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与新型农民科技培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倩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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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与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试读：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与5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聚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美丽校园里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和经验探讨。重视青年学者的健康成长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中心议题，因为青年学者是中国社会学的希望。在这里，我要感谢青年学者的踊跃参与，也要特别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领导、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的全体师生和我们基金会一起主办这次“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

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举办了建校80周年暨合校15周年的庆祝活动。80年的风雨，80年的沧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所国家重点建设的985、211序列的农业院校，服务三农发展，也应该成为学校各文科院系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方向。人文学院刚刚改名为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学校还将农村社会发展确定为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学科建设的两个主要方向之一，这说明学校非常重视中国农村研究，重视农村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令我们感到兴奋的是，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已经组织中青年教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通过中心编辑的小册子，可以看到，学院的这批年轻人非常活跃，短短三年的时间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批年轻人希望能够在学校、学院的扶持下，打造农村社会研究的关中学派，抱负很大，热情也高，还很有勇气。

在中国社会学会2014年7月召开的武汉学术年会开幕式上，我做了《学会、学派、学术》的致辞。我在致辞中指出，学派是学术发展的最实质性的平台。有无学派，特别是有无著名的学派，是一个学科是否繁荣、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会影响力以至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农村社会研究中心虽然起点不算高，但是中心的老师们从一开始就有心要做成一个学派，确实不容易，应该得到肯定、鼓励和支持。

围绕这个问题，我愿意借这个机会，讲三点意思。

首先，为什么要做学派，做什么样的学派。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关中地区的历史名人，关学创始人，也是理学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横渠先生——张载。早在北宋时期，他就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为学之道，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四句话，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为什么要做学派，做一个什么样的学派，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可以从中汲取理论资源。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经济社会变迁中，经济快速发展，总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社会更在加速转型，这是我们所处的大背景。民族的崛起、社会的转型为社会学学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目前，中央提出要提升国家软实力，在国际上争夺话语权，这就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难得一遇的好机会。然而，中国学术要有话语权，就需要不断深化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发出我们的声音，营造学术生长的空间。照搬西方的理论是不能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的，必须要逐渐发展起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学派。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派，又必须回应时代需求，在扎根中国改革经验，阐释中国发展实践的基础上生长、发展起来。

其次，就如何来做农村研究的关中学派，我想说一些我的思考。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写了一本重要的农村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目前来看，这些研究成果依托的农村经验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比如华北农村、东北农村、华南农村、长江三角洲、湖北中部地区等，而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部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就为西北地区的农村研究创造了学术生长的广阔空间。关中地区，在宋朝以前一直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具有悠久、辉煌的历史，是传统中国小农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因此，扎根田野，立足关中，面向西北地区，定能做出一批有影响力、有创造力的学术研究成果。所以，学院提出创建农村研究的关中学派很有希望，也很有远见。

2013年7月召开的中国社会学贵阳学术年会开幕式上，我做了题为《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社会学在“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的致辞。这里的三个“再”代表中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西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只有把上述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超越传统”，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我们才能真正创造我们的学术话语，创造我们的学术特色，也才能形成为数众多的中国学派。

2014年我在《学会、学派、学术》的致辞中，对什么是理论自觉阶段的基本功做了进一步拓展，归纳为“三再、两气、一追求”。“三再”，就是指“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两气”就是指“只有接地气，才能有底气”。从学术的角度讲，接地气至少可以分为三种：接现实中国的地气、接历史中国的地气、接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所谓“一追求”，就是追求“真善美”，社会学既要追求“真”，又要追求“善和美”。这里的“真”指的是科学性，“善和美”指的是人文性。用中国学术传统的说法，就是追求真善美，提升精气神。事实表明，社会学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仅凭单纯的科学性，并不能发现其真实原因和解决办法，往往要靠人文性才能找到原因和解决之道。

可以这样说，今后中国社会学界的良性学术竞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这方面基本功的功力如何，能否在掌握有关事实资料的基础上，既高屋建瓴，又具体分析地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既能揭示世界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所代表的发展趋势，又能展现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所代表的中国经验，通过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通过接现实中国、历史中国和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通过把科学性与人文性有机结合，正确处理中西、古今、理实这三种基本关系，鉴别各种思潮，从而推动中国学派的建设，促进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并为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2014年在陕西遴选了10个县30个村作为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长期的固定观测点，听说将来还要在其他省市建立类似的观测点。只要能够长期坚持，立足关中这片土地，有理论自觉的精神，练好基本功，一定会有所成就。

最后，我想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我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的情况。基金会成立以来，先后资助了34个博士生项目、30个硕士生项目，还资助了90位青年学者。其中，青年学者项目，2013年就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的赵晓峰博士，2014年又有学院的陈辉博士。青年学者项目，连续三年，每年都有110～120位青年学者递交论文，我们每年从中选出30篇，应该讲这些论文的质量都还是很不错的，三次论坛都非常成功。

另外，我们还创办了两个刊物——《社会学评论》和《社会建设》。到目前为止，《社会学评论》已经出了10期，上了知网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已经被中国人民大学评为“C刊”。《社会建设》也在2014年3月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批准，2014年出创刊号和第2期。《社会建设》范围很广，现阶段以社会工作和社会政策为重点。这两个刊物是我们社会学界共同的、持久的平台，这两个杂志的一个宗旨也是为青年社会学者搭建一个茁壮成长的学术平台，大家有合适的稿子也可以投给我们。我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这两个学术刊物，一定能够办成高质量的学术刊物。

预祝这次论坛开得成功，大家都有收获！

谢谢各位！2014年9月20日丛书总序二关中农村研究的价值付少平

关中，是陕西中部关中平原的简称，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及并大量使用关中地名的历史典籍应该是西汉时期的《史记》，其提及“关中”40余次。现在的关中地域，一般依据史念海、李之勤等编写的《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概述》中的界定：“指陕西中部秦岭以北，子午岭、黄龙山以南，陇山以东，潼关以西的区域。”关中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古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官后稷教民稼穑于此，周秦汉唐十三朝古都在此兴衰更替，这都与关中发达的农耕文明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唐末至宋以降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中国农业核心区向南转移，关中农业的地位才开始动摇。有史以来，关中地区就素以“八百里秦川”而著称，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但是，如果翻开民国期间海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华南地区有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西南地区有施坚雅的乡村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研究，华北地区有平野义太郎的村社共同体的研究、有杜赞奇的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研究，等等，有影响的研究唯少有西北地区的关中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虽对关中地区多有涉及，但少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不是关中农村研究不具有代表性，没有价值呢？当然不是，关中农村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代表性，对于认识中国农村发展全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中农村的典型性与独特性，从历史的视角给予透彻分析的是秦晖先生，秦晖先生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分析指出：第一，关中乡村发展模式具有典型性——“关中是中国‘黄土文明’的发祥地、封建社会与大一统国家的摇篮……当中华民族领先于世界各民族时，关中是灿烂中华的灿烂中心；当中国被世界近代化进程所抛弃时，关中又是停滞中国的停滞典型”。第二，关中乡村发展模式具有独特性——在传统社会中，关中农村发展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如“宋元以后关中农村逐渐小农化，大地产与无地农民均减少，到民国时代，租佃关系几乎消失。这与通常所讲的‘两极分化’‘土地兼并’‘租佃经济’模式迥异。又如，明清以来，关中的租佃关系不断萎缩的同时，‘雇工经营’却颇有发展，但与之相应的却不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而是相对自然经济化的日益加深。再如，与商品货币关系斩断宗法纽带的一般推理相反，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农村宗族关系与族权势力最强大，而相对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关中农村反而相对少有活跃的宗族组织和强大的族权。但关中农民的自由个性与独立人格并不因此而得以比南方发达”。关中农村也从来没有过宗教狂热。因此对关中农村发展模式的经验研究会有其“超经验”的意义。

钞晓鸿在《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和《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两篇文章中阐述了关中农村的独特性，他的研究发现针对一般所认为的商人广置田产、兼并土地的情况，“不置田地”在陕商中极为普遍，无论是陕商购置田地的数量还是购置田地的商人人数，均较微少。“有能力兼并土地的富商非但没有兼并土地，甚至连自家原有的土地也懒于经营。”这与关中农村“慎终追远及家族聚居观念并不强烈”有关，“明清关中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家谱、祠堂、族田的相对稀少”。“宗族势力本身的相对衰弱便为其他组织与势力在当地社会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在关中基层社会治理中，商人成为重要的参与者，而商人参与地方治理，“宗法共同体在提供保护的同时，又遏制个体的独立性，将每一成员均融到大家共同发展的步伐之中，这又不能不引起商人的反对”，因此关中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呈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对关中农村的独特性与代表性，贺雪峰先生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在《关中村治模式的关键词》一文中研究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关联，认为中国农村区域差异很大，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存在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依据在农户家庭以上是否存在认同与行动单位及存在什么类型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村治类型有所不同，“以户族作为基本的红白事单位，且户族事实上参与了户族内及户族外各种事务的关中农村，其村治模式与宗族型、家户型和小亲族型等村治模式，都有相当的不同，可以称为户族型村治模式”。关中的户族只是一个较小规模的以办理红白事为主要职能的行动单位，这种规模的行动单位，只能有限地解决村民之间的互助问题，它可以调解户族内的大部分矛盾，但一般缺乏对外的功能。

因此，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关中农村是具有典型性、独特性、代表性的农村地区，对关中农村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认识价值和指导中国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实践价值，关中乡村的典型性具有对与其相似农村地区的推论价值，关中乡村的独特性具有为宏观理论建立地域性个案积累的学术价值。但是无论在海外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关注关中农村的学者还是非常少，对关中农村的系统深入研究非常匮乏。

所幸的是21世纪以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开始聚集了一批年轻的学者，他们致力于认识和改造中国农村社会，致力于关中农村社会研究，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观测站基金的支持下，他们坚持每年深入关中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中研究关中农民，研究关中农村。他们中的一些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赵晓峰博士在他的研究中提出了“庙会是关中农村区域社会秩序整合的中心”的观点。2014年，已故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参加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论坛时，特别以关学创始人、关中著名学者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勉励中心学者要秉持关学传统，深入开展关中农村研究，郑杭生先生还特别为中心留言：

关中学派传统深，

横渠四句是经典，

西北农研待继开，

青年才俊勇担当。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套丛书，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些富有朝气和理想的年轻学者对关中研究的成果。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富有朝气和理想的年轻学者们一定会秉持关学传统，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开创关中研究和中国农村研究的新天地！2015年9月第一章绪论一 研究背景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需求。农业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西奥多·舒尔茨通过实地研究将美国现代农业的高速发展归结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也认为，改造传统农业主要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三农”问题的关键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的农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不能取得应有的效益，农民也不可能从中得到持续增长的收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重要内容，是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建设我国现代农业的主要途径。农业产业化发展能够克服分割的小农经济的缺陷，在家庭承包的基础上解决农业发展中的一些现实矛盾和问题，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区域农业主导产业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它是指围绕区域主导农业产业或农产品，开展初级农产品的品牌创立、加工、贮藏、营销等经营活动，形成以主导农产品为主体同时扩展其增值产业链的一种组织模式。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表明，一国或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是由主导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起来的（杨公朴、夏大慰，2002）。农业产业化发展首先要解决的也是农业劳动力素质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离不开农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自2004年至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对农业科技创新、推广及培训的指导性意见。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农业产业化和促进优势农业产业发展，着力加强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基本支撑的意见，重点支持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开展农业科技服务。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要“鼓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建立农业试验示范基地，推行专家大院、校市联建、院县共建等服务模式”，这对于丰富农村科技培训的内涵和建立健全新型农村科技培训体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推进农业科技培训，“加大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和农民技术培训力度，发挥高校在农业科研和农技推广中的作用”。这进一步强调了高校、公益性科研机构和农业企业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正确发挥各级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现代治理中的作用，有助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此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我国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面临缺乏竞争力、比较效益低下、基础脆弱和后劲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依赖于农业产业化的实现和农业科技培训体系的逐步完善。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具备农业科学技术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的培育有赖于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因此创新农业科技培训体系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猕猴桃是中华猕猴桃栽培水果的称谓，也称猕猴梨、藤梨、阳桃、木子与毛木果等，因其果实肉肥汁多、清香甜美、甜酸适中，有“超级水果”的美誉。其鲜果在常温下可存放一个月，在低温条件下可以保鲜五六个月。除可直接食用鲜果外，还可以加工成猕猴桃果汁、果酱、果酒、糖水罐头和果干果脯等，别具风味且营养价值不低于鲜果。目前，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栽培猕猴桃，主要有中国、新西兰、意大利、智利、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其中新西兰和意大利一直保持较高的猕猴桃市场占有率。近年来，智利和希腊等国家的猕猴桃产业也开始复苏。过去十年里，世界猕猴桃的种植面积相对稳定。一些国家的种植面积不变，如新西兰和希腊；日本、美国加州则种植面积下降，分别下降了20.6%和36.0%；意大利、智利的种植面积大幅增加。2010年，世界猕猴桃栽培总面积达15.6万公顷，产量约181.0万吨。我国猕猴桃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种植面积为7万公顷，占世界种植面积的45.0%；产量为44.8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25.0%。从种植品种来看，国外栽培的猕猴桃品种比较单一，95.0%以上的为海沃德品种（杨肖勤、石英、裴成荣，2012）。

我国是世界猕猴桃生产大国，产量自2003年以来，一直处在世界第一的位置。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陕西开始猕猴桃商业化种植以来，猕猴桃产业逐渐成为陕西省独具特色和竞争优势的水果产业，也是陕西继苹果产业之后又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富民农业产业。2011年，陕西省的猕猴桃种植面积达到90.9万亩，产量62.9万吨，分别占到了全国的45.0%和60.0%，猕猴桃主产区果农人均猕猴桃纯收入高达7000 元。2012年，陕西省的猕猴桃种植面积超过了100万亩，总产量达80万吨，分别占全国的55.0%和70.0%，且两项指标均占全球的1/3以上。猕猴桃不仅是陕西省农业产业化的主导产业，也是国家2007～2015年农业部规划设计的优势特色农产品。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伴随着区域主导农业产业的发展，我国农业正在由分散、原子化的单一农户生产经营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方式转变。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农民科技培训由于缺乏与市场对接的有效机制，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的趋势，造成了农民科技培训的有效供给不足。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关键是农业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并且有利可图的产业（陆俊杰，2013）。就培训论培训并不能对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产生本质性的推动作用。我们必须基于农业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研究新型农民培训问题。本书以陕西省猕猴桃产业的发展为背景，依据不同类型主体的农业科技培训供给和猕猴桃种植户的实际培训需求，评估现行农业科技培训的实施效果，分析供需失衡的现象和原因，探索供需均衡的新型多中心农民科技培训体系和运行机制，以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的趋势。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一）研究目的

我国现有关于农业科技培训的理论和政策很少能够围绕区域主导的农业产业展开，更多的是针对不同类型农民或者各种培训项目，且多数停留在指导层面，实践性不强。在农业生产由计划导向向市场导向的转变中，与传统农业不同，农业产业化发展通过广泛推广与应用农业科学和技术，使新型农民能够充分、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以促使农业生产要素实现最佳流动和合理配置，最终实现将农业向高产出、高品种、高收益的方向发展。农业科技培训只有与农业产业链，特别是区域主导产业相结合，才能发挥农业科技对生产力的推进作用，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促进农业的增产增收，从而实现农业科技培训的有效供给和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猕猴桃素有“水果之王”的美誉，因其风味独特、营养丰富、酸甜适口，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陕西省猕猴桃产业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广阔的国内外市场，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后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经营不断深入的背景下，陕西围绕区域主导的猕猴桃产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科技推广和培训工作。然而，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农技推广与培训体系及其运行模式已不能为农户提供符合产业化发展需求的农业科技培训，这表现在作为农业经营活动主体的农户在猕猴桃产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但政府对科技培训的投入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改革和创新农业科技培训体系成为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综上所述，本书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三点。（1）对国内外猕猴桃产业发展历程、形成原因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利用实地调查资料，阐明农业科技培训体系在猕猴桃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基于关中猕猴桃主产区948个猕猴桃种植户的调研数据，分析猕猴桃主产区农业科技培训的供给效果，深入研究农户的实际培训需求，探索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农业科技培训供需失衡的原因。（3）通过陕西省眉县涉农龙头企业的案例，探讨农户对服务于猕猴桃产业发展的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和模式的接受度及该体系的可行性。（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1）创新农业科技培训体系和模式将进一步完善多中心理论。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在对农村公共池塘资源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多中心治理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是中国农村事务治理的一种现实选择。通过陕西省猕猴桃产业的发展状况和实地的农户调查，本书提出以涉农龙头企业为核心、多中心治理的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龙头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协调政府、高校、科研院所提供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户所需的农业科技知识。这既是多中心理论为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提供的新途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理论本身。（2）丰富了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和教育培训理论。在全面界定农业产业化经营、新型农民、农民科技培训、培训体系和培训模式等概念的基础上，本书从农业经济学、管理学和农村社会学的综合视角，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比较和分析，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视域下探索构建服务于猕猴桃产业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框架，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提供理论依据。总结现有农民科技培训供给模式及其特点，构建模型对农民科技培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选择符合新型农民发展需要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提供参考路径，这对进一步丰富我国农民教育培训理论、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思想理论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2.实践意义（1）实证分析猕猴桃主产区农业科技培训的供给与需求问题，有利于提升农户的综合素质和科技知识水平。本研究以猕猴桃产业为例，运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方面研究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的农业科技培训体系问题。农业产业化的前提是农业科技被广泛应用，没有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就不可能完全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因此，分析农业科技培训的供给和农户实际需求不匹配的具体问题有利于科技培训体系的创新和高素质新型农民的培育。（2）围绕区域主导农业产业构建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是以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和市场化大生产为特征的，而我国目前农业发展的基本情况是以户为主、碎片化生产、分散化经营。猕猴桃作为经济类农作物，对栽培技术的要求较高，市场对其的质量选择性强。在以一家一户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不同农户生产的猕猴桃品质参差不齐，很难完全适应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的需要。具有现代农业特征的农业产业化生产方式，需要农业科技的重要支撑，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的构建和实践将有力地推动区域主导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3）推动陕西猕猴桃产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善。陕西省委、省政府为扶持猕猴桃产业的发展，给予了相关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近些年来，猕猴桃产业发展迅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但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限制因素，导致猕猴桃产量及果实质量不稳定、后期存储技术缺乏、市场销售网络不健全等问题，这影响了农户的经济收益和猕猴桃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猕猴桃产业相关科学技术的培训与推广应用将会有力地推动陕西猕猴桃产业发展，提高农户知识水平，进而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一）农民培训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国外关于培训理论的研究源于20世纪初“科学管理之父”泰勒，他在《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提出的科学管理四大原则之一就是对工人进行教育培训使之成长。在此之后，1913年，雨果·闵斯特伯格出版了《心理学与工业效率》，强调教育培训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早期的培训理论大多强调进行教育培训的重要性。现代培训理论从赛耶和麦格希的培训需求分析理论开始，一直沿用至今。人力资本培训理论的代表是西奥多·舒尔茨，他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论述了带动者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高于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远大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之后他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即相配套的农业制度（制度的现代化）和造就新型农民（农民的现代化）。

1.国外农民培训经验研究（1）关于农民培训的模式。关于农民培训，较为成熟和典型的农民培训模式有三种。第一，实施多层次培养的东亚模式。东亚人均耕地较少，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土地经营。此类模式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立法为保障，通过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培训主体对不同的培训对象进行多层次、多主体、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例如，韩国建立了“四H”教育、农渔民后继者教育和专业农户教育等多层次的农民教育培训（杨正洲等，2005）。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最先在东亚成立农民田间学校（FFS），对农民进行知识的传授和科技技能的培训，帮助农民学习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M.Odendo和G.Khisa通过研究FAO在肯尼亚的试点发现，学习了除草技术的农户产量相对较高。这些案例都凸显了农民培训的重要性（Khisa，2011）。第二，奖励与考核相结合的西欧模式。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下的西欧以畜牧业、林业、种植业以及渔业为主，主要以家庭农场为主要经营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农场规模小而分散，但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将各级政府、农业学校及科研单位、农业协会有机结合，形成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等多种形式的西欧模式，代表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如英国颁布了《农业培训法》并且设立了严格的奖励与考核制度以保证培训的质量与效率。第三，规模经营与机械化三位一体的北美模式。北美农业专门化、商品化和机械化的程度都比较高，耕地多且集中，农业人口少且机械化程度高，形成了以农业机械化与规模化经营为主要特点，以农学院为主导的农业科教体系，实现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与农业科技培训三者的有机结合，代表国家是美国（马超、张义兵，2008）。（2）关于农民培训的保障机制。政府对保证农民培训工作有效有序地进行起到重大作用，国外一些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立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支持农民培训。美国学者W.W.Cochrane（1957）分析了公共财政投入与农业科教体系的关系，指出国家财政的支持力度对于农民教育和农业教育至关重要。汪广荣（2007）强调在政府的支持下，农民是新村运动的主体力量，在政府支援下，几乎所有部门都应该参与新村开发。政府在农民培训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1914年，美国Smith-Lever Act（《史密斯利费法》）在各州设立培训站为农民提供多种形式的培训，推动农业科技迅速转变为生产力。法国相继制定了《农业指导法》和《2000—2006年全国农村发展计划》，这些法律和文件的颁布进一步为农民培训提供了保障机制。澳大利亚1975年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和1990年的《澳大利亚培训保障法》为农民的培训提供了法律依据。其规定了农民培训经费的投入，一般每年每个农民有6000澳元的培训补助，并要求年收入25万澳元以上的农场雇主将其工资预算总额的15%投入农业科技培训。这保障了农民培训的资金投入，为农民培训的开展和有序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邓志军、黄日强，2004）。

M.A.Burton（1994）通过组织农民参与灌溉管理角色游戏，使农民在游戏中体验交互技术、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更加关注机构人员与农民沟通的重要性，在培训中增进认识。Hashemi等（2012）通过观察对155名农民使用22种农用杀虫剂的安全培训，发现农民受正规教育是很重要的，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对培训的需求不同。

2.国内农民培训的研究综述

我国的农民培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对相关农民培训的探索，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培训的发展。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关于农民培训的探索主要有：黄炎培提出在农村推行职业教育；陶行知将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晏阳初主张对农民实行技能培训；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强调农村教育和农民培训的重要性；毛泽东思想也对农民培训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1958年各类夜校都促进了农民培训的开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技推广虽遭破坏但还有地方性的探索，如“农业学大寨”，也培养了农民技术队伍；改革开放后，农村职业学校发展迅速，从1979年起国家提出对县一级的农业推广进行重点发展，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业科技项目的推广对农民培训起到了重大作用；2005年我国共培训农民250万人，2006～2010年，平均每年培训农民600万人，农民培训有重大发展。下文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综述。（1）农民培训模式研究。赵正洲等（2005）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对我国农民培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总结出现行的培训模式包括现场传导型、典型示范型、项目推动型、能人培育型和媒体传播型等。赵邦宏等（2013）指出农民培训模式可以分为“三类十一型”，即政府主导类、政企配合类和市场运作类共三类，其中再分为工程型、院校培育型、远程教育型、创业扶植型、文化活动型等十一型。殷瑾等（2012）提出加强学员与培训师之间以及学员相互之间沟通交流的分散式培训方法。（2）农民培训体系研究。韦云凤和盘明英（2006）认为在政府政策支持方面，国家应以立法规范农民培训，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并鼓励社会力量的投入；在培训的组织管理方面，由农业部牵头将与现有农民培训相关的部门协调起来，建立健全的农民培训机构和资质认证；在运行模式上，通过涉农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开展培训，培训的方式主要有讲授、现场观摩、田间示范和入户跟踪指导等；在教学体系方面，应注重将农村的基本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衔接。张峭和徐磊（2009）根据农民培训的供给和需求构建出中国农民培训体系框架，主要包括培训需求分析、培训的供给情况和农民培训外部环境三部分。也有学者认为要构建农民培训体系，就要统一领导统筹规划、大力推进培训机制创新、发挥农业高等院校等的作用。（3）关于培训需求的研究。培训需求是农民培训的关键问题，因为只有先了解清楚农民的培训需求，才能有针对性地对需要的知识技能进行有效培训。张彤等（2008）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农民培训需求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培训在内容、方式、费用等方面亟待改革。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政府的宣传不到位、组织缺位等因素使农民的许多培训需求得不到满足。从需要的内容上来看，传统农区农民对种养技术培训、非农就业培训和创业技能培训需求比较大；而在逐渐脱离传统农业生产的地区，农民对管理、创业、电脑等知识表现出更强的学习意愿。（4）关于培训机制研究。有序运行的农民培训机制是农民培训的基础和前提。在经费投入机制上，有学者提出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担负，也有人提出建立“培训券”制度。在管理机制上，有学者提出市场化长效机制，整合资源，加强各个环节联系。在宏观决策机制上，要民主化和科学化，建立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程序规范的培训决策机制（邓东京、饶异伦，2008）。（5）关于农民培训评估研究。农民的培训评估能检验农民培训的效果，也能为农民培训提供宝贵的经验与教训。高翠玲（2010）认为农户的收入不能真实反映农民培训的效果，需要全面评估农民的培训并总结了农民培训评估应该由三部分构成：需求评估、过程评估和效果评估。在此基础上可构建由是否需求调查、需求的满足度、农户的满意程度和组织化程度4个层次，以及关于人才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31个指标组成的农民培训评估指标体系。刘红燕（2009）从政府、学校和失地农民三方面出发，提出条件评价、绩效评价，以及“合作—制约立体链”的评价模型。（二）农业产业化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为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一些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农业产业化。Drabenstott（1995）认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正在成为被高度关注的话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农业公共政策和相关服务落后于农业生产的发展。Lynne（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农业产业和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农产品的数量有明显的增长。但也有学者认为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规模化种植和生物技术的使用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Jackson，1998）。Ming（2003）通过对新时期农业的特点和所遇到问题的分析，指出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键。Dong等（2011）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视角下研究了农民分化问题，表明地域、社会网络资本、公共政策是农民转化为农业经纪人和企业家的主要影响因素。Cui等（2012）指出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有金融、农业科技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业科技的研发和普及以及建设农业基础设施都将极大地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因此，应该在坚持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加快体制机制的创新、因地制宜地引导农业产业的发展。

雷玉明（2010）认为产业化在国外主要有三种形式，分别是完全一体化、合同一体化和农业协会，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是美国、巴西和日本。美国农业实施一体化经营，其一体化的模式主要有三种：垂直一体化农业公司、合同制经济联合体和合作社的一体化经营。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农业一体化模式，共同构成了农工商和供产销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美国联邦通过《联邦农业改良及改革法案》，提出要探索更高级的技术扩展农业产业链来提升美国的农业竞争力，促进美国农业产业化过程的可持续发展（Kugler，1997）。日本具有农业协会企业一体化的是日本农协，其为农业、农村、农民组织为一体的综合型社区组织。农协共同采购生产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提供信用业务；筹集资金，办理农业保险；发展农业基础设施等。农协有政府立法支持，以兴办实体为支撑并有健全的组织，对日本农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巴西拥有具有政府参与特征的农工联合企业。政府起到重大作用：一是采取鼓励性的政策措施，二是直接参与建立农工企业。张百放等（1998）也对这三种农业产业化生产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比较。蔡荣等（2007）则将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分为六种类型，并得出对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启示。下面将从农业产业化与传统农业的区别，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研究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四个方面阐述关于农业产业化的研究进展。（1）农业产业化与传统农业的区别。方军（1998）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是实现国民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而农业产业化是适合中国农村和农业生产传统改造的方式。杨文钰认为农业产业化与传统农业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传统农业是自给和封闭的一个产品生产方式，农业产业化则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传统农业是分散的、超小规模的家庭生产方式，而农业产业化是实行规模化布局、确定主导产业联合成专业化生产形成规模优势；在生产管理方面，传统农业不是一个完整产业，产前产后是分割的，其完全依靠政府来进行，而农业产业化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按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运行；在产品形式和销售方面，传统农业所生产的产品大部分直接用于农业人口消费，商品率和经济效益都比较低，而农业产业化多是经过深加工形成高一级的产品以进入市场并获得较高的收益。（2）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谭静（1996）从不同角度对农业产业化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农业产业化的特征是农业生产手段的现代化、生产技术科学化和组织管理科学化；在纵向上产供销一体化，在横向上是资金技术人才的集约经营等。农业经济问题杂志社也对农业产业化的特征进行了详细叙述，与谭静的观点基本相同。仇坤（2008）认为农业产业化的五个基本特征是生产专业化、经营一体化、管理企业化、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就是规模化生产，对土地资源适度调整，实行种养、产供销和服务等产业链相连接的系列化经营，形成产品产业优势；经营一体化，即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综合经营；管理企业化，即实行规范化经营，形成严密的核算体系，为正确处理公司与农户间利益提供制度保证；布局区域化，即按照区域的比较优势进行资源配置形成主导产业连片发展。（3）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研究。目前农业产业化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龙头企业带动型，即“公司+基地+农户”的组织形式。农业龙头企业与生产基地以及农户通过契约，结成紧密的一体化的农业生产体系。这种形式弥补了“公司+农户”直接联合方式在管理上的问题，其中又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纵向组织将农业生产者同其产前、产中、产后的相关企业在经济和组织上结为一体，代表类型有企业集团型、工商企业带动型和合同约束型。而农业产业化的横向组织则是把分散的从事小生产的众多农业生产者在维持独立性的基础上结为一体，实行资金、生产技术、农业人才等方面的横向联合，主要包括社区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组织，科、农、工、贸一体化合作组织三种类型。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进行了不同研究，如“合作社联农户”，其实质是形成两种模式，即“公司+合作社+农户”格局和“股份公司+入股农户”模式。刘怀珍（1998）按照产业化中的主体——农民是否能够独立决定自己产品的生产、销售、经营、加工的情况，将实践中产生的集中组织分为半独立型、基本独立型和完全独立型三种。张润君和吴强（2002）提出我国农业产业化应以外部牵引型组织模式为主，主要有农户自组织型、龙头企业带动型、政府主导型和科技服务型等形式。沈雅琴（2005）则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组织演进过程以及运行效率。此外，也有人主张加强农业产业链的信息化，针对农民需求集成、延长产业链，在产前、产中、产后分别进行信息化指导（He，Hua，et al.，2012）。还有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提出要通过有效的评估实现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综合评价、输出效果科学化，进而建立产业化项目评估体系（Du，Wu，et al.，2013）。（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比较高，在利益连接、标准化生产以及农业国际化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傅青等（2007）指出发达国家的龙头企业能把分散的农场或者农户通过市场或服务连接起来，在利益上形成紧密、相互依赖的销售服务体系。这样，企业效益提高了，农户的收入也整体提高了。他们认为发达国家龙头企业在优化农业产业化结构方面也成绩显著，并以美国的蔬菜种植销售为例进行了阐述。龙头企业实施标准化生产，整体上促进了本国农业的发展，并以德国农业企业标准化产生的最佳秩序和效益以及美国农药残留监测工程为例进行说明。在对外开放、加快国家化进程方面，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做出了贡献，龙头企业的跨国经营，使资本不断扩张，并以英国的希尔斯顿公司为例进行分析。另外，王旭和张国珍（2005）也从侧面提出国外龙头企业规模较大，有明显的主导产业可形成产业优势，各地之间存在良性的竞争。因此，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整体上规模大、带动能力强，具有明显的产业优势。

龙头企业指的是在具体某个行业中，对行业中其他企业具有深远影响和一定的示范带头作用，并对该区域、行业或者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它包括生产加工企业、中介组织和专业批发等流通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从事农业种植业、养殖业等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并通过相应的利益连接机制，与农民结成相对稳定的关系，实施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贮藏和销售一体化的加工或流通企业。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龙头企业的数量和实力不断增长，国家的政策扶持力度也越来越大，但同时存在一些问题，如整体实力偏低，覆盖面较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对偏低、没有形成足够的控制力，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缓慢、对龙头企业的发展缺乏统一规划，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曲建勋，2005）。在当前的国内外市场背景下，农业产业化经营及龙头企业的发展面临机遇的同时也经受严峻的挑战，而政府要做的就是予以引导和大力扶持。

进入21世纪以来，龙头企业更是发展迅速。我国目前农业龙头企业的数量和实力增长较快，截至2002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营业额达到1042亿元。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分布不均，东南沿海是其主要分布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龙头企业的数量、规模都比较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地域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龙头企业已经向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各级财政对农业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增强，呈现国际化经营发展势头（张维达、王连忠，2008）。周中林（2005）指出我国龙头企业具有科技性、公益性、综合性和开放性四个明显的特征。除了整体描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外，王晓旭研究了杨凌示范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指出龙头企业发展状况与固定资产规模成正比，与企业投资金额成正比，却与带动农户数量成反比。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竞争力得到很大提升。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894家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19亿元（赵海，2012）。销售收入达到1.43亿元，这表明龙头企业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总体来说我国龙头企业的竞争力还是不够强。李军岩等（2011）指出目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存在以下问题：辐射性较弱、科技贡献率较低、信息化程度不高。王爱群和郭庆海（2008）认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竞争力来源于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仅要研究其自身的价值链，还要研究供方、买方等的价值链。他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设计出一套龙头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并对全国31个省（市、区）进行了排名；他还对吉林省76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指出要提升龙头企业盈利能力、扩张能力等。李燕琼和张学睿（2009）构建了涉农龙头企业价值链模型，认为农产品基地建设、农产品质量的提高、营销能力、社会资源开发等是价值链上的关键内容，进而提出一系列诸如非核心业务外包、横向一体化等战略措施。

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融资是其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尽管各地政府部门联合银行逐步在解决这个问题，不断为龙头企业的融资创造便利条件，但是融资难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落后的西部地区。李婵和刘小春（2013）认为龙头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融资意识普遍薄弱、方式较为单一、担保不够完善以及偏好不尽合理等问题制约了龙头企业的融资。罗哲和曲玮（2011）针对甘肃省的调查认为龙头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在于：经济与政策环境不利、政府支持力度不够、金融体系运作与规则不利以及龙头企业自身发展能力不足。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对策，认为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人民银行要激励、引导商业银行，使其在贷款方式、服务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郑慧娟（2012）选取了甘肃省21户龙头企业进行调查，发现融资困难是制约甘肃龙头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并对企业融资特征进行了总结，同时提出了发展对策。（三）新型农民和农民科技培训体系的研究综述

1.关于新型农民的研究

早在1964年，国外就有学者提出了新型农民的概念。Weintraub（1964）从居住区域、社会形态和农户能力三个方面定义了新型农民，并认为合作社是新型农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组织。Hamilton（2010）基于美国农场的调查研究指出应从公共政策和法律两个方面支持新型农民的发展。Corum等（2001）指出了新型农民在农产品市场中的经营者角色。Mailfert（2007）分析了互联网对新型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作用，以在法国开办农场为例阐述了网络在快速整合资源方面的功能。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背景下研究新型农民的观点认为：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农民的发展使农产品的品种越来越单一，应从植物遗传学的角度进行“原产地认可”以保护品种的多样性（Salazar，et al.，2007）。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发展进程中，新型农民的综合素质是保证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Hamilton，2011）。

2.关于农民科技培训体系的研究（1）关于农民科技培训主体研究

孙敬国等（2013）的研究将农业科技培训的主体分为政府、培训机构和农民三类。其中，政府是农民科技培训的推动者，应从培训理念、培训体制机制、培训经费投入和培训相关配套政策四个方面进行宏观把控。培训机构是农民培训的实施者，应从基层培训机构建设、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及培训师资五个方面进行服务。作为农民培训的接受者——农业生产者，则应从对科技培训的认识和文化素质两方面展开学习。他还认为农民科技培训的趋势是加强对农民科技培训财政支持政策的分类界定，分析和评估不同机构的实施效果并分析各类科技培训需求。马云启（2012）认为农民科技培训有三个需求主体：一是宏观需求主体——政府，既是培训提供者也是利益主体；二是中观需求主体——企业，主要追求经济利益；三是微观需求主体——农民，他们是最基本的利益主体。Thompson在1999年对农业科技培训教师的调查表明，在高中阶段生物课和物理课的基础上增设农业科技类课程，这有利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对农业的兴趣。Thompson在2001年对农业院校的调查表明，农业教育改革的核心是整合教育资源以及加大政府对农民教育的资金投入。（2）关于农民科技培训的形式、路径研究

房桂芝（2012）对山东部分地区的调查表明，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视和人际媒介。由于农民自身内生力不足，所以当前政府要推动构建多层农民科技培训网络，还要发挥专业大户的辐射作用以及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农民科技培训。郝婷（2012）列举了农民科技培训的具体形式，如农业部组织实施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阳光工程以及以高校为依托实施特派员示范培训工程。其中，特派员示范工程就是将带着项目资金的年轻科技干部派到贫困边远地区开展科技扶贫的一项政策。四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一）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的主题和内容，本书将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开始实际研究工作。首先，采用定性分析确定本研究的思路和理论框架，通过文献检索系统和网站查阅国内外农业科技培训的现状、模式、方法和机制等相关文献资料，厘清国家关于农民科技培训的政策法规。其次，在定量分析中利用大量第一手的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民科技培训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探索实现农民科技培训供需均衡的新机制。本研究重点针对陕西省猕猴桃产业相关农业科技培训的供给能力和农户的实际培训需求，建立Logistic 二元回归模型和有序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运用个案分析的方法，研究农业专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专业合作社在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具体研究方法如下。（1）文献分析法。文献分析是获取有关研究对象信息资料的一条重要途径。对具体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必须了解和掌握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借鉴学者对这类问题的观察和研究。文献分析的种类繁多且在不断完善，本书围绕猕猴桃主产区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构建的主题，主要采用了传统分析和内容分析的文献研究方法。当然，由于文献分析法的局限性，在社会研究中仅仅依靠文献法是不够的，因此本书还结合了其他研究方法，以取得更好的研究效果。（2）问卷调查法。国内外专家普遍认为，现代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等于问卷加抽样。问卷调查法作为现代定量分析研究的主要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发展看，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问卷调查都是学术性研究的基本方法。本书在陕西猕猴桃主产区采用入户问卷调查方法，抽样方法是多级整群抽样，取得有效问卷948份。（3）访谈法和案例分析法。访谈法是通过与被访问对象进行交流，利用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了解被访问对象的行为动机、人格特性以及有关事实真相的一种定性分析方法。访谈法具有双向沟通、控制性强、适用性广和成功率高等特点。本书通过对涉农龙头企业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的直接访谈，开展典型案例分析，论证以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为核心的新型农业科技培训体系的可行性。（4）统计分析法。运用问卷法和访谈法收集到的大量零散的资料，需要进行统计分析才能成为理论分析的有效数据。社会问题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就是运用统计学方法，通过对社会现象的量的规定性分析来把握社会现象质的规定性。本书对农业科技培训绩效评估进行了统计分析，主要包括培训质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本研究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运用STATA 10.0软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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