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文化(第21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红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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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文化(第21辑)试读：

卷首语

主要学术著作有《爱与梦的讲述》《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集成》《名作欣赏·世界女性文学》《21世纪中国女性文化本土化建构报告集成》等六部；曾两次荣获全国妇联、中国出版协会全国优秀妇女图书奖，第三届女性文学特别奖，国际女性发展支持奖和“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所负责的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荣获“北京市三八红旗集体”奖。

理想与现实

王红旗

暮春时节，站在“日出东方”大酒店的门前，环顾群山之上如五彩云霞似的花朵，轻舞着飘落，拥入母怀，自己也仿佛变成了一朵坠落的小花瓣，和她们一起体验着生命的神秘。徜徉在花开花谢里，心有戚戚焉。受宇宙之律的启示，对生命之有限、精神之无涯和理想、现实与未来，有一种平静的沉思，有点滴心得以记之，和亲爱的读者朋友共勉！

理想

如想象的翅膀

飞向群山之巅

栖息在

日月共升的神树梢

化作精神的不死鸟

遥视着你

不离不弃

现实

无限延伸着未来的巢

是诞生理想的母体

存在之魂

结构之理

隐于其中

智者悟其道而行

脱颖而出

理想

如日出东方

现实

赐予她广场

理想之舞美妙绝伦

现实之旅孤独无依

博弈在两者之间

希望不灭

理想如情人

现实似爱人

一个高居灵魂云端

一个同居日常生活

诱惑之下，累了，倦了

背叛者屡屡

倾情者鲜有

命定由己

对话 女性文学在场研究

“她世纪”华文女性文学发展的世界版图

——从旅美女作家陈瑞琳的《他乡望月》谈海外华文女作家崛起

夏芸梦（整理）

陈瑞琳简介

美国华裔作家，海外文学评论家。1962年生于中国陕西西安，1977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至今有百万字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刊载；1992年赴美，致力于散文创作及文学评论；现任美国王朝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并兼任南昌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澳门大学访问学者，国际汉学研究员；曾发表多部散文专集及评论专著，多次荣获海内外文学创作及评论界大奖，被誉为美华散文创作名家及当代海外新移民华文文学研究的开拓者。

王红旗：陈瑞琳是美华作家、文学评论家，她长期关注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她的创作以散文为主，以美文著称；她的文学评论语言犀利、文脉纵横，这由她的评论集《横看成岭侧成峰》即可看出。她这次回国是受邀讲学和参加她的新散文集《他乡望月》的新书发布会，我们首先祝贺她的散文新作《他乡望月》问世。

陈瑞琳：我这次回到中国在大江南北讲学，走过山东大学、南昌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发现中国真的是和世界接轨了，很多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都纷纷向我表示，特别想研究海外的作家、海外华人作家和海外的女作家，我心里真是特别激动。《他乡望月》与超越自我与他者的文化重构

陈瑞琳：我写作《他乡望月》的主旨，就是我常说的：父母在，要远游，但游必有方。也就是说，中国人一定要走出去，走到他乡，把他乡看作故乡，然后再把他乡带回故乡，把故乡带到他乡——在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中，像林语堂那一代学人一样，完成“脚踩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使命。

五四时候的作家大多走出过国门，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完成应该完成的使命。因为当时的中国战争连绵不断，抗日战争之后又是解放战争，社会大历史的动荡使他们未能全面完成东西方文化的深入交融以及相互取长补短的使命。

如今，历史正好给了我们完成使命的机会，把东西方文化彻底打通。在今天的世界，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我去年在威尼斯看到很多的酒吧、餐馆，它们大多是中国人开的，在火车上也看到中国人；美洲、欧洲、大洋洲（如澳大利亚）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但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同时，面临着一个很重要、很严肃也是很忧虑的话题，那就是中国人一定要在文明中走向世界。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中崛起，还要在文化中崛起，这样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并且改变那种所谓“土豪”的国际形象。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20多年，真的感觉到美国中有中国，中国中有美国。如今，有多少个家庭都是在中美之间穿梭：这显然就是东西方的大融合。我不太相信这两个国家会发生怎样你死我活的战争，因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在血脉上相通，其间有太多的血缘关系。那么，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应该思考怎样吸收西方的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话题必须面对，必须回答。

从中国出国的新移民，初次面对西方的时候非常震惊，因为中国体制跟西方完全不同，其所感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剧烈的。像严歌苓，她说自己突然间就像一棵树被连根拔出来，然后栽在另一种土壤里面，处处都感到疼痛。其实，海外女作家的一个重要精神特点就是疼痛感，严歌苓、张翎、虹影、陈谦、施雨、施玮等人的作品都属于疼痛文学，我写的《他乡望月》实际上也是一种疼痛的表达。

王红旗：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中国人一定要在文明中走向世界”，“在文化中崛起”。那么，反思人类过往的“文明”是我们面对的主题之一，如：严歌苓以小说《妈阁是座城》直指在全球化语境下物质、权力的欲望把人变成一代代的赌徒；张翎以小说《阵痛》揭示三代母亲在战争废墟之上用生育生命来重建家园；虹影以小说《米米朵拉》中小朵拉丢失母亲的历险故事，揭破人类丧失诚信的一个个虚幻骗局，表现对爱的执着寻找；陈谦的小说《无穷镜》，目睹以往的“硅谷无论是核心产业还是企业文化，都发生着颠覆性巨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崇尚的仍是以技术为筹码，疯狂追逐物化利益的豪赌”，以及在追求财富自由成功路上人的精神萎靡、虚无与危机；施雨的小说《下城急诊所》以华人女医生小寒跳进美国“9·11”大火之中的死亡命运，唤醒人类爱的意识觉醒，探索在全球化之下人类如何能够得救的问题；施玮以小说《叛教者》反思历史上“偶像崇拜”和失去信仰的人性悲剧；林湄的小说《天外》俯仰天地，巡视宇宙，呼唤人类回归爱的精神信仰才能获得救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华文女作家群体，在多元文化记忆与体验中成长，她们丰硕的创作成果引起当代文坛的强烈关注，重构着超越自我与他者的新文化精神。这种重构是吸纳自我与异质文化中良性养分的意识自觉，标志着华文女性文学的崛起。新移民女作家，大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向国外公派的留学生以及恢复高考后大学毕业走出国门的一代，她们有的在国内已经成名而出国是为寻找更能施展抱负之地。她们怀揣自我生命价值实现不同理想进入西方，置身于现实生存与多元文化观念的撞击中，成为东西方文化碰撞、重组与融合的经验者和见证者。她们目睹西方的现代化以功利主义的“技术模式”和“忙碌的双手与大脑”在结出累累硕果的同时产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也遥望着母国在以西方为参照系的现代化进程中极度追求经济科技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同时，挟裹着丧失精神与道德的人生价值观的裂变。她们，当然也包括你在内，自觉地拿起写作的笔，担当起重建“人类精神”的使命，创造了一个海外女性文学崛起的时代。如果从更深的层面讲，被物质财富遮蔽的人类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危机是一个世界性问题，现在请你给大家谈谈《他乡望月》。

陈瑞琳：我这本散文集叫《他乡望月》。所谓“他乡望月”，这个“月”有美国的月，也有中国的月，还有世界各地的月，而我是在他乡看这些月。这是我心里面很多年都想写的一本书，据说中国社会出版社邀请了10位作家创作作品，他们的出版思想是要激励国内的年轻人懂得生命的成长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使其了解人生更深刻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在《他乡望月》里想表达的，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要走出去，走到天涯海角。今天，整个人类都在一个地球村里，我们必须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也必须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到外面去看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对青少年的成长非常重要。

中国教育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要让每一个孩子都会上尖子班、考高分、考大学，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从小成绩优秀，考试都考得很好，可是到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就会感到很茫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人生构想。我想跟读者朋友们分享的是我在美国所看到的：不是每个人都想当总统，都想当领导或公务员，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且这些理想完全不同。

在西方，教育强调一点，即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的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价值；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你的任务就是实现你个人的独特价值，那就是你的生命意义。有一次我在著名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参观，这所学校就是宋美龄当年的母校。我采访她们校长，我说你们学校太棒了，应该设一个名人馆，里面有希拉里、宋美龄、冰心等。你知道校长怎么说？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校长说，我们这所学校培养的每一个人都是明星，我这儿培养的有做衣服做得很好的裁缝，有做面包做得很好的面包师，我认为她们都是同样的明星。她的这个观点让我非常震撼，因为在她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也许这个女孩子喜欢做时装，她的时装会做得非常好，她就是明星，她不一定就比希拉里差；她甚至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明星。

幸福从哪里来？一个就是你能够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一个是你能够爱你喜欢的人，这两点就决定了你整个人生的幸福感。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我可以一面写自己的人生，一面评论他人的作品，这就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我在写《他乡望月》的时候，就想告诉读者，你们的一生一定要做你们自己喜欢的事，去完成你们自己独有的价值。

王红旗：我认为，《他乡望月》是一部富有诗意和精神价值的书，不仅适合年轻人读，而且适合所有人读。“他乡望月”这个名字，蕴含着深切的家国记忆、人文关怀与审美意趣，是你20年海外生活不同经验的一种疼痛反思与诗意表达。尤其那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遥想，不仅给这部散文集注入了生命的灵性，而且在人与月的情感交流对话中，阐释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宇宙观，即万物有灵与我为一，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大家庭。这赋予了他乡月亮更丰富的文化哲理与个性色彩，如果从文化超越上讲，它就有了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更深远的隐喻意义。

其实人类只有一个月亮，只是月因故乡明，月因他乡异，更有一种因不同地域的月亮、个体认同的相同与不同意义。记得儿时有一句很难忘的话“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常被用来比喻一种崇洋媚外的思想意识。而现在，中国教育出现的重要问题，即在参照、模仿与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不仅没有真正吸纳西方文化的优秀理念与方法，而且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方面也出现了断层。那么如今在倡导世界和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时代，相信你的《他乡望月》会给予读者多方面的启迪。

长期以来，你主编了东南亚、欧美华文女作家的作品，推出了一批批海外华文华人女作家，可以说你既是海外华文华人女性文学的开拓者，又是实践者。自21世纪以来，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备受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这种新的文学现象是由海外女性“本土与母土”的生存经验与情感体验而生成的。请你从熟悉的说起，如谈谈北美女作家群崛起的生态变化。

陈瑞琳：1992年我到美国的时候，正是新移民作家刚刚开始崭露头角之时，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每天在报刊上搜寻好的作家作品，而且还要查一查作者是从台湾还是从大陆来的——因为那时从台湾出去的作家发表作品比较多，从国内出去的作家发表比较少。每当看到有国内的作家，我就为他们高兴，给他们写评论，我最早写严歌苓、张翎和少君的时候根本就没见过他们。

2005年，我主编了《一代飞鸿》，这是第一部大陆作家在海外创作的小说专辑，收录了60多位作家的作品，我为其中的大部分作家写了评论。这本书在美国和中国出版之后反响都很好。后来，我还出版了《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选了20位代表性作家的作品。

王红旗：这两部作品集我都拜读过。我就是在读《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评述》这部800页的厚书时，很感动你一呼百应的凝聚力，而且为有这么庞大的“不为生存而写作”的海外作家群感动，尤其是他们甘愿做传播中西文化的“作家兼义工”，可以说真的是海外华人作家在涅槃重生之后更高境界的精神追寻。我在主编的《中国女性文学》卷首，赠给海外女作家的诗《心之翼》里写道：“母语/一脉脉炽热的缘/飘之脊梁/却融成心的帆。”的确，我被《一代飞鸿》真诚的文学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所深深震撼。海外新移民作家群就是在您的智慧推动之下，以参差错落的雁阵集体亮相于海内外当代文坛，这部文集的历史价值不可替代。

后来我读《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发现装帧与印刷比起《一代飞鸿》更精致，选择作品的质量更高，定位更准确。你为入选的作家都写了评论，而且对作品有着概括性的核心诠释：“这是一代奇异的作家，他们渴望超越传统的‘乡愁’，渴望在中西文化的对峙与融合中展开生命价值的追寻，渴望在‘边缘’的独立状态中寻找自己的文化认同。”当时，那种缠绕着的身份焦虑仍不得其解。

陈瑞琳：2006年，我出版了专著《横看成岭侧成峰》。当年，中国《文艺报》发表了我很多篇评论海外作家的文章，美国《侨报》曾为我开设“海外新移民作家扫描”专栏。就是这两个桥梁，让我能够在海内外同时介绍这群新移民作家，从而推动了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发展。感谢历史给了我机会，让我以自己的文学评论见证了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的崛起。

王红旗：你的《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确是一本难得的介绍海外作家的评论集，其中不仅有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关照，而且对海外女作家群的介绍和作品评论都比较系统深入；不仅有对海外华文女性文学的现象、问题、误区与发展研究的展示，更有对女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与专题研究。《长袖善舞缚苍龙——素描当代海外新移民女作家》，是对21世纪初欧美崛起的新移民女作家纵向的梳理，其于女性文学史上的意义仍不容忽视。海外女性生存现状与华文女性文学生态

陈瑞琳：2010年，我们海外女作家协会到台北去开会，我才知道全世界有这么多女作家。这个海外女作家协会每次参会的会员都是数百人，来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这令我见识到女作家写作的实力和队伍之庞大。因此，我觉得海外从事华文写作的人女作家占大多数，就是在五大洲作家里女作家都是创作的主力军，其创作生命力之旺盛，就像母性的土壤一样，一直在开花结果。

王红旗：“母性的土壤”这个比喻好。这个母性土壤是什么？林湄在她的小说《天望》里面谈道，人类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爱。我认为，母性的土壤，就是母亲生命之爱的人本思想，所构成创生、孕育与传播宇宙之爱的精神土壤。那么女性文学更多是寻找爱的文学，其凝聚人类人性最优良的基因，以母爱关怀、母女关系、男女之爱的伦理，延展之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家国、人类的伦理关系。女作家们以对爱情、婚姻、家庭和社会的独特情感体验，揭示出“爱”对人类、对自然、对个体生命的重要意义。

陈瑞琳：先从北美讲起，所有的女作家写作的根本动力和源泉都来自情感。我最近参观陕西师大的女性博物馆，发现女人的生命是非常特别的，在女性的生命里，爱情占了极大的比重。比如，女性博物馆的婚嫁服装，嫁人是女性一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她们有了孩子，作为母亲，又有了博大的母爱。情爱与母爱，在女性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文学的爆发正是因为情感。为什么女作家能够敏感地把握住生活中的激流？其实靠的就是情感力量。

北美是留学生非常多的地方，再加上以前都有很好的文学功底。比如，张翎是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学的西方文学；严歌苓出国之前已经发表了好几部长篇，已经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我出国时已经在陕西师范大学教港台文学了。所以这批人到海外的时候自身已经有相当的积累，只要等稳定下来就可能是写作爆发期，而且一旦爆发就会水准比较高。像陈谦、施雨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施玮与虹影是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的同学。

王红旗：那么，人生理想与生存现实的文化冲撞应该是导火线。如果不经历文化冲撞，生活如平静的港湾，也就不会触及灵魂深处，创作生命力也不会激情勃发。

陈瑞琳：是的。就说严歌苓，她在北美女作家中是唯一靠稿费生活的人，当年她得过台湾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奖。严歌苓说，如果不让她写作她没办法活，写作是她活着的一种方式。严歌苓早期的写作，如《少女小渔》《女房东》《海那边》等，都是鲜活的移民生活的激荡冲击。

王红旗：还有《扶桑》。到了《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金陵十三钗》等作品，就都回归中国历史深处去挖掘一种特殊的“记忆”——当然，书写“记忆”是为了携带着现实与未来的反思与批判。比如，《第九个寡妇》是写中国人的境遇，中国人的经验，中国人的生活，写中国人文化记忆里的“善根”在任何文化环境里都不会消亡。

陈瑞琳：还有《小姨多鹤》，有人读过书，有人看过电视剧，评论界誉之就是刀尖上的舞蹈。这个叫“小姨”的多鹤，是抗战胜利时被抓的日本小女孩，就地卖给一个姓张的中国男人生孩子，因为这姓张的老婆在有一次被日本人追捕后不能再生育了。这是一个很残忍的故事，这里面对战争的控诉是跨国别的，多鹤让我们看到的是战争的牺牲品。作为女人，多鹤给人家生孩子，但是她不能做人家的老婆；她生的孩子不能叫她母亲，只能当小姨；她是日本人，却不能说自己是日本人。一个女人在这样三重的痛苦中生活，是不是刀尖上的舞蹈？

王红旗：严歌苓已经不是仅仅站在抗日的角度，而是站在人类的角度看待人类的悲剧。虽然小姨多鹤的性格已被极度扭曲，但她的内心还是很顽强的。她偷偷地教自己的孩子学日语，因为她想让她的孩子不要忘记他是日本人的孩子，她的骨子里还是带有强烈家园感的。我觉得这种心理是很真实的，像前面谈到的关于母爱。母亲只能以“牙牙学母语”的朴素方式让自己的孩子记住家在哪里。从某种程度上，小姨多鹤这个形象与《第九个寡妇》王葡萄在性格上很有相似之处。

陈瑞琳：严歌苓的创作代表了海外女作家的发展轨迹。她早期的作品都是写刚到美国时所面临的困惑，如异国通婚，身份认证，等等。但她很快就开始写跨国的故事，人物都是在国内和国外两个背景下生活，再后来就主要写中国的故事。她的回归中国书写，是用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故事。

这几年，她的作品开始向历史的纵深开掘，如她的《陆犯焉识》。这是严歌苓以她的爷爷为原形，她多少年不敢写这个故事，因为她觉得要准备好了才写。她的爷爷当年到美国留学之后回到中国成为右派，从劳改营里逃出来——逃出来是为了去见他的妻子，因为他在劳改营时才发现，他这一生中没有好好对待他的妻子。这个故事写得很凄婉，严歌苓是想表达我们中国历史中的一些隐秘的东西，跟《金陵十三钗》有一样的意义。她写的，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那些知识分子的特殊命运；她不是仅仅在写某个人，而是在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代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

王红旗：其实，她是在反思当代的社会历史。新世纪以来，海外华文女作家不约而同地从对现实的批判转向女性血缘史、家族史与社会史的深处，开始探索男女两性，尤其是女性的个体生命轨迹。她们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维度发现女性在历史迷雾里的生命真相，缔造真实的女性生存史与心灵史，尤其是在社会历史深处即家族的兴衰浮沉中，凸显其苦难叙事中生命个体的内在精神价值，这是海外华文女作家创造性历史意识的新崛起。

海外女性写作在思考如何走向历史的深处，走向现实的深处，走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性的心灵深处，但具体表达一定会走向婚姻家庭和家族史的深处。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族就是一个小社会，这样才能真实反映作品延伸的时空感、厚重感和多样性。比如，马来西亚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和李忆莙的《遗梦之北》都在2012年《亚洲周刊》获奖，这样的具有反思历史的家族书写，不仅描写家族内部的兴衰，也展现出华裔移居马来西亚的奋斗历程。《遗梦之北》从祖母、姑姑到水灵、水晶，三代女人都有着共同的“梦幻预言的禀赋”，虽然外在架构的梦幻叙事串联全篇，但故事内核却是对人性幽微、族群境遇的性别与文化思考，是以女性命运为核心来全面审视华人的家族兴衰、女性悲情、新村图景和文化追寻。在这方面香港女作家黄虹坚的《和谁在阳台看日落》，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瑞琳：你说现在的创作开始走向历史的深处，我特别有感受。因为女作家最早的创作通常是因为她自己内心的冲动和强烈的疼痛感，是在写作中逐步超越自我而开始进入历史寻找时空深度。比如，张翎写《金山》，她写广东开平那些女人终年待在碉楼里面日夜等待丈夫的心情，那些女人真的是一天一天在熬，头发慢慢地熬白了。她写出了中国女人的最大特征就是忍，她们在忍受岁月里把自己扭曲了。所以中国的传统故事里较少有偷情，更多的是一直忍到最后，弄个牌坊立在村口上。

王红旗：这一点是很有历史真实性的。但是在施玮再版的小说《世家美眷》里，公公对儿媳妇的性霸占，家庭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同化”与“异化”在历史上的封建大家庭里为数不少。在序言中我写道：“从女性历史处境来看，家族/家庭是女人遭遇性政治强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时间最长的私密场所。而且，这种性政治强权是超越种族的、阶级的，是在家庭日常生活最深处的。就这点而言，整个人类的男权文化体系有着惊人的同构性。”

陈瑞琳：中国女性的痛苦，在女作家那里得到了很充分的表现。这是女作家的特点。比如，张翎写的《唐山大地震》里的王小灯，在大地震之后，因为她郁积多年的内心疼痛跟她丈夫、孩子之间都是不和谐的，她的疼痛造成了她性格的阴影，她性格的阴影导致了她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跟人相处。张翎曾说，“我让王小灯跟她的母亲最后见面，是我给这个世界扔了一块止疼片”。

因为我刚好曾去参观了北川、汶川这些地方，陪同参观的人中有很多家里有人在大地震中死亡，他们告诉我很多发生在石板下的痛苦抉择，就是张翎写的《唐山大地震》里的情节。当然张翎书中的那个女孩子是活下来的，但她的内心其实永远不能原谅她的母亲，因为母亲的第一选择是救出弟弟。

还有新加坡张惠雯的长篇《水晶孩童》，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其实她最擅长的是写短篇，曾获得过新加坡的国家文学大奖。张惠雯尤其善于向各个大师学习，她的小说是深受契科夫、乔伊斯、博尔赫斯、艾丽丝门罗的影响，博采众长，所以她能够走在文学的前沿。

王红旗：最近拜读到她寄给我的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才知道她曾获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她的文字很诱人，纯净明亮，幻象凌空，赋予生活和情感飞升的翅膀。这种以诗意神性演绎生活的风格与国内的徐小斌、残雪、钟晶晶、杜冰冰有些相似，但又各有不同。我把她们这群作家命名为“女性神话的重写族”。

最近拜读到芜华的长篇《魔界》，带给我不一样的惊喜，感觉到她是以女性情感命运为重心写官场尔虞我诈现形记的高手。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是比较中国式的，但是情节的演进曲折丰富，其中推动女性自我追求的社会与家庭身份、情人与妻子角色之间的纠葛乱象丛生，活画出众多男人与女人形象灵魂深处人性“恶”的较量，尤其是结局的“因果报应”颇值得深思。从封面上的“血百合”意象，更能领悟到这是一个女作家站在女性立场上的灵魂忏悔录——一个人为了“尊严”活着，就得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

陈瑞琳：你的阅读判断非常准确。芜华实际上是一位相当资深的作家，她当年在国内的时候就是黑龙江的签约作家，她早期的作品获得过很多奖。对现实的揭露和对历史的开掘，展开人物的复杂命运，是她创作的鲜明特色。你刚才讲的发现历史的深处，她的小说《细雨无声》就让人特别感动。小说是写一个母亲，当年被人家诬蔑为叛徒、这个母亲的一辈子就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叛徒，她就想告诉女儿妈妈不是叛徒，最后的结局让人动情动容。她最近还在写一部新长篇我也非常看好，叫《空城》，写西方的一座空城。

北美女作家的最大特点就是多样性，因为海外作家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不一样。如施雨《刀锋下的盲点》《纽约情人》《下城急诊室》写的是医院的故事；如融融嫁给了美国丈夫，写的是《夫妻笔记》《素素的美国爱情》《死亡日记》，是关于东方女人跟西方男人的故事。融融最近几年开始转向生态文学，写了《开个房车游北美》，写跟大自然的接触和人类保护环境。在北美的不同作家，因爆发点不同，作品呈现出多样性。

王红旗：施雨与融融的作品，开始关注的是美国的一种成长教育和跨国恋情，书写东女西嫁，后来则更多关注疾病与死亡。近年来，施雨走进影视剧创作，融融开始创作亲近大自然的生态文学，就她们个体的创作而言也是多样性的。

陈瑞琳：在欧洲，对欧化文学贡献比较大的女作家是虹影、林湄，还有法国华裔女作家山飒，她的长篇《围棋少女》获得的评价也非常高。

虹影在英国生活多年，从重庆的嘉陵江走到泰晤士河畔。她是一个私生女，我觉得她最了不起的是能够面对自己的灵魂，用刀子把自己的灵魂割开，剥出来给人看。很多人怕疼的，一个人在文字里把自己的灵魂剥开，那是要忍受很大的疼痛感。虹影《饥饿的女儿》是写一个饥饿的时代，他们家里孩子特别多，她的母亲、姐姐，还有她的邻居，她就那样很真实地写出，在那个时代，人们因为饥饿，所做出的各种事情。我曾对她说，当你走出嘉陵江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世界的女儿，已不再是重庆那个贫民窟的女孩，而如同凤凰在火中重新诞生。

王红旗：就像你说的，虹影在文学创作方面有着“抉心自食”的勇气。从《饥饿的女儿》到《好儿女花》，从“女儿”到“母亲”，她将女性生命不同阶段的内心深处与灵魂世界的伤痛，毫不留情面地撕裂，从而牵动了社会一个个心脉的痛。

虹影的近作《米米朵拉》可以说是她关于母亲与女儿关系的续写，她曾说，前世你是我的母亲，转世你做我的女儿。整篇小说是通过一个女孩儿寻找“母亲”，提出关注生态、关注成长、关注人类、关注生命、关注生死、关注哲学，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现代社会问题。小说开篇写“山洪暴发”和“母亲缺席”本来就是一个隐喻，其内在可以视为一种因果关系。自然就是母亲，人类破坏自然，母亲便会彻底离席。

陈瑞琳：虹影的作品一直是在“寻找”，她说重庆不是她的家，中国不是她的家，英国也不是她的家，她就是在寻找“家在哪里”？“寻找”成为她写作的精神信仰。她的作品里充满着可贵的忏悔精神与洗涤意识，因为她敢于无畏地直面真实。

王红旗：虹影认为，世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人与自然，而人类却又总是宣扬着人定胜天的思想，企图去改变自然、破坏自然，最终毁灭的也只有人类自己的未来。所以虹影借助儿童文学的外壳写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故事，整个城市洪水暴发的意向，是大自然对欲求无度的人类的惩罚。但是，生态主义的定义绝不仅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了人的精神生态、与家人之间的关系的家庭生态等，是一个“秩序和关系处理问题”。

陈瑞林：就林湄而言，在她的作品《天望》里，我最欣赏的，是她对宗教的理解。当一个人人生阅历很丰富、走向成熟境界的时候，她就开始思考宗教的问题了。包括像牛顿、爱因斯坦最后都信了宗教，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后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很多规律都是神安排好的，所以很多的科学家最后都信了宗教。另外，人们也发现，在冥冥之中，你的很多命运也是有一双神的手在安排。

我觉得荣格有一个特别大的贡献，就是说在你出生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就有一个原型，这个原型将决定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一生中碰到的这个男人恰好是你的原型，那就是你的真爱。

王红旗：我觉得是潜意识。潜意识是深层自我一种栖存形式，我们在不断探索发现那个深层的自我是什么。我经常会用自己的经验思考灵魂和精神的区别，如果说灵魂是一个大海，潜意识在你的灵魂里是很深远的，是分很多个层次的；精神是一个高原，是灵魂掀起的巨浪的峰巅。

陈瑞琳：我们叫“元神”。林湄的可贵，在于她创作时总能跳出来，跳到人生之外，对整个东方西方能够做一个总结性关照。

王红旗：林湄的《天望》《天外》都是以尘世之上俯仰天地的广阔视野，她是个对人的灵魂生态、生存生态与自然生态都予以关照的作家。作品中描写的欧洲华人生存生态的破败与萧条是触目惊心的。在新世纪，海外女作家开始思考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人类精神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人与周围自然、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破坏性断裂。因此，表达这种在断裂与弥合中重构的多重生态演变，也成为世界华文女性文学一脉显在的风景图。

陈瑞琳：数十年来海外的女性文学的发展，从早期关心自我的情感表达正走向对人类命运的探索，并在寻找人最终渴望的精神归宿。

无穷镜下女性精神生命的巅峰体验

——与旅美女作家陈谦就其长篇新作《无穷镜》的对话

夏芸梦（整理）

陈谦简介

陈谦 自幼生长于广西南宁。广西大学工程类本科毕业，一九八九年春赴美国留学，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曾长期供职于IT界，现居美国硅谷。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无穷镜》《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短篇小说《繁枝》《莲露》《特蕾莎的流氓犯》《望断南飞雁》《下楼》，以及散文随笔作品等。其中《繁枝》获2012年度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获2012～2013年度优秀中篇小说奖及第五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望断南飞雁》获2009年度人民文学奖；《特蕾莎的流氓犯》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并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莲露》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作品入选多种选本，短篇小说《我是欧文太太》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15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无穷镜”：人类外在于内在自我的灵魂生态

王红旗：在新世纪崛起的新移民女作家群里，你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作家。你送我的作品我都一一拜读过，至今还记得当年拜读《爱在无爱的硅谷》时的情景；在美国硅谷这个世界高科技创新中心，新移民女性苏菊追寻“爱与梦”的悖论之痛直击我的心。时隔15年，您的长篇新作《无穷镜》以奇特玄幻、哲学诗意的构思，以硅谷红珊科技公司CEO新移民女性珊映研发“新3D眼镜”的创业传奇为聚焦点，构造出一个高科技的“无穷镜”时代。请谈谈你的创作初衷，小说的名字为什么叫“无穷镜”？

陈谦：在《无穷镜》的自序中，我谈到这部小说写作的缘由。正如您所指出的，在《无穷镜》和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之间隔了15年的时光，虽然这期间我的作品不多，但不曾停止过写作，主要是在写体量较大的中篇小说。从题材上讲，这期间我是背对硅谷写作的，因为我觉得在《爱在无爱的硅谷》里希望探讨的硅谷由追求高科技革新带来的人文问题并没有获得答案。而到了近年，随着移动互联网及社交网络的诞生和普及、新兴高科技的发展，硅谷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引起我重新关注硅谷的兴趣，这是我写作《无穷镜》的初衷。到目前为止，我只写过两部长篇，可巧都是硅谷题材，这是我不曾想到的。

小说之所以叫《无穷镜》，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与题材相关，涉及女主角珊映的公司正在为“二代谷歌眼镜”开发设计的芯片。因为这是一部高科技题材的小说，女主角又是个创业公司的CEO，因此产品是无法回避的。基于对可读性的考量，我为珊映选择了当时非常热门的“谷歌眼镜”相关产品——这当然是虚构的，因为“可视”就便于描述和代入，一般的读者也容易进入。二是我希望在小说里做这样的表达：我们的人生道路是外部世界无数镜像的叠加，你在哪里出生，由谁带大，受何种教育，结交什么样的人，到过什么地方，等等，各种外部经验的细节映到我们内心的镜像，构成了我们人生道路的基础。这有点像人们常说的“命运”，但“命运”这词所带的被动色彩使我不愿直接使用它。而“镜像”叠加后如何生成新的镜像，接受者能具有相当的把控能力，它反映出的人生轨迹是动态多元的。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王红旗：我很赞同你的观点，尤其是在小说中对人的“内心镜像”的生成与家庭、教育、社会等外部人际世界的关系表达，很有深度与新意。

你以女性的生命情感体验为核心叙事，对硅谷高科技发展从隐忧到希望的思考，是这两部小说的共同主题。其实，你在《无穷镜》自序里讲到“确实有不少硅谷人是对创业和创新抱着宗教般的献身精神的，并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够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如果没有这点心劲儿，而是像我过去想象的那样，仅凭着对利益无度地疯狂追逐，硅谷不可能一路走到今天”。这是你借珊映之口说出了你看到的硅谷的希望，也是珊映再次选择回到硅谷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珊映为了自己的“烟花”梦，已经站到了更高境界的台阶上，她不会再因为私我情感而轻易崩塌，在对“创新能给人们生活带来美好改变”的信念上，有着《爱在无爱的硅谷》里的苏菊不曾有过的执着，并且她不再逃离，而是坚持，哪怕是一步步攀登陡峭的山崖险峰。

小说善于探测每个人物形象的灵魂之镜，并于相互映衬中塑造了一系列“精神贫困时代”追寻“爱与梦”的知识女性。虽然在“精神贫困时代”，大部分人缺少对真正内在痛苦、死亡和爱的本质认识，在享受物质狂欢时失去对痛苦的感受力，更不理解爱可以拯救生命。迷失了家园之爱的躯体如漂泊的浮萍，不再有根基，生命存在失去意义。但是，你塑造的这群新移民女性，虽然在“无穷镜”下，每个人都可能遭遇被“公共化”的窘境，其无论立身秘籍还是自身私密，都会落入被窥视、被捕捉，甚至被模仿的镜像之中，自我生活的安全感丧失殆尽。然而，她们在多元意识汇流的无序里，仍有感知痛苦的自觉，更有践行自我理想的意志与勇气，她们积极拥抱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在一次次阵痛里自我拯救，逐步超越私我情感，让生命之爱向“他者”敞开，燃亮这世界的灵魂黑夜。她们的理想美丽如云在空中飞翔，现实生活却不时会遭遇暴风骤雨；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追逐，“飞翔”成为她们生命的意义。

说到这里，我很敬佩你总是将创作目光投向硅谷的华人科技女性群体，是因为你和她们有着同样的职业身份，还是你更了解这个特殊群体内在心理的与众不同？

陈谦：谢谢。我在写作中，通常是感动于某个故事、某个人物，然后开始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努力追问这样的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人物何以至此？这与我的小说观有直接的关系。我在写作时，总是提醒自己要尽量忘记自己的性别，这与不要主题先行是一个意思。我觉得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关注人类生活的困境，这个困境不仅是性别的、环境的、政治的，还更多的是人类生物性基因和文化性基因所导致的；还有人类在自然和超自然力量面前的乏力感。好的小说，还应该尽可能地探究人性在不同生存条件下的表现，让人读过之后能更好地理解生活，理解人。

虽然我不是所谓的弄潮儿，却因为所学专业的原因，曾长期在处于时代前沿的高科技行业工作，可以说直接被卷在时代的浪潮里，跟当下生活的距离很近。我的小说确实以女性为主角居多，重要的作品基本是写的硅谷科技界的女性。这是因为在文学把握上，我对这类人物和题材更有信心。我至今的两部长篇小说都是关于硅谷和硅谷的高科技女性的心灵追求的，个人比较熟悉她们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这类题材，梳理自己对生活的认识。

王红旗：文学写作见证了你的成长与成熟，看得出，《爱在无爱的硅谷》里的苏菊和《无穷镜》里的珊映与你的生命经验均有一种血缘关系。硅谷是苏菊“飞起来”的地方，也是她的情殇之谷，但她的内心深处认为“出走”是“自己又要飞了”。15年后，《无穷镜》里珊映再次主动飞回硅谷，全身心投入高科技创新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她不仅是带着苏菊未完成的夙愿而来，而且怀揣更大的“野心”，从梦坠落的地方再次“飞起来”，全方位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梦想。

如果说苏菊的飞翔是为情所困的坠落，她追寻的“有动感，有灵性，有激情的生活”是凭借“被爱”的外在力量，那么，你塑造的珊映是否标志女性超越私我情感，从经济独立、财富自由到内在精神强大的主体生成？小说多次写到珊映独自“看夕阳”的场景，这是否暗喻其突破职业“性别玻璃顶”之后坐看云卷云舒、静观日出日落的从容淡定？她不仅追逐“烟花梦”，也对“一炷香”的淡定人生有了新思考？

陈谦：我的生活经历比较简单，基本上是从学校到学校，来美国完成学业后就到硅谷落脚。写《爱在无爱的硅谷》时，我在美国的职业生活刚刚开始不久，年纪又比较轻，那时关注更多的是个人情感和个体感受，所谓追求一种“有灵性的生活”，其实也还是对个人情感领域的关照。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界的阔展，如今对生活的理解不同了，所关心的问题也已超越了个人感情。

在《无穷镜》里，女主角珊映对自我价值实现是如此执着，苏菊为了追求自我的感情，从令她窒息的物质化的硅谷出走；而珊映在失去了婚姻和家庭后仍坚守在硅谷。两位可爱女性的生活看似都有浓重的悲情，但珊映的格局显然大多了。

王红旗：从苏菊到珊映这两个女性形象的诞生，在世界华文女性文学形象画廊里，把女性追寻独立精神生命的价值和女性领导力的智慧推向从感性到理性、从优秀到卓越的更高境界，这应该与你自己的理想人格认同、对硅谷的全新认识，以及移民心态的转变分不开的吧？

陈谦：我总是对那种俗话说的“自强不息”执着追求自我实现并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更有兴趣，这也许跟我的海外生活经历有关。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来到美国，在这里遇到不少相当出色的华人女性，她们大多有强烈的独立自我独立意识，就是希望要在这个人世间的旅程中找到自己的真爱，并实现自己的梦想。这里的“真爱”不是指狭义的爱情，而是倾听内心的呼唤，发现内心真正的激情所在，并实现与之相关的梦想。我为她们所深深吸引，很愿意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她们的生活道路进行探讨。

王红旗：“向内看”是你小说创作很鲜明的特色，我常常称之为“心灵内海”的生成。如果从你的人生经历而言，你1989年赴美国留学，然后进入硅谷高科技公司工作，在高科技行业做了十几年的芯片设计工程师，获得了相当不错业绩；后来，你为追求文学梦想而辞职，开始写小说。应该说你从为生存现实的拼搏转向为精神理想而写作，与你小说中的新移民女性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我认为，你的很多作品带有自传的意味，特别是在《爱在无爱的硅谷》和《无穷镜》中，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的是不是你在不同阶段的人生境遇与精神追求呢？

小说运用互为镜像的参照比较塑造出新移民高科技知识女性形象，构成女性生命价值实现不可预测的变数与挑战。这些新移民科技知识女性正处于盛年，她们获得足够的物质财富之后，在现实种种欲望诱惑之下，苏菊走向“荒原”寻求有灵性的爱情，却以流产的阵痛陷入绝望的泥沼；珊映的科技创业理想“离那个所谓的成功，至多只有两个试管的距离”，却在商业危机中达到了失控的巅峰。您认为，女性对事业的执着与坚守应该如何评价？

陈谦：从抽象意义上讲，小说都是作家的自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说我的作品表达的是我对不同人生境遇和对精神追求的理解。

成为一个作家，是我儿时的梦想。由于时代的原因，个人际遇和个人选择，它曾被搁置了很长时间，我甚至都曾经忘记过它。来美国后，经历了求学和多年的工作，生活安定下来后童年的梦想苏醒过来。能有机会实现梦想是很幸运的，大多数人在年少时都有梦想，会想过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类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要在生活中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遇到的挫折也越多，放弃便成了自然选择，这无可厚非。但作为写作者，我更关注那些百折不挠的人。我有兴趣探寻并表达的是：如果坚持理想，生活里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可能的出路是什么？

女性做这样的坚持和选择更需要勇气，我是带着偏爱与她们一同探寻的。我的女主人公看上去总是很执着，又很强调“坚守”，这跟我对有执念的人生更有表达的兴趣有直接关系。作为常人，都喜欢或者说赞赏那种风平浪静、花好月圆的人生局面，但当我面对文学的时候，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特别值得书写的价值。我喜欢看一个远行的身影，离家出门，寻找梦想，在途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她不一定都会成功，但会经历成长，虽败犹荣。这是更真实的人生，各有各的姿态，我为这些姿态所吸引。

王红旗：《无穷镜》的结尾细致刻画了珊映在硅谷家中的“巅峰焦虑”，仿佛她独自在高高的山巅上坐稳，看到黑暗中“冒出一朵朵炫亮的烟花”，听到“山崩海裂般的轰鸣”的雪崩。在你看来，这种心境与场景，是在高科技研发和非理性创新的狂潮席卷之下，在游戏规则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她与康丰截然不同人生方向的殊途同归吗？

陈谦：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不是吗？这不是游戏规则变化的结果，而是亘古不变的定律。

我们讨论一部作品时，很多时候是在还原写作的过程，这很有意思。以我个人的体验，小说写作的过程不是一个清白的理性建构的过程，很多细节所代表的意象很大程度上来自潜意识。《无穷镜》的结尾是水到渠成的感觉，就像一个人物的命运，很多时候是按着你铺出的性格逻辑动起来的，最后脱出作者预设的框定，顺着惯性跑到终点。这样的结尾，我感觉是写着写着最后这结果就蹦出来了，特别有画面感，文本的前后又呼应，衔接得特别自然，而且有很深的、多义的隐喻，我就将它写了下来。当然，一个作品的最后是在读者那里完成的。比如，你在这里的解读就是很好的例子。

王红旗：这种多义的隐喻，可能还包括你自己对于攀登、执着、坚守、自由、定律等人生理念新的诠释，而且在某种层面上，最终揭示出“烟花”与“一炷香”是人在生命不同阶段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相结合的，由此变幻出不可预知的、千姿百态的人生风景，就像你的小说创作“写着写着结尾就蹦出来了”，虽然它也许会与原来预设的人物形象轨道大相径庭。

我们是追寻理想的执着一代，但亲历经验告诉我们未必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倒是怀揣理想的跋涉、不忘初心的奋进，一路上遇到的人物、事件与风景滋养了自我内在的灵性，从外部世界获得了人性内在强大的力量。可以说，你从珊映个体灵魂深处洞察人生太短暂、人性古难全的心理真实而显得难能可贵。

陈谦：其实，现在新一代的硅谷人在成长，他们不再只是以追求成功为唯一目的，他们的口号是通过开发高科技产品给人类生活带来积极的改变，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比过去只是一味追求物质回报的硅谷人的境界高多了。然而，美好的愿望并不见得就能实现，或者说，追求的方向可能带来新的问题，这是文学要关注的动向。也就是说，科技革命可能给人类、人伦带来的改变性影响是什么？这个话题，我很有兴趣关注和讨论。飞翔的寻找：在哪里迷失了“爱”

王红旗：前面讲到，你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在新移民女性文学中独树一帜，是因为很少书写新移民的血泪辛酸，个体的民族特质与“他者”文化纠葛的身份痛苦，在你的作品里几乎体会不到人物徘徊在故乡、他乡、原乡与异乡之间无根的乡愁以及边缘人的离散心态。你小说里的女性形象，无论是陪读太太或知识女性，还是高科技CEO和创业者，总是以自信的坚韧为实现新的生命价值而执着前行，她们的移植生命之痛大多是个体情感纠结、灵魂深层苦难与社会现实关怀的叠加。以女性对真爱的寻找和经验来书写，以女性形而上的内在精神痛苦揭开时代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你认为是否已远远超越性别叙事？

陈谦：你对我写作的观察很准确。我写作时是尽量不带性别意识的，就像尽量不做价值判断，努力只做文学意义上的呈现。

这可能跟我个人的经历也有关。我们那一代中国留学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一批人，虽然中国那时还很穷。我们在留学初期大多经历过经济困境，但大部分那一代的中国海外学人都是时代的佼佼者，来美之前在中国获得了教育准备。我们要在新大陆闯过的第一关就是生存关，这并不需要特别长的时间。而且也许我来美国时还比较年轻，人生比较深刻的积累并没有在中国完成，所以对你提到的那种新移民的血泪史之类并没有切肤之感。但对移民生活中的文化冲突还是敏感的，然而却不是以乡愁这样的形式表现。像你提到的那些精神痛苦其实是更深刻的移民经历的痛苦，是文化冲突激荡后的结果，它唤醒了人根本的自我意识，进而有所追求。这是跟中国大一统文化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我关注的是，过去的经验和生活对作为新移民的影响带来的是什么。

王红旗：你是一个对生活非常敏锐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对新移民知识女性爱情与婚姻困惑的书写是对华人家庭夫妻关系之爱的迷失的反思，是对人类个体生命意志被异化而失去家园的“寻找”。在此种意义上，新移民女性体验的生命故事就成为女性历尽艰辛寻找爱的第二次觉醒仪式；也可以说，这是寄托着你试图拯救人性被异化的“社会综合征”的美好愿望。包括你的中短篇小说，如《覆水》《望断南飞雁》《谁是眉立》《繁枝》《莲露》，等等，都存在一个贯通的血脉——“飞翔”。你曾说她们是你“这些年来在生活中拾到的宝石的缩影”，请解释一下，你为何赋予她们这样丰富的、有启示性的生命样态？

陈谦：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不是从观念进入写作的，而是对个体经验更有兴趣。我都是由于被一个什么人和事打动才有冲动去写下来，我喜欢我小说中的每一个人，才会说是她们是我“生活中拾到的宝石的缩影”。如果一定要讲我写作的兴趣点是什么，可以说我对有“执念”的人生很有兴趣。选择做一个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人，作为生活的追求无可厚非，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不是坏事，但那样的人生不会是值得反复表达的主题——至少就我的小说理念而言。

而你提到的这些小说里的女主角，都是有执念的人。像《覆水》，写的是女主角依群所面对的人性困境，表现她从弱小到成熟后在感恩中的坚守和背离之间的张力。《望断南飞雁》写的是一个女子对梦想的追求，女主角南雁甚至并不特别聪明，也没有过人的才华，但要紧的是她有梦想。其实大部分的人年轻时都会有各种梦想，随着时光流逝和人生际遇的改变，很多人都会放弃追求随遇而安，但像南雁这样执着的人，我觉得才是值得书写的。而且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作品还是在写女性因为男人的出离而垮掉，我就想写出一个女人，她在看上去什么都不缺的时候却会为追求自我实现而出走，甚至舍下了孩子。我们很肯定地知道，生活中大部分的女性不是这样的，但哪怕只有一个，她就是值得被书写的，文学就是要写“这一个”，不是吗？再说，南雁是有原型的，生活永远让人惊叹。

王红旗：《覆水》中，昔日中国南疆小城里街道铁器厂的绘图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依群，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完成华丽转身，成为硅谷一家中型公司的中层主管，是因为她在自己漫长的灵魂苦斗中，对曾经帮助她出走美国、比他年长30岁的美国丈夫老德，守住了爱与善的人性底线。《望断南飞雁》中，以陪读太太身份移民美国的南雁，之所以在美国自我意识觉醒，在丈夫即将获得俄勒冈大学的终身教授资格时抛夫别子离家“出走”，到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实现她儿时埋在心底的美术设计梦，是因为她认识到这不仅是她自己的梦，也是她整个家庭的梦；她圣诞节之夜给一双儿女放在家门外礼物的细节，正是母爱的温暖照亮她爱的人格魅力。请谈谈依群和南雁，在塑造她们的灵魂时，你为什么一直都在强调的女性“自我实现”与“爱的感知”的关系？

陈谦：我个人觉得《覆水》是我第一篇成熟的作品，虽然它写于《爱在无爱的硅谷》之后。《覆水》在《小说界》2002年第6期发表后得到了评论家和读者相当的关注和好评，它亦是我至今最为满意的作品之一。作为中篇小说，它的篇幅相当长，我在写作过程中，像一个歌唱演员那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还可以说，它奠定了我后来一系列中篇小说的基本风格。

在《覆水》中，女主角依群的原型来自我生活中一位相当熟悉却又十分有距离感的女人。在认识那位女士之前，我不曾想到生活的经纬可以如此复杂，人的感情会是这样的百孔千疮。我跟她很近，以致我得以真切地体会到她内心的忧愤和煎熬；我跟她又很远，远到我必须反复思考，才能理解她何以能够承受并坚守。我一直非常希望能够写出一个平常人生在时代风云中的命运感。依群的家庭背景、身体状况给她带来的老少婚姻、跨国恋情，因此导致的人生际遇，为我提供了挑战自己写作能力的难得机会。

王红旗：在工作与家庭情感方面，我把《望断南飞雁》里的南雁形象定位于当代女性文学史上的“第三代陆文婷”，因为她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初谌容《人到中年》里塑造的知识女性“第一代陆文婷”。她在事业与家庭的矛盾中困惑的是：有完整幸福的家庭而没有社会职业身份价值认同。她也超越了21世纪初池莉在《小姐，你早》里塑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戚润物和徐坤以及《爱你两周半》里塑造的某所大学的系主任博导梁丽茹，即“第二代陆文婷”。她们执着于事业，遭遇家庭破碎和情感孤独的困惑：有社会身份地位，无爱情婚姻家庭。而“第三代陆文婷”南雁，则是知识女性“出走美国”后对自我、家庭与事业生活的重新定位。她认为知识女性在拥有优厚的物质生活之后为实现自我“鱼与熊掌兼得”的生命理想应该勇敢“出走”，并且“出走”后也依然深爱着她的丈夫沛宁以及她的孩子们。你对南雁这个形象寄托了怎样的对女性生命意义的思考？

陈谦：“鱼与熊掌兼得”应该不是南雁的生命理想，或者说，她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明白了这是难以达到的目标，这是她从一开始就面临的挣扎。南雁在梦想的追求过程中有过挫折，她也不断放弃过。比如，她按丈夫的意愿去读了个学位，在先生的实验室里工作，在新大陆也寻到自己的一片天空。在移民生活里，这其实是最常见的事情，很多人会在现实面前放弃梦想随遇而安。这是理性的个人选择，无可厚非。而南雁的特别在于，她心中那颗少年时代种下的梦想种子不仅始终没有被生活的现实压力所埋没，而且有一天它还发芽了，这导致她在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的事业走上正轨的时候突然离家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这种非常规的人生故事非常具备文学意义上的美感，它令我感动，所以我选择了写它。

王红旗：小说描述南雁的母亲生命之爱的方式表达是非常感人的，也是非常独特的。女性没有回归家庭，并不等于母亲角色的丧失，她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她是以自己的方式爱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其实，也正是南雁的母爱之光照亮着她前行的路。如果比较《爱在无爱的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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