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盘大定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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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迹试读：
前言
中华民族是世界的一个谜。这个民族曾被喻为沉睡的狮子，又一度被看作已经死掉的狮子。可是，这个民族是真的正在沉睡，还是已经死去，我个人认为，这不应该用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单位来断定。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民族饱含各种矛盾，不易触到其真实面目。它既妄自尊大、排外偏执，又博大包容、崇尚和平，一方面投机取巧、谋权钻营，另一方面却又勤俭耐劳、自由放任，既有功利精明之时，也有阴损愚笨之处。一面极具个人色彩，另一面又缺乏人性观念。持之以恒从容不迫的不断努力使这个民族终为世界一方之雄，这在历史上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仅以现状论其将来之法断不可取。
在此我想重复一下以前在《访古贤之迹》一书中也说过的话。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确是世界大国国民之一。我这里并不是指其国土广袤，国民众多，而是要说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有自己的艺术，有自己的特色文化。这一点上，他们可以和古印度、古希腊以及近世的德意志民族一起被称为世界的四大民族。不管现在的境况如何，这个大国的国民都不会永远地沉睡下去。
现在他们正在走向觉醒。一旦他们觉醒了，静静地站起身去寻访自国文明的遗迹，那时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千古文明会不会被荡然殆尽？
我曾经呼吁过，现在想更强烈地呼吁。
中国的古代文化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我希望，现在，同文同种的日本人要伸出手来，尽可能地去理解、去研究、去整理那些古文化。那些古文化多含佛教经纬，我希望，佛教徒们伸出手来助上一臂之力。如果能够理解古代文化中贯串着的大乘佛教精神，我们东洋民族就应该能够敞开胸怀，握住对方的手。这是赋予日本人，尤其是佛教徒的使命。也许我的话会被认为只是在高谈阔论，但是，只要抱有一点点这样的希望之情即可。更何况已有陈胜、吴广之例在先，那就是一道光炎，谁也断定不了那道光不会在某一天燃成燎原大火。
最后把我的几个愿望写在下面。
我准备把四百余县分成三个区域，首先对全体进行初步的普查，然后对选出的重点区域开展详细调查。在进入详细调查之前，应该把力量倾注在哪一个地方，如果不做事先的摸底工作，恐怕方针路途都无法确定，只能盲目摸索，于时间、资金、精力等各方面都不够合理。
所谓的三个区域，一是跨湖南、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各省的部分，二是跨湖北、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各省的部分，三是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各省的部分。我在心中不断祈祷，希望我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出行就会在不久的将来得以实现。
此次踏察，大体上是在上述的三个区域中的第三区域进行的。我祈祷的“不久的将来”真的能够成为现实，这使我感慨万分。当然，愿望的实现都是仰仗诸多前辈的费心尽力。
我去年一月刚刚回国，九月就又再访，实在是觉得有些性急了。但是想尽快地走遍中国，从佛教史的角度踏察的强烈愿望在我心中由来甚久。仿制或收集来的拓片、照片等的整理工作，包括纪行、感想、介绍、研究等各方面的《访古贤之迹》一书的执笔工作，到五月末大致有了结果。进入六月，我把自己的愿望写出来并提交给了服部博士。因三上部长正在欧洲访问，文学部的事务工作由服部博士负责。博士马上向启明会的理事长平山成信氏咨询，所以有了平山氏的关照，又有了评议员泽柳博士的过问，理事鹤见氏的尽心。快到暑假时，启明会后援一事圆满解决。申请期间，上面提到的各位以及干事笠森学士付出了众多辛劳。泽柳博士于事情决定前后都谆谆告诫我说：“千万不要蛮干。如果又像上一次那样盲目跃进，就不要指望启明会的后援。”
暑假期间，和例年一样回到家乡，八月末返回东京，《访古贤之迹》的出版工作接近尾声，事情颇多。为准备出行，十一月又回家乡参加踏察报告会，丝毫余暇也没有。十三日一大早去造访村山教授，报告经过，其后只要得到教授会的通过就可以出发了。从六月向服部教授提起此事到九月中旬出发的这一段时间里，有些事情也许记乱了顺序，也许欠缺了考虑，又是出版，又是出发准备，齐头并进，虽然我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难免有不到之处，只有请有关的诸位先生宽恕。出发之际，有关野博士、南条先生，岛地、近角两位道兄，还有中山氏、宫田兄的同情，有竹野氏父子的热心，有辻、长井、松崎诸学士的好意，更有来自冈兄的对中国各地的介绍，对此，我唯有感谢。
在这里还必须要写的是，文学部负责事务工作的服部博士为使我调查顺利，特意开具了下面这封介绍信：
中华民国各省官宪公览 此有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讲师文学博士㊞常盘大定君平生研究佛教并道教两教 居然成一家 斯界夙推巨擘去年为阐明东洋宗教史料起见 载书游于直隶山西安徽等诸省 到处探访二氏遗迹 洒扫先儒坟墓 跋涉甚力 今又将前往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等诸省 仰所适各地官宪妥为保护 以便研究探访 则学界赖惠预表谢忱
信中所列言辞，自愧难当。但这是对外的介绍，我本人因有此信受益匪浅，此处特记，以向服部博士表示敬意。
仿照前例，附上地图和日记。所以首先是明了路途的顺序、进度和范围，然后在《再访古贤之迹》里刊载青岛至南岳的概观，随后以《中国佛教史迹》为题，记录从青岛至南岳之间的主要地点以及沩山以后的事例。这一次不似上一次的一气呵成，既有拓本整理之劳，又有因随时间流逝失去鲜明印象之处，更因不想重复上一次类似的事例，所以笔墨上有很多省略。所经区域虽广，但页数却不多。
踏察区域中，省略掉山东省的驼山和云门山，新加上了京兆的明陵和居庸关。河南省略去了巩县，新加上了宝山和龙门。略去湖北省黄梅和安徽省的池州，以湖南省的南岳和沩山代之。踏察行程得以照预定计划实施，但要记录如此之广的区域，上一次是把所有的途经之地一一记录，全部写出见闻。此次则不同上次，是先从神通寺、灵岩寺、柏林寺、宝山寺等重要的地点起的稿。但稿成之后，觉得有些断断续续，所以为连接各项之间又新加了几个短篇，还加了一些如山东的石窟、山东的寺观等概括性的章节。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避免与《再访古贤之迹》重复。旅行经路地图行程日志大正十年九月十四日，下午九点三十分，东京出发。十八 日，下午一点半，抵青岛。去天后宫、旭公园等一观。田中逸平君向导。十九日，晴。上午八点青岛出发。下午六点半到济南。去历下书院。二十日，晴。访领事馆。在市内寻猎古书及拓片。廿一日，晴。历观金石保存所、吕仙阁、长春庵。廿二 日，晴。徒步去东南方的千佛山兴国寺，越过历山，经黄石崖、开元寺，宿光村白云观。黄石崖有魏造像。千佛山、开元寺有隋唐造像。廿三 日，晴。历观佛峪般若寺、龙洞山寿圣寺的隋刻。下午六点返回济南。廿四日，晴。访三井物产会社。廿五 日，晴。上午七点出发。用一独轮车，徒涉沙河，下午五点到翟家庄，宿。行程一百里。张文山向导。廿六 日，晴。翟家庄以西的路况很差。约二十里到孝堂山。与其重返翟家庄不如另寻歧路向五峰山，徒涉沙河，宿山下石窝。行程九十里。廿七 日，晴。五峰庙一观。寻莲华洞未果。向灵岩寺，自刘家庄起路更崎岖。徒涉沙河，至夜乃至。行程六十里，甚是辛苦。廿八 日，晴。巡观寺内的千佛殿、大雄殿、鲁班洞、辟支塔、法定塔、惠崇塔。之后攀登后面的方山，观看证明龛的唐代刻像。廿九 日，晴。上午略观历代墓塔。中午出发，至万德车站，乘车，晚十点返回济南。三十日，晴。忙于准备泰山之行。十月
一日，晴。雇挑夫，张文山向导，上午七点四十八分乘车。下午六点邹县车站下车，径直去拜揖南关的孟子庙，经南关外的三迁故址。宿市内。
二日，晴。历孟子墓、孟母墓，至曲阜，宿。行程七十五里。
三日，上午七点出发。从孔子庙、颜子庙、周公庙至孔林。直至宁阳县，宿。行程八十里。
四日，晴。至北门外二十里的伏山。归途向兖州城，至城北二十里铺，日落，宿观音庙。行程七十里。
五日，晴。早上六点出发。入兖州城，观兴隆寺址的十三重塔。下午三点乘车，至济宁府，观太白楼。一泊。
六日，晴。历观铁塔寺、文庙、普照寺、古礼拜寺等。无须去嘉祥县，踏归途。下午七点乘车。
七日，晴。凌晨四点到达大汶口。六点出发去徂徕山，徒涉汶河，经山阳庄、宫庄，至擦石峪隐仙观，宿。行程七十五里。
八日，晴。上午七点出发，行十五里，至大悲阁。登映佛岩，寻历代坟墓。至光化寺，薄暮中，拓署有王子椿之名的巨石。一泊。
九日，阴。至六逸故址、二圣观。归途经山阳庄，至茅茨庄，宿。行程四十五里。小雨。
十日，阴。早五点出发。经南望庄至北望庄。寻石徂徕的神道碑。徒涉汶水，至泰安府，宿。行程七十里。径直去嵩里山祠，归途参拜岱庙，访孙氏宅，观二贤祠。
十一 日，晴。上午□点半出发，开始泰山之行。丰都庙、老君庙无游客。于斗母宫小憩，经石峪观金刚经，历伏虎庙、五松亭、关帝庙、碧霞元君祠、东岳庙等。下午两点，达绝顶玉皇庙，宿。行程五十里。
十二 日，晴。观日出。上午七点出发，沿北路下山，经牛山口庄、刘家庄，夜至神通寺涌泉庵，投宿。行程九十里。
十三 日，晴。上午八点，到神通寺址。不过是个无住持的小坊，但除龙虎塔、四门塔外还有很多砖塔、石塔，有千佛山的唐代造像。
十四 日，晴。上午九点出发。经中宫镇到大阳沟庄。越过玉函山，观隋代石窟，踏月光返回济南。行程九十里。十五日，晴。整理所收所制拓本。十六日，细雨。忙于拓本付邮。十七 日，晴。今天本应赴青州，一切就绪，但因张文山病倒，转向北京。准备忙煞人也。乘夜行车出发。十八 日，阴。上午八点半到天津，换车。十二点半抵北京。入住渡边哲信君宅。晚上丸山幸一郎君来访。十九日，阴。丸山君为伴，在琉璃厂寻猎古书。二十 日，晴。中午渡边、花田、藤井、斯波等诸君加本人举宴。晚在北京饭店承日野水、岩井、石川三君招待。廿一 日，晴。饭尾祯君为伴去隆福寺街寻猎古书。承大和俱乐部二十一日会招待。廿二日。经饭尾祯君介绍，得樋口义麿君做向导，去白云观。廿三 日，晴。上午七点二十分乘车，南口下车。径直骑驴赴十三陵。往返七十里。廿四 日，晴。骑驴，经居庸关至八达岭。行程四十三里。青龙桥车站乘车，晚七点返回北京。廿五日，晴。去公使馆领回护照，做南下准备。廿六 日，晴。上午十一点五十分京汉线发车，晚九点半抵石家庄。宿。廿七 日，晴。上午七点十二分发车，九点高邑县车站下车。直去赵州，得见赵州和尚遗址柏林寺，行程六十里。宿城内。廿八 日，晴。再去柏林寺。调查结束后返回。下午六点到高邑县车站，乘车，晚九点半回到石家庄。宿。廿九 日，晴。上午八点发车南下。晚十点抵郑州。入住法国饭店。十一点多访岛田万之助君。三十 日，晴。上午七点四十五分发车东行。十点抵开封府。历观铁塔寺、龙亭、教经衢街、清真寺碑、相国寺、繁塔寺。宿城内。三十 一日，晴。上午七点五十分发车，九点半回到郑州。十一点半列席岛田君宅举行的天长节祝贺会。与会者十五六名。下午宴会。晚承武林洋行日本人亲睦会招待。十一月一日，晴。上午九点五十分发车西行。赴洛阳，订寓所。二日，晴。得居住洛阳的森长鹤鸣氏同行至龙门，宿。因欲得宾阳老君二洞拓本而行。三日，晴。潜溪寺一观。渡河历观石窟寺、香山寺、白乐天墓。黄昏返回洛阳。四日，晴。观东大寺、千祥寺存古阁。于城内古玩铺寻猎。五日，晴。至北邙山。黄昏投宿。六日，晴。上午七点半发车，偃师县下车。得森长氏同行赴嵩山。宿少室山少林寺。行程七十五里。七日，晴。少林寺山内一观，拜初祖庵。八日，晴。登对面的钵盂峰顶访二祖庵。下山寻历代坟墓。下午三点半再出发经永泰寺，至夜达会善寺，宿。行程通计四十里。九日，晴。调查会善寺戒坛院址，拓本及夜。十日，晴。拓本完成。上午十一点出发，经嵩岳寺至法王寺，宿。行程十五里。十一 日，晴。经嵩阳观入登封县。再过中岳庙，看太室石阙。经芦店至洞头，宿。行程五十五里。十二 日，晴。赴二里外的碑楼寺，拓刘碑。下午三点出发，经中岳，入夜进登封县，宿。行程四十里。十三 日，晴。赴十里铺途中到崇福宫，看启母石、开母庙石阙。过十里铺，看少室石阙。下午四点多，宿参驾店。行程通计四十里。十四 日，晴。早五点，未明既出，经吕庄至英房店。下午一点自偃师县乘车归洛阳。行程五十五里。十五日，晴。去城内的古玩铺。整理拓本。十六日，晴。为明天以后的行程准备忙碌。又去城里。十七日，晴。中午时分乘车抵郑州，入住岛田氏宅。十八日，阴。整理嵩阳及龙门的拓本。十九 日，阴。上午七点出发东行。下午一点半抵商丘县。驱轿车赴亳州。至七十里的坞墙集，宿。朱伙计为向导。二十 日，阴。凌晨三点出发，下午一点半抵六十里外的亳州。找到本间唐松氏去城内县衙。又去道德中宫，问老子庙，不明。雨。廿一 日，阴。上午十一点半出发，下午四点到鹿邑县。登老子升仙台。行程六十里。廿二 日，阴。上午九点出发，经十里铺的太清宫，黄昏返回亳州。宿城外。廿三 日，阴。凌晨四点半出发，行程一百二十里。下午六点抵归德府。宿北外门。三天来因罢工火车不开。廿四 日，阴。穿城内去南门外的开元寺址，拓颜真卿书八关斋报德记碑，及夜。廿五 日，晴。观城内衙门的神禹碑，寻东门外的灵台寺址，不得。过文雅台。廿六 日，晴。上午八点出发至十五里外的商丘县车站附近，宿。等待火车开通。廿七日，晴。未明汽笛鸣响。上午七点半发车，下午两点返回郑州。廿八 日，晴。早六点十分发车北行。十一点五十分汤阴县下车。知宝山位置。下午两点半发车，再北行至彰德府。宿。廿九 日，晴。上午七点半乘轿车西行。自水冶县始徒步，经西龙山，黄昏达宝山寺。行程七十五里。三十日，晴。去灵裕塔至前峰顶上的塔。下山去大住窟。整日制拓本。十二月一日，晴。又去大住窟以及大留窟，拓灵裕塔碑、庭碑等。及夜。二日，晴。归途另取别路，徒步，经天禧镇，越龙山，返回相距六十里左右的彰德府，宿。三日，晴。驱轿车至东北方向十七里的韩陵山定国寺。归来观城内的天宁寺。下午四点发车，半夜返回郑州。四日，晴。上午七点半发车西行。至洛阳。五日，阴。在城内活动。六日，晴。去北邙山。七日，晴。在城内活动。八日，晴。乘车东行。返回郑州。访某佛教人士。九日，晴。得小闲，看开元寺塔。乘夜行火车南下。一行举行告别宴会。十日，晴。下午三点半抵汉口。顺访田中哲岩君。晚，田中君为一行设宴接风。十一日，阴。上午访领事馆。晚于日本人俱乐部讲演。十二日、十三日，阴。滞汉口，发送货物，烦中村、栗本、川副诸氏尽力。十四日，晴。滞汉口。邮送拓本。十五日，晴。滞汉口。于燕月楼会汉口友人。十六日，小雨。滞汉口。十七日，晴。滞汉口。承前田元一郎氏接待。十八 日，晴。田中君作向导赴武昌洪山。过张之洞故居。晚出席万国春的中东帝大恳亲会。十九 日，晴。下午三点半出发，乘武昌发夜行车赴长沙。承中村英二君好意，得向导龚罗生。二十 日，晴、雨。下午抵长沙。直接去日丰洋行，得甲斐龙一、古川与八两君陪同访道香和尚，得南岳之行通融。廿一日，阴。上午访永光和尚，得沩山之行通融。访领事馆。廿二 日，晴。甲斐君作向导去岳麓书院。归后，于日本人俱乐部讲演。晚出席日本人亲睦会。廿三日，阴。去贾谊祠、曾国藩祠。寻猎古书。廿四日，阴。踏上南岳行途。下火车后仍在城内寻猎古书。廿五 日，阴。上午十点发车南行。株洲下车，换乘轿子赴南岳，行三十里宿于小雷公塘玄帝庙。廿六日，阴。行八十三里宿白石铺。廿七日，阴。下午四点，行八十里抵祝圣寺。宿。廿八日，雨。观览岳庙、万寿寺。廿九 日，晴。开始登山，达南台寺后下行至石头塔，继而上行，经慧思的三生塔、一生岩，宿于天柱峰下的福严寺。通计行程二十五里。三十 日，浓雾。经磨镜台、怀让塔、铁佛寺、丹霞寺、南天门，达祝融峰上封寺。夜返回祝圣寺。通计四十五里。三十一日，小雨。上午八点东南行赴衡州。行七十里宿樟木市。大正十一年一月一日，小雨。早六点出发，行二十里入衡州府。寻石鼓书院及廉溪祠址。宿书院附近。二日，雨。上午十点乘船下湘河。三日、四日，下雨。因北风之故船行缓慢。五日，阴。上午十一点抵株洲。立即乘车，下午四点返回长沙。六日，晴。上午访领事馆。下午涉猎书肆。七日，晴。下午四点出席一枝香日中亲睦会并讲演。池永领事设宴招待。八日，小雨。上午七点出发，督促轿子西行赴沩山。黄昏，入距一百里左右的宁乡县佛教会，补蕉和尚热情欢迎。九日，小雨。得问道和尚向导，上午八点乘轿出发，下午四点，行七十里入回龙山白云寺。十日，阴。谢向导。早六点半轿子出发，下午五点半，行九十里入沩山同庆寺。十一 日，晴。经裴公庵、回心桥至沩山密印寺，观石龙枧。归途经过端山的裴公墓，黄昏返回同庆寺。通计五十里。十二日，阴。踏上归途。行九十里，下午五点抵玉堂桥。宿。十三 日，小雨。早六点半出发，过宁乡县佛教会，行六十五里宿夏落铺。夜雪，极冷。十四日，细雨。冰霜遍野。下午六点返回长沙。行程八十五里。甚冷。十五 日，阴。甲斐君特为我举行告别宴，池永领事、辻野邮局局长出席。极冷。十六 日，雪。历访上林寺、交涉局、省长厅等。满目冰雪，美不胜收。担心降雪造成部分地区火车不通，原计划今日的出发延期。入夜雪更猛。十七日，积雪五六寸。下午五点发车。十八日，经过十个多小时，下午六点车抵武昌，是夜返回汉口。十九日，晴。因降雪往来不便。晚八点乘船沿江而下。二十 日，晴。上午八点，从黄州赤壁前经过。夜抵九江。因浓雾停泊。上岸，访领事馆、大元洋行。廿一日，晴。船中。廿二日，阴。下午五点抵镇江。入一二洋行。廿三日，阴。下午乘车赴南京，入一二洋行。晚冒雨寻猎古书。廿四 日，阴。八束邦喜君向导，观清凉山、金陵图书馆。道路泥泞往来不便。廿五日，阴。寻猎古书。观贡院、秦淮、夫子庙等。廿六日，细雨。甚冷。八束君作同伴至栖霞山。夜返镇江。廿七 日，阴。片山哲君作向导，上午十一点半乘船。下午三点半抵扬州。寻猎古书后入高洲大助氏宅。廿八 日，雨。今天是阴历元旦。高洲氏向导至天宁寺，经过史公祠、董公祠。廿九 日，阴雨转晴。上午十点半乘船，经湖心寺、五亭桥、法海塔寺、观音山寺至平山堂、法净寺。黄昏返回住处。三十日，晴。历观盐务局、谢公祠、旌忠寺，下午三点乘船返回镇江。三十 一日，阴。得高木信行君向导，泥泞路上数轿成列行向茅山。至八里处丁阁镇宿。暮后雪，积厚五六寸。二月一日，降雪不止。踏积雪行轿。下午四点抵茅山镇。步行至第一茅峰九宵宫，入怡云院。行程四十三里。二日，浓雾，咫尺不见物。下山，从无梁殿经华阳洞、元符宫，踏积雪至第二茅峰德祐观。下山至乾元观，有号称陶隐居亲手栽种的木莲。一日行程仅二十五里。三日，阴。离开茅山，踏泥泞行四十里，抵丁阁镇。四日，晴。下午六点返回镇江。五日，晴。滞镇江。晚上高须鹤松、高木、山下等设宴招待一行。六日，晴。傍晚乘船。七日，晴。傍晚抵上海。顺访长等神立君。八日，晴。得桑原润次郎君向导至白云观、龙华寺。九日，晴。乘车去苏州。桑原君、久米贡君向导。骑驴历观城外的虎丘云岩寺、寒山寺、戒幢律寺，城内的北寺、元妙观、双塔寺。十日，晴。骑驴至天平山、灵岩山，朝瑞光寺方向归。遇阵雨，放弃计划转去车站，乘夜行车返回上海。十一日，晴。寻猎古书。长等君设宴。十二 日、十三日，晴。滞上海。整理照片，忙于归国准备。长等君作向导去新公园。十四日，晴。正午乘车踏上归途。十九日。中午十二点半到达东京车站。再访古贤之迹写在出发之前一
佛教的理想，当时是要改造印度，其次改造中国，进而改造日本。佛教对于东洋文化的功绩多数在于，不管是哪一种文化现象还是哪一种主义精神，其中都有佛教的渗入。如果从东洋文化中抽去佛教，恐怕就会所剩无几。佛教的理想和信仰蓬勃兴旺时的东洋，看不到因民族不同而出现的龌龊，方圆上下左右都环罩在法幢之光下，诺守着平等同时发挥着各自的不同。但是，正像一个守着将倾大厦的名士之家的老人，动辄会拿出祖宗的功名吹嘘，从而获取一点点快乐。这绝不是吾辈的本意。我相信，能够真正为人类带来和平的指导原理，必须要包含在以佛教为代表的东洋精神之中。至少东洋的各民族要超越民族间的差异，真正从心底里能够相互沟通的媒介，无论从精神方面还是从历史方面，如果离开佛教的理想和信仰，则别无可求。
被佛教重新教化的印度和日本，现在没有问题。但于唐宋时代共同完成了修行的当时的新中国是怎样、又是通过何人来具体实现的？对那些通过典籍调查得到的有关资料，我长期以来一直期盼着自己能够在现实得以亲见。去年有幸开了一次踏察的先河，但那就好像是面前置有万斛却只能饮其中一滴之感。对那么广袤的四百余州土地，跋涉所到之处正如文字所表现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愿望的干柴上好像被浇上了油燃起了火，而且火越燃越旺。现得到启明会的同情，使我能够在此踏上古贤们的足迹，实在是幸甚之至。借此机会，想就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交流一题简略陈述一些自己的浅见。
中国佛教史十分简洁地划分为传译、研究、建设、统一、继承五个时期。自东汉经三国、西晋到东晋末为传译时期。这一时期的佛教或被视为与黄老同道，或者被认为是老庄思想的翻版，还不能认作就是佛教本身。因此佛教还未能发挥出其作为指导原理的生机勃勃的作用。当时，作为形式主义儒教的反动，老庄流派的清谈代表了时代的潮流，佛教徒们也未能幸免。隐遁式的游戏情趣和其生活方式的放任是清谈者们的弊端。从这类流派之中完全看不到光明。接着，中国历史上大变动的时期到来了。在称为五胡十六国之乱的动乱之地有了胡汉民族的接触，同时以此为契机，印度和中国的两种文化也进入了真挚接触的境界。可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汉民族死活的时期。不愧是大国民汉族，面对此等难关，终于于万死之中求得一生。就是这一生之路改变了以往的文化。东晋末期正是中国文化转变的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经历了南北朝，最终完成了隋唐宋新文化。对此，东晋末期的胡民族文化有不容忽略的功绩。前后两赵时的佛图澄、苻坚时的道安、后秦时的鸠摩罗什，他们都在新文化中发现了指导原理并要将国家的基础放置于新理想之上。两赵时期恐怕很多尚属迷信分子，但僧界内第一次进行了淘汰，第一次向朝鲜派出了传道僧，派出十万大军前往襄阳迎接道安，又派出六万大军迢迢万里去西域接回鸠摩罗什。苻坚的这些努力，有他的真挚，也有他的紧迫。苻坚之后的姚兴，继承苻坚之志，为了能够迎接已在凉州居住了十四年之久的鸠摩罗什，付出了与苻坚相同程度的努力和牺牲。姚兴著有关于“三世”的论文，有对“一切空”的见解，还有和同族姚暠关于“无为至极”的论争。此外姚兴还亲临鸠摩罗什那个秀才云集的翻译现场当了一个校对员。姚兴正是有了这种理解和热情，才有了对新思想的洞察，才有了与新信仰的共鸣。前后两秦作为国家的寿命都不长，但是，想必二者对于自己在中国文明的转化运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定都感到了极大的满足。鸠摩罗什和道安的弟子庐山慧远是这个转换时期的两个伟人。二
鸠摩罗什所译的经卷，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佛教界的权威。其翻译的畅达程度恐怕无人能出其右。仰慕鸠摩罗什的庐山慧远凭借自己的人格，向追随老庄流派风潮而已流于隐遁情趣的佛教注入了实践、活动型的精神。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是从庐山慧远开始的。由于这两大伟人的尽力，佛教史得以进入第二阶段即研究时期。
南北朝时，处于研究时期的佛教具有充分的活力。受其影响，道教也出现了一些杰出人物。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北魏太武帝实施了过激的废佛事件。虽然为一时的反动，但我们必须了解在这种反动的背后存在着满天下几乎都变成了追随新文化的奴隶的事实。正在中岳修道的道士寇谦之认为不能不阻止这种风潮，于是给迷信的道教加上新的戒律，使其具备了作为宗教的形式，又注入了清新的精神，并通过司徒崔浩说动武帝，终于达到了在魏境内废除佛寺的目的。本来道教是从东汉的三张发源，而三张本身又是从佛教得到的启示。但是，当时已经出现了老子浮屠说，把佛教和道教等同而视，二者的特质并未判明。时至西晋，僧人白法祖对二者之异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并攻击道教之非，事情由此而起，道士王符也写成了一本《老子化胡经》。从那以后，两教之间孰先孰后、孰优孰劣的论争爆发，并成了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纠纷。北魏的寇谦之没有停留在先后优劣的论争之上，而是把鸠摩罗什翻译的戒律活用于属于自己的道教教界，进而发展成王侯亦可应用的宗教，也曾一度顺利地实施了废佛之举，但是仅仅靠从外部施加压力并未能把佛教灭除。
武帝夭折之后，文成帝继之登上帝位。佛教以成倍的势头卷土重来，并因废佛得福，建起了有名的大同云冈石佛寺。如果没有那一次废佛，现在这座在中国佛教史上千古大放异彩的石佛寺也不可能得以兴建。石佛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废佛甚烈的见证，同时它也证明，宗教只要有内在的生力，就不会被任何来自外部的压迫所动摇，反之还能以更大的能量再次复活。
北方之地经常存在要使国家统一的需要，所以北魏废佛的背后应该说存在着想利用道教作为统一基础的意图。果然，这个时期最后一个落幕的北周的武帝继承了这个意图。他为了建立一个稳定安泰的国家，首先着手解决思想统一的问题，以他壮年的坚定意志，大胆地用以老庄思想为中枢的道教观念统一了三教，并尝试道化人生的一切。于形式上废了佛道两教，却又置通道观以实现自己的精神理想，为此佛教教会又一次遭到毁弃。但这时的佛教教会与北魏时期相比更加充实了，所以非但没有灭亡，反而以比北魏时更强劲的力量得以恢复。第二次的武帝废佛，不仅没能使佛教灭亡，相反却促进了佛教的蓬勃复兴。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说两位武帝所做的努力最后是以失败告终的。隋代的佛教经过北周废佛洗礼而得以蓬勃复兴，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精华。当时的中心人物都是经过废佛洗礼而被灵化了的人物。另外京兆房山县的石经虽然不能与人物的灵化并论，却是废佛事件的附属产物。把大藏经刻在岩石上使之流芳百世，如此的宏愿竟是源于那样一个惨烈的原因，如此的宏愿背后竟会有那样惨烈的事件存在。没有那个事件也就不会有如此的宏愿产生。与云冈的石佛寺是北魏废佛的证据一样，房山的石经就是北周废佛的证据。而且这一石经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它是从隋代开始经过唐代一直到辽代，经过数百年不断努力的结果。三
周武帝的法难，甚至逼出了以绝食、割心等形式来殉教的伟大僧人，实在令人惊骇令人激愤。而受到了那些伴有残酷生死事件的启示从而唤起了自己内心觉醒的学者们，实际上都成了隋唐时代佛教的建设者。在政治上完成了南北统一伟业的隋代，不久开始了宗教上的南北整理并从此发展成了一种组织，如天台大师，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随着这个建设时代出现的重要事件是世亲法门的传入。龙树法门是鸠摩罗什的传译所，从南北朝初期时开始向各处普及，在摒弃偏执、培养论理性头脑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在了解自我、认知生命的命题方面则肯定会有一种空漠之感。经过龙树法门锻炼的心灵，遇到世亲法门阿赖耶识说传来的事实，就像是久旱之渴得到了滋润。最初是后魏的菩提流支，接着是陈朝真谛之传的“地”“摄”“唯识”“起信”“净土”等诸论使教界的色彩为之一变。特别是禅宗、净土中生存的鲜活生灵更为活跃。建立了隋代的人其实就是这些鲜活生灵的所有者。这些生灵不仅没有屈服于周武的法难，反而光辉倍增，进而整理了南北的宗教，建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精华组织。当时，禅宗的慧可为维护惨遭废除的佛法而竭力，地论的慧远与武帝谔谔争辩，摄论的云迁不堪还俗之苦而避祸江南，天台的智顗于法难之年离开建康远赴天台山，这些事实足以证明当时法难的残酷。以上的诸位都是佛教教理史上的重要人物。
其后的唐代，由智首创建基础、道宣成就的律宗，由道绰开拓地盘、善导树立的净土宗，由法朗成立、击藏完善的三论宗，由新近归国的玄奘传播的唯识宗，由智俨组织、法藏完成的华严宗，由神秀慧能在南北两地筑起不动根基的禅宗，这些都是时至唐代中叶兴起的。玄宗时代是中国佛教教理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后几乎再没有什么发展了。恐怕这个时代是中国文化最光荣的时代。这种文化实际上是印度中国两大文明接触的结果，其渊源可以远溯到东汉，准确说东晋末年应该是这一光荣的新文化的起点。
唐初的思想界与印度相比不但不逊色，而且几乎发展到了能够雁行的程度。玄奘三藏在天竺求法期间，与其有过论争的学者最终无一不为三藏的深远学识所折服，甘居下座以示尊重。即使置此不提，在本土印度，师傅戒贤作为例外，其他所有的人都败在三藏的雄辩面前。从南印度的小乘教的学徒到那烂陀寺的大乘教学者前来挑战时，戒贤在弟子中选出四个学者，最少壮的就是玄奘。不仅如此，当其他三个人不知所措时，唯独玄奘泰然处之并敢于请命担纲。后来因三藏要求与师子光就其学说展开辩论，师子光不予应战并离开那烂陀寺去了大菩提寺。这个师子光是戒贤选出的四人中最优秀的。这也证明了中国的思想界不仅不比印度逊色，而且完全达到了能够齐头并行的水平。由此可见唐代中叶的佛教界已经进步到了不用指望从印度吸取新要素的程度。从印度得不到新要素，又于内部具备了发展的组织能力，必然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转化，即向整理、组织、建设方面集中力量，并以此来向体现自身的方向努力。理论的终极之处就是向现实问题的转化。恰在此时遭遇了武宗的废佛。魏武的法难促发了研究的时代，周武的法难成了组织时代的缘起，同样，唐武的法难造成了实行统一的机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缘。四
由于唐武的废佛，堪称绚丽灿烂的教界精华难免一时呈现出枯死状态。而这个时代独自超然于废佛影响之外的是禅宗，并且摆脱了文字这一羁绊，把正要进入践行期的佛教作为自己的独占，根据观察自己的心灵来考虑是否掺入佛心的是禅家。摒弃文字一事，对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家来说非但没有成为障碍，反而因此获得了发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一宗义的机会。而其他宗派经过苦心惨淡的努力，刚刚才得到一些恢复，不久就又遭遇了后周世宗的废佛。为此，天下渐渐地就成了禅宗的独树一帜。五家即临济、沩仰、云门、曹洞、法眼五宗，都是唐末至五代的动乱时期成立的。另外像马祖、百丈、黄蘗、临济、德山、沩山、仰山、洞山、曹山等，禅门不出世的伟大僧人悉数都是这个时代诞生的。教界似乎就应该被禅家独占。这个时代的教宗没有值得提及的人物。也难怪，典籍已散佚，想搞学问也得不到应有的资料。
五代晚期，吴越王钱氏为恢复锐志佛典而致力，其力甚至远及朝鲜和日本。当时，就连天台山的《法华玄义》都失佚，以致要到四百余州去搜寻，足以表明教界出现了怎样的严冬枯景。在中国这个大国里，石窟寺、石经等大规模的东西多得令我邦之人难以想象。而动乱之后的惨状也完全超出我日本人想象的范围。当时由于吴越王家的努力，到了赵宋初期，敕令雕刻大藏经，首先具备了佛典，然后又次第走上了恢复的轨道。恰逢此时，儒教徒以及儒教主义人士在思想方面以朝野呼应的态势掀起了排佛的声浪。魏周的两次废佛，不仅没有给佛学界带来损失，反而带来了成倍速复活的机会。在唐、周两次废佛给佛学界带来几乎是致命打击的同时，思想上的排佛对佛教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事件。佛教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失坠正是源于此时。排佛声浪朝暮充耳，再看佛教界，仅剩下不立文字的禅宗一家，匮乏从思想领域到能进行抗衡的人才。只有契嵩的《辅教篇》还算小有名气，但究其内容则与刘宋初期的《理惑论》颇为相近。
在思想方面，到底是不能和隋唐相比，但是在修道体验方面，自唐末至宋，值得王侯仰为师表的禅僧辈出。某宰相说：“弟子是否应该出家？”僧人答道：“出家为大丈夫所为，非宰相之分。”儒生们亦叹儒门寂寞，某儒生叹曰：“儒门中何故无人？”另一儒生则答：“并非无人，出孔孟之上者辈出。”问：“此为何许人也？”答曰：“皆甚轻儒门，难与世人为伍而远遁僧界之士。曰云门，曰严头，余多如此。”由此可知当时有气魄的禅师确实不少。而且禅师们已在内心将老庄与佛教融和，又在寺门的戒律仪礼中融入了儒教视为终极点的礼乐，所以禅宗才正是三教之统一体，才是中国佛教的结晶。正因为是自禅宗而来得以成立的纯中国佛教，所以宋代的禅宗流行才会超出预想，从而形成了不具禅机禅风之人便无谈禅资格的风气。这从西湖舟中与东坡的几句问答就能使十八妙龄红颜琴操当夜落发为尼的事中可见一斑。更何况为人师表的大儒。周子、程子、朱子、陆子都在静坐，于静坐内观中产生的新儒教即所谓的宋儒，在其组织中巧妙地摄取了佛教的教理。五
宋儒身体力行地静坐，并巧妙地把佛教教理翻译成儒教本来的用语，几乎是料理得没留下任何佛教的痕迹。与其说是通过其组织系统，不如说是通过自身的实践认识了这个新形式的价值。不管资料来自何处，只要是引进自身并加以改造从而使之演变成新形式，就应该承认是那个人的独创。一个一个地分析，一个一个地溯本清源，即使留下的东西不多，也不能诋毁并减弱那个人的实践能力和组织的力量。当时，作为禅家的金科玉律，“经”不过只有“楞严”和“维摩”, “论”不过只是“起信”之类而已。“唯识论”等或许因为太麻烦而无人问津。然而，自周子经明道至陆子系统的思想中存有“起信论”的影子，自张子经伊川至朱子的思想中存有“唯识论”的影子。对陆子一方思想有所共鸣的禅师似乎未能对朱子思想有更深的理解。“唯识论”真如赖耶的关系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成了朱子理气的关系，可以说如果没有“唯识论”，朱子学说就不可能成立。但是当时的教界似乎连辨别如此事情的学力都十分欠缺。于是乎，对于来自张子、程子、朱子的堂堂宣战式的攻击，没有人能以对等的地位进行回应。正因为如此，南北朝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在思想界独行的佛教，不得不让位于新儒教，并渐渐远离了思想界。排佛的论难之中，虽浅薄但打击最为沉重的是“不弃佛门一法的佛教徒不知缘何取用违背伦常的生活”。于是，看上去理应在戒律礼仪上与儒教调和的佛教，竟然与老庄思想完全调和，却最终没能与儒教取得完全的调和。换句话说，纵贯整个中国佛教史，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归根结底仍分别为两大潮流。
回顾一下三国时代的康僧铠，他认为佛儒之间不存在乖离，试图以儒浅佛深来调和两教。这大概是议论儒佛关系的最早尝试。东晋末的慧远讲解儒典时阐述出自己独特见解，当时在场侍讲的雷次宗于刘宋代时被聘为国学，一面秉承慧远之说，一面却又在论述中标出“雷氏云”，以致遭到同学宗炳的抨击。同时代的谢灵运高调宣扬佛为渐教，儒为顿教，齐的范缜反对“灵魂不灭论”。各朝各代佛儒之间都有一些小论争，但倡导调和的主张没有能超过刘宋初期“理惑论”的，佛教徒对儒教的评论则没有能超过吉藏“三论玄义”的。当时没有人能够应对吉藏的深刻批评，但后来的韩退之却以异常之势高唱排佛之调，其理由本身并无价值，只是其气魄形成了一股潮流直至赵宋，为作为敌对思想进行反击的新儒所用，从而使佛教在思想界遭到了不应出现的沉重打击，到了明代虽然稍稍有所恢复，但又未能出现可与王阳明匹敌的人才，直至清代也毫无动静。学问方面成了朱子学派的一家独尊，佛教徒们远遁到听不到排佛之声的山间寺门，完全失去了与社会的交往。自元代以后，对于佛教而言始终是持续退化的时代。
于此佛教退化的时代，道教又是何种状况呢？从金到元代之间一种新道教得以形成。这就是由王重阳倡导，马丹阳继承，邱长春大成的全真教。全真教所期目标是头陀观行，即现身，不游法身无相之域，在绝对否认不死成仙的迷信方面是为道教史中少有的健全之处。当然，这是由禅宗改造成的道教，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有前后无法相比的思想和精神。这些思想和精神多源于始祖王重阳个人的学力与人格之力，动摇政界，稳固教界，对当时不知所从的普通百姓则是至上的福音。其势力转瞬即风靡了整个北清。这自然有元太祖保护的一层政事关系，但其中也不乏大成道教的邱长春的胆识以及其弟子宋披云初纂《道藏》的学力。在全真教获得地位的同时，以江南龙虎山为根据地蜗居四十余年之久的张天师也开始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扩展其旗下的正一教势力，天下宗教渐次归于道教一家，以致佛教也非要多少实行一些道化不可。特别是清代以后，思想为儒教、宗教为道教的事实定格，更是大大地消减了佛教的社会生存价值。六
胡汉两大民族、印度中国两大文明的接触，经过南北朝活跃的葛藤时期之后不久，创立了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荣的隋唐时代新文化。其间，虽有过企图抛弃自国文明，甚至表现出奴隶态势的时期，但是与自国文明相比，是对同等的或同等以上水平的其他文明并未形成固陋的结果。隋唐新文化既不固陋也不奴性，只是古代文明的转化而已。从赵宋时代的新儒教、金代的新道教方面观察，转化这一事实就十分明确了。转化之上成就的隋唐精华中，作为必然条件的是胡汉两大民族的接触。同时也不能忘记世界人类引以为荣的印度中国两大文明的接触。隋唐文化的根底里有理想，也有健全的信仰。共同的信仰和相同的理想使得全亚洲的民族得以超越国界，得到平安、自由和幸福。玄奘、义净的大旅行中，只存在他们对大法的理解，这就足以实现以一衣一钵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阔步与研究。十五年或二十五年的游历肯定也可以感受到不限时日的爽快。
时代下行至南宋，契丹和金人之间有了接触，继而蒙古族的铁骑踏遍了四百余州。这又是胡汉两大民族的接触，但此时没有相应的两大文明的接触。此时汉民族的理想暂时地被破坏，只剩下了人类对动物性怪力的畏服。理想处于人力之下，那么无论国土有多么广大也会失去作为大国产生文化的资格。处于蒙古人支配下的中国，从版图上也许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但其文化价值既无法与隋唐时期的精华相比，也远不及赵宋时期。因为这个民族精神的根基里不存在理想和信仰。到了明代，自中叶以后，向古的理想和信仰逐渐恢复，但为时不久即又被满洲族人的铁血侵染，此时，理想被毁，人类不得不更要向动物性威力低头。仅靠人力难免在眼前的世界里只见钱币，只见权势，以致享乐成了人生的目的。在现代中国最为欠缺的恐怕就是始终如一的理想和健全的信仰吧。这不仅在中国，也是全世界面临文明转化时的共同缺陷。对此，我们不可期待隋唐时代能够再现，期待也是徒劳的。期待贯通于当时时代精神中的大理想、大信仰，期待东洋人基于自觉的生存，应该说这是一种不当的言辞。面对泰西文明的青年因为对自国状况的过度激愤而采取了完全奴隶式的态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持有令世界人类引以自豪的先秦文化和隋唐文化的汉民族，归根结底不会奴性到底的，对自国历史产生自觉的一天一定会来到。事实上，在去年秋季访华之际就已经在各处听到了儒教复活之声，青年们忘我地奔走应该说是一种反动，一种对那种禁锢于古来习俗、不负责任地对他国文化不闻不问的固陋之徒仍然众多的现实的反动。发生在地球某一端的事情当天即可传到另一端的今天，那种固陋是时代的错误。同时，忘记自国而充当奴隶的做法既不可以也不可能，这一点也不应忽略。留下可取的只剩下转化这第三条路径，即：尽可能地给原有的文化提供资料，以寻求基于其上的转化。民族是不灭的，理想也是不灭的。无论现状如何，汉民族一定会有向古代理想觉醒的一天。可是，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再去探访古代文化之迹，年年残毁掉的遗迹遗物又会是何等状况呢？或者等同于唐末五代之乱以后的状态？渴求隋唐文化精华的我们，离开军事，离开政治，离开事业，唯独想为了文化而行踏勘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此。文学博士 常盘大定续访古贤之迹山东的一个月
去年的踏勘成绩以《访古贤之迹》为题出版了。当时在该书的最后写上了自己的愿望，但没有想到愿望能够如此之快地得以实现。我今年第二次前往中国进行佛教史迹调查，9月18日从青岛登陆之后，在山东停留了约一个月，之后自北京南下至赵州，自洛阳登嵩山，从归德府略加深入至老子的故里鹿邑县，又转至彰德府以西探宝山，现在来到了长沙。看起来似乎是专选土匪出没区域而行，但这绝对不是为了猎奇。所去之处都是被列为应予踏察的地点，一开始就已经选定的。这一次在北京期间也去了白云观，又稍稍远征去了明十三陵、居庸关，看了八达岭。之后南下赴郑州、开封府等处调查。以下择主要事项报之。
青岛登陆的那一天，利用下午四点以后的时间，由田中逸平君做向导，乘马车到朝日公园，并绕道浏览了主要街道。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会儿时间，但一路上，有德国的植树事业的痕迹，有德国唯一准许保存的寺庙天后宫，有德中两国国民给宫内老道士的颂德碑，有宫旁商家树立的拥戴德国碑，有德国人悄悄经营的李王宫殿，还有颇令当政德国人为难的德国人专用的怪异祭日坛等，令人感兴趣的景物实在是不少。特别是德国人一边亲切细致地努力植树造林，一边保存天后宫厚待老道士，吾人虽不能立即效仿，却也应作为他山之石用来参考。商家们之所以要建拥戴德国碑，除了德国人开发青岛带来的利益问题之外，还必须看到其心底感受到的一种情绪。即使定位为轻薄的追从行为，也应该解释为德国人在经营上的确有令中国人服从的财力和心力。真希望我邦也能如此经营，至少应该在五六处建上拥戴日本碑。
第二天十九日，一路直向济南府，并以此地为中心做三次远行，踏勘了山东省的主要遗址。从地图上看起来虽然很近，但由于山势地形的关系，行程必须要分三次进行。先在济南府观看了吕仙阁、长春宫、金石保管所三处，为搜猎画肆拓本费了两天时间仍觉不足。长春宫过于荒凉不免令人大为失望。半岛的道教遗址今年暂不考虑，时间用在江南方面，所以济南以东区域也随之放在日后。三次出行的第一次，踏勘了较近的东南方的千佛山、历山、黄石崖、开元寺、龙洞、佛峪，第二次去了稍远的孝堂山、五峰山、灵岩寺，第三次到了更远的邹县孟子庙、孟子墓、孟母墓，继而行至曲阜寻访了孔子庙、颜子庙、周公庙、孔林，再转向宁阳县至佛山，向南历观兖州城、济宁府，归途自大汶口至徂徕山，观王子椿的金刚经石刻，访竹溪六贤遗址，转而徒涉汶河，至泰安府，观酆都宫及岱庙，徒步登极泰山之顶，然后沿北路下山，参拜神通寺址千佛山，归途经玉函山返回济南府。此次山东之旅所经黄石崖、徂徕山等地尚未有过学者到访的足迹。对于所经之地，虽有很多事项想要报告，但目前尚无一一详述的余地，在此只能描述一个大概轮廓。（记于归德府车站侧畔）曹洞宗灵岩寺
历山相传是当年舜曾耕种过的地方，历史久远。千佛山半山腰处有个隋代建的小石窟，寺院内尽头是祭奠舜的重华祠。开元寺曾是撰写《六帖》的宋代文僧义楚的住处，现在已无人管理，有不少石窟，对面山上有宋代的大佛。佛峪和龙洞也有一些小规模的隋唐石窟。自古被称为儒道两教大本营的山东各处有如此之多的石窟，实在是令人惊叹。但更令人兴奋的是与历山山阴处和开元寺山体相连的黄石崖，这里有魏时的石窟，而且基本保持着原有的状态。为游历这些地方我大概花了两天时间，第一天从开元寺去佛峪，途中日暮住在一个叫光村的地方，现已成了小学校舍的白云观。第二天早上出发之前，在白云观内外转了一圈，对堂内的《老子七十二化身图》颇有一种感应。正在慨叹，一位老农放下手中的活计过来说还有一处庙宇，并热情地为一行人当起向导。沿溪前行，并无路径，心中难免担忧，此去离村甚远，向导热情可嘉，但万一是个没有什么价值的庙址，岂不白白浪费掉许多时间。不过结果令人喜出望外，老农带到的地方正是我们要去的佛峪。从光村到佛峪有八里之遥，老农本来完全没有必要如此，但一是高兴有远道来村诚心膜拜的外国人，二是为自村的古庙感到自豪，所以他竟带我们走了八里路。真是国土虽分东西，人心不隔彼此啊。
被誉为汉代画像石模范的孝堂山位于济南府西南一百二十里处，路况很差。从那里再向东南方九十五里前往五峰山的路况更差，可谓险恶。而五峰山向东南六十里去灵岩寺的沿途路况差得更是难以表述。虽说是因河水泛滥县道不通，致使我们选择的都是些支途小径，但路况也实在是太糟糕了。总体上说来，山东陡峭不毛之地颇多，到处顽石累累，民众之所以多用独轮车的原因就在于此。民众操作独轮车之法超乎想象地巧妙，管你是磴道还是堤坝沙河，只要是人能走的独轮车就能过。在此不毛之地兴起继而称霸天下的齐桓公，辅佐之功不没的管仲、鲍叔牙，伟绩皆应传颂千古。而让秦始皇英名万世流传的万里长城，正是在此齐鲁大地的城防基础之上建起来的。城防遗迹自黄河南岸直至泰山山阴一侧历历留存，折射着当年那些争夺霸业的情景人物。
泰山的灵岩寺是东晋僧朗的说法之地，在佛教史上颇为著名。但说起僧朗，知道的人似乎并不太多。僧朗是与道安同时代的人，论道德高尚则在长安的苻坚之上。灵岩寺自六朝时开始，跨越整个唐代，到了宋代更是隆盛之极，当时与天台的国清、荆州的玉泉、金陵的栖霞并称为天下四绝。去年松本博士、羽溪学士曾访问此地。这里真不愧是座古刹，竟然还有未曾被人留意之处。第一，辟支塔上清晰地保存着宋代建立的年代和捐献者们的姓名，可以登上第八层，塔内的佛像也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这种形式的塔为数不少，完全能够当作完整的标本。第二，塔后削凿的巨岩颈部处有一个名为证明龛的洞穴，里面有一尊大佛、两尊罗汉、两尊菩萨的石刻。很遗憾大佛的颜色是后来涂上去的，但两侧之物是原样。说是唐代之作似乎有些不大靠谱，但记录上写着是唐代之物。第三，巨塔林立的寺内墓地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庄严。中心处有中兴开山的魏·法定之塔和造像，背后的高坡上有同是中兴开山的唐·惠崇之塔和造像。林立的墓塔多是元明时代之物，形式各具，其中还有一座宋代之物。种种迹象表明，寺门最为繁盛的时期应该是在宋代。可惜当时曾列居名物榜上的五花殿，现已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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