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上海市镇文化景观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江平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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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上海市镇文化景观研究试读：

序一

记得1993年澳大利亚外交部邀请我去访问，让我开一个想访问城市的名单，我开列了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布里斯班等大城市的名单。1994年德国新闻署也邀请我去访问，同样让我开列个我想访问城市的名单，我如法炮制，开列了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斯图加特、波恩等知名城市的名单。以后，出国多了，我才明白我当时选择的肤浅，套用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卷首的名言，世界上大城市都是相像的，而小城市各有各的不同。因大城市在资讯高度发达，全球化的浪潮波及下，彼此间模仿借鉴抄袭攀比，使之几无差异，而小城市偏于一隅，尚能自成格局，更不用说那些紧邻城市的市镇，风土人情和景观街区各有千秋，相异成趣。因此，以后出国往往特别关注那些小市镇，而每每这些小市镇所浸润和透发出的气息与氛围，也着实令人入迷。

一次去墨西哥的海边城市圣霍桑，到郊外的一个小市镇，竟然发现那儿有着老鹰乐队演唱的“加州旅馆”的雏形，旅店的旌旗猎猎下，我没有考据这家旅店是否赝品，但那旅馆与歌曲所表达的粗犷诡谲如出一辙。去意大利巴里城，东南面有个小镇叫阿尔贝罗贝洛，这个小镇以陶尔利建筑而闻名于世。所谓的陶尔利建筑并非如巴洛克、洛可可、哥特式等建筑那么广泛出名，它是当地独特的一种民宅风格。来到小镇，举目四望，几乎都是这种黑色屋顶白色粉墙的陶尔利民宅。圆锥形的黑色屋顶覆盖在这一幢幢的低矮的白色建筑上，就像童话世界而非人间村落，据说这是世界唯一拥有这样成片这类建筑的市镇。至于巴黎的近郊枫丹白露小镇，那几乎是世人皆知，从充满诗意的名字，到巴比松画派的巢穴，再到拿破仑的皇宫，如此小镇怎不使人神往？风靡一时的电影《廊桥遗梦》，人们在陶醉于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沉醉于拥有美丽廊桥的爱荷华州的市镇麦迪逊。因此有时懂得小镇，才懂得这一方水土。

国内的市镇近年来也开始进入人们眼帘，尤其江南一些水乡市镇。哈默博士赠送陈逸飞的《双桥》给邓小平，炒红了周庄。以后同里、南浔、乌镇纷纷崛起。上海的朱家角、七宝、南翔、枫泾等也不甘落后，人们终于认识到市镇的独特的现代价值与时代意义。恰值中国的现代化和城镇化如火如荼，为这些市镇尤其是古镇的发掘、开发、保护、建设推波助澜。

这些市镇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见证。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也有偏颇。上海单从1843年开埠以来，已有170多年历史。然而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一直到马桥文化，上海的海派文化由此一脉相承，也拥有与我国中原文化一样悠久璀璨的历史。这些文明史就是在上海周遭的市镇酝酿催发下，孕育而成。这些市镇是上海城市文化的源头，它们与全国林林总总的市镇一起，都是中华文明绵亘至今的驿站，也是中华文明发力的引擎。上海市镇总体属于江南市镇的一脉，在神州大地上独具特色。吴淞江两岸、黄浦江两岸、环淀山湖以及东南部沿海星罗棋布着一二百个市镇，通过黄浦江、吴淞江、淀山湖、泖湖、枳湖等江河湖泊及支流将它们连成一张巨大的网络，这些市镇就是这张网络原生态的细胞和网结。在逐步成形时，官衙学署、第宅园林、民居街市、商铺酒肆、宝塔桥梁、寺观庵堂等构成了市镇丰富生动的文化景观。至今，在古镇金泽街上还有这样一副绝妙的对联：“水乡水景水秀水清，古镇古迹古色古香”，横批是“幽巷古肆”。这副对联道出了上海以及江南市镇的浓郁地方特色。其实这种浓郁地方特色正是文化景观的精髓。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地方志的研究和编纂很重视，各地的政府构架里还专门设置了地方志办公室，但我们对其的整体性研究、宏观性研究、分类性研究却开展得不够，尤其对地方志里面的文化景观没有专门的重点的进行研究。其实这里面牵涉到规划学、市场学、民俗学、人类学、环境学、非遗学、艺术学、美学、文学等诸多领域，是一门学问很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黄江平早有这方面的研究积累，前几年就萌发撰写上海市镇研究专著的念想，与我探讨，我极力支持。我认为这是为上海大都市建设添砖加瓦的好事。上海，作为中国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大都市，正越来越走向世界，但她的根须还深深扎在这块千年哺育她的土壤里，只有她的根系扎得越牢，她才能走得越远。研究上海市镇，研究上海的市镇文化景观，就是为上海梳理根系，并为其浇灌施肥。从这意义上而言，我十分赞赏黄江平的努力，她顺遂了自己的旨趣，践行了自己的承诺，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写出了这部书稿，读着她即将付梓的近五十万字的书稿，我向她致意并致贺。

是为序。2015年1月22日

序二

村庄、集镇、城市统称聚落，是人类的定居地，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文明最直接的体现。五千年来中华文明始终与聚落相伴相随。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兴与亡、盛与衰、沿与革，能够保留至今，旧貌依然的古城、古镇、古村（包括列入或未列入各级历史文化遗产名录的），数量一定很大，未见有精确的统计，总括起来盖以万计吧。这些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古老聚落，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聚光点，如颗颗明珠镶嵌在神州大地。

只要到这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进而作一些考察，就会被深深吸引。那长街深巷，民居宅院，旧店铺，石板路，石驳岸，旧码头，古桥古井，古刹宗祠，牌坊碑刻……远处的青山，穿街而过的清溪，周边的碧野黄垄，莲池藕塘，人居的选择，风水的设计……剪纸、泥塑、灯彩、风筝、染织、花布等手工艺品，山歌民谣、傩戏跳神等民间文艺，花色风味独特的美食……岁时伏腊，风俗民情，朴实敦厚、仁爱诚信的道德风尚，这一切都折射出中华文明的绚烂光辉。在当今现代化、城市化浪潮迅猛推进，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流行泛滥，古城、古镇、古村数量急剧下降，且其原初性、真实性日趋丧失的情势下，居然还有孑遗，犹如广漠瀚海中的一小片绿洲，紧紧连接着中华文明之根，延续着传统文化之源，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五千年中华文明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根据，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源头。中国梦既包含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也包含对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明的敬畏和记忆，继承和发展。古城、古镇、古村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情感寄托，倘若失去这个家园，我们的脑海里将是一片空白。

人类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又无情地毁掉文明，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历史的经验是，一种荒唐的社会观、文化观一旦流行开来，变为群众性的盲动，造成的恶果就是灾难性的，传统文化、历史遗产首当其冲。如所谓“破旧立新”啦，“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啦，这种把新与旧、破与立彻底对立起来如水火不能相容的绝对化观念，曾被当作颠扑不破的真理，极具煽动性、破坏性，乃至酿成文化大浩劫。其余毒至今未散，仍然残存在某些人的脑袋里。旧毒未除，又生新毒——贪欲。贪得无厌与“大破大立”二毒交攻，破坏力巨大，祸害无穷。在城镇化过程中，在种种光鲜的名义下，大鳄巨贪、苍蝇、小爬虫们敛财手段层出不穷，而被拆毁的古建筑群落不计其数。各地仿古建筑群实质多为假古董，毫无历史文化价值可言。正如本书作者所记述的那样：“许多有价值的古城、古镇和古村落被推土机铲平，有些则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有风貌。”幸好，这一恶劣倾向已被遏制，“大破大立”逐渐有所收敛，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颁发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法规和条例，加大了保护力度，社会舆论不断发出呼声，宣传媒体及时采访报道。特别是中央电视台近年一直坚持播放关于古城镇古村落的节目，受到广大观众欢迎，勾起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绵绵乡愁，感动与欣喜，惆怅与忧虑，期盼与愿景，百感交集，魂牵梦绕……

本书作者黄江平从事民俗文化和江南市镇研究起步较早，在这块学术园地耕耘将近二十年，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主持和参与多项课题，并不断探索，寻求新的突破。近年来，运用聚落景观学原理，结合上海市镇与民俗文化聚焦于“景观”之下，这便是新著《明清上海市镇文化景观研究》的由来。在研究过程中，黄江平不仅博览有关明清历史文献材料和当今国内外著作、论文，还亲往上海各处历史名镇进行田野调查，使文献与实测相互参证补充。本书展示了上海古镇文化景观的丰富内涵和美丽风采，论述了古今兴衰演变历程和可喜可悲的历史命运，探究了发展变化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指出了保护利用的深远意义和切实可行的方略。总之，本书材料翔实，内容丰富，陈述清晰，论述精切，是一部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理论性与对策性的学术专著，很有阅读参考价值。读此书，我们将随着作者平实而谨细的论述，重温浓浓的乡愁，留住对古镇美好未来的愿景。2015年春

绪言

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点。西有九峰三泖之奇，北有吴淞江之胜。早在6000年前，上海已有人类居住。唐代，在吴淞江边出现了上海第一座有正式建置的集镇——青龙镇。宋代，青龙镇已经发展成为“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富东南之物”的东南贸易大港。镇上“宝塔悬螭，亭台架霓。台殿光如蓬府，园林宛[1]若桃溪”。文化景观十分丰富。宋元时期是上海市镇发展的初兴时期，出现了许多大镇名镇，如金泽镇、嘉定镇、七宝镇、上海镇等等。明清时期，上海市镇蓬勃发展，数量成倍增长。

市镇是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一种聚落形态，分布于农村与都市之间的中间地带。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集市规模都要远远大于农村聚落，但与都市相比，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就业数量均有较大差距，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市镇在某些特定时期，其繁华程度或进出口贸易总数会超过县城。市镇大都是在集市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经济贸易功能是其首要功能，市镇发展与地区经济繁荣处于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会刺激市镇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而市镇发展也会发过来刺激地区经济的发展。上海市镇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文化景观”一词由“景观”演变发展而来。文化景观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复合形式。19世纪初期，德国地理学家洪堡（A.von）提出把景观作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由原始的自然景观[2]如何演变为人文景观的过程。施吕特尔（Otto Schluter）于1906年提出“文化景观”（culturall and scape）的概念，强调从自然与人文现象综合外貌的角度来理解景观，并将景观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始景观，即在经过人类活动重大改变以前存在的景观；一类是文化景观，[3]即原始景观经由人类活动改变以后的景观。在德国地理学家的影响下，美国地理学界进一步发展了文化景观的观点，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地理学家苏尔（Carl Outwin Sauer），他提出将文化景观作为地理学的核心，从而形成了文化景观学派。1927年，他在《文化地理的新近发展》一文中，将文化景观定义为“附着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4]的形态”。

虽然“文化景观”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在地理学界被普遍使用，但真正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却是与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实践的逐渐深入展开分不开的。1984年召开的第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该宪章指出，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该宪章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5]文化景观的内容。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第1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上，文化景观被正式列为“特殊的遗产类型”，成为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后的第4种遗产类型。其定义为“文化景观属于文化财产，代表着‘自然与人联合的工程’。它们反映了因物质条件的限制和/或自然环境带来的机遇，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从而把理论探讨中的“文化景观”引入到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财产的保护实践中。在上述定义中，人类聚落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文化积淀，包含聚落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景观形态成为文化景观的核心内涵。

人文地理学家汤茂林和金其铭在《文化景观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趋向》一文中认为，文化景观是由自然因素和叠加部分的人文因素组合而成的复合体，在其相互关系中，自然因素为文化景观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包括地貌、水文、气候、土壤和动植物等。人文因素则是文化景观形成的内在机制，具体可分为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两类。物质因素是文化景观的最重要组成要素，指可以被人们肉眼感觉到的有形的人文因素，包括聚落、人物、服饰、街道、交通工具、栽培植物、驯化动物等。非物质因素是不被人们直接感知的、无形的，但对景观的发展有重大作用的人文因素，主要包括思想意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审美观、道德观、政治因素、生产关系等。[6]其中聚落最显而易见，是文化景观的核心。市镇是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一种聚落形态，它的出现晚于村落而早于城市，在千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文化景观，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文化景观，如地表名胜、生产景观、园林景观、桥梁景观、祠庙景观等；还包括大量非物质形态的文化景观，如民俗景观、节庆景观、文学景观、信仰景观等。在物质性文化景观中渗透着大量的非物质性的文化景观，例如桥梁景观，它首先是作为被人们所感知的物质性文化景观而存在，但在物质性景观中却蕴含着大量生动的非物质文化景观，如宗教、文学、商贸、民俗等，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桥文化景观。同样，非物质性文化景观，也往往要通过物质性景观来体现，使之成为承载非物质文化景观的载体，例如元宵灯会这一非物质文化形态景观，必然通过彩灯、街市、楼阁等物质空间来加以呈现。市镇文化景观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是物质性文化景观与非物质性文化景观的复合体。对市镇文化景观的研究不仅能够使我们加深对市镇文化景观形成、演变以及特点和内涵的了解，而且更能够促使市镇文化景观在现代社会发挥更大的功能。上海市镇文化景观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体现在文化景观上，既具有时间上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在空间上又表现出多元文化的丰富性内涵。在朱家角、枫泾、七宝、新场等千年古镇，无论是物质性的文化景观，还是非物质性的文化景观，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文化景观，都仍然在发挥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功能，成为文化景观的活态载体。

市镇是城市发展的源头，明清时期，上海市镇发展迅速。明朝末年，松江府所属的华亭县、上海县、青浦县已有60多个市镇，苏州府所属的嘉定县也有20多个市镇。清代继续发展，至乾隆年间，经过拆县，已基本形成了现今的行政格局，松江府下辖的华亭县、奉贤县、娄县、金山县、上海县、南汇县、青浦县7县，共拥有市镇达140多个，比明末翻了一番，苏州府下辖的嘉定县、宝山县、崇明县共有60个市镇。上海市镇的大量兴建，反映了明清时期上海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的状况。上海开埠后，上海城市经济贸易的增长，给周边市镇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上海市镇研究是上海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上海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柳亚子主持上海通志馆期间，集中了一批学者，对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了扎实的研究，出版了《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上海研究资料》等。这是国内最早有组织、有系统的研究上海的开始。改革开放后，上海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相继出版了唐振常的《上海史》、张仲礼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等大批著作。21世纪以来，上海历史文化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仅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历史文献，如《上海乡镇旧志丛书》《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以及部分区县开展的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等等，而且在深入挖掘石库门文化、民俗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尽管上海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总体而言，上海研究还基本上局限于上海市中心城区，时间上也以开埠以后为主，对上海城市文化的源头——上海的村落文化、市镇文化不仅缺乏综合性研究，对市镇文化景观的研究至今仍是空白。因此，本书的研究对于深入挖掘6000年以来的上海历史文化内涵，完善上海城市文化研究体系具有一定意义。

近几十年来，上海城区不断扩大，一些处于城区边缘的古代市镇，如法华镇、龙华镇、真如镇等早已融入市区，成为上海市中心城区的一部分，历史文化景观几乎消失殆尽。稍远一些处于中心城区边缘的古代市镇，如浦东的杨思镇、三林镇等，其历史文化景观也大多不存，而远郊区县的古代市镇也因为种种原因造成文化景观遗产出现重重危机。上海古代市镇文化景观是上海城市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而古镇文化景观的保护、利用与开发也已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抓紧对上海古代市镇文化景观研究已经刻不容缓。上海古代市镇，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上海古代市镇以唐代为肇端，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至明清形成高潮。明清时期，上海市镇呈现出密度大，分布广的特点。近代以来，由于经济发达，国内外贸易活跃，以及受西风东进等影响，市镇上近现代气息相对较为浓厚。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建筑遗存、民俗风情、民间艺术等文化景观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目前上海已经有10座古镇和2座古村被授予国家文化名镇名村称号。加强对古镇历史文化景观研究，保护、利用和开发上海古镇文化景观资源，对扩大上海城市国际影响力，提升上海城市文化形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目前，文化景观研究以及文化景观遗产的申报受到各国普遍重视。“文化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财产的认识，在国际社会中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就遗产申报而言，1972年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遗产分为自然和文化两大部分，后来又有“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双遗产”，但仍然无法解决那些同时具有自然和人文特色的人类聚居地的申报。如英国湖区有着绚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厚的文化蕴藏，有史前的人类聚居遗址、罗马的堡垒、中世纪的修道院，以及继续演进的工业、农业、乡村风光等富有集合意象的遗产景观，而且还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基地，却因在当时的遗产操作指南中找不到相对应的提名标准，于1986年和1989年两次申报世界遗产均遭失败，从而催生了代表“自然与人联合的工程”的文化景观遗产的最终出台。我国截至2013年6月22日，被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有4处，分别是：庐山（江西，1996.12）、五台山（山西，2009.6）、西湖（杭州，2011.6）、红河哈尼梯田（云南红河，2013.6）。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价中认为，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联系的文[7]化景观。山西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名山之首，以浓郁的佛教文化闻名海内外。五台山将自然地貌和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典型地将对佛的崇信凝结在对自然山体的崇拜之中，完美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哲[8]学思想，成为一种独特、富有生命力的组合型文化景观。杭州西湖自公元9世纪以来，其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骚客、艺术大师吟咏兴叹、泼墨挥毫。景区内遍布庙宇、亭台、宝塔、园林，其间点缀着奇花异木、岸堤岛屿，为江南的杭州城增添了无限美景。数百年来，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9]阐释。红河哈尼文化景观以从高耸的哀牢山沿着斜坡顺延到红河沿岸的壮丽梯田而著称。哈尼族人民发明了复杂的沟渠系统，还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农作体系，他们居住在分布于山顶森林和梯田之间的82个村寨里，这些村寨以传统的茅草“蘑菇房”为特色。体现出人与环[10]境在视觉和生态上的高度和谐。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庐山、五台山、西湖、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的评价，都特别强调了哲学、宗教、美学、文学、园林、社会等人文因素对文化景观形成的影响，突出了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人类文明的成果的理念，强调了文化景观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的物质和精神劳动的总和成果的系统形态，强调了人类聚居地在文化景观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位于城市中心的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申报成功，更是对城市文化景观保护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文化景观遗产申报工作的推动下，历史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以及新的文化景观打造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比如，具有中国景观特色的“八景”文化—时间成为热点，各地纷纷评选出代表本地特色和城市形象的景点，名为新“八景”、新“十景”等。比如，上海评出的新“八景”（亦称沪上新“八景”）为：“外滩晨钟、豫园雅韵、摩天览胜、旧里新辉、十里霓虹、佘山拾翠、枫泾寻画、淀湖环秀”，分别代表外滩区域、豫园旅游区、陆家嘴区域、石库门建筑群区域、南京路、佘山旅游度假区、枫泾古镇、环淀山湖旅游区，全面展现了上海的历史文化、商业文化、市镇文化、自然生态景观，体现了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复合体的文化景观的概念内涵。沪上新“八景”，已经成为上海的一张新名片。新“八景”与旧“八景”相比，无疑更具时代特色和现代城市风貌。然而，文化景观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体，城市景观构造不仅要有统筹规划和详细论证，还要与城市的整体氛围、城市文化底蕴、城市地域特色结合起来。尊重和保护文化景观遗产，立足本土文化，面向世界文化，是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和新的文化景观建构的基本原则。但是，就目前城市（市镇）文化景观构建而言，却不能令人乐观，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城市特色的消失。其次是奇怪建筑、恶俗雕像迭出，在中华大地上，却欧美小镇风行，如果任其发展，就是评出再多的“八景”“十景”也无济于事。

本书关于上海市镇文化景观研究，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上海市镇文化景观发展演变研究，即文化景观历时性研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那些曾经辉煌一时，如今已经湮没的市镇也将是本书论述的对象。二是对于市镇文化景观文化内涵的研究，即文化景观的空间性研究，将通过对市镇景观类型的研究，展示上海市镇文化景观的丰富性。三是对于上海市镇文化景观的现实应用研究，即文化景观的实践性研究，将通过深入分析目前上海市（古）镇文化景观的现状，提出对上海市（古）镇文化景观的保护、利用的对策思路，这也是本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李旭旦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11]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城市（市镇）文化景观构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大到城市整体布局，小到一座街头雕塑都必须要与城市形象相协调，要反映城市的特色，这样才能产生美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美的教育、美的享受和美的熏陶，从而将美好的城市形象展示在人们面前。[1]上海市青浦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浦县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汤茂林：《文化景观的内涵及其研究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00年第1期。[3]吴必虎、刘筱娟：《中国景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4]刘之浩、金其铭：《试论乡村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演化》，《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5]单霁翔：《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上）》，《东南文化》2010年第2期。[6]汤茂林、金其铭：《文化景观研究的历史和发展趋向》，《人文地理》1998年第2期。[7]中国庐山政务网，http://www.china-lushan.com/heritage，2015年2月28日访问。[8]崔玉卿：《五台山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价值和影响》，《山西日报》2010年4月12日。[9]《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travel/2013-06/09/c＿124838269.htm，2013年6月9日。[10]《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http://www.unesco.org/new，2013年6月22日。[11]李旭旦：《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224页。

第一章　上海市镇的兴起与发展

第一节　崧泽福泉：上海早期的聚落形态

村落是人类最早的聚落形态。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原始村落社会阶段，人们主要以采集与狩猎为主，财富观念和私有观念尚未产生。在长江下游，距今约7000—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仍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紧随其后的崧泽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阶段，因首次在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发现而命名。崧泽遗址是上海远古文化的发源地，被称为“上海之源”。在这片村落遗址上，陆续发现了上海第一稻、第一井、第一人、第一房等反映上海早期先民生活图景的重要遗存。崧泽文化分布范围大致在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太湖以东地区，是太湖地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一、上海先民的足迹

文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标志。距今约6000年，“今浙北、苏南的先民开始进入今松江、青浦、金山区域，渔猎、农耕、开发、繁衍，崧泽、查山、福泉山等一批古村落相继出现，产生了上海的第一批先民，从此，在上海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炊烟袅袅、鸡犬之声相[2]闻，一派安宁兴旺的人文景观，拉开了上海历史的序幕”。

人类历史源远流长，每一阶段的历史都是前一历史阶段的延续。就区域历史发展而言，其每一个前进脚步都是过去历史足迹的延伸。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的东部，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点。据考古专家研究，距今约200万年至2万年的新生代第四纪，上海地区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海侵和海退，从而形成重叠错出的古三角洲。在大约距今2万年至1.5万年，大理冰期到来，冰层覆盖欧亚大陆北部和北美洲北部，海平面降低，上海古三角洲暴露于海平面之上。今江苏常熟、无锡、苏州及上海西边界等地发[3]现的古代动物骸骨和植物遗留，说明了这片陆地的存在。

进人全新世后，随着全球性的气候转暖，冰川消退，海平面迅速上升。距今1万年至7000年间，今上海大部分地区为一片汪洋，直至距今7000年后，海平面上升趋缓，西部地区率先沉积成陆地。由于海浪的冲击，在上海中部偏西一带（呈西北至东南的走向），堆积起了大量泥沙和介壳残骸，形成了一条条高出于地面的海岸遗迹，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冈身”的上海最古老的海岸线。后来，“冈身”以西的海湾逐渐封闭变成泻湖，形成海岸地带与外海隔开的平静的浅海水域。泻湖不断淤积后，分割为众多的湖泊和沼泽，泻湖演变为湖沼平原。而“冈身”以东区域则继续在江、海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堆积，向[4]东推进，逐渐成为陆地。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对“冈身”是这样描述的：远古时代太湖原是一个海湾。其后长江南岸的沙嘴自西北逐渐向东南伸展，在到达杭州湾后，由于受强潮影响，折而向西南推进，终于和钱塘江口的沙嘴连成一气，将太湖与大海隔开，沙嘴的外缘就成了江南地区第一条基本上连续的海岸线。其时沙嘴外侧的海水远较后世近岸处的海水为深而且清，因而生长着大量的介壳类动物，波浪颇为强烈。强烈的波浪将近海泥沙与介壳动物的残骸堆积在沙嘴的边缘，其堆积高程达到最高潮水位的高度。后人因其高出于附近的地面，故称之为“冈身”。冈身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吴淞江故道以北并列着五条，第一条即最西一条相当于太仓、外冈、方泰一线，第五条即最东一条相当于娄塘、嘉定、马陆、南翔一线，东西相距在太仓境内宽约八公里，东南向渐次收缩，至嘉定南境减为六公里；吴淞江故道以南并列着三条，第一条相当于马桥、胡桥、漕泾一线，第三条相当于诸翟、新市、柘林一线，宽度一般不过两公里，狭处仅一公里半，南[5]端近海处扩展至四公里左右。其形成的年代大致在冈身西缘的“成[6]陆约距今六千年”，东缘成陆不迟于“五千多年以前”。

上海境内北部的冈身，据南宋《吴郡志》引旧图经之说，有外冈、青冈、五家冈、蒲冈、涂菘冈、徘徊冈、福山冈七处，分布在今上海[7]市嘉定区和江苏的太仓、常熟境内。据南宋《绍熙云间志》记载：“古冈身在县（指华亭县，今松江区松江镇）东七十里，凡三所，南属于海，北抵松江（吴淞江），长一百里。入土数尺皆螺蚌壳，世传[8]海中涌三浪而成。其地高阜，宜种踨菽麦。”这里所说的吴淞江以南三所，在明代人记述中，具体指出是沙冈、紫冈、竹冈。自西而东，三冈并列，其旁皆附有水道。沙冈南起今金山区漕泾镇，经闵行区马桥镇、青浦区盘龙镇，北抵吴淞江岸；竹冈南起奉贤区拓林镇，经闵行区马桥镇俞塘村、诸翟镇，北抵吴淞江。紫冈水道已湮没，位置当[9]在沙冈与竹冈之间。

考古发现无疑是史前文化最有力的证明。上海的考古工作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5年秋，金祖同、卫聚贤等考古前辈到金山戚家墩遗址进行调查，确认了上海地区发现的第一处考古遗址，后因抗战考古中断。1958年开始，市郊各县划归上海市管辖，考古工作逐步[10]开展起来。此后，在冈身迤西陆续发现古文化遗址20余处。其中，青浦区崧泽遗址距沙冈约十二三公里，其下层文化遗存为距今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下层土壤经孢粉分析发现，适应于海滨盐生的菜科植物花粉减少，而水生草本花粉大增，反映了当时崧泽已距海较远，土壤中水分已经淡化。在距沙冈十余公里的金山查山遗址下层，也发[11]现了同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存。马家浜文化是最早进入上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随着成陆过程逐渐向东扩展而形成崧泽文化。掌握了马家浜文化的先民在距今6000年前后，从浙江的嘉兴、吴兴、桐乡以及江苏的吴县等地向东迁徙，踏上了上海这片土地，成为上海地区最早的移民。二、上海早期的聚落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上海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稻谷及农耕工具的发现，证明了早在马家浜文化后期，上海地区已经开启了农业文明。1987年，在崧泽遗址中两口属于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井被发现，其中一口为我国最早的直筒腹水井。发现灰坑两座，一座为不规则圆形浅坑，坑壁较直，表面不平，坑底比较平整，质地疏松。一座为圜底锅形坑，青灰色填土质地松软。考古人员还发现了陶片与红烧土块屑铺垫层、陶器以及少量的石器和角器。家猪、麋鹿、梅花[12]鹿、獐、水牛等多种动物遗骸也相继出土。水稻、水井、灰坑的出现，表明新石器时期，上海先民已经在这里居住并形成聚落。

进入21世纪后，上海考古的诸多新发现，为上海原始聚落的形成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2004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对青浦崧泽遗址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在考古工作即将收尾之际，意外地发现了一具25岁至30岁的男子的完整遗骸。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宋建说，2004年4月在众多媒体上露面的“上海第一人”，“准确地说，‘第一人’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此次发掘，共发现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墓葬十多座，其中所埋葬的就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在上海生活的先民。到11月，已在遗址中出土10具骸骨。除发现“上海第一人”外，对研究城市起源具有重要价值的是“上海第一房”的发现。虽然它只留下了一些遗迹，未发现墙体、屋顶等，但足以证明早在马家浜文化时期，上海先民已经开始建造遮风挡雨的房屋。古代自然条件恶劣，为了安全，原始先民首先选择的是群居生活。房基的发现，证明了以崧泽遗址为标志的原始聚落已经形成。上海人最早的居所（上海崧泽博物馆数字图像）

那么，原始聚落的生活状态如何？2004年考古工作的另一个更令人惊喜的发现是那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了驯养动物。在其中一个灰坑内，发现了一只陶塑小肥猪。小猪披着一层很艳丽的红彩，圆咕隆咚，肥头肥脑，吻部短促，腹部圆滚下坠，四肢粗短，野性荡然无存，明显已是一只被驯化、圈养的家猪。说明人类驯化、改良动物的能力有[13]了进步。

崧泽遗址位于上海西部的青浦区境内。距市中心约30公里。崧泽遗址共有三个文化层，下层为马家浜文化，中层为崧泽文化，上层为春秋战国遗存，是太湖地区古文化系列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崧泽文化在太湖地区分布较广，仅青浦区就发现了崧泽文化遗址4处：崧泽遗址、福泉山遗址、金山坟遗址、寺前村遗址。

在崧泽文化时期，先民们驯养家畜，种植农作物。其生产、生活方式已经由原始的渔猎采摘向以畜牧和农业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过渡，从而强化了聚落的稳固性和延续性。1980年松江区汤庙村遗址崧泽文化1号墓出土的石犁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石犁之一。其绝对年代，距今4860±230年。石犁的出现，说明当时农业生产从锄[14]耕进入犁耕阶段，对发展农业起到了里程碑的重要作用。在福泉山遗址的崧泽文化层中不仅发现了造屋遗迹，且具有完备的生活设施。其房屋遗址为长方形的平地建筑，室外还有灶坑和水井，住房附近堆积有大量食用后丢弃的猪、鹿、獐、狗、鱼、龟、蛤等动物碎骨、碎壳及残破陶器，表明了这些原始聚落的形成已经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生产与生活的情景：在逶迤绵延的古冈身以西，他们临水而居，造屋建房，繁衍生息，世代相传。村落的周围，有开垦的土地，附近的湖泊港汊里，游弋着的鱼、虾，栖息着的龟、鳖，可供居民捕捞、取食；不远处的森林里，还有禽兽出没。有时，居民们也会来到海边，进行海洋捕捞。先民们过着没有社会分工，也没有等级差别的原始生活。由此可见，村落作为一种聚落形态，在阶级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崧泽文化时期的石犁（上海崧泽博物馆藏）

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发展到最高峰时期。近年来，良渚文化遗存在上海地区也有重大发现。2009年，福泉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晚期人工营建的高地及贵族大墓，这是1980年代以来福泉山遗址最重大的发现。青浦福泉山遗址被考古学家誉为“中国的土建金字塔”。考古专家表示，福泉山是上海早期历史的缩影，是上海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代表，此次贵族墓地的发掘，进一步论证了4000年前的上海[15]中心，正是在青浦的福泉山一带。2012年6月7日，上海市文物局和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公布了对于形成于4000余年前的广富林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2012年，上海对位于松江区佘山附近的广富林遗址持续开展大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通过广富林遗址的最新发掘，已发现新石器时代、周代、汉代、宋元、明清等各个时期的大量遗迹，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包括良渚文化的玉器、4000年前的倒塌房址、周代青铜尊，等等。青铜礼器是中国先秦文化中代表社会等级的重要象征。此次在广富林遗址中发掘出的周代青铜尊，是上海目前所发现的最为完整、体量最大的一件青铜礼器。专家表示，上海首次发现完整的青铜器意义重大，这说明“广富林并非一般平民村落，很可能是当时较大的行政中心，并生活着贵族和管理者”。同时公布的重要文物发现还包括：一处面积约为150平方米的新石器时期倒塌房屋遗址、良渚文化的玉器、广富林文化的生产工具石斧、石凿和石[16]锛、周代的生活用具等，反映了广富林遗址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演变。

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完成了母系氏族组织向父系氏族组织的过渡。此时，父权制度已经确立，贵族阶层形成，在福泉山良渚时期的墓葬中，不但有大量精美的玉、石、陶器及象牙器等随葬品，甚至在一座男性墓室中居然有青年女子殉葬。它表明此时的上海地区，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毫无疑问，这时候人们的居住方式与此前2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相比，应该有了明显的进步。

总之，无论是崧泽遗址、还是广富林遗址、福泉山遗址……无论其聚落历史如何变迁，始终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在各遗址中都有层次分明的文化层，比如在崧泽村遗址中，上中下三层的文化层分别为：良渚文化、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在福泉山遗址中，各文化层保存更为完整，层次分明，有黄褐、灰褐、灰黑、青灰、黄土等五色土层，共约6000年的文化叠压遗存。考古专家们称此五色土层与此间发现[17]的远古至近古时期的大量文物是记录“古上海的历史年表”。

经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迨至夏商周，上海及其整个江南地区，都在缓慢而持续地发展着。以上海闵行区马桥遗址为代表的马桥文化，反映了江南地区由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的演进，揭示了夏商周时期太湖地区的社会生活风貌。马桥遗址位于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以东2公里，坐落在古冈身的“竹冈”之上。遗址于1959年发现，20世纪60年代进行过两次发掘。1982年被考古界定名为“马桥文化”。马桥遗址的发现再次说明了上海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及生产活动的状况。距今5500年，马桥地区已经形成陆地。在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先民们就已经在这里生活、劳动和繁衍生息。至夏商时期，这里已经形成环湖地区面积最大、最具有当时社会生活面貌的典型村落，其总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范围之大为同一时期遗址所罕见。[1]《周易正义·系辞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6页。[2]张明华：《上海6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3]吴贵芳：《从建国以来上海考古发现看古代上海的发展》，《学术月刊》1979年第9期。[4]宋建：《上海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展望》，《考古》2002年第10期。[5]谭其骧：《上海市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和开发过程》，《考古》1973年第1期。[6]祝鹏：《上海市沿革地理》，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7]（宋）范成大：《吴郡志·考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8]（宋）杨潜：《绍熙云间志·古迹》，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9]黄宣佩、吴贵芳、杨嘉佑：《从考古发现谈上海成陆年代及港口发展》，《文物》1976年第11期。[10]宋建：《上海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展望》，《考古》2002年第10期。[11]黄宣佩、吴贵芳、杨嘉佑：《从考古发现谈上海成陆年代及港口发展》，《文物》1976年第11期。[12]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7年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的发掘》，《考古》1992年第3期。[13]顾咪咪、尤莼洁：《上海崧泽考古新发现六千年前马家浜文化墓葬》，《解放日报》2004年12月16日。[14]孙维昌：《上海出土新石器时代稻谷和农具》，《农业考古》2009年第1期。[15]战嘉琦、杨金志：《上海福泉山遗址有重大考古新发现》，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9-06/14/content＿16803661.htm，2009年6月14日。[16]孙丽萍：《上海公布广富林遗址重要文物发现》，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2-06/07/c＿112153329.htm，2012年6月7日。[17]王战华、顾爱根：《重固镇，上海文化的一个发祥地》，《社会》1999年第10期。

第二节　青龙歇浦：上海市镇的萌芽与初兴

市镇起源于“市”，发展于人们对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进一步需求。经考古专家对上海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以及历史学家对相关文献的研究考证，证明上海地区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有了“市”的雏形。一、早期集市的形成“市”是商品交换的产物，而商品交换只有在社会有了明确分工时才会产生。考古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时期，社会[1]分工和商品交换已经产生。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先后称霸江南，今上海地区先后为吴越两国所辖。相传吴王寿梦（前585—前561年）[2]曾在松江以南修筑华亭，作为停留宿会之所。华亭之名从那时就流传了下来。吴越两国在国都、郡邑都有市场或集市，在乡间也有市场[3]或集市的存在，所谓“有市之乡”“万户之都”。周敬王十年（吴王阖闾元年，前514年）在上海地区设长水县，其县境在今上海的青浦、松江两区的西部。“长水县的设立，说明春秋晚期上海地区政治、经[4]济地位的上升，上海地区市场和集市也已形成”。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楚威王战胜越国，浙西并入楚国。楚考烈王即位后用黄歇为相，封春申君。考烈王十五年（前248年）春申君的封地从淮北迁至江南。黄歇就以吴故城为首邑，领有今上海地区。传说黄歇于吴开申浦，故后世附会称黄浦为黄歇浦或春申江，而“歇浦”、“申江”[5]也就成为上海的别称。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今上海地区设疁县、由拳县（原长水县）、海盐县。疁县在今嘉定、宝山全境，上海、松江、青浦的北境。疁县境内原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沼泽地，吴民使用“火耕水耨”的方法，种植水稻，开发良田。正如《史记》所描写的那样：“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嘉定、宝山全境，松江、青浦的北境是疁田集中的农业区域，物产丰饶，自给自足，遂至“不待贾而[6]足”。秦代在这里设疁县，说明农业发展程度和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但似乎商品交换还不够发达。

长水县集市贸易较早，早在秦代就已经产生，不但有固定集市，贩运也很活跃，而且还形成了水市交易。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始皇东游至长水，闻土人谣曰：水市出天子，从此过，见人乘舟交[7]易，应其谣，改曰由拳”。后由拳县治陷于泖湖，“俗传三泖中，每[8]风息云开，衢甃井阑毕见，盖由拳故城也”。

海盐县在今金山、奉贤及松江的南境。秦代，今上海南部沿海地区属古海盐县，以煮海为盐著称。古海盐县治曾四移其址。最初县治设在今金山区，后陷于枳湖，移至武原乡（今浙江平湖）。秦代，[9]“金山沿海一带已形成盐业集市”。1935年发现的戚家墩遗址以及1949年后发现的亭林遗址、查山遗址、南阳港遗址和招贤浜遗址等都集中于亭林及其周围的亭新、金卫和山阳一带。说明早在四五千年[10]前，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村落群。这些原始聚落形成直接促进了盐业性集市的产生。“当时生产力虽比中原落后，但因滨临海岸，带有本地特色的制盐事业在不断地发展着，所以开始时由一些盐民集居的小居民点，逐步扩大为聚落。当时可能并未受到各级统治者的注意”，直到公元前3世纪，“戚家墩遗址一带由于盛产海盐而逐渐著名，乃被统治者物色建立为县城，并以当地之特产命名其县，称为海盐县”。[11]汉武帝时期，盐铁收归国家经营，在海盐县设置管理盐业的盐官。考察上海最早集市的形成，戚家墩遗址给我们透露了一些信息。根据上海考古工作者的研究，在清理戚家墩遗址中，发现了西汉时期的板瓦和筒瓦，其弧度和尺寸均较常瓦为大，应是大建筑物上的构件和材料，推测为可能是政府机关的驻在地。戚家墩遗址还发现了灰陶质地[12]的井圈九圈。《管子》曰：“处商必就‘市井’。”《风俗通》云：“俗说市井者，谓至市鬻卖者，当于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洁，及自严饰，乃到市也。谨案：二十亩，共为一井。……因井为市，交易而退，[13]故称市井也。”据此可以认为，戚家墩遗址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集市或镇市，也有可能就是古海盐县的县治所在地。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低潮时期，纵观整个江南地区，城市发展十分缓慢，上海地区鲜见新的城镇和农村集市。东吴时期，延续着东汉后期贵族庄园的经济形态，继续向前发展。庄园经济的特征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经济，从而遏制了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行为，因此农村集市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东晋和南朝时期，随着北方士族迁居江南，江南地区开发速度加快，城市规模扩大，开始出现新的农村集市和军事型集镇。金山区张堰镇在晋朝已经形成集市。张堰，旧名张泾堰，相传张良从赤松子游，曾居此，故名张溪、赤松里、赤松溪、[14]留溪。不过，就上海地区甚至整个江南而言，此时的贸易型集市仍属于零星现象，远未形成结构性市场。此时，上海地区带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堡，当数沪渎垒。东晋成帝（326—342年）时北方赵国曾派兵在沪渎登陆，抄掠上海地区。咸和九年（334年），虞潭为吴国内史时，修沪渎垒以防海寇。沪渎垒有一大一小东西二城，东城广万余步，有四门。西城极小，在东城西北，两旁有东西芦浦，俗呼芦子

[15]城。到南宋时，沪渎垒已经半毁江中。“沪渎”之名，源于一种古老的渔业捕捞方式。晚唐诗人陆龟蒙曾作《渔具诗十五首并序》，其中之一曰《沪》。何为“沪”？他在序中解释道：“列竹于海遖曰沪，吴之沪渎是也。”古人称上海为“沪渎”，简称“沪”，沿用至今。沪渎垒建于吴淞江出海口。“沪渎”名称的出现以及“沪渎垒”的修建，说明东晋之前上海地区已经有了渔民聚居的村落。二、隋唐时期市镇

隋朝虽然只有短暂是37年，但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加强了江南与北方的联系，也延伸了上海的交通线路，推动了上海经济贸易的发展。上海地区的华亭，原为华亭乡，东吴孙权曾封三国名将陆逊为华亭侯。随着东晋南朝时期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至隋代时，华亭已经成为水稻、海盐及鱼产品的集散市场。华亭北边有顾会浦、青龙港与吴淞江相通，可直达苏州，向东则可通大海。华亭腹地水网密集，河道纵横。唐天宝十年（751年），吴郡太守奏准设立华亭县，至此上海地区始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据南宋《绍熙云间志》载，华亭县境东西长160里（本书出现的里程单位“里”均指市里），南北阔173里，东至海80里。其辖区范围大体上包括今上海市松江、闵行、青浦、南汇、奉贤、川沙、金山等区及嘉定区的吴淞江以南地区。此前，长江口的崇明岛已经形成，开始有人上岛居住，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07年），在岛上设置崇明镇，属江北的海门县管辖。唐代华亭镇已十分繁荣，今屹立在松江城内的唐陀罗尼经幢，成为古城镇起源的重要标志。当时县城内还有八大寺院和繁盛的商市。1949年后在地下发现华亭镇的唐代市河、唐代通衢大道、唐代银库[16]以及数以千计的唐代陶瓷器等，足以证明唐代华亭镇的繁荣。松江唐代陀罗尼石经幢

在华亭县治（今松江区政府所在地）北面，有一个港口城镇——青龙镇。于唐天宝五年（746年）建镇。青龙之名，据说因东吴孙权在此造青龙战舰而得名。青龙镇是上海最早有正式建制的镇。青龙镇距华亭县治54里，位于吴淞江河口的南岸，有顾会浦与华亭相通，溯吴淞江而西可直达苏州，地理位置优越。陈林《隆平寺经藏记》云：“青龙镇瞰松江上，据沪渎口。”可知唐代青龙镇位于吴淞江入海口。此时，随着太湖流域的经济开发，苏州在国内贸易上已经远逾扬州，略胜杭州，成为东海雄郡。海外船舶停泊青龙港，榷关验货之后，货物随即转运华亭或苏州。由于青龙镇位于吴淞江出海口的重要位置，具有军事防御功能，在青龙镇建镇初始，已设有镇将和副将，[17]“所职捍防守御之事”。唐长庆年间（821—824年）在镇南报德寺中建7级宝塔。时沪渎口宽达二十里，“与海相接，茫然无辨”，入港船只“常因此失势，飘入深波”，宝塔起航标作用，保护海舶出入。唐大中年间（847—859年）已有日本、新罗海舶来往青龙镇。据日本《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文献记载，时往来中国的日本使船，常停泊吴淞江海口。青龙镇成为太湖东部地区重要的转口贸易港和浙西沿海最早的外贸港口之一，国际国内贸易地位十分显著。松江云间第一楼

据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证明，唐代，今浦东严桥至航头南北一线以西已经成陆。浦东北蔡、严桥一带已经有人居住。1975年11月在浦东严桥发现了唐宋村落遗址，1979年12月12日在浦东北蔡川杨河[18]发现了唐代古船，此处位于唐代所筑海塘以东一公里处。为了抵御海潮，上海在唐初即开始修筑海塘，这条海塘以今金山卫南十里为起点，东北至今枳林东十里左右，又折北经航头、下沙、周浦、北蔡、到达江湾镇和五角场之间，即沪渎（松江）故道的南岸，共长一百五[19]十里。《新唐书·地理志》杭州郡盐官（县）条下记叙：“有捍海塘[20]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说明到了唐开元元年（713年），这条海塘又经过了重修。海塘的修建，推进了上海冈身以东土地的开发进程。唐代实行均田制，鼓励农民开荒种地，使得冈身外大片盐渍地得到开发。据称，当时华亭县的稻、麦、豆、麻产量已经高[21]于土地最肥沃的嘉兴地区。上海地区古海塘分布示意图资料来源：尚思棣、苏浚功、施文斌编：《上海地理浅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三、宋元时期市镇

北宋时的青龙镇，“商今来归，异货盈衢”，逐渐成为太湖东部地区重要的转口贸易港。两浙市舶司在青龙镇设市舶务，常年有苏、杭、湖货船停泊，来自福建漳州、泉州，浙江明州、越州、温州、台州的商船每年来往两三次，日本、新罗、交趾的海船每年来一次。其商税收入已超过了一般的县城。蓬勃发展的港口贸易，促进了市镇的繁荣。宋应熙《青龙赋》描写了当年青龙镇的风貌：“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平分昆岫之蟾光，夜猿啼古木；占得华亭之秀色，晓鹤唳清风。咫尺天光，依稀日域。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富东南之物。讴歌嘹亮，开颜而莫尽欢欣；阛阓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宝塔悬螭，亭台架霓。台殿光如蓬府，园林宛若桃溪。……龙舟极海[22]内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镇上建有三十六坊、二十二桥、三亭、七塔、十三寺。青龙镇以其海舶辐辏之胜况，亭台楼宇之壮丽，龙舟戏水之美誉，临江望海之风光，吸引了大批文人名士来此。书法家米芾、诗人梅尧臣等常往来青龙江上，流连忘返。嘉定年间（1208—1224年），镇监赵彦还兴建了镇学学宫，说明南宋时期的青龙镇已经是经济文化异常繁荣的港口型市镇。唐宋时期繁华的青龙镇资料来源：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古镇记忆》，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

从8世纪中叶开始到10世纪的沧桑巨变中，由于海水东退，沿海滩涂开始围垦开发。至宋初，现今上海东部地区已基本成陆。继唐代修筑海塘之后，北宋年间也陆续有所修筑，至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又修建了另一条海塘。后来这条海塘在明代又进行了加固。据明代曹印儒《海塘考》一书考证，这条海塘的位置大致在北起今高桥以东，南经川沙、南汇、奉城以达枳林一线，当地人至今犹称之为里护塘。20世纪70年代，在里护塘内侧的大团镇西面新开的闸河东岸发[23]现了一些北宋和南宋早期的瓷片。这说明了上海东部海岸前伸地带在宋初已经和现在相差不远。并且在这片“新大陆”上，已有“新移民”居住。例如，距高桥镇北1.5公里，有一处古村落，名清浦村，宋绍兴元年（1131年）在此建有顺济庵，淳熙十六年（1189年）在[24]此建法昌寺。南宋初年，这里已是寺庙兴盛。

宋代，上海水系变化很大。宋初，吴淞江曾是一条宽九里的大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先后在太湖出水口修筑长堤和吴江长桥，使江面缩至三五里，致使吴淞江下游“艰噎不畅，江水不快，软缓无力，则海之泥沙随潮而上，日积不已”。[25]至南宋中期，青龙镇港口贸易出现下降趋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海岸线进一步东移，海口离青龙镇越来越远，加之吴淞江日益淤塞，船舶进出受阻，因港口贸易发展起来的青龙镇，逐渐失去其优势，日渐衰落，其贸易功能被距离海口更近的集镇所取代。

南宋初，在吴淞江下游近海口处的江湾镇、黄姚镇（今宝山月浦附近）先后以港兴镇，商舶云集。绍兴六年（1136年）昆山县知县张汉之上书建言：“商贾舟船多是稍入吴淞江，取江湾浦入秀州青龙镇。其江湾正系商贾经由冲要之地，其间有不到青龙地头收税，便于江湾浦路出卖客旅，得以偷瞒商税，不无走失课利，乞于江湾浦口置[26]场，量收过税。”这说明，当时江湾镇已成为民间贸易场所。开禧二年（1206年）位于长江口南岸的黄姚镇成了海舶辐辏之地。朝廷在黄姚镇设立税场，税收颇丰。“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27]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每月南货关税动以万计”。可以想见，当时黄姚镇的港口贸易已有相当规模。只可惜，“因为江潮[28]侵啮，江岸坍塌，当地又无榷场，未能得到发展”。

在海口易位，水系变迁中，位于吴淞江下游南岸的一条名为上海浦的河道两旁，开始有人居住，并逐渐形成村落。上海浦位于吴淞江与黄浦江的交汇口，交通十分便利，是继青龙镇之后的又一个天然良港。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于是部分船舶改泊上海浦。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设上海务，至南宋后期，上海港已经“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筈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地处“海之上洋”，滨上海浦，遂称上海镇。此时因青龙港淤塞，驻青龙镇市舶分司移驻此地，市舶官兼任镇监。这时的上海镇已经发展成为船舶辐辏、人烟浩穰、番商云集的“华亭东北一巨[29]镇”。

据咸淳年间（1265—1274年）上海镇市舶分司提举董楷《受福亭记》记载，宋朝末年上海镇的市镇规模大约为：“自舶司右趋北建拱辰坊。尽拱辰坊创益庆桥，桥南凿井筑亭，名曰‘受福’。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阛阓之所。其东旧有桥已圮，巨涛侵啮且迫，建桥对峙曰回澜桥。又北为上海酒库，建福会坊。迤西为文昌宫，建文昌坊。文昌本涂泥，概施新甃。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尽致民坊，市[30]民议徙神祠，为改建曰福谦桥……”当时上海镇已有拱辰、福惠、文昌、致民等坊街以及鳞次栉比的寺庙和桥梁。宋元时期的上海地区，市镇逐渐增多。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朝廷批准松江府的建议，同意划出华亭县东北的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等五个乡设立上海县，与华亭县同属松江府，市镇得到进一步发展。此时，金泽镇、泗泾镇、七宝镇、朱泾镇、枫泾镇、亭林镇、外冈镇、真如镇、南翔镇等在宋元时期先后成镇。有些在原来基础上有所扩大。下面以金泽镇、真如镇、七宝镇为例加以说明。

金泽镇（今隶属青浦区），宋元时期属华亭县，古称白苎里。苎，是一种质地优良的麻，既可搓成绳子，即麻绳；又可织布，即麻布，麻布细者可比丝绸，夏天穿着凉爽透气，因此也称夏布。顾名思义，古金泽镇必以盛产苎麻著称。后因“穑人获泽如金”，因名金泽。金泽镇起于何时，已不可考，据有关史料记载，宋代时的金泽镇已是“湖荡洄环，烟村缭绕”，具有相当规模了，与“吴淞江畔之青龙镇，[31]东西遥相争胜”。可见金泽镇确为当时上海西部地区的大镇。金泽镇宗教文化历史久远。始建于宋景定元年（1260年）的颐浩寺，建筑宏伟，规模浩大。最盛时佛殿、僧房达到5048间，名扬江南，有“虽苏（州）之承天（寺），杭（州）之灵隐（寺），莫敌其伟”之说。[32]除颐浩寺外，金泽镇在宋代还建有文昌祠、圆通庵、梅庵，以及与颐浩寺同时兴建的昆庐阁、颐赋寺等。元时还建有府城隍行宫、万寿庵等。金泽镇地处水乡泽国，“四面巨浸，内多支河，桥梁尤多于他镇”。宋代的普济桥、百婆桥、万安桥，元代的迎祥桥、里仁亭桥、吉庆桥、如意桥、东归桥、佛阁亭桥、林老桥、迎寿桥等各具特色。[33]“金泽昔与青龙镇相埒。青龙有三亭、七塔、十三寺，金泽有六观、[34]一塔、十三坊、四十二虹桥，桥各有庙”。青浦金泽普济桥

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是上海市镇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真如镇因境内有真如寺而得名。真如镇先有村落后有集镇，其聚落在唐代以前已形成。陆文然《集唐》诗曰：“今市犹存古刹名，一溪寒[35]水浅深清。如何待到清明日，夹岸桃花锦浪生。”可见，唐时的真如镇就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宋嘉定年间，真如院改为真如寺（元时移至桃树浦），规模也有所扩大。香花桥横跨溪水之上，古刹、溪水、桃花、小桥构成一幅优美的图画。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嘉定知县王应鹏描写道：“使节匆匆向晚过，香烟入户绕松萝。寻幽[36]直到云深处，中有高僧写贝多。”真如镇在元代还建有元元观、长庆庵、明圣庵等。到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真如镇已发展成[37]为“编氓鳞比，商贾麇集，号称巨镇”。

七宝镇，宋代以前已经成镇。“七宝”之名，由七宝寺而来。最初七宝寺在陆宝山，后吴越王赐以金字藏经时说，此亦一宝也，因改名七宝。宋初，七宝寺由陆宝山移至镇上时，遂改镇名为七宝镇。七宝镇在元至元年间（1335—1340年）先属华亭县，后隶上海县。明代是华亭、上海和青浦三县交界，同为三县管辖。至清代又隶属娄县、上海和青浦三县管辖。以蒲汇塘为界，塘南为娄县，塘北为青浦县，东二里许塘北属上海县。七宝镇为三县之孔道，地理位置特别优越。七宝教寺早在吴越国时已经扬名，七宝教寺又名北七宝寺，又有南七宝寺，在七宝镇南，故名。南七宝寺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一说建于宋大中祥符元年间（1008年）。此外，宋时还建有东岳行祠等宗教建筑，宗教文化渊源较深。[1]王心喜：《试论良渚文化时期的原始商业》，《余杭史志》2009年第2期。[2]（明）正德年间《松江府志·沿革》。[3]（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4]朱国栋、王国章主编：《上海商业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5]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6]（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7]（清）光绪年间《青浦县志·疆域上·沿革》引。[8]（明）正德年间《华亭县志·水上》。[9]朱国栋、王国章主编：《上海商业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10]黄萍：《金山县古文化遗址综述》，《金山县志论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326页。[11]洪建新：《秦汉时期海盐县治在金山县戚家墩遗址说》，《史林》1988年第1期。[12]《管子·小匡》第二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3]（东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80—581页。[14]（清）宣统年间《重辑张堰镇志·志区域》、《重辑张堰镇志·志名迹》、《重辑张堰镇志·志艺文》，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市乡镇旧志丛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5]（宋）杨潜：《绍熙云间志·古迹》，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6]朱国栋、王国章主编：《上海商业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4页。[17]吴贵芳：《古代上海述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18]王乐德主编：《川沙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19]祝鹏：《上海市沿革地理》，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2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志·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21]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6页。[22]上海市青浦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浦县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3]吴贵芳：《古代上海述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24]王乐德主编：《川沙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25]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26]（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七，中华书局1957年版。[27]（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八，中华书局1957年版。[28]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29]（元）唐时措：《上海公署记》，上海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县志·文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0]（明）弘治年间《上海县志·建设志·堂宇》，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印行。[31]（清）道光年间《金泽小志》，《整理说明　附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排印本说明》。[32]（清）道光年间《金泽小志·祠庙》。[33]（清）道光年间《金泽小志·桥梁》。[34]（清）道光年间《金泽小志·杂记》。[35]（清）乾隆年间《真如里志·沿革》。[36]（清）乾隆年间《真如里志·寺观》。[37]（清）乾隆年间《真如里志·序一》。

第三节　东南之望：上海市镇的繁荣与鼎盛

如果说，上海市镇的发展以唐为萌发期，以宋为初兴期，那么，元代则为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由于元朝政府积极实行海外贸易政策，为上海地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明代以后，上海市镇蓬勃发展，其势头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其间尤以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与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最为鼎盛。一、明代时期上海市镇

明朝建立政权后，朱元璋对江南地主实行打压政策，致使江南经济一度陷入萧条。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后，逐渐恢复往日繁华。到了弘治年间（1488—1505年），其繁荣程度已经超过了前代。时人王锜曾对明代苏州城市发展状况作过具体描述：“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而“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1]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松江地区经过百余年来[2]的发展，已经成为“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的“一都会”。在市镇发展方面，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六府发展最快，分布密度最高。松江府在正德年间（1506—1521年），有华亭县和上海县二个县，二县共有44个镇和市（见下表）。[3]明正德年间松江府市镇数量一览表[4]明正德年间嘉定县市镇数量一览表

正德年间（1506—1521年）至万历年间（1573—1620年），是明代江南地区市镇发展的高峰时期。崇祯年间（1628—1644年），松江府市镇增加到64个。其中华亭县增加了莘庄镇，上海县增加了一团镇、龙华镇、北桥镇、陈家行市、王家行市。万历元年（1573年）由华亭、上海二县析置的青浦县，除上述二县划入的市镇外，新增了朱家角镇、沈巷镇、刘夏镇、北竿山镇、郏店镇、重固镇、艾祁镇、古塘桥镇、金家桥镇、杨扇镇、天兴庄镇、双塔镇、王巷市、杜家角

[5]市。市镇数量增加最多。有些新兴市镇后来居上，如嘉靖、万历年间（1573—1620年）新兴的朱家角镇“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洛[6]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成为上海西南部地区的一颗明珠。双塔镇为商人往来苏松二郡必经之地，商人常在此下榻，又名商榻镇。

嘉定县市镇发展速度也很惊人，到万历年间（1573—1620年），已经由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15个市镇，增加到26个市镇（十七镇三市六行。行，在苏松一带与市类似），几乎翻了一番：有南翔镇、娄塘镇、新泾镇、罗店镇、外冈镇、月浦镇、广福镇、大场镇、真如镇、杨家行镇、江湾镇、清浦镇、徐家行镇、安亭镇、黄渡镇、纪王镇、葛隆镇、练祁市、钱门塘市、封家浜市、殷家行、陆家[7]行、刘家行、吴家行、蒋家行、赵家行。此外，还有马陆村、白鹤村、芝村、诸狄巷村、黑桥村五个具有商业贸易功能的村镇。其中，不少市镇规模庞大，商业繁盛。如南翔镇，“其地东西五里，南北三里，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罗店镇，“东西三里，南北二里。近海多鱼鲜，比闾殷富，今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罗店镇与南翔镇是当时并驾齐驱的两大巨镇。大场镇，“宋时曾置盐场于此，其地东西三里”。远在海滨的清浦镇，“一名高桥镇，在县治东南八十里。其地东北距海，西濒吴淞江，多鱼盐芦苇之[8]利，田土丰腴，人民殷富，为通邑诸乡之冠”。崇祯《外冈志》说：“神宗初年，民益稠密，俗称繁庶，四方之巨贾富驵，贸易花布者，[9]皆集于此，遂称雄镇焉。”其街区规模庞大，拥有七条街道：南街、北街、西街、东街、中街弄、南弄、南商家弄；桥梁十八座，亭堠二座，铺舍二处。并有寺观、祠舍多处。这一时期，有些市升格为镇，如娄塘镇、新泾镇、广福镇、真如镇、纪王镇等。如广福镇，[10]“明嘉靖中三百户耳，天启初有千室之聚矣”，呈现出“嘉定百里，而邑市镇星罗，物力之所赢，舟车之所辏，远近赖焉”的兴旺局面。[11]

上海地区的七宝镇、安亭镇、黄渡镇、诸翟镇等也都在此时发展为闻名遐迩的市镇，嘉靖、万历年间（1573—1620年）兴起的莘庄镇，因北邻七宝镇，南近乌泥泾镇，“其地产花”，成为“居民数千指，多诗书弦诵之家，居然称镇”的棉布集散中心。上海县距新场镇[12]10公里的一团镇，“盐商多聚于此”，成为上海县新兴的盐业中心。二、清代时期市镇

明末清兵南下，江南各地普遍掀起抗清斗争，松江府城、嘉定县城、金山卫城都经过殊死守城斗争，松江府城惨遭焚烧。“嘉定三屠”后，人口减少大半。随后的“奏销案”，几乎使上海文化遭到灭顶之灾。又以“禁海、迁界”等办法，阻断上海交通。对上海地区经济、[13]文化发展，一度造成相当严重的危害。康熙平定三番后，江南经济才开始逐渐恢复起来。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中分华亭为二县，析置娄县，与华亭同郭分治。清雍正三四年间（1725—1726年），松江府所属各县再次析分。于雍正三年（1725年）置金山县，四年（1926年）置奉贤县、南汇县，又析嘉定县东境置宝山县。清乾隆时期，松江府下辖华亭县、娄县、奉贤县、金山县、上海县、南汇县、青浦县共7个县。经过清前期的经济复苏，到乾隆时期，江南经济再次进入发展高峰，市镇数量也再次猛增，上海地区的市镇数量比明末增长了一倍以上。[14]

乾隆年间松江府市镇数量一览表

七县拥有约111个镇，30个市。共141个市镇，比明末60余个市镇增加了2倍以上。[15]乾隆年间嘉定、宝山、崇明市镇数量一览表

乾隆年间（1736—1795年），因宝山县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从嘉定县析分，并与嘉定县同城而治。故有些市镇仍被嘉定县志统计在内，剔除重复，两县共有约26个镇。而崇明县则有34个镇。

松江府在正德年间（1506—1521年）的市镇数为44个，崇祯年间（1628—1644年）增至64个，乾隆年间（1736—1795年）猛增到141个，在松江府7县市镇数量统计中，还未包括具有初级市场功能的行、小集市等20余座。这就是说，自正德年间（1506—1521年）至崇祯年间（1628—1644年）的120余年间增加了31.25%，自崇祯年间（1628—1644年）至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120余年至少增加了120.31%。250年左右至少增加了约2.2倍。清代上海地区在市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同时，市镇内的人口也急速增加。比如练塘镇在明末清初才兴起，到清代中期已发展成为五千多户的大镇。朱家角镇在清初已是“长街三里，店铺千家”。朱泾镇在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487年、1488—1505年）是一千多户，清初则增至一万多户。市镇的兴起吸引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推动了城镇发展。同时，江南城镇经济和文化高度集中和繁荣也使全国各地人口拥入江南城镇，其中不乏富商大贾，官宦士绅，他们对江南城镇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数量变动图资料来源：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明清时期商业经济的日益繁荣，手工业生产的兴旺发达，水陆交通的四通八达，农业人口向市镇集中以及江南文化教育的兴盛，推动了上海市镇快速发展。陈学文认为：“城（市）镇是市场的载体，市场的发展促进了江南一大批市镇的兴建和发展。自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群兴建，市镇或作为手工业专业生产中心，或作为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的销售中心，或作为商品集散和转销中心，总之这些市镇是作为各级商品市场而涌现，担负着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职能，推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推进市场经济萌芽的发展。”“江南蓬勃发展的城镇代表着中国都市化发展的历程。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城镇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也日[16]益增强，这是中国都市化的独特道路。”范金民先生认为：“小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无疑是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发展的一大特色，但这一特色的形成，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明清时期江南的农家经济已体现出浓厚的商品经济色彩，农户已与市场发生着日益紧密的联系，则殆无异议。大批城镇就是在这种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作为江南农家的两大支柱产业——植棉织布和蚕桑丝绸业就是主要以市场为依托的行业，充分体现了商业和市场的作用。因此，[17]商品经济可能正是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点。”韩国汉城大学的吴金成认为：“市镇的发展是农村经济结构不断演变的结果，即市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在市镇中所发生的各种现象渗透到乡村，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进而为农业经济结构和[18]农村经营方式的变化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上海作为江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同江南市镇的整体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上海市镇的蓬勃发展还有另一个原因。唐振常先生认为，因上海城市的发展而推动和刺激了周围市镇的发展。他说：“上海城市的繁荣，又带动周围乡镇的发展，四郊市镇[19]也已星罗棋布。”如上海西南的朱家角镇，本名珠里街，一名珠里，因为西南通泖湖，东北接三分荡，北与昆山相近，成为商贾往来的通津。上海西北的诸翟镇，一名紫盽，因为与嘉定，青浦二县互为犄角，是三县棉布的集散地之一，故发展成名镇。安亭介于上海、昆山、嘉定三县之间，是重要的贸易孔道，四方布商咸集，繁盛一时。

因此，上海市镇的兴起和发展既是商品生产、商业贸易、农业手工业发展以及人口、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与上海城市经济的巨大辐射力也有着直接的联系。[1]（明）王锜：《寓圃杂记·吴中近年之盛》，中华书局1984年版。[2]（明）正德年间《松江府志·风俗》。[3]（明）正德年间《松江府志·镇市》。[4]（明）正德年间《姑苏志·乡都市镇村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82年版。[5]（明）崇祯年间《松江府志·市镇》。[6]（明）嘉庆年间《珠里小志·界域》。[7]（明）万历年间《嘉定县志·疆域考上·市镇》。[8]（明）万历年间《嘉定县志·疆域考上·市镇》。[9]（明）崇祯年间《外冈志·沿革》。[10]（明）嘉庆年间《石冈广福合志·市镇》。[11]（明）万历年间《嘉定县志·疆域考上·市镇》。[12]（明）崇祯年间《松江府志·镇市》。[13]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14]（清）乾隆年间《华亭县志·镇市》、（清）乾隆年间《奉贤县志·市镇》、（清）乾隆年间《娄县志·疆域志·村镇》、（清）乾隆年间《金山县志·疆域·镇市》、（清）乾隆年间《上海县志·疆域·镇市》、（清）乾隆年间《南汇县志·疆域志·邑镇》、（清）乾隆年间《青浦县志·市镇》。[15]（清）乾隆年间《嘉定县志·疆域志·市镇》、（清）乾隆年间《崇明县志·沙镇》、（清）乾隆年间《宝山县志·地理志·市镇》。[16]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第395页。[17]范金明：《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18]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载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249页。[19]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页。

第四节　古风犹存：上海古代市镇现存状况

历经千百年沧桑的江南古代市镇，能够相对完整地保存至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其难度要大于江南古村落的保护。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大多数古村落，几乎都分布在区域环境较为偏僻的地区，或者是古代时期村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但到了近现代经济文化重心发生偏移的地区，从而使它避免了现代化冲击而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而市镇本来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为了便于商品的流通和交换，市镇所处位置大都交通发达，为商品集散中心和文化娱乐中心，而且大都是县以下的行政区划单位以及镇政府机关所在地，因而受城市现代化影响较大。不少古代市镇历史文化景观在市政建设和城市改造中，或者被拆除，或者被改造，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这类情况在上海地区也十分突出。至1958年11月，上海市辖有10个郊区县，今除崇明县仍保留县的建制外，其他9个县或先后升格为区，或由于城区的扩大而取消了建制，融入上海城市之中。

目前，上海现存古代市镇的分布及其演变，大致有如下三个特点：一、历史上水运交通较发达，但近现代交通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上海西部地区，大致包括嘉定、青浦、松江、金山的西北部、宝山的西部，这些地区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境内河流纵横，水网密布，自古水运交通发达，几乎所有的古代市镇都坐落在河港两旁，市河从镇中心穿过，形成了江南水乡特有的村镇聚落形态。例如：

青浦朱家角，旧称珠溪镇、珠街阁，在宋、元时已形成集市。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正式建镇，初名朱家村，后因商业日盛，遂成大镇。该镇地处淀山湖下游，镇内河港纵横，黄金水道漕港河穿镇而过，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逐渐由集市演变为集镇。镇内纵横交错的河流两旁，形成九条长街，千栋明清建筑。圆津禅院、慈门寺等古寺名刹远在建镇之前的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就已修建。朱家角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及便利的水路交通，致使商贾云集，往来不绝，曾以标布业著称江南。明末清初，朱家角米业突起，带动了百业兴旺。清嘉庆年间的《珠里小志·序》描述道：“今珠里为青溪一隅，烟火千家，北接昆山，南连谷水，其街衢绵亘，商贩交通，水木清华，文儒辈出……过是里者，群羡让耕让畔之风犹古，而比户弦歌不辍也。”由此可以很自然地想象出200多年前朱家角商业鼎盛，文化繁荣的景象。

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朱家角还是以水路交通为主。民国21年（1932年），青浦县曾计划修筑上海至朱家角的沪朱公路，但因财力不足未能修成，只修了上海至虹桥的青沪路，该路段于1936年建成通车，这也是青浦境内的第一条公路。1949年后才逐渐将青沪公路延伸至朱家角、淀峰和江苏平望镇，于1965年建成通车，后路名改为沪青平公路，一直沿用至今，交通部列为318国道。现代公路的建成方便了城乡交流，促进了市镇经济发展，但如果处理不当，对古镇就会形成威胁。朱家角古镇得以幸存，与沪青平公路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关系。这条公路非常巧妙地从镇南擦身而过，从而使古镇得以完整保留。

青浦区白鹤镇是青浦区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青公路建成于民国25年（1936年），其青安段自青浦至安亭，于1959年修复通车，白鹤镇处于这一路段的北部，距青浦镇14公里。外青公路与白鹤镇老街东西平行，并形成新镇区。老街位于白鹤港的西岸，现代交通同样未能对其造成冲击。依水而建的白鹤镇北街（即白鹤镇老街）仍在。但如今白鹤老街古建筑已经相当破败，且大部分已经拆除。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成的青龙桥依然静卧在白鹤镇河东，青龙江与东大盈港接口处，见证着白鹤镇的变迁。白鹤镇当年的秀美风光有桥联为证：“长挹九峰秀，远钟三泖灵。”白鹤老街能否恢复往日繁华有待观察。愿白鹤镇如青龙桥的另一副桥联所表达的那样：“白鹤闻声远，青龙流泽长。”二、古代经济文化繁荣，后虽历经沧桑，但仍保存有部分文化遗脉的地区

上海地处东海之滨，南临杭州湾，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点。在国力强大，尤其是东亚地区形势较为稳定的时期，上海及其周围市镇对于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拓展经济文化交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当东亚地区形势恶化，海上局势不稳的时期，往往海盗横行或外国侵略势力猖獗。元代中后期以后，倭寇在我国沿海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明代，上海地区曾屡次遭到倭寇劫戮，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1554—1556年）的三年多是倭寇入侵上海破坏最为严重的时候。著名历史学家唐振常在《上海史》一书中描述道：“县邑连遭兵洗，备受蹂躏，里闾半化为墟。县境西北的青龙、蟠龙诸镇，县南的乌泥泾镇，昔称繁华，经过倭寇的焚荡，屋舍颓败，鞠为茂草。县境东南的下砂、新场，往日歌楼酒肆，尽成瓦砾。南汇、青村两千户所城，都被倭寇攻破，城圮屋倒，人烟灭绝。松江郡城也两被围攻，纵火城外，庐舍焚毁殆尽。一时沿海数百里，满目疮痍。”[1]劫后余生的原生态古代市镇，如今已是凤毛麟角。

相隔数百年之后，日本侵略者再次给上海古代市镇带来毁灭性破坏。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日本侵略者从金山卫登陆之后，沿途放火，杀掠无数，对上海地区广大的村庄和集镇进行了狂轰滥炸，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以松江为例：1937年“10月28—29日，日机在城厢大肆轰炸，投弹200余枚，多处成废墟”。“11月9日，日军占领松江，大火昼夜不熄，店面房屋尽毁，居民尸体随处可见”。“12月17日，日军至泗泾镇大肆烧杀，焚屋千余间，500余人丧生”。[2]与此同时，川沙、金山、南汇、奉贤等县大小集镇均遭涂炭，大火冲天，房屋被毁，死伤无算。“12月，驻浦东日军自川沙入境，途经周浦、祝桥、新场等地，沿途奸淫烧杀，仅新场镇一地，被毁房屋达[3]153间，被杀群众13人”。历史上日本对上海地区的这种大规模入侵，对市镇聚落景观和市镇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上海市镇在遭受重创之后，有的一度衰落下去。例如松江泗泾镇，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泗泾塘上的“普渡”、“福连”和“武安”3座3孔石桥相继落成后，将塘南塘北连成一片，市面兴旺。清代，街道两侧商店栉比，楼房对峙，“百业辐辏，户口繁盛，街巷纵横，桥梁相望”。然而“该镇在抗倭、清兵南下、太平军进攻上海、抗日战争等时期，屡遭战祸。特别是日军入侵，镇上房屋被毁2/3，东半镇几乎夷为平地，常住户口锐减。抗日胜利后，物价飞涨，民不[4]聊生，市面仍未恢复”。古代建筑和文物不可再生性特点表明，这些古建筑一旦被毁，永远不可再生，即使修复也只能是复制品或仿制品。

因此，面对上海市镇所遭遇的种种不幸，能够幸存至今的古代市镇更显得弥足珍贵，即使是仅有的建筑遗存也是十分宝贵的。事实上，完整意义上的古镇在上海地区几乎是不存在的，就是朱家角也曾多次遭到轰炸，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是仍然有不少古镇，虽战争伤痕犹在，却仍保存有较为完整的古镇形态。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场大街，是一条南北长1.5公里的老街。现保存有15万平方米的成片古建筑，1200米元、明、清时代的石驳岸，以及69座古代仪门。洪桥港、包桥港与老街相交，水港两旁店铺栉比，街巷纵横，古镇形态完整，清代茶楼、店铺还有不少保存得较好，老街南端的两棵600年以上的老银杏依然挺拔如故。青浦的金泽镇在抗日中也遭日军轰炸，破坏很大，1938年“2月2日，日伪军300余人到金泽镇，居民10余人被害，颐浩古寺偏店被毁，焚毁民房57间，4日，日伪军复到金泽镇南端芦田浜村放火，全村房屋大都被毁”。金泽镇昔有“桥桥有庙，庙庙有桥”之说，经破坏，寺庙大多被毁，曾亲历其境的镇上居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痛心不已。欣慰的是带着战争创伤的金泽镇至今仍然古风犹存，自然环境良好，金泽镇古街上塘街一侧的对联写道：“水乡水景水秀水清，古镇古迹古色古香。”横批是：“幽巷古肆。”恰如其分。三、在近几十年城镇建设中未经历大规模拆建，近年来又经着力保护的地区

上海现有城镇大都在原有古镇基础上拆建或重建，中间开花式的城镇建设模式，使绝大多数古代市镇的历史文化风貌荡然无存。当然，上海地区还有一些古镇仍然保存着比较完整的风貌。除了朱家角外，千年古镇枫泾镇的历史文化景观也比较完整。枫泾镇旧称白牛市，北宋著名诗人陈舜俞隐居于此，自号白牛居士，故名。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建镇。设白牛务。明代因其地属枫泾乡，“因乡名镇”，改称枫泾。明宣德五年（1430年）始，镇南北分治，以镇中界河为界，南属浙江嘉兴，北属江苏松江。直至1951年3月，全镇才统属松江县。1966年10月划归金山县管辖。枫泾镇古镇区建筑多为明清遗存，以二层砖木结构为主，现存古建筑群面积4千多平方米。镇区水网密布，内河纵横，桥梁众多，交通发达。素有“三步两座桥，一望[5]十条街”之称。枫泾自古“镇人科第相继，商贩旅集”。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1949年后新建大街与旧镇街区呈十字型交叉，故避免了旧镇区被拆除的厄运。近几年来又得益于国家和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加之镇政府重视，对古镇做出具体的保护规划及保护措施，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实施点、线、面三种保护形式。对镇区古桥梁、古民居、古寺庙、古街巷以及多处街坊进行保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为吸引上海市民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七宝镇直到1947年，长期一镇三治，但市面始终保持繁荣。明清两代，发达的棉纺织业为市镇经济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七宝古镇老街因受战争摧残，房屋被毁严重，现存明清建筑不多，但街区形制仍存。1949年后，在蒲汇塘北边建起了新大街，从而使蒲汇塘两岸老街得以保存。20世纪末开始，七宝镇政府投入巨资进行古镇保护，持续进行了一、二、三期保护工程，陆续修复了老街和若干古建筑，不仅再现了昔日繁荣，也成为市民休闲游览的好去处。附：上海地区湮没名镇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著：《上海名镇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整理。原著编者按：本表地域范围为2002年上海市政区。收录对象为历史上著名（基本为镇以上建制，少数为市），但1949年已萧落的集镇，兼及军事要塞、机构驻地等。大致以形成时间为序。[1]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4—75页。[2]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松江县志·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上海市南汇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南汇县志·大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4]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松江县志·建置·乡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清）光绪年间《重辑枫泾小志·区域志·沿革》。

第二章　上海市镇景观发展过程

第一节　遥远记忆：早期聚落遗存与名人名迹景观

考古工作者在青浦崧泽、松江广富林等遗址考古发现的水井、灰坑、陶片和红烧土块屑铺垫层等文化遗存表明，早在6000年前，上海地区已经出现农耕聚落景观形态，透露出上海先民生活和劳作的信息。同时，在保存至今的文化记忆中，是那些与名人、名物相伴随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一、遗存景观：水井

在原始聚落景观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景观当数人类文化遗存——水井。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青浦崧泽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两口属于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井。一口为直筒形土井，井壁平滑，井内填满质地松软的黑土，内含夹砂红陶深腹盆，以及釜、罐、鼎等陶器残片，还有少许破碎的动物遗骸和红烧土块，为我国最早的直筒腹水井。一口为大口小底的斗形水井，井壁光滑，井内填满深灰土，质地松软纯净，出有少量陶釜与陶罐残片、梅花鹿下颚骨。为我国迄今发现的[2]年代最早水井之一。进入21世纪后，先秦时期的水井在上海地区又有多处发现。2001年底至2002年初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部对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又进行了一次发掘，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其中发现了一口良渚文化时期的水井。井口近圆形，斜直壁下内收，平底。口径243～250厘米，底径30～50厘米，深310厘米。在距井口深44厘米和60厘米处各有一个不规则踏步。在距井底深110厘米处有一筐形竹编物，竹编筐因长年受周围泥土的侵压而变形，筐口已呈椭圆形，口外有两个用竹篾编成的小提圈。竹编筐亦是斜直壁下内收，底平。筐口径93～96厘米，底径30～50厘米，深110厘米。井内见有陶[3]器多件。水井中竹编筐的发现无疑是人工加固水井而遗留下来的痕迹。

水井是人类为了生存，在地球表面进行景观创造的最早遗存物之一。从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未被加工的土井，到良渚文化时期用竹筐加固水井，表明人工干预自然景观的逐渐加深过程。2012年初，在广富林遗址的一个探方里，发现了十余口井，经初步判断，掘井时间从[4]周代一直延续到唐代、宋代乃至近现代，相隔千年，说明了位于松江的广富林地区的原始聚落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上海先民在这块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生息，延续至今。就景观意义而言，春秋时期子产提出“庐井有伍”，认为村落、房舍和水井要合理安排，既能满足人们的日常所需，同时在景观构造上，水井、房舍和村落要相互协调，错落有致，形成优美的乡村生活画面。到了先秦时期，出现了“市井”的概念。《说文解字》曰：“市，买卖之所也。”唐人张守节《正义》在对《史记·聂政传》作注时说：“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5]卖，因成市，故曰‘市井’。”揭示了“井”与“市”的关系。江南市镇，水井无处不在，长弄里、市梢头、商埠处、深院中，每一口水井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南宋古井栏，原址塘湾镇，现移至闵行区古藤园“井”不仅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精神生活中也被赋予家园故国的符号象征，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古代社会，开挖水井与造桥修路一样，不仅是一种带有公共性质的造福乡里行为，往往还是一种积善行德的善举，具有物质文化景观与精神文化景观的双重意义。例如，位于今塘湾镇东南角，黄浦江转弯处的一旧村宅口的一口古井。该井井栏高36厘米，口径25厘米，用青石凿成，八棱角形，外壁镌有55字铭文，记载了这是一口由一位佛教信徒为纪念亡妻，于南宋绍定五年五月（1232年）开凿的义井。该井早年已废，现井栏移至闵行区古藤园保存。二、名人景观：二陆[6]

上海无“崇冈峻岭”。大概在7000万年前的中生代后期，岩浆沿着今松江区西北部一条由东北到西南走向的断裂线涌出地面，经过风化腐蚀，形成数十座小山丘，其中特别著名的有九座。所谓“松之[7]山三十有二，而九峰特著”，但九峰的具体所指，各个时期略有不同。大致为：凤凰山、陆宝山、佘山（兰笋山）、辰山（神山、细林山）、薛山、机山、横山（横云山）、天马山（干山）、小昆山。正德《松江府志》称：“府境诸山皆自杭天目而来，累累然隐起平畴间。长谷以东，通波以西，望之如列宿排障；东南涵浸沧海，烟涛空[8]翠，亦各极其趣焉，而九峰之名特著，故首列之。”九峰生态环境优美，苍翠欲滴，历来为云间文人置业之首选，从而留下了诸多闻名遐迩的文化景观。明吴履震《五茸志逸》说：“吾松之山，机云以古贤为名。钟贾薛佘以居人姓为名，唯南干北干以山之形势为名，凤凰[9]天马以鸟兽为名。”关于九峰名称，素有“凤厍佘辰薛，机横天马昆”之谚。三泖位于九峰迤西。宋杨潜《云间志》曰：“泖有上、中、下之名”，又有团泖、大泖、长泖之称。大小不同，形态各异：“泖之狭者，尤且八十丈。”近山泾为下泖，也称园泖；近泖桥为上[10]泖，也称大泖。“自泖而上萦绕百余里曰长泖，此三泖之异也”。三泖气候宜人，景色澄明，为云间陆氏家族故里。干山（天马山）图三泖图资料来源：（清）嘉庆年间《松江府志》。

三国时期，东吴名将陆逊封华亭侯，在华亭建立庄园，随后数代世袭。湖泖及九峰一带成为陆氏所拥有的田园和家山，而九峰也因了陆氏的文功武略而成为名胜之区。东吴灭亡之后，陆机、陆云兄弟“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在华亭，兄弟俩潜心学问，十年磨砺，遂名重一方。然而，中国人常有为名所累者，亦有众多为名所害者。晋太康末年，陆机“负其才望”，抱着“志匡世难”的雄心，[11]携弟陆云入京都洛阳，从此开始了与他们期望相反的悲剧人生。晋太安二年（303年）陆机陷入一场王朝内部的纷争，被成都王司马颖所杀，弟陆云也同时被害。陆机、陆云以其文学成就享誉文坛，尤其是陆机，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陆”遇害后，人们感怀他们的遭际，为他们在横山一则建坟，与陆逊、陆瑁的坟靠在一起。后来为了纪念陆云，横山改为横云山。兄弟二人所生活过的地方，也成为纪念他们的场所，由此在九峰三泖出现了一些与“二陆”有关的文化景观。机山有平原村，因陆机曾任平原内史，故名。小昆山附近有二陆草堂，因陆机、陆云自小在此生活。此外，还有“陆机宅”“二陆读书处”等遗迹。其中陆机的故居（即陆机宅）吸引了无数文人前来寻访。北宋诗人唐询作《华亭十咏》，其中有咏《陆机宅》一首，王安石亦作《陆机宅》一首，其诗云：“故物一已尽，嗟此岁年深。野桃自著花，荒棘徒生箴。芊芊谷[12]水阳，郁郁昆山阴。俯仰但如昨，游者不可寻。”由此可见，陆机宅在宋时已经成为一处著名的文化景观，只是由于年代久远，故宅旧物已经荡然无存，空留下一段历史的记忆，不禁让人无限感慨。文化景观与文学的关系极深。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地域景观因文人的生活和文学活动而成为著名文化景观的历来不乏其例。陆机《吴趋行》有句云：“山泽多藏育，士风清且嘉。”孕育了才子陆机、陆云的云间九峰三泖，毫无悬念地成为文人墨客敬仰和神往之地。如此一来，九峰三泖也更多地成为了文人心目中的极具影响力的文化景观。三、名物景观：华亭鹤

华亭鹤被世人知晓，源于陆机的临刑悲歌：“欲闻华亭鹤唳，可[13]复得乎？”陆机、陆云自从离开华亭后，一直没有回去过。在生死关头，对家乡的刻骨怀念浓缩为一个象征性的景观——鹤。生不逢时的人生遭际、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似乎只有高贵圣洁的华亭鹤才能够承载。其实，自从离开华亭后，陆机对家乡的思念从来都没有停止。他在《赠从兄车骑诗》中写道：“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谁为心。豛髴谷水阳，婉娈昆山阴。营魄怀兹土，精爽若飞沉。寤寐靡安豫，愿言思所钦。感彼归途艰，使我怨慕深。安得忘[14]归草，言树背与襟。斯言岂虚作，思鸟有悲音。”他把自己比作“孤兽”“离鸟”，并深感归途艰难，便越发思念家乡“谷水”“昆山”，说到动情之处，不由得像鸟儿那样发出悲鸣的声音。

古代华亭，草丰水美，适合仙鹤驻足繁衍的湖沼湿地一望无际。据传，华亭鹤出于下沙。下沙，即今浦东新区下沙镇一带，该地又名鹤沙。据史书记载，鹤坡，一名鹤窠村，相传为东吴名将陆逊养鹤处。清代王韬《瀛鉌杂志》谓：“晋时，曾有白鹤一双自东海飞来，憩于鹤沙古柏，久乃生雏，相与冲霄而去。后百余年，复来二鹤徘徊村落间，或栖树杪，或宿坟园。村民聚观，则延颈长鸣，游行自若，其声嘹亮，远闻二十余里，羽毛似雪，朱顶黑尾，足高二尺余。数日后，逸翮凌霄，渺然烟灭。疑即前之雏鹤也。自后常有鹤至，故传为云间[15]之产。”如今，在浦东新区航头镇，仍流传着陆逊早年在鹤坡塘边逗鹤的生动传说。相邻的闵行区浦江镇，则建有纪念其孙陆机、陆云幼时“鹤坡塘畔观鹤怡游”的机云亭。据研究，我国的鹤类有丹顶鹤、白鹤、灰鹤、黑颈鹤、赤颈鹤等9种；华亭鹤（属丹顶鹤）乃名贵的[16]一族，它体态丰满，美妙动人，被誉为“仙种”。机云亭

陆机被害后，随着他的一声悲歌，华亭鹤声名鹊起。自此以后，鹤成为了文人对于华亭地域景观的想象。历代文学作品中，华亭与华亭鹤如影随形，人们提起华亭，便想到华亭鹤。吟咏华亭鹤时，便会提到华亭。北宋华亭人朱之纯的《三山亭诗》有注曰：“华亭每中秋[17]夜有仙鹤下，不多见也。”北宋初期，华亭鹤仍随处可见。梅尧臣[18]的《过华亭》写道：“晴云唳鹤几千只，隔水野梅三四株。”元代，华亭鹤唳仍时有所闻。元至元《嘉禾志》曰：华亭“出佳鱼莼菜，又多白鹤清唳。”凌岩的《九峰诗》有句云：“昨夜僧归钟鼓静，一[19]声鹤唳海天秋。”白鹤不仅被诗人看作高贵闲雅之鸟，更成为孤傲圣洁和特立独行之精神象征，而且在民间更被看作是吉祥之物，许多动人的传说流传至今。嘉定区南翔镇云翔寺据说与白鹤有关。云翔寺，初名“白鹤南翔寺”。后康熙赐额“云翔寺”，故改为云翔寺。宋龚明之《中吴纪闻》最早记载了“白鹤南翔”的传说：“昆山县临江乡，有南翔寺。初，寺基出片石，方径丈余，常有二白鹤飞集其上，人皆以为异。有僧号齐法师者，谓此地可立伽蓝，即鸠财募众，不日而成，因聚其徒居焉。二鹤之飞，或自东来，必有东人施其财；自西来，则施者亦自西至。其它皆随方而应，无华亭鹤一不验。久之，鹤去不返。僧号泣甚切，忽于石上得一诗，云：‘白鹤南翔去不归，惟留真迹在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绝薰修享二时。’因名其寺曰‘南翔’。寺之西又[20]有村名‘白鹤’。”后来编纂的《嘉定县志》、《南翔镇志》都沿用了这个记载。至今，上海地区仍保留很多带有“鹤”字的地名和景观，如白鹤镇、鹤沙（即下沙镇），鹤坡路、鹤祥路、鹤鸣楼（位于川沙镇川沙公园内），等等。松江府还有中秋赏月观鹤的传统，上海各市镇亦多有此习俗。嘉庆年间《松江府志》载：“中秋食月饼，登楼台，[21]赏月观鹤。”

源于晋代陆机“华亭鹤唳”的典故，历代演绎出无数可供人们观赏凭吊与怀念的文化景观。其景观意义早已突破了具象的物质文化景观意义，进入了精神领域。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上海市镇景观形态，还处在一个朦胧的形成过程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还仅仅是一些单体的景观形态，这些单体景观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密切相关，还没有出现清晰的景观构建意识。[1]吴必虎、刘筱娟：《中国景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2]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87年上海青浦县崧泽遗址的发掘》，《考古》1992年第3期。[3]周丽娟：《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与水井的发掘》，《东南文化》2003年第11期。[4]诸葛漪：《广富林：上海考古发掘之最》，《解放日报》2012年5月22日。[5]（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6]（宋）杨潜：《绍熙云间志·山》，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7]（明）崇祯年间《松江府志·山》。[8]（明）正德年间《松江府志·山》。[9]（明）吴履震：《五茸志逸》卷六，《上海史料丛编》，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1961年编。[10]（宋）杨潜：《绍熙云间志·三泖》，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1]（唐）房玄龄等：《晋书·陆机》，中华书局1974年版。[12]（宋）杨潜：《绍熙云间志·华亭十咏》，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3]（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尤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14]（宋）杨潜：《绍熙云间志·华亭十咏》，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5]（清）王韬：《瀛鉌杂志》卷一，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6]朱少伟：《“仙鹤之乡”知几多》，《新民晚报》2011年1月23日。[17]（清）嘉庆年间《松江府志·疆域志五·风俗》引。[18]（宋）杨潜：《绍熙云间志·华亭十咏》，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著：《松江县志·九峰三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0]（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南翔寺》，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21]（清）嘉庆年间《松江府志·疆域志五·风俗》。

第二节　华亭百咏：市镇景观构造的初兴阶段

上海滨江临海，湖泊纵横，西部有九峰三泖之奇，北部有吴淞江之胜。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文化景观。一、水域景观：沪渎三泖

唐宋时期，上海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市镇景观被不少迁客文人传诵吟咏。唐代，吴淞江成为最能引发诗人审美情感的自然景观。诗人刘长卿漫游江南，路过吴淞江畔时曾写下《松江独宿》一诗，其中[1]有句云：“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刘禹锡在苏州任刺史时，华亭县属其管辖的地区，曾写过《松江送处州奚使君》一诗，有两句是[2]这样写的：“江草带烟暮，海云含雨秋。”白居易与陆龟蒙相知甚深，陆龟蒙隐居松江时，白居易曾来此探访，在观看捕鱼时情不自禁地写下了《松江观鱼》一诗：“震泽平芜岸，松江落叶波。在宫常梦想，为客始经过。水面排罾网，船头簇绮罗。朝盘鲙红鲤，夜烛舞青娥。雁断知风急，湖平见月多。繁弦与促管，不解和渔歌。”皮日休与陆龟蒙交谊深厚，相互唱和，他在《沪渎》一诗中写道：“全吴临[3]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沪渎”正是上海最早的代名词之一。在唐代诗人的眼里，吴淞江无疑是上海地区最具特征的地域景观。

宋代起，上海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被更多人欣赏，其中三泖九峰被来此为官任职、游历访客的文人反复吟咏。宋代的唐询、王安石、许尚、林景熙等著名诗人都留下了赞美三泖九峰的诗文。峰泖之间，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十分丰富。有很多著名的泉、溪、洞、壁等，还有很多名人的旧址遗迹和大量的宗教建筑。元代陶宗仪曾赞之为“世外桃源”。明代董其昌更有“九点芙蓉堕淼茫”的生动描绘。历代文人游憩于此，留下了很多题咏峰泖的诗篇和画卷。二、水乡景观：渔家灯火

上海渔业文化历史悠久。《史记·货殖列传》对江南地区描述道：[4]“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所谓“火耕而水耨”，又[5]称为“疁”。《说文解字》释“疁”，谓“烧种也”。考小戴《礼记·月令篇》，疁为：“季夏之月……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6]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疆土。”今嘉定全境，上海市区、松江、青浦等区北境以及昆山、太仓，在秦时曾置为疁县，显然是疁田最集中之所在，因此这些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在小农经济的状态下，自给自足，遂至“不待贾而足”。

古代上海居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来源除了疁田之外，渔业捕捞是其另外的一个来源。上海又称沪，史书中多次提到“沪渎”、“沪渎口”、“沪渎垒”这样的名词。《舆地志》曰：“扈，业者滨海渔捕之名，插竹列于海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即没，潮落即出，鱼随潮碍竹不得出，名之曰扈。”“扈”通“沪”。关于“沪渎”的方位，《梁简文帝吴郡石像碑》有云：“松江（即吴淞江，在上海市区段就是今天的苏州河）之下，号曰沪渎。”《绍熙云间志》曰：“松江[7]东泻海曰沪海，亦谓之沪渎。”因此“沪渎”则是指“松江出海一段”。沪渎一带渔业资源非常丰富。

由于濒江临海，且境内湖港沟汊纵横，古代上海人民以渔业为生者不在少数，同时兼营渔业者也不少。正德年间《华亭县志》云：“滨海之地，业渔者多于耕人。”在渔业捕捞地区形成了相应的渔业生产方式和生产习俗。渔具是捕鱼不可缺少的工具。据该志记载：“今渔于海者有簰网，有蒲网，渔于江浦者有注网，有丝网、塘网，[8]编竹断港曰断，不出水者曰横帘。”其实，早在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就写下了十五首《渔具诗》，分别吟咏十五种捕鱼工具。可见唐代华亭地区渔业很发达，渔业景观丰富。陆龟蒙是唐朝时江苏吴江人，字鲁望，别号天随子、江湖散人、甫里先生，不仅是文学家，还是农学家，曾任湖州、苏州刺史幕僚，后隐居松江甫里，写有大量反映农业、渔业生产生活的散文和诗歌。陆龟蒙诗中所记载的渔具，不少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宋代，流寓或来到华亭观光游览的文人更多了。唐询、梅尧臣、林景熙、苏轼、张先、王安石、王禹翶、范仲淹、陆游、吴文英等都先后来过华亭，唐询担任过华亭知县。他们都留下了赞美上海地区风光的诗文。当然，在北宋初期，受到诗人更多关注的还是带有浓厚自然色彩的景观，但其中也不乏人文关怀。比如，具有水乡风情的渔业景观令他们很感兴趣。梅尧臣到青龙江边观潮，写下传世名篇《青龙海上观潮》，有句云：“无情之水谁可凭？将作寻常自轻入。何时更看弄潮儿，头戴火盆来就湿。”写出了海潮的壮观、渔业的兴盛以及渔民的艰辛。

渔家、灯火、扁舟、芦竹、秋风、江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如诗如画，这让诗人们十分感动，并加以如实地描写。范仲淹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司马光的《松江》：“秋风索索沿江起，棹过烟波十余里。长芦瘦竹映渔家，灯火渺茫寒照水。”吴淞江一带不仅风光旖旎，同时更富人情美。陆游经过今青浦区赵屯时，写下了《雨泊赵屯有感》一诗：“归燕羁鸿共断魂，荻花枫叶泊孤村。风吹暗浪重添缆，雨送新寒半掩门。鱼市人烟横惨淡，龙祠萧鼓闹黄昏。此身且健无余恨，行路虽难莫更[9]论。”虽行路艰难，羁游在外，但市镇上龙祠萧鼓、鱼市人烟等景观还是深深地吸引了他。渔家灯火为最具典型意义的水乡人文景观。元末，陶宗仪隐居松江泗泾镇，熟悉周边环境，对渔民生活更有切身的感受。在他的《南村诗集》中，有许多反映水乡景观的诗句。《南村杂赋》其一：“晚风溪艇钓，春雨石田耕。”其五：“道狭循墟曲，桥低与岸平。风前松子落，[10]雨后竹姑生。”小溪垂钓、田园乐耕，竹林围绕，河港纵横。水乡生态环境优美。更是描绘出了一幅渔家生活的自然景象。松子、竹姑、鱼虾，笋蕨等，物产丰富，清新可爱，而《题落花游鱼》一诗则更具色彩美：“蒲抽翡翠茸茸，花市镇人家渔船落胭脂片片。晓来戏唼游鱼，雨霁绿波资料来源：王宏刚主编：《民俗[11]上海·金山卷》，上海文化出版社如练。”像翡翠绿茸茸的蒲柳，似胭脂2007年版。红艳艳的桃花。清晨戏看鱼儿嬉戏，雨后初晴，河水缓缓流淌不息。风光旖旎，赏心悦目。陶宗仪的好友邵亨贞在《贞溪初夏（六首）》中对于乡村小镇景观更有生动的描绘。其一云：“雨后深林竹笋肥，渡头风急柳花飞。柴门不掩绿阴静，人在闲窗试苎衣。”其六云：“巷巷缲车桑茧熟，村村社鼓野神来。鹁[12]鸠声向树阴里，花下柴扉昼不开。”前两句写村镇景观，后两句写田园风光。家家缫车声响，村村社鼓咚咚，迎神、赛神不亦乐乎。伴随着这热闹景象的是大自然的宁静、安详，只有鸟儿躲在树荫里鸣叫。那时的小镇，人与自然十分和谐。这样安宁的环境也许正是吸引陶宗仪来此定居的原因吧！三、系列景观：从《华亭十咏》到《华亭百咏》

由唐入宋，松江地区自然和人文景观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引起了在此任职的诗人唐询的关注，在任期间写下了《华亭十咏》，引发了梅尧臣、韩维和王安石相继唱和，后世附和者也很多。古迹、诗文、名士相得益彰，对华亭文学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唐询（1005—1064年），字彦猷，钱塘人。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赐进士及第。曾在苏州、湖州、杭州等地任知府，后进翰林侍读学士，累迁至右谏议大夫。他在《华亭十咏》序中，说明了写作之原由：华亭本吴之故地，昔附于姑苏，佩带江湖，南濒大海，观望之美焉。历吴晋间名卿继出，风流文物相传不泯，闾里所记遂为故事。景祐初元八月，予被诏为县。至部且一年，而囹圄多囚，系簿书婴，期会蠠没，朝夕精疲意殆，凡山川风物在境内者，未尝一日而讲求焉。粤今秋，邑人有讼古泖湖者，持旧图经诣庭以自直，因得而究之。凡经所记土地人物、神祠坟垄，所言甚详。行部之余，辄至其地，因里人而咨焉，多得其真。代异时移，喟然兴叹。即采其尤著者为十咏，皆因事纪实，按图可见，将以志昔人之不朽，诚[13]旧俗之所传云尔。

按照序中所述，当地人向唐询推荐的华亭名胜古迹远不止这些，唐询只是“采其尤著者”而咏之，并且强调了这所咏之景皆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景观，而绝非空穴来风，或文学虚构。《华亭十咏》兹录于下：顾亭林平林标大道，曾是野王居。旧里风烟变，荒原草树疏。湖波空上下，里闬已丘墟。往事将谁语，凄凉六代余。寒穴绝顶干云峻，寒泉与穴平。还同帝台味，不学陇头声。夜雨遥源涨，秋风颢气清。谁云蔗浆美，才可析朝酲。吴王猎场昔在全吴日，从禽耀甲戈。百车尝载羽，一目旧张罗。地变柔桑在，原荒蔓草多。思人无复见，落日下山坡。柘湖世历亡秦远，湖连大海濒。柘山标观望，玉女见威神。渺渺旁无地，滔滔孰问津。何年化鱼鳖，仿佛历阳人。秦始皇驰道秦德衰千祀，江滨道不修。相傅大堤在，曾是翠华游。玉趾如将见，金椎岂复留。怅然寻旧迹，蔓草蔽荒丘。陆琩养渔池代异人亡久，誘池即旧居。未移当日地，无复故时鱼。蒲藻依稀在，风波浩荡余。水滨如可问，一为访庭除。华亭谷深谷弥千里，松陵北合流。岸平迷昼夜，人至竞方舟。照月方诸泣，迎风弱荇浮。平波无限远，极目涨清湫。陆机宅旧谍傅遗趾，悠然历祀深。人无令威至，门异下絡箴。谷水当年溜，昆山昔日阴。鲁堂那复见，丝竹若为寻。昆山昔有人如玉，兹山得美名。岩扃锁积翠，谷水断余声。乔木今无在，高台久已倾。如何嵩岳什，独咏甫侯生。三女岗淑女云亡久，哀丘尚著名。九原谁可作，千载或如生。青骨何时化，荒榛此地平。空余图谍在，不复启佳城。

其中，有的是名人旧迹，有的是历史遗迹，有的是神话传说，有的是自然景观。但是这些景观到北宋时期大多已经湮没荒芜。《华亭十咏》保存了上海的历史文化记忆，后人正是通过《华亭十咏》了解到古代华亭地区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故实，从而实现了诗人以诗纪实、以诗传史的目的。《华亭十咏》写成后，引发了梅尧臣、韩维、王安石的唱和，他们分别写成了《依韵和唐彦猷华亭十咏》、《和彦猷在华亭赋十题依韵》和《次韵唐彦猷华亭十咏》。诗中对华亭的优美风光和深厚历史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追忆和赞美。小昆山镇二陆草堂《华亭十咏》所咏虽非市镇景观，但其景观意义却非常深远。北宋年间，华亭地区早已不是“火耕水耨”的时代，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过吴越争霸；生活过名满天下的陆氏、顾氏家族，甚至传说秦始皇来到过这里。海边大金山上有著名的寒穴泉景观，风景优美；华亭谷里，湖水烟波浩渺，神秘莫测。北宋的华亭，人文景观越来越丰富，但大多只是口口相传，或是“旧图经”式民间记录而已，既缺乏系统性整理，也缺乏名人效应，影响力十分有限。《华亭十咏》首开上海地区系列景观描写的先例，为后世文化景观构建奠定了基础，因此《华亭十咏》的景观建构意义不仅仅是史事纪实，而是对地区文化景观的主动建构。

至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距唐询作《华亭十咏》又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里，随着南宋朝廷的南下，华亭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市镇初兴，民居建筑、佛教寺观、私人园林等文化景观增多。华亭人对家乡文化的自豪感增加，因此继《华亭十咏》之后，华亭人许尚作《华亭百咏》，引起极大反响，华亭名胜古迹广为人知，后世附会者甚多。《四库全书》提要曰：《华亭百咏》一卷，宋许尚撰。尚自号和光老人，华亭人。其始末无考。是编作于淳熙间，取华亭古迹，每一事为一绝句，题下各为注。……至于一地之景，衍成百首，则数首以后，语意略同，亦固其所。……然格意虽多复衍，而措词修洁，尚不失为雅音。所注虽简略，而其时在今五六百年之前，旧迹犹未全湮。方隅之所在，名目之所由，亦尚足备志乘之参考。在诗家，则无异于众人。在舆记之中，则视后来支离附会者胜之多矣。《华亭百咏》“于一地之景，衍成百首”。广泛涉及了华亭境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而且市镇景观大量进入华亭景观系统。需要说明的是，《华亭百咏》虽名为“百咏”，实则仅有85首诗。在所咏85景中，前41景为府治以外的地域景观。其中有名人景观：顾亭林、顾府君宅、陆机茸、陆机宅、秦皇驰道、征北将军墓、集贤里、莲巢、孔宅、崧宅、三女冈等；有地理景观：金山、寒穴泉、华亭谷、柘湖、唳鹤湖、昆山、谷水、凤凰山、陆宝山、佘山、白龙洞、淀山、俞塘、鹤坡、砂冈、沪渎、御史泾、金山城、前京城等；有宗教景观：东庵异迹、安公像、秦女祠、秀道者塔、灵峰庵、芥子庵、三姑庙等；有民间传说景观：石鱼、鬼书、八角井等；还有船商频繁往来的苏州洋。对“苏州洋”，许尚的是这样描写的：“已出天池外，狂澜尚尔髙。蛮商识吴路，岁入几千艘。”由此可知，南宋时期，华亭已是贸易十分频繁的地区。从第42首诗起，许尚重点记录了华亭县治所在地的市镇景观。其中有厅堂园林景观：东堂、思齐堂、月榭、濯缨亭、小隐园等；有宗教景观：石幢、普照寺、弥陀阁、罗汉院、福顺庙、西庵、毗卢庵、东寺、证觉院、栖真庵、南庵、姜庵、三洞庵、冰檗庵、圆珠庵、净居院、东岳行祠等；有民间信仰景观：姚将军庙、东岳行祠、道院、显忠庙、陆四公庙等；有桥梁景观：震桥、望仙桥、丁公桥、湖桥等；有生态景观：陆瑁养鱼池、西林、小湖、唳鹤滩、泳波亭、湖光亭、柳园等；有市政建设景观：云间馆（邮亭）、风月台（旧市舶司）等；有民间传说景观：白龙潭、石兽、异木，有早期集市景观：赵店等。孔宅图资料来源：（清）光绪年间《青浦县志》。

从《华亭百咏》所描述的景观中，我们看到了南宋时期华亭镇的市镇景观已经比较丰富了。从中我们最起码可以发现如下几点信息：首先，顾亭林、陆机宅、秦皇驰道等景观说明了华亭镇人文景观从魏晋起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随后，有唐代石幢、普照寺等景观。其次，云间馆、风月台的存在表明，南宋时期华亭镇已经有了比较完备的市镇设施。再次，苏州洋、赵店、异木等景观说明，华亭商贸往来频繁。《赵店》诗曰：“日日黄尘路，喧豗涨市声。神灵自安此，不欲变名称。”《异木》一诗有些神话传说的色彩：“蟠根知永远，曲干耸蛟虬。闽贾蒙私庇，年年此荐羞。”诗前注曰：“旧传商人尝夜梦有人自云：吾土地神也，能祭我，令汝宜商。岁商人夜半祭之，往往获其阴助。”说明市镇最主要的功能，即经济贸易功能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南宋时期，华亭地区宗教信仰文化景观最为丰富，在许尚所咏85景中，宗教信仰景观占有四分之一，说明了上海地区的宗教文化影响民众生活的情况。佛教大致在三国时期进入上海地区，其后缓慢发展至唐代，逐渐深入民间，并在民众精神领域产生影响。比如，华亭唐代经幢就与佛教传说有关。这是目前我国现存晚唐时期的最高大的经幢。唐天宝十年（751年）设华亭县时，其辖区广至昆山南境、嘉兴东境、海盐北境的广大地域。经幢即“唐之置县，因有城矣”的主要建筑标志，也是佛教文化兴盛的实物见证。经幢建造缘起，还与一段民间传说有关。据说华亭县望云桥之南，有泉涌出，说是海眼，于是老百姓商议，在此建造经幢镇之其上，后果然不再有泉涌出。集市得以正常贸易，老百姓也得以正常生活。许尚诗曰：“矻立应千载，传因海眼成。蓬莱水清浅，曾不见欹倾。”经幢的主体是八角形的幢身，分托座、束腰、华盖、腰檐等形式。现存21级，高9.3米。分上下两段，上段高1.77米，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并序和题记，下段高0.36米，镌刻捐款者姓名。经幢上的精美雕刻极具观赏价值，逐层欣[14]赏，美不胜收。这座唐代建造的石经幢早已超出了宗教含义，成为市镇的标志性景观。四、园林景观：馆亭园苑

北宋后期，上海地区清幽僻静的自然环境开始吸引江浙两地的文人前来筑室隐居。为了表示自己清高、脱俗，不与官场同流合污的品格，文人往往将自己的隐居之所命名为“亭”“草堂”。在上海历史上最早出现而又比较有名气的当属北宋名士李行中在青龙江畔构筑的醉眠亭。李行中，字无悔，号醉眠。湖州人，徙居松江，高尚不仕，以诗酒自娱，筑室青龙江上，苏轼题为“醉眠”。时人吟咏与后世凭吊者甚多。李行中本人写有《醉眠亭》一首：“檐低槛曲莫嫌隘，地僻草深宜昼眠。代枕莫凭溪上石，当帘时借屋头烟。倦游拂壁画山径，贪醉解衣还酒钱。一水近通西浦路，客来犹可棹渔船。”虽然檐槛低曲，地处荒凉，但他以石代枕，以炊烟为帘，坦然处之。近处有一小溪直通外界，客人撑着渔船可来造访。虽置身世外，但与当时文人名士保持密切联系。苏轼写有《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绝》，其中之一曰：“已向闲中作地仙，更于酒里得天全。从教世路风波恶，贺监偏工水底眠。”湖州乌程人陈舜俞因不满官场黑暗，曾几度弃官归田，隐居枫泾镇白牛村，号白牛居士。他造访醉眠亭后，写有《醉眠亭》一诗：“酒胆长轻六印腰，醉中一枕敌千朝。兴亡貌比荣枯柳，聚散看同旦暮潮。酣法本应尘外有，醒魂徒向水边招。已闻佳士过从约，不似江[15]东返去桡。”与苏轼所咏醉眠亭价值取向不同，苏轼只是客观描绘，而陈舜俞却是有所寄托。此外，苏辙、秦观、张先等名士皆有吟咏。后世元末的郭翼、明初的袁凯都曾写诗追怀。因而，醉眠亭成为上海地区早期的文学景观之一。

醉眠亭作为地球表面的人工构造物，拥有文化景观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但由于它与文学关系密切，所以又是一个典型的文学景观。所谓文学景观，“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16]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华亭十咏》中所咏十景应是上海地区早期文学景观。

上海地区地处吴越之间的长江三角洲前沿，为新生陆地，其历史发展进程稍晚于苏杭。相比苏杭，其早期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其差距至南宋时开始缩小。随着南宋朝廷南下，大量北方人士移居当时的华亭地区，或者长期居留，其中不乏世家大族、文化精英、能工巧匠，从而为华亭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为上海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注入了活力。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经济增长较快，人们在有了一定经济积累之后，开始构筑亭馆林苑，追求精神享受。仅宋《绍熙云间志》记载的馆亭就有芳兰堂、思齐堂、东堂、招鹤亭、尽心堂、思堂、栖鸾、公余风月、折桂阁、梦燕堂、西亭、逃禅、敬斋、梅馆、风月堂、湖光亭、亦足堂、云间馆、濯缨亭、谷阳亭等20

[17]处。这些文化景观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宋时期上海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本状况。

至元代，随着大批文化精英的集聚，此时松江地区人文景观大为增多。明代著名学者陆深说：“在胜国时，浙西人士沿季宋晏安之习，务以亭馆相高，而吾松尤号乐土，四方名硕咸指为避隐托足之区，故[18]衣冠文献为江南冠。”在陆深看来，起码在物质景观的层面上，松江文化与苏州文化、杭州文化的差距不仅正在逐渐缩小，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松江地区的一些著名的市镇文化景观已经名冠江南。正如明代文学家何良俊说：“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与苏州并称，虽富繁亦不减于苏。胜国时，在青龙则有任水监家，小贞有曹云西家，下沙有翟霆发家，张堰有杨竹西家，陶宅有陶与权家，吕巷有吕璜溪家，[19]祥泽有张家，干巷又有一侯家。”所谓“家”，即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大家族，而且他们大都拥有相当规模的私家园林。私家园林的出现和增多，不仅为市镇景观增添了亮丽的风景，同时由于文人的游览和观赏品题，促使园林所处之地的市镇名气也越来越响。比如，陶宅镇上有“陶溪八景”，这八景是：西湖晓色、南园霁景、道院幽栖、园桥纵步、东庵华表、北宅故墟、镇鼓更楼、市港渔灯。园林、湖光、虹桥、寺庵、民宅、钟楼、渔歌，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市镇胜景图。令人十分向往。

元代不仅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上海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华亭县建于唐天宝十年（751年）。随着华亭地区经济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华亭县为府，次年改称松江府，下辖华亭县。元代重视海外贸易，上海港地位不断提升，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上海县。何良俊说：“我松文物之盛，莫甚于元。浙西诸郡皆为战场，而我松僻，峰泖之间以及海上，皆可[20]避兵。故四方名流，荟萃于此，熏陶渐染之功为多。”元末，陶宗仪、杨维桢、张翥、贡师泰、王逢、倪瓒、钱惟善、赵孟瞓等名士汇聚于此，有的长期隐居，有的往来频繁，有的任职当地。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元末避兵华亭，后隐居泗泾镇，筑南村草堂，与当时华亭著名文人袁凯、邵亨贞、孙道明等过从甚密，著有《南村辍耕录》《说郛》《南村诗集》《沧浪棹歌》等，并作《南村十咏》流传于世。南村十景为：竹主居、蕉园、来青轩、闿杨楼、罗姑祠、蓼花庵、鹤台、渔隐、螺室。多为清幽小镇、园林第宅景观。松江超果寺建于唐代，寺中有大士像。陶宗仪曾登临此寺，写有《登超果寺一览楼次林泉民韵》一诗：“层楼明敞奠松关，万里苍茫指顾间。地络泖茸罗梵塔，天低溟渤献神仙。宝陀像设金千镒，瑞井光涵[21]玉一环。倚遍栏干吟未了，伽陵风细韵绵蛮。”著名书画家赵孟瞓经常来往松江，留有许多诗文。写有《谒青龙文庙》二首，其一曰：“镇市近东海，人烟迷远郊。前朝有胜迹，遗碣在荒茅。民识青龙舰，[22]树倾黄鹤巢。祟台近仙路，拟寻王可交。”这一时期，无论是来此隐居的文豪大家，还是本乡本土的文人学者都创作了大量表现松江地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诗文作品。[1]《全唐诗》卷一百四十八，中华书局1960年版。[2]《全唐诗》卷三百五十八，中华书局1960年版。[3]上海市青浦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浦县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4]（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5]《说文解字》卷一三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6]孙希旦：《礼记集解·月令》，中华书局1989年版。[7]（宋）杨潜：《绍熙云间志·水》，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8]（明）正德年间《华亭县志·风俗》。[9]上海市青浦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浦县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0]（元）陶宗仪：《南村诗集·南村杂赋》，《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11]（元）陶宗仪：《南村诗集·题落花游鱼》，《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12]（清）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明代三十四，甲集第十六。[13]（宋）杨潜：《绍熙云间志·华亭十咏》，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4]吴贵芳主编：《上海风物志》，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15]（宋）杨潜：《绍熙云间志·华亭十咏》，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6]曾大兴：《文学景观研究》，《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17]（宋）杨潜：《绍熙云间志·亭馆》，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8]（明）陆深：《跋东园遗诗二首》，《俨山集·题跋四》，《钦定四库全书》本。[19]（明）何良俊：《四有斋丛说·史第二》，中华书局1997年版。[20]（明）崇祯年间《松江府志·风俗》。[21]（元）陶宗仪：《南村诗集·登超果寺一览楼次林泉民韵》，《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22]上海市青浦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浦县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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