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骅,张斌礼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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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文化试读：
前言
如果说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摇篮，那么摇篮中的宝贝就是渭河；如果说华夏民族的历史是一本大书，
那么，渭河就是这本大书的前半部分。
渭河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我国古代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记载：“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玉。渭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其中多鳋鱼，其状如鳣鱼，动则其邑有大兵。”“河”是古人对黄河的简称。晚些时候，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名著《尚书》记曰：“导渭自鸟鼠同穴。”鸟鼠同穴即鸟鼠山。渭河接纳众多支流后浩浩荡荡地注入黄河，从西向东，直至大海，在中国的中部形成一条轴线，这条轴便是中华的文化之轴。
渭河不仅为生活在这片流域的人们带来了珍贵的水资源，而且为华夏民族孕育了丰富的文化财富。远古的风从她身上吹过，远古的人们从她身边走过。渭河在哺育沿岸人民的同时，也孕育了丰富灿烂的华夏文化。从洪荒远古起，悠悠的渭河水就缓缓地流淌着。在渭河的岸边，巍峨的秦岭山脉连绵蜿蜒，华夏民族早期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渭河是华夏始祖炎帝的诞生地和周、秦、汉、唐的发祥地，孕育了中华文明的“花样年华”。渭河平原孕育了灿烂的先秦文化和辉煌的大唐盛世，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有一千多年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渭河历史悠远、内容丰富。渭河所孕育的历史文化永载史册，华夏民族的历史从这里开始，她是一条历史的河流，一条文化的河流，一条思想的河流！就是这条河流为华夏民族打开了一部史书，她像一张网把渭河流域古老而灿烂的文化串在了一起，构成了渭河文化的重要部分。
这本书是为普通读者编的通俗读物。我们只是在前人提供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剪裁、编排，用流畅、通俗的文字和形式向读者介绍渭河的文化历史，同时也使用了许多现成的文字，因为它是一本通俗读物，所以无法一一标出原文，只能在这里向被引用作品的作者、译者致谢并道歉。编者2015年5月8日第一章舟楫之利——渭河流域的水运文化
第一节 渭河流域的航运文化第二节 渭河流域的漕运文化第三节 渭河流域的船舶文化
河流是人类文化的摇篮。水上运输一直是古代渭河流域运输的中流砥柱和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建都于渭河流域各个王朝政治的重要基础。始于秦汉时期的漕运制度，为建都于渭河流域的历代大小封建朝廷和军队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是各个朝代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几千年的渭河航运和漕运文化是周秦汉唐以及其他对中国历史进程发挥重要作用的封建王朝的重要政治基础。几千年来，渭河流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较快的地方，基本上都在渭河沿岸。航运主要保障王朝的物资调运，而漕运则保障了各地物资的储存，船舶是这二者之间的关键，没有船舶，漕运和航运就不可能存在。渭河航运和漕运形成了渭河流域独具特色的水运文化。第一节 渭河流域的航运文化
渭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远在史前期的新石器时代，渭河沿流便有舟楫这一水上运输工具。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船形器、宝鸡北首岭文化遗址出土的船形陶壶便是渭河流域航运历史的佐证。夏、商、周时期，渭河沿岸的人们便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夏朝时，渭河沿岸的舟船使用相当普遍，如夏禹治水，疏决梁山、开凿龙门时，曾“陆行乘车，水行乘船”。商朝末期，周文王娶有莘氏之女时，曾“亲迎于渭，造舟为梁”。即在渭河中游建造舟桥，供人过往。舟桥是以大型木船作桥脚，上铺木板而成的浮桥，说明商末周初在渭河境内居住的先民，已具有相当的造船能力和较高的技艺水平。
周武王伐纣的时候能将大量的兵卒车马运过黄河，充分说明周人造船技艺的高超和驾船技术的娴熟。春秋时期，居于陇山沿侧的秦人为攻戎救周，曾在汧水中利用“舫舟”转运军事物资。公元前647年—公元前646年，渭河流域东部的晋国发生饥荒，向建都于渭河之滨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的秦穆公求助。秦穆公慨然允诺输粟于晋，“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于是，我们可以想象一幅壮观的景象：在渭河、黄河、汾河这一千里漫长的水运线上，舟船相继不断，仿佛进行一次战役。《左传》把这场在渭河航运史上蔚为壮观的航运行动称为“泛舟之役”。这在渭河乃至中国水运史上是一次规模浩大的航运活动，充分显示了定居于渭河流域的秦人有规模化的远航能力。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在记述天下水道时，曾说梁州贡赋可利用嘉陵江、汉江，转褒水，再经一段陆运，又利用斜水转入渭河、黄河达于夏朝的都城。荆州的贡赋，可利用汉江、丹江，再经过陆运转入洛河后入于黄河，亦至夏朝都城安邑。秦、西汉、隋、唐等统一的封建王朝在渭河流域建都，大举航运粮食、贡赋，使渭河水运业断断续续鼎盛数百年。五代以后，国都东移，渭河平原虽然再没有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但军事和救灾物资的水运陆转仍持续不断。特别是商运和民运，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以后。一、渭河的航运兴衰西汉、隋、唐时期，渭河漕运曾起过支持都城长安政治稳定、军需供应充实、商业经济兴旺发展的柱梁作用。渭河、黄河、汾河航线，开辟运用甚早，对秦、晋两地起着经济互补作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都于渭河之滨的咸阳，而经济中心却是在济水流域的陶，两地相隔遥远。咸阳所在地的渭河平原，古代虽被誉为“陆海”和“天府之国”，但这个平原毕竟狭小，能容纳的人口有限。咸阳立为全国的都城后，人口急剧增加，就容易发生粮食不足的恐慌。战国时秦国依赖巴、蜀的接济，但巴、蜀栈道艰险，运粮不易。秦始皇灭六国后，利用渭河、黄河、济水或鸿沟这条水路，在政治、军事上有了保障，便转由关东向渭河平原运送粮食。西汉对于渭河航运的利用，始于楚、汉战争时期，刘邦军事集团充分利用渭河、黄河水道航运的便利，在萧何的主持下，兵员和物资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终于在垓下击败项羽。萧何以“常从渭河平原遣军补其处”，“转漕渭河平原，给食不乏”而功列第一，被刘邦“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建都渭河中游的长安，长期停滞的渭河航运又逐渐兴盛。隋朝初年，隋文帝即注意到东方航运的恢复。广通渠开成以后在航运上产生很大效能，解决了隋王朝京师一带缺粮的威胁。隋炀帝移都洛阳，不再向长安运送粮食，渭河的航运功能逐渐减弱。唐朝建都长安以后，没有从关东各地大量运送粮食，然而到了唐高宗时期，渭河平原发生大饥荒，粮食严重匮乏，皇帝才按照监察御史王师顺的建议，通过渭河、黄河漕运河东的粮食以救渭河平原饥馑。当时还在东渭桥头设置渭桥仓存储运来的粮食。但此次航运并未成为经常之制。这是因为唐高宗时期的渭河水运路途艰险，粮食损耗大。唐中宗时代，京师农业歉收，粮食不够吃，有人建议朝廷迁到洛阳“就食”。唐中宗说：“岂有逐粮天子耶！”于是他采取加强人力财力，疏浚河道、增选粮船、沿途设仓、派重要官员负责等办法，解决粮食危机。
此后，渭河平原粮食经常供应不足，唐朝政府为暂时解决缺粮困难，皇帝常率百官就食洛阳，据统计，高宗“巡幸”洛阳共达7次，玄宗时也有5次。当时的渭河航运有两大困难：一是三门峡险阻，从洛口到陕州须用陆运；二是渭河水量不足，水浅沙多，航船难进。对解决这一难题，第一次提出具体办法的是唐玄宗，他责令宰相裴耀卿具体负责。裴耀卿在开元十八年（730年）就曾“条上漕事便宜”，建议“节级转运法”，不过，玄宗当时未予重视。裴耀卿因请罢陆运旧法，另建一套航运的办法。新办法把渭河航程分为三段：河口一段，三门峡附近一段，三门峡以西一段。洛口以东为水运，置仓河口，东南航舟至此输粟于仓，另由官家雇换舟船分入河、洛。三门峡东、西侧也分别置仓，中间采取陆运。自河口至此，先将谷粟输到东仓，然后凿山路18里，再陆运西仓，以避三门之险，三门以西采取船运。这个节级转运法切实可行，唐玄宗采纳这个建议后，“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于是，玄宗下诏自洛阳西返，以后就长期住在长安，不再为吃的问题而奔波于东、西两地间。渭河中上游的秦岭、陇山一带，在唐、宋时期林木茂密，竹子遍布于山上山下，汉唐时期长安的建筑用材均采自秦岭和陇山。特别是陇山的松木高大端直，为宫殿建筑的上等用材。《宋史·地理志》记载：“渭水路有……林木之饶。”《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宋在渭河路“岁获大木万章以给京师”。金朝移都汴梁后，亦是如此。北宋初年，在渭河上游的“秦凤路”设置采造务，大量砍伐林木东运。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并州寿阳人高防出任秦州知州，“州西北夕阳镇连山谷多大木，夏人利之。防议建采造务，辟地数百里，筑堡要地，自渭而北，夏人有之；自渭而南，秦州有之。募卒三百，岁获大木万章”。高防主持采伐的木材，均联成木筏，浮渭入河，派专人押运至汴梁供官用。高防在秦州西北大量砍伐木材，损害了土著居民的利益，出现民族冲突，引起宋太祖关注，遂改派吴延祚为节度使取代高防，并下诏书抚慰夏族酋帅。采运木材活动也因而停止。宋朝停止在渭河上游采运木材后，汴京木材供应立即感到短缺，遂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四月，“以客省使张平为盐铁使，平初以右班殿直，市木秦、陇。平悉究利弊，更立新制，建都木务。计水陆之费，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达河，历砥柱，以集于京师。期岁之间，良材山集”，这是北宋初年渭河水道第二次出现的木材运输高潮。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温仲舒为秦州知州，在大洛门砦、小洛门砦一带砍伐林木，浮渭而下，供应京师，“二砦后为内地，岁获巨木之利”。宋真宗时候，秦州知州张佶在渭河沿边置采木场，砍伐运输材木至汴京。盛产竹木的渭河秦陇一带，利用渭黄运道，转运造船、修桥、治河的各种用材，供应黄河中下游一些州县使用最为便捷。宋仁宗时期的名臣包拯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渭河、河北转运使，曾目睹了渭河为筹措造船木材对百姓课取甚重导致不少人户破家荡产的事实，包拯曾上书朝廷予以宽恤。包拯在奏折中说：“凤翔府斜谷造船务，每年造六百料额船六百只，方木物料等自来分擘与秦、陇、凤翔诸处采买应付。”煤炭在宋代已经广泛开采，渭河路为当时的煤炭产地之一。南宋人朱翌在《猗觉竂杂记》卷上说：“石炭自本朝河北、山东、渭河方出，遂及京师。”宋朝人朱弁在谈煤炭时曾言：“今西北处处有之。”其中，濒临渭河支流泾水的邠州，出产煤炭的地方就有“永昌、韩村、秦店、左胜、洪河、龙安庄、曹公庄、房陵村、李村”等地。邠州出产的煤炭，除供应本州炼铁及铁器工场生产火著、剪刀等上贡物品外，也运往外地销售。除邠州外，渭河北部的一些州县也多处发现煤炭。柴薪来自木材的下脚料，渭河沿流的南山、北山，处处有之，可说是取之不尽。宋代由渭河、黄河东运的薪炭，史书文献未对其数量一一记载，宋英宗时代记载：“繇京西、渭河、河东运薪炭至京师，薪以斤计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以秤计一百万。”由此一斑，可窥全豹。唯运输方式是排筏装载或船只装运，不能确知，根据当时渭河通行不畅的情况，当以前者为宜。
明清时期仍断续利用渭河水道转运粮食。明洪武元年，“西北边则浚开封漕河，饷渭河； 自渭河转饷宁夏、河州”。明洪武六年（1373年）冬，诏令浚治河南开封漕河。于次年春，“输漕粟于渭河”。在明太祖及以后的英宗时期都曾在河南、潼关、西安府、凤翔府、巩昌府等地仓庾间转运粮食，每次不下数十万石，以支援边饷。此后，过了二十余年，户部尚书杨鼎又因阿罗人入掠之事，建议仿古人经验，利用渭河支流北洛河将“所运粮草，各贮水次，溯流攒运”至渭河北部的延绥以备边防。清康熙雍正年间，由于渭河平原地区发生饥荒，而有过几次大规模运吴楚粮赈济渭河饥荒的活动。这几次运粮曾经经由大运河，经河南洛阳溯黄渭而运至渭河平原。
渭河下游韩城一带的煤炭主要是利用黄河北干流运至潼关三河口，再西溯渭河，运往西安、周至、户县及其以西各地售卖。明朝末年的时候，泾阳知县路振飞曾设法开辟泾河运道将煤船由渭入泾以降低泾阳的煤炭价格。泾河在明代初、中期以前，均未见有文字记载泾河通船运之事，只有渡船济运长期存在。到明末，泾阳知县路振飞鉴于渭河水上“商贾舳舻相望”，水运相当便利，而泾河水却任其流淌，不行舟楫，觉得“实可惜也”。于是倡导利用泾渭两水，开发泾河水上运输。
渭河平原地区的土特产品多来自秦岭山中，以木材、木炭、药材、木耳、土纸为多，当时的运销活动颇盛。康熙、乾隆时编撰的《户县风俗志》中记载：“近山食山，如薪炭、木材……纸、竹，可以负鬻。”《物产志》云：“南山有薇蕨、木耳、百合。”光绪《户县乡土志》举有数十种土特产品，其中除多数由陆路转销他地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渭河水路进行运输。乌药运往山西，每年约销五六十万石。藕粉运往山西、河南，每年约销20万石。松柏枋块由渭河运至咸阳分路。二、渭河上的载人航行渭河史书文献中很少有载人行舟的记述，但在特殊情况下，也有载人航行。《史记·周本纪》和《诗经·大雅·公刘》篇记述，在先周时期，周人先居于豳，后移至周原。他们为了去秦岭采取生产和生活用材经常渡过渭河。渭河水面宽阔，河水一般深过腰部，徒涉不易，必须用船济渡。《史记·周本纪》说的公刘时代“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民赖其庆”，就是载人航行的情况。到汉代，汉武帝去河东郡后土祠进行祭祀活动时曾在船上作了一首歌，名曰《秋风辞》。歌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两句，这两句歌词描述的是横渡汾河、黄河的情景。作为一朝皇帝从长安去河东，一般不会冒险乘船泛渭入河，达于河东。但渡黄河和汾河所乘的楼船，在汾河就地制造的可能性很小，应由昆明池水军基地驶去。楼船不是货船，是装载军器和军卒用的，因知西汉初年渭河当有载人的舰船往还。《汉书·薛广德传》记载，薛广德等人侍从汉元帝去宗庙祭祀，从长安城西出行，“出便门，欲御楼船。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乃从桥”。出汉长安城便门，首先遇泬水支渠，然后遇西渭桥，说明汉代昆明池的楼船亦活动于长安附近的河渠上，只是汉元帝在御史大夫的谏阻下没有乘船渡运。《汉书·王莽传（下）》记载，王莽曾令孔仁、严尤、陈茂击下江、新市、平林义军，“各从吏士百余人，乘船从渭入河，至华阴乃出乘传，到部募士”。这是长安至华阴一段渭河载人航行的明确记载。西汉末年，更始帝为避赤眉军曾避乱于渭中船上。东汉时期，尽管渭河河道不佳，可是人们出于各种不同原因有时还是要乘船行于其中。这些乘船活动，不仅仅是在河中玩乐，有些还具有实际的航行意义。东汉时京兆人杜笃在《论都赋》中，对光武帝刘秀长安祭祀汉代先帝陵园之行记述甚详。《论都赋》中说：“喟乎以思诸夏之隆，遂天旋云游，造舟于渭，北■泾流，千乘万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赍后土，礼邠郊。”在东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渭河中出现了几次载人航行，均各有其独特的原因及采用独特的方式。曹操与马超在潼关相战，曹操军队绕过潼关，由黄河北干流西渡，占据渭北，“操潜以舟，载兵入渭”，分兵结营于渭南。此次曹兵所利用的渭河，仅限于潼关三河口附近一段。晋末、南北朝时，渭河曾用于水军行驶。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率军北上讨伐建都于长安的后秦政权一役，部将王镇恶献计率水军自河入渭，乘艨艟小舰直驶到长安城北，弃舟登陆大破后秦军，进占了长安城。这是渭河第一次水上军事行动。北周建德四年（575年），北周与北齐河阳桥之战，令“总管隋国公杨坚、广宁侯薛迥”率“舟师三万，自渭入河”，于八月癸卯，破齐师于河阳桥。
渭河载人航行的另一种形式是帝王巡视。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五月，孝文帝巡视长安，回归洛阳时“泛渭入河”。在此前三年，魏文帝“自泗入河，溯流还洛”后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以平城无漕运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洛阳，欲通四方之运，而民犹惮河流之险，故朕有此行。所以开百姓之心也。”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十九年“自泗入河”；二十年“将通洛水入谷，帝临亲观”。二十一年从洛阳到平城又到长安，并幸昆明池，无疑是为考察漕渠首段情况。至于归路采取渭河水路，当在考察渭河水道，寓有鼓励水运之意。第二节 渭河流域的漕运文化
渭河流域的漕运曾盛极一时，即所谓的“河渭漕挽天下”。渭河平原曾为十三朝古都，渭河漕运使用频率和交通地位均在渭河平原其他诸河之上。规模较大的港口、码头、津渡也首先出现在渭河沿侧。渭河是诸大河流中发展漕运最早的河流之一。一、渭河流域的码头和渡口渡口和船是孪生兄弟，有船的地方就有渡口。渭河流域最著名的渡口莫过于“咸阳古渡”了。明代马中锡有诗：“野色茫茫接渭川，百鸥飞进水接天。僧归红叶林间寺，人唤夕阳渡口船。”清人朱集义在《渭阳古渡》的画上题文曰：“轱舟泛泛，渔艇悠悠。黑鳗赤鲤，沉浮于绿水之中；白鹭青鸟，出没于碧波之上。樵士羊肠而往，牧童牛背而归。歌苎斗草，曲唱采莲，助诗家无限精神，是为一景。”漕运与仓库联系在一起。仓储是古代物流的重要载体。仓是存粮之所，贮粮以备不时之需。仓库的基本用途有：储存、储备两大功能。储存是将漕运来的粮食保管起来供日常消费。储备是为应付战争、灾荒及突发事件的。同时，仓储还有平抑物价之功能。粮丰时收进入仓，粮歉时出仓，籴粮赈灾，不至于价格飞涨，影响市场稳定。（一）渭河流域的港口码头1.太仓码头。中国很早就有了仓廪制度。秦代有霸上仓、栎阳仓、咸阳仓。《汉书·高祖本纪》记七年造太仓。太仓之北有嘉仓。《三辅黄图》有太仓署之设。历代的太仓均为朝廷正仓。汉、隋、唐大兴漕运时，漕粮多储纳于太仓。漕船停泊卸粮之处必有港口码头。西汉在便桥西北濒渭处有细柳仓。曹魏在横门置邸阁囤粮，附近有渭运码头。唐于中渭桥南、禁苑西北处置仓。2.东渭桥仓码头。渭河在泾水、灞水汇入处以上河段，水量较小，不利于大型粮船直接驶进太仓。唐高宗时于泾水汇入渭河处附近置东渭桥仓。唐开元时期渭河流域遭雨涝灾害，曾一次出太仓米200万石赈饥。文宗时太仓有粟250万石。当长安城北一段渭河因水浅沙深行船困难时，漕粮则先存于东渭桥仓，然后西输太仓。沈亚之《东渭桥给纳使新厅记》中说：渭河三桥中“天廪居最东，内江、淮之粟，而群曹百卫于是仰给”。所谓“天廪”就是太仓。东渭桥仓实际是太仓的分仓。东渭桥仓储粮巨多，漕船往返非常频繁。为船舶装卸服务的港口、码头的规模也相当大，常常舟楫弥望，时人有“千樯渭曲头”之叹。3.广运潭码头。唐时的军政费用主要来自江淮。玄宗时期的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主持重开漕渠。“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众艘以次辏楼下，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其实广运潭码头不止一处，韦坚曾调集运船二三百艘于潭侧，各船署牌标明郡属，各载当地特产，共计数十郡，特产百余种。这虽是韦坚为讨好玄宗而精心设计的漕运实物展览，但却是当时的漕运实情。4.党家码头。西安府城北渭河岸边有党家码头，距西安府仓20里。西安府城有永丰仓和敬录仓，永丰仓在布政司西北，旧属西安府，今归粮道辖。敬录仓在布政司东南，旧属都司，雍正二年（1724年）改归粮道辖。康熙时期，为赈济渭河流域灾荒，漕运总督施世纶题准由黄河挽运豫粮入秦，就是由陕州太阳渡船运至西安府党家码头，然后车转入仓。太阳渡至西安府党家码头河水平稳，非常适合船只通行。由此可见党家码头为水运陆转码头。
5.草滩港。草滩港位于长安城北侧渭河下游衔接处。草滩港是渭河下游的终点港口，当渭河处于丰水时期，其中游亦有小木船和排筏行驶，转运各类物资。草滩港是承上转下的货物集散地。秦汉至晚清，由长安城北去的驿路皆由经草滩附近的中渭桥或渭渡。草滩港曾经是一个交通繁盛的水旱码头。6.永丰仓港。隋文帝时在今华阴市东北35里的渭河口设广通仓，炀帝时改名为永丰仓。《隋书·食货志》记载：“开皇三年（583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又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唐永丰仓的功能在于接纳陕州太原仓、龙门仓两个方向来的漕船，由河入渭西给京师。永丰仓主要起中转作用，因而在漕船停泊处备有宽敞的供装船或卸船用的码头。（二）风雨渡口历史上的渭河所经之处广置津渡以解决人们往来的渡河问题。其中亦有不少重要津渡曾起着木船运输港口码头的作用，另有一些津渡在战争中曾起着济渡作用。渭河流域的渡口中最有名的非咸阳古渡莫属。据史料记载，“咸阳古渡”应该始于秦代。直到明洪武年间，咸阳城西迁到渭河驿，古渡也随之西迁。真正成为“秦中第一大渡”，并一直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清人朱集义在《渭阳古渡》诗中写道：“长天一色渡中流，如雪芦花载满舟。江上太公何处去，烟波依旧汉时秋。”再现了当时的情景。潼关位于黄河、渭河、北洛河交汇处附近。春秋时称“渭汭”，是黄、渭河运的交通枢纽。汉初设置船司空，管理漕运船只，后来改设为船司空县。东汉撤销船司空县，辖地并入华阴县。东汉初年在这里设关，以护卫京都洛阳。潼河自南向北，在关内与黄河交汇，故名潼关。蒲津渡，也叫蒲阪津，位于陕西省大荔县东境黄河右岸，对岸为山西省永济县，历史上曾置蒲州。蒲阪津所在地，秦汉时为临晋县，曾置临晋关；唐称蒲津，设蒲津关。远在西周初期，周文王平“虞芮之讼”后不久，周文王的军队经由蒲阪津渡过黄河灭了耆国。秦穆公时候，晋公子重耳归晋，秦派兵三千护送。秦景公时期，景公弟针逃往晋国，“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此时，蒲阪津建造了舟桥。战国时期，秦献公迁都栎阳，《史记·货殖列传》称“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秦晋相通经由蒲阪津。
夏阳渡为历史名渡，其所在地历来说法不一，一说在今韩城市南的夏阳，即芝川渡；一说在合阳县夏阳。公元前205年楚汉争战不止，《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俘豹。”夏阳渡自此出名。
二、渭河流域的桥
有河必有桥，渭河之桥始于咸阳。汉唐时有渭河三桥：东渭桥、中渭桥和西渭桥。李频在《东渭桥晚眺》中写道：“秦地有吴舟，千樯渭曲头。人当及照立，水澈故乡流。”道出了渭河桥的历史。（一）渭河三桥
秦、汉、隋、唐先后在咸阳、长安建都。为便于京师与各郡、国、州、县的联系，先后在渭河上不断建桥。《唐六典》称：“天下木柱之梁三，皆渭河：便桥、中渭桥、东渭桥。”东渭桥是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是连接渭河两岸的一条纽带，通往长安城的咽喉，在战略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东渭桥的得失，关系着唐长安城的安危，故向为兵家必争之地。1989年《长安古桥交流文物展》在日本展出，东渭桥出土文物也予以参展，引起了日本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近年来，日本友人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东渭桥作为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已载入史册。
中渭桥初称渭桥，始建于秦。《三辅黄图》称：秦时渭河北有咸阳宫，南有兴乐宫，“欲通二宫之间，故建此桥”。西汉时，因中渭桥位于长安城横门外，故称横桥。东汉末年，董卓入关时，烧毁了中渭桥。之后，曹操又重建，宽度缩小为12米。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年），前秦苻生，征调渭河流域百姓，加以修治。南朝刘裕入关，又焚毁。北周时再次修建。庾信《在司水看修渭桥》诗记述，砌柱基之石，来自富平；砌堤激之石，来自甘泉山。据东汉墓壁画《渭河桥图》显示，桥柱是四根木柱一排，为排架式；排柱上有两跳斗拱承托木梁、桥板、桥栏。桥顶随券顶略呈八字形。桥头有华表、神妖。西渭桥在今咸阳市西南九公里的秦都区钓鱼台乡资村西南沙河河道上。西渭桥即汉代的便门桥，始建于西汉，因桥与汉长安城西南头第一门——章城门遥遥相对，而此门又称便门，故有此名称。至唐代又称为西渭桥，这是人们对汉、唐长安城附近渭河上的三座桥，因其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冠之的名称。渭河三桥地处交通要冲，唐朝派人严加守护。三桥各设守桥丁30人，分为4班轮值。每年五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守桥丁不得离家5公里，以便遇到险情随时前往抢修。每遇水涨，守桥丁即赶赴桥头察看水情。三桥另各配木工8人，亦分4班轮值。水毁工程大时，三桥的守护桥丁集中，与桥所在县雇募夫役一起抢修。（二）灞桥灞桥位于西安城东约10公里的灞河上。《水经注·渭水》记，灞水源出蓝田，原名滋水，秦穆公霸世，改名霸水，以彰霸功。后人加“水”旁，称灞水。据传，秦穆公为便于雍城与东方列国的联系，在灞水上建灞桥。灞桥原为木柱木梁桥，王莽地皇三年（22年）被火焚毁，重修时改木柱为石柱，改名“长存桥”。隋开皇三年（583年）在汉灞桥之南又建一“霸陵桥”，即后世的灞桥。唐代屡加修葺，建成多跨石柱石梁桥。北宋时，隋唐的南桥和秦汉的北桥均被水毁，宋哲宗元祐年间，经韩缜重修南桥。元代灞桥又被洪水冲毁。至元元年（1264年）秋，山东堂邑梓匠刘斌乘车至此，正遇水涨，看到行人徒涉的危险及人车漂溺的惨状，遂下决心重建一座较牢固的灞桥。在当地官民的支持赞助下，新桥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落成。新建成的灞桥“凡一十五虹，长六百余尺，阔二十四尺。中分三轨，旁翼两栏，华表柱标于东、西。海兽盘踞于砌石，狻猊蹲伏于栏杆。鲸头喷浪，鳌首吞云。筑堤五里，栽柳万株。游人肩摩毂击，为长安之壮观”。历经近200年灞桥又毁。明成化六年（1470年），陕西布政使余子俊又主持修灞桥。此次是用黑色大理石修造。但由于桥梁设计仍不能适应灞河情况，经不起洪水冲击和沙石壅塞，不久，桥又倾毁。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巡抚贝和诺捐俸造桥，甫三年即圮”。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又建石墩木梁桥，5年后再次遭水毁。不得不冬春搭浮桥（舟桥），夏秋以舟渡。
三、渭河流域中的漕渠
渭河平原自古以来就有“天府”的称誉。从《禹贡》起就被列为上上田，认为是“膏腴所在”。然而，渭河平原面积狭小，需要从关东转运大批漕粮，以支撑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禁军。“唐都长安，而渭河流域号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记录。汉、隋和唐王朝都建都渭河流域，就不能不开凿一条与渭河平行的漕渠，转运千百万石漕粮。这对稳定汉、唐盛世的政治统治和造成长安城的繁荣，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漕粮是封建王朝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虽然汉、唐统治者为转运漕粮想了许多办法，但却只有开凿漕渠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汉代开凿漕渠后，每年转运到渭河流域的漕粮一般保持在400万石，最多时还达到600万石。这对稳定西汉的政治统治和伸张国力起了极大的作用。西汉三次大规模征伐匈奴的战争，都在漕渠开凿之后，显然同漕粮的供应充分有密切的关系。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政治中心虽在咸阳，而经济富庶之地却在黄河下游及其支流济水流域。渭河平原在古代虽被称为“陆海”和“天府之国”，但毕竟地面狭小，所能容纳的人口有限，一旦超过饱和点，就要发生粮食不足的恐慌。秦始皇的祖辈在渭河平原建都时，秦国的一部分粮食供应来自巴、蜀。但蜀道十分艰险，转运粮秣，劳民太甚。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把目标转向函谷关以东，利用渭河、黄河及黄河下游一些支流和人工运河所网罗的地域，向咸阳漕运粮食。为此，秦在荥阳附近建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廒仓，存储由济水和鸿沟运来的粮食，再换船，沿黄河入渭河，达于咸阳。西汉初年，虽然仍沿用秦代由关东向渭河平原漕运粮食的办法，但数量有限，每年只有几十万石。到汉武帝时，由于对内积极建设，对外不停征讨，国家支出较前增多，需要的漕粮由汉初的40余万石曾增加到百余万石至600余万石，一般在400余万石左右。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在渭河旁边另外开凿一条漕渠。汉武帝于元光六年（前129年）令“齐人水工徐伯”勘察线路，“发卒数十万穿漕渠，三岁而通”。这条漕渠从长安引渭河入渠，循着南山山麓脚下，一直通到黄、渭汇合处的近旁入黄河。漕舟由黄河转入漕渠，逆水而上，比原来溯渭河而上便利很多。另外，在罢漕时，还可引渠水灌田，一举两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开凿漕渠。隋初，西汉所修漕渠，因长期失修失养，已被渭河带来的泥沙所湮废，渭河水道曲折多沙，漕舟往来困难。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命宇文恺开凿渭渠。并下诏书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操舟之役，人亦劳止。”宇文恺开渠，“引渭河，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大兴城即后来唐朝的万年县，与长安县东、西并立。当时参加开渠的还有郭衍。《隋书·郭衍传》记载：“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是年六月动工，当年九月竣工，文帝即幸灞水，观漕渠。隋渠初名广通渠，此渠经过今陕西华县广通仓下而得名。广通仓为渭河平原漕运的主要仓库。到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改名永通渠。渠道开通后解决了国都长安粮食问题，渠旁人民也得到水利的实惠，又称富民渠。这是第二次开凿漕渠。隋炀帝继位后，常住洛阳、江都，定洛阳为东都，以避黄河三门峡砥柱之险。唐代不断疏浚三门峡航道及渭河平原漕渠。工程较大的是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疏浚的一次。史称“坚治汉隋渭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此潭称“广运潭”。自隋开皇时开广通渠后，到天宝初年韦坚疏浚止，前后大约相隔150年。这是第三次疏凿。
由于渭河泥沙的不断淤积，漕渠至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之后“渐不通”。到唐文宗太和初年（约827年），“岁旱河涸，掊沙而进，米多耗，抵死甚众，不待覆奏。秦汉时故漕兴成堰，东达永丰仓，咸阳县令韩辽请疏之。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可以罢车挽之劳。宰相李固言以为非时。文宗曰：苟利于人，阴阳拘忌，非朕所顾也。议遂决。堰成，罢挽车之牛以供农耕，渭河平原赖其利。”这次是在渭河下游水运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由咸阳县令韩辽建议重开的。此次疏凿得到唐文宗的大力支持，不但迅速将渠开通使用，而且在渠首修了“兴成堰”。兴成堰在当时咸阳县西18里处。这次疏浚漕渠后，使用约10年时间。唐文宗开成初年（836年），裴休在谈渭河平原漕运时，说是“由河入渭”，不是由河入漕渠。这是漕渠历次开凿利用时间最短，也是最后的一次。第三节 渭河流域的船舶文化
渭河境内船舶出现甚早，舟船的发明、制造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由独木舟、排筏演进为木板船，再发展为舫。漕船和战舰的出现，显示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一、各式各样的船只
据《易经·系辞》记载：“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涣”就是木浮于水上，象征着筏与船。根据古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考察，独木舟和筏是原始社会最早出现的水上运输工具。《物原》记载：“伏羲始乘桴。”《国语·齐语》记载：“方舟设泭，乘桴济河。”桴和泭都是指筏。《尔雅·释水》所谓的“并木以渡”就是把几根木杆捆扎一起做水运工具。筏取材容易，制造简便，稳性好，装载面积大，能穿急流过险滩，一直被人们用作水上交通工具。对独木舟和筏变革的结果，创制出了新型的木板船。在木板船的发展过程中，舫也和单体船并行不悖地向前发展着。舫是由单体船结合而成，所以它的发展总要受到单体船发展水平的制约。舫的原义见东汉人许慎的《说文》：“舫，并舟也。”舟即原来的木板船，将两条木板船的船舷并连起来而行，就称为“舫”。连并的方式方法有多种多样，早期是采用皮条、藤蔓、绳索将两船船舷连结一起，后来则用木板横置于两船之间，木板使两船结为一体。晋人郭璞注《尔雅·释水》说，“比船于水，加板于上”，指的就是用木板、连接杆或梁木之类硬性的构件横跨两船，将它们牢牢地固定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固定的方法起初用捆扎，有了钉子以后用钉接。到了秦汉时期，由于都城所在地的渭河平原地域狭小，所产粮食不能满足军、政方面的需要，须将黄河下游一带的田赋大量输入渭河平原，从而兴起了漕运。特别是汉代，由于汉武帝对内兴功作土，对边域长期用兵，粮食消费量巨大，便制造大型漕船，在渭河、黄河中不停地进行漕运，史称每年漕运数百万石。刘熙在其所著《释名·释船》中说，船型较大者排水量为500 斛，而西汉武帝时向京城长安漕运粮食，最多时年达600万石，需用漕船12000艘，确实可以形成“水行满河”，“大船万艘，转漕而过”的壮观场面。当时民间也拥有大量船只，《史记·货殖列传》说，富家之资，有“船长千丈”语，以推行算缗时“船五丈以上一算”计，则“船长千丈”之富家，可拥有运船200艘之多。元狩三年（前120年），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西南挖建了方圆40里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楼船，训练水兵，建立了一支名为“楼船”的水军部队，作为远征南方平定封建割据势力的水上武装力量。楼船，顾名思义即建有楼层的大型战船。楼船船体大小不一，楼层也多少不等，一般为三层，高可达10余丈。每一层外面都建有高约3尺的“女墙”，作为士兵防御敌方弓箭矢石用的掩体。有的女墙上还开有箭孔，可向敌方射击。楼船的周围还用坚硬的木材制成“战格”，要害部分还蒙上皮革，作为船上的“保护装置”。楼船的四周还遍插战旗，显得雄伟壮观。楼船既可用于防御，又利于进攻，对敌方的威慑力很大。汉代著名的将军杨朴，就被封为“楼船将军”。所以，汉代的楼船船队是一支强大的舰队。
汉武帝时代，长安城西南侧的昆明池中曾出现过载运万人的豫章大船。《太平御览》记载汉武帝穿昆明池，“作豫章船，可载万人”。《三辅黄图》引《庙记》：“池中后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汉武帝时以“豫章”命名大船，其来由可能是使用豫章名木修造。如《淮南子·修务》说：“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后知，故可以为棺舟。”《潜夫论·浮侈》批评厚葬之风，也说：“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
西汉长安城西侧的太液池中有小型的鸣鹤舟、容舆舟、清旷舟、采菱舟、越女船；昆明池中有龙首船、翔螭船；影娥池中有游月船、触月船、鸿毛船、远见船等各种游船。《三辅故事》记载：“昆明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棹歌。”在琳池，皇帝则令“以文梓为船，木兰为柂，刻飞燕翔鹢，饰于船首”，使之“随风轻漾”。在唐代，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池中，也是彩舟荡漾，供人们游乐。
二、渭河流域的造船历史
秦汉时期造船技术有很大进步，船体结构普遍采用铁钉连接和榫合方法以及油灰麻茹捻缝技术，这远比当时西方用皮索捆扎的连接方法先进。在船具方面，渭河流域的先民秦人发明了橹和桨，普遍装有桅杆、舵、长桨、短桨等。秦汉造船业往往优先提供军用，民用船的使用也存在身份等级的限定，先进造船技术的成就未必可以直接推进交通事业的发展。应用于航运事业的是大量中型或小型较为简陋的船舶，民间船工往往因地制宜，以简便方式制作水上航行工具。
唐代漕运极盛，都水监下设舟楫署专门管理航运及船只制造事务。刘宴主持漕政时，沿渭河、黄河、汴水的漕运路线，置场造船，聚集众多技艺高超的船匠，制造出适合各个河段行驶的“渭船”“河船”和“汴船”。唐代大型单体船的出现，在中国造船史上应为一大创举。北宋时期造船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对船舶建造程序，包括建造船坞，聚集船材，计算造价，设计模型，一直到竣工下水，都有周密的规划，为当时的水上交通运输提供了多种形制与性能的船舶。宋、元之际，随着宋军南退，元军进逼，汉江、嘉陵江一度为军事所用，于沿江造船，转运军实。明、清乃至民国时期，渭河境内各条河流的重要港口码头，几乎都有私人设置的修船、造船场地，如黄、渭交汇处的潼关。第二章决渠为雨——渭河流域的水利文化
第一节 渭河沿岸的河流
第二节 历史演变中的渭河水利 第三节 渭河流域的著名渠堰
渭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版图里最古老、最辉煌的水文化之一。纵观渭河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水利与渭河及其支流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部渭河文化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渭河流域的先民与洪涝、干旱做斗争而不断前进的历史。渭河作为联结东西经济的运输线、生命线，养育了沿岸百姓。千百年来，在渭河先民以农业为本的历史进程中，水利活动自始至终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渭河流域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蕴含着渭河水利的成果。
渭河流域是所谓“沃野千里”之地，沿河两岸都是农业生产很丰富的地区，需要灌溉，自汉至唐皆为渭河流域漕运要道。《山海经·海内东经》：“渭水出鸟鼠同穴山，东注河，入华阴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渭水出首阳县首阳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鸟鼠山西北，此县有高城岭，岭上有城号渭源城，渭水出焉。”唐朝诗人张籍《登咸阳北寺楼》诗：“渭水西来直，秦山南去深。”渭河接纳的支流有葫芦河、泾河、洛河，既是水运航道，又有灌溉之利。长安又是经久建都之地，巩固政权的最起码条件，首先就要使首都的粮食不致发生问题，而渭河平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密切关系着京城的粮食供应，这就驱使建都于此的统治阶级不得不为此积极关心，因此历史上渭河流域的水利开展相当早而且也最有成绩。清代渭河流域沟渠更是多得数不清，灌溉消耗渭河及其支流的水量占很大的一部分。
关于灌溉用水影响水量致河道淤浅，王莽时大司马张戎就已指出。《汉书·沟洫志》载戎上言：“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可各顺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张戎所指灌溉用水使河道淤塞变浅，结果就容易造成溢决，对河道既有影响，航运必然要受限制，可是要用废除灌溉的办法来解除水运及河道的问题，那自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张戎的建议后来也未见实行。第一节 渭河沿岸的河流
渭河流域右岸南山支流较多，从西到东有清姜河、清水河、伐鱼河、石头河、西汤峪、黑河、涝峪河、新河、沣河、■河、灞河、零河、湭河、赤水河、遇仙河、罗纹河、罗敷河等，大都水清、源短、流急。左岸为黄土阶地原区，支流稀少。从西向东有通关河、小水河、金陵河、千河、漆水河、泾河、石川河、北洛河等，大多水量相对较小而含沙量很大，流长在百公里以上。一、千河千河为渭河左岸支流，位于渭河流域西部，因流经千山脚下而得名。源出甘肃六盘山南坡石嘴梁南侧，东南流至唐家河入陕境，斜穿陇县中部，经千阳、凤翔，于宝鸡县冯家嘴注入渭河。河流全长152.6公里，平均比降5.9‰，流域面积3493平方公里，其中省内分别为129公里与3272平方公里，平均年径流量4.85亿立方米。陇县以上流经陇山山地，植被较好，为山货林产区；陇县、千阳间为黄土原梁浅山丘陵区，千阳以下流经黄土台原区，冯家山附近两公里长一段呈峡谷状，以下则河谷展宽，水流分散，主岔不明。主要支流有石罐沟、咸宜河、捕鱼河、峡口河、普洛河等。二、漆水河漆水河为渭河左岸支流，位于渭河流域西部宝鸡、咸阳两市之间，古时曾叫漆沮水、武亭水、杜阳水，源出麟游县招贤乡石嘴子村西南山沟中，名招贤河。东南流过良舍乡转向东流，名杜水河。到麟游城，纳永安河、澄水河后始名漆水河。城西镇头天台寺有九成宫故址，为隋唐时皇帝避暑之地，旁有《醴泉铭》碑，系唐魏徵撰文，欧阳询手书，被世人誉为“双绝”，为楷书典范之一。漆水再东南流与扶风、乾县和永寿飞地搭界，本段又名好畤河。更南偏西行入武功境漠西河，水至大庄乡南立节村注渭。
漆水河右岸支流水，古称雍水，上源枣子河，源出凤翔西北老爷岭沙泥沟，西南流至枣子河村折向东南过凤翔城，城南有秦都雍城遗址，河过城东称后西河，东入岐山县境名雍水，北纳横水河，过扶风城南，北汇开里河，再东纳美阳河，入武功境，至毛嘴子村入漆水河，流域面积和年径流量均占漆水河的60%左右，为周代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带，农业、水利开发较早。
三、黑河
黑河为渭河右岸支流，流域全在周至县境内。古称芒水，以其出秦岭芒谷而得名，又因其水色黑，故称黑河。源头在太白山东南坡二爷海，南偏东流经厚畛子，过骆驼脖子直至峪口，长91公里，纳大小支流34条，集水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大部分为茂密森林所覆盖，已有675平方公里划为国家自然保护区，水源充沛，水质清纯，为西安市重要水源地。河水出峪后穿过浅山丘陵区黄土台原，河道展宽至1000米以上，至沙谷堆、董家园变成了三岔河，河水漫流，沙砾一片。再东流纳南来的清水、骆峪、田峪、赤峪等河，在尚村乡石马村入渭河。
四、沣河
沣河是一条久负盛名的河道，相传古时洪水泛滥，经大禹疏凿乃成。《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沣水东注，维禹之绩。”《尚书·禹贡》说：“漆沮既从，沣水攸同。”《集传》说：“沣水东北流，经丰邑之东，人渭而注于河。”周代丰、镐两京即建在紧靠沣河东西两岸，秦阿房宫，汉、唐长安城离沣河亦不远，昆明池遗址在沣河东岸。沣河主要支流有高冠峪河、太平峪河和潏河等。潏河亦称决水、泥水、坑水、沈水，又称泬水、高都水，东南北西向纵贯长安县境。正源大峪河，源出长安东南秦岭光头山西北侧之甘花溪，北流出大峪折向西北，建有大峪口水库，于两河口汇小峪河、太峪河，经王莽、樊村、杜曲、申店，过长安县城西崔家营折向西南，此段绕神禾原北端西北流为人工河道，宽仅40—50米，在香积寺南与滈河汇流后一并西行，此段亦为人工河道，宽不及百米，古称洨河，现通称潏河，于沣惠渠首大坝上游汇人沣河。滈河古称福水，也称镐水，鄗水、洨水、御宿川水、湘子河，源出于南山石砭峪，经南山西侧耍钱场西北流，过四岔口转向东北流。河谷开阔，峪口狭长。1973年采用爆破筑坝技术建成石砭峪水库，峪外河道呈半槽形，经王曲、皇甫于香积寺南注人潏河，两河汇合西去，旧称洨河，今则统称潏河。河长46公里，流域面积278平方公里，平均比降21.3‰，多年平均径流量1.09亿立方米，水质良好。五、灞河灞河为渭河右岸支流，位于西安市东南部，源出蓝田县东北隅，渭南、华县交界处的箭峪岭南侧九道沟。南流至灞源乡急转西北，经九间房至玉山村折向西南，隔岸即公王岭蓝田猿人遗址。再经马楼、普化到蓝田县城，纳辋峪河又转西北，过三里镇、洩湖、华胥进人西安市区。穿灞桥、纳浐河北流，于贾家滩北人渭。灞河古名滋水，秦穆公时改滋水为霸水，以显霸功。后霸水又衍为灞河。远于上新世，由于骊山断块的隆起和秦岭的抬升，河水不断向左岸偏移，使左岸支流少而长，右岸支流多而短。全河共有支流60条，较大的有蓝桥河、辋川河、浐河，皆在左岸。横跨在灞河上的灞桥古今闻名。据《三辅黄图·桥》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柳、留谐音，取挽留之意。《西安府志》说：“灞桥两岸，筑堤五里，栽柳万株，游人肩摩毂击，甚为壮观。”故唐人杨巨源和李白诗有“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与“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之感怀。《开元轶事》则说：霸陵有桥，来迎去送，至此黯然，故又称“销魂桥”。每逢春日柳絮飘雪，“灞柳风雪扑满面”也是长安八景之一。
灞河左岸支流浐河，源出蓝田县西南秦岭北坡汤峪乡月亮石沟，在长安县境纳岱峪河、库峪河，于西安市东郊纳鲸鱼沟，过半坡遗址所在的半坡村，至西安市东北郊谭家乡广太庙注入灞河。
六、石川河
石川河古称沮水，一名宜君水、石川水、堰头河。渭河左岸支流。上源二支，东支漆水，又称铜宫水；西支沮河为石川河正源。
漆水以源头多漆树得名，源于今耀州区东北凤凰山东面的崾崄梁下，与宜君县西南哭泉梁的塔尼河汇合后入金锁关，南偏西流，合马杓沟、雷家河，穿过铜川市区，再合王家河、小河沟等，于耀州区城南入沮河。全河长63公里，流域面积814.7平方公里，平均比降11‰，年均径流量0.38亿立方米。上段基岩裸露，中段为灰岩地段，河床多砾石，下段进入地堑式断陷盆地，河谷展宽。沿河两岸水泥窑场、废渣碎石遍布，阻碍行水，易发洪水灾害。
沮水源于耀州区西北长蛇岭南侧，由大坡沟、西川等数条小溪流汇集而成，南偏西流至庙湾转东南流，于柳林镇上下，东纳校场坪，西纳秀房沟水，在耀州区城南与漆水河交汇。河长67公里，流域面积871平方公里。东南流，于马槽村入富平，过庄里镇进入渭河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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