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家品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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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的生命试读：
引子
这是一部小说，但书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944年9月的湘西南新宁县境内，只是事件发生的某些乡下地点，因小说结构的需要，做了一些调整而已。那些惨死在日本兵手里的生命，用他们生前的话来说，是“既没撩日本人，也没惹日本人”，几乎没有被屠杀的起因。但他们就是被集体屠杀了。而集体屠杀的手段，比德寇将犹太人灭绝于毒气室内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些被屠杀的乡民生活在偏僻山区，死了也就死了，没有人再去提起。不但连墓碑（哪怕是空冢的集体无名墓碑）都找不到一块，就连新修的家谱中，也最多只有一句：殁于某年某月。
上篇
一湘西南边陲的扶夷江，从广西资源县流出，过了新宁县城二十里，江畔有一条老街，名曰白沙街。
街道是一色的青石板，崭齐的一块连着一块；街道两旁的铺子均为二三米高的鹅卵石基脚，黛色的、黄色的、灰色的、白色的鹅卵石，堆砌出一条条彩带，将前有堂屋、铺房，后有天井、灶屋的房子紧紧箍住，不但煞是好看，且防水防潮，坚固异常，为他地所罕见；鹅卵石基脚上为两层楼高的青砖，最上面一截方盖土砖，为的是日后向高空发展便于拆卸加砌。铺门皆为一色的桐油木板门，立于颇高的门槛上。
每天都有从乡下进街来买货的乡民，无论走进谁家铺子，必先双手打拱：“发财，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发财发财。”
铺子里见来了客人，不管是不是要买货，也不管是不是比自己年轻，忙喊你老人家请坐，吃烟，吃茶。如果是夏天，捎带着会递过来一把蒲扇；若在冬日，便喊快进火柜里暖和暖和。
火柜就在卖货的柜台下，形似无盖的长木挑箱。里面用瓦钵子盛着碎木炭火，木炭火上焙着灰，中层以木格踏板隔开，可踏脚，也可全身蜷伏于内，盖上床盖脚被，暖烘烘的好讲白话。
端上茶，端上切得极细极细的柳丝烟，递过水烟筒，点燃长纸煤，“噗”地一吹，吹燃火，替客人点着烟，再将纸煤交与客人，便相互讲白话。
白话多讲的是街上见闻，四乡逸事，今年的收成，栏里的猪喂得有多大……间或说到某某女儿竟与某某男子私通，待到那女儿的肚子日渐隆起，那男的却跑得不知了去向。于是俱对那男子表示愤慨。尽管这某某女儿和某某男子私通的故事，早已各自和他人说过多次，但依然在愤慨后表现出些许惜叹，惜叹的是那女子着实漂亮，这么一朵上好的花遭孽了。末了铺子的主人才问一声，你老人家要办些什么货？是自家用还是做人情、走人家？
倘若是自家用，那分量就称得足而又足；倘若是走人家，则少个二钱三钱，将纸包子包得又大又好看。
待到又来了客人，火柜里的这位便起身，说得走了走了，得回家去了，让新来的客人进火柜暖和。提着货，往外走，铺子的主人必送出铺门，送到街上，喊：“你老人家好走，好走，下次再来，再来讲白话。”
走出横街，走到临江的吊脚楼下。吊脚楼上常有漂亮女子，抑或阿嫂，伏于木栏杆上，看江上的风景，看一群群白鹅在绿波上游划，看江中渡船上的年轻后生。猛低头，看着了提货的乡人。倘若见这乡人也还标致，或木讷得很有几分可爱，便端起脚旁蓄满水的铜盆，往下一泼，却决不会泼到乡人身上，只是吓他一跳。而后格格地笑得满足。引得乡人仰头，再仰头，朝她看。乡人看着了后，大抵只会说一句，你老人家，差点将水泼到我身上。说完，勾着头，像怕吊脚楼上的女子追下来似的，迅疾往江边走。
走到江边石码头。江水澄净如练，静静地悄无声息地蜿蜒。水很深，但一眼能望到河底溜圆的鹅卵石。江中间或有些树枝蒺藜，那是捉鱼者所为。捉鱼的其实很少，数得出的几个青皮顽者。一般来说街上人不准随意打捞江中的生灵。
踏到石码头的脚步震动了江水，便有一群游鱼迅疾赶来，以为来到石码头的人又会扔下些许食物。未见动静，却不游开，反而相互嬉戏，嬉戏着泛起无数细碎的涟漪，似向那水中的人影邀宠。
河对岸，宽阔的沙滩泛着银光，银光中缀有草地，草地多为马鞭子草，生命极其顽强，不论春夏秋冬，总是一个劲地在沙地里拓展。相互并不依靠的老树则各自在沙地里兀然而立，夏日里，一棵老树就遮掩出一片绿荫的天地；冬日里，则向苍天展示着虬龙般的枝杈。
银光边沿处，耸立出一片褐色的山崖，山崖重叠起伏，摇曳着长青的灌木。灌木丛中，隐伏着一个岩洞。无论街上人、乡里人，皆称它做神仙岩。
赶到码头上的乡人看着那渡船已经起篙，已经离开岸边，但只需喊声，“等一下”，那渡船便又往岸边驶来。船上必有人伸出手，助上船者一臂之力。若是年老的，必有人让座，让其坐于船舱边。若非年老者，则将手中的货交与另一人，抓过船夫手中的篙杆，说：“你老人家歇一歇，待我来。”一篙撑开渡船，打一声“喔呵”“开船喽！”，船便缓缓地往对岸驶去。
船上人在渡河的时间里，又会相互讲些白话。间或也会讲到那神秘莫测的神仙岩。二
老街整日里透着祥和与繁华。
在祥和的日子里，在淳朴的民风中，在开口必称“你老人家”的礼性中，在永远美丽不改本色的自然风光中，老街没有警察，更没有驻兵。只有在二十里之外的县城，才有为数不多的治安维持者。据说也有几条枪，但街上的人似乎从未见过。“丘八”自然是识得的，但那是过兵，过一阵也就没了，完了。
隔个十天半月甚或一月两月的，街上会来个管事模样的人，手里抓一个撮箕，进了铺子后，即使是冬日也不进火柜，而是坐于可随手提动的火箱上。这火箱是一个小巧的半圆桶，冬天在半圆桶低部放一燃着木烬火的瓦钵，既能烤热脚也能烤热臀部。其余季节则将瓦钵抽掉，成了凳子。管事模样的人不讲多少白话，只吸完递过来的一袋柳丝烟，或喝完泡好的一碗谷雨茶，便开口：“你老人家，上头要收税了哩。”
铺子的主人忙回答：“晓得，晓得，你老人家。”
便领了来人往楼上走，打开谷仓，撮些谷子放撮箕里，也不用称，估摸着差不多便行。
这一日，位于上街写有“盛兴斋”三个大字的南货铺里，进来了本街的街长——之所以称为街长，因为他既是管事的头儿，却又无其他头衔可称。
街长也是手抓一个撮箕。“只怕要遭劫难呢！”街长放下手里的撮箕，捏一撮极细的柳丝烟，塞入水烟筒，就着纸煤火，吸得水烟筒“咕噜咕噜”响，喷出长长的烟雾后，对“盛兴斋”的主人说出这么一句话。“是过兵吧？又是像往常一样过兵吧？”“盛兴斋”的主人，也就是我的父亲，赶忙小心翼翼地问。那小心翼翼里，是希望街长的回答很随便，很轻松，真的是像往常那样来一队兵，路过，最多在街上吃一餐饭而已。“按理说也应该是过兵，不过这回过的只怕是日本兵。”街长放下水烟筒，话语里不无忧虑。
街长一说出日本兵三个字，正在忙活的女主人——我的母亲，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急匆匆赶了过来，问：“那日本兵，该不会杀人放火吧？”
街长说：“谁知道，我也没见过。”
街长说的是实话，他不唯没见过日本兵，就连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宝庆府都不知。那宝庆府离白沙有多远呢？其实不过三百来里。但若从白沙坐船顺扶夷江而下，需五六日；若从宝庆溯江而来，得要十来日。且滩多险急，常有船只被打翻。如若是走旱路，尽为山岭，小路崎岖，兼有虎豹，行人甚少。故逃难的人到了新宁县界，便往东安方向去了。
因为无难民带来的消息证实，街长自然不知。可街长又听上面有人发了一句话，说这次的税粮得快点缴上来，恐防日本人要来。街长没有细问，即算细问，人家也不会给他个究竟。因为本街的街长既无俸禄可拿，也无甚人任命，纯由街上人在晚饭后聚集到一起扯白话，扯到该有个管事的头时，有人说：“他大爷，你老人家就来当这个头吧！”这位大爷就当了这个管事的头。当了管事的头后，亦无人叫街长，仍是叫“他大爷”，或者连“他大爷”也不用叫，就叫“你老人家”。
我父亲听得街长也不知道日本兵会不会杀人放火，便忙说：“该不会哩，日本兵也是些人哩。”
我母亲紧接着说：“是呀是呀，他们也是人哩！”
我父亲和母亲都极想从街长的嘴里得出日本兵也是些人，该不会杀人放火的信息。可街长已离开火箱，抓起了撮箕。街长说：“撮些谷子吧，撮些谷子好交差呢。”
因为街长没有给出个日本兵到底会不会杀人放火的明确答案，我父亲和母亲便皆有些惶惶了。按照街上人的思路，凡是对于疑问未给予彻底否定的，那就是有着可能。也就是说，日本兵可能会杀人，也可能会放火。如果真的杀人放火，那又怎么办呢？
我父亲如同所有的街上人一样，当恐惧的事情即将来临时，宁愿去想那些“不可能”，宁愿去想那些“侥幸”。于是我父亲说：“我们这地方的人和日本人毫不相干，我们种田的安安分分种田，做生意的安安分分做生意，我们一没惹他们，二没撩他们，就算他们来了，也不会怎么样吧？”
我母亲则喃喃地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他们不会从这儿过……”
我母亲比父亲似乎更现实一点，她虽然是祈求菩萨保佑，但是要菩萨保佑日本兵不从这儿过，而不是希冀日本兵来了后不会怎么样。她似乎已经有所预感，日本兵如果真来了，那就只怕是在劫难逃。
于惶惶之中，我父亲和母亲一时竟忘了该领着街长去撮谷。这时从货柜后走出一个少年，对街长说，我领你老人家去撮谷。
这个少年，就是我那刚满十岁的大姐。
我之所以称我大姐为少年，是因为母亲只准我喊大姐喊哥，而不准喊姐。而我大姐从上到下，又全都是一身男孩装束。
我母亲为什么要将我大姐“变”为我的大哥呢？在后面另有交代。
我大姐领着街长撮完谷后不到一个月，就落入了日本人手中。三
街长走了后，“盛兴斋”如同笼罩了一层不祥的云霭。
我父亲不停地嘀咕着：“那日本兵该不会来吧，不会来吧……”
我父亲是个驼背。他这驼背倒不是先天的，而是在人家铺子里当学徒时累驼，或者叫因当学徒而不能不驼的。那时当个铺子里学做生意的学徒也得学三年，头两年全是打杂，不能上柜台，必须学会的就是弯腰点头应允一切招呼，和弯腰点头向一切人打招呼。礼性，是做生意当学徒必备的基本课，不但要逢人弯腰点头，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内心修炼，领略到“和气生财”的真谛。待到能上柜台时，那背越弯，反倒越显得“和气”。
我母亲平时和父亲是没有什么话说的，这不仅是因为母亲长得漂亮，和父亲站到一起时，谁都会觉得母亲的这位夫君和她极不相配，而且因为母亲的能干在街上，在乡里，都是出了名的。父亲非常清楚他相对于母亲的劣势，故而有什么家政，总是他去问母亲，里里外外的大事，都是听凭母亲拿主意。可这一回，父亲在嘀咕着日本兵到底会不会来时，母亲却主动凑到了他面前。
我母亲对父亲说：“那日本人怎么要到我们这里来呢？”
母亲竟然要父亲来回答她的疑惑了。
这个疑惑，其实就是街上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而又希望能得到解答的问题。他们明明相信日本人很快就会到这个他们生息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来，但因为在祥和的日子里过了一年又一年，所遭受的最大恐慌也莫过于“过兵”——倘若过的是中央军，就连恐慌也不必；倘若过的是“溃兵”，则会被抢去几只鸡或几只鹅。偶尔也会响几声枪炮。而杀老百姓的兵，他们还从未碰上过。就算有大户人家的人被土匪吊了羊，只要按照条件送去大洋或物品，土匪也是不会撕票的。可这回，来的竟是日本兵！日本兵究竟会怎样呢？谁的心里也没有底。正因为心里没有底，便都要找出个日本兵为什么要来这里的原因。就如同我父亲所说，这地方的人和日本人毫不相干，种田的安安分分种田，做生意的安安分分做生意，一没惹他们，二没撩他们……
街上人就是这么诚实得天真，以为一没惹日本人，二没撩日本人，那么日本人就不应该来这里，即算来了后，也不应该怎么样他们。而仿佛只有在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来这里的答案后，他们才能得出来日本人究竟会不会比他们见过的溃兵更可怕的判断。倘若就是跟那些溃兵差不多的话，那又有什么可怕呢？充其量是，那些鸡啊，鹅啊，让他们拿几只去罢。
在这逢人便喊你老人家的礼性之地，所有的人都和我父亲一样，抱着侥幸的心理，希冀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什么也不要发生。
他们为自己这种侥幸心理找到的唯一理由，就是：日本人也是人，是人就不应当把人怎样！
关于日本兵为什么要来这个湘西南、接壤广西的偏僻之地——用街上人的话说“我们这里一不当交通要道，二无城市，三是接近两不管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要来，来干什么”的答案，等到我长大后，在翻阅了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一书后，才得到了真正的解答。
这本《大本营陆军部》是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为其战后编撰的“战史丛书”压卷巨著，它系统、详尽地记载了日本从1871年明治建军到1945年战败投降这七十余年间的兴亡历程。书中所引用的资料，包括上自明治到昭和历代天皇的主要敕谕、御前会议记录和陆海军机密档案，下至各级军政部门发布的命令、训示以及权贵人士和直接策划、执行者的笔记、日记、备忘录等。
我在这里先摘录一段有关日本国内一件大事的记载，可以说明白沙老街这个偏僻之地，也照样逃脱不了日本帝国的政策。（日本）政界属望的人物枢密院近卫议长提倡确立“新政治体制”，风靡于政界，各原有政党相继自动解散，出现了集合在近卫公伞下的趋势。与此同时，经济、思想上的新体制运动，也逐渐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新政治体制”的内容有：解散一切政党，创建大政翼赞会；解散工会，组成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成立农业报国联盟、商业、言论等各领域的报国会；青年组织统一于大日本青年团；妇女组织统一于大日本妇人会……所有民众都在居住地和工作岗位被编入官办的国民运动组织。“新经济体制”主要为：在工业、金融各部门中，成立了单一的统制机构“统制会”，掌握分配生产任务、分配资金和原料、动员劳力、解散和合并企业，以及决定价格和利润等大权。所有中小企业、民需生产都被改编到军需生产中。（1940）7月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宣告成立。外相兼拓相为松冈洋右，陆相为东条英机中将，海相为吉田善吾大将。7月23日，近卫首相通过广播以“拜受大命”为题，向国民发出要点如下的号召：最近世界形势急转直下，出现了惊人的变化。旧的世界秩序，已在欧洲开始崩溃，即将波及世界其他地域。从来政党有两大弊端：其一，立党宗旨，采取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其根本的世界观、人生观，与国体不能相容……其二，结成党派的目的在于争夺政权，如此立法机关，决非辅弼大政之道。上述两弊端务期铲除，以恢复日本真正姿态。不仅政党，即文武、海陆军、朝野上下，均须一心遵照陛下旨意辅弼大政。其方针，首先在外交上必须坚持帝国独自的立场，走帝国独自的道路……不仅仅是应付世界的变局，而必须指导世界的变化，决心以自己的力量创建世界新秩序。……其次在经济方面，与满洲和中国的经济提携以及对南洋方面的发展，其必要性日益提高。7月26日，新内阁“基本国策纲要”正式确立。“国策纲要”是立足于对世界历史性大转变中国家群生成和发展形势的分析，由原来“建设东亚新秩序”更进一步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根本方针的。这个在日满华的新秩序上，又包括南方各地域，扩大到大东亚，去建设新秩序的基本国策，实可谓历史性的国策。
这个“历史性的国策纲要”，老街人如果知道，亦然会惊讶不已，它这个什么纲要，怎么会使我们这个与世无争的老街倾于覆灭呢？因为老街及其四乡，包括八十里山、扶夷江等等，也在它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版图内。它才不管你偏僻不偏僻，有无城市，是否两不管之地！而它在解散一切政党，将所有的民众都在居住地和工作岗位被编入官办的国民运动组织，所有的中小企业、民需生产都被改编到军需生产中，整个日本国成了一架统一运转的战争机器时，老街上的人却都还生活在“你老人家”的礼性之中。四
老街上的日子在人们内心的惶惶不安中过去了一天，又一天。虽然未见有什么大的动静，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平常早起的人也不早起了，还起那么早干什么呢？反正日本兵要来了！累死累活说不定全白累了。尽管天刚蒙蒙亮，便因早已养成的习惯而睡不着，却只是将门闩拉开，又躺到床上，睁着眼，谛听外面的动静。待日光从那拨开一条缝的房门里照到床前，方爬起来，哈几个长呵欠，揉揉眼，掰掉眼角上的硬粒粒，真像才睡醒，才睡了个安稳的好觉一样，站到青石板街道中，望望天，似乎要从像被柴灰捂住了眼的太阳光中，得知日本人到底会不会来一样。没望出个什么名堂，便又缩回屋里，看街上的行人有什么异样。
行人自然不会多。偶尔有几个小孩赶着鹅往江边走。那鹅昂着蛇脑壳一般的头，一扭一扭踱着八字步。鹅们不慌，依旧得意得很，任怎么赶，反正不加速。赶急了，忽地转过长脖子，贴着街面，“哈——哧”一声，要叉人。
看街上的行人没看出什么异样，方慢腾腾起身，去灶屋里烧燃枞毛须火，煮了饭吃。灶屋里空荡得很，就连锅碗瓢盆也大部分转移了。
这些转移，多是在夜深人静时。老街上的人爱面子，怕万一日本人没来，而自家却将东西转移，被人见着了会遭耻笑。可将东西装上木板独轮车，打开铺门，往外推时，偏遇见邻家的人也正推着车子出来，便相互一笑，几乎同时说：“你老人家，也走亲戚啊！”
说出走亲戚这么一句，便仿佛因害怕遭劫难而转移家产的事，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走亲戚哩！不是害怕那什么日本人哩！
于是皆心照不宣，均默默地推了独轮木板车，碾在青石板街道上，“吱格吱格”往街外走。走出街，似乎要分道扬镳，各自使劲儿推着跑。可到了渡口，几乎上的是同一条船。下了船，又几乎是往同一个方向走，这时才会有一个人先开口：“你老人家，也是去神仙岩啊！”“是哩，你老人家，还是那神仙岩保险呢！”
为了将包括锅碗瓢盆在内的东西转移到哪儿去的问题，我父亲和母亲发生了一场争执。
平常总是以我母亲的话为准绳的父亲，在关于将东西转移到哪儿的问题上，却表现出了少见的固执。“神仙岩！”我父亲说，“只有把东西藏到神仙岩去！”。“神仙岩？！”我母亲摇了摇头。“哎呀，神仙岩还不保险嘛？”父亲因母亲的摇头而忽地激怒起来，激怒得弯着背要跳起来。其实他即使往上一跳，也不会比站着不动的母亲高。“是跟你商量嘛，你急成这副样子干什么？”母亲表现得很冷静，话语不温不火。“人家把东西都藏到那里去了，可你这个女人，还不拿定主意！你要等到日本人来抢光抢尽啊！”父亲又吼起来。“你别起高腔好不好，你想要让街坊人都听见啊？又不是跟你吵架。”
母亲这么一说，父亲的话语才低下来。
父亲说：“那就快往神仙岩搬啊！”
母亲说：“我总觉得，那神仙岩也不保险。”
父亲说：“神仙岩还不保险？当年，当年走长毛时，街上的人，四乡的人，也都是躲在那里！……”
父亲说当年走长毛的事，是听老辈人讲的。当年长毛从广西桂林出发，经全州，往新宁开。老街人听说长毛要打新宁，那新宁倘若一被打下，长毛就会沿扶夷江直下，遂纷纷连人带家当躲进神仙岩，可长毛只是在蓑衣渡和江忠源率领的团练打了一仗，死了个南王，便改道，没来了。老街的人因而到底没见到长毛，也没见到打仗。
父亲说神仙岩最保险时，母亲却说：“躲进个岩洞里，万一那洞口被人家封了，往哪里跑？往哪里走？岂不是死路一条啊？！”“哎呀呀，你就是不明事理。那神仙岩，你知道有多大，有多深，藏得几千人马哩！”“藏得几千人马？哼！”母亲冷笑了一声，“藏得几万又能怎样？”
母亲这么冷笑着说时，已经显示出她不同寻常的女人豪气。此时如果父亲又起高腔和她争，或者想显示男人的气概炫耀武力的话，那么等待父亲的，必将是狼狈不堪的逃离。
父亲果然就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且做出神秘样，凑近母亲的耳边，说：“那神仙岩，有出路的哩。万一洞口被封了，可以从后山出去哩！”
母亲说：“你怎么知道有出路？”
父亲仍是不无神秘地说：“是隔壁五爷他老人家悄悄告诉我的哩。”
母亲说：“五爷进神仙岩探过路吗？”
父亲回答：“想必探过吧，要不他老人家怎么会告诉我呢？”
母亲紧逼一句：“他告诉你，你就进去探过路吧？”“没有，没有。你天天看见我的，我怎么会进去过哩。”父亲嘿嘿地笑起来。他这一笑，便是被问得理屈了。
父亲弯着背摸着脑壳嘿嘿地笑时，母亲的口气已陡然严厉起来。母亲说：“我告诉你，驼四爷，我不许你拿着全家人的性命和家产去跟一个不可靠的出口下赌注。自打走长毛后，有谁进过那神仙岩？有谁去亲自探过路？”
我母亲之所以喊我父亲“驼四爷”，是因为父亲在他这一辈中排行第四。街上人喊三爷、四爷、五爷、六爷……绝不是像揭露旧社会黑暗的小说或电影电视那样是对有钱或有权势人的称呼，而是按辈分排行所叫，哪怕是穷得讨米的人，只要他排行第一，晚辈见了就得喊“大爷”，同辈人见了则喊“他大爷”。至于那排行到第十三或第十四的，亦统称三爷或四爷。我父亲是正宗的排行第四，自然是正宗的四爷，我母亲平时喊他时，就喊“他四爷”。我父亲则喊“她四娘”。倘若双方言语不顺时，母亲口里的“他四爷”就变成了“驼四爷”。因为父亲的确是个驼背。
我母亲对神仙岩的安全提出措辞严厉的质问后，不等我父亲回答，又说：“你知道马谡失街亭吗？”“知道，知道，看过大戏。”父亲连连点头回答。他大概以为母亲转移话题了，便为自己看过大戏《失街亭》而不无自得。“看过大戏，哼！”母亲这回全是鄙夷不屑的神气了，“马谡就是自作聪明，不依诸葛亮的话当路扎寨，而移营小山，要来个什么居高临下，置之死地而后生，结果山包被司马懿团团围困，断水断粮，全军覆灭。我们这虽是逃难而不是打仗，但跟打仗是一个理，进神仙岩，就跟马谡上山是一样，自绝退路！”
我母亲虽然没正式上过学，填学历只能是文盲，但她自幼跟着我那当家塾先生的外祖父从旁偷学，不但很识得一些字，看过《三国》《水浒》《西厢》之类的“野书”，知道许多戏文故事，且论起理来能引经据典。加之她天生聪颖，就连思想，也与众不同，看问题总是先人一着，譬如说缠足，她也是被缠了的，可是当她得知她自幼被许配的夫家，也就是我父亲家里日益破落，已是田无一丘，房无一间时，她当着我外祖父的面就将缠脚布几剪刀剪开，我外祖父大讶，喝道：“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竟敢坏祖辈的规矩？”她慨然而曰：“到我出嫁时，父亲你有田产给我吗？有房子给我吗？没有吧，不可能吧，你老人家也就是靠着教书收几个束修过活吧。可我嫁过去后，要吃饭，要持家，要盘活儿女，我得靠自己的脚和手，我不将这缠脚布撕了，以后你能替我干活养家啊！”我外祖父说：“你有男人哪，靠你男人啊！”母亲说：“靠男人靠得住吗？靠得住的是我自己！如今只有两条路，要么你给我田产，给我房屋，要么你让我放脚！”就这样，母亲挣得了一双虽然已经有些畸形，但还算正常的天足。就是幸亏有了这双天足，她嫁给一无所有的我父亲后，什么事都能做，什么苦都能吃。她帮人犁田，成为第一个执掌犁杖的女人；她与人合伙打豆腐、酿甜酒，挣来了租赁铺面做生意的本钱……她果断决策，要谋发展，必须从乡下向街镇进军，终于在老街占得了一席之地。
我母亲在以令我外祖父无法辩驳的道理中将缠脚布扔掉后，还偷偷地学了一些武艺。她这武艺是跟我父亲的叔叔，也就是我的叔祖父偷学的。我祖父有七兄弟，其中有一位文秀才，一位武秀才。这位武秀才能舞八十斤的大刀，能开十石的硬弓，一柄镶铜嵌铁的长旱烟杆，就是他随身携带的武器，那柄长旱烟杆一舞动起来时，就连土匪都奈何不得。然而，我叔祖父们这文武秀才的遗传因子，在我父亲身上却荡然无存。相反，和叔祖父们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我的母亲，却称得上文武皆备。她已偷学识了字，又想到要偷学武艺以防身。于是她这未过门的媳妇去我父亲家走人家时，就总要缠着我那武秀才叔祖父表演功夫，叔祖父的一招一式，她都牢记在心，之后便自个儿偷偷地练，竟练到了一个武艺高强的男人若向她出手，也只能自讨苦吃的地步。至于我那窝囊的父亲，就算喊两个人来帮忙也打她不赢。我父亲有一次高兴时，哼着哼着“赵子龙大战长坂坡”的戏文，突然笑着对我说：“你母亲，是有功夫哩，也不知在哪里学的，她不动手便罢，一动手，风一样的快，有次我要打她，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她就把我打到地上了。还算好，出手不是很重。”
实在说，在我母亲年轻时，如果有人指点她参加革命，不管是国民革命也好，共产革命也好，她绝对会成为一个妇女领袖，抑或是女兵女将。可惜的是，革命的同志从未来过这偏僻之地，或者曾来过，没发现她这个可以成为革命的苗子。她也就只能是个养家持业、生儿育女的家庭妇女而已。更为要紧的是，在她和我父亲商议如何转移东西、如何避难的时候，如果她的话能让全街乃至四乡的人接受，那么神仙岩的惨剧便很有可能避免，至少不会让惨剧集中于一处。可在当时，即使她到街上大呼，甚或于以演讲的形式慷慨陈词，力诉进神仙岩避难的弊端，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没有一个男人会听她的。因为她在人们的眼里，始终只能是一个在大事面前没有发言权的女人，始终只能是“盛兴斋铺子里那个四娘”而已。她只能在家里让我父亲不情愿地听令。
果然，父亲极不情愿地说：“那你说，你说怎么办？神仙岩去不得，到底去哪里？”
母亲说：“去八十里山！先把东西藏到大山里去！”“藏到山里？谁去看守？”父亲仍在找不进山的理由，仍在说进神仙岩的好处。父亲说把东西藏进神仙岩，人也可以藏在那里，守着东西，日本兵人生地不熟，根本就找不到。等他们走了，我们就出来，东西一点也不会丢……
母亲不理会父亲的念叨，说：“不要再提神仙岩了，东西放到我妹妹家里去，就算日本人进山搜，一则难以搜到，二则就算搜到了，不过失掉些东西，人还是有地方跑……”
母亲的话还未说完，父亲那傻犟劲儿又上来了，他说：“是放到你那个白毛妹妹家里去吧，好让她全得了去吧，到时候日本人没怎样，你妹妹倒会将我的家产全占光！”
父亲说的那个白毛妹妹，也就是我的姨妈，生下来就是一头白发，故被称作白毛。外祖父给她服用了不少黑发的偏方，但丝毫不见成效。因了那头白发，很被人看不起，就连外祖父最后也说她是一个孽障，早早地就把她嫁进了八十里山，希望见到的人少，不知道她是谁家的姑娘，以免坏了外祖父的名声。我白毛姨妈嫁到八十里山后，不到几年，她丈夫又一病不起，死了。白毛姨妈便又被认定是克夫，更为人所不齿。
父亲一说白毛姨妈会将他的家产全占光，母亲可就真的生气了。“白毛怎么哪？白毛就不是人哪！白毛就会占了你的家产去？这家产到底是你挣下来的还是我挣下来的？”“好，好，是你挣下来的，你挣得多些，我挣得少些，行了吧。”
见母亲真的一生气，父亲又软了下来，可嘴里仍在嘀咕：“放到白毛那里，她不吞了才有鬼。我把话说到前头啰，到时候东西没了可别怪我……”“到底是东西重要还是人重要？！你说，你说！你是想要我们都死在日本人手里吧！”
母亲已经真正地说到了问题的实质处，父亲却像大多数街上人、乡下人那样，依然对日本人抱有幻想。他不敢再和母亲顶，只是轻声地咕噜：“日本人也不见得来了就杀人哩，就连街长也没见他们杀过人哩。耳听为虚，眼见才为实哩……”
父亲尽管说得轻，母亲还是听得清清楚楚，她立即回敬说：“街长是你那么说的吗？街长只是说他也没见过日本兵。你还要耳听为虚，眼见才为实，对不对？等到你眼见时，日本人的枪炮早将你打得变成灰，你就为实去吧！”“乌鸦嘴，乌鸦嘴！”父亲“呸呸”着走开了。五
究竟是将东西藏进神仙岩，还是藏进八十里大山，虽然以母亲的意见形成了“决议”，并迅速实施。父亲却依然不服气。当然，他的不服气只停留在口头，行动上还是服从了“决议”。当一些要紧的东西都转移到我白毛姨妈那里去后，父亲悄悄地跟街坊邻居谈起了母亲的“妇人之见”。“你老人家说说，说说，哪有这么个女人，硬说神仙岩靠不住，硬要进那大山里去，那山里有神仙岩稳靠？”
父亲刚一开口，立即有人附和。“女人嘛，晓得个什么！再说了，那日本人到底来不来还不知道，别弄得个劳命伤财。”“凡事还是要从最坏处着想啰，就算日本人来了，就算日本人抢东西，那神仙岩也是最好的去处。其一嘛，离这儿不太远，不必太费力；其二嘛，等到日本人走了，回来也容易；其三嘛，那神仙岩，神仙岩，名字也吉利。”“是啊是啊，神仙岩有神仙保佑呢！当年长毛要打县城，那城墙上，就有杨令婆显圣，她坐在城墙上，一双脚伸进了江里，长毛就给吓跑了……何况这是神仙岩哩，我就不信日本人能上神仙岩。”
这人说的杨令婆，指的是那金刀令公杨业的夫人、百岁挂帅的佘赛花。这杨家将的先祖，怎么又能到这新宁来显圣了呢？老街人说的却不无依据，因为杨家将的后裔，抗金名将杨再兴，的的确确就是新宁人，且为瑶族，县志有载。至于杨再兴为何又成了瑶族，则有一段非凡的传奇故事。因为有了杨再兴，所以有了杨令婆显圣。而一说到杨令婆显圣，便立即有人说：“是有神仙保佑哩！你看看，你看看，你在这里能看见神仙岩么？我都看不见，那日本人能看见？”“神仙岩既在山崖上，又在江岸峭壁处；既有树木遮掩，又无他路可上。日本人找不到，找不到的！”“就算日本人封锁了洞口，我们不出来，他也没卵办法。我们在里面可以煮饭吃，还可以唱大戏。他们敢进去吗？不敢进去的！”“实在不行了，朝后山跑哩，神仙岩后山的出口，谁知道，没人知道。你知道不？不知道吧？”“不知道，不知道，那硬是不知道。”“你家那个四娘，硬是跟别的女人不一样，这号由男子汉思谋的事，她多操了好多空心。”“四娘那人，别的都好，就是管事管得太宽，管事一管得宽嘛，还能不操空心？！”“操心操多了容易老呢。”
……
于是俱嘲笑我母亲没事找事，把日本人想得太可怕了。虽然到目前为止，街上还没人见过日本人，但日本人不也就是一张嘴巴、两个鼻孔吗？这些嘲笑让我父亲觉得拾回了一些男人的尊严，于是满意地回家了。
在街上人时而恐慌，时而莫名尊大的气氛里，半个多月过去了，老街并没有什么异样，四乡也没有什么异样。就连那些爱在夜间乱叫的狗，也没有比平常多叫几声。
一天到晚劳累惯了的人们在歇息了几天后，觉得这歇息也实在不是个味儿，实在比干活还乏劲，于是又恢复了正常的劳作。可是这一重新劳作起来，却感到很不方便，要拿这样物什时没有，要找那样物什时不见，于是又从神仙岩将一些东西往回搬。往回搬时照样有理由：那日本人或许不会来了哩，是吓人的哩。日本人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哟？
瞧着有人往家搬东西，父亲来了神气，对母亲说：“你看见了吧，看见了吧，人家都在往回搬了，人家往回搬可不远，下了神仙岩，就是扶夷江，有船。你呢，你硬要放进大山里，那么远，这下可好，你去把东西搬回来啊，我是不去了的啊，你有主见，有本事，你不听我的道理，还要说那什么马谡，自绝退路，这下你就去当诸葛亮，变出木牛流马来，把东西驮回来啊，别说我不管了哪，谁出的主意谁去……”
父亲说的这些话，实在不是一个负责的男人应该说的话。可父亲这么说时，母亲却并未生气，而是自言自语地说：“别慌，别慌，再等一阵子，再看看，再看看。再观观场面，到时候再将东西搬回来也不迟。”
母亲感到事情有些奇怪。
母亲的奇怪并不是说日本人怎么竟然没来，还是认为这些天太平静了，平静得让人生疑。
母亲觉得，日本人若是已经进了新宁县境，那么必定会有逃难的蜂拥而来。可是路上不见一个难民。如果说没有难民来，就说明日本人并没向这儿进发的话，那么平常那些来街上买货的乡人呢，怎么也少了许多，特别是那些熟客，一个也不见来。日本人既然没来，街上就应该恢复了往日的闹热……母亲以一个聪明女人的直觉和在生活中挣扎积累的经验，感到这不正常，而不正常就意味着会突然出事。
母亲的直觉非常准确。在这过于平静的日子里，谁也不会料到，日本人其实已经在老街不远处设伏，布下了重兵。六
日本兵究竟是如何令老街人在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进驻白沙，且埋下伏兵的，到今日依然无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我问过很多老人，也问过从事文史工作的，他们的回答都差不多：是那个时代哩，日本人就那么悄悄地来了哩。谁知道？！但有一点，回答得都非常明确，那就是：日本人进了白沙后，立即封锁了所有路口，在他们埋伏的区域内，所有的老百姓只准进，不准出！
这也就是我母亲感到疑惑的，怎么连逃难的难民都没见着一个，怎么来街上买货的人那么少。
日本兵就在老街后面不远，行人路过必经之地，名为观瀑桥一带的山林里，整整埋伏了六天六夜。
观瀑桥下其实并没有水，是一座拱形的旱桥。许是哪位信奉“架桥修路”为最大善事的人捐资而建，但那资金本不多，要到河上架桥力不能及，便选一山路造一不需多少资金的桥。站在那桥上，能看得见远远的金芝岭上流下来的一道瀑布，倘阳光好时，还能看得到飞瀑溅玉，横空里展现的一道彩虹；若阴雨蒙蒙，则山色尽在雾气笼罩之中，风儿拖动雾气，时而拽出一片片翠绿，时而拽出一座座巉岩……翠绿和巉岩又相互幻化，实为一大景观。
日本兵选择的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景观之处，他们大概是要在进行大屠杀之前，利用这么一处如画的风景怡心养性。
整整六天六夜，老街人竟全都蒙在鼓里，无一人察觉。
日本兵要伏击的，是正在由宝庆府往新宁县城开来的国军的一个团。
按照常理，宝庆沦陷后，国军往新宁开来的这个团，只能是撤退的部队，而且是撤往广西，因为从宝庆经新宁去广西，白沙是必经之路。老街人说的不无道理，别说日军，就算是国军，也没有来白沙驻扎的道理，也只能是路过。而国军撤退，日本兵应该是追赶，只能在后面。可日本兵却抢先到了白沙，而且非常隐蔽地在白沙等了数日，而且对白沙地形熟悉，知道这儿好打埋伏。若过了白沙，便无险可伏。
而关于这支遭日军伏击、全团惨遭覆灭的国军，到底是哪支部队，到现在都没有说明，没有记载，官兵们更没有坟墓碑记。记事截至1989年的新修县志上也仅仅点明一句：是年，国民军某部在白沙遭日军伏击，全团官兵阵亡。
国军这个团惨遭覆灭后，凡事先进入日本人埋伏区域内的人，即那些“只准进，不准出”的老百姓，全部被杀光，他们和国军某部的血，染红了江水；他们和国军某部的尸体，将扶夷江堵塞。
在国军某部正向日本兵的伏击圈一步步靠近时，在日本兵早已静候于老街人的身旁时，浑然不觉的人们又开始了“太平日子”。该搬回家的东西搬了回来，该打点礼性问候的打点礼性问候，忙完了活，到要好的人家坐一坐，抽着水烟筒，讲着白话，白话里少了原来那些担忧和惧怕，多了些某人某人如何如何在外面过夜，不敢回家睡觉的笑话。
我母亲就是被笑话的一个。
母亲在直觉的警惕中，不但不为将东西往回搬的“潮流”所动，反而一到天黑，就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老街对面不远的山坡上过夜。那时我三弟出生才几个月，母亲用背带将他背在背上。父亲则无论如何也不愿跟随母亲行动，说母亲是无事多事，自讨苦吃。他说他哪里也不去，他要留下来看家，栏里还喂着一头猪哩！
这天晚上虽然没有月亮，但星星很是灿烂。
我母亲坐在老街对面，也就是扶夷江对岸，名唤香炉石的一家农户的床上。
香炉石这地名，因从江上看来，酷似一香炉而得名。而过得江来，又确有一巨型青石，横亘于江边，亦形似香炉。“香炉”的底端浸入江水中，两边又连绵着平坦的青石，于是常有漂洗的妇人、女子，穿红着绿，蹲于青石上，以棒槌槌衣。于是棒槌声声，此伏彼起，使得空旷的江野，反越显得寂静。稍倾，妇人、女子相互泼水嬉戏，笑声格格，话语撩人，惹人动心。若一见得有男人路过，那笑声、话语，倏地收敛，悄然无音，复只有棒槌声声……故有“棒打香炉声声脆”之语，被列为老街一景。
此时，我母亲正透过破烂的纸糊窗棂看着天上的星星。她怀里抱着我三弟，脚头睡着我和我那刚满十岁的大姐。
当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来到香炉石，找到这家农户的主人，说要在他家里借宿几天时，这家农户的主人立即满口答应。这位男主人因为常到老街我父母开的“盛兴斋”买货，彼此已很熟悉。“那我们就吵烦了，吵烦了。”我母亲说。
男主人赶紧回答：“吵烦什么呢？我这里正好有一间空房，床铺也是现成的，只是没有你们街上的爽净。”
我母亲说：“早先我连你们这样的房子都没有哩，在庙里都安过家哩。”
男主人说：“只要你不嫌弃，我就是迎来贵客了。你们只管放心到我这里住，日本人不会到我这里来的。”
我母亲说：“你老人家怎么就敢这样断言呢？”
男主人说：“日本人要占也只占你们老街，要住也只会在你们街上住，他到我这个乡里来干什么？”
我母亲说：“他们要是到乡里来抢粮呢？”
男主人说：“他们要抢粮也是到人住得多的院落去，才能抢得多一些。你老人家看我这屋子，独门独户，又不打眼，过江来的人看不见我这屋子，站在我这窗户边，却能看见过江走来的人。就连在香炉石上捶衣的女子，我这里也看得清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不晓得跑啊！从后门一跑出去，就进了山……”
我母亲笑了。我母亲看中的，正是这个独门独户，前能看清几里路外沙滩和江边的动静，后靠大山，树林茂密。
男主人又说：“你老人家，他四爷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呢？”
我母亲说：“他不肯来，他讲我这是没事找事。”
男主人说：“小心无大错，小心无大错，还是小心点好哩！”
我母亲说：“话又说回来，家里也是要个人看着，栏里还有一头猪要喂潲。”
男主人立即说：“那是，那是，四爷就是舍不得他那铺子。可万一日本人进了街，那猪不就正好成了日本人的下酒菜。”
男主人这么说时，女主人忙对我母亲说：“四娘，你别听他那乌鸦嘴乱说。日本人怎么单单就会抢你老人家的猪呢？不会的，不会的！”
男主人笑了。说：“我这也是胡乱讲讲而已。四娘，你最好要四爷将那头猪赶到我这里来，我家有猪栏，我那栏里的猪已经卖了，正好空着。你们一家人都到这里住着，房舍是差一点，但睡个安稳觉。”
男主人关于猪的建议的确引起了我母亲的重视，觉得他讲的非常有理。第二天，母亲回到老街，就和父亲商量，要把猪赶到香炉石借住的农户家里去，并要他一同离开老街。父亲一听就跳了起来，对我母亲说：“什么事都依着你这个女人了，放到外面的东西一件也没拿回来，家里已经完全不像个家了，你还要听人家的话，把这头猪也赶出去。人家那是哄你呢，是哄着你将猪赶到他家去，他家好吃过年肉呢！”
父亲吼着说：“这个家你已经当了九成，这最后的一成，归我当！你想把猪赶走，除非你要那个想吃过年肉的家伙来把我抓走！”
父亲的话是这样的蛮横不晓事理。因为只是一头猪的问题，母亲便不好再坚持了。而就是这头留在家里的猪，几天后，成了我大姐被日本人抓住的原因之一。
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香炉石那独门独户的农户家歇宿的第三个夜晚，女主人告诉我母亲，他们第二天要到她娘家去，她父亲满五十，是大寿，不能不去的，得在娘家住一晚，但一定只住一晚，就回来！毕竟家里有这么多事，放不下的。我母亲说你们只管放心去，夜里有我帮你们看着家哩。
第二天吃过早饭，农户的男主人、女主人带着四个孩子：两个男孩，两个女孩，男孩最大的十四岁，女孩最小的刚满三岁，一家六口人高高兴兴回娘家祝寿。我母亲送他们出门。“好走啊，你们好走哪！到了娘家记着给我捎上一句话，祝寿星老人家富比南山，寿如东海。”
我母亲像送自己的亲戚一样，一边说，一边将包有一些钱的红包封塞到女主人手里。“你老人家太讲礼性，太讲礼性了。”
男主人和女主人同时道谢。
我母亲又对那四个孩子说：“在路上要听话哪，不要乱跑哪，不要喝生水哪，家里的生水能喝，外面的就不能喝哪，小妹妹走不动了，你们做哥哥姐姐的要轮流背，别要父母亲背哪……”
我母亲迎着阳光，微眯着眼睛，不停地叮嘱着。后来我母亲说，这恐怕就是预兆，我当时怎么有那么多话要说呢？
那个三岁的小女孩则蹦跳着对站在母亲身边的我和大姐说：“哥哥，哥哥，我回来带好多好吃的东西给你们，你们可要等着我回来，你们可不要走开哟！”
因为我大姐完全是一个男孩子的样，不仅是这个三岁的小女孩喊她哥哥，就连小女孩的父母亲也以为她是男孩。
小女孩蹦跳着，跑到前面去了。
然而，这农户一家六口去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们走进了日本兵控制的埋伏区域。对于老百姓，日本兵在国军某部没有走进伏击圈时，是只准进，不准出，全部扣留。而在将国军某部消灭后，他们就对被扣留的老百姓实行大屠杀了。对日本兵来说，大屠杀也许需要理由，也许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理由。如果说他们需要理由的话，那就是不让被扣留的老百姓泄露伏击的情况，或者是不让老百姓泄露被扣留的悲惨遭遇。但就连这样的理由，也是不存在的。其一，他们的伏击战已经打完，而且是全胜，不存在再泄密不泄密；其二，如果说被扣留的老百姓的悲惨遭遇怕被泄露，那么，他们随之而来的对神仙岩的手段，则比用枪炮屠杀更令人发指。
不需要任何理由便实行大屠杀的事，已经太多太多了。而正因为太多，反而让人不相信，反而让人非要去找出个为什么来，反而能让屠杀者矢口否认。
后来他们驻扎在老街的一位小队长说，他们是拿这些老百姓，来试一试缴获的国军某部的枪和子弹，到底还能不能用！
我母亲在透过破烂的纸糊窗棂看着外面的星星时，心里忐忑不安。她想着农户这一家子怎么还不回来呢？说好了只住一晚就回来的呀。
母亲掐着手指算着他们走了的日子，已经是第四天了，他们难道会在娘家住上这么多日子？不可能，不可能！如果是做女儿的单独回娘家，住上十天半个月的也有，但这是他们全家回娘家，即算是女儿硬被留住了，那女婿也会带着几个大的孩子回来的，这是乡下走亲戚的不成文的规矩。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难道……母亲不敢想下去了。
躺在母亲怀里的三弟哼呀哼呀地叫了起来，大概是饿了，要吃奶。母亲解开胸襟，将奶头塞进三弟的嘴里。璀璨的星光透过破烂的纸糊窗棂，射在母亲饱满而又白如凝脂的乳房上，也照着端庄美丽而又充满忧虑的母亲的脸庞。
三弟那几声哼呀，使得非常警觉的大姐立即醒来了。
大姐一醒来，就把我推醒。我们两姐弟同时坐了起来。
大姐虽然才刚满十岁，但她完全继承了母亲的优点，属于那种特别懂事、能干的假小子。
我母亲生她时，因为是头胎，我父亲守在门外面，寸步不离。他倒不是担心我母亲生头胎难产、出意外，而是在等着要一个儿子。当房内终于传出婴儿的啼哭，我父亲冲进房去，第一个动作就是伸手往婴儿的胯里一探，当没探着小鸡鸡时，父亲的脸色立即变了，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将房门“砰”的带上，震得窗棂上的纸“沙沙”作响。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房子，是租住在乡里，铁青着脸的父亲竟从乡里一口气走到老街，走进老街的一家酒店，赊了一碗酒。从不喝酒的他，在酒店整整坐了大半夜，直至酒店老板实在是要关门了，再三请他老人家回去，他才离开。
我母亲也知道作为一个女人，不能给夫家生个儿子的“罪孽”，她当即自己做主，给我大姐起了个男孩的名字，并从此将我大姐做男孩打扮。母亲说她要等我大姐到“来红之年”，再恢复她的女儿本相。母亲这样做的意思有两层，一是她不愿让人知道她生的是个女孩，她坚信她生第二个、第三个……时，肯定都是男孩！二是她知道女孩的苦处，从小就要低人一等，她要让她的女儿完全享受与男孩同等的待遇。但她又没有别的办法，她就只能将女儿唤做男孩，扮作男孩……
母亲的这一招，不但使得我大姐少受了许多歧视，就连她自己，也抬高了不少身价。因为是租房子住，只看哪里便宜就往哪里搬。一搬到新地方时，就没人知道我大姐是个女孩。新地方的人一把我大姐当成男孩，就夸我母亲会生，数落某某女人、某某女人全无点用，只会生些个和她一样的。当母亲终于跻身于老街时，老街的人也几乎全都以为我大姐是个男孩。
父亲在这一点上还算配合，也不将他的老大其实是个女孩这事说出去。加之我母亲又真的为他生出了男孩，他就更加无话可说了。
然而，父亲仍然把我大姐看成以后反正是个“赔钱货”。只是我大姐也真的是以男孩自居，在外面敢和野小子打架，在家里敢当面顶撞父亲。当然，她之所以敢于顶撞，一则是顶撞的事她确实有理；二则，也是最主要的，有母亲在她后面撑着。她稍微大了一点后，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参与，且讲得头头是道，也干得有条不紊，终于使得父亲都有点怕她。她的地位逐渐上升，上升到了相当于当家的“老二”，除了母亲就是她。
我大姐在越来越懂事后，和母亲又可以说是结成了“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形成，首先是母亲坚决支持她读书，从小就教她识字，算数。她考进县立完小，进校直接就读三年级，各科成绩却都是第一。当她又跳级念到高小时，父亲就不让她读了，父亲说女儿家识得几个字就行了，已经登上天了，每年要拿谷子去缴学费，哪里有那么多谷子缴！那时家里还没能开铺子，父亲要她回来去帮工；母亲却说，她的儿子（母亲从来不说女儿）就是要读书，就是不能一辈子像她父亲一样去帮工，只要儿子读书得第一，她就是累死也要供儿子上学！父亲为此大闹，且喊来他的兄弟，力诉休学能给家境带来的好处，力诉继续读书是浪费谷子，将会给家里带来的种种不利，到时候“家将不家时”可别怪他！父亲以为自己大闹，再加上兄弟的干预，就能迫使母亲让步，最后几乎闹到分家，结果还是母亲胜利。母亲胜利的举措很简单，她做了如下三件事：第一，打发我大姐上县城学校，不要回家，免得心烦，影响学习；第二，上学不就是要学费，要生活费吗？母亲对大姐说，学费、生活费按时由妈托人给你送来。打发大姐走后，母亲开始了第三，将愤而在外找人评理的父亲喊回，面对面坐下，说：“你不是要分家吗？那么现在就分，你去把你的兄弟喊来，哪个锅子该你拿，哪个鼎罐该归我，分清楚了，若有不公平处，也莫怪我不念夫妻一场！”
这分家其实就是离婚，但其时还没有离婚这一说。而分家实在也是简单得很，因为当时我父母亲一无房子，二无田地，就有些煮饭和睡觉的家什而已。而我母亲因为与人合伙打豆腐卖，已积攒了几个钱放在只有她知道之处。母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做好了“以防万一”准备的。
父亲见母亲真的要分家，慌了神。不惟是父亲心里清楚，倘若真的分了家，他到哪里再去找一个有母亲这么漂亮能干的女人？就连当时还只有五岁的我，也觉得父亲配不上母亲，甚至觉得，母亲为什么不和另一个叔爷或伯爷成一家呢？等我长大一些后，我的亲叔爷，也就是我父亲的亲弟弟，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对我说，那个村子里，有你母亲的一个相好哩！他原来也住在街上。我一听，竟惊讶地脱口而出，说：“啊，我母亲真是了不起！”这是我仿照我那读过书的大姐的口气说的。紧接着我要他立即陪我去看一看我母亲的相好，我认为我母亲的相好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伟丈夫，结果弄得叔爷很是尴尬，连忙说那人早就走了，离开白沙不知去什么地方了。而我想知道我母亲的相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的念头，反而更加强烈。
分家以父亲的再三赔不是而宣告结束。其实母亲倒是真的想分家，但她不能分，她知道如若真的分了家，她也许会幸福，但对儿女却不一定是好事。她一心为的就是儿女！
十岁的大姐跟着母亲借宿在外面，就知道时刻得保持高度的警惕。她一爬起来，就对母亲说：“妈，是日本人来了吗？”
母亲说：“没什么事，你睡你的吧。”
大姐说：“妈，你到这时候还不睡，肯定有什么事！”
母亲说：“要说有事，我是想着这一家子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们莫非……莫非出了什么事？”
大姐说：“是啊，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呢？”
不等母亲回答，大姐又说：“妈，你不用担心，他们拜完寿，说不定又到别的亲戚家里去了呢！”
母亲说：“我心里总有种不好的预感，但又说不出究竟是哪方面的……”
大姐说：“妈，他们不会有事的，不会的，你还是睡一下吧。”
尽管有着我大姐的宽慰，母亲依然忧心忡忡。
江边，传来一阵野狗的狂吠。
野狗的狂吠渐渐消失后，有着星光的黑夜显得更加寂静。
母亲见我三弟噙着奶头睡着了，便将三弟轻轻地放到床上，她点燃油灯，往堂屋里走去。
我大姐紧跟着下了床，从母亲手里接过油灯，照着母亲，陪着母亲。
母亲走到堂屋里。堂屋里除了设有神龛，还供有一尊观音菩萨。母亲点燃几根香，插到香炉里，而后双手合十，鞠躬祈祷，求观音菩萨保佑农户这一家人平安回来。
祈祷完毕，母亲又拿起摆在观音菩萨旁边的一副卦，口里念着：“菩萨显灵，我虽不是这家的什么亲戚，但这一家子都是好人，求菩萨大发慈悲，送我一个宝卦，他们明天就能平安回来了。”
母亲要求的宝卦是一片卦心在上，一片卦心在下，可母亲将卦往地上一扔，却是两片卦的卦心都扑在地下，是个阴卦。
母亲心里有点急了，喃喃念道：“这不可能，这不可能，难道真要出事……”
母亲正要再打一卦时，蓦地，只听得一片闷雷般的轰响，似从天边滚滚而来。“妈，这是什么声音？！不是打雷吧。”我大姐问母亲。“是炮声！”母亲手里的卦掉在了地上。她的声音有点颤抖。
炮声越来越密集，夹杂着机关枪和步枪的响声，还有的炮弹似乎就落在扶夷江里，好像能听见江水被炸起的扑腾。
枪炮声是从老街后面传来的。
日本兵向进入伏击圈的国军某部开火了。“他们真的来了，真的来了！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呢？”母亲不无惊恐地念叨着。
大姐忽地就去开门，要往外走。“你到哪里去？！”刚刚还似乎害怕不已的母亲见大姐往外走，立即像变了一个人，厉声喊道。“我得去看父亲，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大姐回答说。
在这危难已经来临的时候，大姐头一个想到的人还是父亲。可是她这一去，之所以被日本兵抓住，却是因父亲挡住了她逃跑的去路。七
大姐刚要走出门，母亲说：“你现在不能去！”“为什么？”大姐不解地问。“现在情形不明，到处是枪炮乱飞，你先别出去，什么时候我要你去你再去。”
母亲将大姐拉回身边。
这时候我已经赤着双脚站在床下，呆呆地听着那越来越激烈的枪炮声。七岁的我不知是被吓坏了，还是被那像鞭炮一样炸响的枪炮声吸引住，总之是傻傻地完全不知所以。
母亲对我喊道：“快把鞋子穿上，夜里地上凉。”她一把将我掼到床上，给我穿上鞋，套上罩衣，然后几下就把该随身带的东西捆扎成一个包袱，将仍然在熟睡的三弟用背带捆到背上，又将通往后山的后门门闩拉开。这一切，母亲在片刻便全部做完，利索得像一阵风。
母亲坐到床前，她背上背着三弟，左手将我揽在怀里，右手抱着大姐，开始了她的紧急应对安排。
在枪炮声掀得房屋都有点簌簌作响的震动中，母亲说：“你们不要害怕啊，灾祸反正已经来了，来了就不怕，怕也没有用。你们都得听妈的，知道吗？”
我和大姐同时点了点头。
母亲先对我叮嘱道：“你要时刻不离妈的左右，我往哪里跑，你就要跟着跑，路上不许哭，不许叫，妈要你躲到哪里你就躲到哪里！躲起来的时候不准做声，这就好比打仗，你要听命令！”
母亲说一句，我就做出懂事的样子点一下头。母亲说完后，我补了一句：“妈，我倒是不会哭也不会叫呵，可要是三弟哭起来了怎么办呢？不就把日本人招来了吗？！”
母亲说：“你三弟只要有奶吃，他就不会哭的。”
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好像才放了心。但心里却仍在想，妈，你可要时刻都有奶给三弟吃嗬！
母亲又对大姐叮嘱道：“你是老大，也是娘最放得心的。娘最不放心的其实还是你那父亲，他太弱，可又太倔，他弱起来时没有丝毫主意，他倔起来时又听不进任何人的话。所以你要跟他到一起，照应他。你跟他在一起时，又不能和他吵哪，你和他吵起来，他又会什么都不顾的哪。”
大姐说：“那我们要分开啊？”
母亲说：“对，都到一起太扎眼，反而不安全。况且现在你父亲一个人在街上，也到不了一起。到时候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你找到他后，千万千万不准他上神仙岩哪！你和他到你白毛姨妈那里去。我们也到你姨妈那里去，我们在你姨妈家里会合。”
母亲这么说着时，真像一个指挥官在下达命令。
聪明的大姐突然说：“枪炮声好像是从老街后面的山上打出来的，我们还往住在大山里的姨妈那里跑，太冒险了吧！”
母亲说：“这一点我早就想到。按理说，日本兵来了，应该先占领老街，可他们却不占，这里面有名堂，也不知道他们是在打谁？也没见有中央军过。莫非是在拿乡里的老百姓当靶打？这些暂不说，正因为他们先在老街后面打，打完后，肯定会冲进老街，然后就是往这边来。你想，他们在那里打完了仗，还会呆在那山里吗？他们要是不走，那就是扎在老街，再往这边进发。我们反而往那边去，不正是没有了日本人的地方吗？再说，你姨妈在八十里山，日本人要是在那大山里，我们这儿能听见枪炮声吗？所以，只要能够到达你姨妈家，就会没事！”
大姐觉得母亲说得有理。可她又说：“妈，你要背着三弟，又带着二弟，还有一个包袱要提，你太累了啊！我在你身边，就能帮你背三弟，帮你提包袱啊！”
母亲说：“你看你，会说乖巧话了吧。枪炮声刚一响，你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父亲！我说到底是亲生的哩！现在却来说帮我了。你妈不要你担心，万一危急了，我不晓得把包袱丢掉啊，丢掉点东西有什么要紧，只要救得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也都给我记住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要先顾东西，而要先顾命！如果命都没有了，还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母亲又特别指着我，说：“你和你三弟，以后都会长成男子汉的，男子汉就是要拿得起，放得下！顶天立地！”
母亲说完，左手把我抱得更紧，右手把大姐也抱得更紧。
后来我想起母亲的这几句话，我觉得这是母亲给我上的最好的一堂人生教育课，那就是要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后来我又想，母亲这句话里还有许多没说完的意思，那就是她嫁的男人太弱，太不像个男人样。她这一辈子，在婚姻上，实在是太委屈了自己。如若依她的性格，她完全可以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于不顾，完全能够将已经建立的家庭打碎，哪怕是陷入如利刃的舆论！她也会将那利刃折断。可是不知为什么，母亲却自始至终地当了家庭的“维持会长”。虽然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孩子，为了我们。但我宁愿她不为孩子，不为我们。在我长大成人后，我曾就这个问题专门问过母亲，母亲笑着说：“要不是为了你们，就算是三个你父亲那样的男人，我也早就将他抛开了！唉，唉，那时候，那时候，我……”母亲抓起衣袖，抹了抹带着泪花的眼睛。我清楚母亲没说出来的话，那时候，那时候，想着她的男人实在不少，即使是她已经成了母亲。
……
星光，终于渐渐消退，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天，却终于透出了蒙蒙亮色，枪炮声渐渐弱了。
母亲毅然地松开大姐，把她轻轻地一推，说：“你可以走了，不要从这个石码头渡江，要沿着江边，从香炉石往上跑，再过江。还有，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女的！”
大姐应了一声，机灵地往外一跃，不见了。八
当日本人把陷入埋伏圈、几乎不可能有还击之力的国军某部全部打死后（他们似乎根本就不需要俘虏，也不留下一个活口，因为老街和四乡幸存下来的老百姓没有见到一个被俘的穿黄军装的人），枪口转向了被扣留的百姓，枪杀百姓更为快捷，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活着逃出来，包括我们借宿的那家农户六口，包括那个只有三岁的小女孩。
母亲要大姐不要从石码头过江的话完全正确。当枪炮声稍一减弱，街上的人便纷纷往江边逃来，纷纷争抢着从石码头处过河，乱成一团的人们已经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快渡过江去，赶快藏进那神仙岩。似乎只要一进了那神仙岩，就是进入了安全之处。
然而，过江的人们似乎并未得到神仙岩神仙的庇佑，素讲礼性的人们在求生的欲望驱使下，已没有礼性可讲，也不可能讲礼性。在无人组织、无人指挥的混乱中，不断地有人因拥挤而落入江中。
不要以为住在江边的街上人都识水性，恰恰相反，他们中识水性的不多。街上人大概正因为在江边住得太久，对从身边日夜流淌的江水反而有两大畏惧，老人们对子女的训诫中便有两条，一是训诫不要到江中洗冷水，洗冷水容易得病，而这得病，正是最可怕的事之一，故无论是街上人，乡下人，都有一句口头禅：张飞猛子不怕死，只怕病；二是训诫不要到江中划澡，这划澡就是游泳，说每年都有划澡的被淹死，落水鬼年年找替身！学会撑船一世就包用了！所以街上人会撑船的不少，会划澡的不多。
划澡的本事，只有这个时候方能显出它的用处。可事后即使有人提出为何当初不让我学划澡的质问，老人们也会振振有词：“谁知道要逃难哩？谁知道日本人要来哩？”
在不断有人落入江中的混乱之际，一条平素不大被人瞧得起的汉子——老街人爱说，他有什么本事哩？他一不会做生意，二不会节省，就会在涨大水时，跃入江中捞些个浮财，捎带救几个人上来，得些谢礼，讲话没大没小的猛子——从岸边拥挤的人群中冲了出来。
这条汉子，或曰猛子，对着拥挤的人群又是大喊，又是大骂。他大喊的是不要挤，不要挤，再挤下去谁也过不去！他大骂的是街上管事的哪去了？他妈的平常只晓得拿着撮箕来收税粮，日本人一来他妈的就不见影了！为什么不多备几条渡船？他一边喊一边骂，要会水的先下水去救人，说完就将几个会水的人推下江去；他要人将扮禾的扮桶统统拿来做船划，将捆扎在吊脚楼下、大水来时用以护身的划子、木排，统统拿来渡人，谁要是不肯拿他就先放火烧了谁的家！他又要腿脚快的干脆往上游跑，跑到泥弯码头去渡江……他这么喊着骂着，拥挤的人群开始有了些秩序，然后他将衣裤脱得精光，露出一身紧邦邦的肌肉，几把将衣裤盘缠到头上，跳入江中，指挥渡船、扮桶、划子、木排往对岸划……
这条汉子，或曰猛子，倘若与人当面相见时，还是被喊做二爷。
二爷没去神仙岩，他说他懒去得。他说他就在这江边游荡，日本人奈他不何。但二爷后来被说成通日本，受了几十年的磨难，最后还是死在这个汉奸的名上。可我在后来却想，这位二爷，应该就是我母亲年轻时的相好。
大姐赶回老街，老街上已见不到一个人。有些铺门上了锁，有些铺子却大敞开着，显见得走的人已是什么也不顾了。
大姐想着父亲可能已经跟着逃难的人跑了，她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可是当她走到自己家门口，却发现铺门紧关，不过不是从外面上锁，而是从里面关着。
父亲是关着铺门把他自己关在里面。
大姐忙捶门，喊父亲。
她使劲捶，使劲喊，里面却无人应答，而且连一点声音都没有。
大姐急了，慌忙绕到屋后，后门也是从里面关着。
大姐又捶后门，又使劲喊，仍然没人应答。
大姐抬脚踹门，想把门踹开，后门虽然没有前面的铺门结实，但要凭一个十岁孩子的力气把它踹开，只能是徒劳而已。
大姐一边继续大喊父亲快开门，一边端起一块石板，朝门砸去。她端着那沉重的石板还没砸到门上，门却突然一下开了，反而害得大姐一个踉跄，差点栽倒在门槛上。
突然将门打开的正是父亲。
大姐气喘吁吁地放下石板，气极地问：“你为什么不开门？为什么不应答？为什么不吭一声？”
父亲说：“我以为是日本人在打门哩。日本人打门我就是不开。”
大姐说：“连我的声音你也听不出吗？”
父亲说：“听倒是听出来了哩！”“听出来了你为什么不开门？”大姐心里的那股怨气更大了。“我是看，看你到底打不打得门开，你要是打不开，那日本人也打不开，就说明我这铺门结实。日本人来了也不怕。”
父亲竟然如此回答。他将一个十岁的孩子和日本人去比，他认为孩子打不开的门那日本人也就打不开。也许，他的确是被日本人的枪炮声吓得糊里糊涂了，这时候恐怕也只能用他被日本人的枪炮声吓糊涂了来解释。因为他并不傻，有时候还聪明得过了头。在我大姐还只有四岁时，有一次，他不知来了什么雅兴，竟主动要求替我母亲到河边去漂洗衣裳。他拿着两件衣裳，不是就在临街的江边洗，而是坐船过江，到香炉石去洗。许是因为香炉石有着捶衣的妇人、女子。他站到江水边，将一件衣裳踩在脚下，双手漂洗着另一件衣裳。大概是捶衣的妇人、女子说着的悄悄话吸引住了他，他双手一松，漂洗着的衣裳被江水冲走，他忙抬脚去抓衣裳，那被他踩着的衣裳却又漂走了。结果他两手空空地回家，一进家门，便对我母亲嚷道：“他四娘，你也别怪我，我也不怪你，咱们两个就算扯平了。”我母亲觉得莫名其妙，问他到底是什么事算扯平了？我父亲说：“昨天老大抓了只蜻蜓在玩，你说要帮她重新换根拴蜻蜓的绳子，结果蜻蜓跑了，不见了；今天我去洗衣裳，那衣裳被江水冲走了，也不见了，所以你也别怪我掉了衣裳，我也不怪你跑了蜻蜓，咱这就算扯平了！”
我父亲就是这么个人。他的回答使我大姐又气又火，已顾不得是和父亲在说话，用手指着父亲：“那你怎么又将门打开了？”
父亲说：“我看着你要拿石头砸，我怕你将门砸坏了，重新做扇门又要好多钱哩！你没去帮过工的，不晓得挣一个钱有多难。”
原来父亲一直在隔着鹅卵石基脚留出的一个用以架竹竿的小口，看着我大姐在喊他，在捶门。
父亲刚这么说完，一瞧我大姐那质问的神态，手竟然快指到他的额头上来了，他便忽地一下跳了起来。“你是我的女，你还敢用手指着我？！你莫非比日本人还要凶？到时候日本人没将我怎样，你这个样子倒要将我吃了哩……”
面对着这样的父亲，你还有什么办法呢？大姐想起了母亲叮嘱的话，不能和他吵，一吵起来就收不了场。十岁的大姐忙说：“好，好，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向你赔罪，你不开门是有理的。你快跟我走吧！日本人就要进街了！”“走？到哪里去？”父亲反而在没放瓦钵子的火箱上坐下。因为女儿的认错，他感到了一种满足。“满街的人都逃光了，一个也没有了，赶快走吧，不然就来不及了！”我大姐焦急地催促着。“要走就往神仙岩走。”父亲似乎有点得意地说，“可我知道，神仙岩你母亲又不得准我去。”“对啊，母亲特意交代了我，那神仙岩是万万去不得的！”大姐一时还没明白父亲的意思。她没想到，到了这个紧急时刻，父亲竟然还要争回他自己的理，争回他自己的面子。
果然，父亲不紧不慢地说：“那神仙岩明明是个最好的去处，既保险，离这里又近，躲到里面，饭也有煮的吃，觉也有地方睡，可你母亲就是不准去，硬要不听她的吧，到时候她又跟我闹死闹活的……”
大姐打断他的话，说：“别讲这些了，快走吧，到我姨妈那里去！”“你母亲那个白毛妹妹那里，我是不得去的！去了好看她的白眼啊！”父亲来了劲，仿佛这是我大姐在求他。“快走吧，就算我求你了，就算是母亲托我来求你了！”大姐只得双手作揖，真的求起来。
父亲却说：“我晓得啰，是你母亲要你来求我的啰，可凡事要讲清个道理，就只准我听她的，到她那个白毛妹妹那里去，就不准她听我的，到神仙岩去啊？！”“那你到底要怎样？”我大姐简直无可奈何了。
父亲的回答是：“崽啊，女啊，你莫逼我，我哪里也不去，我就守在这里，守在家里。我就不信，日本人硬会把我怎么样……”
时间，就在我大姐捶门、喊门、砸门，在父女俩的争吵中，在父亲的好歹不动中，在我大姐的无可奈何中，被拖延，一再被拖延。“嘎嘣、嘎嘣”，几声清脆的三八大盖的响声，直往铺子里传来。那子弹，仿佛就打在我家后门不远处。
近在咫尺的枪声，终于使得父亲浑身一震，他站了起来。
大姐上前一把攥着父亲的手，拉着就要走。
父亲却挣脱了我大姐的手，使劲一甩，说：“走，走，你就知道走，栏里还有一头猪哩，你就不管了？我天天给它煮潲喂潲，只有我才知道喂头猪有多辛苦……”“嘎嘣、嘎嘣！”又是几声枪响。
父亲依然诉说着他这几天喂猪的辛苦与功劳。
大姐只能喊天了，到了这个时候，父亲还在念叨着那头猪。
大姐真想甩手就自己走了拉倒，可又不能这么走，也实在不忍心走啊！大姐那双小手急得直拍裤腿。
父亲大概被我大姐的急窘所感动，这才说：“这么好不好，我呢，让着你一步，还是赶快走；你呢，让着我一步，帮我赶着这头猪走。”
我大姐没有办法，只得和父亲一起，从栏里往外赶那头猪，那猪也许因呆在猪栏里太舒适，也许知道走出去后很快就会遭遇不幸，死活也不肯迈出猪栏一步。大姐抓根棍子朝猪抽去，父亲不准他抽，说抽得他心痛。父亲要大姐抓着猪的耳朵往外拖，他自己却又不到猪的后面推，而只在旁边吆喝着“使劲、使劲”。一百多斤的大肥猪，大姐那瘦小的身子怎么也拖它不动。
时间，又在与猪的僵持中继续拖延。
瘦小的大姐虽然没能将猪拖出猪栏，可她的火气再一次上来了，她拾起那根被父亲抢过去丢在地上的棍子，再也顾不得父亲心不心痛，朝着猪狠狠地几棍，就将猪赶出了猪栏。
大姐用棍子赶着猪，父亲在旁边不停地嘀咕：“要小心点，小心点。”他说的要小心点，是指对猪要小心点，怕的是赶急了，猪一不小心，跌进沟坎，折了猪脚。
正在我大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加快脚步之际，突然发生在邻家菜园子里的一幕，使得父亲终于舍掉猪而撒开了脚步。
没有经历过那种劫难的人，也许认为只有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才会如此地要猪而不要命，或者叫做愚昧的顽固透顶。菜园子里的那七个女人，却正说明了像我父亲这样的大有人在。
那七个女人，竟然是在摘辣椒。她们舍不得园子里那红透了的、椒尖朝上、远远望去、一簇一簇如火红的鲜花般的朝天辣椒。
她们和我父亲的理念一样，尽管也害怕，但总想着日本人也是人，总不会见着人就杀吧。
这七个女人是姊妹，她们本来已经跟随着人流跑出了家，可一想到园子里的辣椒，一想到红透了的辣椒那股诱人的可爱劲，她们就不想跑也跑不动了。她们看着日本人还没有出现，便又相邀着跑回来，把园子里的辣椒摘了，一人分一点，再跑。七个女人结着伴，好壮胆。
她们正在摘着红透了的辣椒时，从山坡上跑下来了两个日本兵。这两个日本兵像逞着性子好玩似的，一边跑，一边不时“嘎嘣”地放一枪，制造一些他们来了的气氛。兴许这是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屠杀了被扣留在伏击圈内的所有老百姓后，有意地放松放松。
两个日本兵发现了在菜园子里摘辣椒的女人们。
两个日本兵朝菜园子冲来。
这两个日本兵并不像我后来从电影里看到的那样，见了女人就“喊花姑娘”,“塞古塞古的干活”。而是冲进菜园子后，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举起上着刺刀的长枪，就把两个女人刺倒在菜园子的篱笆上。
另外五个女人哇哇地尖叫，用手捂着脸。日本兵仍然没喊也没叫，像在靶场上练刺杀靶子似的，将五个女人全部刺倒。
七个女人，全都是仰倒在菜园子的篱笆上。她们死不瞑目，她们一个个大张着眼睛，她们似乎还有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我们在摘我们自家的辣椒，我们没撩你们，没惹你们，你们为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句，就这样下了毒手？！她们的心里，或许还在惦挂着没有摘完的辣椒，那红透了的辣椒，红得耀眼的辣椒，如果一场秋雨下来，那是全会烂了的哟！
两个日本兵提着长枪正要离开，其中一个好像看出被她们刺死的女人中，有一个与众不同，便对另一个招一招手，两人又走拢去。
日本兵发现其中一个是孕妇。“哇哇！”他们兴奋地叫了起来。
一个日本兵从枪上取下刺刀，另一个日本兵将死了的孕妇从篱笆上一拖，拖到地上；取下刺刀的日本兵弯下腰，“哧”地一刀，划开了孕妇的肚子……
划开孕妇肚子的日本兵伸出双手，将被划开的孕妇的肚子往两边一撕，抓出一个血淋淋的婴儿，他看了看血淋淋的婴儿，然后随手往空中一抛，另一个日本兵举起长枪，一刺刀接着从空中落下来的血淋淋的婴儿，顶个正着。
这个日本兵晃动着被刺刀顶穿的婴儿，如同晃动着一件战利品。那个抓出血淋淋婴儿的日本兵，则将血淋淋的双手在孕妇的胸襟上擦了擦，而后两人同时发出兴奋不已的嗷叫。
这七个既没惹日本人，也没撩日本人，仅仅只是在自家的菜园子里摘那红透了的辣椒的女人，如若按修家谱的书写称呼，或者要将她们的名字刻到私家墓碑上，我大姐都能喊出来，也知道该如何写。她们是：张李氏、黄李氏、刘李氏、石李氏、倪李氏、赵李氏、王李氏。
这头一个字，是她们丈夫的姓；第二个字，是她们的姓。那时的女人，没有自己的名字，即便有，也没有人去叫她们的名字，家谱或墓碑上，更不可能写上、刻上她们的名字。她们只能是某某氏。
而那个还未出世的婴儿，究竟是男是女，不得而知。
一看到日本人片刻工夫便一连刺死了七个妇女，一看到日本人将孕妇肚子里的婴儿挑到刺刀上挥舞，父亲这下才真的吓慌了，才真的知道日本兵不管你撩不撩他们，惹不惹他们，总之他们是不需要任何理由便杀人。他什么也顾不得了，也顾不得那头猪了，撒腿就跑。我大姐这才能放开手脚，紧跟着他。而那头没有主人管了的猪，因为突然间不再挨木棍抽打，感到一阵轻松，朝着菜园子跑去，它要去拱猪草。“砰”的一枪，猪倒在了泥土里。
两个日本兵忙着拖猪。不知从哪里又来了一个日本兵，叫喊着朝我父亲和大姐追去。
父亲根本就不是往我姨妈住的那个方向的山上跑，他只是胡乱地、慌不择路地跑。其实只要跑到山上，躲藏的地方就很多。我大姐喊他，他仿佛根本就听不着；我大姐想抢到他前面去，却又无法越过。小路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过。
追在后面的日本兵为什么没开枪，搞不清。也许他是见着一个小孩，和一个驼着背的中年男人，追着好玩，就如同猫逗老鼠，待到逗腻了，玩腻了，再将老鼠咬死。
父亲和我大姐终于跑到一个交叉路口，再走几步，我大姐就能跑到前面领路，这时，迎头又传来一个日本兵的叫喊。父亲忙折转身，欲往回跑，正好和紧跟在后面的我大姐面对面，此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只能往斜刺里的另一条小路跑，父亲却不知道该怎么跑，只在原地急得跺脚。我大姐必须绕过他，方能跑到另一条小路去，可我大姐往左边迈步，面对面的他就往右边迈步，恰好挡住；我大姐忙往右边迈步，他又往左边迈步，又把我大姐挡住……
从后面追来的日本兵仍然没有开枪，在前面拦截的也没有开枪。
从后面追来的日本兵一把抓住了我大姐。
就在日本兵抓住我大姐的那一瞬间，我父亲却突然灵泛得像只兔子，转身朝着斜刺里那条小路，飞跑着溜进树丛里，不见了……九
父亲尽管是个驼背，尽管在铺子里当掌柜已当了一段时间，可当学徒、做帮工练出的脚力仍在，他一个人逃命时跑得比谁都快，进了树丛后，还知道不跑直路，怕日本兵从后面开枪瞄得准。后来他说他听见了“嘎嘣”的枪响，但没伤着他丁点。
父亲进了八十里山后，再没有碰见一个日本兵。他心里一边说着母亲真是个能掐会算的女人，她怎么就知道跑到她白毛妹妹这八十里山来就没有危险了呢？一边又在心里犯嘀咕，见到我母亲后，怎么跟她说我大姐呢？
如果说我大姐是因为他不开门，不肯走，硬要赶着那头猪而耽误了出走的时间，如果说是他挡住了去路而导致我大姐被抓去的，也就是说，如果实话实说，他怕我母亲和他拼命，要他赔崽来！
此时的父亲不是因自己的女儿被日本兵抓去了，是如何的着急，该想个什么办法能将女儿救出来，而是在想着如何跟我母亲说，瞒过母亲这一关。就如同他掉了漂洗的衣裳和母亲走失了一只蜻蜓那样去“扯平”。所以我母亲后来一提起这件事，真恨得有点咬牙切齿。
我父亲在山里慢慢地走啊走，边走边思谋，到底没想出个隐瞒母亲的万全之策，他就索性不想了，管他的呢，见了面再说。随便说句什么话，能搪塞过去就搪塞过去，实在搪塞不过去，也只好告诉她了。
我父亲完全没去想母亲是否也遇到了危难，没去想母亲背上背着的三弟，和跟在母亲身边的我。他大概只为自己总算没落入日本人手里而感到庆幸。后来我父亲自我解嘲地说他是心儿放得宽，不操心。他说，有些事你老惦挂着也不行，反正没有办法哩，还不如随他去。用句文言来说就是顺其自然。所以他身体好，活的寿命也长。
我父亲虽然是如此的令人无法理解，甚或可以说是令人愤慨。但我父亲从此却有了一个根本性的理念转变，那就是他再不说日本兵也是人，是人就该不会乱杀人的话，而是说：“日本兵不是人，专杀人！”并且只要有人一提到日本，他就会说起他亲眼看见的日本人将摘辣椒的女人们全捅死在菜园子篱笆上，将孕妇肚子里的婴儿掏出来往上抛，再用刺刀接住的事。
当我大姐回老街找我父亲时，我母亲背着三弟，左胳膊上挽着包袱，右手牵着我，正从这家永远不可能回来了的农户的后门往外走。
我对母亲说：“妈，我不要你牵，我自己会走，保证不落下。”
母亲说：“好孩子，那你就抓着我的衣服。”
我又说：“妈，我们就这么走了，这家的小妹妹回来后，怎么把带回来的好吃的东西给我呢？”
我还在记着那个三岁的小女孩临走时说的话。
母亲说：“等日本人走了，我再带你来。”
母亲说着，摸了摸我的小脸蛋。
母亲摸着我的小脸蛋时，像想起了一件什么要紧的事，放下包袱，对我说：“你等一下，妈转去一下就来。”她又走进屋去。
母亲一离开，我就用双手紧紧地按住放在地上的包袱，我觉得我也应该像大姐那样懂事。只是我按住包袱时，嘴里却在嘀咕：那小妹妹怎么还不回来呢？她一回来，我就可以拿着她带回来的东西在路上吃啊！我希望她带回来的是糍粑，大山里打出的糍粑最好吃。一念到糍粑，我想起这次是去我白毛姨妈家，姨妈家的糍粑也属山里最好吃的。
想到姨妈家的糍粑，我来了劲。刚想喊母亲快走时，母亲已经走了出来。
我一看母亲，不觉惊讶地叫了起来：“妈，你瞧你的脸，你的脸……”
母亲的脸和脖子，都变成了黑的，像刚从灶膛里爬出来。
母亲说：“很难看吧？这是我到灶屋里，从锅底抓了两把锅末灰，特意涂上去的。”
我不懂母亲为什么要在自己脸上涂锅末灰，赶忙说：“妈，你快去洗一下脸，哎呀，好多灰。”
母亲说：“我自己涂上去的，我还去洗掉干什么？你只说，妈这样子丑不丑？难不难看？”
我说：“妈，是有点丑哩。你怎么要将自己变丑呢？”
母亲说：“丑了吗？丑了就好，我就是要让这张脸变得让人不愿看。不过你放心，到了你姨妈家，妈又会变回原来那样子的。”
三十出头的母亲，尽管有了三个孩子，但她依然知道自己的漂亮。当年母亲出嫁时，尽管父亲家里已是穷得叮当响，但仍然按照习俗，雇了一乘轿子接母亲过门。只是没有吹打的迎亲乐队。当轿子到了老街的街口，停下来歇息时，母亲从轿子里一走出来，新娘子的漂亮立刻轰动了街上的人。母亲很快被围住，只听得一片啧叹声，说老街怎么就没有福气迎来这么漂亮的女子。更有人跟她开玩笑，说新娘子你别去乡里了，我们街上的男人任你挑，你干脆来抛绣球，你抛中谁便是谁，只要你选中，全街的人来贺喜。母亲并不羞怯，而是笑着说，抛绣球的事是没法做了，以后我把家安到你们街上来啰。围观的人齐声叫好，说你来我们街上安家，我们就天天可以看美人了。结果把父亲气得该死，连声喊起轿起轿，快走快走，没见过这种街上人。
母亲是怕自己依然美丽的面庞带来麻烦。她想着万一遇上日本兵时，这张变脏变丑的脸有助于她脱逃。
母亲总是把什么都想在前面。
母亲背着三弟，带着我，绕道往我白毛姨妈家去。
一路上，不断地有逃难的人迎着我们而来，这些逃难者都是住在沿江一带的，他们不光是扶老携幼，还有的赶着猪，牵着牛，提着鸡，抓着鹅。
母亲猜着他们都是奔神仙岩而去的，但还是忍不住停下来问一位老人。“你老人家，是往哪里去投亲戚啊？”
老人回答说：“还有什么亲戚可投呵，都在各自逃哩。”
母亲说：“那你老人家这是去哪里？”
老人指了指神仙岩的方向。
母亲说：“那边怕也不行呢！”
老人不置可否，反问道：“你这位大嫂，怎么还往前面走哩？前面更去不得！你还带着两个孩子，你家男人呢？不跟你一块走？唉！”
老人长叹了一口气。他其实话里有话，他是揣摩着我父亲已经在山里被日本人杀了，只留下孤儿寡妇在逃难。
母亲说：“老人家，我是到八十里大山去投亲戚的，依我看，你们还是跟我一起走，到八十里大山去吧。”
老人连忙摇头，说：“去不得，去不得，日本人就是在山里杀人杀过来的。他们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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