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德孚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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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生命医学试读：
序言
关于人类文明史，我们认为应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原始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信息文明时代、生命文明时代。
原始文明时代，以能够利用石器和火为标志，这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主要是进行简单的采集、渔猎。人类社会大约经历了一百万年的原始文明时代。
农业文明时代，以制造和使用铁器和青铜器为标志，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有了质的飞跃，这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主要通过农业和牧业来进行。人类社会大约经历了一万年的农业文明时代。
工业文明时代，以十八世纪下半叶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为标志，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飞速进步，这时期各种能源利用与工业生产高速发展。人类社会大约经历了三百年的工业文明时代。
信息文明时代，以二十世纪后半叶计算机的发明与网络的使用为标志，人类的生产活动进入了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一个全新发展时代。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信息文明时代。
在这四种文明时代，人类的一个共同特征主要是在认识和利用外在的自然界为自己的生命而服务，这还是一种外在的物质型文明的发展。
我们认为，现在人类将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生命文明时代。在生命文明时代，人类认识与利用外在的自然界为自己生命的服务逐渐退居次要，开始向内在生命文明的转折，将逐渐进入认识与提升自己生命内涵的阶段。这一个转折比以往的任何一次发展都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回顾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是以物理-化学的方法作为基础，人类的认识也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非生命体到生命体，从非生物到生物，从植物到动物，一直到近现代逐渐发展出了生物学、生命科学。西方的所谓生命科学，就是以物理学与化学的方法，去研究有关生命的物质构成。科学家们发现，生命的物质构成中96%是氧（O）、碳（C）、氢（H）、氮（N）四种化学元素，由它们构成了糖类、脂类、蛋白质、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细胞能量的获得与释放是通过光合作用或细胞呼吸完成的，基本机制是氧化还原的化学反应。在细胞代谢中，生物分子的形式互相转换，且遵循着能量守恒定律。染色体及基因是生命遗传的分子基础，染色体是由脱氧核糖核酸（DNA）和蛋白质构成，基因是DNA或RNA分子上的特定核苷酸序列。等等。
我们看到，无论生物学还是生命科学，都是在运用物理-化学的还原论方法对生物或生命的有形物质构成进行的研究。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每年在生物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的研究中，做出特殊贡献并且获得诺贝尔奖的，几乎都是物理学家或化学家。
今天，生命科学已经成为了西方自然科学最前沿的研究课题。这种生命科学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仅仅是生命体的物质构成，其研究方法仍然使用西方自然科学的还原论，但是生命体的物质并不等于生命本身。
建立在西方生命科学基础上的现代西方医学，认为人体生命只不过是一堆物理-化学性质的集合体而已。这种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躯体解剖上的还原论方法；现代西方医学的诊断，主要是以物理-化学原理为主的各种医疗设备对于躯体的各种图像与指标的检测；现代西方医学的治疗，主要是对人的躯体进行各种物理作用与化学反应。
现代考古发现认为，在地球上，生物或生命的历史已经至少有35亿年了，人类的历史已经至少300多万年了。现代西方生命科学从细胞到基因等科研成果，对于揭示人体生命物质构成的奥秘，应该是成果非常辉煌了。但是，这所谓的“成果”也许只仅仅是人体生命奥秘的万分之一，或者亿分之一。建立在这基础上的西医，在“自身中毒论”、“病灶感染论”的指导下开始“努力找病”。西医在某个病灶上找到的某种被认为是病因的微生物，可能在几百万年甚至几十亿年以前就在人体生命中生存着，是与人类共生共演、物竞天择的“好伙伴”，如今在“细菌致病论”的指导下突然被宣布是“病菌”了，于是开始“除恶务尽”。经常是对某个器官或病灶进行手术切除，或用抗生素或化学药品等方法对某个“病菌”进行消灭，这种方法不仅破坏人体几百万年甚至几十亿年来的微生物群或菌群的生态平衡，而且用来消灭这些所谓“病菌”的各种抗生素或化学药品，进入生命体以后也许带来的是更多意想不到的变异与危害。因此，这种医源性与药源性的疾病，可能才是更危险的疾病。
有鉴于此，近年来一些现代西方医学界的有识之士也在反省、批评西医的弊端，并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为了避免西方自然科学还原论的缺陷，已经开始从理论上引进一批新兴学科，诸如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自组织论、模糊理论、系统工程、环境科学等。运用这些已经超越了还原论的新的科学知识，西医专家们也开始学习与研究顺势疗法、平衡疗法、补充疗法、整体疗法、替代医学、心理治疗等。我们相信，西医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革命性的飞跃。
关于人类文明史，一些专家认为，在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接着的应该是生态文明。因为以化学工业为主的工业文明给人类的生存坏境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包括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甚至已经危害到了人类的生存。人们提出生态文明的目的，主要是强调要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保证人类的生产活动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在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严重污染方面，目前人们只注意到了化学工业对人类生存坏境的污染。实际上，人们更应注意的是化学药品对人体生命的污染。如果现在只提倡生态文明，人体生命仍然会遭受着西医诊治过程中各种化学药品的严重污染。前者那些外污染，只是间接的危害；而后者这些内污染，则更是直接的危害。
我们认为，只有提出生命文明，将人类的发展重心转移到认识与提升自己生命的内涵上来，才能减少人类对外在自然界的贪欲与破坏，才能使人体生命的外部与内部都避免遭受工业文明的各种危害，才能真正地保护好人体生命。所以，人类只有发展好了生命文明，才能顺利地进入生态文明时代。
在现代自然科技最前沿的研究中，除了生命科学，还有一个就是信息科学。在信息科学的研究上，西方自然科学原有的还原论方法已经无用武力之地。关于信息的本质，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无法定论。现代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化的发展，使人类的科技研究、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人类进入到了信息文明时代。但是，我们发现，在信息的存储与交流的内容方面，现在仍然局限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之间的信息，还没有转换到人体生命内在信息的发现与研究。
生命科学是西方自然科学中最前沿的课题，是西方自然科学各种成果的集大成者。但是迄今为止，这个生命科学对生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人们自然地会质问：人体生命仅仅就是用还原论方法发现出来的这些化学元素的组成吗？仅仅就是那些结构有序、新陈代谢、生长发育、遗传与繁殖、稳态与适应、运动与应激性等各种外在特征可以说明的吗？
现代西医虽然是西方自然科技发展的最高成果，但是由于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的原理方法与之完全不同，所以我们不能主观判定其间的是非利弊。在中国古代，由于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使得一些智慧人士有机会在长期的虚静状态下，能够进行一种直觉内观式的研究。以这种特殊的方法总结出来的东方生命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生命科学，有着其特殊的价值。这种“古式”的文明在中国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可以为我们人类迈进生命文明时代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在当代中国的民间，有一位八十岁的老中医潘德孚先生，一直继承与发展着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以其五十余年的感悟与研究，提出了一个独特而精要的“生命”定义——“生命是信息运行的一个自组织过程”，同时将中医学总结为“人体生命医学”。他指出，人体生命包括三个系统：躯体系统、信息系统和意识系统。其中信息系统是躯体系统与意识系统的中枢，也是生命的关键与根本。意识系统是在躯体系统与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可自控系统，通过意识的自控，可以使信息系统的自组织力加强并有序，从而排除躯体系统的疾病而恢复健康。他初步阐述了人体生命具有的生成性、有序性、全息性、完整性、动态性、适应性、多层次性、多系统性与个体特异性等，诠释了人体生命医学的纲要。
有关中西医学的是非利弊之辩，潘老先生认为，近百年来有些西医一直在否定中医，甚至要求取缔中医，而为什么不允许中医也批评一下西医？因此，站在中医的立场上，对西医的学术批评是潘老先生已出版的系列著作的一个特色。他充分肯定了西医在诸如兔唇吻合、断肢再植、连体婴儿分离等外科手术，尤其是在外科手术中的发炎防范、传染性流行病的控制等方面，确有先进的技术。同时深刻分析了西医的原理方法，严肃批判了西医的缺点弊端，他还引用了囯外著名的医学专家批评西医危害、揭露西医骗局的大量论述。
潘老先生认为，中医的现代化绝不是用西医的原理方法来解释中医，而应该是用现代的语言和概念来诠释中医，所以他对生命的定义用了“信息”与“自组织”这两个最现代的词语。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健康就是生命信息运行有序，生病就是生命信息运行障碍”，同时强调西医是“躯体医学”，中医是“生命医学”，“是生命生病，而不是身体生病”，认为医疗的目的只是帮助人体生命的自组织力去克服信息运行的障碍，重新建立信息运行的有序性。我们认为，这些只是他把自己学到的、想到的，进行了粗放式、提纲式地阐述。对于人体生命医学而言，这本书仅为抛砖引玉，肯定还有待于更多的专家来完善与提高。
潘老先生强调，人体生命健康不取决于构成生命体的什么分子或元素等等。他经常爱举一个生动比喻：我们在治理一条河流时，如果去专门去分析研究河流里的水（或泥沙）的分子构成，这到底对治理河流有什么用呢？他认为，西医针对躯体的各种诊治，犹如是在水中捞月、缘木求鱼。他用这个人体生命医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已经在西医所谓的“癌症”、“艾滋病”、“白血病”、“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疑难杂症的诊治中取得了神奇的效果。
我们认为，潘老先生对生命的定义，是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文明时代、开始迈入生命文明时代之际，运用“信息”这一特殊“成分”而对生命作出的最有创新精神的阐述。这个生命的定义，凝聚了信息文明时代的精华内涵，指明了生命文明时代的发展方向。这个生命的定义，超越了以物理一化学为基础、以还原论、构成论为方法的西方自然科学之路，引导着人们进入到中国古代独特的整体论、生成论的“自然国学”之路。“自然国学”是二十一世纪初由北京的一批科技界的老专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专指中国古代文明中的自然一科技方面的学问，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人文国学”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西方的现代科技而言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套与西方科技不同的认知方法与体系，它与西方科技一直在平行发展，并且没有中断。中国的“自然国学”在两千多年时间里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曾经一直在世界上起着主导作用。只是在最近的两百多年中，以还原论、科学实验与形式逻辑为唯一标准的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工业文明的发展，才开辟了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一片新境界，才占据了世界文明的主导地位。
我们非常尊重西方自然科技在认识与改造自然界方面给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带来的巨大成就，但是它在针对人体生命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上正在明显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困境。面对人体生命这个特殊的对象，运用西方自然科学里那种物理一化学的还原论方法，已经显示出那么的低俗、笨拙，而中囯自然国学里的佼佼者——中医学的方法却表现出那么的高超、智慧。
有些学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西医是在西方军事侵略的基础上，作为教会、商业的先锋传入中国的。不仅西方的思想文化界希望消灭与根除中医，包括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界（诸如严复、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也提出否定与废止中医。中西医论争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这种大规模、长期的论争是中囯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独特方面。在这种惨烈的社会环境下，中医之所以能够生存与发展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医疗效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我们认为，在医学上“疗效是硬道理”。分别作为中西科技代表的中医与西医，面对人体生命这一特殊的对象，在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上，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真正到了各显其能、各逞风采的时候。在中华传统文明中，其他的学科都已沉没在现代西方科技的汪洋之中了，现在只有中医可以与西医在对病人的诊治上进实证效果的比较。人们通过比较很快就会发现，当代也许只有中医可以为西医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发挥导航的作用。
说到作为中西方两个完全独立的医疗体系的中医与西医，我们也许可以比喻为中国的围棋与西方的象棋，或者中囯的古琴与西方的钢琴。所谓中医结合，是否可以比喻为围棋与象棋的结合？或者古琴与钢琴的结合？进一步而言，以西方的象棋与钢琴的原理方法指导中囯的围棋与古琴的研究与发展，那将会出现什么荒诞的情形？有关专家经过多年调研后确认，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是比直接消灭中医还残酷的一件事。虽然国家在大部分省市成立了中医学院，而多年来在教学与研究上主要是由西医来主导；也在大部分城市开办了中医院，多年来在诊断与治疗上也是由西医来主导。一些中医专家强调，要在中囯的中医学院与中医院进行“打假”，才能避免中医这种后继无人与逐渐衰灭的严重局面。2009年囯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按照中医药自身特点和规律管理中医药”。我们看到，在各中医学院与中医院里，已经开始在逐渐废止“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的错误方法。
虽然目前中医在世界地位、国家政策、经济实力、团队经验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医。但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外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医的弊端，认识到中医独特的优势。如果说在认识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在医学上疗效就是检验中西医的唯一标准。人民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相信无论在中囯还是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必将逐渐认同与选择中医，中医必将逐渐在人体生命的健康事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主流医学。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囯家之一，人口也仅有三亿。据有关统计，其医保支出占GDP比例的18%以上。关于医疗改革一项，已经使多位美国总统为之头痛不已，甚至黯然离职。庞大的医药费用支出，已经成为美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囯家，人口有十三亿多，未来的医保问题更是不言而喻了。采取哪一种医学方式既能够缩减医药费用，又能够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这是世界各囯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我们认为，随着生命文明时代的到来，以中医药为主的人体生命医学必将为破解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做出独特的贡献。
论及中西医学，其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健康问题。无论对于个人与家庭的幸福，还是对于国家与世界的发展，人体生命的健康将是越来越重要的基础与保证。我们相信，在为公民健康服务上，中医必将在中囯与世界各囯发挥越来越决定性的作用。在实现公民医保上，无论中国政府还是世界各国政府，必将选择中医来在节省医药费用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在日本，中医又被称为汉方医学，实际上是日本化了的中医药学。明治维新后，日本引进西方医学体系。受所谓的“西医是科学的，中医是不科学的”思潮所影响，曾立法取缔了中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日本以老年疾病为主的疑难病症越来越多，西医不仅对此束手无策，而且西药的副作用大，价格昂贵，国民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现实“逼”着日本政府作出了历史性的选择，2004年日本正式为中医“平反”，中医学在日本被规定为全国各大学医学部的必修课程，从2006年起作为医生临床考试内容，2008年纳入医生资格考试的试题范围，后来还在日本富山县建设了“中医特区”。
在韩国，中医又被称为东医或韩医，并且已经开始向联合囯“申遗”。韩国的中医与西医是严格分开的两个医疗体系。韩国的中医医生不允许开西药和使用西医方法，西医医生也不允许开中药和使用中医方法，坚决反对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一个特别的现象是，在韩国下层民众多用西医，上层人士多用中医，贵族们把看中医、吃中药作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世界各国，韩国人开办的中医学院最多。在电视剧《大长今》里面，也充分地展现了中医在韩国的影响。
在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医学院迅速地发展起来。2002年，为了减少庞大的医疗开支，弥补西医治疗的不足。美国政府批准将“中国传统医学”作为独立医学体系纳入美国补充和替代医疗体系。2007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发布文件，将中医药学从“补充和替代医学”中分离出来，正式认同中医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2012年，已有45个州通过了针灸立法，美国约有50多所针灸学校，有针灸医生3万余人。针灸已进入美国医疗保险体系，美国的科研机构通过对针灸作用机理的研究，得出了可替代西药及其作用而且效果更快的结论。
潘老先生提出，中医的根源在中国，在中国更应该开展好中医教育。他认为，在西医学院里那种先学躯体解剖的方法，只会开始就把学生带进躯体解剖学的机械物质观。他提出了一条全新的医学路线：“先中医，后西医；先针灸，后中医药；最后才学西医各科知识（包括解剖学）”。潘老先生强调，学医（包括西医）首先要先从学针灸、辩经络开始。因为从针灸入手，才能领会信息在生命中的作用，才能体会中医的整体观、系统观。学好了针灸，再学中医中药。然后进行一段时间的实践，才可以去学习西医西药，包括解剖学与生理学。他希望中医应该“下农村”、“进社区”，要服务社会大众，中医普及教育应从少儿开始。
近两百年来，在西方科技生产出来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中华民族一直处于落后挨打、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甚至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中医药不仅是开启中华古代文明的钥匙，也是延续中华古代文明的载体，已被公认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囯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的血脉。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积极地学习和掌握中医药文化，随着中医药文化在全世界的发扬光大，必将极大地提高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中医药是我国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中医药的继承创新，不仅对医疗保健服务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还将对生命科学产生深远影响。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在长期发展进程中融会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可以成为代表国家水准、具有世界影响、经得起实践与历史检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应该是我们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医药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具有超前性和先进性，应是囯家积极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之一。现在世界各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遵循着“先针灸，后中医药”的路线学习中医。现在全世界有四五百万人在运用针灸治病，针灸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公认。潘老先生预见，不久的将来，针灸医生会有一个世界性的需求。我国是针灸的发源地，是针灸医学大国，无论在针灸理论或实践上，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所以，培养一批针灸医生供应全世界，既能给世界人民带来了高疗效与低费用的医疗服务，又能为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与幸福做出贡献。
加强对中医药文化的挖掘与研究，有益于提高公众对中医药的理解，促进中医药学术进步和事业发展；有益于发展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的中医药产业，发展有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中医药产业，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医药产业；有益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我们衷心地希望，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生命文明时代，能为增强与扩大中华文化的囯际影响力开创新局面，能为世界发展与人类进步做出特殊的贡献。石沅明于癸巳年冬月廿九第一章生命的形成“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在“天地之气”“四时之法”中，当然也包括病毒与细菌。所以病毒与细菌，也是天地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共生，指的就是这种特定的关系。
生物学曾经把生命的始源，限制在单细胞。
进化开始于基本细胞吗？如果对此有兴趣你又可以追溯到远古，因为每个细胞内部都包含活的物质和比以往更复杂的系统。研究表明，从地球首次生命出现以来，需氧细胞的进化用了数十亿年，但其他一切细胞的进化只用了十亿年。用进化论术语来说，功能细胞是大自然能够产生树木和所有动物的转折点。因此（希望不是最后）出现了未定产品：人类……
在比钱普（1816—1908年）所处的时代以前，细胞是基本生命单位的理论已得以确认，但比钱普的研究却表明：细胞本身是由更小的活体构成的，这些活体具有智能行为和自我繁殖的能力……无论细菌来源于何方，都只有在身体内部环境受损害而处于衰弱的状态时，细菌才会有危险。
这说明，只要改变身体内部环境，就可以改变疾病的结果——好转或者恶化。
这一学说对现代医学来说是致命的。因为，从最原始的、结构最简单的生命研究得到这一结论：没有必死的疾病。现代医学讲微观，微观到最极端的生命体——病毒。任何复杂的生命，都是从这些最简单的生命逐渐发展过来的。它们也是组成人体的最简单的生命。假设很多疾病是由这些微生命的存在而产生的，那么，从比钱普的研究中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微生命会因缺氧或有氧，而发生对人的生命有害或无害的变化。那么，所谓癌症必死、艾滋病必死都是胡说八道。因为，只要环境适宜，一切险恶的疾病都能转危为安。就如笔者在《医学理念》中提到的“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本领的医生”完全一样，即使以微观研究来证明也是如此。但现代医学的错误在于它被商品化了，所以，它的内科医学始终不能进步。因为，制药公司要考虑的是如何扩大市场，而不是如何治好疾病。扩大市场的最好方法是制造疾病恐怖，渲染其不可逆性。因此，他们必须隐瞒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坚持生命始于单细胞。
尽管现代医学到处宣传它的进步，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进步，都是理化技术层面上的。例如，从X光机到磁共振仪，只是能让图像分析更清楚一点而已，而不能让医学治疗的有效率得到丝毫提高。如果现代医学（本书指现代西医学）能把生命的研究提高一个层次，那么它们必须承认生命并不始自单细胞，而是更小的生命体，而且这些生命体是多型的，会根据环境的条件而变化。这种情况却是被制药公司控制的现代医学所不愿意见到和承认的。1935年至1941年在长岛大学任教的巴隆教授说：“如果我们能正确解释大自然的规律，那么，所有病菌都会从对抗转化为共存，从致命的异已生物体转化为活细胞内难以发现的微粒。大概在遥远的未来，在一个无病的世界里，细菌的后代将与人类生活于一种混合的细胞质内，这是一种人与细菌完全共生的现象。”在那个“细菌致病论”急剧上升的时代里，巴隆教授的这些话已经很先进了。但是，现在来审视这些话，就会发觉有毛病。因为，人类早就与大自然所有的微生物共生了。如果没有共生，也就没有人类。有报道说，现代基因研究发现，人类的基因有8%来自病毒。那么试想：病毒的基因是怎么“混”进人类的基因里面的？
人类曾经误认为细菌是人类的敌人，是生病的主要原因；现在才知道它们不仅不是人类的敌人，还是人类的祖先和人类维持生命的基础。细菌不是最小的生命，病毒是目前所认知的微观世界里最小的生命，也可以认为它们是细菌的祖先；生命的进化并不开始于细胞（为细菌），更有可能开始于微小的病毒，实际上，病毒是初级细胞。早在比钱普以前，细胞是基本的生命单位已得到确认，比钱普的研究却推翻了这个结论，但他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传播。现代的许多研究在不断证明比钱普的研究是正确的，过去的错误结论严重影响了现代医学的研究。
探索生命的奥秘，需要生理解剖这类学科，但这类学科真的能直达生命的奥秘吗？生命有如音乐，我们在探索音乐的奥秘时，是否用物理方法研究琴弦，解剖琴体？研究发声原理是否等同于研究音乐？我们在研究生命时真的找准“科学”对象了吗？探索音乐的奥秘不拘于对乐器的研究。中医理论超越人体研究生命，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的外在身体，注重外在身体和内在身体的谐调，在这种生命研究中，能说中医把握的就不是生命的本质？除了把自然界作为人的外在身体统一在中医理论中，中医的另一特点，是注意把握技术与医学的辩证关系。
从进化论的观点和全息论的观点出发，人体由器官构成，器官由细胞构成，细胞由更小的生命活体构成，并具有各司其功能的活性小活体构成细胞核、细胞质、细胞壁，并且这三者组成函三为一（阴、阳、中）的原动创生架构，而这些互为依附的细胞内的原动创生能量必然由这些更小的生命活体相应提供。要知道，这些更小活体是由多种与自然因素长期抗争而产生强大聚结力和整合生克能量的活性因子聚合而成。由于它们是从原始恶劣环境中久经考验的获胜者，且屡屡战无不胜才具资历而融为人体的一部分，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名为抗原的微生物（包括病毒）。事实证明，只要不干扰和破坏这些微生物的平衡和生存环境，就不会被外来微生物所感染而致病。现代西医已将人类的这一始祖即肌体平衡必须的微生物推向了生命的对立面，并大规模以西药剿杀，肌体微生态多维架构的平衡从渊源之根上被大量破坏，使得原有的“御外能力”和“内控能力”大幅度被削弱；同时肌体体质的弱化所导致的单一微生物易感病层出不穷且病理不清治疗混乱。一、人的生命产生和形成的假说
现在的“（美国）整体医生普遍认为，传统医学（作者注：指的是西医学）只考虑到躯体，而忽略了大脑和精神。我曾撰文写道，大脑常常是揭开自然康复奥秘的关键，也曾提到不同文化对精神上的原因导致患病的看法，但是当谈到这三者相互作用时，人们却常常显得非常无知。我们对大脑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影响身体的问题知之甚少，更不要说精神了。由于当前唯物主义的偏见，科学也无多大助益，因为科学对非物质原因造成物质事件的可能性提出异议”。作为补弊纠偏的西方整体医学揭示的现代西医对医学治疗中“大脑和精神”（即生命）作用的无知，关键是“唯物主义的偏见”和（物质）科学对非物质（生命）所起的愈病作用不认可（提出异议）。但是，大量的事实却在不断揭露生命在疾病治疗中的主导作用。因此，研究生命形成，对医学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使科学摆脱唯物主义的枷锁，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读《现代医疗批判》，我们可以在《细菌与病毒》这一章里看到以下的论述：“三个世纪以来，人类一直把细菌看作不相容和可怕的东西，即使富有经验的医学教授和献身于医学的学生也持这种观点。多数人仍认为这些微生物是病菌和病原体，人们经常根据它们（有时）引起的病症来加以命名：梅毒螺旋体、鼠疫菌、霍乱弧菌和军团菌等。在本书中，索林·桑尼博士曾与自己的同事莫里斯·潘尼塞特博士一起开始了矫正上述说法的工作。他们认为，这些生物不仅是人类的祖先，而且也是人类维持生命的基础。它们为人类供给空气、净化饮用水源，总之，它们为人类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借细菌、病毒名称对疾病加以命名，把这些细菌、病毒作为致病的原因是个大错误。因为，根据“易感性”原理，这些细菌或病毒，只是发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就像从疖子的脓液里发现的葡萄球菌一样，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西方的关于生命的研究给自己设了一道不能逾越的门槛，就是生命起源于单细胞。这就是无法跨越生命研究的原因。假使问：没有单细胞之前是什么？那就只能答不知道了。照理说，科学研究是无边无界的。现在西方的非主流医学在细胞里面发现线粒体，而且，这种线粒体还有自己的DNA，也就是能自我复制。有科学家说这是远古时代的真菌跑到细胞里面跟细胞共生的结果。这个揭示说明，单细胞并不是生命的起源，而是在单细胞产生之前还有更小的生命体。因此，以单细胞来划分生命研究的界限肯定是错了。
上述所有进化论观点与细菌和病毒的关系是什么？病毒是已知最原始的生命形态，它们本身是惰性和无生命的物质，只有与活细胞体内的其他成分结合，才能显示出类生命的特征。在某一时期内，病毒究竟是细胞进化的一个方面，还是进化过程中的残留物？关于这个问题，有人曾进行了推测。病毒的大小不等，已知最大的病毒，比最小的细菌还小。实际上，病毒是初级细胞。一些细胞是需氧菌，另一些是厌氧菌，这依赖于它们能否得到氧气而变化。
生命起于哪一个点，这十分重要。生命是“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也就是指当天地的氧气与氮气混合到可以产生生命条件的时候，生命就开始产生了。因为大自然有阴阳暑湿的活动，这才为产生生命准备了条件。当氧与氮混合，又得到适当的活动能量时，就产生了最微小的生命。现在人们说这生命是病毒，是“无生命的物质，只有与活细胞体内的其他成分相结合，才能显示出类生命的特征”。这也是一种假说。
这种假说的本质是，仍在维护生命起始于单细胞的学说。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最原始的单细胞从哪里来？是上帝赐予的，还是外星球飞来的？如果地球真的来自宇宙大爆炸，那么那时候只是一个温度非常之高的火球。此火球经几亿年的旋转和冷却，变成了用氧氮包围可以产生生命的地球，几十亿年后有了现在智慧的人类。现在人类利用智慧探索生命的始源，以宏观的推理是“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但这话让人摸不着边际。以微观的探索，却能够得到病毒这样实际的物质。不过，物质仍不是生命。生命是物质以外存在着的东西。这就好比氧与氮结合成蛋白。如果这蛋白不能繁殖（复制），不能死亡，就与生命毫不搭界；如果这蛋白能繁殖并在一定的时间里死亡，那才是生命。
体内各种正常细菌的行为将根据体内环境的健康程度而变化，只有在内部环境恶化时，许多正常细菌才会转化为致病形态，这实际是一种自然结果。在比钱普所处的时代以前，细胞是基本生命单位的理论已得以确认，但比钱普的研究却表明，细胞本身是由更小的活体构成的，这些活体具有智能行为和自我繁殖的能力……无论细菌来源于何方，都只有在身体内部环境受损害而处于衰弱的状态时，细菌才会有危险。
运用非常精密的仪器，恩德莱因博士进行了60年的研究，他的发现，不仅与比钱普完全相同，而且进一步证明了比钱普的观点。……（1）细胞不是身体的基本生命单位，基本生命单位是更小的微生物，是生活在细胞内的变形杆菌。（2）血液并非无菌，它含有微菌，一旦环境适宜，微菌就能导致疾病。（3）菌具有一个可检验的准确的发展周期。
在每个人的肺里，都居住着数百万个肺结核杆菌，但我们能完全容纳它们，而且它们也非常安静地居住体内，并没有向身体细胞发起疯狂的进攻。可是，它们又为什么突然袭击身体的某个器官（经常是肺），从而使我们染上结核病呢？
还有一个学派是探索人体活细胞内部组织的，其发现是：从未被感染和健康无病的人体细胞里能够提取细菌。它们是活性细菌，尽管在人体组织里生长，但从不引起疾病。这个学派深信：在细胞质里，一直深深潜藏着活性细菌。尽管巴隆教授觉得比求学期间更为困惑，但上述研究结果非常接近他自己正在寻求的答案。因此，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做出了如下结论：如果我们能正确解释大自然的规律，那么，所有病菌都会从对抗转化为共存，从致命的异己生物体转化为活性细胞内难以发现的微粒。大概在遥远的未来，在一个无病的世界里，细菌的后代将与人类和谐地生活在一种混合的细胞质内，这是一种人与细菌完全共生的现象。
我认为以上引文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1.人类曾经误认为细菌是人类的敌人，是生病的主要原因；现在才知道它们不仅不是人类的敌人，还是人类的祖先和人类维持生命的基础。
2.细菌不是最小的生命，病毒是目前所知微观世界里最小的生命，也可以认为它们是细菌的祖先；生命的进化并不开始于细胞（为细菌），更有可能开始于微小的病毒，实际上，病毒是初级细胞。
3.早在比钱普以前，细胞是基本的生命单位已得到确认，比钱普的研究却推翻了这个结论，但他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传播。
4.现代的许多研究在不断证明比钱普的研究是正确的，过去的结论错误严重限制了现代医学的研究。现在的医学错误与对基本生命单位认识的错误有连带关系。
5.病毒以需氧与厌氧来区分。它们在有氧的环境里，厌氧的会变成需氧的；在无氧的环境里，需氧的会变成厌氧的。这就是正常细菌变成致病细菌的原因，与癌症细胞能重新恢复为正常细胞是一样的道理。
理解以上道理就能知道：生命起源于最微小的生命蛋白（病毒病毒是适应环境的微生物；病毒既是人类生命的组织先祖，更是人类生命的组织根基。因此，现在人类无法驱除病毒。因为，人怎么能驱除自己的先祖，消灭自己的根基呢？
人的生命从哪里来？是上帝塑造的，还是动物进化的？我不反对任何一种说法，而只提自己的认识。我所提的，当然也是一种假说。我认为，大大小小的生命，所有低级、高级的生命，可以说无不始于原始的微生物，即生命蛋白。
刘易斯·托玛斯说：“生命的同一性比它的多样性还要令人吃惊。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从一个单一细胞衍化而来。这个细胞是在地球冷却的时候，由一个响雷赋予了生命。是从这一母细胞的后代，才成了今天的样子。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的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而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就是同种相传的相似性。”
刘易斯·托玛斯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从各种生物的共同性出发，认为生命可能起源于单细胞的生物。他说“单细胞是‘由一个响雷赋予了生命’”（显然，刘易斯的说法也受到了比钱普以前的“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这一说法的影响）。
然而，对微观世界来说，最小的生命并不是有着一层细胞膜的单细胞生物，而是比单个细胞还要小得多的微生命蛋白，也就是像病毒那样的东西。它们也是生命，有着与所有的大生命一样的共性，就是能不断复制增多，过了一段时间就死亡。碰到恶劣的环境，一些个体就会变异以维护种族的生存、繁衍等等。因此，笔者做了以下设想：地球从宇宙大爆炸而来，那时候还是一个火球，没有任何有机生命存在。后来这火球渐渐冷却，有了可以允许生命存在的条件。某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一道电光划过空气，地球上的氮氧结合为最原始的生命蛋白。或者也可设想外来的陨石，突然进入地球，带来或制造了最原始的生命蛋白。也就是说，要想使无机的氮、氧，变成生命蛋白，就必须加上某些能量。也许是一个响雷，也许是一道闪电，使氮、氧获得能量，而结合成生命蛋白。就好比时钟，加上了一节电池，就有了生命，可以走动了。这些生命蛋白就是像现在这些病毒或质粒一样的东西。所谓生命蛋白与非生命蛋白所不同的是，它们能自我复制，不断地增多。它们刹那间占满了地球的各个角落。随着时间的推延，它们为适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生存繁衍，又产生了很多的变体。这些变体相当于现在的各种病毒或质粒的变体。
它们在地球上既大量复制，又会很快地死亡。这种复制的能力，不同于非生物的“复制”：不是每个个体看起来都一样，而是每个个体都不一样，只能说是相似。这种复制的能力和死亡的约束能力，加上它们对自然界的适应能力，都属于生命的自组织能力。
任何生命都一样，自它产生之后，就带有三个任务：一是繁衍种族；二是延长个体的生命；三是拓展的生存时空。这就是生命的同一性。对那些微细得像病毒一样的生命蛋白来说，从生到死只是短短的瞬间。因为，生命在一个极其微小的蛋白体内，它的运行就会很快地结束。为了增长时间，微生物们互相碰撞的结果是体内的信息运行联合在一起，不仅能够使生命延长，还可吞食体型较小的其他微生物：弱肉强食。因而，适者生存的活动开始了。个体合并：单蛋白体演变成多蛋白体，其信息运行时间自然就会相对增长。为什么说现在我们这些高等动物是从那些最微小的生命蛋白合并演变而来的呢？有一种“细胞融合”的现象是最值得我们参照与思考的。因为它说明大自然的各种生物，为了生存，为了延长个体的寿命，只有选择合并、共生。原来它们早在生命蛋白的时代就做好了准备：“这一倾向的最简单、最壮观的标志，就是细胞融合这一新现象。今天的分子遗传学就借鉴这一实验室技术来取得研究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最反生物学的一种现象。它违反了上世纪的最基本的神话。因为它否认生物的特殊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重要。任何细胞，不管是人的、兽的、鱼的、鸟的或虫的，只要给予机会和合适的条件，跟其他任何细胞不管多么天差地别地在一起接触，都会与之融合。细胞会毫不费力地从一个细胞流向另一个细胞，胞核会结合，于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细胞，有着两个完全的、不同的基因组，准备双双起舞，准备生儿育女。”
历经几十亿年，地球上才繁衍出众多的生物族群。任何有生命的族群，都带有天赋的维护自己种族繁衍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使每个个体生命既相似又不同。相似，使它们种族得以繁衍；不同，使它们遇到重大灾难时避免了种族的灭绝。微生物的寿命虽短，却繁衍迅速。因此，只要环境不利，它们之中的一些个体就会立即产生变体，以适应新的环境，避免种族的灭绝。这就是天赋的能力，谁也奈何它不了。亿万年的时间，一些生命蛋白逐渐联合，后来更进一步成为单细胞生物。单细胞生命体，与那些不能成为细胞的联合生命蛋白体的不同是它们有了一层强大的自我保护层——细胞膜。细胞膜带有细胞内部多个微小生命的信息聚合，才能利用自己来保护它们。就像人的皮肤，既包裹人体，又与人体内的每个器官、每个细胞相互沟通着各种必要的信息，起着保护人体生命的作用。
单细胞继而再逐渐合并、联合，经过很多亿年，才产生了多细胞的生物。多细胞生命体的产生，就是通过细胞膜与细胞膜之间的信息联合，共同组成一个更大的生命体，再逐步繁殖、联合，复制、衍生，直至产生了人这样高级的生命体。
一个生命蛋白体“合并”为多个生命蛋白体，就是由多个生命联合为一个生命的过程。当多个生命蛋白体成为一个复杂的生命蛋白体，为一个生命而共同工作的时候，一个为共同生命工作的信息系统就形成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信息系统而“各自为政”，这个共同的生命就无法存在。这些生命蛋白后来又组织成单细胞生物，同样需要一个相互联系、“生死与共”的信息系统。当多个单细胞生物，“合并”为一个多细胞生物之后，也就是由原来“各自为政”的单个的细胞生命体，在一个比较大的生命体内“和平共处”，为共同的生命存在而工作。这些原来是多个生命体的多细胞生物，又由一个多层次的信息网构成相互联系，既各自分工，又联成一体的信息系统。
随着生物体的细胞逐渐增多，其信息网也逐渐复杂起来。这个信息网络系统，就是各个细胞为一个生命的存在而产生和建立起来的。它是因生命信息的存在而活动，因生命信息运行的终止而死亡的。
在我们细胞内部，驱动着细胞，通过氧化方式提供能量，以供我们去迎接每一个朗朗白天的，是线粒体。而严格地说它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原来它们是单独的小生命，是当年移居到我们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细胞的后裔。很有可能，是一些原始的细菌，大量涌进人体真核细胞的远古前身，在其中居留了下来。从那时起，它们保住了自己及其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样式复制繁衍，其DNA（脱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都与我们的不同。
地球45亿年的历史，35亿年前才有了单细胞生物。那时候的单细胞生物，对生命蛋白来说，也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的身体里，有着很多能各自复制的小生命。但是，这些小生命，是那么分工明确，目标一致。它们建立了一个生死与共的信息系统，碰到影响这个共同生命的大事，就马上互相通气。又过了很多亿年，大自然才出现多细胞生物。这说明，由一层细胞膜保卫着的单细胞生物的生命，里面却是多个小生命的联合。细胞膜起的不仅是保卫它们不受到外来侵犯的作用，也同时与内部的各个小生命沟通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调整与平衡它们的相互关系。由此推知，单细胞生物联合为多细胞生物，同样是躯体物质和内部信息“自愿”结合的结果。这种现象也说明针灸之所以能治病，也是因为人的皮肤早就建立起与内脏各系统以及各细胞的信息联系。经络就是这些信息联系的渠道，经穴则是这些信息联系的据点，阿是穴则是这些信息联系的临时放大点。
在2005年5月13日的《环球时报》第24版上载的《深海生物各有绝招》，讲到深海中有一种生物叫管水母，“是一个海蛰的聚居体，由成千上万的单个动物组成。每个单独的个体都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而它们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生存”。由此可见，已经独立的动物个体为了生存，会合并在一起再进行“分工”：这些水母即进行了分工，各自担负一个统一体的不同的工作，有吞食食物的，有管理运输的，有管理消化的，有管理排泄的，不一而足。它们不是各自为政，而是时刻不断地沟通信息，形成一个有效的信息系统。从那些简单的、微小的生命蛋白，到人这样的庞然大物，无不如此。（这与人类为了生活，在一起形成社会，进行不同的分工，不完全一样吗？如果科学研究者一定要问“社会是个什么物质？如何定性定量？”那真的难以解答。）
低级生命体的自然结合，小生物进化成大生物，就是我们这个大自然逐步繁荣起来的根本原因。美国科学院院士刘易斯·托玛斯著的《细胞生命的礼赞》里说了很多生物现象。他说：“第一种是Myxotricha paradoxa。这是一种原生动物，本该出名而没有出名。这种动物似乎在把一切的一切讲给我们听。它的纤毛其实不是纤毛，而是一个螺旋体。每个螺旋体基部附着点上有一个椭圆的细胞器，植于Myxotricha膜中。这个细胞器其实是一个细菌。实际上，这种生物不是一个动物。它是一个集团，一个组合。……我们的纤毛早就放弃了独立存在的地位，我们的细胞器现在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但控制着我们细胞的各个部分基因组还是不同的基因组，住在独立的居室里。严格来说，我们仍然是一些组合。”
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人类不应轻视那些低等的生物，我们的身体里也包容着无数的低等生命：有了它们的存在我们才能生活，有了它们的活动我们的生命才得以活着。
几年前《自然》杂志里描绘过的Symbiopholus。这是新几内亚北部山中的一种象鼻虫，这种象鼻虫与几十种植物共生。那些植物生长在它的甲壳的凹龛和裂纹中，还有螨类、轮虫类、线虫类和细菌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这种象鼻虫不妨用来预兆好运。用不着引经据典，它本身就带有足够的证据：它不受食肉动物的袭击，安享高寿。没有东西吞食它，因为这个系统不像动物又不像植物，其貌不扬，其味不佳。这种象鼻虫只有30cm长，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拥有制造神话的资本。
人体生命信息系统的复杂性，仍有许多需要解开的谜团，实在难以言说，有待我们的生物科学与医疗实践逐渐破解。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知道：人类这样的个体生命，是由病毒这样的微生命进化而来的；病毒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人类的祖先；病毒由于环境的不适宜才变成对人类有害的东西。因此，环境的改变也会使有害的病毒变成无害。所以，没有不可逆的疾病。也就是说，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没找到正确治病方法的医生。现在的医学界，到处宣传有很多不治之症，其实都不是不治，而是他们没有治疗的本领。笔者于临床，许多所谓的“不治之症”一挑而愈，一灸而效者不计其数。至于笔者治不愈者，却可能被别人一治而愈。那只是因为笔者还没有掌握治它的本领，而不是其病不可治不能愈。世人不应忘记《内经》的谆谆告诫：“非不治也，不得其术也。”
1.生命始自最小的生命蛋白（或说病毒），不是单细胞体。
2.所谓病毒，是无生命的物质，只有进入某个细胞与内部的物质结合才能显示生命的特征。这种说法无法解释的是：第一个细胞从哪里来？
3.只能说，病毒也是生命，因为它能自我复制，那么病毒也同样会死亡，也需要一定的生存环境。这一个道理的重要，在于它能说明天下没有治不好的病的道理。
4.也可以解释：环境使人生病，而不是病毒使人生病，只要改变环境，就没有不治之症。这符合前贤的研究，即病毒在有氧的情况下变成需氧菌，在无氧的情况下变成厌氧菌。这就是许多不治之症自我痊愈的原因。
5.宣扬不治之症的原因，是搞医学迷信，避免现代医学的老底被揭穿。二、生命的死亡信息
中医给了母亲一个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一个淡泊的心境。我想这也是受了她老师的影响。母亲说，她的老师在过了六十岁生日后，收拾干净一张床，交给我母亲一个蝇甩子说：“别让苍蝇落我身上。”然后躺下，绝食七天而死。我追问母亲：老师为什么要死？是生病了吗？是厌世了吗？是信仰什么教吗？母亲说不是，老师只说，人活六十就可以了。可我觉得这话站不住脚。对中医来说，六十岁正当年，正是经验丰富，大有作为之时，怎可以死呢？我一直认为母亲太女人，给你蝇甩子让你赶苍蝇，你就赶，老师说要死，你就让他死？便是大家都认可了，你也不能认可啊？你得给他灌米汤啊？母亲说，那不行，老师要安静。我母亲可真够听话的，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让老师饿死了。但是后来看到母亲对待死亡的安详态度，我知道她早已接受老师对死亡的态度了。
她的老师一生不求财，不求利，不求名，便是对生命也是适可而止，早早撒手。母亲和她老师的做法一脉相承。一个西医的人生信仰可能不影响他的行医。可一个中医的人生信仰却会直接影响他的医术，如果母亲执着于生命，执着于青春，执着于名利，她怎么做到在医治病人时因势利导，顺其自然，舒理气血，平和阴阳？一个魔鬼可以当西医，却当不了中医。中医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人生观，世界观，是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可惜我小时候没有认识也无法认识到这一点。正因为母亲的这一人生态度，所以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在医院这一不适于中医生存的环境内，她不是考虑工资，名利，地位，而是不能不让中医施展。医院这种形式适合西医，却很难容得下中医。不仅仅是医院，便是科学也很难框住母亲的行医。但母亲认为她还是科学的。她研究西药，根据西药使用后病人的反应来分寒热五味，对已接受西医治疗的人，她总是把西医的治疗也纳入总体思考。
在奥修看来，生命里面最大的奥秘并不是生命本身，而是死亡。死亡才是生命的顶点，是生命最终的开花。死亡透过很多形式一直都在来临，从出生的那个片刻起死亡已经开始向你走来。当你的童年消失，童年已经不存在，童年已经死了，那个小孩的你已经死了；有一天他由青年变成老年，他再度死掉；当你的母亲死了，那也是你的一种死，因为母亲涉入了你，母亲占据了你整个人很大的一部分，现在母亲死了，在你里面的那部分也死了……
死亡是因生而来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害怕。
自然界有了生命之后，与之同时，就有了死亡。对待死亡的态度，中医与西医很不同。
生命与非生命的不同，除了能自我复制之外，还有一点是它自产生之后，就随身带来了死亡信息、生命运行终止信息。死亡信息就是内在的规定的运行时间表停止运行，便是死亡的到来。这种信息自精子与卵子结合的那一刻起就产生了。因此，它是随着生命的不断运行而不断增加的。它一旦释放，就是所有的信息运行终止。死亡信息就像倒计时的时钟，自人的生命产生的同时就开始不断增多。如果说人的生命信息具有自组织能力，包含着自动自调的本能系统和具有可自控的意识系统，那么，开启死亡信息之门的能力也同时掌握在两个不同的系统手里。人的死亡，既是按照既定的、不可逆转的本能程序向前运行，又会因意识的绝望而加速释放。因此，做医生的是不宜说病人只有多少时间存活的浑话的。这么做，对害怕死亡的人，可以说是一张催命符咒。事实确系如此，而我们的医生，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往往喜欢对病人下死亡日期的断语。“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医生绝对无权任意推测或确定病人的死期，原因是：就现今的科学技术和测量仪器并没有一种可以确定人类死期的方法。所以，任意告诉病人的死期是一种毫无科学根据，危言耸听的谎言。胡乱猜测只会增加病者的心理负担，是一种毫不负责任、雪上加霜的做法。”可悲的是现在这样的医生确实太多了。“癌症必死论”是因为西医医学面对癌症治疗束手无策而提出来的。这种论调对患者精神上的损伤极大。一位退休教师，患微热住院三个月，她总是缠着医生要告知她得了什么病。医生被缠得没法，只好告诉她说，得的是肺癌。第二天，她死了。三个月不死，一听到患的是肺癌就马上死了。诗人李岂林，五十多岁，一天到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得了肝癌，当场晕倒，五天后死亡。这是什么道理？是绝望。绝望会使患者的死亡信息大量释放，导致突然死亡。肺癌、肝癌本身不可能使患者在几天内就死亡的。
上述的意思是说明死亡信息随生而来，害怕没有任何用处。而且，害怕者会比不害怕者死得更快，其原因就在于害怕会使得死亡信息更快释放。西医医学根本不可能给任何病人做何时死亡的判断。然而，在西医学的许多论文中，却有一个“存活期”的概念：医生给癌症患者做了手术后，直至患者死亡，这一段时间，就叫作“存活期”。这里，医生事实上就是把做手术的那一天，当作患者必死的日期，而认为是做手术，才使患者活了下来；而且把它当作医疗的成绩，患者活得越长久，成绩越大。这好比癌症患者是在做手术的那天被枪毙了，是因为医生的手术救他再活了多少天。那些没有经过治疗而几十年活下来的癌症患者该怎么说？有的患者在医院治疗越来越差的时候，医生往往会告诉他只有多少时间“存活”了。这种做法对不信者毫无用处，对胆小怕死的病人，只有促其速死。可见“存活期”这个概念是完全错误的，不仅不科学，更应该说是反科学的。“存活期”是以首先确定病人的死亡日期为基准的，否则，哪能有这个说法呢？谁都不能预计一个活着的生命，会在什么时候死亡。有的病人甚至是在癌症后期，奄奄一息的时候，竟然发现癌症突然消失，不药自愈。生命所创造的无数奇迹，西医医学无法解释的甚多。其原因就在于西医医学缺乏生命的研究。生命会在最衰弱的时候，在面临死亡之前，不断地为它的生存而不懈地努力，时时为它的活命而竭其所能。曾经有许多被西医们宣布为必死的病人，都出人意外地、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令做过死亡判断的医生瞠目结舌。2009年，美国调查发现，癌症患者死亡率降低。道理何在？原来是不断宣传两条新的见解：一是治癌的失败，发现生癌就马上动手术，做化疗的人少了；二是宣传癌症是慢性病，寻求自然疗法的人多起来了。所以，当年对患癌病人，判断为必死之症是严重的失误。其原因，乃是医学理论中无视人体生命的强大的自我康复能力，而造成这种无法解释的尴尬。
我们的时代有如此多的人患癌，又如此热衷于抗癌，却如此没有成效。许多本来能够自愈的患者，因为医生的治疗，而走入枉死城，被“合法杀人”所误，这绝非偶然。1987年，年仅47岁的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孙万鹏，被确诊为晚期肝癌，医院要求他住院手术治疗，他没有答应。因为他的父母均在1985年患肝癌，双双住院，不久便亡故。1986年，他的大妹妹患肝癌住院，亦死于医院。所以，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家族的遗传基因问题，没希望了。他认为既然住院救治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又何必住院呢？但是，他却有满腹的“灰学理论”需要表述出来公之于世。于是，他把家庭当病床，与死神争时间。每当肝痛发作，便嚼一枚辣椒止痛。于是满口辛辣，一身大汗，竟然真的止住了痛。他便继续写作。他妻子经常给他服用一些据说能抗癌的中草药，如绞股蓝之类。他每年出著作一册，至1994年去医院检查，肝癌不见了。是不是这些中草药或辣椒治愈了他的肝癌，当然得存疑。笔者认为对死亡的无所谓和对学术追求矢志不渝的积极向上的态度当是最主要的因素。这里的关键在他的思想——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洒脱精神。孙先生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战胜肝癌；二是成为我国“灰学理论”的创始人。2006年，我承担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课题结题，请他担任专家鉴定组成员，其时他已经68岁，身体十分健康。孙先生与他的父母、妹妹，不治者活得好好的，治疗者都死去了。逝者长已矣，医疗有无责任，不可追究，但不能不论。“美囯癌研究者哈定·B.琼斯的调查表明，未经治疗的癌症患者其生存希望看来要比经过治疗的患者要大！”孙先生家族性的肝癌史，也证实了哈定的调查不虚。这岂不是对手术、化疗等治癌方法的一个极大讥讽？反过来说，孙先生的父母、妹妹，如果不住院治疗，也许不会死得那么快。正如纽约医师外科医学院的亚历山大·H.斯蒂文斯教授说的一样：“医师的年龄越大，就越怀疑医学的优点，因而就越相信大自然的力量。”
西方医学研究者，从相信医学开始，最终却相信了大自然。什么叫相信大自然？就是不相信医学的医疗，放弃医疗，让病人依靠自己生命的自组织能力不药自愈，少药而愈。这只能说明医学研究的失败和失误。所以，门德尔松说：“现代医学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它是一种宗教。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惨就惨在这种所谓“科学的医学”没有信仰就不能生存了。
一位朋友告诉我，她母亲于20世纪60年代住院，医生诊断为肝癌。但为了更加明确，要求家属同意其做肝穿刺活检。然而作为家属的她认为，肝穿刺活检会给病人增加痛苦，医生既已认为诊断明确，那就给开药吧。岂知医生说，肝癌无药。做肝穿刺活检只是寄希望于万一，即诊断错误，病人还有活的希望。她想，如果医生诊断正确，做了肝穿刺活检，只能增加母亲的痛苦，也没有活的希望；如果不是，不仅白受痛苦，反而受到创伤，没有任何好处。她拒绝了医生的要求。出院后，听人说母亲之病，按其症状可以用海带调冰糖治疗，于是她每天给母亲按法服用，后来这位患者活到90多岁才亡故，又活了30年。而另一个与她母亲同时住在一个病房的妇女，40多岁，也被诊断为肝癌。她同意做肝穿刺活检，经切片做了病理检验，确诊为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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