桌椅的这个现实，决定桌子两边靠墙，长板凳放在中间，重新按大小个子排座位，排到座位靠桌子的从自己家里拿椅子，排到趴长板凳的从自己家里带小板凳坐。我们那个教室是东西方向，黑板在西，所以我们都面朝西坐。我被排在第一排北边靠墙桌子外边的座位，和我同桌的是女同学刘秋养。这样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从家里自己带凳子来坐，这可难住我了。问题确实很严重，自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没有一人坐无背或有背的高椅，小矮凳倒是有几只，但我的要求是高凳。倒是我家上房的木阁楼上放着的长条木凳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样的长条木凳我家有两只，直到现在还放在我家木阁楼的杂物间。它是祖上留下的还是祖父这一代做的，我就不知道了。那只长条木凳一个稍微高一点，很结实，一只稍微矮一些，破旧一些，时代久了，凳面有许多划痕，并且一边的一只腿老是会掉下来。不过找个木匠稍修一下，不挪搬的时候还是能用的。其实这两只木凳原来是四只——两对，伯父和父亲分家的时候，为了显示公平，各拿一大一小，所以伯父家和我们家有一模一样两只凳子，现在分给伯父的那两只凳子留在五弟岁林家。
座位排好以后，同学们把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凳子都带到了学校。同桌秋养如期也从家里带来了一只高凳子，优哉游哉地坐着很舒服。恩世从家里带了一只长条木凳，因同桌从家里也带来了一只高凳，坐在外面的他就把凳子的另一头斜着塞在桌子底下，这也解决了问题。最让我羡慕的是菊霞她爹仲强老五，把一把漆得红艳艳的新靠背办公椅送到教室里来，众目睽睽下在全班同学面前亲自放在女儿的座位上让她坐好才离开，进教室的时候还边走边说：“我娃念书要椅子，我不能亏了我娃……”当时我很感动，也很羡慕。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场景我都感动得掉眼泪，那个疼爱他子女的好父亲仲强老五现在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座位排好以后，没有老师的同意，不能调换，同桌的另一位同学带了长椅子对方不同意也不能两人共用。
那时当家的父亲四十六岁，子女多，不大会做庄稼活，在生产队经常挨队长骂，被人歧视看不起，挣不到高工分。由于生活压力大，脾气很暴躁。我很畏惧父亲，很不情愿招惹他让他骂，对于学校要带凳子的事，害怕给他说，也极不愿给他说。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看着他的脸，嗫嗫嚅嚅给他讲了，问题没有解决，还会被他倒回来骂个狗血喷头。我想到了家里那只旧长凳，偷偷攀着木梯，爬上了木阁楼，看到它确实是放在阁楼上，凳子上面放了半布口袋粮食。我下阁楼以后就对母亲说了学校要求学生自己解决凳子的事，也说了我已经看过了阁楼上放着的那只旧长凳子。母亲面露难色，沉默不语，苦笑着摇头叹息。慑于父亲，她也不敢私自做主去把凳子上的半口袋粮食取下来，把凳子交给我让我拿到学校去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我也有凳子坐了。母亲的态度让我失望极了，我很自卑很自卑很自卑！很沮丧很沮丧很沮丧！！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连母亲都没有这个胆量，我更不敢动那只长凳了。我不想挨父亲恶毒的咒骂，不想看他那张凶神恶煞的面孔，最终也就没有直接向他提出老师要学生自己带凳子的事。
排座位的第二天，我就开始站着上课，最初几天还有几位和我情况一样的同学，过了几天，全班就只剩我一个人站着上课了。站着上课的那种痛苦的滋味我就不在这里详细描述了，对我文章感兴趣和我有同样经历的朋友慢慢去体会那种酸楚和无奈吧。
讲桌下放了一只凳子，是学校专门配给杨老师坐的，有时我实在腿疼得受不了，就把它拿来坐会儿。杨老师有时看到了，也不批评我，也不索要回去。我自己也很要强，觉得不好意思，不想让其他同学说我占学校的便宜，享受特殊待遇，还是尽量能不坐就不坐。每次下课后，就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歇会儿再上下节课。
这样坚持了大概有半个月左右，终于有一天，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超过了我的极限，我崩溃了，发高烧，咳嗽、呕吐、四肢无力，没有食欲、昏昏沉沉。我病倒了，不能去学校站着上课了。
杨老师通过同村同学打听我生病没去学校，也大概知道由于因学习环境不好，长期站着上课的原因生病，就调换了我的座位。把我调换到中间趴凳子，并且在我还未痊愈回学校上学之前，就通过同学找到了和我在同一学校上五年级的三姐，她从家里要了一只矮凳子拿到了学校，放在了我的长凳位置。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下午，我恢复得差不多了，病恹恹地背着书包去学校。刚一踏进教室，同学们都高兴地一起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抢着对我说：“柏林！你病好了呀，老师给你调换了座位。看！在这里。”热心的女同学琴琴还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新座位跟前去。
我的新座位在第三排，一条长凳子坐五位同学，我的座位就在中间，我的座位叫作桌面的凳子上有一大段空当，没有放书包和书本，底下放着我家的小板凳，静静地等着我的回来。
……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坚强而自信的男子汉，写这篇到动情处的时候，我流泪啜泣了。为什么我说不清楚，也找不到原因。不管过去有多辛酸，现在有多艰难，未来有多遥远，皈依佛门的我都会用很平和的心态去面对。
二〇〇九年九月七日于昆明昆阳镇寒冬冷暖寒冬冷暖
前一篇记述了凳子的故事，在后来的上学期间还因为凳子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就把前面那篇取名《凳子万岁（一）》，这篇取名为《凳子万岁（二）》。
……
三年过去后的一九七四年，我已经由九岁的儿童成长为十二岁的少年，不过发育很迟缓，干瘦干瘦的还像个儿童。那年我家有一把钢卷尺，我拿着卷尺量过来量过去，身高只有一米三三。为了教育的需要，那时候已经将秋季制改成春季制了。那年开年过后，我和一帮同学一起来到相邻的曹家大队学校上六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初一。
当时到曹家学校去上初中的学生有三四个大队的学生，我们夹道大队的一、二、四队的学生，毕公大队的学生，段家公社青龙大队青龙庙村的学生，还有就是曹家本大队的学生，集中起来以后有九十多人编成两个班，我被分在六二班。
我们的新班主任张老师，应该是个刚结婚不久的年轻小伙子，我觉得当年他有二十五六岁，听说他毕业于凤翔师范。他家在我们公社东南方向的另一个大队。他瘦瘦小小的，穿衣打扮很干净，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颧骨很高，眼睛很大，鼻子很大很肉，直而长，有点鹰钩，有一张阔嘴，皮肤青白，毫无血色，脸颊消瘦，下巴很尖，应该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倒三角的脸形。用两个字形容他当年的形象最恰如其分了，就是清瘦。他的另一个特点是烟瘾很大，时不时看到他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支烟捂住嘴巴在吞云吐雾。细长白皙的两根手指被烟熏得发黄，他的嘴唇也由于长期吸烟的原因呈黑青色。为什么我要把这位张老师描写这么多，是因为我对他印象太过深刻，在我求学的少年时代，他的所作所为，让我对人民教师的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德行大打折扣。
那年我和发小虎良同桌，虎良和我同一个队又同岁。我们俩辈分是叔侄，我是叔他是侄。我们个子高矮也差不多，从小学一年级读到六年级一直在一起。我们俩年龄小，个子矮，理所当然排在前排。刚开始我俩坐在中间，半学期以后，考虑到学生视力的需要换到南边靠墙的第一排，我靠墙，他靠外。教室还是东西走向，学生面朝西。
有一天早上我们来到学校后，意外的是我们俩所坐的凳子不见了，空荡荡的就一张桌子摆在那里。这可怎么办？惊讶慌乱之余，有同学给我们小声透露，说是后排大同学的凳子坏了，欺负前排小同学把我们的凳子拿去坐。其实我们坐的凳子我们认识，现在就坐在那个同学的屁股底下。那个男同学坐在后面对着我们阴阴地怪笑，那种似笑非笑、皮笑肉不笑的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似乎在说，我就抢了你的凳子，你能把我怎么样？你再皮干看我不打你。因惧怕挨打，我们不敢吭声，只能求助于班长。班长也是势利眼，不愿去得罪人，谁管你那个事呢，又不是他没有凳子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管。
这下怎么办？只有求老师来解决了。那时我很自卑，胆小怕事，不敢去找班主任。虎良和我一样，看我不敢去，他也不敢去。那就只有等老师上课的时候发现给解决问题了。
很快上课了，第一节课不是班主任张老师带的语文课，是由其他课的老师上的。当那位老师走进教室看到班长例行喊“起立，坐下”后，看到我俩并未坐下而是站着上课，吃惊地看了我们一眼，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就像没有看到，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开始上课。他不是班主任，这种麻烦棘手的事情只能由班主任来处理。
终于等到第二节课班主任张老师来上课了。当班长再次喊“起立，坐下”后，他看到我俩站着未坐下，吃惊地看着我们。知道我俩没有凳子坐，就问，你们怎么站着上课，凳子哪里去了？虎良看了看我，不敢说话。我不敢告诉他实情我们的凳子被人抢了，嗫嗫嚅嚅地回答说是我们早上来学校之后，凳子就不见了。我想张老师既然过问此事了，他又是班主任，肯定会管此事，只要有凳子坐就可以了。我也不想把那个恶同学说出来，他如果受了批评，以后还会找碴来打我们。谁知班主任张老师接下来的反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句话如晴天霹雳，震得我目瞪口呆，我直到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作为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事。也就是从那天开始，虽然他比我大，是我的老师，但我觉得他再才华横溢我都鄙视他，我隐隐地恨他，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世不适合做教师这个职业。作为一名教师，不管他的教学水平有多高，知识有多渊博，他不去呵护自己的学生，不用心去爱自己的学生，就是不称职的教师。这也许是他失败一辈子的根源所在。
当时他听了我的诉说，愣在讲台上，迟疑片刻后，目光逐渐地由吃惊变成了鄙视、嘲笑。看到这种吃人和寒冷的眼光我就知道恶魔的屠刀举了起来，我们被判了“死刑”。“谁管你们那个事呢！”他拖着长长的声调，轻飘飘地说。
教室的空气就凝重紧张了那么片刻，张老师的话引起了其他同学一阵窃笑。这种寒心的话就像当头一棒，打得我就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样，马上就蔫了。刚才还满心希望他会主持公道，给我们解决凳子的问题，万万没有料到会是这种结局。我就像被人恶狠狠地抽了几耳光一样，脸上在滴血。我无地自容，我欲哭无泪，恨不得当时地面上突然裂开一条缝，我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后来，他把偏向右边看我们的那张瘦脸拧正，面向正东方，开始讲课，再也没有把目光扫过来看我们一眼。
下课铃声响了，他最后一次把脸向右偏看了我们一眼，还是那种鄙视的目光，不过脸色没有刚上课时那么发红了，恢复了青白色，说了声下课，向左转，大踏步地走出了教室。
再后来，我们这种站着上课的时间持续了多长时间，最后怎么解决了凳子的问题，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
……
时光荏苒，当年的老师现在都已经基本退休了。前不久在五泉的集市上碰到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的同学撑祥，他也是凤翔师范毕业，现在就在我们家乡杨凌区的教育系统当老师。议论起以前老师的近况，谈到了张老师，撑祥叹一口气，说张老师已经退休回家，晚景堪怜，有一个儿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夭折了。我默然无语没有再让他说下去，换了别的话题。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二日于昆明昆阳镇放鸽子放鸽子
十五岁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跟着父亲步行去县城。我不喜欢和父亲在一起，但我别无选择。
县城在我们家乡西北方向约三十里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去县城，很新奇很激动。半月前的一天，我在茂陵学校上高二（以前叫农技班），县文教局派了一位工作人员带着介绍信找到校长，说是今年恢复高考，要从还未毕业的高中生中选拔学习好的学生去参加高考。那一年是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学制由春季制要恢复成秋季制。上高二的学生不能算应届毕业生，再延长一学期要到一九七八年夏天才毕业。已经毕业快一年的七六届高中毕业生才算应届。
我们农技班由一九七六年初建班时的七十名同学，已经流失到只剩下三十几名。像春风吹进死水潭一样，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扶风县文教局还知道在五泉公社茂陵学校有一个由农技班改成的高二班。学校马上组织考试，在杂草中寻找中草药，在矮人堆中挑高个儿。按学生人数比例，在其他同学羡慕的眼光中，我和高新强被选中了。当年的班主任马老师马建儒，很敬业很热情也很爱自己的学生，一切要参加高考的报名手续都由他来督办。因为时间催得急，从来就没有照过相的我，赶紧步行到十里以外的绛帐火车站照相馆去照相，当时的照相技术和条件要等一个星期才能取出来。费了一番周折，总算赶到上交报名表之前拿到了相片贴了上去，没人告诉我要摘掉帽子，照相馆的师傅也不提醒，最终拿到手的是戴着帽子的一寸半身相片。
不久，准考证下来了，马老师把准考证交给了我和高新强，我俩被分在扶风县城的五七中学考场，而其他由各大队报名的考生都分在家乡附近的杏林高中和绛帐高中考场。马老师告诉我俩要准时去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只是没有告诉我们去县城考试两天食宿怎样解决。
我当时很天真很幼稚，认为从各大队报名的考生没有经过选拔很随意，不管你以前学习好坏，基础怎样，只要你愿意报名，都会拿到准考证去考试的。而我俩是经过选拔出来的，是人才，又被重点放在县城的重点考场，我们考中的可能性要比他们大，几乎可以说是稳操胜券了。我们考试的条件要比他们好，我们去考试县上肯定会提供住的地方。拿到准考证后，我整天翻过来翻过去地看个不停，兴奋得整夜整夜睡不着，做梦都在想着坐在大学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的样子，憧憬着看到亲朋好友及乡邻同学羡慕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笑着从梦中醒过来。
那天，我和父亲背着两个书包，我背着的书包里是复习资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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