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迅雷 等
出版社：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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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战略研究试读：
新金融书系
中国的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新金融”的历史，金融业的版图无时无刻不在演变、重塑。不断革新的金融工具、运行机制和参与主体塑造了不断变化的金融业态和格局。理念与技术的创新在推动金融结构演进、金融改革深化的同时，也为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新金融书系”是由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hanghai Finance Institute, SFI）创设的书系，立足于创新的理念、前瞻的视角，追踪新金融发展足迹，探索金融发展新趋势，求解金融发展新问题，力图打造高端、权威、新锐的书系品牌，传递思想，启迪新知。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致力于新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研究院成立于2011年7月14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hina Finance 40 Forum，CF40）举办，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研究院的宗旨是：探索国际金融发展新趋势，求解国内金融发展新问题，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努力提供一流的研究产品和高层次、有实效的研讨活动，包括举办闭门研讨会、上海新金融年会、互联网金融外滩峰会，开展课题研究，出版《新金融评论》、新金融书系等。“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论坛由40位40岁上下的金融精锐组成，即“40×40俱乐部”。本智库的宗旨是：以前瞻视野和探索精神，致力于夯实金融学术基础，研究金融领域前沿课题，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
本书课题组
课题顾问：郑扬
课题负责人：李迅雷
课题组成员：李明亮 吴一萍 陈久红 周洪荣 朱蕾 周缘 张来军 蔡李幸男 范晓轩 周新辉 王旭 李争
序言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近年来，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指导下，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始终坚持以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核心，以金融改革创新开放先行先试和营造良好金融发展环境为重点，金融业保持持续较快发展，基本确立了国内金融中心地位，初步形成了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十三五”时期是上海到2020年 “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定性阶段。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处在由内向外的开放创新期、由扩大规模到注重质量的结构转型期以及由集聚资源到提升功能的发展升级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既有重要机遇，也有风险挑战。我们要审时度势、加强统筹、科学谋划、协同推进，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破解前进过程中的各种难题，努力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目标。“十三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建设要坚持以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为方向；坚持以人民币产品市场建设为核心；坚持以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为突破口；坚持以科创中心建设和“互联网+”为新动力；坚持以服务“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为切入点。不断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扩大金融对内对外开放，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优化金融发展环境，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显著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配置全球金融资源的功能和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力和全球影响力。到“十三五” 期末，上海要基本确立以人民币产品为主导、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全球性金融市场地位，基本形成公平法治、自由开放、创新高效、合作共享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入世界一流国际金融中心行列。
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战略研究序 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包括金融业界专家学者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积极参与、出谋划策。由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先生主持撰写的《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战略研究》一书，可谓恰逢其时，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贡献了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本书理论研究扎实，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不仅从经济学和金融学角度对国际金融中心进行了分析，而且从空间经济分布、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外部经济等方面对金融活动集聚现象进行了解释。同时，本书对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巴黎等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深入分析，资料丰富、数据翔实，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实践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本书对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研究视角独特，重点关注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形成机制和国家角色等重要因素，切实把握了问题的关键，研究提出“十三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战略相关建议，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有识之士积极建言献策，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2016年2月25日
内容提要
本书认为，从中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际来看，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对我国抓住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期，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已有的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和金融学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如从空间经济分布、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外部经济等方面对金融活动集聚现象进行的理论研究。本书分别对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巴黎等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过程、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通过相关指数来分析上海与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
2020 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目标：资本项目基本完全开放,建成全球最重要的人民币金融循环枢纽和人民币定价中心,初步形成以SCHIPS为基础的人民币清算中心,成为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到“十三五”期末，上海金融生态环境的各项指标将获得长足进步。到“十三五”期末，上海金融市场将建设成为和所设定赶超的国际金融中心目标相匹配的规模、广度和深度，上海金融市场在全球排名前五，在亚洲超越新加坡和香港，达到和东京基本相当的程度。到“十三五”期末，上海金融机构无论数量还是实力均可与新加坡和香港比肩，大量知名国际国内金融金融落户上海，上海金融机构家数从现有1400家增至2200家。“十三五”期间，网络金融、科技金融、贸易金融和航运金融等特色金融将获得快速发展，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203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总体目标：基本形成以国内经济和金融总量为基础的、与纽约并列的全球两大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并成为人民币定价中心、人民币资产管理中心和人民币国际清算中心。到2030年上海金融市场将跨入全球前三的行列。
结合上海实际，综合本书研究成果提出了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上海市政府主导作用，以完善上海金融生态为核心，以完善上海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创新、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市场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等为两翼，以上海自贸区建设为机遇，以上海产业升级为基础，以超常规发展上海金融业为抓手。
本书创新点:第一，本书对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巴黎等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深入分析，资料非常丰富，历史数据非常翔实，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实践意义。第二，本书对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研究时，重点关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历程、形成机制和国家角色等几个方面，比较好地把握了问题的关键。第一章引言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活动高度聚集的区域，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并能充分高效地满足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发展，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国际金融中心在政治与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导致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也在加剧，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各国争夺世界经济发展主导权的竞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各国对国内和国际金融管制的放松以及金融创新的涌现，金融全球化进程首先从发达国家开始，之后又渐次影响到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老牌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等在全球资本流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而一些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如东京、香港、新加坡、芝加哥等也借助各自独特的竞争优势在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家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阻碍经济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藩篱越来越少，世界经济竞争的主要形式已经从国家间的竞争转变为以国际金融中心为首的大都市圈之间的竞争。进入 21 世纪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竞争越来越激烈。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国际金融中心演进的规律来看，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国家内都会形成服务于本国经济对外交往的国际金融中心。可见，建设一个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国利益、保障我国经济安全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金融中心势在必行。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结构化调整的必然产物。应对不断提高的金融资源整合效率需求，国际金融中心应运而生。金融已成为现代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金融上的话语权与经济地位不相称，部分原因是中国缺乏像伦敦、纽约和东京那样的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经济大国，要确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成为经济强国，不仅需要主动参与全球金融业活动，而且更需要成为国际金融活动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然而中国是否具有成熟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其能否成为世界金融舞台主导者的关键。
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活动的集聚地，也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参与全球资源分配的控制中心，世界各国和地区均把建设或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和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十三五”期间，中国要保持世界公认的“经济大国”地位，并实现“经济强国”的战略目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与完善至关重要、关乎大计。总体来说，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在加强资源有效配置、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助推金融创新及科技金融发展等多方面具有显著且无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中国经济已告别两位数高速增长时期，面临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和增速放缓的换挡期，国际金融中心意味着高度密集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强劲的资金融通和集散能力，并在国际资本的流动、定价与交易等领域取得主动权，以此为区域间经济贸易的高效率交易提供重要保障，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高效的资源配置，推动国内产业升级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基于实体经济不断新增的金融服务需求及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多元化需求，金融创新力度将进一步加大，金融改革进程将进一步推进。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创新，加大支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力度，构建普惠性创新金融支持政策体系；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契机，推进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金融资源高效配置、金融市场深度融合；为家庭财富提供更为多样的投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丰富投资选择。此外，国际金融中心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贸易和其他行业的商业活动，密切联系国内经济与区域经济、全球经济，加深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促进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
上海在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及经济发展模式成为了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不二选择。目前，上海已基本形成了金融业多元化的市场体系和格局，也是国际上承认的金融业发达城市之一。在上海建立一个以长江三角洲实体经济作为支撑、辐射全国乃至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有其独特的优势。既是长江口又是海港的地理优势下依托贸易航运发展成金融离岸中心的可行性较大，在人民币国际地位逐渐上升的背景下，加之现存吸引外资的良好优势，加快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使之成为资本的聚集地，从而抬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时就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进入新世纪后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09 年 3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并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到 2020 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一规划充分显示出国家金融战略中上海的突出地位，绘制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蓝图。
上海除了具备较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业务体系外，还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及先进的现代航运基础设施网络，经济基础支撑强大。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利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有利于推进上海率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率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而推进把长江三角洲经济合作区建设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发展龙头的步伐；而上海经济结构的转变，特别是科创中心的带动力将反过来倒逼上海金融业的创新和发展，为上海建设科技型国际金融中心提供高质量的推动引擎。
从国际地位来看，虽然上海还没有跨入国际金融中心的前列，但其实力是相当可观的。从全球来看，上海和纽约、伦敦相比还有一段差距，但纽约和伦敦的经济空心化严重、实体经济支撑没有上海这么坚实；在亚洲，东京的地位还在上海之上，但日本经济的疲弱不振使其发展后劲不足；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以及金融自由赋予了其强大的优势，各个金融市场齐全，但它对腹地的经济依赖严重；新加坡靠政府支持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正在日渐衰落。相比之下，上海却是蒸蒸日上，金融业在实体经济的推动下不断提高发展速度。从国内来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了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监管部门以及四大银行总部和其他众多金融机构等，北京拥有着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决策中心、信息中心和人才聚集带来的先天禀赋优势。但北京尚未形成自己的证券、期货、黄金等金融交易市场，金融产品较单一，这和上海相比是不够发达的。因此，从国际和国内来看，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蓄发优势是相当突出的，这也正是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所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根本意义所在。
从中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际来看，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等于抓住了经济和金融的“火车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我国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演变，将有助于我们合理把握历史机遇，从而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如何利用上海现有优势以及如何合理借鉴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经验协助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节 主要研究内容及方法一、主要研究内容
第一章主要分析本书的重要意义，并对本书研究内容、方法、框架、创新点进行介绍。本书认为，从中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际来看，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对我国抓住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期，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主要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已有的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和金融学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如从空间经济分布、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外部经济等方面对金融活动集聚现象进行的理论研究。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考察梳理发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国际金融中心成因的研究；第二，国际金融中心量化和指标体系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献数量众多，理论也已较为成熟。相对而言，计量研究的文献为数不多，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也呈单一化，并没有形成能被多数学者接受的结论。
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对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巴黎等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过程、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
第八章主要通过相关指数来分析上海与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
第九章主要对前八章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一些重要结论。
第十章主要结合上海实际、综合本书研究成果提出了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战略。二、研究方法
第一，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还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
第二，采用了实证与规范相结合分析方法，运用实证分析法对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巴黎等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经验进行研究，在借鉴这些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经验提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对策建议时，主要运用规范分析法。
第三，采用演绎法与归纳分析评价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收集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的理论、实践和经验教训及面临的问题等进行广泛的归纳分析，最后又从一般规律的总结具体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对策研究。
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利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er Index，GFCI Index）和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 Index)分析上海和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提出战略对策。第三节 结构安排及创新点一、本书结构安排图1.1 本书结构框架二、本书创新点
第一，本书对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新加坡、巴黎等全球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深入分析，资料非常丰富，历史数据非常翔实，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实践意义。
第二，本书在对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研究时，重点关注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历程、形成机制和国家角色等几个方面，比较好地把握了问题的关键。第二章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的概念界定及理论研究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义
学术界没有对国际金融中心提出统一定义，但是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和内涵的观点基本趋于一致。
从功能角度定义。如 Kindle berger(1974)从功能出发，认为“金融中心发挥交易媒介的功能，并作为不同层次空间的价值存储手段”。饶余庆(1997)也从功能角度提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义，认为“金融中心是一个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群集，并进行各种金融活动与交易的都市”。
从金融市场角度定义。如刘文朝(2001)从金融市场的角度出发，认为“金融中心是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集中，在资金的筹集、分配、流动方面起着枢纽作用的中心城市”。
本书认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从形态上看，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机构、各种金融市场、国际借贷高度集中的场所，位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大都市，通过产业集聚降低成本，提高资金效率；从功能上看，金融中心的主要作用是资金融通，将资金流大量汇集后投入生产，提升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达到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是“金融中介的中介”。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表现在功能和选址两个方面：首先，其功能是资金融通，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作为支撑。其次，它的选址必然是一个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信息技术先进、经济开放度高、制度完善、国际交往频繁的大都市。二、金融产业集聚的定义
一般来说，产业集群的传统定义是，在特定领域内，相互关联企业与机构在一定地域内集中所构成的产业群。其定义更多从存在形式入手，强调空间概念上的集中。本书认为，以地理区位为基础的空间集中仅是产业集群生产组织形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而非产业集群的必要条件。产业集群实际上是以合作网络形式为存在基础的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组织形态。由于组织内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组织中各部门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得以发展壮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分工协作组织安排并非必须具备地理空间上的绝对集中。
金融产业集群是金融企业及相关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在特定的区域内通过市场及非市场联系，形成的相互合作、相互竞争，提高运营效率，共享金融资源禀赋的具有集群特征的产业组织形态，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于金融集聚包含了较多的内涵，理论界对金融集聚尚未有明确的定义。国外学者对于金融集聚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产业集群的研究之中。Kindle berger（1994）从功能角度出发，认为金融中心不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向投资者转移，而且也可以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的存款转移。Pandit（2001）认为，金融流动和集聚的结果是金融服务产业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
目前，关于金融集聚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梁颖（2006）认为，金融产业集聚是各种具有总部功能的金融机构在地域上向特定区域集中，并与其他国际性（跨国）机构、跨国公司、国内大型企业总部之间存在密切往来联系的特殊产业空间结构。黄解宇、杨再斌（2006）从动态过程和状态结果两个角度对金融集聚做了研究，认为前者是指金融资源与地域条件协调、配置、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金融产业成长、发展，进而在一定地域空间生成金融地域密集系统的变化过程。也可看作是金融运动的地域选择和落实、金融效率的空间调整和提高的过程；后者则指经过上述过程，达到一定规模和密集程度的金融产品、工具、机构、制度、法规、政策文化在一定地域空间有机组合的现象状态，并且强调，只有从动态角度定义，才能从本质上揭示其内涵。
本书认为，金融产业集聚是一国金融中介机构、金融监管部门、跨国金融企业、国内金融企业等具有总部功能的机构在地域上向特定区域集中,并与其他国际性机构、国内大型企业总部、跨国公司之间存在密切往来联系的特殊产业空间结构。
通过对金融产业集群演化周期的阶段性分析及对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够得出有关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机制的一些基本结论：（1）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是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受多个因素交互作用影响作出的最优选择，这些因素包括市场、知识、政策、资源和环境等；（2）金融产业集群的形成需要以足够的市场容量为基础；（3）金融产业集群萌芽会在特定地点某个创新企业偶然出现，偶然性的发生是以鼓励创新的环境为基础的，并非完全的随机事件，但是金融集群出现在哪里取决于后来模仿者（进入者）的不断修正，却不是由创新企业的选择决定；（4）金融产业集群真正形成是在萌芽发展到一定阶段，受某个影响因素的微小扰动，金融产业的集聚效应被放大，形成巨幅涨落，导致集群系统发生突变，因此产业集群不可能完全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发展，只能通过相关政策干预部分影响因素，来营造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的环境，并对可能形成集群产业进行引导及培育；（5）金融产业集群演化过程中存在突变性，因此不可能在不同区域间对特定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进行简单复制；（6）金融产业集群演化周期不是完全的连续性路径演化，路径演化中不断存在多路径选择，演化过程也随时可能发生逆转。第二节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
已有的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和金融学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如从空间经济分布、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效应、外部经济等方面对金融活动集聚现象进行的理论研究。通过对现有文献的考察梳理发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国际金融中心成因的研究；第二，国际金融中心量化和指标体系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献数量众多，理论也已较为成熟。相对而言，计量研究的文献为数不多，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也呈单一化，并没有形成能被多数学者接受的结论。一、国际金融中心成因的理论研究
(一)金融聚集理论
金融聚集理论是运用规模经济理论和产业聚集理论，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是金融机构的一个聚集过程，金融机构的聚集产生金融聚集效应。最早的相关文献是英国学者Powell(1915)的《货币市场的演进：1384-1915》，该书描述了银行聚集并集中到伦敦的过程。Vernon(1960)认为产业聚集提供了近距离的交流与沟通的便利，金融机构聚集的原始动机就在于通过近距离的交流与沟通，加强和促进客户关系。金融中心一旦建立，就会显示出生存的巨大能量。这部分是因为习惯的力量、顾客的忠诚或者简单的惯性，但大多是源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所享有的各种规模经济。Arthur(1994)通过路径依赖模型来描述了在外部经济(或聚集经济)盛行的情况下，具体企业定位使得一个区域比其他区域变得更加优越的问题。他认为，对于一个特定种类的金融业务，具有较小优势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更多的银行来操作这项业务，这会使得这项业务对于其他银行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因此也向该地区聚集。这样，规模递增收益有助于一个地理上的“锁定”，这使得一个区域优于其他区域。Deida和Fattouh(2000)发展了一个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和发展，并且用香港的数据来检验。他们研究的主要要素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相对于其国内市场更高收益的能力，这是由于金融中介的规模经济造成的。Pandit等(2001,2002)则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聚集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分析，得出聚集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以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中不同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具有强大聚集效应的金融服务产业成长速度将大于平均值，而且强大的金融聚集会影响其他新兴产业进入的数量。Taylor(2003)指出，产业聚集中协助金融服务中心的相关支持产业有会计业、保险精算、法律、管理顾问业、电脑与软件、广告业与市场调查业、人才招募业、训练教育与图书出版业，这些相关支持产业对金融中心的形成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潘英丽(2003)重点探讨了金融中心的聚集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但潘英丽(2003)同时也指出金融机构空间聚集的负效应。她认为，聚集的负效应带来的不经济主要反映在信息成本的增加、昂贵的办公楼和市场供给能力导致金融业的过度竞争和平均利润的下降。李扬(2003)通过分析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和金融中心的聚集效益得出了金融中心形成的几个基本条件。杨绍辉(2005)采用动态产业集群模型与方法以及经济学原理，通过对金融中心和金融服务产业的研究与分析，说明金融服务集群的经济动因，以及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动态特征。黄解宇、杨再斌(2006)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聚集论在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中的理论应用，并且将金融地理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与金融聚集论结合，融入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
(二)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主要将地理学和金融学结合起来解释国际金融中心现象。区位理论主要从区位与金融业务供给需求、区位与技术进步、区位与金融环境以及区位所在时区优势等方面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分布进行解释。Jean Labasse(1955)最先以地理学的视角涉及到金融中心的研究，描述了里昂地区银行网络的发展以及中心城市间的金融联系。Hepworth(1981)指出，区位优势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依据，并构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条件。Kaufman(2001)指出，金融中心城市或地区的兴起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地方作为主要商贸中心、交通枢纽、首都和中央银行总部所在地的位置变迁以及战争的影响有关。关于金融中心形成的内在原因和区位优化选择研究，Y. S.Park(1982)主要应用了区域经济学当中的区位理论对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进行了细致分析。针对区位理论在聚集经济效应方面的应用进行了扩展说明，他认为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因素有很多，强调了由区位优势带来的聚集效应对金融中心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E.P.Davis(1988)运用企业选址理论对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进行诠释，总结出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架构：金融中心是金融资源、金融机构集聚的中心，金融企业如何选址，关键是看当地的综合条件与其他地比较后能否使金融企业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因此，金融企业在进行区位决策时须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供给、需求和外部经济三部分是影响企业选址的重要因素，供给、需求和外部经济是企业选址的利润最大化模型的理论基础。以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金融中心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形成。信息外溢效应、劳工市场外溢效应、科技外溢效应和中介人的服务需求是向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充分说明金融企业的选址和设立将受到所依附的信息的性质等因素的限制。以上因素决定了金融机构的选址一般会在技术高度发达、生产者服务充裕、专业技术劳工密集的地区。
(三)演变经济学理论
以Thrift(1994)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派运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了金融产业向金融中心聚集的动因，并分析了一个城市能维持长期区域优势的内在原因。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金融产业倾向于向金融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聚集。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信息腹地”论为基础则能很好地解释“路径依赖”优势是如何被改变甚或削弱的。金融中心区内主宰能力的重要指标和金融中心形成的力量主要包括路径依赖、不对称信息、信息流通、信息腹地。Goldberg、Helsley和Levi（1988）认为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水平、金融制度的健全、金融活动的广度。Montes(1999)认为市场和产品的创新来自高水平的经济活动，经济的稳定使那些依靠市场和产品创新的金融中心不断重新巩固自己地位，提高金融中心的发展水平。他强调经济上活跃和强大的金融中心能够更好地引入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有助于开展对金融工具的研究。Gehrig(2000)利用市场摩擦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了某些地理上的聚集趋势和分散趋势并存，其影响因素存在着对金融中心形成的向心因素和离心因素。其中，向心因素包括规模经济、信息溢出效应、市场的流动性。离心因素则是指市场进入成本、政治上的干涉以及地方保护等，这些因素往往造成金融业进入的壁垒，不利于金融中心的形成。Kindle berger (1974)则证明对于几个给定的金融中心而言，其最有效率的结算系统应该是将全部结算活动都集中在一个金融中心进行，这样将用条交易通道代替原来的条通道，从而大大提高结算效率，最大可能地降低成本，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节约周转资金余额，提供融资和投资便利；(2)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3)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共享辅助性产业。
薛波、杨小军（2009）首先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重点利用“路径依赖”和“蝴蝶效应”理论对世界三大传统国际金融中心进行综合考察分析，总结出自然条件、历史人文、生产体系、设施投资等因素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路径依赖与根植于金融中心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因素、制度因素有关，同时外生于国际金融中心的蝴蝶效应则与一国的内外部条件及某一时期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冯德连、葛文静(2004)通过对全球国际金融中心的内在演变逻辑进行分析，总结了国际金融中心成长机制的“轮式模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两种拉力是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动力。供给因素、历史因素和城市因素以及维护金融中心稳定发展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力共同推动了金融中心的发展。唐旭(1996)主要是从传统金融中心历史演变的角度总结了金融中心形成的条件和金融中心的作用，从中得出了金融中心的两种形成模式：自然积聚形成和人为推动形成，在衡量相关条件指标的基础上对我国金融中心的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定。王传辉（2000）首先比较分析了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两种模式：国家建设模式和自然形成模式的，接下来深刻揭示了政府过度干预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负面影响，并针对我国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确定了我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并提出了关于提高我国金融中心竞争力水平的建议。倪鹏飞（2004)从当代金融中心的竞争和发展格局入手，从中总结了国际标准并将空间经济学理论运用于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和竞争的解释框架，进一步运用该框架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经验并提出富有独到见解的政策启示。王力、黄育华等(2004)考察国际金融金融中心的历史演变，并对其运行模式与发展特点进行了总结，最后针对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高洪民（2009）在研究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路径和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并结合金融体系演化的基本规律，重点研究了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中心可能的发展趋势，认为金融体系极化效应的强化是当代金融中心竞争的显著特征，而金融稳定的内生性市场机制是通过实施动态性、主动性的风险管理来实现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后，通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来提升金融机构竞争力，从而有助于推进中国金融崛起的历史进程。二、指标评价体系研究
对金融活动空间集聚现象研究的计量分析起步较晚，一般认为是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开始有较为系统的量化研究。在80年代之前，尽管某些学者的研究中用到了一些数量指标，但这些指标除了数量很少之外，指标在横向、纵向间也没有进行对比，指标的作用是服务于理论分析，因此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定量研究。80年代后，伴随着世界经济金融研究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的热潮，一些研究开始用成簇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和主要因素分析法等一些较为流行的数量方法，来分析世界国际金融中心的层级结构及其产生的原因。
H. C. Reed (1980)试图为金融中心的界定确立一套客观标准，他采用层级研究法对金融中心分级，并运用阶梯式的综合判别法检验，证明形成该类结构的成因。引入了国际金融中心网络的概念，以强调金融中心之间的关系，这套标准被他称为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传统标准。主要特点是把跨国商业银行的总部及分支机构的数目，以及这些银行的外国资产与负债总额、这些跨国银行与本中心和外国金融中心的直接联系作为衡量金融中心发达水平的主要指标。
Choi（1986，2000）等利用最小二乘法和非线性加权最小方差等回归分析的方法，根据 1970—2000 年的数据，把全球最大的300家银行在14个金融中心不同类型的办事处数量以及这些金融中心吸引办事处的理由进行了排名。Yi-Cheng Liu（1997）等在Reed 和 Choi 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层次成簇分析方法和主要因素分析法对亚太地区包括上海在内的金融中心进行了排名并寻找主要影响因素。Hepworth (1991)认为在两个以上大体相当的中心互相竞争的国家中，贸易和政治决策的优势等导致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只剩下一个金融中心，甚至每一时区、大洲（美洲、欧洲、亚洲）都只留下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中心，主要的中心旁边可以存在次中心（离岸金融中心）。
饶余庆（1997，2003）精选了24个经济、金融环境指标，对世界各金融中心城市进行了比较、分析、打分、排序，结论认为香港当前的定位是亚太地区第二位、全球第六位的金融中心城市，并且提出了6个量化指标来衡量一个城市是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胡坚、杨素兰(2003)首先将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运行因素分为经济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三类，通过分别讨论三类因素的基本特征来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运用经济指标、金融指标和政治指标的主要代表性变量进行回归实证检验，并检验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胡坚、杨素兰（2003）构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评估指标体系，并利用1998—2000年纽约、东京、伦敦、新加坡、香港、汉城、上海和泰国8个城市和国家的数据，通过回归和参数检验的方法，从实证和统计的角度检验该指标体系对国际金融中心评估的显著性。李虹、陈文仪（2002）研究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条件和构建金融中心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主要选择了几个代表性变量：金融国际化指标、金融规模指标、金融效率指标、金融安全指标，其中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指标是评价金融中心的根本性指标，金融国际化指标主要指金融人员国际化，金融制度、法令国际化，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组织国际化，金融国际化指标体系的建立对于分析、研究金融中心竞争力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陆红军(2007)根据金融中心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设计了一套国际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主要对6个金融中心城市进行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总结关键要素与核心指标，并运用案例客观、系统地分析了伦敦、纽约、东京、新加坡、香港与上海的金融中心竞争力等级、现状及趋势。黄蓉(2007)利用1998—2000年的数据对18个国际金融中心与6个非金融中心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得出结论：金融部门产值贡献率与股票交易额/GDP对度量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水平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20世纪末期，随着波特竞争力学说影响力的扩大，用竞争力指标设计来研究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也日益显现。其中较为知名的有伦敦金融城Z/Yen研究咨询公司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纽约企业家联合会和普华永道公司联合发布的“21 世纪商业竞争指标”，以及麦肯锡顾问公司出具的相关专题报告。其中以伦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较具影响力。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通过上述综述可以看出，国际金融中心研究是一个带有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战略性、政策性、专业性、综合性很强的前沿课题。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不仅仅是金融学科或金融发展学领域的事情，而且还涉及到了产业聚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统计理论、计量经济理论、地理学、信息理论、区位选择理论等，体现了它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理论领域。中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对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影响因素、竞争力水平的度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上述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都结合了时代的特点，在一定的国际经济金融背景下，运用自己学科研究的新情况对国际金融中心产生的原因或发展因素进行了分析，从一个侧面分析和揭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和发展，为探索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挥功能作用提供了多角度、多层次、丰富的参考资料，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调查法、比较法、对比法、历史法、数理分析等比较全面方法。从研究的角度上看，学者们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领域不同的视角出发研究国际金融中心产生的动因和影响的主要因素，并通过指标和调查分析对国际金融中心进行了排序。这些理论成果为国际金融中心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上述研究还有未研究的方面：
第一，侧重对国际金融中心中的金融中介的研究，对国际金融中心中的金融市场研究不足，而金融市场恰恰是当今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发挥的核心场所。
第二，侧重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指标体系、世界金融中心排名的研究，缺乏对国际金融中心功能的研究。第三章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经验研究第一节 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概况一、纽约金融业市场概况
纽约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其金融业市场业务种类非常丰富，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信贷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规模均居于全球首位，与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纽约在很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纽约是美国的银行中心。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球排名前十的美国银行中位于纽约的银行往往有五家以上。根据美国联邦金融机构稽核理事会公布的数据，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纽约州银行业资产总额占美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20%-25%。在吸引外资银行进入方面，纽约也显示出巨大的优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纽约外资银行的数量占美国外资银行数量的40%之多，纽约外资银行的总资产占全美外资银行总资产的70%之多。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2013年全球银行排名，核心资本实力排名全球前十的银行中有四家银行来自美国，分别是摩根大通银行（排名第三）、美国银行（排名第四）、花旗集团（排名第六）、富国银行（排名第八），其中，摩根大通银行、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总部均位于纽约。2013年，美国各家银行的总利润为1830亿美元，占全球银行总利润的20%，而欧元区银行总利润在全球银行总利润中仅占3%，由此可见，美国银行业仍然保持着非常强劲的势头。
纽约也是美国的外汇交易中心。外汇市场是通过电子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无形”市场，各类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是外汇交易最大的交易主体，在外汇交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纽约是美国的银行中心，而多数的外汇交易是通过纽约的银行进行交割和清算，因此，可以认为，纽约也是美国的外汇市场中心。
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金融监管的放松、金融创新、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金融行业的证券化趋势为美国证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直至今天，纽约的证券业在金融业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其吸入就业人数和产出不断增加。纽约证券交易所二十多年来始终是全球最大的股票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总市值、成交量、投资者数量均是全球各交易所中数量最大的。
纽约的银行业、证券业、外汇交易在美国金融市场均处于最领先的地位，纽约金融市场上唯一处于劣势地位的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因为金融衍生品最早在芝加哥出现，美国金融衍生品的开发和交易主要在芝加哥交易所进行，芝加哥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衍生品交易所。纽约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在纽约期货交易所进行，相对芝加哥交易所而言，纽约期货交易所的产品种类和成交量都要逊色很多。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伦敦金融城于2007年3月发布了第一份《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GFCI），随后每六个月发布一次。根据伦敦金融城于2014年9月发布的第1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一，位于纽约之后的三位分别是伦敦、香港和新加坡。第1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从商业环境、金融部门的发展、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声誉及其他五个方面来综合评价各国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纽约在这五个方面的竞争力均排名第一。由此可见，纽约是当今全球最大、竞争力最强的国际金融中心。表3-1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竞争力因素金融部门人力资商业环境基础设施声誉及其他发展源专业人税收环境贸易量交通设施创新水平才资本的可教育水监管环境电子设备文化多样性得性平宏观经济环就业与经环境的可生活质城市的吸引境济产出持续性量力政治稳定性工业集聚城市建筑灵活的与其他金融与法律法规的广度与物与办公劳动力中心的相对体系深度空间市场定位表3-2第16期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标排名排商业环金融部门发基础设人力资声誉及其名境展施源他1纽约纽约纽约纽约纽约2伦敦伦敦伦敦伦敦伦敦3香港香港香港香港香港4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表3-32014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 第16期第15期城市排名分数排名分数纽约17781786伦敦2777278437563761香港新加坡47464751旧金山57191071167186722日本第二节 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一、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两种模式
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大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抓住了历史机遇，逐渐发展壮大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回顾各国金融中心的成长史，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它们的形成模式。
根据国外学者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模式理论，Patrick（1966）提出了需求反应和供给引导理论，根据这一理论，需求反应是指经济增长推动金融发展，供给引导则是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Park（1989）认为国际金融中心是银行家们在他们的国际运营中受益于规模经济的自然反映。Kaufman（2001）提出，增长强劲的国民经济和具有严格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的金融机构以及强大的法律体系，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必要条件。
根据Patrick（1966）提出的需求反应和供给引导理论，金融体系的产生有两种路径：一个是需求反应，另一个是供给引导。相应地，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也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自然形成模式与国家建设模式。
所谓需求反应，是指金融体系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产生了对金融业新的需求，于是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相应扩张，制度层面的金融决策与法规也随之发生变化。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遵循的是“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地区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这一阶段递进的发展过程。在这一金融体系的产生与发展途径中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称为自然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这类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模式可称为“自然形成模式”。
与需求反应相对应的金融体系的另一产生途径是供给引导，即金融体系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是通过国家或地区有关部门的人为设计、强力支持而产生的。金融体系的超前产生和发展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有先导作用，即供给刺激需求。在刺激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的变动中，金融制度的变化又处于先导地位。这一产生途径为“金融制度变化—刺激—金融市场—刺激—经济发展”。在供给引导的途径中产生的国际金融中心，其所具备的条件不是在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是一国或地区有意识建设的结果，因此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模式可被称为“国家（地区）建设模式”。
自然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市场经济长期自由发展的结果，而国家（地区）建设的国际金融中心多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的工业国家（地区）。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时期，其经济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金融体系尚不完备，更不要说在此前提下自然形成国际金融中心了。它们既面对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竞争，又急需发展金融业来促进经济的超越式发展，于是便以政府力量来启动金融业的国际化与市场化进程，倾力建设国家（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是确定不同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模式的前提条件。
由于两类国际金融中心在形成模式上的不同，其在目标任务、作用发挥、政策取向方面均存在差异。自然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与经济发展相伴相随、亦步亦趋，是被动的产生。其产生后也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推动力是“反作用”，是应需求产生的；而国家（地区）建设的国际金融中心自一开始便着眼于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及金融业的发展，其作用的发挥是主动的、积极的、目标明确的。在政策取向上，自然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经济上的自由程度和开放程度高，多奉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而国家（地区）建设的国际金融中心，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高，多奉行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在模式的启动和发展力量的来源上，自然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动力来自经济发展所提出的需求，是自然产生的“原动力”；而国家（地区）建设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动力则来自政府力量的介入，是人为产生的“推动力”。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自然形成模式
纽约是举世闻名的老牌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是美国最大的海港，位于美国东北部哈得逊河河口，东临大西洋，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自19世纪以来，美国的贸易就非常发达，1840年其贸易总量占全国总贸易量的18%，几乎相当于新奥尔良、波士顿、费城和巴尔的摩四个城市贸易总量的总和。到1860年，美国全国进口贸易额的三分之二、出口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均由纽约完成。与此同时，纽约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突破传统的制度瓶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为了降低银行业的准入门槛，美国于1838年创立了“自由银行制”。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贸易和制度创新不断推动了纽约经济和金融的快速发展，使得纽约在南北战争之后取代费城成为美国的金融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联储的成立，美国的金融制度逐步完善，纽约在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及美国“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逐步确立，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随之提升，纽约成为世界上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由此可见，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是自然形成的，虽然政府在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纽约由国内金融中心演变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推动力在于美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是美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孕育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由此可见，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遵循的是“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地区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这一阶段递进的发展过程。第三节 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演进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经济的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1918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771亿美元，出口总值增加两倍，黄金储备增加到45亿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加强资本输出，1930年美国对外投资增加到132亿美元，投资范围遍布世界各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战争给美国金融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契机，美国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美国开始承担起金融大国的重任。
战时，欧洲国家成为战场，它们不得已卖掉自己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债券为战争进行融资，而美国则在国内积极鼓励民众为协约国筹集资金。大量的民众参与债券的购买，大大加快了战时美国融资速度并且促进了美国金融资本的积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于外国人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美国对外负债达到几十亿美元；但在战时的四年中，协约国向美国借款共117.45亿美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拥有了110多亿美元的海外债权。海外债权的增加使纽约金融市场的国际业务相应增加。（二）美国经济与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初步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美国经济实力的增长，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将纽约金融中心推到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纽约金融中心的国际化色彩得到了大大加强，逐渐发挥起为美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进行融资和服务的功能，其领先地位也逐渐超过伦敦，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国际金融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纽约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果说伦敦仍然维持着国际结算中心和外汇中心的地位，那么纽约已成为主要的国际资本供应中心。1924—1930年外国借款者在纽约债券市场发行了65亿美元的国际债券，而在伦敦发行的外国债券只有35亿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在美国发行的国际债券大幅度增长，美元开始成为重要的国际交易媒介和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贸易融资中美元汇票的使用也日益增多。战后，美国恢复了金本位制，美元成为国际贸易和清算的重要手段，战争的到来为纽约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纽约凭借着有利的战时环境，开始承担更多的金融业务。
国际金融中心的转换更替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衰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英国的综合国力在战争中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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