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11-15 共五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主编：吴琦

出版社：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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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读（11-15 共五册）试读：

有读者在微信后台问《单读》，能不能推荐几篇文章，用来劝慰朋友在婆媳关系上遇到的麻烦。她还非常贴心地补充了一句，“不能也无妨，叨扰了”。像是一位礼貌的客人，预知自己敲错了门。

拜互联网所赐，作为一本纸质出版物，我们比此前时代的书本更直接、频繁地听到来自读者的声音，几乎实时地得知他们的喜好、需求和各自欲罢不能的习惯。失恋的问题，工作不顺利，和父母如何相处？什么是生活的意义？此起彼伏地问着所有人都会遇到而没有人拥有答案的问题。可能答案也并不重要，提问本身就是纾解。书与微信，不过都是介质之一，在这个令人炫目的、高速运转的世界里构成一些缝隙，从中传来人们隐约而又切近的呼救声。

说来也奇怪，当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交流工具之后，一种普遍的孤独感同时袭来。无限延伸的社交网络看上去正在打破一切界限，而具体的个人依然如同黏滞于网中的蜘蛛，随时陷入一阵微风也能触发的抖动、震颤，甚至覆灭的危险。此前一位年轻的意大利作家保罗·乔尔达诺意外地捕捉到了这种空气，他的处女作写了两个少年的故事，原标题是《在水中，在水外》，后来被编辑改成《质数的孤独》，迅速受到国际市场的欢迎。在文学的成功中，他笑言，也有几分标题党的经验。

可能所有的新媒体实践都会经历类似的过程，与受众短兵相接，在真实的大众需求中无所适从。关于孤独、焦虑、两性关系、名人效应的词语，总是毫无意外引来关注，而一旦出现具体的历史时期、地理坐标、人名，就会把相当一部分读者挡在外面——知识宛若狙击。在由符码组成的世界里，“关键词”是这个时代的接头密语，也是新的联结方式。人们凭借它们互相选择，快速决定，买还是不买，点开或是不点，仿佛人都失去耐性，几秒钟就需要解答——“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隐藏在这些征候背后的真正幽灵，是“自我”的浮现。这一点莱昂内尔·特里林早就写过，“在16、17世纪之交出现重大转变，仿佛人性发生了突变”，这种突变被他概括为“主观性的兴起”或者“内在自我的探寻”。人们在追求独特与自由的过程中，同时遭遇从宗教麻醉（也是保护）中逐渐苏醒的不安——那时忧郁症也正流行。个性的崛起和自我怀疑，构成了硬币的一体两面。这种变化持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愈演愈烈。

现代人似乎正在建立新的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被解放的个体，仍然在技术平台上寻求如何解决婆媳问题的意见。在看似更加广泛、多元的联结之中，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变得真正多元。互联网时代的社会运动，本质上和中世纪的嘉年华也没有区别，既是反叛权力，也是自我宣泄。

这次《单读》考察断裂与联结，这个结构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作为隐喻的互联网、尼泊尔的过去与现在、在迪拜的菲律宾打工者、方兴未艾的社交网络、跨越介质的艺术创作……历史的重复，人性的弱点，命运的雷同，我们无数次地回到这些似曾相识的过程，回到星辰与头脑的轨迹，回到变化中的不变。撰文：吴琦

我们通晓地球到星辰的广袤空间，

却在地面到头骨之间迷失了方向。——［波］维斯拉瓦·辛波斯卡〇 话题

数据谋杀——人类已知社会的全面终结道格拉斯・哈多

加德满都的夜周小元

不设防城市细田尚美数据谋杀——人类已知社会的全面终结撰文　道格拉斯・哈多（Douglas Haddow）翻译　数洞团队

我亲眼见证过我们这代人中最优秀的一批人被那无穷无尽的浏览刷屏经济吞没。在一个手机比人类还多的世界里，创新自然会渐渐疲乏，我们在想象力方面经历了一场重大失败，而把互联网这个或许是介于人类与黑暗未来之间唯一的存在，变成了一个最多只是披着金衣的计算机。“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辞去上一份工作？”他问道。

关于互联网，我脑海中闪现的第一印象就是噪声。就是那种“哔……”显示你终于连上网络了的尖锐而乏味的长鸣声。1993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围在其中一个人刚入手的崭新的Macintosh电脑（苹果公司于1984年推出的一种计算机机型）旁边，掌心冒汗，另有一个人负责望风，随时观察机主的母亲是否会发现我们，其他的人则像被钉在了机器旁，一动不动地盯着Webcrawler搜索引擎（最老的全文搜索引擎）慢慢显示出搜索结果。一幅图像一寸一寸地缓慢加载出来。你可以听到调制调解器每加载一点就往回缩一下，就好像有一把锤子把那些原始像素一锤一锤地从屏幕深处的黑暗中敲出来。一幅呈颗粒质地的、低分辨率的图片显示在我们眼前。画面里是一个女人和一匹马。

此后，我和互联网便开始了一段复杂的关系。所有人都是这样。现在上网的噪音已经消失了，而互联网则已从个别科学怪胎手中演变成了一种无声无形的膜组织，将我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网罗链接在了一起。“我需要一个更大的挑战。”我这样说道。但这是个谎言。

我们所在的这个小酒馆里，墙壁粉刷一新，混凝土地板擦得锃亮，灯泡在二十英尺高（约六米）的天花板上悬吊着。看起来像一个拍摄成人片的极简派布景，或是一个演奏室。混凝土地板很容易清理。我们都坐在一张公用长桌旁边。只要桌旁某个人的手机一震动，我们都能通过震动的木桌感觉到，而且每隔几分钟就会感受一次这样的震动——当我发现并非是自己的手机在震时，脸上会闪现出一丝沮丧。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一个人问我：“跟我谈谈你的理想道路。”我的眼睛被牵向了桌子那头。那人看起来三十岁左右，我们都看起来像三十岁左右。他的皮肤有种奶白色，就像年轻时的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亚马逊集团创办人和CEO） 那样。他的穿着像试图融入迪斯科舞厅的史塔西（Stasi，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情报组织）情报人员，而且像照搬扎克伯格的衣着一样（Textbook Zuckercore）：外套未系扣的带领蓝绿格子衬衫，里面一件不同灰色混合的带简单图案的体恤，蓝色牛仔裤，还有胶底运动鞋、实用的运动鞋、高科技运动鞋。这是一间科技酒吧，经常光顾的客人都是从事科技工作的科技人员，街头的公园现在成了科技园区。在那里，科技人员会宣扬各种奇思异想，或者玩玩类似魁地奇（Quidditch，《哈利波特》里的一种体育项目）这类人人都可参加的非运动型游戏（有人跟我说这种游戏真的是可以让真人玩的）。这个地方就好似一个书呆子的天堂，那里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受到启发而要去解决的那些问题。这也是我想融入这个圈子的原因，因为我想相信这件事可以发生。“我是社交的狂热爱好者。”我脱口说出了这句题外话。他像个牧师那样沉稳地点了点头。没有人再用“社交媒体”这个说法了，现在都只叫“社交”(social)。

构成我身体的原子坐在这里喝啤酒，为应聘一个职位被一家公司面试，公司专门做线上品牌管理系统。这只是个比较好听的说法，但实际上就是一条为了营销来向其他营销者推销营销的营销者人体蜈蚣。这家公司值十亿美元。你肯定从没听说过它。这家公司就是那种在你面露沮丧地来上班时强制你通过打乒乓球来对抗这种情绪的地方。见见新老板，跟原来的老板没什么不同，除了新老板很在意你是否把他看作全宇宙中一种积极的力量。

我就坐在这里，把冷啤酒送到干涩的嘴边，一边竭尽全力地点着头，装作在听到“关键指标”、“（用户）亲近性”、“控制组”、“变量组”这类词时并不感到心烦。现在是新兴创造型经济的黎明，而我可以从中挖掘机会。此时，我就坐在这里，但我同时在各种电子设备上的网络空间里穿梭。我在Facebook里，也在Instagram里，还有谷歌、Twitter以及其他成千上万个我自己都从未得知的空间里。当我死去后，根据尸体处理方式的不同，我的身体可能成为尘土或者空气。但数字化原子永远都会活着，或者说至少在文明消亡前是如此，不管我们最后选择什么方式毁掉文明。“这个职位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他问道。

当TechCrunch（一个聚焦信息技术公司报道的新闻网站）宣扬颠覆的福音时，是从产业的视角来说的，这种视角把人生在世看作了一系列需要被颠覆的商业模式。TechCrunch的座右铭就是“颠覆或死亡”，但他们从来没提过那些被颠覆的人会怎么样——旅游代理、出租司机以及旅店侍者，还有新闻记者。他们就如同盒子里即将被创新碾压的肉，无力反抗。“人们对事情有很多想法和点子，但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他们会报名参加很多活动，高级活动，不过有时我就会想——咱们还是先把一件事放在这里讨论讨论，商量出一系列想法再说。我们的想法一致，这让我觉得很受鼓舞。”有个人发话说道。我看看周围，没有找到是谁说的这些话。

周围谈论声四起且内容似乎都刺耳般地相似时，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他（面试官）的问题上。这些谈论声就像是所有人都在做Ted Talk演讲一样，异口同声地吟诵着古老的时髦网络术语唱经：互动参与、直觉、关系、用户基础、革命。就好像已经变质发酸的庸俗讲话，所用的词汇不是用来表达什么意思，而是一些表明你并不落伍的陈腐符号。这就是商业新语言，华尔街终究会依此找到它们。

其中一个人说：“我用西装在网上换了一条卡其裤和一副墨镜。”但他既没穿卡其裤，也没戴墨镜。“哥们，这是你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他的同事回应道。

这是地球上最无聊的一群人，但这个世界已经是他们的了，而我们只是为他们的世界提供数据。这场游戏很简单：把风险资本变成一个概念，吸引人们的眼球，把数据拿到手，然后去发财。但这个看似粗糙浅显的计划其实自有深奥之处。炒作的面具背后，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

不在Instagram发食物的照片，我就没法吃饭。不玩儿糖果粉碎游戏（Candy Crush，英国游戏开发商King推出的一款流行游戏），我就没法蹲厕所。在我Facebook界面上不断发各种内容的人里，几乎半数我都不记得是谁，但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去刷他们更新的那些乏味的状态，不忍直视他们那些品味低俗的婚礼照片。在漫无目的的评论、点击和点赞之中，一个崭新的世界诞生了。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我们所做的事情多么无意义，都会被追踪、记录、分类和分析。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雅虎的CEO）曾将这整个过程形容为“就像眼睁睁看着这个星球衍生出一套神经系统一样”。通过这套系统，每个人的行为都成了数据君主的潜在财源，每个行为都是可供识别和开发的信号。

汉斯·格拉斯格（Hannes Grassegger）说道：“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半数字化半物质化的世界，而且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成了半比特化半原子化的人。这些比特字节（数据）已经成了我们身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却并不拥有它们。”

格拉斯格是一名德国的财经新闻记者，从小在母亲的Macintosh电脑前长大。他六岁生日那天得到了一台Commodore 64（康懋达公司1982年发行的家用电脑）。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叫《我即资本》（Das Kapital bin ich）的书，这本书被欧洲左翼批评为太过资本主义，却同时被右翼批评为是数字时代的共产主义宣言。书中他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数据是21世纪的石油，为什么我们并非人人都是酋长？“我们都在分享这些信息。但聪明人却在收集它们，并且把关于我们的数据存在他们的云里，”他指出，“隐私、透明、监管、安全漏洞。我并不想听到这些。这都是对风浪四起的新现状的一种不痛不痒的低估：事实上，我们已经不再拥有我们自己了。我们已经成了数字奴隶。”

像格拉斯格一样，像每个人一样，我也被骗入了这风浪四起的新现状里，而这骗局的幌子就是关系、友谊和自我表达，让人感觉颇为良好。还有各色的应用、网站和服务供我们分享自己的喜好，恣意而为。而对于格拉斯格，这些平台只是等待开发的全新领地，而收获的利益最终还是这些平台的囊中之物：即我们那些嵌套在字母与数字里被编码了的感受、思想、经历和情绪。现在，这些平台开始利用囊中的“资本”，通过算法和情感分析来挖掘它们；而我们的虚拟灵魂，即便是在我们睡觉时，也在另一个世界里辛勤地劳作着。

对于这种困境，格拉斯格的解决方案是具有实用性的，即建立一个免费的私人化数据市场，在别人对之挖掘利用之前我们先下手为强；这就好比与一个不那么邪恶但依然邪恶的合作伙伴联手对抗现状。他有自己的理由，“在这个全新的空间里，我们必须引入几世纪前人们就在现实世界中竭力维持的权力与自由。权力就是指对于我们自身的掌控权，自由就是指依此权力来为我们自己谋取益处的自由。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帮助我们抛下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强加给自己的稚气”。“哗啦——！”

一名服务员手里的啤酒杯滑落，摔碎在地板上。但没有一个人去注意它，因为他们都太投入了。我发现这个酒吧有种诡异的氛围。这里没有嘲笑，没有讽刺，也没有自贬。每个人都似乎游移在一种认真营造的宁静里。好像每件事，比如“我在Airbnb（2008年创建的旅行房屋租赁社区）里找到了一间很棒的阁楼”这样的事，都包含一些我无法理解的深刻的精神含义。

我在面试官去卫生间的间隙浏览了下Facebook，希望在好友分享的内容里找到一星半点灵感作为接下来的谈话主题。但是我找到的是一篇清单体文章（listicle，即list与article的结合）。然后是一个令人好奇的标题。再然后是一则广告。一则请求。另一则广告。又一篇清单体文章。哦天呐，有人把手机丢了。最后，又来了一则清单文形式的广告，或者是一篇广告式的清单文？

有人告诉我们要去网上冲浪，但最后，网络却奴役了我们。然而当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爆料国家安全局（NSA）监听事件后，我们发现了比做数字化奴隶更不济的命运。这种命运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将所有人类商品化，而是在于使这种商品化成为可能的那种心理殖民主义。

这种恶劣本质其实在6月就显露出来了，那时我们才知道Facebook操纵了近七十万用户的情绪状态。研究中半数被试者被暴露在积极的情绪中，另一半则被暴露在绝望的情绪中。研究Facebook的这批科学家告诉我们，“研究结果显示情绪是具有传染性的”。这就意味着，他们发现我们的行为被（含）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内容）交替影响着。这或许只是一个二次发现。之前也有过先例。我们之前就是如此。

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好友称他为B.F.。这位心理学家有个硕大的额头，并试图向世界证明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假象；他也以此出名。但他并非一向这般极端和绝望。他曾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年轻人，会写诗歌和十四行诗，渴望成为一个像马塞尔・普鲁斯特一样的意识流小说家。然而他不幸失败了，也由此认为自己无法写出任何有趣的东西，因为他无话可说。在失意与痛苦中，他认定文学是无关痛痒的，应该被取缔，而心理学才是20世纪的真正艺术。所以他去了哈佛大学，把小白鼠关在笼中，通过积极和消极的刺激来操纵小白鼠的行为，由此提出了操纵条件反射的概念。如今，我们就是笼子里的小白鼠，只是我们不知道笼子从哪里起始，在哪里终结。

他又问：“你对社交媒体未来五年前景的看法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一种正确的方法，还有一种错误的方法。错误的方法是对我们生活中互联网的角色持批判、怀疑的态度。例如，你可以把Facebook对情绪传染的调查研究与美国国防部对平息异议及管理社会动荡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你也可以讨论，除非我们对自己身上哪一部分可以被数字化、哪一部分不可以做出严格划分，否则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将不可避免地巩固集团力量并凌驾于个人自由之上。但如果你这样回答的话，你就破坏了当下良好的氛围，被人看做是一个对得到点赞过于饥渴的病态偏执狂。

正确的回答方式是忘记上面的想法，买进，然后卖出。强调社交媒体的宏大叙事，谈谈社交媒体如何将人们在线上和线下都聚集起来，又如何增强了我们的互动交往，使我们更加开放。谈谈社交媒体如何通过那种链接你iTunes和医疗记录的算法来使你在未来五年内觅得真爱，以及这种算法如何产生十亿美元的价值。所有这一切都归结于人类可以被激励的潜质；透过这层富有魔力的云，斯金纳仿佛再次出现，并开始操纵你的大脑。

成为家喻户晓的人之后，斯金纳终于实现了他最初的梦想：写一部小说。小说名叫《瓦尔登湖2》，描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自治生活社区，生活在社区里的人按照激进行为主义（radical behaviorism）的原则过着富有创造性的和谐生活。与《1984》和《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截然不同，斯金纳意图将瓦尔登湖二号描绘成一个依靠技术手段实现的充满希望的乌托邦。他写道：“大多数人不想制订计划。他们想要摆脱制订计划的责任。他们想要的仅仅是一些可供他们体面生活的保证。至于其他的，则最好是过一天是一天、无忧无虑的享乐生活。”

在60年代末，《瓦尔登湖2》激发了一系列的直接尝试，一些人试图创建书中所述虚拟社区的现实世界版。这些社区只是美国当时千千万万个正在建设的社区的一部分。这些社区中，有一些兴盛了起来，但大多数却在短暂的几年内土崩瓦解。他们失败的原因有这几点：下水道堵塞，食品供应耗竭，牲畜因饥饿死亡，等等。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基础假设造成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系统故障——即认为社会变革可以通过自我转型实现，而权力的问题可以简单地通过忽略而解决。但转型的迷雾中总会有权谋政治家出现，而且彻底拒绝承认权力衍生的无形控制系统，拒绝承认这种系统可以破坏合作的潜力，都最终导致了这些系统的内爆。也就是在这间陈腐的酒吧里，在免费无线网络及高价有机爆米花的包围中，那些无形的权力控制系统仍在兴旺地滋生。

角落的一位女士喃喃道：“我们需要激励，必须得有激励。你不可能强制人们用社交媒体。”她隐没在背着同样廉价而难看的双肩包的一群人当中。随着谈话的进行，她愈加手舞足蹈，就像夹在惊慌与狂喜这两种状态之间。她的神情非常适合用作emoji表情符号，来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惰性。它看起来有点像这个表情：( &’Z )。

斯坦福大学的通信工程教授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一直致力于研究并撰写关于反文化运动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文章。他指出：“我们关于数字乌托邦的见解，深深根植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的新左派。这一派对我们如何使用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产生了很多技术领域的领袖人物，史蒂夫・乔布斯就算一个。”“他们关于人是什么以及集体社区是什么的理解已经充斥了我们对虚拟世界的理解，这包括虚拟社区会发展成何种景象，以及数字公民会成为何种存在。这一批人相信，你为拯救这个世界所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建立具有意识的社区——在那里，你可以跳出主流美国，跳出政治和民主，跳出州政府，转向一批与你类似的人，分享你的感受、想法和信息，以此来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美国已被抛弃的嬉皮文化聚居区的残余力量的底部，埋有一条长长的断层线，一直延伸到我摔裂的iPhone 5手机屏幕上。如果有什么人可以描绘出这个断层的宽度，那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美国未来学家与早期网络文化的推动者，《全球概览》创始人）。

1968年，布兰德出版了《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对美国反主流文化影响最深的期刊），是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一系列产品的概览，帮助人们打造可持续性的、有选择的创造性生活方式，而且还帮助有意寻找其中信息的人相互建立联系。当《全球概览》在1971年停止发行时，布兰德主持了一场“遗产转让会”，让与会者选择谁将获得杂志运营余下的两万美金。他们选择了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一个以洗盘子为兼职的积极分子，有了这些钱，他就可以继续筹建“自制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一个早期的计算机业余爱好者组成的俱乐部）——就是苹果和苹果个人计算机的出生地。80年代，布兰德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批虚拟社区之一的“全球电子连接”（The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又称The WELL，是一个拨号虚拟社区）。伴随这次成功，他又开创了全球商业网络（GBN），一个塑造世界未来的智库。他们在众多公司中选择了壳牌石油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来共同“引导社会不稳定回归正途”。2000年，全球商业网络（GBN）被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全球领先的战略咨询公司）收购，摩立特集团曾因提升了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国际形象而从利比亚政府赚取数百万美金，并成为了2011年的头条焦点。

布兰德遗留下的影响力最持久的财富，就是创造了“信息渴望获得自由”这句话。对于真实存在的互联网和大数据梦想，这句话一直是它们的商业运作模式。

环顾酒吧，听着喋喋不休的谈论声，注视着（可能是我）未来雇主明亮的蓝眼睛，你几乎可以在这极简派装潢的酒吧里听到谷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会说的话：“我们知道你在哪里，我们能知道你曾到过哪里，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猜到你在想什么。”

在旧金山，那些与我一样被科技与网络颠覆的同胞已经走上街头，摔砸砖头和瓶子，做出一种姿态，来反对这种封互联网为王的独裁级傲慢。“技术人渣去死！”被粗糙地涂鸦在谷歌街区的人行道旁。“科技=死亡”的标语在抗议活动中被众人举起。轮胎被划裂，窗户被打碎，“#反技术派”的仇恨罪行（#techhatecrimes）已成为在硅谷广为流传的一个标签；这种情形下，标签所描述的真实是毫无一丝讽刺的。

我所在酒吧所处的街道另一头，一种更为消极的抗议正在一间新咖啡馆里上演，这家咖啡馆承诺客户在此可以摆脱互联网不间断的噪音及各种繁复设备的骚扰。那里的桌子同样很长，而且同样是公用，只不过它们是被放在了一个铝制金属笼里，笼子可以阻挠并抑制无线网络信号。

我们并不想通过置身笼内来逃避这个危机。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其他的选择了。你可以拉上百叶窗、锁上房门、砸掉你的智能手机、身上只带现金，但你仍然会被它们的无所不及的算法监视。它们已经把你的车、所在城市甚至邮递信箱都数据化了。这不是一个阴谋，这就是我们的现状，但我们太过忙于把焦虑放到它们所依附的小容器里，以至于都意识不到实际在发生什么。

冷不丁地，他最后问：“你有什么要问我的问题吗？”我的酒杯已经空了，我很渴，想再要一杯，而且面试也进行得不怎么样。我已经无法再挤出任何勇气，我唯一想问的问题就是我能拿多少薪水：它是否足够支付我那因社区不断入住数据监视一族而持续飙升的租金？或者，我是否必须在闲暇时间靠开Uber（美国的创业公司和交通网络公司，提供租车及实时共乘的服务）来防止自己入不敷出？

互联网是一个失败的乌托邦。我们都被困其中。但我现在仍不愿放弃它。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朋克摇滚和无政府主义的地方。是我一边在以15kbps的速度下载《柬埔寨假日》（Holiday in Cambodia）一边了解《易经》和阿尔贝·加缪的地方。是我第一次通过照片找到并牵手心爱女孩的地方。它对我来说就是家，对你和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不，最应当问的问题是：“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亲眼见证过我们这代人中最优秀的一批人被那无穷无尽的浏览刷屏经济吞没。在一个手机比人类还多的世界里，创新自然会渐渐疲乏，我们在想象力方面经历了一场重大失败，而把互联网这个或许是介于人类与黑暗未来之间唯一的存在，变成了一个最多只是披着金衣的计算机。

我到底是一堆数据，还是一个人类？真相处于两者之间。下一次，看到别有用心、令人困惑的协议书时，在你点击“同意”项时，先等一下，质问一下藏在这些代码背后的力量。现实证明，过去的网络梦想已经很难再坚持下去，但解决的办法不是在梦想上退缩，而是要更努力去梦想。来源：adbusters.org加德满都的夜撰文　周小元

一位尼泊尔作家写道“我们丢失了真相，丢失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只能被告知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让我们满足于一个神话。”1

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屋脊旁下山国的故事，它立国的故事与佛相关。与严酷高寒的青藏高原不同，喜马拉雅山南麓已算得上是气候温和。人们传说，文殊师利菩萨追随梵天之光来到这里，他以神力排干湖水，造出加德满都谷地，文明开始在此处繁衍。今日人们将这片土地称为尼泊尔，一个夹在中国、印度两大国间的狭长国家。

公元前后的千年中，数个王朝在此更替。如同一切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的古王国一样，你只能从史诗中追寻他们的征伐、贸易与信仰。据传那时加德满都谷地里各小王国的贸易范围甚至远至斯里兰卡，由此可知南亚文明间，有着悠久深刻的交流。那么对于佛教和印度教在尼泊尔的纠缠，就容易理解得多。

古伽毗罗卫国，佛陀乔达摩·悉达多的故乡，即在今日北印度与尼泊尔的交界处。尼泊尔南部特赖平原上的蓝毗尼园，摩耶夫人行径此处时，在一棵桫椤树下生下了佛陀。至今，有无数虔诚信徒，梦想着前往佛陀故里朝拜。但若习惯了香火旺盛、古刹庄严，你必惊讶于此地的凋敝。

佛陀为追寻真理而离开的释伽族故土，在他还在生时，已被异族灭国。超越了悲痛之苦的佛陀，依旧不断旅行、讲道，直至加德满都谷地的克拉底王朝。他在此朝拜了印度教诸神的神坛，并招收了 1350 名弟子，包括他最为得力的弟子之一——阿难。

据《有部律》记载，佛陀在生之时，加德满都谷地已向山下平原的商人开放。在印度和尼泊尔之间，存在地区间的文化与经济联系。在大屠杀中幸存的释伽族族人，迁徙到加德满都谷地，习惯了南部平原的亚热带气候的他们，在此饱受严寒之苦。阿难的家人通过商人传话，希望他来看望他们，了解他们的苦难。

阿难说，尼泊尔王国靠着喜马拉雅山，由于寒风与冰雪，我的双手与双足冻成了这般模样。

其他比丘说，你若着履，便不会冻成这般模样。

阿难回答：佛陀还没有允许。

于是佛祖说，在寒冷多雪之地，可以着履。佛陀的原始戒律，已依时间与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通。

佛陀圆寂两百余年后，一统北印度的阿育王将佛教思想发扬光大。他曾隆重造访佛陀的出生地蓝毗尼，留下宏伟的寺庙和一根带有铭文的石柱。公元 636 年，玄奘来到蓝毗尼时，曾经看到过这根石柱，以及佛陀诞生于其下的桫椤树，只是“已然枯悴”。

但在其后漫长的两千年中，佛教在它的兴起之地湮没，多神的印度教重新以其种姓制统治喜马拉雅山南麓。种姓制为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提供了治理秩序：公元14世纪，加德满都谷底的马拉王朝，依照印度教《摩奴法典》制定了各种种姓和等级的地位、职业和生活风俗的守则。印度教徒必须按照古雅利安人的方式生活，本地的原住民、虔信佛教的尼瓦尔人也按照种姓制度分为四个等级。教师、学者、商人和术士被为最高的种姓，手工艺人被视为第二等，农民属于第三等级，扫除工和皮匠则被看作最下贱的不可接触者。但由于印度教将佛教看作自身的一部分，这里没有宗教迫害，始终坚持着和平的品格。

划一的规则统合了古王国，人们各司其职，商业由此蓬勃，艺术与文学也逐渐繁荣。

加德满都河谷确是迷人的，这里有三个由古国形成的古都——加德满都、巴特岗、帕坦。每一座城的老王宫广场，是最能体现尼泊尔古文明气质的地方。这里的宫殿与庙宇密集而错落，毫无秩序地挤在一处。暗褐色的木质与浅灰色的石质，共同铸就王室与神灵的居所；狭窄街巷的每一个转角，都可能遇到一尊新的神像。门廊窗棂处，多有繁复灵动的雕饰，细腻的纹理意味着艺术曾在这里达到的高度。

毗湿奴，印度教三主神之一的保护神，有无数凡间化身。以印度教立国的尼泊尔诸王朝，其历代国王都是毗湿奴的化身。王宫内处处可见的眼镜蛇铜雕，即是毗湿奴的标志。在平民居住的街巷里，在每座建筑中，都能感受到人与神灵的交流。列维·斯特劳斯有言，手艺，是人在浩瀚宇宙中安放自己的方式。

来自印度教与佛教性格的细腻与哲思，或许是这狭长山国的居民竟能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奥秘所在。尼泊尔全境近 30 万居民，却有 92 种正在使用的语言和 103 个不同族群。来自南部平原的多是印度-雅利安人种，来自北部山地的多为藏缅人种。山地国家多变的地貌特征，塑造了依环境而变化的多样文化。2

尼泊尔还有另一重性格。16世纪末期，起源于尼泊尔西部的廓尔喀王朝统一了尼泊尔全境，以武力立国。被尼泊尔人尊为国父的普利特维·纳拉扬，即是创下这一彪炳战绩的统治者。他身上有着山地民族的坚强意志和果敢性格，在统一尼泊尔全境后，开采矿业、封锁商路，培养尼泊尔境内的商业与工业。然而，此时尼泊尔的对手，已不再是割据一方的诸侯，而是已控制了整个北印度的东印度公司。

17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和廓尔喀王朝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战役。廓尔喀军人的勇猛之名因此广为流传。在今日的尼泊尔纪念品市场上，你常常可以看到的廓尔喀军刀即来自于这支军队。在保卫南部平原的卡朗加战役中，战士们以这种介于匕首和斧头之间的厚重弯刀，抵挡了英国人的炮火。出于尊敬其不屈的战斗意志，英国人为他们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然而在殖民帝国席卷全球的近代史中，一个内忧外患之中的小国，万千志士的慷慨悲歌，不过是其现代化历程的一个悲情注脚。一场宫廷权变，权臣拉纳家族上台，开始实行英国支持下的独裁统治。此后在外交政策上，尼泊尔唯英国是瞻。廓尔喀人只能以英国雇佣兵的身份，出现在南亚、中国、乃至欧洲的战场上。

在加德满都的王宫广场上，有一座融合了欧洲风格的白色宫殿，即是拉纳家族统治时期留下的痕迹。与中世纪的国王相似，权臣们依然试图以宏大的建筑，来表达自己对庄严的定义。只是这一次，建筑里没有了神灵的位置。

1920 年代起，受印度国大党的反英斗争影响，尼泊尔也开始了有组织的反英与反独裁斗争。尼泊尔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学生，模仿国大党的经验，成立了独立政党——大会党，并与自国外战场回归的雇佣兵一起，形成了别于权臣家族的政治同盟。二战后，英国撤出印度，伴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后的民族国家独立浪潮，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尼泊尔的国王纪念馆里，沙阿王朝第7代国王——特里布文的一生，被浓墨重彩地刻画。因为他不甘于百年傀儡的身份，与大会党等民间革命势力取得了联系。1950年，国王通过出走印度，与起义军内外呼应，推翻了拉纳家族的统治。1951年2月18日，特里布文国王颁布临时宪法，宣布尼泊尔成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这是尼泊尔近代历史上光荣的“立宪时刻”。3

这山国的种种风云际会，其实并无法赢得外人太多注目。

高华礼，一个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尼泊尔导游，人过中年，正是爱用政治发牢骚的时候。年轻时，他曾拿到政府的奖学金项目北京居住8年，学习机械制造。然而就像散布在几个旅游都市的尼泊尔中产阶级一样，他以导游为业，因为这个国家至今没有太多可令他一展才能的现代工业。尼泊尔在赢得世界十大旅游国家的美誉的同时，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谁还关心政治呢，我们只想做旅游，赚够足够自己用的钱。”高华礼总这样发着骚。

什么是尼泊尔？在外人眼中，它就是雪山、徒步、滑翔伞和泰米尔区。泰米尔区，一块为旅游者而生的飞地。在这拥挤逼仄的街巷内，藏着无数的旅店、餐厅、纪念品商店。你可以与各种口音的背包客一起，在印度餐厅内喝着南美咖啡谈天。对于熟悉丽江和乌镇的中国人来说，几乎已不用对它的存在意义做任何解释。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德满都一度被称为嬉皮士的麦加、东方的阿姆斯特丹、“水瓶时代”的首府，甚至是新“耶路撒冷”。它代表了“垮掉一代”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所以在弥漫着香烛气味的加德满都山谷里，至今处处都有西方流行文化和反主流文化的碎石。

1924年，英国登山家乔治·雷·马洛瑞在珠峰顶峰附近失踪，他曾是一战后不满现实的年轻人的偶像。

赫尔曼·黑塞也在《通向东方的旅程》中写：“人类精神的内在斗争通向东方、通向家园、通向光与奇迹。”随着西藏的关闭和尼泊尔在独立后的开放，这些在二战后的婴儿潮出生的西方年轻人，追寻着他们前辈的精神历程，来到东方。

在沉迷于LSD的哈佛教授蒂莫西·利里用东方宗教来研究致幻剂的同时，为了五卢比一小瓶的吗啡，嬉皮士们来到了加德满都。现在的尼泊尔，仍有国际机构负责将那些滥用毒品至生命垂危的瘾君子送回国内。接着，追寻着东方宗教所能提供的内在平静，或者仅仅是为了逃避越战，无数欧美年轻人踏上了“通往加德满都之路”。英国民谣摇滚的时代人物凯特·斯蒂文斯在曾为这里的精致木屋和山地风光而歌唱，尚存一份对自然的清新眷恋；而鲍勃·西格的名曲《加德满都》更加直接，他在歌中道尽对美式生活方式的厌倦，随着马丁路德和肯尼迪的被刺，离开美国，已经不需要理由。

当年轻人试图离开令人窒息的庸常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尼泊尔。追随着嬉皮士前辈，他们试图用登山旅程来安放无以排遣的浪漫情绪。只是如今的他们已不再有任何现实的政治抗议对象，也丧失了用激烈行为来开辟乌托邦的冲动。混乱的泰米尔区里无数娴熟叫卖的商人证明，这块土地，已经承载不了年轻人反抗资本主义的梦想。

导游高华礼不年轻了，他之所以还愿意来做这一极需要体力的生计，是因为他的流利汉语是尼泊尔旅游业炙手可热的资源。10月，理应是尼泊尔的旅游旺季，但第二大旅游城市博卡拉的街头情调，却可用安静寥落来形容。高华礼却说，这已经算是很多人了。户外用品店的年轻打工仔说，现在人最多的时间反而是2月春节期间，那时的博卡拉，看起来就像一座中国城。中国人正在成为尼泊尔旅游业的拯救者。“你应该到山里去看看，那里才是真正的尼泊尔，这里不是。”来自山中的年轻打工仔对我说。4

20年前，当高华礼和这个打工仔一样年纪的时候，他也曾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1951年尼泊尔独立后，粗粗草就的首部宪法具有三权分立的性质。但8年之后，国王又颁布了一部正式宪法，在规定国王具有最高权力的基础上，确立尼泊尔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然而22个月之后，尼泊尔国内局势即陷入混乱，国王解散了议会和内阁，亲自主政。再次出台的新宪法中，尼泊尔开始行驶一种无党派的“评议会”制度，将权力进一步收归王室。这种依据地域和职业划分的管理系统，似乎带有几分印度教种姓制度的色彩。

1972年，新即位的比兰德拉国王在答记者问中说：“尼泊尔的君主和臣民，都是受达摩法则统治的，这一价值体系来源于印度教传统。国王不能改变这一价值体系，他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人民，实施正义……我有责任去保护人民免于不义之害，神明的概念存在于人民之中。”

如何完成从王国到现代国家的转变，这是转型国家难以处理的课题。1990年，在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中，尼泊尔人再次走上街头，反抗“评议会”制度所带来的颛臾腐败，呼唤民主与赋权。在国民和西方的压力下，尼泊尔再次转向多党制的君主立宪制。这些走上街头的人们中间，就有年轻的高华礼。他加入了尼泊尔共产党，写信举报上司的腐败行为，最终丢了工作，只得负笈海外。

1950年，将国家从权臣独裁中解救出来的大会党，本应是尼泊尔政治中一笔丰厚的遗产。但半个世纪以来，议会政治中不断的争端、无解的立法僵局、短视的内斗、私欲和腐败，让这个国家丧失了将民主制度化的机会。在加德满都等大城市中，你能在高华礼这样的中产阶级身上，看到一些尼泊尔现代化的影子。但城市里还有无数的穷人，他们被传统的种姓制度所分割，唯一能刺激他们的，反而是旅游业带来的消费主义。尼泊尔无法培育出新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对政治毫无影响，大会党堕为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政党，既无法制约国王，亦无法与另一股势力——毛派共产主义者相抗衡。

尼泊尔是典型的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建国初期，尼泊尔绝大多数的土地掌握在权贵和富人手中。数次土改，均成效不大。这成为尼泊尔共产主义思想发育的土壤。1994年的中期大选，尼泊尔共产党赢得了绝大多数票数；1996 年，更为激烈的尼泊尔毛主义者，选择放弃议会，走入山林，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此后，尼泊尔陷入长达十年的人民战争之中。

2001年，尼泊尔王室血案再度为这个深陷泥潭的国王涂上一层阴影。王子枪杀了国王和王后，以及另外十几名王室成员。对于尼泊尔之外的人来说，王宫血案被涂上一层中世纪的宫廷悲剧色彩，尼泊尔王室对外称，这是王子选妃受挫，一时冲动做出的行为。但是对尼泊尔人来讲，这不过是无尽政治斗争中的又一个血案而已。一位尼泊尔作家写道“我们丢失了真相，丢失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只能被告知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让我们满足于一个神话。”

新世纪的十年中，尼泊尔政局仍旧跌宕。新国王宣布解散议会，再度集权，旋即被政党联盟推翻，结束了二百余年的王朝统治；毛派革命军停火加入议会，领导人普拉昌达通过选举意外上台，转而又在各方的压力中辞职。“这已经是第三次民主化了，我已不关心谁在台上，我已不关心这个国家。”在这样说的同时，高华礼仍一次次清晰地报出尼泊尔任意一件政治事件的准确年份。他的失望夹杂在加德满都新区混乱的交通中，这个城市总在尖锐的车笛声之中迎来黄昏。逼仄的街道遮挡了最后一点夕阳，使得加德满都的夜，似乎总比其他地方来都要早。不设防城市撰文　细田尚美（Naomi Hosoda）翻译　李鹏程

迪拜将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有抱负的海外劳工可以另辟蹊径、实现自我的地方。尽管如此，来到迪拜之后，大多数选择走那条蹊径的人很快便意识到，他们的追求很可能不会有确切答案，而他们面临的风险或赌注至高，也超出了预想。

2008年10月，一则惊天消息从中东传到了菲律宾。该新闻报道称，由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签证规定进行了修改，致使六千多名菲律宾人被困在了阿曼和伊朗。媒体了解到，这些人是在进行俗称的“签证跑”（visa run）时，被困在阿联酋边境几个城镇的。原本签证续签只需要几天即可完成，现在却要拉锯至几周甚至几个月。有些被困的菲律宾人甚至已经无法填饱自己的肚子。很多人不得不以人道主义为由，向各自所在国的菲律宾大使馆寻求帮助。这条消息震惊了很多菲律宾人，一个事实也由此浮出水面，很多自以为来到了“乐土迪拜”的工人，实际上全是非法入境者。他们的唯一选择是，要么向菲律宾政府申请救援，要么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留在阿曼或者伊朗工作。

近来，由于那些极具创新力的大规模建筑工程和运动赛事，迪拜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不过，在世界媒体开始报道这个城市令人咋舌的发展前，我就在拜访菲律宾期间对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之一的迪拜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兴趣。我有位相识十年的朋友Marlene就住在迪拜，2006年时，她来马尼拉度了一个月的假，我们见面时，Marlene提议说：“咱们去迪拜吧！那里工作机会很多，城市也超级干净漂亮。你应该亲眼去见见。”我记得她以前对去中东旅行的想法不怎么感冒，就问她是不是已经不介意去中东了。她回答道：“那儿不一样的，那是座不设防的城市（open city）。”我们在马尼拉的会面结束后，她便飞回了迪拜。没过多久，我的另一个朋友发来一份邮件告诉我，他也开始在迪拜工作了。几个月后，机缘巧合，我第一次访问了迪拜。到那儿之后，我发现原来菲律宾的男男女女们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在这里工作，在街上闲逛，去购物中心，吃饭，还在星巴克里用个人电脑聊天。此外，我还很快发现，菲律宾人在迪拜从事的行业其实五花八门，从家政工作到建筑工地上的半技术工种，再到商店和饭店，甚至是诸如会计、工程和销售管理等专业领域。

近期多项有关菲律宾人全球移民的研究，都曾细致调查过施加在移民身上的结构性限制条件。其他一些研究则调查了这些移民在创造各自生活空间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人类能动性的各个面向。好几项研究考察了移民在所在国和菲律宾（或两国都有）的归属感（例如，Faier 2009；Lan 2006；Constable 1997）。调查者还研究了菲律宾的女性移民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逾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界限”（Parrenas 2001，1）。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关注当代菲律宾劳工在中东地区的境遇。首先，很多研究集中关注的是家政、娱乐和护理这类女性居多的职业中那些女性的生活。但实际上，在中东的主要城市中，我们会发现菲律宾工人无论男女，在社会各行业中都有参与（Johnson 2010）。第二，这些研究主要仰仗的是在世界几个地点进行的实地调查，几十年来，中东的雇主们雇佣的菲律宾合同工数量都是最多的，但这个领域仍然少有人涉足研究，尤其缺乏实证基础。几项最近发表的民族志研究，关注的还是中东地区的菲佣（de Regt 2008，也门；Liebelt 2011，以色列）和菲律宾专业工人（Nagy 2008，巴林；Johnson 2010，沙特阿拉伯）。在阿联酋，Christ（2012）调查了迪拜的菲律宾女性移民如何与同胞分享日常知识，来应对她们这种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中的临时工地位。不过，尽管有这些研究发表——部分也因为大众媒体和日常讨论对中东的描绘——中东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十分沮丧的。

然而，即便在这种对中东的描述下，阿联酋的菲律宾人口仍然增长惊人，从2001年的17万剧增到2009年的60万。人们可以认为，这很合理地反映了迪拜这座国际化城市在这一时期经济的迅速增长。不过，我却饶有兴趣地发现，在移民工人的讲述中，迪拜和中东其他地区大有差别，尤其是在“不设防城市”这一社会标志（social marker）方面。因此，这篇文章想要考察的，是过去十年中菲律宾人在迪拜所经历的寻求良机的过程。我会探究菲律宾人在迪拜的一系列不同遭遇，希望能阐明所涉现象的复杂性质。不过，我的研究靠的并不是与全球化这种宏大理论有关的术语，而是建立在了“全球参与”（global engagements）这一由Anna Tsing在2000年推广开来的概念。这个观点认为，实践活动会对人与地区产生联系和改变的方式产生影响，所以建议研究者去调查研究这些活动。此外，这一概念还揭示了某些特定渠道促进、组织和限制人口流动的方式。

作为讨论菲律宾人与迪拜间关系的一部分，我必须要提出的是，在本文中，我认为菲律宾人和他们脑海中构建出的迪拜，都是非固定实体。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对地区/空间及其与某个特定人群的关系的感知方式，是在民族学家中激起过热烈讨论的一个概念（Gupta and Ferguson 1997；Olwig and Hastrup 1996）。Corsin-Jimenez争论道，当人们缺乏与某个地方相关联的社会关系时，这个地理位置很可能对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就毫无意义了，如果我们来看看这些例子，就会发现，空间终究不是“一类固定和特定的本体属性”（2013，140）。他强调说，除非我们把空间看作一个对我们有价值与意义的载体，否则就不可能理解“非空间的空间性”和缺乏任何牵连的地点的存在（Corsin-Jimenez 2003，50）。或许，Retsikas（2007）的研究和本文更有一些相关性。Retsikas考察了位于东爪哇的某个边远地区不断变化的特征，并观察了这一地区与在此停留、定居又牵走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以Corsin-Jimenez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论点为基础来看，这个研究证明的过程，与人们改变自身的过程十分近似。地区同样会“通过人们在这些地区、通过这些地区和与这些地区——有关或无关——的参与”而改变自身（Retsikas 2007，971）。

2009年和2010年，我曾对在阿联酋的59位菲律宾雇工（39人为女性，20人为男性）进行过采访，我的论点就是以这些访问中采集的叙述为基础的。此外，我还通过采访收集了一些补充信息，被采访对象包括菲律宾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记者、阿联酋旅行社代理、菲律宾的招募人员、马尼拉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团队、雇佣了菲律宾人但出生于他国的雇主和同事，以及阿联酋的菲律宾社区的领导人。秉承着这一学科的专业做法，为保护调查参与人员的身份，我在文中使用了化名。菲律宾人与阿联酋

菲律宾人与迪拜的劳动关系，始于中东在1970年代开始的石油繁荣时期。在这之前，菲律宾移民的主流目的地是美国。这些移民包括了医生、护士和教师，前往中东的群体主要是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工人。因此，向中东地区的劳动力转移的形成，也被嘲讽为“从智力流失到体力流失”。这一说法所暗示的，正是菲律宾人作为世界工人永不停歇的商品化过程。另外，在石油繁荣的那些年间，外迁移民的主要形式也从永久移民变成了以合同为基础的短期移民。

尽管菲律宾经济并未如预料的那样有真正的发展，但是雇工们给家里的汇款却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而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制度化，又进一步推动了海外移民的扩散。菲律宾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就业机会，管理着一千多家招聘代理中介的运营，而且还要尝试监督其海外雇工的各项权利。在亚洲的劳力输出国中，菲律宾是第一个制定法律来保护其海外雇工的国家。而且，菲律宾政府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创造“伟大的菲律宾工人”（Great Filipino Workers）的努力，也很值得注意。这个说法是由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Arroyo）想出来的。菲律宾政府与海外的就业代理机构协调合作，一部分工人也不断自我推销，将菲律宾的雇工塑造成了极具竞争力的劳动者，不但受过教育，英语流利，还能提供“温柔、悉心的照顾”（Guevarra 2010，2-3）。

菲律宾向世界各地输送了各种熟练或不熟练的劳工。截至2008年12月，估计有820万菲律宾人——相当于该国人口的10%——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工作和（或）生活。中东在吸引菲律宾临时雇工方面，仍处于领先位置，2008年输出的320万临时雇工中，有220万都去了中东。这一地区的海湾国家（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在菲律宾临时工中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到目前为止，沙特连续几十年都一直是菲律宾合同工最向往的目的地（一百多万菲律宾人生活在那里），2008年，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受欢迎程度也紧随其后（CFO 2008）。

正如前文所述，在海湾地区，阿联酋的菲律宾人口数近年增长显著，在2004年到2007年间，这一数字尤为惊人。三年时间内，人口数从20万爬升到53万，增长了2.5倍 （CFO 200）。 是什么引发了菲律宾人口在阿联酋的迅速增长呢？首先，这要归功于迪拜在过去十年中的经济繁荣。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人们前来寻找就业机会。1972年阿联酋正式成立后，迪拜酋长国由于面临原油储量有限的问题，走了一条与其他几国不太一样的发展之路。迪拜政府决定发展多样化经济，不再仰赖石油，而是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到制造、贸易和旅游上，这一决定也成为海湾地区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扣除物价因素后，阿联酋的GDP增速在2004年到2008年之间一直保持了高达6%-10%的水平（IMF 2009）。

阿联酋的外国人口在迪拜经济繁荣的那些年翻了好几倍，到2008年时已经达到590万，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87%。虽然海湾国家都有大量外国人，但只有阿联酋和卡塔尔的外国人口与本国人口的比例超过80%（Janardhan 2011，94-96）。在迪拜居住的外籍人士中，菲律宾人口数位居第四，仅次于南亚国家如印度（150万）、巴基斯坦（85万）、孟加拉国（80万）的移民人数（Horinuki 2010）。与以男性为主的南亚工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菲律宾劳工男女都有，且遍布各个工业领域，尤其在服务业最为引人注目，21世纪初期，阿联酋的菲律宾女性劳工也要多于男性（POEA 2009）。“不设防城市”的崛起

在维萨亚斯群岛的萨玛岛出生和长大的Brian是一位工程师，目前是迪拜一家菲律宾社区协会的负责人。1995年，Brian移民到了阿联酋，现在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迪拜闹市区德伊勒的一幢公寓楼里。Brian这样讲述了他来到迪拜的过程：我之前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不过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出国

是为了养家糊口，随便去哪里都行，沙特、科威特、新加坡、印

度尼西亚，哪儿有好工作我就去哪儿。我来（到迪拜）是收到了

我妹妹的邀请，因为她知道我想找个好工作。后来我妻子也跟来

了。她挺失望的，因为迪拜太小了——当时还没有摩天大楼、

购物中心或公共交通系统。她抱怨说：“还是马尼拉好点！”

根据在迪拜的采访，我发现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那就在21世纪初以前来到阿联酋的菲律宾人，对迪拜或者阿联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除非他们之前曾在海湾地区有过相关的工作经历。换句话讲，“迪拜”这个词只充当了一点地点指示的作用，对大多数菲律宾人而言，这个地方本身并没有什么社会重要性，充其量就是一个有海外工作机会的国家罢了，人们也不会专门去讨论它，对他们而言，比较重要的因素是一些数据，如薪酬、安置费、福利等，以及就业条件有关的信息。不过，总体来讲，中东并不是那些想要走出国门的菲律宾人的首选地。迪拜作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菲律宾语中的日常用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的。Angeline曾是德伊勒商业区一家旅行社职员，2006年，她决定冒险（原词是nakipagsapalaran，在他加禄语中是冒险的意思）持旅行签证去一趟迪拜，理由是：我曾经在台湾的一家工厂辛苦工作了五年，知道自己在还能

继续在台湾工作多久这个问题上，会受到年龄限制，所以在30

岁之前，我回到了菲律宾，准备另谋机会。后来我听说迪拜是个“不设防城市”，我在电视上看到的迪拜美轮美奂，有高耸入云的

摩天大楼和金光闪闪的购物中心。事实上，来到这里之前，我根

本不知道这里的人尊奉伊斯兰教。（在菲律宾电视频道上出镜

的）电视记者穿的衣服和我们在菲律宾的打扮一模一样，都是时

装店里那种。

Angeline的评价和Marlene之前对迪拜的描述，连同其他菲律宾人的讲述，都揭示了迪拜已经和其他中东地区的城市不一样。一组伴随而来的独特形象，让迪拜获得了一个特别的名字，那就是“不设防城市”。但是这一表达方式所蕴含的新含义到底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并没有确切资料可考。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的是，到了1990年代，几个国际旅游目的地已经被称作“不设防城市”了。此后的21世纪初期，迪拜这种“不设防城市”的形象迅速在菲律宾社会广泛流传开来。我的信源举例说，香港也是一座典型的“不设防城市”。另一个类似表达是“不设防国家”，不过这个说法与“不设防城市”稍微有点区别，因为“不设防国家”通常指的是那些讲英语的移民目的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如果以谈话对象对“不设防城市”的描述方式来作为判断标准，我们可以认定这个词至少体现了城市特征的两个方面，即拥有现代都市氛围和进出容易。第一个方面已经在个人交流与媒体报道中被渲染过很多了。比如，Marlene比较过不同城市在经济和社会条件方面的不同特点，而目前居住在该地区的菲律宾人也做过类似的区分。在这些讨论中，迪拜和沙特经常会被置放在比较刻度上的两个极端。首先，迪拜代表了现代化，强调的是过度消费主义和最新科技。其次，迪拜对待不同宗教和文化活动的态度也越来越自由开放，允许外国男女居民自由交谈和出入公共场合。这样的结果就是，外国居民相互间可以更容易地社交，而这一点在周边的酋长国和国家中，是不允许的。在迪拜，十个居民中就有九个来自外国，因此，能领略不同文化和人群也可算作“不设防城市”的特征之一。除了信件和电话这种个人交流外，互联网通讯技术，尤其是Facebook、YouTube、Skype等，也协助将迪拜的生活形象扩散到了那些居住在中东之外的菲律宾人当中。虽然这些外国生活是通过照片和视频展现出来的，与日常生活会有些许出入，但还是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力场，吸引着那些希望在国外寻找到更好生机的人们到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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