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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基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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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史试读：

纪念

谨以此书纪念

于1747年7月2日在劳菲尔德战役中捐躯的克拉尔团的温特·布里奇曼中尉

彩页

马镫的到来：圣加仑诗篇中卡洛林帝国的骑兵手执长矛准备冲锋。奴隶兵：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Janissaries，“新军”的意思）在凡湖接受检阅；他们来自巴尔干地区基督徒家庭，从小被苏丹收为奴隶。战士：前方的佐阿夫兵是法国人，身穿北非部落人的服装，以示对19世纪欧洲军队中“原始战士”的敬意。雇佣兵：英国人约翰·霍克伍德，白色军团的指挥官，14世纪受雇于佛罗伦萨、米兰和教皇国。此画为乌切洛于1436年所作。常备军：威尔基的画作《在村子里招兵》：酒、甜言蜜语和国王的饷金诱惑着一个没有土地的佃农参加乔治三世的军队长期服役。应征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征兵海报。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头盔。在铁取代青铜成为制造武器的原料很久以后，青铜仍然是最常用的护身材料。公元前515年的一个花瓶上显示的重装步兵准备战斗的景象；短兵相接时，盾牌护住腹部和大腿，以防被矛扎伤。受伤的步兵。他的盾尚未形成后来的碗状，后来的碗状盾牌还能用来从战场上抬走伤员，或战死者。方阵是大型的步兵阵法，常常用于部署战斗、行军甚至是扎营。他们集体行动，犹如一人。一艘罗马带桨战船驶往战场；它从希腊的三列桨船发展而来，船头安有冲槌，上层甲板有士兵把守。身穿锁子甲的十字军战士向穆斯林骑兵冲锋，14世纪；实际上，中东的轻骑兵通常不肯直接交锋。15世纪晚期对攀登攻城的描绘；士兵穿着铠甲，但工事里安有火炮。罗马军团跨过舟桥，图像来自图拉真的纪念柱，公元2世纪；罗马军团和亚述军队一样，行军打仗时带着建桥的工兵队。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对大炮的最早描绘，1326年；炮手小心翼翼地把火绳杆伸向火门，说明对这种武器非常不熟悉。人和火药武器开始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约1400年；一个世纪后，士兵就把枪扛上了肩。马耳他骑士（十字军的医务护理人员）的桨帆船与奥斯曼帝国的舰队作战，17世纪初；在海上进行的“陆地战”。“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旗舰“皇家太阳号”。此船于1669年在布雷斯特建造而成，装饰华贵，带有羽翼的女仆簇拥着船首的海马。直到19世纪50年代之前，这种从侧舷开炮的船一直是海军作战的主力。17世纪的武器使用手册；士兵一步一步地按程序用枪对避免致命的事故至关重要。工业的长足进步，彻底改变传统战争的型态：精进的枪炮带来更大的冲击；军队以火车、汽船代步，精准地掌握大型的远征军事行动……工业文明投入战争加速了杀戮的速度，人类进入铁血时代。1862年5月5日，美国内战的威廉斯堡战役；尽管北方具有物质上的优势，但

南方使用火枪，深挖战壕，在这场半岛上的战役中保全了里士满。1863年7月摄于盖底斯堡的《收获死亡》。那些尸体是那样生动地反映了战争，看到这些照片简直就像亲临战场。19世纪末的军工厂内景图，战场上男人使用的军火很多都是妇女制造的。索姆河边英军战壕中的哨兵，1916年，他的战友们在睡觉；即使例常的战壕战也十分危险，令人筋疲力尽。闪电战中，德军容克87俯冲轰炸机如何向一辆坦克投弹。现代战场上，掌握制空权至关重要。1940年，空中堡垒（B-17）和德军进行空中决战，拉烟是护卫战斗机喷出来的。广岛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0万人；没有哪位军事思想家解释过核战争怎么可能是政治的继续。

致谢

自1989年我动笔撰写此书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变，这篇致谢词中应首先提一下这些变化。冷战结束了；海湾地区发生了一场简短但激烈的空中和地面作战；前南斯拉夫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残酷内战，目前战火仍在熊熊燃烧。至少在我看来，本书提出的几个主题在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内战中均得到了昭示。

在海湾地区，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在多国部队手下遭到克劳塞维茨式的惨败。然而，萨达姆拒绝承认他一败涂地的事实，采用人所熟悉的伊斯兰辩术，宣称无论他的物质损失多大，他的精神仍屹立不垮，多国部队赢得的克劳塞维茨式的完胜因此而失去了大部分政治意义。战后萨达姆继续掌权，战胜方似乎也予以默许；这突出地证明，“西方的作战方式”在拒绝接受其文化前提的对手面前毫无用处。从一个意义上说，海湾战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军事文化的交锋，这两种军事文化都历史久远，也都不能以关于“战争性质”的抽象概念来理解，因为根本不存在“战争性质”这回事。

对文明人来说，南斯拉夫战争的残酷既令人厌恶又不可理解，无法从常规的军事角度予以解说。对当地人民在战争中显露出来的彼此之间的仇恨，只有专门研究部落群体和处于文明边缘的民族之间战争的人类学家能够明白，任何其他人都困惑不解。许多人类学家否认“原始战争”这一现象的存在，但有头脑的读者看到报纸上关于“种族清洗”、大规模虐待妇女、复仇、大屠杀、把逃命的人民留下的家园夷为平地这类的报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再来看本书对国家出现之前各民族行为的描写时，一定会惊讶于古今之间的相似。

特别感谢尼尔·怀特黑德（Neil Whitehead）教授，是他指点我应阅读哪些关于战争的人类学著作。发生的任何误会和误解都由我负全责。在我努力把历史上各个时期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战争形式拼凑成一幅完整画面的过程中，帮助过我的职业军人和军事历史学家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并非每个人都同意我的观点。无论如何，在此我要感谢的人有：我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导师A·B·罗杰（A.B.Roger），他是我第一个军事史老师；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军事史系的系主任，荣获优异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的彼得·扬（Peter Young）准将，我就是在他的系里开始教授军事史的；还有我在桑赫斯特的同事克里斯托弗·达菲（Christopher Duffy），他对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军事史的渊博知识启发我产生了战争是文化活动的想法。

我深深地感激我在美国的编辑伊丽莎白·西夫顿（Elisabeth Sifton）对手稿做的编辑；感谢我在英国的编辑安东尼·惠托姆（Anthony Whittome）一丝不苟地把手稿变为可付印刷的书；感谢安妮－玛丽·埃利希（Anne-Marie Ehrlich）再次安排整理好图片；感谢阿兰·吉利兰（Alan Gilliland）设计并绘制了地图；感谢弗朗西斯·班克斯（Frances Banks）把我笔迹越来越潦草的手稿打成书稿。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文稿代理人，也是我30年的老朋友安东尼·希尔（Anthony Sheil）。我要特别感谢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中央图书馆的安德鲁·奥吉尔（Andrew Orgil）和他的工作人员；我仍然获准使用这所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图书馆，因此而备感荣幸。我也要特别感谢国防部图书馆和伦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我要感谢我在《每日邮报》的许多私人朋友，包括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麦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汤姆·普莱德（Tom Pride）和奈杰尔·韦德（Nigel Wade），他们帮我安排在1990年11月去了海湾地区，在克罗地亚战争和波斯尼亚战争之间还去了南斯拉夫。其他需要感谢的朋友有彼得·阿尔蒙德（Peter Almond）、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ox）、比尔·迪德斯（Bill Deedes）、杰里米·迪德斯（Jeremy Deedes）、克里斯托弗·赫德森（Christopher Hudson）、西蒙·斯科特－普拉莫（Simmon Scott-Plummer）、约翰·科德斯特里姆（John Coldstream）、米丽娅姆·格罗斯（Miriam Gross）、奈吉尔·霍恩（Nigel Horne）、尼克·加兰（Nick Garland）、马克·劳（Mark Law）、查尔斯·莫尔（Charles Moore）、特雷弗·格罗夫（Trevor Grove）、休·蒙哥马利－马辛贝德（Hugh Montgomery Massingberd）、安德鲁·哈钦森（Andrew Hutchinson）和路易莎·布尔（Louisa Bull）。

我兄弟弗朗西斯对我们母亲的娘家——图姆迪里的布里奇曼（the Bridgmans of Toomdeely）——的家族史很感兴趣，发现几位离开爱尔兰的家乡去为法国的路易十五国王作战的老兵和我们有亲戚关系。其中的一位，温特·布里奇曼（Winter Bridgman），正是本书中所说的国际职业军官的活生生的写照，所以我决定把此书献给他。我深切地感激弗朗西斯为此所做的一切。最后，我要感谢基尔明顿的朋友们，特别是霍诺尔·梅德拉姆（Honor Medlam）、迈克尔和内斯塔·格雷（Michael and NestaGray）、唐和玛乔丽·戴维斯（Don and Marjorie Davis）。我还要对我的孩子、我的女婿和儿媳——露西和布鲁克斯·纽马克（Lucyand Brooks Newmark）、托马斯（Thmoas）、露丝（Rose）、马修（Matthew）和玛丽（Mary）——以及我挚爱的妻子苏珊娜（Susanne）表示我永远的爱。基尔明顿庄园1993年9月6日

导言

我命中注定当不了兵。1948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落下终身残疾，45年来一直不良于行。1952年的一天，我按照义务兵役制的要求去做体检。那天早上最后一项是检查腿，负责的医生摇摇头，在我的体检表上写了几笔，然后告诉我可以走了。几周后，我收到一封官方来函，说我被列为永久不适于服兵役者。

然而，我又与当兵的有不解之缘。我的父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那时我家在英国住的地方是英军和美军的驻扎地，他们集结在那里准备进攻日（D-Day）挥师欧洲。我感觉得到，对我父亲来说，1917年到1918年在西部战线上服役的那段时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1943—1944年间繁忙备战的情景也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激起了我对军事经久不衰的兴趣，所以1953年我到牛津大学上学时，选择了军事史作为专修课题。

要想获得学位，必须选一门专修课，仅此而已，所以我对军事史的研究满可以随着我大学毕业而结束。然而，我对军事史的兴趣在我做本科生的几年里愈加浓厚，因为我在牛津的大多数朋友和我不同，都服过兵役，他们使我感到我的生活里缺了点儿什么。他们多数都做过军官，许多人参加过实战，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大英帝国正在解体，为此打了一连串小型的殖民地战争。我的有些朋友在马来亚的丛林里或肯尼亚的森林里行过军，有几个在肯尼亚服役期间甚至亲历过真枪实弹的战斗。

从战场归来后，等待着他们的是古板的专业生涯；他们努力学习，争取导师的好感，为以后的前程做准备。然而，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当兵的那两年给他们施了魔法，这魔法属于与他们将要进入的那个世界迥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它部分地来自他们的经历，包括奇怪的地方、陌生的责任和刺激，甚至危险，也来自对指挥他们的职业军官的接触了解。我们做学生的都崇拜导师的学识和怪癖。而我的朋友们尽管离开了战场，却仍然对他们当时的上级指挥官钦佩备至，不过他们所钦佩的是完全不同的品质，是那些人的闯劲、锐气、活力和对日常琐碎的不屑一顾。他们经常提到那些军官的名字，回忆他们的性格和做派，描述他们的事迹——尤其是他们对权威人物充满自信的顶撞。听了他们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也认识了那些洒脱不羁的军人。我特别希望能认识那样的人，哪怕只是为了使我对军人的世界了解得更加充分完全，因为我的那点儿了解全是靠苦读军事史教科书逐渐形成的。

大学生活结束后，朋友们各奔前程。有的当律师，有的当外交官，有的当公务员，还有的自己成了大学导师。我却发现他们对军旅生涯的回忆给我施了魔法，促使我决定研究军事史。这是个鲁莽的决定，因为学校里没有几个研究这个题目的职位。然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培养陆军军官的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很快出了一个缺，于是1960年我成为了那里的教员。那年我25岁，对军队一无所知，从来没有听到过战斗中的枪声，几乎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的军官，对军人和军旅生活的了解完全出自我自己的想象。

在桑赫斯特的第一个学期，我一头栽进了过去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世界。桑赫斯特的老师分军事教官和学术教员两类，我属于后者。1960年，桑赫斯特的高级军事教官清一色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级别较低的也几乎全部在朝鲜、马来亚、肯尼亚、巴勒斯坦或塞浦路斯打过仗，或参加过其他的十几场殖民地战争中的某一场。他们的制服上佩满了勋章绶带，许多是褒奖杰出勇气的授勋。我的系主任是退役军官，他出席集体晚膳时佩戴的是优异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带两道杠，而学校里有他这样荣誉的人不在少数。有的少校或上校佩戴的奖章证明他们在阿拉曼、卡西诺、阿纳姆和科西玛战役中表现了杰出的勇气（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役——译者注）。他们随随便便戴在身上的小小绶带诉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十字勋章和奖章记载了战争的高潮时刻；但他们这些受勋的人对自己被授予的荣誉却淡然处之。

使我眼花缭乱的不止是各式各样的勋章，还有五颜六色的军服及其代表的意义。上大学时，我的许多同学带回了做军人时的光荣标志——团制服的上衣或军用双排扣短大衣。当过骑兵军官的在穿夜礼服的场合脚上仍然蹬着属于枪骑兵或轻骑兵制服一部分的漆皮靴，靴筒口边镶着一圈摩洛哥革，靴跟有安马刺的小沟。这使我悟到了一个悖论，那就是制服（uniform）并不一致（uniform），每个团的制服都不一样。至于有多不一样，我在桑赫斯特第一次参加集体晚膳时终于见识到了。枪骑兵和轻骑兵穿蓝色和红色的制服；王室禁卫骑兵的制服装饰着成堆的金色丝绦；步兵墨绿色的制服颜色深得发黑；炮兵的裤子紧绷在腿上；近卫兵团士兵的衬衫浆得笔挺；（苏格兰）高地兵团的制服分6种不同图案；（苏格兰）低地兵团士兵穿着格子呢紧身短裤；各郡兵团的步兵制服上衣则镶着黄、白、灰、紫或暗黄皮革的镶边。

我原来以为军队是一个整体，那天晚上我才明白并非如此。不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外表不同的制服所代表的内里差别要重要得多。我后来发现，各团确定自我特点靠的就是自己的独特性，而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它们成为有效的作战团队，使它们的成员赢得了我在周围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那些奖章和十字勋章。我那些当过兵的朋友最让人喜爱的品质之一是豪爽好结交，彼此之间亲如兄弟；但兄弟之情只到一定程度，对自己的团的忠诚才是他们生命中的试金石。个人之间发生争吵第二天就可以和好，但谁要是对自己的团不敬却会记一辈子。事实上没有人会出此种不逊之言，因为这种行为是对部落价值观的严重冒犯。

我看到的正是部落文化。按照表面的标准来看，20世纪60年代我在桑赫斯特所遇到的退伍军人与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上的是同样的中学，有时连大学也上的是同一所；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庭；他们和别人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他们也为钱操心。然而在军队里，钱，甚至晋升，都不是终极的或决定性的价值观。军官当然希望晋升，但并不以此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一位将军可能会受人敬佩，但也可能不会。引人敬佩的是他的将军军衔之外的东西，那就是他在同袍中的名声，而名声是他在所属的团这个部落的众目睽睽之下多年来一点点建立起来的。这个部落不仅包括别的军官，也包括士官和普通士兵。“和士兵处不好”是最严厉的批评。一个军官可以头脑灵活、胜任能干、不辞劳苦，但如果他不能赢得同团战友的信任，这些品质就都是白搭。他就不算是部落的一员。

英国陆军的部落文化极为强盛；它有些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现代军队初现雏形的时候；现代军队从各个封建军阀的部队脱胎而来，那些军阀的祖先则是推翻了罗马帝国后开进西欧的侵略大军的成员。不过，从我年轻时到桑赫斯特学院任教开始，在以后的多年间，我在许多其他国家的军队里也看到了同样的部落文化。从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军官身上，我就感受到了部落文化的力量；他们在战争中指挥的穆斯林士兵遵循的是伊斯兰教开疆拓土时期的战士，被称为穆斯林英雄（ghazi）的那些人的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重建德国的军队，一些德国军官被重新征召入伍；他们曾在俄罗斯的大草原上同苏军作过战，并仍然为他们在极端的艰难困苦中挺了过来而自豪；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可以与他们的祖辈在中世纪时期的战争相比，从他们对那段经历的回忆中，部落文化也隐约可见。印度军官的部落感十分强烈，明显的证明是他们坚持把自己称作拉其普特人或多格拉人，是印度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之前就征服了印度的那些武士的后代。我在曾在越南、黎巴嫩，或海湾地区服过役的美国军官身上也看到了部落文化的痕迹，他们信奉的勇敢无畏、尽忠职守的行为守则正是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

军人与众不同，这是我从自己在军人中间度过的一生中学到的一点。我因此而对所有把战争与人类的其他活动相提并论的理论和叙述都抱以极度的怀疑。那些理论家说得不错，战争无疑与经济、外交和政治相关。但相关不等于相同，甚至不等于相似。战争与外交和政治完全不同，因为真正打仗的人在价值观和技能方面与外交家和政治家迥然相异。军人的价值观和技能属于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世界，与日常的世界并存但不相属。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世界都在变化，武士的世界按照平民世界的变化调整自己。然而，它总是和平民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永远也不会拉近，因为武士的文化永远不可能成为文明本身的文化。所有文明的起源都归功于武士，文明的文化又滋养着保卫它的武士，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会使得一种文明的武士在外部表现上与另一种文明的武士判然有别。事实上，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从外部表现来看，有3种不同的武士传统。然而归根结底，只有一种武士文化。从人类起源到人类进入现代世界，这种文化在时空中的演进和变化就构成了战争的历史。第一章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何谓战争？

战争不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如果属[1]实，世界就简单易懂多了。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人，参加过对拿破仑的战争。他退役后写成的《战争论》后来成为有史以来关于战争的最著名的著作。他写道，战争是“政治交往”（des politischen Verkehrs）通过“各种手段的混合”（mit Einmischung and erer Mittle）的继续。人们经常引用他这句话的英文译文，但德文原文表达的意思比英文更微妙、更复杂。然而，无论是德文还是英文，克劳塞维茨这句话表达的思想都是不完整的。它有一个未明言的前提，即存在着国家和国家利益，人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进行理性的谋划。但是，战争比国家、外交和谋略的出现早几千年。战争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它触及人心最隐秘的角落——在人的心灵深处，自我挤掉了理性的目的，骄傲、情感和本能占据着主导地位。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动物”。笃信亚里士多德的克劳塞维茨更进了一步，说政治动物是挑起战争的动物，但他也仅仅到此为止。两人都不敢面对这样的主张：人是会思考的动物，他的思想指导着他捕猎的欲望和杀戮的能力。

克劳塞维茨的祖父是教士，身为普鲁士军官的他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精神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对于上述主张，他难以接受，现代人也同样无法面对。无论弗洛伊德、荣格和阿德勒对我们的世界观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的道德价值观依然是伟大的一神教所宣扬的——谴责杀害同类，除了在极为有限的少数情况下。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我们野蛮的祖先可能嗜杀成性，这方面考古学也提出了佐证；心理分析谆谆教导我们，人人心底都是野蛮人，只蒙着一层薄薄的面纱。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愿意相信，人性表现在现代生活中大多数文明人的日常行为中，当然并不十全十美，但依然是合作性的，总的来说是善意的。在我们看来，文化是决定人的行为的主要因素；在就“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培养”这个题目进行的永无休止的学术辩论中，多数旁观者还是支持“后天培养派”。我们是文化动物，正因为我们文化的丰富，我们才承认人的确有暴力的潜力，但同时我们又坚信，暴力的爆发只是文化的反常现象。历史表明，我们所属的国家、国家的机构，甚至国家的法律，都是经过冲突，而且常常是十分血腥的冲突后才建立起来的。每天都有关于流血冲突的新闻报道，发生冲突的地区经常离我们的国家近在咫尺。促成冲突的情由证明，我们关于文化正常状态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泰然地把历史事实和新闻报道归纳入“另类”这一单独的类别，使其完全不影响我们对世界未来的展望。我们告诉自己，我们的机构和法律严厉克制着人的暴力潜能，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行为均以刑事犯罪论处，而我们的国家机构如果诉诸暴力，则采取“文明战争”的特定形式。

文明战争的界限由互相对立的两类人确定——和平主义者和“合法携带武器者”。合法携带武器者一贯是受人尊重的，哪怕只是因为他有法子使人不得不尊重他；和平主义者在基督教创立以来的2000年间也备受重视。这两类人的相互关系在基督教的创始人和请他给一个仆人治病的罗马职业军人的对话中得到了清晰的反映。“我也是要听从权威的，”百人队队长这样解释说。基督听到百人队队长说他相信美德的力量，说那是对他自己所代表的法律的补充，惊讶得叫出声来。也许可以据此推断，基督承认合法携带武器者的道德立场。如果上级要求他放弃自己的生命，他也必须服从命令，所以他可以与和平主义者相比，后者也是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惜牺牲生命。这个概念相当复杂，却被西方文化轻而易举地包纳进来。在西方文化中，职业战士和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找到了共存的空间，有时甚至并肩而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最顽强的作战部队“第三突击队”的担架手全部是和平主义者，但指挥官对他们的勇敢和牺牲精神赞佩不已。确实，西方文化若是不能给予合法携带武器者和认为携带武器本身为非法的人同样的尊重，它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文化是寻求折中的文化，在公共暴力问题上达成的折中是：不赞成它的表现，但把对它的使用合法化。和平主义被升华为理想，而在严格的军事正义守则和一整套人道主义法的规范下，合法携带武器则被视为实际的必要。

克劳塞维茨对这种折中的解说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说法在尊重绝对主权、有序外交、条约的法律约束力这些普遍道德观的同时，为国家利益这一压倒一切的原则留出了余地。也许它没有承认和平主义这个刚刚由普鲁士哲学家康德从宗教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的理想，但它的确在合法的携带武器者与叛乱分子、土匪和强盗之间做出了清楚的区分。它的前提是军队纪律严明，下属对合法的上级完全服从。它设想战争依照严格确定的形式进行，如封锁、对阵战、散兵战、突袭、侦察、巡逻和前哨警戒，每一项都有其公认的规矩。它假定战争有始也有终。但是，对没有明确的起始和终了的战争以及在不代表国家的人群之间，甚至是国家出现之前的族群之间的混战，它却完全没有考虑。在那样的战争中，所有男性都是战士，因此没有合法和非法携带武器者之分。那种战争形式在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时期内曾普遍存在，后来虽然被挤到边缘，但仍不时地扰乱文明国家的生活。国家也时常对从事那种战争的人加以利用，招他们为“非正规”的轻骑兵和步兵。对于这些非正规的武士在战争中烧杀抢掠的非法暴行和野蛮的作战方法，文明国家的军官不忍卒睹；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克劳塞维茨和他的同袍们所属的经过严格操练的军队就很难坚持作战。所有正规军，包括法国大革命时的军队，都招募非正规人员执行巡逻、侦察和突袭的任务；18世纪期间，哥萨克轻骑兵、“猎杀者”、高地兵团、“边境兵”、骠骑兵等非正规军队急剧扩张，成为现代军事史上重要的一章。关于他们洗劫、掠夺、强奸、绑架、勒索和大规模破坏的恶行，他们文明的雇主拼命遮掩。那些雇主不愿意承认，非正规雇佣兵的野蛮作战形式比他们自己的作战方法古老得多，也普遍得多。克劳塞维茨这位军官思想家一旦提出“战争……是政策的继续”的思想，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哲理上方便的空子，使他得以避而不想他的职业的那些更古老、更黑暗、更根本的方面。

不过，克劳塞维茨也勉强承认，战争并非完全如他所说的那样。他最出名的一段话是以这样的设定句开始的：“如果说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他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个思想，因为他正借助各种哲学思想的力量，千方百计要提出一项普遍性的理论来阐述战争应为何物，而不是反映战争以往和现在的真实状况。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实际作战中，政治家和最高指挥官首先考虑的就是他的原则；然而，在真实描述战争的时候，目击者和史学家绝不能使用克劳塞维茨的方法。他本人作为战争的目击者和战争历史学家，一定看到过，也可以写出许多与他的理论不相符的东西。经济学家F·A·哈耶克曾写道：“没有理论，事实就是沉默的”。这句话也许适用于经济学范畴内冷冰冰的事实，但战争的事实却不是冷冰冰的，它们燃烧着地狱之火。把亚特兰大和美国南部的一大片地方烧成白地的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老年时就悔恨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他的话几乎和克劳塞维茨的话一样出名：“我对战争厌烦透了。它的荣光全是虚的……战争是地狱。”

克劳塞维茨看到过战争的地狱之火，事实上，他目睹了莫斯科被焚的情景。莫斯科大火是拿破仑战争中最大的物质灾难，它对欧洲产生的心理影响不亚于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在宗教信仰的年代，里斯本被毁似乎证明了全能的上帝的骇人力量，结果刺激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各地宗教的重生；在革命的年代，莫斯科的毁灭似乎证明了人的力量，它也的确是人力所为。莫斯科大火被认为是有蓄谋的。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金声称是他下的命令，拿破仑也把纵火嫌犯捉拿到案，予以处决；但奇怪的是，克劳塞维茨不肯相信大火是有意而为，是为了不让拿破仑获得胜利而采取的焦土战略。正好相反：“我坚信纵火并非法国人所为，”他写道，“我觉得至少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俄国当局干的。”他认为莫斯科大火是意外的事故。

我目击（俄国）后卫部队撤退时街上一片混乱，加上最早看到的浓烟是从哥萨克骑兵活跃的郊区边缘升起的，这使我确信莫斯科大火是由于混乱造成的，是因为哥萨克骑兵习惯于先把东西抢掠一空，然后再将房屋付之一炬，不让它们为敌人所用……对俄国的命运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的事件居然像偷情生的私生子一样，没有父亲出来承认，真乃历史上的一件怪谈。

然而，克劳塞维茨一定清楚，莫斯科大火这件私生子式无人负责的事件以及1812年拿破仑侵俄战争中无数其他的私生子式的事件其实根本不是偶然。哥萨克骑兵的参与本身就保证了纵火、抢劫、强奸、谋杀和其他的暴行必定多如牛毛，因为对哥萨克骑兵来说，战争不是政治，而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哥萨克骑兵是沙皇的士兵，同时又是抵抗沙皇绝对统治的叛逆。他们的起源带着神话色彩，世代绵延之间，他们肯定也有意给自己的发端披上神秘的外衣。其实，这个神话的实质简单而又实在。哥萨克的名字来自突厥语的“自由人”。他们是基督徒，逃离了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统治者的奴役，宁肯到中亚广阔无垠、丰足富饶又无法无天的大草原上去冒险——去“寻求自由”。

到克劳塞维茨见到哥萨克骑兵的时候，他们在自由中诞生的神话故事情节增多了，真实性却减少了。他们起初建立了真正平均主义的社会——没有王公，没有女人，没有财产；自由自在的战士来去如风，这是世界各地的史诗中突出、永恒的内容，而哥萨克骑兵就是活生生的体现。1570年，伊凡大帝不得不用大草原不出产的火药、铅和金钱这三样东西来换取哥萨克人的支持，帮助他把俄罗斯人从穆斯林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但在他统治期间，就已经开始使用武力把哥萨克人纳入沙皇的体系。伊凡大帝之后，历任沙皇仍继续对哥萨克人施压。在俄国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建立了正规的哥萨克兵团。这个名称自相矛盾，但当时这样的举措在欧洲风行一时，各国都把森林、山区和马背上的流寇纳入了正规的作战部队。1837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完成了这个进程，宣布他的儿子是“所有哥萨克人的首领”。帝国卫队里设置了顿河哥萨克团、乌拉尔哥萨克团和黑海哥萨克团，他们与其他被驯服了的边疆兵、莱斯坎人、穆斯林和高加索山地人的区别只在于他们光怪陆离的制服上的细节。

然而，尽管为驯服哥萨克人花了很大的力气，但从未迫使他们经受过做农奴的屈辱，不要求他们交付作为农奴标志的“灵魂税”，还特别免除他们应召入伍的义务，而入伍对农奴来说不啻一纸死刑判决书。事实上，直到沙皇制度终结之时，俄国政府都遵守着把各个哥萨克群体看作独立的战士族群的原则。发出作战号召的对象是群体，而不是单个的成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俄国作战部要求哥萨克人参战还是以兵团做计数基础，不提士兵的具体数目；这传承了部分封建、部分外交、部分雇佣军这一由来已久的制度。几乎从有组织的战争出现伊始，各国就都以这一制度的各种不同形式来募集已经熟练掌握作战技术的军队。

克劳塞维茨见到的哥萨克骑兵比后来托尔斯泰在他早期小说中以浪漫的手法刻画的充满活力的游荡者更加接近烧杀抢掠的哥萨克人原型。1812年，他们在莫斯科郊外放火，导致整个首都陷入火海，这种事只有他们干得出来。哥萨克人保留了残忍的天性，莫斯科大火使几十万莫斯科人在气温接近北极的严寒中无家可归，可就连那个悲惨事件也还算不上他们残忍行为的登峰造极。在接下来的大撤退中，哥萨克人追杀西欧人表现出来的残酷挑动了埋藏在西欧人集体记忆最黑暗的角落里的影像，使他们想起历史上来自大草原的侵略者的暴行：那些毫无怜悯之心的人举着用马尾做成的旗帜，在铁骑所到之处大开杀戒。在拿破仑大军长长的队列为了回到安全之地，踏着及膝的大雪艰难跋涉的时候，一队队的哥萨克骑兵就在火枪的射程外跟踪着，等待着。每当一个士兵力竭倒下，他们就一拥而上；如果一组人落在了大部队后面，他们就骑着马把他们冲散、踩倒，再杀死。拿破仑烧毁了别列津纳河上的几座桥梁，但还有一些法军没来得及过河；哥萨克人抓住了他们后一个不留全部杀光。克劳塞维茨告诉他的太太说，他看到的“场面恐怖至极……如果我的感情不是已经练得很坚强的话，那情景会使我发疯的。即使如此，我还要等许多年才能在回忆我当时目击的情形时不至于浑身发抖”。

然而，克劳塞维茨是职业军人，父亲是军官，从小受的是军人的教育，有20年打仗的经验，经历过耶拿和博罗季诺战役，还有拿破仑第二场最血腥的战役——滑铁卢之战。他目击过血流成河的景象；经行过死伤者如收获的田野上的谷束一样累累遍地的战场；看到过身边的战友被子弹打死；一次胯下的马被打伤，他自己万幸逃脱一死。他的感情的确应该磨炼得非常坚强了。那么，他为什么觉得哥萨克人追击法军犯下的暴行特别可怕呢？答案显而易见：我们对于自己所熟悉的东西习以为常，我们可以为自己和与自己同样的人犯下的残酷行为找出理由，甚至百般辩解；但对于陌生人犯下的形式不同但性质一样的残酷行为，我们却感到愤怒，甚至憎恶。哥萨克人是克劳塞维茨所不了解的陌生人。哥萨克人骑马把法军的掉队士兵踩倒，用长矛刺死；他们把战俘卖给农民换钱，把卖不出去的战俘剥光，抢走他们的衣服。这些习惯使克劳塞维茨憎恶、反感。他可能还对哥萨克人轻蔑有加，因为如一位法国军官所说，“我们直接面对他们时，他们从不反击，哪怕（我们的）人数只有他们的一半”。简而言之，哥萨克人对弱者残忍，在勇者面前怯懦，这与克劳塞维茨这位普鲁士军官和绅士从小学到的行为模式截然相反。这种情况后来又多次发生。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巴拉克拉瓦战役中，两个哥萨克团被派去打退英国轻骑兵的冲锋；一位从旁观察的俄国军官报告说，“（哥萨克人）被迎面冲来的整齐有序的大批（英国）骑兵吓坏了，不坚守阵地，反而转向左边朝自己人开火，好夺路而逃”。英国的轻骑兵被俄方大炮赶出死亡之谷后，据另一位俄军军官的报告，“第一个缓过劲儿来的就是哥萨克人。他们本性毕露，马上开始做他们最拿手的事——把没有了骑手的英军马匹聚拢起来拿去卖钱”。这样的场景无疑会进一步加深克劳塞维茨的轻蔑，使他更加坚信哥萨克人根本不配“战士”的称号；尽管他们算是雇佣军，但其实他们连正经的雇佣军都配不上，因为雇佣军通常是忠实执行合同的；克劳塞维茨可能会把他们算作食腐动物，靠吃战争的下水为生，却不敢参加屠宰。

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战争的主业就是屠宰。士兵沉默地一排排站好，一动不动地等着被杀，有时会站好几个小时；在博罗季诺战役中，据报告说俄军陆军上将奥斯特曼·托尔斯泰的步兵面对炮火站了两个小时，“其间队伍中唯一的动静是死去的士兵倒下时造成的队列的波动”。在战斗中幸免一死并不意味着屠宰的结束。博罗季诺战役后的那个晚上，拿破仑的高级外科医生拉雷做了200例截肢手术，他的病人还是幸运的。据欧仁·拉博姆描述，战场上纵横交错的“战壕里几乎全是伤员，他们在自然本能的驱使下爬到里面寻求安全……他们层层相叠，无助地泡在自己的血水里，有的人呼喊着求经过的人杀了他们，让他们解脱痛苦。”

这种屠宰场式的景象是一种特定作战方式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克劳塞维茨眼中残暴的野蛮人，如哥萨克人，遇到这样的战斗一定会落荒而逃；如果他们没有目睹，听到别人描述这种作战时则会觉得难以置信而哈哈大笑。1841年，日本军事改革家高岛秋帆首次向日本陆军的一些高级将校示范欧洲军队的操练方法时，引起了一片讥笑之声。军械大臣说：“许多人同时起立，用同一个姿势举枪，看起来就像小孩子在做游戏。”这是近身格斗的武士的反应，对他们来说，战斗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行为，不仅要表现勇气，还要显示出个性。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时，法国、德意志和英国支持希腊独立事业的人——其中许多人做过军官，参加过拿破仑战争——赶往希腊，帮助那里半是土匪、半是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义军的游击队员（klephts），教他们紧密队形操练。游击队员的反应也是讪笑，不过不是出于轻蔑，而是因为不相信这种新的作战方法。他们的作战方式十分古老，亚历山大大帝进攻小亚细亚时遇到的就是这种方式的抵抗：他们在可能遭遇敌人的地方修建起短墙，然后对敌人百般辱骂挑衅，以此来激怒敌人动手；敌人一逼近，他们就跑。他们的目的不是打赢战争，而是活下去等第二天再打；他们压根儿没有赢得战争的概念。奥斯曼土耳其人也有自己民族的作战方式：他们一窝蜂地向前冲，完全不管是否会伤亡。来帮助希腊的欧洲人争论道，希腊人除非和奥斯曼土耳其人面对面地干，否则就永远打不了胜仗；希腊人则反驳说，他们若是像欧洲人教的那样，站成一排，胸口对着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火枪，就会全部被打死，那样无论如何也输了。

希腊独立事业的支持者中最著名的拜伦写道：“为希腊激情满腔，为希腊热泪盈眶。”他和其他热爱自由的欧洲人原本希望和希腊[2]人一起并肩战斗，“重演温泉关战役”，却发现希腊人对合理的战术一无所知，而且冥顽不可教。这使他和别的满腔热血的欧洲人感到沮丧和幻灭。支持希腊的人真心相信，现代希腊人在肮脏愚昧的外表下，和古希腊人是同一个民族。雪莱在诗剧《希腊》（又译为《海腊斯》）中讴歌：“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开始／金色的年华再次降临。”他在诗剧的序言里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达了这一信念：“现代希腊人的祖先是那些几乎难以想象和我们同属一类的伟大人物。他完全继承了他们的理性、聪敏、热情和勇气。”但是，支持希腊事业的欧洲人一旦和希腊人一起作战过，就很快放弃了现代希腊人和古希腊人血脉相通的信念。不仅如此，研究欧洲对希腊独立事业的支持的历史学家威廉·圣克莱尔（William St Clair）写道，那些活着回到欧洲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希腊人怀有深深的憎恨和厌恶，他们骂自己愚蠢之极，居然上当受骗”。雪莱幼稚地歌颂现代希腊人勇气的诗句让他们听在耳中尤其感到恼火。去帮助希腊的欧洲人本以为，希腊人会像古希腊的重装步兵对波斯人作战那样，表现出同样的顽强，排成紧密队形，“傲然挺立直至战死”。古希腊那种作战方式经过历史的迂回曲折，后来成为欧洲人自己在西欧的作战特点。他们期望现代希腊人至少愿意重拾他们祖先的紧密队形战术，因为只有那样才能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夺回自由。然而，希腊人“作战的目的”只是要赢得维持他们游击生活方式的自由，他们想要的是继续在边境山区无视权威，以抢劫为生；只要对自己合适，随时转投靠山；一有机会就杀害其他宗教的信徒；穿得花花绿绿到处招摇；挥舞着凶猛的武器吓唬人；收受贿赂却光拿钱不办事；而且绝对，绝对不会战斗到最后一人；如有可能，最好一打仗就逃跑。欧洲人看到这一切后，沮丧之余只能得出结论，古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一定不是同一个民族，否则无法解释一个英雄的文化怎么会堕落到如此地步。

去帮助希腊的欧洲人试图使希腊人接受他们的军事文化，但失败了。克劳塞维茨没有试图使哥萨克人接受他的军事文化，但即使试了也一定会失败。克劳塞维茨和支持希腊独立事业的欧洲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西方作战方式，也就是18世纪伟大的法国元帅德·萨克斯（Marshall de Saxe）在对土耳其人及其对手的敏锐评判中所总结的“秩序、纪律和作战方法”，是他们自己文化的表现，而“活下去等第二天再打”的战术则是哥萨克人和希腊游击队员的文化的表现。

简而言之，克劳塞维茨对“何谓战争”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文化层面上失于片面。这也难怪。从自己的文化中抽身出去，超然地观察它如何塑造和影响每一个人，最后形成他个性的定型，这对所有人来说都绝非易事。坚信个人主义的现代西方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对这一点难以做到。克劳塞维茨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受启蒙运动教育长大的孩子；他生活在浪漫主义时代的德意志，是知识分子，也是改革的实干家；他注重行动，批评社会的弊病，并坚定地相信必须改造社会；他敏锐地观察现在，热切地希冀未来。但他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有中央权威的欧洲国家的职业军官，与自己所属阶层的过去有着多么深刻的联系。他的思想已经非常精微深邃，但如果他的思考再加上一个方面，或许就能认识到，战争包括的远不只是政治。战争从来就是文化的表现，它还经常是决定文化形式的一个因素；在有的社会中，战争就是文化本身。克劳塞维茨何许人也？

克劳塞维茨是位团级军官。对这个概念需要稍做解释。团是军队中的一个单位，通常有1000多人。在18世纪的欧洲，团开始成为军事活动中确定的单位，并原封不动地保持至今；事实上，尤其是在现在的英国和瑞典的军队里，一些团的历史连续三个世纪从未中断过。然而，当团在17世纪刚刚诞生的时候，它在欧洲不仅是新鲜事物，而且是欧洲生活中一个革命性的发展。它和自主的官僚机构以及公平的财政当局一样影响深远，而且和它们密切相联。

在语义学上，“团”这个字与政府的概念相关。它是确保国家对军队保持控制的手段。促成它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可追溯到在它出现200年前的一场危机，那是欧洲的统治者和为他们提供军事服务的人之间的危机。过去，国王要打仗，得靠在乡间拥有土地的贵族募集军队；国王赋予贵族拥有当地土地的权利和主事的权威，贵族则保证当国王需要时，根据自己所有土地的大小按比例提供一定数目的武士，时间的长短事先说定。这种制度归根结底是由生存的需要所决定的：在原始经济中，粮食的收获和分配受制于运输方面的困难，所以武士必须牢牢地和土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有权得到收获的粮食，不致沦为劳动阶层。

然而，这个封建制度并不整齐划一；它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形式大不相同，难以分门别类，执行的效率也非常低下。到15世纪，效率已经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欧洲内有分崩离析之忧，外有强敌窥伺之患，几乎处于永久性的战争状态，封建贵族的军队根本无法掌控局面。曾尝试过给祸患最大的地区的贵族以更大的独立，或付酬金给参加打仗的骑士，但这些措施不仅没有达到提高军队作战效力的初衷，反而使问题进一步加剧。拥有封地的贵族不肯应召率兵勤王，而是构筑高墙深垒，组建私家军队，擅自出去打仗——有时是对国王作战。国王如果有钱，会招募雇佣军来补充封建贵族派来的军队。到了15世纪中期，欧洲的国王和大土地领主都深受雇佣军之害。原来招他们来打仗，答应付他们钱，但后来钱用光了，于是他们就在当地为害一方，无恶不作。拿不到钱的雇佣军成了一大祸害，有时老百姓对他们就像对马扎尔人、撒拉森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些入侵者一样害怕，就是这些入侵者造成了欧洲到处兴兵备战、堡垒林立。

统治者左右为难：若是招募更多的雇佣军来恢复秩序，就要冒出现更多流寇的风险（法国人叫他们“écorcheurs”，意思是焦土者）；若是对无法无天的乱象放任自流，就意味着耕种土地的农民难逃遭到强奸和抢劫的命运。最后，受害最深的法国国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查理七世认识到，焦土者“虽不愿意承认，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武士中为人不齿之徒，然而，他们还是希望有朝一日得到国王或高等贵族的承认，”于是，“1445—1446年间，他不是像有人所说的开始建立常备军，而是从大量的士兵中”择优录取。被选中的雇佣兵组成编制一致的连队，并得到正式承认，成为为国王打仗的仆人。他们的职能还包括消灭除他们以外的其他雇佣兵。

查理七世的发明称为“连队编制”（compagnies d’ ordonnance），由步兵组成；步兵的社会地位低于封建骑兵，打仗时在气势上就先落了下风。别人对他们也不看好，因为人们普遍怀疑他们在战场上能否抵挡得住骑兵。其实有些步兵，特别是没有君主的瑞士人，已经表明他们只用长矛大刀就能打败骑兵；当简便有效的手枪在16世纪初得到普及后，如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所说，伦理的问题即通过技术得到了彻底的解决。那以后，骑兵虽然仍坚持要社会承认其古老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在步兵手下连连受挫，在战场上变得日益无足轻重。与此同时，由于火药对作为封建骑兵首领的贵族所据要塞的打击，骑士的社会地位也每况愈下。查理七世之后的查理八世首先有效地使用了机动大炮这一新型武器，它强大的打击能力使封建贵族再也无法倚仗坚固的堡垒来蔑视王室的权威。这一过程始于15世纪90年代，到了17世纪初，那些贵族的后代被国王赐封为陆军上校就已经引以为荣。

上校是“团”的领导，下属几个“连”；经验证明，“连”这个单位太小，在战场上不能独当一面，社会地位高的人也不屑当连级指挥官，除非是皇家禁卫连。大多数欧洲国家军队中的团级上校指挥的是自家的军队，和进入18世纪很久后仍然与新兴的皇家军队共存的雇佣军的首领一样。皇家从国库给拥有自家军队的团长拨出一笔一次性的款项，由他们随意用这笔钱来给士兵发饷或买制服，团还经常靠出售上尉和中尉这些下属军官的职位来增加收入；直到1871年，英国军队中还流行“买”军衔的做法。

封建时代晚期和宗教战争期间，雇佣军只要钱一用光，通常就解散各奔前程（除非像在意大利的几个城邦所发生的那样，被雇的人控制了政府）。新生的团却很快形成了与雇佣军截然不同的一个特点：它们成为皇家——后来是国家——的永久性机制，通常在省级城市建立固定的司令部，从周围地区招募兵员，军官则来自彼此关系密切的几个贵族家族组成的小圈子。1792年，克劳塞维茨年方11岁就参了军，他加入的普鲁士第34步兵团就是这样的一个团。它创立于1720年，驻扎在离柏林40英里处勃兰登堡的新鲁平镇；上校是皇族的一位亲王，军官来自普鲁士小贵族；士兵则募自社会上最穷苦的人，没有服役期限。士兵都带着家眷，再加上他们在过去的战斗中负伤致残的战友，占了镇上人口的一大半。

100年后，这样的营镇遍布全欧洲，有的镇里驻扎着好几个团。那些部队中最坏的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情人渥伦斯基所属的团。在托尔斯泰笔下，那是花花公子的俱乐部，军官既懒惰涣散又趾高气扬，关心自己的坐骑甚于关心士兵。但是，它们中间最好的成了“国家的学校”，鼓励军人培养自制力和强健的体魄，并教他们熟练掌握读、写和算术。克劳塞维茨所属的团是这种最好的部队的先驱。团长建起了团属学校，教育年轻军官，教士兵学习读写，还教他们的妻子纺纱和织造花边。

上校们对自己部队的“育人”活动深为自豪，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使他们的部队成为改善社会的典范，而改善社会是启蒙时代的人所深深向往的目标。虽然士兵实际上是奴隶，除非开小差，否则就相当于被监禁在兵营所在的镇子里寸步难行，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构成了至为壮观的景象。与居住在乡间的粗野村民比起来，他们似乎属于另一个物种；长期的军旅生涯也使他们习惯了军营的生活方式。对普鲁士老兵的凄惨状况多有描述，他们年老体弱，已不能再上战场，但部队开拔去打仗时，他们还是一瘸一拐地跟在队伍后面，因为他们除了当兵，别无所长。使用操练手册和鞭子训练出这些士兵的上校们也许从心底相信，自己是促进社会美德的力量。然而，如果他们真的这么想，那是在自欺欺人，原因看起来像是一个悖论——团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太成功了。当初成立团是为了把社会上的捣乱分子与社会隔离开来，以保护社会，尽管这个初衷后来被遗忘了。后来，团发展到完全与社会隔绝，自己建立了完全不同的一套规则、程式和纪律。

对于普鲁士军队社会职能的缺失，年轻的克劳塞维茨本来不会操心，但普鲁士因此在战争中遭到惨败。克劳塞维茨参军不到一年，就投入了对法作战；法国士兵作战的动机和克劳塞维茨指挥下的前农奴的动机完全不同。法国大革命军队的士兵都经过密集的宣传动员，相信人人平等，大家都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公民，所有公民都有义务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对仍保留着君主制的欧洲国家作战，因为他们要把所有地方的贵族社会全部推翻。他们不仅要保卫国内的大革命成果，而且还要在人民仍然遭受奴役的地方播下解放的种子。法国革命军得胜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无论原因如何，革命军都几乎是百战百胜，即使在共和国卫士波拿巴将军摇身一变成为拿破仑皇帝之后，他们仍然是一路告捷。

1806年，拿破仑开始专心对付普鲁士；几周内，他的大军如疾风扫落叶般解决了普鲁士的军队。克劳塞维茨成了战俘，被抓到法国，获释后回国仍旧做军官；但此时普鲁士的军队只剩了零头，只是在法国的容许下才得以苟延残喘。有几年的时间，克劳塞维茨与他的两位上级沙恩霍思特（Scharnhorst）将军和格奈泽瑙（Gneisenall）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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