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本土书写：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纪秀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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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本土书写：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研究试读：

文前辅文

本书为第59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6M590377）、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6YJA752005）、大连外国语大学重点科研项目（2015XJZD03）成果

绪论

一 概念的提出：从生态小说到小说生态叙事

人与生态关系的书写源远流长。以文学的方式呈现生态思想并不是近几个世纪的新潮流。生态书写在古代已经被赋予了多重意蕴。因此，文学对生态的关注不是当代的一个“突发事件”，而是如夏光武所言的，“早在生态文学形成之前，生态思想就已经隐藏在各种神[1]话、传说、宗教教义等原始思维的背后”。早期的生态思想蕴含在文化之中发挥隐性效应。这种生态意识或多或少地萌生于有敏锐观察力、感受力的人们心中，同时默默地影响着他们对自然环境的看法和态度。换句话说，生态思想早就蕴藏于前人的文学作品中，只是当时学界还很少将它从文学作品对自然与人关系的诸多表述中剥离出来加以分析，再赋予新的学术内涵。

进入20世纪，现代化的进程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提到议程。后现代生态思潮的批判与否定性突破了现代人对自然的无上“中心主义”的刚性规约，颠覆了危机重重、恶果累累的现代“自然-人类”伦理观，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与定位，将潜藏于历史叙述中的“隐性”生态意识空前剥离、彰显出来。

事实上，由于适应了对现实危机的关注与诉求，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寻求、探索崭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开掘关系后的深层文化、哲学、伦理原因”为要义的当代生态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很快成“燎原之势”。在当代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中，小说扮演了重要角色，占据了多数的份额。因此，“小说与生态”成为我们的研究焦点。

按照一般逻辑，从“小说”到“生态”，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当下流行的所谓“生态小说”的概念。当我们将研究视域锁定在“生态小说”时，却遭遇理论概念与当下创作现实的阐释困境。我们发现仅仅用“生态小说”这一概念，很难清晰涵盖与厘清目前的创作现实，很难涵盖目前复杂的生态与“小说”的表述关系。

目前对生态小说的概念理解是从“生态文学”一级概念范畴引申出的二级概念。生态小说作为生态文学的重要分支，其定义无疑是与[2]生态文学的概念息息相关的。关于生态文学的概念，至今莫衷一是。目前比较公认的是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对“生态文学”的界定：“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3]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生态小说是体现这样一些特点和定义标准的特定体裁。

但是当逐渐深入思考中国生态小说，当面临生态小说概念界定并正式展开对批评对象的阐释时，我们常常遭遇生态小说判别标准的泛化问题，评论往往陷入旁支错节、“表”“里”难蔽的尴尬和捉襟见肘的阐释困境中。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就概念定义而言，“生态小说”概念本身作为新的“舶来品”，在西方学界就没有一个确切稳定的定义。传到中国之后，学界对此则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造成人们对“生态小说”这一新兴概念理解的混乱。其二，当代评论界概念运用混乱、不统一，没有区分题材与主题的不同和复杂关系。或者只关注作为鲜明“主题”存在的生态文学的论述，忽略了作为题材存在的生态文学叙事；或者是模糊、混淆二者的区别，常常把所有相关生态的书写都归纳于“生态文学”范畴。这都是值得商榷的。“生态小说”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作品属于“生态小说”？现存的浸染西方生态话语权的生态小说的界定范畴能否真正全面关照中国本土化的创作现实？目前国内作为权威界定的“纯生态小说”究竟占多大份额？那些被公认的有鲜明生态意识和诉求、以生态为主题的“纯生态小说”能否完全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观念，承载中国复杂的生态思考维度？如何看待和合理“归档”《空山》、《额尔古纳河右岸》、《平原》、《日光流年》、寻根文学、知青作品这些带有强烈生态意识或表现生态命题的当代重要作品？

事实上，面对对象与概念无法明确的逻辑归属，很多学者做了折[4]中与策略性规避，比如，谈现代文学中的生态叙事问题，王喜绒、[5][6]李晓明用了“生态批评视域”，汪树东用了“生态意识”等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龙其林提出“泛生态小说”概念。他参考王诺的定义，同时又适当地结合创作实践，定义“泛生态小说”是“站在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基础上，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反映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表现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精神危机，以生态整体主义的眼光、生态学科知识对现实生活中的生态问题做出科学或文化剖析以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寻求解决之道的小说。……这是一种广义的生态小说，即只要体现了上述特质[7]的作品都被纳入此范畴之内，也可称之为泛生态小说。”这个提法在论述上具有可操作性和范围可控性。

但是，这种折中的策略在解释清楚了研究对象的同时，也规避了对现有生态书写的厘清，模糊了当代生态书写在当代小说中的确切位置与坐标问题。用规避和转换概念模糊当代纯粹的“生态小说”创作的格局和规模，是对当代生态意识与思潮的偏袒，但是在貌似繁荣的表面，这种忽略也影响了对当代生态创作与本质走向的清晰把握，更影响对最少作为“现象”而备受争议的生态书写的可行性与可发展性的当代审视。[8]

当代能够被公认的所谓的“纯生态小说”“显性生态文学”就其文本分量来说，只能偏居一隅，甚至处在大众阅读视野之外。那么，大谈所谓生态小说，是否具有理论的偏颇与人为的“虚构的喧哗”呢？同时，如何看待“非生态小说”中对生态问题的讲述、表达、展现？假如我们承认“文学”与“生态”关系的解读与创作具有合法性和当下必然性的话，目前这种界定无法解决当前这一紧张的叙事关系。那么，是否到了应该拓展和丰富发展此概念的时候？“生态”与“文学”批评的对象都应该卯定在哪些范围才可以既解决目前批评对象混乱的局面，又能将批评的问题推向深广领域？带着这些现实问题，本书从当前中国生态书写的现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大胆地提出一个基于先前概念之上的、丰富化和扩展化的文学概念——生态叙事。

我们定义其为：“当代小说生态叙事是指当代中国小说中相关生态意识的讲述、表达、展现的叙事。”它在外延上拓展了现有生态批评的对象范围，包括两种形态。一种是从主题层面而言，指已经具有[9]自觉的“自然生态”主体价值表述、以生态意识作为主题的文学，基本包括王诺定义、刘文良修正的“显性生态文学”以及“纯生态文学”；另一种形态是从题材层面而言的，囊括当代小说中所有的作为[10]情节部分的当代相关生态意识叙述。同时，在内涵上，“叙事”是动宾组合，既指涉讲述行为（叙）又指涉所述对象（事），涵括故事[11]结构和话语表达两个层面。故而分为故事叙事与话语叙事两个层面。在具体的生态叙事考察上，我们着眼于探讨生态叙事主题层面的开掘与叙事艺术策略使用问题。“小说生态叙事”概念的引入，将研究的对象从内涵与外延上进行了创新性拓展与归纳，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所有的生态小说，或者小说中关联自觉“生态意识”的叙述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为解决生态文学论述中的尴尬和合法性质疑提供可能，将研究对象从“生态小说”扩大到“生态叙事”，可以为重新审视与厘清中国当代小说在“生态思潮”影响下的创作格局与态势提供较为完整的谱系性关照，更为我们针对目前的“生态文学”复杂性，编织一个可以容纳现象的筐，有利于我们对问题的深入研究。

二 生态叙事研究的现状

以上，将研究的对象从内涵和外延上进行了创新性拓展与归纳，根据这个内涵和外延，目前所有的生态小说或者小说中自觉的生态意识叙述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5月，依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统计，30年来国内有关生态小说和小说中的生态问题研究的论文达4500余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不下400余篇。仅就学术论文而言，1979～2008年上半年近30年生态叙事研究论文共1200余条，2008～2009年约为1100余条，2009～2010年约为1300余条，2011～2012年5月约为1200余条。可查证的各类小说生态叙事研究的专著有数十部或更多。国内大批当代一线批评家（王岳川、丁帆、王宁、雷达、吴秀明、吴义勤、吴景明、曾繁仁、聂珍钊等）都介入了对生态问题的研究和关注。很多学术期刊纷纷为小说生态叙事的研究搭建了学术平台。相关生态叙事研究的课题多次问鼎国家、省[12]部级科研项目。

如此一个有特色、有意义的文化与文学现象，绝对值得关注与纵深开掘。那么，目前国内生态叙事的研究状况如何？具体方向和目标在哪里？

目前国内生态叙事研究的视角多元，重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综述性研究。以生态意识、生态观为思想线索，勾勒中国当代生态叙事图谱。如王喜绒《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张晓琴《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钟敬《启示在荒野——生态批评下的中国当代生态小说》（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②生态作家作品的个案解读。个案文本分析占生态文学研究的主体地位，其多以作家作品论形式出现。如汪树东《对大自然的诗意怀想——生态意识与迟子建小说》（《石河子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谢建文《张炜小说中的生态美学追求——〈九月寓言〉浅析》（《平原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李占伟《生态意识自觉的一面大旗——张承志〈北方的河〉再解读》（《语文学刊》2007年第1期）。③生态作家群体评论。如王静《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人与自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④主题/母题分析。如雷鸣《危机寻根：现代性反思的潜性主调——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唐克龙《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⑤生态文本美学与哲学思想分析。如余晓明《文学研究的生态学隐喻：文学与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及其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王立、沈传河、岳庆云《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中外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⑥比较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多元文化视野中民众生态与心态的书写方式——〈美国梦寻〉与〈北京人〉回眸》《生态视野中的沈从文与福克纳》《〈断头台〉与〈狼图腾〉的叙事比较——从〈断头台〉与[13]〈狼图腾〉看中国生态文学写作之一》）等。⑦叙事策略研究。如张舒、邵维加《迟子建小说的生态叙事策略》（《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张晓光《喑哑的牧歌：〈边城〉的原生态叙事策略》（《理论学刊》2008年第7期）。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生态叙事研究已经涉及多角度、多方面，从最初的浅层生态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层生态学研究，从最初的单一文本、单一作家、单一生态现象研究，逐步拓展到整体现象、整体价值观以及跨学科、综合性、关系性思考。现有研究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生态叙事研究的思维、手段和视野，对建构当代研究框架，梳理文学谱系，发掘文学独特的审美精神，深层开掘文学的文化、政治、哲学内涵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三 存在的问题

当代生态叙事研究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目前针对生态主题/故事层面的综合性研究较多，对于叙事话语层面的独立研究较少，将文本的叙事话语、策略层面作为独立章节进行综合性研究尤其欠缺。

如上文所总结，综合性研究多以生态意识、生态观、年代谱系为思想线索和结构划分标准，勾勒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图谱。这些论著没有将文本的叙事话语、策略层面作为独立章节进行研究。作为文本与文学的重要研究元素，叙事话语、策略层面研究是综合性研究的重要部分，应该被关注与重视。自2009年之后，以“生态”与“叙事”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国内的相关研究论文并不多（根据中国知网统计），如曾道荣的《城市向往与精神还乡：以知青小说的生态叙事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2期）、潘素芳的《原始的自然景致古朴的民风民情：论〈边城〉的原生态叙事》（《名作欣赏》2009年第2期）、张舒和邵维的《迟子建小说的生态叙事策略》（《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北方论丛》2010年第3期）、纪秀明的《阿特伍德小说生态叙事策略分析》（《湖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和《我国当代生态小说叙事特征研究及本土化思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主题叙事，关于话语策略叙事研究的只有张舒和邵维的《迟子建小说的生态叙事策略》、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纪秀明的《阿特伍德小说生态叙事策略分析》和《我国当代生态小说叙事策略研究及本土化思考》，这些研究尚缺乏关于生态小说叙事特征的专门性、系统性、整体性思考，不能自成体系。亟须在综合性研究中，加大篇幅进行综合性、归纳性总结。（2）目前的研究，基本上仍然局限于国别文学之间各自为政的论述，关于中西生态叙事整体性比较的研究很少。目前可以查证的几篇比较文本，多通过将当代中国生态作品与西方典型生态作家作品（如美国雷切尔·卡森、加拿大阿特伍德、俄罗斯阿斯塔菲耶夫）相比较，并针对当代中国生态文学中的不足提出批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多元文化视野中民众生态与心态的书写方式——〈美国梦寻〉与〈北京人〉回眸》《生态视野中的沈从文与福克纳》《〈断头台〉与〈狼图腾〉的叙事比较——从〈断头台〉与〈狼图腾〉看中国生态文学写作之一》等。事实上，由于目前西方及中国生态小说创作日趋成熟，作品数量日渐规模化，在文本资源储备上作为类型的[14]生态小说的中西文本国别比较已经具有可行性。正如鲁枢元等指出的，生态时代已经产生中西流向的新格局。通过中西比较一方面有助于更客观地评估中国生态叙事创作的整体水平与格局，另一方面助于考量国别间的同类型文本的共性与差异性，对促进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写作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3）罕有对本土化问题的研究。中国的生态批评及创作是西方批评引入中国并传播后，短期内形成中西同步交流互动的结果，是具有中国化、中国特色的当代稀有文学研究案例。

由于西方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理论在发生时间上与中国当代生态叙事进行对话存在可能（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逐渐脱离完全“西化”趋势，开始走向互动），在文学叙事上，一方面，从同类型文学的差异民族表述角度而言，中国当代生态叙事存在对民族叙事的沿袭、创新与本土化问题；另一方面，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而言，中西生态文学叙事必然存在对话与相互影响的可能。中国文学生态叙事需要向西方借鉴与学习，弥补差距与缺失；中国的本土叙事特色也可以丰富世界生态叙事的范式与内容。

可以说，中国文本的本土特色与内在成因是一个丰富的、意味深远的研究资源。但是研究界对中国当代生态文本本土化的研究非常少见。目前能查证的只有：纪秀明的《我国当代生态小说叙事特征研究及本土化思考》（《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龙其林、赵树勤的《文化影响与生态对话——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中的西方生态文化因素及其本土转化》（《河海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等。前者只是在文章的末尾作为启示语提出本土化的存在与构想问题，后者虽然从“翻译与传播：中国生态文学的思想激活”“接受与对话：中国生态作家的心理状态”“从碰撞到新质：中西生态文学的交融”三个方面做了论述，但仅处于泛泛而简单的理论构想阶段。目前学界缺乏针对中国生态文学本土化问题的专门性与综合性的探讨。没有对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进行基于与西方当代文本比较的内容取向与叙事策略的归纳分析，更缺乏基于民族差异性进行深入的本土化问题研究。

针对以上现状及问题，本书对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的研究聚焦于“基于比较的我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主题（故事）以及策略（话语）层面的综合性归纳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代西方生态思潮与创作对我国当代生态叙事的影响与本土互动问题”。因此，我们的选题定位于“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研究”。

四 内容及思路

本书以共时比较的生态文学叙事及本土化问题为研究对象，内容主要以生态与叙事、中西诗学比较、本土化思考三个维度作为主体构架，从生态叙事的提出、主题内容比较、修辞策略比较、价值重估、存在的不足与困境、“本土化”之路、“反本土”陷阱等方面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研究，试图从整体的角度，考察中国当代小说中“生态”与“叙事”问题，考察西方生态思潮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呼应、影响，中国当代小说对本民族传统的沿袭与变异，中国当代生态书写的本土化途径等问题。

本书通过对生态叙事文本的中西主题、基于民族差异性的典型性[15]案例、典型性叙事话语修辞的萃取与对比分析，集中探讨目前国内生态叙事（主题与话语修辞策略两个层面）与西方生态叙事比较后凸显何种趋同与差异性特征？探讨国内生态叙事在当代特定历史阶段独特的民族特色是什么？深层民族性原因何在？这种差异性的优点和薄弱环节在哪里？基于这种现状问题以及中国在世界生态文学叙事构建格局中的话语权与共建所需，我们的本土化道路途径是什么？本土化在当下中国的特殊性在哪里？具体途径有哪些？与此同时，笔者还尝试从本土叙事的困境与尴尬角度，补充分析生态叙事本土化与国际化以及“反智”“反民族主义倾向”的悖论性与复杂性问题。

在结构设置上，本书主要分为两大层面，即“我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研究”及“我国当代生态小说叙事本土化问题研究”。由第一层面的分析论述推演到第二个层面的分析，将“叙事”与“本土化”联系起来考察，二者具有内在联系性与整体性，是由表及里的推进、协调统一的关系。“叙事”研究不是泛泛的、铺天盖地的，而是以本土为坐标与内在尺度来限定与设计的；“本土化”是基于叙事分析得来的策略应答，其具体方案均以“叙事”为内容基础。全书以中西诗学比较作为贯穿其中的方法之维，构成主体框架。

值得强调与指出的是，本书正是通过这种行文设置，将当代生态小说研究中存在的“修辞策略研究的缺失”“比较研究的薄弱”“本土化研究的罕有”三个问题贯穿其中，进行综合性理论探讨。

本书主要由绪论、正文以及结论三个部分构成，其中正文部分又包括七章内容，这里简要概述如下。

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国生态叙事主题与西方生态小说的趋同性。

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生态叙事基于民族文化、历史与现状的主题差异性。

第三章：主要研究中国生态叙事与西方生态小说的共性特征。

第四章：主要研究中国生态叙事与西方生态小说表意策略的差异性。

第五章：主要探讨基于比较的价值重估与“本土化”可行性问题。通过共时性的中西比较，梳理中国生态叙事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困境，提出：不论是作为类型文学的世界同构而言，还是从完善中国小说生态叙事的独立文学品格而言，“本土化”是破茧途径。

第六章：探讨如何在沿袭文学叙事的历史传统与创新中实现和强化生态叙事的“本土化”。如何把握影响与焦虑的辩证关系？“本土化”与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如何？这其中既包含文学主题价值层面的传承，也包括文学叙事策略经验的传承与当代演进。

第七章：探讨实现和强化中国生态叙事“本土化”的现实途径。“本土化”该从哪些层面关注当下中国现实的特殊性、矛盾性与复杂性？具体如何强化“本土化”？同时，尝试从本土叙事的适度性角度，补充分析需要警惕的“虚构的双刃性”、“反智”与动物叙事等几个“反本土”问题。

五 选题的实践性与创新性

毫无疑问，本书所涉问题繁复、阐释难度大，比如，“本土化”与叙事结构关系的处理、中西叙事比较中的案例选择标准、差异性叙事主题及策略点的选择标准、叙事理论的遴选问题，总之，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但是若能以此为中国生态创作助力，揭冰山一角，即使面临重重之迷宫，或面临种种阐释之风险，笔者亦心怀感恩，不悔驰往。[1] 夏光武：《美国生态文学》，学术出版社，2009，第1页。[2] 龙其林、陈菲：《环境危机与中国小说批评新质的确立——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研究述评》，《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3]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1页。[4] 王喜绒：《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5] 李晓明：《当代生态批评视阈中的文学研究与生态意识》，《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6] 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7] 赵树勤、龙其林：《当代中国生态小说的发展趋势》，《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8] 宋泽松、刘文良：《显性生态文学与隐性生态文学》，《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4期。[9] 此界定参照的是汪树东对“纯生态小说”的定义。参见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0] 对于时间的界定，当代小说指新时期以来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期间，生态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曾留下一段寂寞的空白时期（龙其林）。因此论及当代小说生态创作，实际指的是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11] 祝克懿：《“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12] 数据研究方法可参见纪秀明《近三十年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综述（1979—2008）——兼论生态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演进》，《辽宁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13] 参见纪秀明《近三十年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综述（1979—2008）——兼论生态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演进》，《辽宁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14]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 文本涉及的空间和时间跨度大，如何选择能够有代表性的、特征性的作品是一个很大的难点。鉴于比较研究文本选择的复杂性与争议性，在中西叙事比较考察的案例选择上，我们参照症候分析方法，选择当代西方较著名和典型性的生态文本。中国生态叙事文本分两个部分，显性生态文本选择当代公认的“纯生态小说”。隐性的、游弋于干主题的作为部分的情节性“生态叙事”则取自相关当代国内代表性作家及流派的代表性作品。研究将症候性分析法与地图分析法相结合，着眼典型文本案例，抓住比较典型的文学地理坐标，实现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分析。虽难免挂一漏万，但是不失为一种积极的解决方法。第一章主题类型：趋同性主题

美国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昭示着当代世界生态文学的开端。“伴随生态文学理论和生态文学批评的展开，世界生态文学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各地生态文学创作日益兴旺，涌现出大批享誉世界[1]的生态文学作品”。受世界范围内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创作热潮的影响，兼与中国当下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国情相呼应，中国当代生态创作逐渐兴盛，逐渐形成有目的、有理念、有鲜明理论自觉、有核心价值诉求、日益成熟的创作态势。作品类型也由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纪实性质的作品，主要是徐刚、沙青等人的报告文学，拓展到小说、诗歌、散文等多领域。

尤其自20世纪初期以来，当代文坛涌现了郭雪波、姜戎、杨志军、饶远、沈石溪、哲夫等大批生态作家，同时张炜、贾平凹等一大批成熟作家日益自觉地介入生态写作，生态创作群体的更新与壮大产生了大量生态小说以及富含生态意识的作品（即我们定义的小说生态叙事）。

按照汪树东的归纳，“我国生态小说基本上分为萌发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高潮[2]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由于当代生态批评通常将涵盖生态叙事的作品都叫作生态小说，本书为论述方便以及尊重当时文献，我们将延续当时评论者的“生态文学”“生态小说”等说法。事实上，纳入我们讨论视野的是“纯生态小说和包含自觉生态意识部分的小说”。西方作品依此法相同处理。）中国作家们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我们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问题，思维触角已经深入社会、文化的内核，力图从更深层面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寻找破解方案。

以两分法描述叙事作品是西方文学批评的传统。西方叙事学家一般采用故事（story）与话语（discourse）来指代文本的内部层次。故事关乎内容（涉及“讲述了什么”，以主题为主体，或含事件、人物、背景等），话语关乎形式（涉及“是怎么讲述”的，包括各种叙[3]述形态与技巧等）。英国著名小说家、批评家福斯特认为，“小说的基本层面就是讲故事的层面”，“故事是最低级最简单的文学机体。然而对于所有那些被称作小说的异常复杂的机体来说，它又是至[4][5]高无上的要素”。王诺对生态文学故事层的四大方面界定与总结（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来自对欧美生态文学考察与梳理的基本判断。虽然中国生态批评界对国外生态批评理论做了大量演绎和本土化增补，比如，鲁枢元将生态文学的内旨凝聚于生态、精神与社会三个层面：人与生态环境思考、生态社会批判、生态[6]精神诉求。但是他只是做了不同角度的解读，其内核与王诺基本一致。纵览当代中西生态小说的主题故事层，尽管在说法上或许有个别差异，但是目前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的主题基本可以被归纳为自然生态危机、后现代批判、人与自然伦理构想、信仰与精神家园隐喻四个方面。中国生态小说与西方生态小说的主题趋同性是显而易见的，“它着力于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对造成这一灾难的所谓人类文明进行不留情的批判；它往往在鞭挞‘人类是自然的主宰’的人类中心主义、揭示了人类对生态造成的灾难性破坏后，表达人类与②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展现人类未来理想的生存状态”。一 自然生态危机主题

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与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相伴相生，人们开始探讨如何维护人类唯一的地球的环境生态问题。有真正生态自觉意识的西方生态文学发轫于《寂静的春天》。《寂静的春天》以大量的事实和科学依据揭示了滥用杀虫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人类健康的损害，激烈抨击了这种依靠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和观念。环境生态预警和生态责任成为西方生态小说的最基本主题。

中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学的起步略微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现代改革与环境发展问题的逐步深化与尖锐，1992年中共十四大已经重视中国环境问题和生态平衡问题。尤其是1998年洪灾、2003年的“非典疫情”、淮河和长江的污染事件，以及2008年全国范围内的“雨雪冰冻灾害”等自然灾害使生态问题进入社会公共视域。保护生态环境、缓解生态危机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学创作自觉承担起警世作用，当代生态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正是文学领域的热烈响应之征，环境生态预警和生态责任是生态小说的最基本主题。正如西方生态文学主题最先来源于卡森《寂静的春天》对人类使用农药破坏土地与自然所进行的有力批判一样，我们当代生态创作也是先从浅层生态危机与预警批判开始的。

以“自然生态”为价值主体表述的“纯小说”的热兴（“纯小说”概念的界定请参考汪树东教授的观点），与当代小说浅层生态叙事的热兴和集中化紧密相连（这里要强调和说明的是“热兴”。因为现代文学中也偶有涉及浅层生态环境批判主题的，如鲁迅的相关作品。但是这里只强调形成规模趋势的）。笔者认为，“生态”作为独立与自主的理念进入中国小说叙事是从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以环境问题为表现主题的“纯小说”开始的。张抗抗的《沙暴》、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雪漠的《狼祸》、宋学武的《干草》、丁小琦的《红崖羊》、“中国少年环境文学创作丛书”（包括沈石溪的《刀疤豺母》、金曾豪的《绝谷猞猁》、饶远的《水妈妈的美梦》、李子玉的《鲤鱼宝贝》等）、张长的《希望的绿叶》、孔捷生的《大林莽》、司马言的《麻雀梦》、叶广苓的《狗熊淑娟》《老虎大福》、张扬的《消息不宜披露》《独霸猴》、哲夫的生态系列长篇《黑雪》《毒吻》《天猎》《地猎》《极乐》《天欲》《地欲》《人欲》等题材几乎涉及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如动植物残害、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污染与非自然侵占、噪声污染、人口膨胀、资源枯竭、温室效应。这些生态作品充分揭示了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关照与考察人的存在对自然的巨大征服力、合理认识人类生存和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的同时，更关注人类对自然肆无忌惮的破坏与毁灭，真实展示大自然报复人类时的肆虐和人类在其面前的无能为力，从而从直观层面对人类进行警示与预警，促使其采取行动，改善已遭破坏的自然环境。

浅层生态环境危机问题不但是纯生态小说的主要主题，也是后期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展开小说生态叙事的必要途径。大量生态叙事都对生态危机问题进行了平面、直观的展示。

哲夫的《执政能力》中，秀水地区最初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自在、澄澈、色彩鲜亮的“干净”自然世界：

白雾在千树万枝柳条之上凝结成无数霜花雾挂，丝也似的在寒风中乱摆，摇曳如珠帘玉树，袅娜如环佩络璎，相互撞击，发出仙乐般悦耳的天籁之声，其神妙、氤氲、旖旎之气象，蔚为自然壮观，故[7]而有“四十里抖气河”之称。

这里，山清水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农民仍然需要按照四时的更迭向土地讨要吃喝穿用，以勤补拙，悉心倾听自然的声音，与它们和睦相处，这样，农耕的年景才会丰饶，人的日子和自然的日子才不会过于艰难。土地是有灵性的土地，天空是有灵性的天空，山是有[8]灵性的山，河是有灵性的河……秀河水是一水的碧绿……”。然而，由于长期的狂挖滥采，地表径流一天天下渗，造成了秀水镇周围的自然生态渐趋恶化，自然风光与以前相比不啻霄壤之别：

水日益见少了，流的还是黑汤子。……山体挖空了，地下水捅漏了，地表植物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空气和河流多被污染。气候异常，连年大旱。黄土高原被人为切割得更加破碎……山曲曲刚吼[9]唱出口，就会被煤尘和烟尘呛回去。

水源被污染而日渐干涸，山林枯竭，花鸟不再，情歌山曲不响，一幅中国“寂静的春天”图景。

余杰的《屠杀的血泊》描述了扩路毁林：

我最后一次走向树的年轮，它散发着浓烈的香气和潮气。树是不流血的，或许流的是一种比血更浓的东西，渗入到地下，像把咬碎的牙咽回腹中。旁边坐有几个休息的工人，是他们挥起锋利的电锯，顷刻之间便将树们砍杀。我知道，临刑前你们不曾屈过膝，不曾呼过痛，你们像嵇康一样，最后一次仰望已经不是蔚蓝的天空，然后渐渐仆倒，[10]声如落发。广陵散响起来。

阿城的《树王》中，“一条山沟里，终日弥漫着酸酸的味道，熏得眼睛流泪。雨住了，大家上山出工。一架山秃秃的，尚有未烧完的大树残枝，黑黑的立着，如同宇宙有箭飞来，深深射入山的裸体，只留黑羽箭尾在外面。那棵巨大的树桩，有如人跌破后留下的疤；也能[11]看到那片白花，有如肢体被砍伤，露出白白的骨”。

老鬼的《血色黄昏》中写道：

空旷寂静的锡林郭勒草原啊，你现在也变丑了，无数个老鼠洞、灶火坑、车辙、防火沟、人踩的小道，在你清秀的面容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麻点和疤痕。大片大片的盐碱地，白花花的，寸草不生；被开荒翻掘出来的黄沙常常遮天蔽日，埋没了道路；原本水草肥美的河畔草场，因为种庄稼的缘故，长满了一人多高牲畜也不吃的野蒿子。大火把枯黄单调的草原烧成了花脸，东一片黑，西一片黄。坑洼角落里残剩的几株干草，在春风中瑟缩发抖，如泣如诉。一望无际的炭黑，黑得那么辽阔。亲爱的锡林郭勒草原，请原谅我们的无知狂热。我们[12]往自己母亲身上撒了尿。

哲夫的《黑雪》《毒吻》《天猎》《地猎》都对各色生态破坏做了淋漓而触目惊心的揭露，并且其揭示的问题不断具有新鲜的时代特征。黑色生态系列之《人猎》第二十五章“人性的畸变是外力的作用”中“阴霾笼罩了多数的清晨，太阳被污染的大气隔离，唤醒中国宇航员酣睡的不是雄鸡也不是鸟语，而是辐射超标的手机闹铃或是被昂贵的生活压迫的脾气失常的彼此。醒来时，先吐出在钢筋水泥中圈养了一夜的含着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闷气，睁开被繁杂而俗艳的色彩污染的眼睛，耸起被城市噪声侵害的有听力障碍的耳朵，掀开不断放静电的黑心棉的被子，从质量伪劣的水喉接了一壶劣五类河水和地下水勾兑得以检验合格的自来水，在有害物质超标的煤气灶上轰然有声地烧开，冲一杯碘含量超标、以甲醛溶解三聚氰胺冒充蛋白质、用过氧化氢抑止细菌繁殖的三鹿牌奶粉，就上几根柴油炸的洗衣粉油条，[13]外加一个苏丹红咸鸭蛋”。这种浅层面的、直观的生态污染破坏的表述在当代生态叙事中比比皆是。二 后现代批判主题

如果当代小说生态叙事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的话，其作为一种文体的表征能力与报告文学相比，在平面展示上不仅无法发挥作为小说的文学阐释空间深度与厚度的优势，也失却了作为生态报告文学的新闻快捷性与政论尖锐性。其存在的理由是受到严重质疑的。这些作品虽围绕某个具体的生态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观照，具有揭示生态危机现实和启迪民众环保意识的重要意义，其巨大而深远的社会效应正在不断地显现。但是，仅仅做问题的平面揭示与批判，缺乏“生态问题”本身的话语解释逻辑，对千疮百孔的自然、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来说，仅仅孤立地揭示生态环境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忧思披露与呼吁，还远远不够。

事实上，从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发展而言，从浅层批判到深层批判与反思是必然的；从文体的特异性而言，小说承载了超越报告文学及散文的丰厚性与深度，也必将促进和耦合这种深层批判的必然性。同时，小说的阐释某种程度上意味“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和系统[14]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层次的演进分化”。这三点的合力促使我们的小说生态叙事势必走向深层性思考与批判。深层批判则集中体现在对现代性的批判问题上。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转轨，加快经济现代化的步伐，从“前现代”到“现代”甚至是“后现代”“过山车式”快速挺进。一方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现代性”的问题直接裸现在中国社会和作家面前。当代中西思想界与文学界的生态绿色浪潮本身就始于对现代化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作家对现代文明的生态批判随之全面展开、日趋白热化。里查·A.福柯在其《追求后现代》一书中认为后现代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批判性的思维转向，即转变为一种既怀疑的又具有讽刺特点的思维。当然，这种批判不是对现代主义的全盘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它既欣赏现代化给人类带来极丰富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15]又对其负面影响深恶痛绝。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的深层后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主要集中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批判、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对政治与文化的批判。（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批判

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文明人本意识产物。现代物质文明强调地球上作为主体的人类及其权威合法性。地球其他物种与生命是作为“对象化”的工具客体而存在的，或者作为人的附属意义而存在。这种自我中心价值膨胀，忽略了地球其他生灵的独立存在价值，促成人行为上的肆意破坏和内在规约失范。西方生态学者阿恩·奈斯和塞欣斯曾共同起草了一份原则性纲领，其中对人与自然的平等、多元、丰富、独立的价值强调了三点：①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健康和繁荣有其自身的价值（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就人类目的而言，这些价值独立于非人类世界对人类目的的有用性；②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并且它自身也是有价值的；③除非满足基本[16]需要，人类无权减少生命形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强调了非人类生命与人类生命同等的价值和合法性。中西大量生态创作提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通过非人类生命的崇高化、灵性化与道德化，展示非人类生命作为价值主体的存在意义。神化与灵性化的动植物叙事在《狼图腾》《怀念狼》《黑鱼千岁》《树王》《沙狐》《乌妮格家族》等作品中比比皆是，当动植物被赋予了人类所无法凌越之上的神秘的、可“畏惧”的力量时，敬畏生命有可能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动物与人平等甚至超越现代人的道德高度，被作家用来彰颂非人类生命、反思与批判现代人性的“异化”与扭曲。黑鱼千岁具有神性与高超的智慧，忍辱装死，为了给同伴复仇，与人类猎者较量，最终同归于尽。小说《猎人与母猴》中的母猴，对小猴的母爱情怀非常人能比，为了孩子的生存，在濒临死亡之际，显示了伟大的母爱。朱耀华的《鸟人》中，雕的血性和视死如归的凛然气节让鸟人震惊与悔悟。同时，许多作家通过展示人与自然生命之间的生态整体关联性，批判自然生命被破坏和残杀，展示自然对人类的反伤害；以物种的息息相关，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的价值与非人类生命价值相剥离、等级化的荒谬。例如，郭雪波的沙漠系列中，人任意虐杀动物、破坏草原植被，带来的是灭顶的沙漠化灾难；雪漠的《狼祸》中，人类肆无忌惮地猎杀动物、破坏生态平衡链条，直接加剧了人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沙漠化。（第三节“人与自然伦理构想主题”将具体展开分析，在此不详述）（二）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批判

资本主义现代性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重新确认与张扬，直接确认了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人的主体性。这其中就包括，物质欲望的合法性，人的追求自由价值的合法性。主体性意识逐渐实现了科学技术、工商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乃至学术研究等为物质合法性进行的驱动与运作。过于膨胀的现代主体意识也逐渐导致了人在自然面前的狂妄和自大，唯“利益”是图。现代文明的消极因素之一就是用物质和金钱的满足感代替人生活的幸福感，对享受的无止境追求造成对自然的无止境索取。“中心”化人类更强调自然的功利价值与工具性。以现代性主体视角将自然的附属工具性合法化，听任无限物质欲望对有限自然的扩张。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对现代化的信仰癫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现代化文明的反思逐渐深化，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欲望化的生态批判也就如火如荼展开。

雪漠、贾平凹、张炜、陈应松、李存葆、哲夫、唐云富、胡发云、张抗抗、韩少功等作家都开始自觉地皈依生态意识，追求与建立绿色和谐生态观，对现代物质文明的负面因素进行批判，重新反思以现代文明为价值追求的负面与片面性。唐云富的小说《带子的鲈鱼》展示了现代文明泛滥，自然生命惨被人类欲望所驱动而绝种灭亡的恐怖场景。李杭育的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展示了现代化涸泽而渔式的掠夺对自然生命以及人文景观的扼杀与破坏，发出了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哀婉慨叹。姜滇的《摄生草》中，施家潭近乎痴狂地掠夺大自然资源，“他关注的是采掘量、经济效益，要的是利税、事业的发展。那湖，被冷落了，遗弃了，也被出卖了”。雪漠的《狼祸》中，放牧者在荒芜的沙漠中无休止地放牧，是被现代物质财富欲望逼得疯狂的表现，黑羔子的疯狂杀戮与挣扎苦痛，更是被现代文明与现实贫困双重压迫下的癫狂。李存葆在《鲸殇》中说：“现代工业文明使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也扩张了人的各种欲望。人类的欲望无边和地球的资源有限互为抵牾，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构成永恒[17]的差距。”很多作家对此进行了批判与文化深层反思。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对城市文明的鄙弃和对自然野性的崇尚，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对村民将女孩投到车轮下一次一次碰瓷，用亲情和生命与金钱进行交易的批判，等等，都表明了部分作家已经具备对现代物质文明进行生态批判的自觉警醒。正如葛红兵对文明所指的反思：“自然生态危机向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那种在现代化工业文明中形成的西方生产消费主义真正合理吗？在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成为同义词的心态下，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深刻反思。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克服自然生态危机，就必须在经济上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还必须修正物质消费主义的惯性渴求，以营构一种符合自然[18]生态规律又无愧于人的尊严的生活方式”。（三）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现代科学技术观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在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和主导性要素。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超前性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先导作用。科学技术越来越走在社会生产的前面，开辟着生产发[19]展的新领域，引导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在生态意识视野中，现代科学技术显示了其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科学技术推动现代化生产力的进展，推动了人的解放和文明自由进步。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20]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认同机械论，强调物质世界的无限统一性和任意机械组合性。后现代理论以及生态批评者认为，应该将人与环境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从流变过程中探求秩序，把事实和价值统一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忽视了系统性，容易忽视自然生命与物质世界的整体性与内在人文关联性。当现代科学技术脱离自然生命的整体协调与操控时，很容易沦为工具理性的物质手段。现代科学技术这些特征使其轻视大自然的生态整体性，容易片面强调人类的中心性。“科学能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和便捷，却也加剧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科学能使人类变得无比强大，却未能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原子战、化学战、细菌战的阴影，常使人类惴惴不安；科学能使人类去广泛地认识物质世界，却未能使人变得更加善良和高尚……”[21]貌似科学具有主体双刃性，其实科学是中性而客观的。只有对科学的使用脱离了道德的约束时，科学才会具有反动性。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未来的保障。而科学技术进步只有与道德进步相伴随，才能[22]有真正的、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进步。因此，有必要对现代科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滥用与道德缺失进行揭示批判。杨志军的《环湖崩溃》中，当人类用现代科学武器毁灭了野生动物，开发与整理环湖的时候，现代人的自满越发高涨。现代科学技术或可使人暂时、局部地战胜大自然，认为“人定胜天”。但是这种自我意识的膨胀与自满，最终依然无法阻挡自然的残酷反击。哲夫的《执政能力》中，过分使用科学技术加大对自然的开垦和掠夺，换来的是自然的破坏、生态的失衡、经济的短板效应。《哦，我的可可西里》提出诘问：“我们是地球上智商最高，拥有最现代化屠杀武器的动物。人类可以把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野生动物全部猎杀，不敢想象要是地球上的其他动物全部被人类猎杀了，只剩下人类自己，那么人类还去猎杀什么？人类会不会猎杀人类自己？”（四）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生态文学研究者乔纳森·莱文指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便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23]的忧虑。”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的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政治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政治文化对自然的影响。”[24]

当代中国生态叙事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透过表层的生态危机与忧患现象，深入探讨与反思引发生态灾难的政治文化原因，开掘造成“国民与自然”利益对抗现象与国民自然环境生存行为的文化因素，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使生态叙事具有了显著的文化批判与反思的特点。

孔捷生的小说《大林莽》就对那些肆意征服与改造大自然的现代革命观念提出挑战；阿城的《树王》以民间朴素的生态意识批判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从而对所谓“现代革命文化”持有怀疑态度。李立叫嚣：“没有这种野树，我们早完成垦殖大业了。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野树，是障碍，要砍掉，这是革命，根本不是养什么小孩！”肖疙瘩要留一棵树，“证明老天爷干过的事”。李立哈哈笑了：“人定胜天。老天爷开过田吗？没有，人开出来了，养活自己。老天爷炼过铁吗？没有，人炼出来了，[25]造成工具，改造自然，当然包括你的老天爷。”揭示“革命文化”对传统朴素的乡土文化、自然宗法的瓦解。这种文化的对抗，以简单而粗暴的破坏自然的方式完成，带来的又何止自然灾难。《青旗·嘎达梅林》的草原悲剧正是鲜明的例子，“当地放牧的蒙古牧民，目睹此景，议论纷纷。草原年年都着火，从来没有死这么些人。兵团的达勒嘎（干部）瞎指挥，连一点点打火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就想立功升官哇！拿知青的生命开玩笑”。“哼，荒草是国家财产！知青的生命就不是国家财产吗？”“草原烧了，来年还会再长，年轻人烧死了，却永远也不会再活”。“如果观察观察火势，晚一点儿出来，或者让战士们坚守连部，不要乱跑到荒山沟里去，完全可以避免死人”。[26]2012年6月17日，在由中国作协创研会主办的“郭雪波《青旗·嘎达梅林》研讨会”上，郭雪波强调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这部非虚构作品具有鲜明的环保意识，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度批判和反思——当人类中心主义泛滥，地球生态遭遇空前破坏，究其原[27]因是人类文化信仰出现了问题，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危机”。

揭示与批判文化影响自然生态的同时，中国作家的生态叙事笔触也积极而具有文化自觉高度并进而在文化重审过程中深入反思与探讨文化重构和文化变革问题。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姜戎的小说《狼图腾》毫无疑问是最有代表性的抵抗现代文明，进行“新质”文化与信仰探索的生态文本典范。在《怀念狼》中，人与动物“狼”复杂的为敌却又共生的关系，折射的是自然生命与文化的互生共存。因为有狼，所以有猎人；因为有狼的潜在危害，商州人可以保持活力本性。动物的存在是人存在的文化哲学理由。狼的文化与生命哲学激发和完善着现代人的文化想象。《狼图腾》试图用狼图腾来解释：“当年区区十几万蒙古骑兵为什么能够横扫欧亚大陆？中华民族今日辽阔疆土由来的深层原因？历史上究竟是华夏文明征服了游牧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一次次为汉民族输血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为什么中国马背上的民族，从古至今不崇拜马图腾而信奉狼图腾？中华文明从未中断[28]的原因，是否在于中国还存在着一个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虽然该小说提供的文化代偿物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受到很大的质疑，但是这部小说的文化重建企图仍然很耐人寻味。（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许多作家作品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时，存在把它简单化、概念化的弊病。例如，贾平凹的《废都》《怀念狼》等小说对现代城市文明的生态批判就是如此，仿佛都市为罪恶之源，现代文明乃堕落之根，返回山野就能获救。这就遮蔽了现代文明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从而也就无法真正到位地批判现代文明。这是后话，第七章将展开分析，此不赘言。）三 人与自然伦理构想主题

伦理价值是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以人和自然关系构想为核心对象，不断寻求真正和谐健康合理性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叙事来说，由于“关系”更关涉“伦理与价值”的思考，作家往往通过文学，将单纯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升到“伦理”层面的思考。

以罗尔斯顿的保护价值、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为基础的西方生态伦理观强调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强调物我同一，强调自然与“人”的平等与共生。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强调非人类自然物的内在合法性和价值独立性，维护非人类自然的基本秩序。[29]史怀泽从生命的神圣、平等角度，主张消灭等级观，强调“敬畏生命”“善待生命”，将促进生命可持续发展视为“必然的、普遍的、[30]绝对的伦理原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将道德伦理思考从“个体”扩大到“群体”（物种与生态共同体），将对个体的尊重扩展[31]到对共同体的尊重。而海德格尔受道家影响，将对物种和生命共同体的尊重，扩大到人、物、天、地四位合一的境界：“大地是承受者，开花结果者，它伸展为岩石和水流，涌现为植物和动物。天空是日月运行，群星闪烁，四季轮换，是昼之光明和隐晦，是夜之暗沉和启明，是节气的温寒，白云的飘忽和天穹的湛蓝深远。大地上，天空[32]下，是有生有死的人”。这与中国的人与自然构想逻辑相接轨。“天人合一”是中国最传统、最重要的生态哲学思想。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道浑然一体、有机结合。儒家董仲舒强调：“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为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33]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中国当代作家延续了中国古代哲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信仰，又借鉴了西方生态思想的有益成分，体[34]现出独特的“天人”生态伦理意识。这种“天人”的伦理意识在中国当代生态叙事中沿着反对人类中心—动物中心—融入野地—天人合一基本思维线索逐步推进、深化、成型。（这里要说明的是，这种推进和深化，是笔者根据总体态势进行的分析和判断，与生态文本创作有时间的相互呼应，但不绝对对应。创作的主题流向是变动，但是大体趋势如此）

人类中心主义在历史上具有合法性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价值。现代启蒙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将“人”推向了神坛，实现了“人”对“神权”的颠覆。然而，正如以“人”为核心之一的现代性，将人的力量无穷放大，忽视与践踏了被作为对立物的“自然”一样，当科技与现代文明对人的根本——自然进行了利益上的掠夺与剥削后，自然以及自然所代表的“法则”在现代文明下日益委顿与颓败，又反身给中心的“人”一记狠狠的耳光。张炜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上无数法则、无数关系之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这方面出现问题，其他所有方面的条理都显得微不足道了。如果人类文明与地球灾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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