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成学,赵骥民,展文涛
出版社：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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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的故事试读：
序言
十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前院长、两院院士放眼21世纪，科学技术将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迅猛发展，知识经济将全面崛起，国际竞争与合作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激烈和广泛局面。在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华民族靠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靠人才，靠德、智、体、能、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今天的中小学生届时将要肩负起民族强盛的历史使命。为此，我们的知识界、出版界都应责无旁贷地多为他们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现在，一套大型的向广大青少年传播世界科学技术史知识的科普读物《世界五千年科技故事丛书》出版面世了。
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和温州师范学院、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的同志们共同撰写的这套丛书，以世界五千年科学技术史为经，以各时代杰出的科技精英的科技创新活动作纬，勾画了世界科技发展的生动图景。作者着力于科学性与可读性相结合，思想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通过故事来讲述科学发现的真实历史条件和科学工作的艰苦性。本书中介绍了科学家们独立思考、敢于怀疑、勇于创新、百折不挠、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宝贵的协作、友爱、宽容的人文精神。使青少年读者从科学家的故事中感受科学大师们的智慧、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实验方法，受到有益的思想启迪。从有关人类重大科技活动的故事中，引起对人类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密切关注，全面地理解科学，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在知识经济时代理智地对待科学、对待社会、对待人生。阅读这套丛书是对课本的很好补充，是进行素质教育的理想读物。
读史使人明智。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科技文明，明代以前我国的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涌现出张衡、张仲景、祖冲之、僧一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这样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科学家，而在近现代，中国具有世界级影响的科学家并不多，与我们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并不相称，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相比较，在总体上我国的科技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当今世界各国都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把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当做提高创新能力的战略方针。我国也不失时机地确立了科技兴国战略，确立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创新人才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六大又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形成比较完善的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需要一代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需要更多更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才。我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能激发青少年爱祖国、爱科学的热情，树立起献身科技事业的信念，努力拼搏，勇攀高峰，争当新世纪的优秀科技创新人才。
收到留美通知以后
1910年8月5日中午，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唐山路矿学堂的办公室里，暑期留校的几位老师，摇着芭蕉扇子，在饭店聊天。一封官方急件送进来，土木工程班主任朱老师打开一看，原来是留美录取通知书。“竺可桢考上了！”朱老师高兴地对大家说。
这喜讯，像一股疾风，冲破了院里的沉闷空气，迅速传播开了。师生们议论纷纷。“竺可桢，是土木工程班，年年考第一的那个瘦个子南方学生吧？这次考上，应分该当！”“据说，这次京城的留美考试，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初试，考国文和英文，七八百人应试，录取前200名;这200名经复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历史等多科，最后择优录取70名，赴美国留学。通过两次筛选，能留下，真不容易。”“在录取的70我中，竺可桢名列第28，就更难了！”“说难，也不难。竺可桢的成功，是他胸怀大志，长期努力的结果。”朱老师这样说，因为他对竺可桢最了解。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省绍兴东镇。从小聪明好学，读私塾时，除了学好老师所讲的书外，还要求老师给他更多的书读，深得老师赞许。他家祖辈务农，从他父亲起，才开始在镇上经营粮店。起初生意较好，1900年后，逐渐不行了。这时他在镇上读小学，听老师讲，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烧杀抢掠，烧毁圆明园，抢走了无数财宝，还强迫清朝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割地赔款，所赔白银达四亿五千万两，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每人纳一两。39年还清，连利滚成九亿八千万两。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庚子赔款。这种超额勒索，大大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也滞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竺可桢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国家衰败，人民遭殃的阴影。一次老师让学生用苦、甜两字各造一句。竺可桢站起来，严肃说道，“丧权辱国最苦，国家富强最甜。”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扬。
以后到上海，进澄衷子堂（中学），又听到蔡元培等先辈讲科学、教育救国的道理。他就立志要学好科学，使国家也富强起来，到路矿学习土木工程后，更加开阔了眼界，增强了信心，觉得外国人能做的，我们同样也能做得到。
竺可桢的国文基础好，但英语听力和会话都还较差。唐山路矿学堂的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等课，都是英国人讲授。起初他有些不适应，但他急需下工夫赶上。
竺可桢学英语的那股劲头，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每逢英语课后的下午，竺可桢都去找史密斯教授解答问题。他提的问题，不仅是英语课的，还有数、理、化课里的一些英语语法问题。教授对他提出的问题，多半是亲自讲解，有时，还请有关的英籍教师共同解答。一次教授说礼拜天午后要修理庭院里的花草，问竺可桢能否去帮他。竺可桢去了，教授一家人很高兴。这样一个中国人和一家英国人在一起，边剪枝、浇水，边交谈、学英语、学汉语，各取所需。大家有说有笑，过得很愉快，也学到不少东西。此后，每逢周日下午，他都去那里帮忙、学习。到期末，竺可桢英语会话进步之快，使不少老师、同学感到吃惊。“竺可桢体质弱，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考完累病，耽搁在那里了？”一位老师很担心地说。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到门外有人喊，竺可桢回来了！随着喊声，人们涌向门口。
竺可桢衣着白褂黑裤，一张笑脸黑里透红，闪动着汗珠，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油亮，微笑着来到大家面前。祝贺、感慨的话语，使他应接不暇，一再抱拳、点头，答谢老师和同学，他上前紧紧握住朱老师的手，老师双眼含着激动的泪花，喃喃地说：“你留美的愿望总算实现了，可喜报临门，你人到哪里去了呢？也该做准备了！”说着把录取书交到竺可桢手里。
竺可桢仅扫了一眼榜文，说道：“7月20日，考完复试的最后一科，我估量着考的还可以。听说8月初才发榜，还有十多天时间，就回唐山来了。在唐山站，遇到吴传海同学，他是土工一班的，家住市里，约我到他家，谈谈这次考试的体会。他家在海边经营盐场。吴同学中学读的是教会办的学校，他学习不错，英语会话流利。就这样，我俩一起去盐场住下，上午学习英语，下午去海边游泳，躺在沙滩上晒日光浴，饱览海天一体的壮丽景色。一晃十几天过去了，看我晒的黑黝黝的这模样，英语会话又有新长进。这也算是点基本的准备吧！”
朱老师听了非常高兴。对他这个蛮有心计的学生，殷切地说：“通知要求，这期留学生，8月16日，从上海起程去美国。时间紧迫，抓紧收拾一下吧！”
火红的太阳，已开始没入西部天际的团团云朵之中，辐射出的万道金光，映照着大地。聚拢来的人们，各自散去了。
竺可桢回到宿舍，重又打开通知，仔细看一遍。不禁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为了出国留学，1909年春天，他远离春意盎然的江南故土，一个人来到寒气袭人的北国唐山，紧张学习一年来，不仅增长了知识，还增强了体质，磨炼了意志。这期间一直没有回家，看来这是值得的。作为有志青年，虽已无退路可走。既已抱定科学救国的决心，只能舍弃一切，把留学美国作为一个起点，踏上人生新的旅程。
北极阁上的庆典
1930年元旦，早晨六点钟，载着气象预报的电波，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这是中国人自己第一次播送的气象预报，是由南京市北极阁上新落成的气象研究所播发的。
竺可桢教授是气象研究所的所长。他早年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1918年9月回国，在东南大学等校，从事气象学和地理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并曾为学生实习，筹建大学的测候所。1928年初，他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约请，组建气象所。这两年多的磨炼，他来本瘦长的面颊，棱角更加鲜明，却也凝聚了几分刚毅;本来就消瘦的身材，更显单薄，然而却更硬实了。除夕晚上，竺所长与值班人员一起，忙活了大半夜，最后审阅完东亚气象图和气象预报稿才休息。
竺所长清晨起来，就听值班员说，气象预报播出后，收到不少祝贺的电报、电话，院部和市政府还说要来人呢！连上海租借地那家气象台的冷相宜，也说要派他在南京办事的助手冷迪登门道贺。
冬日的阳光，透过薄雾洒满院落，果然是个好天气。虽有几股湿冷的北风，不时迎面吹过来，但也不过二三级，竺所长不禁欢欣自语，信步来到院门口，出了口长气，双扩胸、躬身，做了几个深呼吸，顿觉浑身清爽。忽然听到汽车的阵阵嗡嗡声，由小而大传来，他将视线转向门口一侧的停车场。一辆黑色轿车戛然煞住，从车里闪身出来一个人，朝他奔来，同时喊着：“竺老师，学生向您祝贺来了！”
竺所长张开双臂，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来的这个年轻人，是院部秘书纪宇时。他登临北极阁，已是多次了，但驾车沿新修的石渣路盘环上来，却还是第一次。他对师长亲切地说道：“北极阁，真是大变样了。两年前还是勘察所址时，这里荆棘丛生。山顶上的北极阁道观旧址，也是残墙断壁，摇摇欲倾。您说这是山顶平坦，视野开阔，适于建气象所。现在一座别致的气象院落，出现在山巅，老师多年的愿望，实现了！”
北极阁，位于南京城东北，是属于钟山向西延伸的余脉，北邻玄武湖，南瞰市区。在北极阁上新建的气象所，是一坐北朝南的院落，院内两栋平房，一憧楼房，依围墙而立。对院门向下，有灰砖砌成的阶梯便道。墙侧路边，均已植树绿化。到冬去春来时，虫鸣鸟叫，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院内装置的各种观测仪器，也是当时最先进的。师生二人兴高采烈，谈论着这些可喜的变化，被所里众人迎进办公室。这时纪秘书才郑重说道：“老院长让我代表他和研究院，热烈祝贺气象所的落成，和首次播送气象预报。为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奠定了基础。竺所长及诸同仁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院长要我向大家致以亲切慰问！”
随后，工商界、航运部门的代表，相继前来祝贺。大家都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气象所，是盼望已久的事情，从此，再也不受外国人的欺诈了。
在参观过程中，各界人士异口同声地说：“在北极阁这个荒山包上，仅用一年多时间，和那么有限的资金，就建成些房舍、院落，还购置了这么多仪器、图书，在当今真是不容易，也太难为竺所长了。这也说明竺教授办‘所’有方，节俭清廉，全所同仁同心协力，以国事为上。”并表示，继续支持办好中国人自己的气象事业。
竺所长向大家介绍，我们的气象预报，是收集了我国和东南亚的56个气象台站的观测资料，经过综合分析，画出气象图后，才做出来的，是最可靠的。尤其是台风预报，我们有哈佛同学在马尼拉台及时发来的测报数据，就更加准确了。
上午11点左右，南京市政府鲁副秘书长驱车来了。他下车后，首先看到门口左侧，掛着写有“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木牌，心里就不高兴。寻思片刻，见还无人来迎接，就有些恼火了。在进退两难的时候，里面来人忙把他迎进办公室。
竺所长同这位鲁副秘书长，曾打过几次交道。在审批建所用地时，被他挡回两次。他认为，气象所既然是在大学里开始筹建的，就该叫大学的气象所，或江苏气象所，而不应命名中央的什么气象所。这会儿，当竺所长与大家一起来会见这位迟到的来宾时，鲁副秘书长一见众人，觉得在这里官衔本人是最高的了，以致只说了句，“今天我是来向气象所祝贺的，”就大声质问起来了。使在座各位，甚为惊异。这位土地老最后竟说道：“竺所长，你也该想想，若不同地方各界协同办事，这个所还能维持多久！”
这种威胁的话语，激起大家的不满。正要起来争辩时，走进来一位西服革履的洋人。他就是冷向宜的助理冷迪。其实，他已经在室外静听多时了。
只见他不慌不忙，脱帽抚胸，躬身施礼，糅着洋腔说道：“请接受本人新年的祝贺。虽然我迟到了，但我有幸听到，刚才诸位富有远见的议论。竺先生惨淡经营十几年，才办起来这么个气象所，就想把我们挤出去。要知道，在中国我们台已是参天大树，而你这个所不过是棵墙头上的小草。恕我直言，中国人自己是办不了气象事业的！”
话音刚落，鲁副秘书长猛地站起来说：“这里，我们中国人在议论自己的事，你一个外国人，来掺和什么！”
竺所长压抑着内心的满腔怒火，说道：“冷迪先生，谢谢你的祝贺。请转告冷向宜先生，你们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发展本国的气象事业，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所必需的，对此你们是最清楚不过了。所谓大树与小草的比喻，是浅薄无知的。我们脚下的北极阁，原名钦天山。早在公元420年，南北朝时期的刘宋年间，就曾在此设有司更台，元、明两代设观象台，只是到清朝康熙年间，才迁往北京。可称得上历史悠久。如今，我所虽在此建成不久，这是一代中国人，十几年奋斗的结果。为此，我们忍辱负重，远渡重洋，学成回国，办教育，兴科技，联络世界各地友好人士，在国内各界贤达的支持下，创办起中国人自己的气象研究所。今天首次播送气象预报，我们的气象事业才迈出了第一步，前进的路还很漫长。”“当我们欢庆这个有意义的日子时，赞颂固然使人振奋，而诅咒也倒能使人清醒。仅凭后一点，我还得感谢你，冷迪先生！”
泰山建站
雄伟的泰山，如鹤立鸡群，突起在山东中部丘陵之上。主峰玉皇顶海拔1524米，顶上有辉煌的建筑群玉皇庙，为历代皇帝登封祭典和人民登山瞻仰的圣地。景观独特，为世人所瞩目。
竺可桢应国际气象组织国际极年观测要求，负责中国区域的观测工作。于是他就与山东省建设厅联系，合建泰山气象站。他亲自与建设厅的人登泰山勘察，选定在玉皇顶东南一隅的日观峰上建站。在泰山顶上建气象站，可说是登峰造极第一回。
竺可桢一向认为，气象台站的建设，不仅是气象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际气象事业。早在1921年，他就曾撰文呼吁，我国应设立气象台站。此后，在1928年筹建气象研究所期间，又提出在全国设立气象台站的具体计划，希望十年内完成。但由于政府当局忙于打内战，拨款筹建这样的气象台网是不可能的。竺可桢为应付急需，并作为倡导，一方面从气象所有限的资金中挤出部分来，并抽出人员，建起少数气象站，另一方面积极策动需要气象资料的部门和地方当局，自建或合建一些气象站。泰山气象站就是合建的一例。
1935年4月1日，泰山气象站破土动工，开始建设。山东省建设厅派出建筑师刘福春负责现场施工，气象研究所派出高淇珊监工。平整场地，凿石运料，进展顺利。开工五个月，全部花岗石墙体，多半已砌起来。9月2日，竺所长在南京突然接到高监工发来的急电：工地及测候所财物昨夜遭抢掠，人心惶惶，难以施工，请所长速来解决。
9月5日，竺可桢赶到泰安，与迎候的高监工和刘建工会合。手下人向他汇报了遭抢的详细情况，说道：“9月1日晚，睡在玉皇顶东厢房的观测和施工人员，被阵阵敲门声惊醒，一问，回答说是找地方借宿的。我们说这里边没地方住。他们说不信，要开门看看。待开门后，这哪里是借宿呢？一伙十几个人，持刀端枪，拥进来吓道：住不下，就给点上路钱吧！大家如梦初醒，呆呆地坐着，看这伙人翻箱倒柜，拿衣搜兜，有个像头儿样的还说，你们只要待着不动，不会伤害你们！那头儿还紧催，快点，说若惊动了山下住的冯司令，抓住你，可得吃枪子！有一个说，别怕，这里又没有贴韩司令的告示。那头说，你知道个啥！就是韩司令，见到冯司令也得点头哈腰的，快溜吧！一会工夫，把个测候所及施工房洗劫一空。所幸施工银两大都存在泰安城的银号。被抢去的主要是预备支付的运费800元和施工人员个人的银两600多元。但这对劳工的生活和施工，影响也很大。最好与山东省设厅商量，能予以补助解决。”
竺可桢听后说道：“看来两个问题需要马上解决。一个是补救遭抢损失，二是日后的安全保障。第一个问题，与建设厅商量，按原定方案解决：材料运费由建设厅拨款补足，劳务人员损失由所里补助解决，刘工，你看如何？”
刘工说：“我看可以，双方承担，估计建设厅不会有意见。但须要请厅里审批。”
竺可桢继续说：“第二个问题很棘手，但必须保证安全。一方面我们与建设厅一起，省政府出个告示，表明是纳入省府的建筑项目，予以保护;再方面，我想去拜访一下冯玉祥将军，请他设法维护一下测候所和建筑工地的安全。”
高、刘二位都认为这样办很好。近几天内即可复工。
9月6日上午7点，竺可桢一行三人，从泰安的县府招待所，乘马车向泰山进发。车行一个多小时，离开环山大路，奔向北侧密林深处的普照寺。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就住在那里。
普照寺，位于泰山南麓，东西两条登山路之间的山垭坡地上。北靠凌汉峰，东西两边也被群山环抱，丘低坡缓，水土丰厚，林茂景幽。自从冯将军携卫队营进驻普照寺以来，附近百姓安居乐业，从未有过匪患扰乱。
这天上午不到9点，冯将军就来到前院散步。前门警卫看到他在前院徘徊，猜想一定是临门迎候远方来的贵宾，精神更加抖擞。不一会，竺可桢一行三人，风尘仆仆来到门前，才要进前通报，就见冯将军高大的身躯，着中式裤褂，左手持着扇，右手老远就伸向前，乐哈哈地说道：“欢迎，欢迎”，健步朝这方走来。
竺可桢上前握住冯将军一双大手说：打扰将军了！冯玉祥忙说：哪里话，你是博士老师，我冯某请都难得呢？两人如故旧重逢，一行人谈笑着，经过几座庭院，来到菊林院冯将军北屋书室。副官上茶，并给客人递上蒲扇。冯将军摇着蒲扇说道：“蒲扇好，带上它出去散步，可扇风驱热，打蚊子，走累了，放下来当坐垫。”
竺可桢听着这朴实的话语，不断地点头。
冯将军接着说：“听说竺博士在玉皇脚下动土建气象站，我赞赏你的胆识。传说玉皇顶是历代皇帝与玉帝对话、领授玉旨的地方，不过是欺人之谈。但岱顶居高临下，视野极为开阔，你在那里建站，观测气象，服务国家人民，确实意义重大！”
竺可桢说：“为提高我国气象观测和研究水平，当前最起码需要建两个高山气象站。现在已商定在峨眉山和泰山建站。泰山气象站与山东省建设厅联合选建在日观峰的一席平地上。那里离水源泉也近，观测人员生活方便。建站工程自4月1日开工以来，进展很快，现在基础工程已完，房子接受封顶阶段。不料，9月1日晚，遭到一伙人抢掠。财务损失了些，闹得人心惶惶！”
冯将军听到这里，愤怒地说：“真是无法无天！这伙人，是不是些散兵游勇？他们专干些打家劫舍的事！现在竟闹到泰山顶上来了！这里是万民崇尚的圣地，岂能容歹徒意妄行。竺博士放心，我这就写信，叫省府韩主席出个告示，告诫这伙坏蛋。另外，叫我的卫队营，隔三差五上去几个人，到工地转个弯看看，还可以向外界说，是卫队营警卫的工地！”
冯将军略停顿一下，寻思后说：“咱们商定个日期，请卫队营全体官兵出动，以支持你们的形式造下声势。你们哪天用马车将建筑物资运到中天门，卫队营帮着卸车，运上一段，再由你们的雇工接运。中天门游人多，传嚷出去，叫人们知道工地是卫队营照管的。”
竺可桢感谢冯将军的热切关照。但无以答谢，感到非常难为情。
冯将军忙说：“你们建成气象站，搞好天气预报，造福人民，为国增光，是再好也没有了！”
看到竺可桢等起身告辞要走，冯将军阻止说道：“请留下，在我这里吃午饭，午后送你们上山！”
这样，竺可桢一行三人，午后辞别冯将军，坐上卫队的马车，沿盘路上山。三个人不断议论说，如今当政的，有一半像冯将军就好了！
至中天门下车，徒步攀登3.5千米，登高700米，经五松亭小息，再载十八盘到达南天门，这一路攀登真够累人的。但沿途不时出现的胜景，每次看到都有新意，感到心旷神怡。至玉皇顶已近傍晚，望满天晚霞，比山下更光彩夺目。
竺可桢顾不上休息，就到东厢房，慰问测候所和工地人员，随后又看了工地。见花岗石砌墙密实平整，已高过两米。方石等物料，放置整齐，但见到用做输水的马口铁皮管，在地面上裸露，不是长远之计。嘱咐须将其置于沟槽内，上面再用水泥封好，才能耐久使用。
回到厢房住室，竺可桢与大家一起吃饭，并讲了损失钱财的贴补办法和采取的安全保障措施。大家听了很是高兴，表示请竺所长放心，保证如期完工，交付使用。
1936年6月泰山日观峰上的气象站建筑完工。从此，这里的高山观测业务迁新址进行。
至今，那坚固耐用的花岗岩石砌建筑，仍被山东省气象局泰山气象站延用。虽然近年扩大了建筑，远远看去，今非昔比。但人们不会忘记，日观峰气象站是竺可桢三上泰山，不辞劳苦筹建起来的。
气象“卫星”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消息传到中国。当时中国还不能发射卫星，但国人不愿冷落这个新词，于是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种说法，即把社会上出现的冒失事物，包括做出的成绩、发表的文章等，叫做放“卫星”。一时间各种“卫星”满天飞。这时候，竺可桢已年近70岁，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次与几位老相识聚在一起，遇到年轻人催问：什么时候放卫星？在座一位老科学家，指着竺可桢说：“竺老早在30年代就曾放过气象‘卫星’，那在当时，可真是高水平的！”
另外几位年近花甲的科学家，也都点头称是，答应把情况介绍一下。
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国科学技术水平有限，不能发射地球卫星。但用做气象探测的气球，已施放多年了。把升空最高的气球比做卫星，是再贴切不过了。事情是这样的：
竺可桢通过对欧、美等国高空探测设备、资料的收集分析，置备了高空探测气球和仪器。组装完备，经检查轻盈坚韧可用。于1936年3月16日下午两点，在南京北极阁气象所，将高空探测气球施放升空。过了三天，于19日接到南通函告，有人拾到气球所系仪器，就派人去取回。见所系仪器毫无损坏，气球只炸破一孔，取出仪器后，才发现气球升空7千米以上时，时钟就停了。因温度已是零下28℃，钟内油凝固造成的。最低温度零下63℃，最低气压约为97325帕。据此可推算，气球升空高度为77714米，进入平流层。当时在东亚各国创纪录的第一次。所获的气压、温度、湿度等气象资料，弥足珍贵。所以，把1936年3月施放的这个进入平流层的探空气球，比做卫星，并不为过。
在20世纪30年代，竺可桢在充分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气象科学研究，达到新的高度。于1934年9月发表在《地理学报》创刊号上的《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一文，属于中国气象科学经典著作。这篇文章内容丰富，立论严谨。文章最后结论有三：其一，夏季季风带来的暖湿气流，所能产生降雨的多少，取决这种暖湿气流是否上升。上升越快越高，则降水量越大。澄清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我国夏季降水，纯属季风雨的误解。其二，东南季风强（弱），则长江流域主要是旱（涝）象，华北方涝（旱），这种负相关。其三，肯定苏东坡舶棹风诗：“三时已断黄梅雨，万里初来舶棹风。”意思是说季风刮起来。黄梅雨期就过了。这合乎科学道理。
竺可桢20世纪30年代初关于季风的开拓性研究，所得出的三个重要结论，可比做一箭三星，发射升空。这些结论，在气象科学领域，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人多为患”
谁是认识到中国“人多为患”的第一人？
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是洪亮吉。他是清代乾隆、嘉庆时的学者，有《意言》关于《治平》一节是这样论艺术品的：比如以一个家族的发展为例统计起来，在高祖、曾祖的时候，有十间房，田十顷，单身一人，结婚后不过二人，有宽条;以一人生三个孩子计算，到儿子那辈，父子共四人，各娶妻则有八人，此后，子又生孙，孙又娶妻，家族可发展到二十多人了，仅住十间房，吃十顷地的产粮，已显不足了。洪亮吉是从一个家族的发展，进而提出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的。可谓中国人口论的鼻祖。
但是，谈到人口问题时，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马寅初。1957年，他撰写的《新人口说》，遭到了厄运，被打入了冷宫。但其本人却得到不少科学家的深切同情，这其中就有竺可桢。
竺可桢深知，马寅初是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抗战期间，他所领导的浙江大学在遵义办学时，首邀马寅初到浙大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支持马室初任浙大校长。他赏识马寅初的人格，与他的学术思想也是相通的。
竺可桢生在浙江绍兴东关镇，但他祖籍是保驾山。在那低矮丘陵和水田交界处的自然村庄里，竺家祖辈都靠种田生活。自己家的田地本来就不多，经几代分家，各家所分得的田地，很难维持生活。竺可桢的父亲，是同胞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青年时，不得不离开家自谋生活，去东关镇设米摊、开粮店，开始的十多年生意还好，攒点钱，在镇上盖了房子，竺可桢就出生在这新落成的房舍里。这时，保驾山老家，和他同曾祖的弟兄，已16人之多。到他这辈，若再把田分成16份，每份就更少得可怜了！
一个族系家庭人口发展造成的后果，竺可桢切身体会。一个县以致一个省的人口状况呢？
早在1921年，竺可桢在筹建东南大学地学系时，撰出的培养目标，即以调查全国的地形、气候、人文、动植物及矿产为己任。实际是包括地理、地质和气象的理科通材。并以清政府曾轻易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沙俄将阿拉斯加低价（720万美元）卖给美国为例，说明当政者，因缺乏地理知识和远大眼光，而酿成的难以挽回的大错。还因以日本人研究中国地理的书籍，远多于中国人对本国的研究，而感到羞耻。此后，在讲解地理学时，强调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部分。作为人文地理研究的示范，1926年，竺可桢根据近年查阅县志、省情汇集的资料，发表《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一文。指出，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每平方千米390人以上的县，浙江省有14个，江苏省（除上海外）有21个。竺可桢认为“已人满为患”，如不采取措施，“生活程度的提高是困难的。”
中国地域辽阔，各省（区）情况差异较大，两个省的情况不一定能代表全国。但竺可桢当时所做的，至少也总算是对国情调查的一种良好尝试。可惜，历来中国的当政者，对国情制宪全面了解，也不注重调查。有的粗略知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有经过国情调查，才发现我国地大，但荒山、沙漠占地颇多，可耕地少;“物博”不错，物种繁多，其中有的矿种丰富（煤），但有的（铁）却较为贫乏。在20世纪60年代，只认识到“人多好干活”，对人口增加带来的沉重负担，缺乏清醒认识，以致酿成人口暴涨的严重后果。1979年后，国家发展步入正确轨道，控制人口发展，实行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取得的显著成果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赞赏。
竺可桢早在20世纪70年前发表的论文，表明他是对中国人口过多忧虑较早的一个人。也说明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有识之士。
“约法三章”
1936年2月16日，星期天，上午8点钟，侍从室来人告诉竺可桢，陈布雷先生传信，蒋先生约竺教授，21日去住所谈谈。他联想近日，听翁文灏说的，陈布雷打算向蒋先生推荐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蒋的约见可能与此有关。但没有想到事情来的竟是这样的快，以致使他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决定先找蔡元培商量。蔡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长，竺可桢敬重的老领导。老先生听了竺可桢讲的情况后说，蒋先生约见，你是不能不去的，去浙大的事可婉言辞谢，申述一下气象所工作才拓展，不能脱离。听了老院长的话，觉得心里有了底，又不时想到浙大情况。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求是书院。1897年由清朝末年的杭州知府林啓，在甲午战争以后图强谋变而兴新学创办的。1902年改称浙江大学堂，至1927年才叫浙江大学。此后，至1936年这10年中，已历四任校长。现任校长郭任远，是1933年上任的。此时，日寇侵略我国，步阀加紧。而国民党却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效法德、意法西斯，在学校强化思想统制。郭任远积极配合浙江省当局，在浙大对学生施行军事管理，依靠军训教官和训育管理人员，侦查学生活动，肆意处分学生。在郭任职三年中，先后开除和勒令退学等处分的学生达百人之多。这位郭校长，对教职员工，也盛气凌人，时有侮蔑凌辱。致使梁希、束星北等50多名教授先后愤然离校。郭的拙劣行径，遭到校内外人士普遍反对。
浙大学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浙大学生首先奔赴南京，要求抗日，引起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赴南京请愿。1935年，北平发生一二·九抗日游行。12月10日，浙大学生见到报载，当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表示响应。11日，浙大学生发动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冒雨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并准备于21日赴南京请愿。郭任远竟勾结军警，在20日深夜，将浙大包围，抓走12名学生代表。由此激起驱郭怒潮。全体学生开会决议，发表驱郭宣言，不再承认郭为校长，要求教育部另派人继任，同时决定罢课。
教育部闻讯后，一方面命教务长郑晓沧负责维持校务，一方面准备另行委派校长。但是蒋介石认为“此风不可长”，仍想保郭。尽管，1935年的圣诞节，蒋先生过得并不吉祥。1936年1月，他还是想碰碰运气。1月21日他到浙大视察，先是威胁学生代表“复课，否则将绳之以法。”遭到拒绝。而后对全体学生训话说，“父辈给你们请来的师长，竟能无理赶走？”学生据理力争，坚持罢课。使委员长实在感到局势已无法挽回了，才同意更换校长。当时身为侍从室主任的陈布雷，首先将竺可桢推荐给他，这才有蒋的约见之事。
3月21日9点钟，竺可桢乘车至中山门外蒋介石寓所，应约赴会。本来约上午10点，他早到10多分钟，但见会客室已有浙江省财政厅长等七八人等待了。约过了一小时，蒋先生才来，说是在学校训话，耽误了时间。又过了五分钟，竺可桢由陈布雷招呼见蒋。这是竺可桢第一次会晤蒋介石。不知为什么，蒋开始竟问他，是否才从北平回来？他只好照实说，去年曾去过北平。接着蒋便谈起要他出任浙大校长的事。称他是来自浙江的贤士，学识渊博，治学经验丰富，定能不负众望，将浙大办好。竺可桢说，身为浙人，办好浙大，责无旁贷。唯气象所事，才拓展铺开，须与蔡先生商量后，才能定下来。蒋说，气象所可兼职，希望快些去上任。约谈了七八分钟即出来。竺可桢又向陈布雷询问了浙大的近况。陈告诉他：浙大现有工、农、文三个学院，学生总共700人，每年经费76万元，郭任远任职期间，开除学生太多，与教职工又不和睦，积怨太深，不得不换，望早做抉择。
回家的路上，小雪纷飞，飘落到地上就化了，空气湿润清凉。竺可桢对蒋、陈的敦促仍犹豫不决。他想到，大学的校长，不仅事务繁忙，而且又要常同官场打交道，而他自己是既不善于，又不屑于侍候部长、委员长大人的。更叫他放心不下的是气象所。气象科学研究，才开始起步。正在进行中的气象台站建设还有许多事待人去做。特别是培养的人还不够成熟，这些都使人不忍心离去。虽然他还可以兼任所长，但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况且局势日趋紧张，日本侵华的战争，随时可能发生。一旦爆发战争，怎能兼顾两地呢？但他又进一步想到，郭任远的失败，实际上是在校工作的失败，此时若不为浙大着想，而只求明哲保身，则浙大势必又陷于党部之手，结果还是办不好，误人子弟……
回到家中，见亲友齐聚一堂，听他讲，果然是出浙大事，更加议论纷纷。邵元冲，是竺可桢夫人张侠魂的二姐夫，当时任立法院副院长，主张竺去浙大。认为气象所境域有限，远不如大学广阔，大有开拓发展的余地。气象所的同仁，同意他去浙大任校长，但强调一定要兼任气象所长。这样既可以在大学施展才能，又可以利用大学校长广泛社交途径，引进财力，发展气象事业。陈训慈是竺可桢的学生，毕业后在浙江省图书馆工作，是陈布雷的弟弟，有些可靠的小道消息。这次特来告诉竺老师说：“要求竺老师出任浙大校长的事，开始是由浙大教务长郑晓沧提出来的。以后由布雷兄向蒋先生推荐的。据说这一个月来，还有人推荐了几位。品德学识都不如竺老师。近年来浙江省文化衰退，急需浙大做中流砥柱，发展局面。”
竺夫人张侠魂，以前是女子中学教师，支持他出任浙大校长。她说，还因为现时大学教育问题众多，办教育者风气不正，有抱负的正派人，更应该站出来，担起重任，用实际行动做出榜样来。
邵元冲感慨地说：“一所浙大办不好，贻误的将不只是浙江一省，而是江南一方啊！”
在众亲友的劝说下，竺可桢经过反复考虑，又于23日去上海，请示老院长同意，最后决定接受提名，出任浙大校长。
3月8日，竺可桢走访陈布雷，告诉他（实际也是通过他，转告蒋先生），接受提名，出任浙大校长。但提出三个条件，即约法三章：
1.财政须源源接济；
2.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干涉；
3.时间以一年为限。
陈布雷说，财政方面每月国拨4.5万元，可靠无误。时间是否可以不提。大学的教育方面党部不能没有人。竺可桢说，时间不可不提，免得日后想离职，没得说词。至于训育方面的人等，必须信守校规，受校长约束。陈先生点头同意。
对于竺可桢征得当局同意，出任浙大校长的“约法三章”，从深层次看来，虽然双方还多有考虑，但据此三条，在以后的诸多事物中，竺可桢得以主动有据。特别是在人事方面“有全权”，不受政党干涉，使他能够排除干扰，图谋浙大的发展。
大学天地广阔，像个科学文化发达的小社会。学生思想敏锐，容易接受新事物。因此，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不仅是他一生事业上的重大转折，也是他一生思想上引起变化的契机。在以后的故事里，读者会看到的。
竺校长的风范
1936年4月7日，南京政府行政院任命竺可桢为浙江大学校长。因仍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将所里事物安排妥当后，于4月21日，偕同诸葛琪从南京到杭州。在车站受到浙大教务长郑晓沧和陈建功、苏步青等教授的欢迎。次日竺可桢赴寓所拜会郭任远。此后两天，他又到家中拜访了几位知名教授和老友，25日上午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接着，在郑晓沧陪同下，巡视了全校环境。他发现浙大校舍相当简陋。物理室、图书馆都是行将倒塌的旧房，图书总计也不过五万册。化学室则是租用的民房，只有农学院楼房是新建的。可见浙大在各大学中，校舍是最差的了。下午三点邀请全校教师开茶话会，听取各位意见。四点召集全体学生开会，竺可桢发表了近一个小时的“就职演说”，讲了他的办学方针。学生们对他的讲话是怎么个想法，他想到学生中进一步了解一下。
趁学生晚餐时，竺可桢偕秘书诸葛琪来到学生食堂。学生们将竺校长围在餐桌旁聊起来。“校长讲得太好了。我们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是凭借本国文化的基础，我们中华民族不比别人差！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就是我们浙江，也出过不少先贤，他们都是报国的模范。当前日寇侵略步步紧逼，我们要团结起来，予以抵制！”“设立公费生好。这样使家境贫寒成绩优秀的学生，有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国家不致损失人才。也是保障社会公平、机会均等的措施。”“校长讲办好大学，首要的是有大批好教授，希望校长不仅把离校的教授请回来，还设法请更多的名教授来教我们。”
竺可桢看到学生们是领会他讲话的精神的。但他也细心观察，还有部分学生交头接耳，有想说而未说的话，甚或有低声埋怨的话语。其中就有对军训的意见。竺校长心中有数。他想，对考虑成熟的措施，不必喧嚷，岂不更具果断！所以他对学生们说：“咱们今天还都是口头讲，但见有的同学好像没有说完，以后还可以找我谈。更重要的是要观其行，对校长、学生都不例外！”这种谦虚朴实、平易近人的学者风度，为其学校浙大创造了良好开端，在同学中起到明显的凝聚作用。
从学生食堂出来已是晚7点。诸葛琪说，我可饿坏了，再没劲去饭店吃饭了，到我家吃点吧！竺可桢说，又去讨扰，太不好意思了，明天开始，中、晚在食堂包伙。说着二人来到诸葛住所，诸葛琪的夫人，原在浙大工作，就住校内。竺可桢带诸葛来校，一是他在气象所就兼任秘书，工作得力，来浙大仍任秘书；二是解决两地分居。此时，诸葛夫人已将饭菜做好了，还等他俩回来进餐呢！
第二天，竺可桢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校长会议上，便宣布废止军事管理。其实，竺可桢在来浙大上任前，已经向教育部询问过办学方针。他问道：“办学方针是采取英、美式的学术自由，还是效法德、意法西斯的独裁？”
教育部长王世杰对此没有明确答复。
这就意味着，教育部并没有要求他，一定要执行“一切军事化”的方针。他便决心按自己的主张采取行动。宣布撤销郭任远设的军事管理处和一年级主任室。建立训育委员会，下设军训部和训育部，对学生的处理，须经训育委员去集体讨论通过。防止军训教官和训育员个人专断，任意处分学生。
竺可桢对即将出任训育主任的蒋百谦说：“学校军事化，既不符合我国‘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左训，也违背英美大学重个人自由的精神，郭任远在浙大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让军事教官任其所为，学生先是敢怒不敢言，一旦暴发，就不可收拾！”
学生们对校长的这些措施，拍手叫好，称赞竺校长雷厉风行有魄力。也使原有的某些教官或训育人员难堪。听说竺校长手中握有蒋先生首肯的三条，也不敢明言反对，只能走着瞧，寻机报复。
竺校长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使学校出现民主管理的良好气氛。学生们的爱国进步活动又逐渐开展起来。
1936年6月5日早晨，军训教官黄某报告，说学生代表昨晚开会，决定参加全国学联救国会，还要恢复杭州市学联，并商定今天8点开全体大会。并希望竺校长重视上述几个“反动组织。”
在竺可桢看来，学生擅自停课开会是不能容许的。立即会同郑晓沧等找学生会主席梁同学谈话，指出其任意停课不妥。话未说完，集合的钟声响了。竺可桢等立即赶到集合地点，劝导学生回教室上课。学生们陆续散去了。黄又向竺校长报告，杭州警方要逮捕梁同学。次日一早，竺可桢就找梁谈话。告诉他活动已引起军警的注意，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梁提出离校避风，竺可桢同意，由学校作停学一年处理了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7年6月19日，毕业考试结束，竺校长还在主持毕业生招待会。省当局的几个特务，以会客为名将侯焕昭诱至校门外逮捕。侯是土木系四年级学生，曾参加全国学职筹备会议，引起当局注意。这次特务还从其与陈怀白来往信件中，发现有“批评政府”的言论，又要求找陈“谈话”。竺可桢看了这些信件，认为也没有“大逆不道的言论”，拒绝他们的要求。并于24日，派训育处的人将侯保释回校。他爱护每个学生，关心他们的学业。
也是在这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提出：大学一年级学生，应该打好宽厚结实的基础，不宜过早分专业上课。应由有学问、有经验的教师，教好一年级基础课。并成立了公共课程分配委员会，负责策划实施。
聘请好教授的工作，竺可桢在正式到任前，已开始进行。他登门约请他的老朋友、物理学家，原交大教授胡刚复一同来校，任文理学院院长。胡教授正直干练，在以后多年共事中，他二人虽有时也激烈争论，但始终友好合作。请郑晓沧继续担任教务长。竺可桢在用人方面，坚持选贤任能，秉公办事。如农学院长一职，原由他的毕业学生担任，以后又决定由无渊源关系的人担任。请原东南大学梅光迪教授担任外语系主任，还请来束星北等教授。到1936年9月开学时，新聘教授、讲师达30多人，大大加强了教师阵容。
竺可桢在其就职演说里还讲到，办好大学，还要有足够的图书、仪器和相当水平的校舍。为此竺校长多次找教育部交涉，向行政院呼吁，甚至直接向蒋介石反映，但所得到的大都是空头支票。倒是校址扩大事得到初步解决。1936年10月16日，蒋介石到浙大来视察，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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