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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屈中正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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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旅游文化试读：

第一章　森林旅游文化总论

第一节　旅游与文化、森林旅游文化探源

旅游是评估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从现代意义来说，经济越发达，社会越进步，外出旅游在现代人们生活需求结构中的地位就愈发突出。我国旅游业起步较晚，起点较低，改革开放前以外事接待为主。1978年之后，我国旅游业携巨大的资源优势和国际市场积蓄多年的需求存量，得益于改革开放之惠，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和国际旅游大舞台上异常活跃、极富生命力的新生力量。特别是近年来，旅游业坚持“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积极发展国内旅游，适度发展出境旅游”的发展方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国旅游大国的地位在多个领域、在国内外得到空前的巩固和提高。

一、旅游的定义

旅游主要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当“人猿揖别”，古猿走出莽莽林海，在地面上直立行走之际，人类便开始了攀登高山峻岭，涉渡江河溪流，穿越林海，开始了生存之旅。我们的先民为生存而进行奔波、迁徙，在这过程中产生了周游世界的幻想。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自古以来就有其发生、发展的土壤和历史。神农尝百草、舜帝南巡苍梧，在人类思维发育尚未成熟、语言文字还未完全形成的原始社会，虽无旅游和区分旅游的符号和标志，却已经有对“旅”与“游”的追求和形式。

在中国，“旅”、“游”二字出现很早。在我国古代，一直有旅游审美而达到的那种自由自在，逍遥无为的精神境界和由此而来的对待世界的审美态度。“旅”在《说文解字》、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均有论述。在中国古代，“旅”是一个有目的的功利性活动，具有时间空间的双重属性。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对“旅”的解释是：“‘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从这段解释来看，离开本土家乡而外出异地的活动，都可以称为旅。在我国古代，“游”是浮行于水，含有行走的意思。本义是同陆上活动有关的行为，同时指谙习水性的人在水中的自由活动。其本身就是包含有顺应自然、适意而行的意味，具有无意志、非理智的超功利的旅游的特征。

据考证，“旅游”一词首次出现于我国南北朝时南朝诗人沈约的《悲哉行》：“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晓凝津。时嘤起稚叶，蕙气动初频。”唐代诗人韦应物、张籍、白居易等在诗歌中对旅游一词已经广泛使用。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概念，人们曾从不同角度予以定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包含着人类社会的自然生存、自然发展与社会生存、社会发展两层含义。人类社会首先是个自然的生存物，它与自然界的其他物质一样，遵循着自然的发生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社会性生存与社会发展，是指人类社会区别于其他自然物的不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人类不仅要求有能够满足人类作为自然物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自然环境，还有要求这些自然环境悦目、有序，能够满足其自由活动等的需要。旅游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旅游活动是人类的生活需求之一，是高品位和高格调的消费方式，是精神追求和文化享乐的新型载体。在现代意义上，旅游是人们为了休闲、商务和其它目的，离开他们惯常的环境，到某些地方去以及在某些地方停留，但连续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年的活动。目前国际上有关旅游的定义很多，公认的是旅游科学专家联合会通过的艾斯特（IST）定义，由瑞士学者汉泽克尔、克拉普夫提出的“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合”。从上述旅游的概念看出旅游主要由三个要素组成：离开惯常环境的旅行距离；停留时间不超过一年；旅行目的不是就业和移民。

二、森林旅游释义

森林旅游是以森林生态环境为依托的生态旅游，以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理念，以追求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统一为目标的一种旅游形式，是指一切能为旅游者提供游览、观赏、知识乐趣、度假疗养、体育锻炼、探险猎奇、友好往来的客体与劳务的总称。这样一种旅游形式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旅游中独树一帜，作为独特的文化旅游形式而备受各国政府、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产品提供商的推崇和广大旅游者的青睐。

我国生态旅游始于舜，盛于唐、宋。据考证，我国在开展生态旅游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栖息繁衍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北半球东亚大陆，在漫长而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中，原始神话编织的炎黄部落最早的生存环境分别是大西北的昆仑山与陕西岐山，在亲和自然环境的愿望驱动下，我们的先祖舜巡视江南，探险苍梧；夏禹治水、历险九州等体现了早期人类依山为命的“刀耕火种”生活。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电闪雷鸣、风霜雨雪、毒蛇猛兽、流行疾病以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使早期为生存而进行奔波的人类受大自然的支配，而无法受到自身意志的支配，他们不得不从孕育自身的森林中走出，从游牧生活走上农耕生活，进而由农耕社会走上工业社会。

随着科学与社会的进步，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进步中，人类的生存条件不断改善。在环境中，森林无疑是最令人心旷神怡的了，它的博大、丰富、富于变化，满足着人类多方面审美情感的需要，给人们带来无限美好的想象。森林旅游作为一项朝阳产业，它所倡导的绿色休闲方式和理念，在我国日渐被受众所认可和接受。本世纪以来由此引发的旅游热潮也从一般的城市公园转向郊外的森林公园。我国地域辽阔，地貌变化复杂，林区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加之我国林区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森林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在当代，我国的生态旅游主要是依托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发展起来的。1982年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将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三、生态旅游

从旅游活动来看，评判旅游现象产生的原因要分析他的动机。生态旅游者的旅游目的地是“自然区域”或“某些特定的文化区域”；从事这种旅游活动的目的是“了解当地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欣赏和研究自然景观、野生生物及相关文化特征”；从事该项旅游活动的原则是“不改变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自然资源并使当地居民在经济上受益”。生态旅游（ecotourism）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Ceballas-Lascurain）于1983年首次提出的。他认为生态旅游作为常规旅游的一种形式，具备下列两个要点：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自然景观和社区历史文化遗产；二是生态旅游的对象不应受到损害。“生态旅游”一词从出现到现在，不同的学者或组织从不同的角度给生态旅游的定义丰富、扩充和深化了生态旅游的内涵，但至今还没有被广大学术界和社会所公认的定义。

自生态旅游的概念产生以来，国内外各级组织与学者近年来对生态旅游概念从不同角度进行定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个。第一个是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IES）把生态旅游定义为：游客到自然地区的一种负责任的旅行。这就说生态旅游是一种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第二个是世界银行环境部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下的定义：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

纵观国内外对此概念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对生态旅游从以下四方面来理解：一是生态旅游是在保护比较完整的原始自然区域以及与之和谐相伴的特定的文化区域开展的；二是生态旅游强调对旅游地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三是生态旅游强调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并获益；四是生态旅游是实现可持续旅游的一种形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生态旅游下如下定义：它是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理念，以追求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统一为目标，以自然生态系统为观光游览对象，把旅游活动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教育相结合，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不受损害的旅游。

四、文化的定义

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文化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同样长久的历史，尽管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文化予以定义，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又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赋予新的含义。今天通用的“文化”一词是近代国人在翻译西方相关语汇时，借用我国固有的“文”、“化”及“文化”等词汇加以创造而成的。

据考证，在我国的汉字文化中，“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与德行对称的“道艺”等，进一步引申为美、善、文德教化，与“武”对称。“化”的本义指事物的动态变化过程，为“改易、生成、造化”，是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后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周礼正义》卷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文化”一词见于中国典籍的开始。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一个整词，“文化”正式作为专有名词使用。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属精神范畴。从以上看出，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文化”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文化”内涵，大体是宗法王朝所实施的文治教化和社会伦理规范，仅局限在社会人伦方面。

在世界历史上，最早把文化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是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1832—1917）。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下的定义是：“所谓文化或文明从广义人类学意义上看，是由知识、信念、艺术、伦理、法律、习惯、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需要的其他能力和习惯构成的综合体”，虽然这一定义并未揭示文化的内在本质，但是对后世关于文化的定义给予了启迪。对文化概念进行系统详细考察和整理的是美国文化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他们于1952年发表了《文化的概念》，对西方当时收集到的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做了梳理与辨析，在此基础上对文化作下列解释：

文化由外层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它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地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是进一步的行为的决定因素。

由于东西方对文化的理解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加上对文化概念层出不穷的新的理解，到20世纪末，关于文化的概念已经有200余种解释。人们在具体对待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赋予不同的内涵，根据文化的结构和范畴，我们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

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三个方面。

物质生产文化指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实体性、器物性成果。

制度行为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组织形式以及在人际交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风俗习惯。

精神心理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长期孕育而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

狭义的文化指精神方面，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

从以上看来，我们对文化可做以下理解：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是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为社会普遍共有而非专属个人；其次，文化这种人类智慧和劳动的结晶，体现在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中。

五、森林旅游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

以森林为主要景观的森林旅游业，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为有效地保护森林，改善人类生活环境而兴起的一项独具特色的旅游产业。森林旅游景观以自然森林景观为主。据一些资料来看，中国森林旅游中存在着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即在森林旅游区中往往存在着森林景观与传统文化景观共存的现象。国家《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中，把我国旅游资源分为8大主类、31个亚类、155个类型，从大类来看主要有：A.地文景观、B.水域风光、C.生物景观、D.天象与气候景观、E.遗址遗迹、F.建筑与设施、G.旅游商品、H.人文活动。森林旅游以森林资源作为主要游览对象，涵盖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中的8大主类，体现的是人与森林的关系。（一）森林旅游文化的内涵

1.森林旅游既属于一种经济现象，更属于一种文化现象。森林旅游文化以生态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它的核心，以现代森林文化为基本内涵，表现出来的是人对森林的认识与审美关系。国内有的学者把它定义为对森林（自然）的敬畏、崇拜、认识与创造，以及建立在对森林各种恩惠表示感谢的朴素感情之上的、反映在人与森林关系中的文化现象。它的内容包含了技术领域的与艺术领域的森林文化两大部分：既包括人类在合理利用森林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如造林技术、培育技术、森林法规、森林的利用习惯等，也包括人对森林的情感、感性的具体作品，如诗歌、绘画、建筑、音乐等。

由此看来，现代森林旅游文化集中体现在现代人对于森林价值的认识及现代人对于森林的经营理念。在现代人看来，森林作为人类生存环境中的重要一环，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供林产品。加强对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建立具有现代特征的生态林业、社会林业是森林旅游在林业可持续发展中的又一产物，现代林业也以生态理论、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基本理论，以经济、生态、社会全面发展的综合观作为现代林业的指导思想，注重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及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2.森林旅游文化集中体现出对生态的关注。现代森林文化作为文化背景是现代森林旅游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森林旅游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决定着森林旅游文化的基本理念。无论森林旅游经营者的经营理念，还是森林旅游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及审美追求，都以森林的生态特征作为核心，体现出对生态的关注，这是一种文化的要求，这种文化要求体现在森林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六要素之中。而森林的旅游文化意义是森林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森林文化与旅游、现代林业观念的结合使森林的生态意义、文化意义集中到一点，即森林的生态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构成现代森林旅游文化的心理基点之一是传统的文化心理。森林旅游景观蕴含的文化内涵，很大部分指的是传统文化，即在森林旅游区范围之内，或存在着寺庙、道观，或者存在着一些名人遗迹、历史古迹等。这种文化共存使历史文化以一种独特的形式融入森林旅游文化之中，成为森林旅游文化中的一个组成因素，使得中国森林旅游的文化内涵具有历史文化的深刻内涵，也使得中国的森林旅游在文化上具有了历史的凝重感，从而显示出森林旅游文化的厚重，这成为中国森林旅游文化独特的亮点。

4.森林旅游与传统宗教、哲学在文化上是一致的。从旅游的个体而言，民族的文化心理一直影响着旅游者的旅游行为与审美追求。从中国魏晋时代旅游的勃兴以来，森林旅游即成为中国文人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对森林景观的审美追求，中国的传统哲学与宗教，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有一种生态倾向，表现出对自然的回归，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天人合一，在自然中追求生命意义的永恒。从前述森林旅游的概念来看，森林旅游文化与传统宗教、哲学在文化上是一致的。（二）森林旅游文化的特点

森林旅游文化诞生于人类在森林中进行的实践，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的森林旅游发展的历史尽管很短，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各国，森林旅游文化都是人类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与森林旅游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们在森林旅游过程中，自然景观或雄伟壮观，或奇绝灵秀，或妩媚多姿，或浩渺迷朦，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游客在这里感受最多的是森林旅游文化。在森林旅游过程中，森林旅游文化的凸显，是森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森林文化的载体之一。森林旅游文化具有以下特点：

1.综合性。美国学者麦金托什说“旅游文化事实上概括了旅游的各个方面”。文化是一个大的范畴，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们对文化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也正说明文化内容丰富，外延宽广。从不同视角可以把文化进行细分，森林旅游文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分支。森林旅游文化着重考察体现在旅游活动中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揭示这些文化现象背后包含的共同的普遍的本质以及旅游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森林旅游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既涉及历史、地理、民族宗教、饮食服务、园林建筑、民俗娱乐与自然景观等旅游客体文化领域；又涉及旅游者自身文化素质、兴趣爱好、行为方式、思想信仰等文化主体领域；更涉及旅游业的服务文化、商品文化、管理文化、导游文化、政策法规等旅游介体文化；还涉及旅游学、旅游心理学、旅游市场营销学、旅游管理学、旅游社会学、旅游文化学、旅游美学等对旅游活动进行研究的综合领域。从旅游文化的结构体系来看，应包括最外层的物质文化，如建筑、园林、器物、工具、饮食、服饰等，这些都是有形的，有能被人的感知器官所能感受到的物质形态。还包含旅游文化的中间层次，即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两个方面。

2.继承性。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孕育文化的源头之一，它保留了过去的生物、地理等方面演化进程的信息和文化，以其独特的形体美、色彩美、音韵美、结构美，对人们的审美意识、道德情操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森林的人文内涵，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森林旅游目的地的传统本土文化是吸引旅游者的原动力，而旅游文化的形成则因其不断更新的变异性而具有时尚性。传统与时尚并存，体现了旅游文化在传播当地原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形成新的文化吸引力的过程中特有的性质。正如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不断融合外来民族文化的历史过程一样，森林旅游文化也正是在南来北往的旅游者带来各种异域文化冲击的过程中，实现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森林旅游业提供的旅游产品、所凭借的资源既有人文的又有自然的，既有历史遗留的，又有今人创造的；所需要的设施条件，既包括旅行社设施，又包括以饭店为代表的餐饮住宿设施和交通客运设施；所提供的服务不是某一单项服务，更不是某一具体物品，而是由吃、住、行、游、娱、购等多种服务项目构成的综合体。

3.生态伦理性。人类受赐于自然，同样也受制于自然。森林旅游是利用森林所特有的环境、奇丽的景观和美学价值为社会提供服务。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方式，森林旅游因追求健康、释放压力、缓解疲劳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生态旅游伦理是指在生态旅游地开展生态旅游所依据的生态学伦理思想。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伦理，而是将人与自然、生态、旅游三者密切地联系起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人与旅游的关系的伦理，将它们综合为一体，则可称为人与生态旅游环境关系的伦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生态道德是发展生态旅游的道德保障。对开发者来说，开发要有一个限度，即道德界限；对经营者来说，要始终将真善美三者兼顾起来，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生态道德教育；对旅游者来说，要从多角度接受现代生态伦理的学习与教育，在具体的旅游活动中，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4.地域性。地域性差异正是形成旅游者旅游活动的吸引力之一。中国幅员辽阔，地域文化千差万别，丰富多彩。我国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目前著名的生态旅游景区大致可以分为9类：即山岳生态景区，以五岳、佛教名山、道教名山等为代表；湖泊生态景区，以长白山天池、肇庆星湖、青海的青海湖等为代表；森林生态景区，以吉林长白山、湖北神农架、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等为代表；草原生态景区，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草原等为代表；海洋生态景区，以广西北海及海南文昌的红树林海岸等为代表；观鸟生态景区，以江西鄱阳湖越冬候鸟自然保护区、青海湖鸟岛等为代表；冰雪生态旅游区，以云南丽江玉龙雪山、吉林延边长白山等为代表；漂流生态景区，以湖北神农架等为代表；徒步探险生态景区，以西藏珠穆朗玛峰、罗布泊沙漠、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为代表。旅游者对异域文化的猎奇、探险、求知心理，促成了旅游活动的实现。同时，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又会缩小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形成新的旅游文化的同时，也呈现了森林旅游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5.民族性。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们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化的差异性，但是，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5000年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食粮。森林旅游文化植根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在加强旅游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重视突出中国文化特有的传统，中国人特有的建筑、园林、雕塑、绘画、民俗风情，中国人特有的思想观念、精神追求、审美追求、道德情操等，只有这样才能具有特色，才能具有吸引力。

六、研究中国森林旅游文化的目的和意义

旅游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旅游资源客体的属性而言，旅游资源可分为自然风光旅游资源和人文景观旅游资源两大类，具有投资少、收效快、利润大、换汇多、折旧率高的特点，有“无烟工业”之称。同时，旅游有助于增进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友谊，促进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交流。自然风光是大自然的杰作，包括名山奇峰、大川秀湖、流泉飞瀑、阳光海滨、珍禽奇兽、奇花异草、古木和珍贵树种等。而人文景观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包括历史文物、文化遗迹、古典建筑、文化艺术、风土民俗、工艺特产、风味佳肴等内容。正是由于森林在人类审美中的重要地位，它已成为人类社会重要的审美对象，并因而成为人类重要的社会资源，这种资源同样能够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2006年至2009年，我国森林旅游人数超过10.66亿人次，森林旅游直接收入690亿元，综合旅游收入超过5700亿元。森林旅游已成为我国林业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在当今，建设生态文明的号角已经吹响，研究森林旅游文化的意义尤为重大。

第一，有利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往往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所独有，很难模仿和复制。独特的文化内涵是旅游的灵魂和生命力之所在。我国的森林旅游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潜力巨大，森林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森林文明，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旅游者变换原有的文化环境，探奇求知，变换生活节律，以吸取其他地域的森林文化。游客在森林旅游过程中，欣赏自然美景和人文景观的同时，也在聆听自然的呼声，关注和思考着森林与环境问题。这些景区除了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景观外，还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充分挖掘与保存好这些民族文化的特色不仅可以保护好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还能壮大本地区的特色经济。

第二，有利于促进国际交流，改善国际形象。上世纪末，我国迅猛发展中的森林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的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森林旅游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把森林的三大效益和资源优势发挥到最佳，将是今后一段时期森林旅游各管理部门应考虑的头等大事。正如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所说：“不能把生态旅游看作是一时流行的时尚或者是骗人的把戏，而应当把它看作是发展未来旅游业的有生力量。”目前，我国一些地区森林旅游业的经营不火爆的原因除了机制、体制等因素外，最主要的还是缺乏国际意识。要想把森林旅游办出特色，就要挖掘其自身的文化内涵，让本地居民和广大游客了解并积极参与其中。这样，不仅能增强本地居民对本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积极性，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增强了吸引力，推动了当地森林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促进国际旅游的发展。

第三，有利于推动国家和政府对森林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旅游产业是兼有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四大功能的产业。我国森林旅游产业起步较晚，旅游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缺乏市场的纵深拓展能力。旅游业的竞争只重视市场的竞争，而不重视文化的竞争。森林旅游业对旅游文化的研究只停留在对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上，而对森林旅游文化的内涵关注与挖掘不多，旅游项目缺乏文化内涵。此外，森林旅游业从业人员普遍缺乏文化底蕴，旅游管理缺乏文化品位，这些都势必导致中国森林旅游业难以形成大旅游的气候。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保护和开发将成为森林旅游的一对根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保护，如果不加保护地开发，势必造成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开发也将难以为继，旅游业中的许多文化元素和文化都将逐渐消失，甚至其文化价值也逐渐被无视和否定，使旅游业陷入了一种“无义”的境地。

第二节　森林旅游与文化的相互关系

森林是人类的发源地，森林哺育了人类，千百年来，人类在与森林的接触中，对森林文化与森林旅游，森林旅游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挖掘森林旅游与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繁荣森林旅游，发挥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具有现实意义。

一、森林旅游的文化属性

长期以来，人们对旅游偏重于经济方面的研究，甚至将旅游简单等同于单纯经济现象。森林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旅游消费活动还是旅游经营活动都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可以说，文化是森林旅游的灵魂和支柱，文化是森林旅游的核心，森林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产生的影响，比单纯的经济影响更为深远。（一）森林旅游主体的文化属性

就其实质而言，旅游者投身旅游活动，主要是为了追求精神文化的满足，旅游活动主要属于精神文化活动的范畴。森林旅游主体的文化属性表现如下：

1.文化是森林旅游的灵魂。中国先秦思想家墨子提出的“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说明了人类在满足生存需要基础上产生高级需求的必然。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是一种文化消费行为，其外出旅游的动机和目的在于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心理上的满足。森林旅游作为一种跨时空的社会性活动，其根本动力在于人们追求精神文化上的满足。森林旅游活动是综合性的文化活动，它体现了旅游者对某种文化的追求。吃、住、行、娱、游、购是旅游活动的六大要素，这六大要素无一不和文化结合在一起，无一不渗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如果剔除森林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内涵，森林旅游活动就是一个空壳。

2.文化动机是森林旅游者最基本的旅游动机。旅游者参与旅游活动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不同的旅游者有不同的需要。旅游者投身旅游活动，主要是为了追求精神文化的满足，旅游活动主要属于精神文化活动的范畴，文化因素在森林旅游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从世界和国内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文化因素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森林旅游业发展要上一个新水平、新台阶，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撑。例如，就旅游资源来讲，与意大利、法国、埃及相比，英国并不拥有多少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名胜；与巴西雨林、西班牙海滨、瑞士风光相比，英国地理风貌也显得平庸，但英国人很善于对旅游资源中的文化因素进行开发和利用，如王室文化、博物馆文化、戏剧剧院特色文化等，使英国变成为一个旅游资源富有的国家，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英国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现已成为英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据统计，2002年，英国旅游业年产值700多亿英镑，旅游收入占世界旅游收入的5%左右，在世界旅游大国中位居第五。（二）森林旅游客体的文化属性

旅游活动的产生和普及，归因于人类的社会活动。旅游资源按基本成因和属性，大而言之可分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两大类。森林以其物种的多样性、丰富性、富于变化而能启发人们丰富的想象，成为文艺作品重要的背景和素材来源，从而丰富着人们的精神需求。现代社会中，森林以新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这些方式超越了简单的物质需要，是在精神性需求的层面上发生的。简而言之，是以人的方式，或者说是以文化的方式参与到人的社会生活中。森林旅游资源中的人文旅游资源，无论是实物形态的文物古迹还是无形的民族风情、社会风尚，均属于文化的范畴。“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由各种自然环境、自然要素、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构成的自然景观，只有经过人为的开发利用，才能由潜在的旅游资源变为现实的旅游资源，即使是自然美，也必须通过鉴赏来反映和传播，而鉴赏是一种文化活动，因此，自然旅游资源同样也具有文化性。（三）森林旅游媒体的文化特征

森林旅游媒体是指帮助旅游主体圆满完成旅游活动的中介组织，即向森林旅游主体提供各种服务的旅游部门和企业。森林旅游媒体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是信息的可转换性。在森林旅游中，无论是旅游传播媒体、还是旅游交通、住宿、旅游产品、餐饮等无不打上文化的烙印。森林旅游中介体文化是旅游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的媒体，是主、客体文化的桥梁，在主、客体文化的桥梁中，在旅游活动的全过程中，旅游中介体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旅游中介体文化，旅游主、客体文化无法交流。单从森林旅游的自然资源内容来说，旅游媒体可以将旅游信息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外一种状态，可以将物质信息转化为文字信息，并将一切信息转化为符号系统。比如风景秀美的国家森林公园的各种旅游资源，我们可以将各种旅游景点用电视、电影来表现。森林旅游媒体在森林旅游资源的信息传播中将一切旅游信息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流动和变化。

二、文化的森林旅游功能（一）文化的本质决定了文化的森林旅游功能

森林旅游从整体上看是一种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对象的旅游活动，但是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加入，我国的森林旅游资源无不与人文资源紧密联系，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的共生，成为森林旅游的核心内容。

第一，使森林旅游产品和文化合二为一、融为一体。文化使森林旅游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印记。在我国旅游史话中，一直存在“景借文传”的佳话。自古以来，我国历史文化中的山水田园诗歌就与森林旅游结下不解之缘。我国众多的名山大川，吸引人们去寻觅探幽，古代文人更是为应试而涉足青山绿水，或为走终南捷径而隐居山林。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有关森林的诗词、散文、游记、传说迭出，形成祖国森林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是人的创造物，而不是自然物，它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

第二，为游客提供了广泛参与的可能。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为社会所普遍享用的，具有强烈的大众性。森林作为物种的集中地，是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体现，这种生物多样性是激发人的好奇心，启发人思考、推动人去探索自然奥秘最有力的动力之一。森林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原始人类只有勇敢地去面对各种困难，才能在森林这样复杂的生存环境中生存下去，否则就将被险恶的环境所淘汰。在现在森林旅游活动中，尽管条件已大为改善，但在面对复杂的危险时，人们还是很容易感到孤独和恐怖，这时人往往最渴求他人的帮助。森林旅游培养着人们的合作意识，这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第三，极大扩充了森林旅游的文化含量。文化不是游离存在的，它体现在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之中，体现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中。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森林成为旅游目的地是因为森林旅游的文化含量。由于森林富于形象感，它的色彩丰富，形式富于变化，它能够使人感觉赏心悦目，使紧张的心情能够得到释放。在广泛开展的森林旅游活动中，文化是旅游传播的重要支撑，文化使森林这种纯自然的资源打上了多彩的人文要素，也为人类陶冶情操提供精神支持。比如，欣赏自然地貌之美，没有美学知识将使森林旅游索然无味；没有宗教常识将使旅游者对森林中的寺庙的欣赏所得无几；没有建筑园林知识，将对森林旅游中的诸如亭、台、楼、阁的欣赏停留在外行看热闹的行为中。（二）文化的基本类型决定了文化的森林旅游资源的存在形式

从广义的文化概念来讲，每种文化都存在物质要素、行为要素、心理要素三个方面。森林旅游资源也不例外。

1.森林旅游文化的物质要素。作为旅游目的地，森林旅游文化的物质要素部分主要指森林旅游者可辨识的物质实体。它的物质要素主要体现在景观生态上。这些美的事物通过森林旅游者的视觉、听觉等来感受，又转化为一种感性认识。在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下，人们返璞归真，寄情山水而形成审美过程中，旅游者最大限度地让自然山水参与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富有文化内涵的审美意趣。

2.森林旅游文化的行为要素。森林旅游的行为要素在制度层面包括森林旅游活动中的各种社会规范和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主要体现在森林旅游者的行为与当地的民俗风情上。在可持续发展观念指导下的森林生态旅游，在21世纪最初的20年里，旅游人数将以两位数百分比增长，全球旅游总人数中有一半以上的旅游者要走进森林。“崇尚科学，珍爱生命，走进大森林，回归大自然”已成为新时期人们最理想的休闲方式和生活时尚。

3.森林旅游文化的心理要素。主要体现在宗教情绪、道德情操等地方特色文化上。我国地域辽阔，地貌变化复杂，林区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森林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同时也促成不同文化的交流，对于身处异域的旅游者来说，在森林旅游的活动中，他们大都抱有认识异域文化的愿望和好奇心，利用一切机会到林区感知差异的生活行为，从而达到文化上的认同感。（三）文化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文化的森林旅游资源的基本特征

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继承性、变异性特征。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人们将生存环境概括为：“三山六水一分田”。指的是地球上山地面积占十分之三，水域面积占十分之六，田地也就是平原面积占十分之一。从此看来，森林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人类面山而居，或择林而处，形成森林旅游文化的特征。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森林覆盖茂密，在围绕森林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不同的生活习惯，使得森林旅游文化表现了“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地方特色。在森林旅游过程中，人们对森林的审美需求和审美能力不断发展，森林文化也随之不断丰满、完善，森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将促进森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三、森林旅游行为创造森林旅游文化

狭义的旅游文化内涵，是就旅游本身的旅游项目所体现的文化份额，及旅游包含文化的质量而言。广义上讲旅游文化内涵，则是从旅游业本身的特点而言，在管理、决策、服务、旅游产品和纪念品开发、事件旅游、专业旅游，尤其是政府、经营者和旅游者各个方面在整体素质上体现的文化内涵。旅游文化内涵体现在旅游所关联的所有事物，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既有固定的也有移动的。森林旅游文化内涵体现了旅游服务文化内涵的基本要求。从现在旅游的六个要素要看：主要是指为旅游者提供行、游、住、食、购、娱等方面，所包含的旅游文化内涵。森林旅游不只是游览自然森林景观，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已将自然山水、林木景观涂上浓浓的文化色彩。从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到如今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态环境的文化理念应当成为森林旅游文化的核心内涵。

森林旅游行为创造森林旅游文化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旅行社为旅游者提供的旅游服务，一切从旅游者的需求出发，而且要为旅游者提供具有文化内涵的服务；

第二，在导游服务上，将森林旅游文化内涵的定义及其体现森林旅游地的特色文化、民间传说和地方特产等介绍给旅游者，使旅游者始终能感受到旅行社富有文化内涵的旅游服务；

第三，宾馆饭店是体现森林旅游服务文化内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不同层次的宾馆、追求不同风格的宾馆，都将给游客不同的文化感受；

第四，大型旅游文化节庆活动已成为森林旅游目的地旅游的名片，富有内涵的文化节庆活动不仅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而且可为旅游地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第三节　中国森林旅游历史文化

在中国旅游史上，首先提出旅游理论的是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道家。儒家、道家的旅游理论不仅为人们普遍接受，而且一直影响和指导着中国的旅游活动。森林旅游作为旅游的一种形式，在今天备受关注，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形式，也受到这些旅游理论的影响并产生积极效果。

一、中国森林旅游的发生与发展

一种行为或者活动的产生，离不开内在动机。森林旅游是在现代文明土壤中兴起的。自现代工业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的文明得到迅猛的发展，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以我国为例，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一半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中，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进一步打破，人类掠夺式地向大自然索取的历史。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发展与环境保护相背离的道路上走了近300年。工业文明的双刃剑，既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音，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大自然也因此以其独特的方式警戒人类，人类也开始越来越理解自然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作用与意义，不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回归自然的普遍的心理追求带来文化上的影响，成为文化的追求。现代人们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时，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理论：如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文化理论、生态道德理论等，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人类的这些努力与追求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与建设。森林旅游文化即在此文化背景之下产生与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态旅游、森林休闲旅游已成为朝阳产业，表现出方兴未艾的强劲发展势头。从全国旅游走势来看，在当今中国，森林旅游渐成风气，森林公园渐受青睐。

在我国森林旅游业既是一种经济产业，也是一种文化产业，更是一种新型的生存方式。加强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主题，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旅游业的发展最终是在生态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林业局政府网2009年3月23日讯：据统计，2008年度我国森林公园共接待游客2.74亿人次，直接旅游收入达187.37亿元。2009年3月，全国绿化委员会、教育部、国家林业局联合发出《弘扬生态文明，共建绿色校园的通知》，反映了我们国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不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同时，将生态文明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同时要求现代人们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时，不断总结新的森林文化理论：如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文化理论、生态道德理论等，不断探索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

二、儒家旅游思想对森林旅游的影响

中国的森林旅游活动出现较早，但缺乏具体而系统的旅游理论支撑，早期的森林旅游理论散见于先秦诸子散文中及汉以后的文学著作与社会活动中。随着森林旅游活动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人们的旅游观也随之不断地变化与发展，这是中国旅游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旅游观对于中国人民的旅游活动产生了至巨至深的影响。对儒家的旅游观可从近游思想、远游思想、重民传统和尚古意识四个方面认识。“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周礼是儒家旅游的前提，如“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礼·曾子问》）。旅游必须符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节义以及修身养性、礼乐教化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理论。（一）儒家的近游观

儒家重人伦，轻自然，反对读书人不顾家庭、不守孝道的滥游。所以在中国，人们有着安土重迁的思想。这可从中国民间的俗语“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看景不如听景”中反映出来。圣人孔子是非常向往近游的，曾晰曾对孔子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异常感叹地说自己的志向和曾晰是一样的。从孔子思想体系的总体来看，“仁”贯穿其中，成为联结各个范畴的媒介，同时，又是各个范畴和言行的总纲。而从宗族血缘关系来看，孝悌为仁之本，提倡孝悌，注意培养人们具有孝悌的品德，是孔子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孔子曾经要求做儿子的做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儒家之所以提倡近游，应该给予如下认识：认为近游既可锻炼身体，陶冶情操，又可以与父母家人享天伦之乐，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非正常死亡和伤残现象，从而实现其“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和“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的仁政思想。这种近游观的出现，与春秋时期的黄河流域，在生产力水平尚很低下的时代，劳动力很宝贵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吻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游作为一种旅游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当时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二）儒家的远游观

儒家在主张近游的同时，并非无条件反对远游。儒家经典《论语》开宗明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孔子对于为他而纷至沓来的客人的认同，也是对当时人际交往频繁，旅游之兴盛的社会现象的一种肯定。儒家的“近游”与“远游”思想并不矛盾，而是互相依存。儒家鼓励读书人郊游以修身养性，陶冶性灵；同时提倡读书人游学，去锤炼意志，实现抱负。按孔子的表述分析，父母去世后，儿子远游自然不在限制之列。因为儒家学说以重人伦为核心，父母在世之日，儿子久游不归，一则令父母担忧；二则儿子也不能对父母尽关心赡养的义务。孔子只是要求做儿子的出门之前必须制订好游览计划，把游览路线、时间、何时归来这类情况告诉父母，使父母心中有数。儒家认为“志在四方”，是男子汉应有的抱负和基本的形象特征。在这里，儒家给所有的人规划了两种自我实现的途径：当孝子或当忠臣。前者的奋斗目标在于使家庭幸福，后者的奋斗目标是为国家致太平。由于儒家阳刚进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是身在庙堂之上，即一心想参政，因此，在儒家学说中，为父母做牺牲和为君国做牺牲，都属于仁人志士。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在中国旅游史上为什么近游理论较远游理论同样发达，探险旅游同怡情旅游一样受我国人民的重视。（三）儒家的“比德说”

儒家对天下万物都以道德标准来衡量，对万事万物都从道德角度来思考，这种思想落实到山水之上，就是对后世欣赏山水产生极大影响的“比德说”，这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比德说”是清人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首先提出的，源于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君子比德”指的是自然物的性质特征与人的品格道德有相似之处，人对自然物的爱赏与赞美，归因于自然物的某些特征能够比拟、象征人的某种美德；自然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的某些属性特征“似有德者”。也就是将自然物的外观特征伦理化、人格化，从观念上将其纳入社会范畴，从而使自然之美与伦理之善联系起来。

孔子对于山水的审美，着力点在于山水与道德之间所构成的象征和比喻意义。“君子比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释：

1.肯定了游观山水能给仁人君子以美的艺术享受，更主要的是道德熏陶。在儒家看来，山水并不是客观的自然山水，而是人文化、人格化、伦理化的山水。它具有与仁人君子相似的道德属性。

2.“比德”说重人伦轻自然。它强调旅游观览是为了“克己复礼”，经世致用，即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奠定了儒家自然审美观和功利主义旅游观的思想基础。

3.根源于中国早期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与天地结构是一体化的：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宇宙有金、木、水、火、土，人有心、肝、脾、肺、肾；自然有五岳，社会有五帝，五方神祇，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德……这种“天人合一”观念，把人的感情、意志、伦理透射在外部世界，使自然山水打上了人文精神的印记。

三、道家的“逍遥游”思想

道家与儒家的哲学观点是不同的，儒家强调自然应该人文化，认为自然只有在人化后才能获得价值。道家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认为自然状态是和谐而有规律的，并蕴含着内在美的状态，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无需经过人化的过程，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反对人化。庄子的逍遥游既有哲学内蕴，又有浓厚的旅游文化意味。它既是人类在不自由的社会条件下要求精神解放的抽象概括，又是庄子本人思想性格的抽象体现和庄子旅游的行为纲领。在本质上体现着旅游与哲学的高度统一。

在自然审美观方面，道家特别强调崇尚自然，顺应自然，反对以人文创造去破坏自然。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因此，“道法自然”，“天趣自然”是庄子旅游观的主旨。这种玄远淡泊，以人与自然的融通为最高境界的旅游思想，对后代影响极大。中国古代浪迹江湖、漫游四方的文人学士，以及那些官场失意后徜徉山林的士大夫们，几乎都受到了庄子这种思想的影响。

所谓“逍遥游”指的是不记功利，不借任何外力，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自由遨游。“逍遥游”也是道家崇尚自然，反对束缚，主张自由自在的旅游宗旨；即无己、无功、无名的非功利旅游思想。

第一，就其哲学内涵而言，它主要指一种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游于玄境的心灵自由活动和精神遨游，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思维方式之“游”，是对于一种精神现象的哲学抽象和理论概括。

第二，在旅游思想方面，“逍遥游”代表了道家的旅游思想理论，是指不计功利，不借任何外力，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自由自在的遨游。也就是在无拘无束的遨游、漫游中去获得审美愉悦和精神满足，并从中了悟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本质和规律，即“道”、“自然皆道”。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以形媚道”与“澄怀味象”说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旅游意识充分觉醒的时期，这时期，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剧烈动荡，另一方面却是整个文化领域的异常活跃，儒家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发生动摇，“异端思想”源源而出，从哲学、艺术到人们的生活，都有着新的表现形式。而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更使这一时期的士人们为全身避祸而放情于山水之间。他们认为：人间的功名利禄、荣辱祸福、是非曲直，都蒙蔽了人的本性；而如果人们超脱尘世，适意自然，返璞归真，就能恢复本性，得到内心的宁静，享受真正的人生乐趣。大自然变成了魏晋人憩息的场所，游赏的对象，抒情的凭借，吟咏的题材。随传统儒家的失落，产生了强调理性思辨的玄学，玄学的审美意识非常重视自然形态美。这一时期的士人们“玄对山水”，主张从自然山水中去领悟“道”的意境。正是在这种对山水美的认识基础上，魏晋南北朝成为中国旅游史上的重要转折期。

1.以形媚道。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明确提出了“以形媚道”的重要的美学观点，并且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扩展到山水画中，并作了深刻的论述。这对我国的森林旅游也有重要指导意义。宗炳的《画山水序》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篇专论山水画的美学论文，为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时期的史书中，“乐山水”，“游山水”，“爱山水”，“好山水”之类的词语经常出现。山水画在古代一度是中国画的代称，所以古人有“画中最贵言山水”的说法。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这段话包括两重含义：第一是自然即道，说的是山水画对道的体现；其二则是山水以美的形式来表达，山水是一种美的载体。在宗炳那里，“道”其实是天道和人道的整合，是自然和人文的融合。

2.澄怀味象。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了还“澄怀味象”这样重要的美学命题。“澄怀味象”体现了一种审美关系。在画论中，宗炳明确区分了“澄怀味象”的主体和客体：主体“贤者”可以从自然山水的形象中得到一种愉悦和享受，前提是主体必须具有超功利的审美情怀，而作为客体的“质有而趣灵”、“以形媚道”的山水则成为主体创作山水画的源泉。

阅读链接中国森林旅游资源基本情况（一）野生动物资源我国幅员辽阔，丰富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无数的珍稀野生动物，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野生动物种类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约有脊椎动物6266种，占世界种数的10%以上。其中兽类500种，鸟类1258种，爬行类412种，两栖类295种，鱼类3862种。许多野生动物属于我国特有或主要产于我国的珍稀物种，如大熊猫、金丝猴、朱鹮、普氏原羚、白唇鹿、褐马鸡、黑颈鹤、扬子鳄、蟒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烙铁头蛇等；有许多属于国际重要的迁徙物种以及具有经济、药用、观赏和科学研究价值的物种。这些珍贵的野生动物资源既是人类宝贵的自然财富，也是人类生存环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野生植物资源我国野生植物种类非常丰富，拥有高等植物3万多种，居世界第3位，其中特有植物种类繁多，约17000余种，如银杉、珙桐、银杏、祖冷杉、香果树等均为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我国有药用植物11000余种和药用野生动物1500多种，又拥有大量的作物野生种群及其近缘种，是世界上栽培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还是世界上著名的花卉之母。（三）我国可供开发森林旅游的资源1.自然保护区。又称“自然禁伐禁猎区”（sanctuary），自然保护地（nature protected area）等。截止到2007年8月为303个，国际上一般都把1872年经美国政府批准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往往是一些珍贵、稀有的动、植物种的集中分布区，候鸟繁殖、越冬或迁徙的停歇地，以及某些饲养动物和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种的集中产地，具有典型性或特殊性的生态系统；也常是风光绮丽的天然风景区。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生态系统类，保护的是典型地带的生态系统。第二类是野生生物类，保护的是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第三类是自然遗迹类，主要保护的是有科研、教育或旅游价值的化石和孢粉产地、火山口、岩溶地貌、地质剖面等。2.森林公园。据国家林业局政府网讯，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级森林公园2277处，总经营面积1629.83万公顷。其中，建立国家级森林公园709处，国家级森林旅游区1处，经营面积1143.26万公顷。3.风景名胜区。截至2005年12月，中国经政府审定命名的风景名胜区已有677个，其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87个（总面积9.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省级风景名胜区452个、市县级风景名胜区48个，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以上。它们大都以山色为主体，以森林为依托，是开展森林旅游较理想的场所。4.植物园。植物园是按照植物分类的生态原理配置植物和建立展区，从而构成大小不同的植物群落和多层次的植物景观。目前世界各国的植物园已达到1700余个，每年有1亿多人次参观游览；我国现有植物园116个，年接待游览者超过1000万人次。5.国有林场。国有林场是国家培育森林资源的林业生产单位，又称林场。林场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充分发挥林地生产潜力；同时它还是治理国土、改善生态环境，培育后备用材资源的主要力量，对于改变森林分布、改造自然面貌、满足林产品消费具有重要作用。据统计，我国现有国有林场4568个，在4568个林场中，有专门的风景林场44个，具备旅游开发价值的有600多处，展示出优越的森林旅游前景。

第二章　森林旅游文化

第一节　山水文化

所谓“山水文化”，就是山山水水中蕴涵和引发的文化现象。山水是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所，构成生态环境的基础，为人们提供了生活资源；山水又是人们实践的主要对象，人们在这个广阔的舞台上，从事着多方面的形形色色的活动。山水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创造，是人与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晶。据统计，我国大山名山主峰达779座，既有高插云天的世界屋脊，又有连绵起伏的莽莽林海，也有奇峻峭险的山岳，还有幽邃秀丽的层峦叠嶂，构成各种异彩纷呈的奇山胜景。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改善自身，使自身的感觉和思维能力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先人逐渐对自然界产生了审美需求，以审美态度对待山水，与之建立起审美关系。

一、中国山水文化的形成及本质

山水美是一种精神价值，是人与自然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亲善而又和谐的关系的特殊体现。中国山水文化就是我们的先人在长期实践中与山水形成各种对象性关系的产物，凝聚着一代代炎黄子孙的意向、智慧、力量和情感，展示出对于真、善、美的不断追求，这宝贵的财富是自然和历史对中华民族的厚赐。

人与山水之间审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本质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表征。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我们的先人超越实用观点和宗教观点而以审美观点看待自然，把山水作为审美对象，这是一个长期的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周易》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天与人是相通的，认为山川等自然现象的“象”昭示着人事，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人们的审美意识逐渐觉醒，对山水的审美需求随之发展，这在中国山水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渗透在山水文化的各个方面。

从中国山水文化的形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本质。简言之，山水文化是以山水为载体或为表现对象的文化。从哲学意义上说，山水文化就是人化的山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结晶，其中包括实用的、认知的、宗教的、审美的层面，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制约，或使山水改变面貌，或使山水人情化，孕育出多种多样的山水文化现象。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他的感知的能力和掌握对象的能力，制约着他的需求和目的。他只能按照自己现实的需求和目的，选择对象不同的局部、方面、层次作为开展对象活动的客体。由于主体本身的需求、目的和对象化能力不同，指向同一客体的对象性活动就有不同的意义，建构起不同性质的对象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不断推进，人们掌握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人与山水的关系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因此山水文化总是处于继往开来的发展之中。

二、中国山水文化的特点和形态

中国山水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内容和形态丰富多彩，包括以山水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和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文化形态。从以山水为载体的形态来说，又可分为山文化和水文化。山没有水犹如人没有眼睛，缺乏灵性。在我国的森林旅游中，山水是合一的。

所谓山文化，就是以山为主要载体的风景名胜。在我国目前主要体现为国家森林公园为代表的风景名胜。山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尚书·盘庚》中就有记载：“古我先王适于山”。远古时代，我们的先人就以山为活动场所。中国的许多名山声誉远播，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内容。它们因所蕴涵的主要文化内容不同，而成为不同个性的名山。最著名的有五岳、佛教名山、道教名山、风景名山等等。

中国山水文化是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文化现象。这是人们从审美需求出发，以对山水的审美体验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是人们的审美创造的结晶。这一形态的山水文化，包括山水园林、山水诗文（含书院文化）、山水绘画等。

园林文化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国园林史上，有皇家苑囿和私家园林两大类。汉代的皇家苑囿开始模仿自然山水，反映人们对自然山水的欣赏。自汉代以后，私家园林逐渐发展起来。从此彼此参照，相互渗透，至明清发展到高峰。我国园林主要由假山、水池、花木、建筑组合而成，是一种综合艺术品，讲究诗情画意，追求意境的创造。经过长期的造园实践，形成了完善的园林艺术理论和精湛的造园技巧，使中国山水园林在世界园林史上独树一帜。

山水诗文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以后，到了唐代进入了成熟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汗牛充栋的山水诗，从各个方面发掘和体现了中国山水之美，也扩大了风景名胜的影响。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月照春江、情景交融的意境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开启了山水诗的新曙光。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许多名山胜水都有他留下的诗篇，令人为山川的神奇秀丽而惊叹，为山水诗创作开拓了广阔天地。杜甫对祖国山水也倾注了无限深情，他写的《望岳》、《登岳阳楼》等堪称千古绝唱。孟浩然和王维被誉为唐代山水诗派的双璧，高适和岑参则以描绘塞外风光著名。在他们的倡导和影响下，中国历代山水诗异彩纷呈，许多风景名胜区都引来了历代著名诗人的吟赏，山水诗在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大观。与山水诗并驾齐驱，描摹山水的游记也渐渐发展起来。唐代的元结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奠定基础的当以柳宗元为代表，宋代诸名家各辟蹊径，明清山水小品绚丽多彩，一直发展到当代而历久不衰，各具时代特色的名篇佳制层出不穷。在各种形态的山水游记中，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重在抒情和议论；一类重在考察和写实。前者的特点是使山水役于人，将山水视为表情达意的手段。后一类的特点是探索山水的“真”，把对大自然的热爱体现在忠实地描述山川地貌上。《徐霞客游记》可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发扬了郦道元《水经注》开创的传统，又吸取了陆游《入蜀记》的经验，其“志在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精神，达到了科学和文学的完美的融合。

山水绘画是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又一重要审美创造领域。在世界上，中国是山水画出现最早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宗炳等都从事山水画创作。到了唐代，山水画更走向繁荣，出现了青绿山水、水墨山水等多种流派。历代山水画的大师们，既重视“外师造化”，又强调“中得心源”，主张采山川之灵，向大自然探求画理和画法，留下了灿烂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山水画遗产。近代以来，张大千、刘海粟等又把山水画推向了新高峰，使之具有新的时代特色。中国山水画，是绚丽的山水孕育出来的，而又使山水得到审美表现。

总之，中国山水文化以人化的山水的面貌出现，呈现出不同形态的美。它是美丽的景观和辉煌的文化的结晶，与哲学、宗教、美学、文学、建筑、雕塑、绘画、书法、音乐以及科学技术等都有密切关系，使多种文化现象融为一体。

三、中国山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山水文化保留着历史的足迹，又是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发展的特殊的窗口。中国山水文化具有多层面的价值。中国自古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把游历与读书相提并论。当今世界，旅游越来越普遍地成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的生活内容，人们以这种活动来满足高层次的需求。我国风景名胜区遍及全国各地，旅游资源极其丰富。中国山水文化的研究，揭示出我国风景名胜固有的独特魅力，帮助人们真正地认识和欣赏她们的美，激发起人们强烈的感情，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游览我国风景名胜，热爱我国风景名胜。我国许多风景名胜区都保留着丰富的实物资料，生动地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色。发掘中国山水文化的这一层面的价值，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发扬中国山水文化中蕴涵的优秀民族传统，这是它更深的一个层面的价值。

在人与自然山水的关系上，中国山水文化体现出的一种主导的积极的精神就是：天人合一，也就是从人出发，重视人与自然山水的和谐与协调。社会在前进，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动态系统。今天，发扬中国山水文化的优良传统，既应积极地维护原有的遗产，又需开拓新的山水文化。这就需要立足于当前的现实，从新时代的高度去理解人与山水的和谐与协调，把它视为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提升到美化人类生态环境的高度去进行研究和规划，主要在于对自然山水的科学掌握和审美掌握的结合上使中国山水文化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工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兴起，风景名胜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一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遭到破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忧虑。1994年4月16日《文汇报》上发表了万润龙的《流泪的明珠》，这篇中国风景名胜区的污染报告，以具体的事实揭示了国家许多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情况。自东北的松花江到西南的滇池，几乎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环境的污染，风景名胜的破坏，既损害人民群众的健康，又使风景名胜黯然失色。

继承与发展中国山水文化，对于总结中华民族与山水的关系的经验和教训，深化人们对中国风景名胜区的价值的认识，提高环境意识和加强保护风景名胜的自觉性有重要意义。

体现在中国山水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这种天人合一观，以人为自然的一部分，视自然为人的亲友，认为人与自然血肉相连，主张适应自然，能动地改造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它是我国古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思想，反映出保护自然的良好愿望。全球性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使人们认识到以自然为敌的危害性，因而天人合一的思想得到了人们的赏识。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国山水文化的优良传统，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也应有新时代的内容和特色。古人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着眼于个人与自然的适应和协调，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在那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尽管古人有保护自然的合理愿望和思想，却没有能力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局限于顺应自然的阶段。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情况也会引发出新的问题，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对风景名胜的损害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既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同时还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我们继承发扬天人合一思想，既要强调人定胜天，又需吸取西方的征服自然的观念，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

总的说来，当代中国山水文化的建设，必须适应新的现实要求，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山水文化。在这个基础上，还应当充分发挥各自的独创性。

第二节　书院文化与森林旅游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唐代安史之乱以后，随着进士科地位的上升，人们日益重视读书作文，并兴起了隐居读书、习业山林寺院的风尚。受佛教禅林寺院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在山林胜地创办了书院。由于禅林大师讲经说法，四方僧徒、信士云集于此，这些私人藏书、读书的书院逐渐演化为学者讲学授徒，士子读书求师并进行学术研究的专门教育机构，具有了学校性质。书院也成为我国森林旅游文化的一道重要景观。

一、中国古代书院的起源与发展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精舍”、“精庐”有一定的继承关系。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很低，私家讲学皆由口授，因而只能将他们当作书院的前身，不能说是真正的书院。

书院这一名称始于唐代，它源于私人治学的书斋与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即书院有民间和官府两大源头。民间书院源于个人的书斋，与书斋不同的是它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皆可出入其中，由私密至公众，是书院从书斋中脱颖而出并走上独立发展的关键一步。书院的另一个源头是由官府设立的丽正、集贤书院，由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在中书省设丽正书院，后于十三年（公元725年）改称集贤书院。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造较大的院子来安置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

书院的大发展应该说在宋代，北宋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日益强盛，散居于草野之中的读书人，产生了强烈的进身要求，希望通过读书获得功名。而朝廷缺乏财力办足够多的学校来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选址山林，兴建书院，书院在这种历史契机下兴盛起来，形成我国书院教育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著名的“宋初四大书院”。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公私藏书创造了极大的便利。各书院的支持人和地方努力经营书院，聚集图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大量的图书。到了北宋后期，统治者为了更为直接掌握人才，十分重视科举，大力振兴学校教育，在这种背景下，书院开始冷落。

到了南宋，风气又发生转变。首先，北宋后期兴办的官学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日益腐败起来；其次，学校开支全部由官方负担，而这时官府内有农民起义的忧患，外有辽、金入侵的威胁，财力实在实在是捉襟见肘，办学经费往往十分不足；再次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在社会上日益风行，理学家们的讲学活动活跃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大办书院的高潮。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理学主要靠书院来传播。当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发展十分迅速。

元朝统治者从蒙古南下中原后，出于缓和阶级矛盾，进行文化控制的需要，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使得书院一方面在数量上得到发展，遍及于全国许多地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任命书院的教师，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及学生的去向，政府拨学田给书院，使书院官学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书院甚至已经完全被纳入了地方官学系统，与路、府、州、县学校一样，成为科举的附庸，丧失了书院淡于名利、志在问学修身的初衷。

明清两代书院继续发展，即使明朝政府曾四次明令毁废书院，清初也有一段沉寂，但仍未能扼制书院的迅猛发展，单就数量几乎已遍及全国。明清的统治者，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由私学蜕变成了官学，被纳入了科举系统。

清末，书院和科举一样不适应社会的变化，戊戌变法期间，人们在改革科举的同时，也把批判矛头指向书院。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发布上谕，重申改书院为学堂，从此书院制度失去了其存在的法律基础。作为科举的附庸，1905年当科举被宣布废除后，书院也彻底消失。

综观书院的历史，我们发现书院的发展几乎与科举的变迁同步，唐中期，科举制经过初唐的草创，达到更为完备的时候，书院产生了；宋代是重文轻武，进士备受荣耀的岁月，书院兴盛；清代，科举穷途末路被废除，书院也同时结束。书院因科举盛而兴，因科举衰而亡。

二、我国书院文化的基本内涵

我国古代书院，都是以封建思想为指导，宣扬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历代书院聚集了大批文人学者，其中许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而且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如宋代朱熹在书院的教学中，大大发展了理学。清代学者黄宗羲、钱大昕、段玉裁等人，既是书院的山长，也是考据学家。他们往往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为我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工作作出了贡献。古代书院因教学内容、学术流派、地域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或致力于辞章，或致力于小学，或致力于经济，或偏重于采纳地方著作，各具特色。如岳麓书院规定学生“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再如清代四川彭县的九峰书院，教材除“五经”、《四书集注》外，还读《四书讲义》、《周易折中》、《明史》、《论孟疑义》等。近代西学东渐，不少书院适应社会变革，更新教学内容。洋务派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立两湖书院，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下，设置了经学、史学、地理、数学、博物、化学及兵操等课程，并有相应科目的藏书。

综合起来，我国古代书院有下列教育思想和特点：

1.书院教育重在培养学生做人。书院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明“理”，遵循“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达到“明人伦”；要求学生通过“存天理、去人欲”的学习修养过程，具备完善的封建人格。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制定的，这是我国书院发展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纲领性的学规，不仅对于当时及以后的书院教育，而且对于官学教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在此学规中，朱熹明确提出书院的教育方针是实施“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为实现这个方针，朱熹提出了为学、修身、处事和接物的重要原则。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白鹿洞揭示》）；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从学规中的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书院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明“理”，即懂得做人的规范。先是通过学、问、思、辨的为学过程明白道理，再将这些道理应用到各人“修身”、“处事”、“接物”之中去，尽管它所强调的是封建等级和封建伦理道德，但它能够摆脱当时科举制度的束缚，使教育不再成为科举的附庸，而致力于“穷天理”、“明人伦”以及学生个人人格品质的完善，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在强调学生明“理”的同时，书院教育特别重视“力行”，通过“行”达到道德品质教育的目的。朱熹认为，知行二者，缺一不可。他说“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知与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白鹿洞揭示》）。可以看出，书院在进行道德品质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让学生深入学习封建道德规范的“理”，另一方面要求学生把“理”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身体力行，以“明理”指导“力行”，以“力行”促进“明理”，即把学到的封建伦理道德知识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达到完成封建道德品质教育过程的目的。

2.古代书院教育要求学者立志。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古代书院教育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非常重视学者树立志向。早在我国古代战国后期的教育论著《大学》里就提出了大学之道的“三纲”、“八目”，而作为“八目”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过程，不仅仅是知识上的由小到大和认识上的由浅入深，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处世立志、学为圣贤思想的概括。这一思想在书院教育中直接体现为学者立志。朱熹说：“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认为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直是无着力处”。他强调立志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为圣人。和宋代书院相比较，明朝书院教育则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要求学者密切关注社会政治，注重树立政治理想，著名的东林书院就是其杰出代表。这种理想教育也直接体现在顾宪成为书院题写的对联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认为：“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强调书院教育教学不能脱离“世道”，而士人君子必须树立合理的政治理想，造福于民。这种思想延续演化到清朝学者黄宗羲的著作中，已变成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社会理想，他直言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3.书院教育提倡自由讲学。古代书院主要是某一学派或某一学者传播自身学说思想的场所，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的学术流派，观点不一，纷争不断，但书院并不相互攻击、相互贬低，而是允许不同的学派自由讲学。许多书院洞主甚至主动邀请不同学术流派的大师到自己主讲的书院来讲学。例如，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是两个不同学术流派的代表，朱熹的思想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主张“理”、“气”二元论，认为两者杂然相存而成，且“理”是第一性的，凡物莫不有理，人性就是“理”；而陆九渊的思想却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主张“心学”，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尽管二人学术思想有很大分歧，但朱熹曾特邀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并称赞其讲学“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使“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还把其讲稿刻石为记，以达到切磋交流的目的。这种不囿门户之见的开明思想和做法，成为长期以来学术史上的美谈。书院完备的“讲会”活动是不同学派自由讲学、辩论交流的具体形式。“讲会”活动始于南宋，在明代逐步制度化、组织化。明代一些影响较大的书院都制订了有关“讲会”的一些具体规定，对“讲会”的宗旨、仪式、时间、过程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如著名的东林书院：“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话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这种有组织的学术交流，便于各学派师生互相印证所学心得体会，互相辩论，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在自由听讲方面，书院不但允许学生择师入学，而且欢迎各层次的人士自由参加讲会活动。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四方学者“闻风向附，学舍至不能容”。顾宪成认为“四方学者不远万里寻师交友，济济一堂，互相切磋，声应气求”，可以“广见博闻，耳目一新，精神自奋”。这种提倡自由听讲的做法，不仅有利于求学者开阔视野，促进学术的交流，还使书院的学术讨论延及社会各界，对树立书院的社会形象，扩大书院的教育影响范围起了重要的作用。

4.古代书院中教师教书育人，学生尊师重道。书院教师大多能身先垂范、以身作则，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作为学生做人、为学的榜样，他们对学生关怀备至，充满爱心，尽其所能传道、授业、解惑。“其教人也，至诚谆悉，内外殚尽。”正是书院教师的这种精神使他们得到学生的普遍尊敬。书院的学生以与老师交流为荣，对老师感情深厚，他们有的常年追随老师左右，不但学习知识，还学习做人，处处以老师作为仿效的榜样。有些学生在老师去世后，继承师业，他们自建书院、广招门徒，以继续传播、研究和发展老师的学说。书院强调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并将此作为学生为学的根本，这值得当代教育借鉴。

三、古代书院发展的重要表征——文化南移过程中形成的长江文化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距今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黄河下游两岸生活，他们以捕鱼、狩猎、采果为生，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经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个时期，史称五帝时代，先民们知道熟食，有了粗笨的工具，生产方法由渔猎进步到畜牧，创造了奴隶社会灿烂的文化。到了商代，我们的祖先移居到黄河中下游，这里气候温和，植物繁茂，生产方法已由畜牧业进步到农业，并开始了定居生活，文化与教育在先民的实际生活中产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战国七雄都在企图吞并其它六国而统一中国。这时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尖锐复杂，迫使人们酝酿、讨论，并且尽快得出答案。于是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应运而生，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提出各种各样的治国牧民方略，从各方面进行理论探讨。这个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洛阳为中心，方圆五百里为半径，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在教育上，百家争鸣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从东晋开始，经济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长年征战，北方破败不堪，南方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一带，楚、越、吴等地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南蛮的荒芜之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到了十二世纪，金的入侵和南宋的偏安，进一步强化了封建经济南盛北衰的格局。从东晋开始的“文化南移”现象，到了宋代文化重心已经由黄河中下游移到长江中下游，这种文化重心的变迁至南渡以后完成。历经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演变、历史变革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近世的百余年间，近代化的工商业浪潮和现代化的物质文明，赋予了长江流域文化发展的世纪机遇。长江文化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流变中日渐得以彰显，终至成为中华民族又一占主导地位的文化。

纵观书院的发展史，无论是从其数量还是从其质量上看，长江流域的书院都大大高于黄河流域，以宋代六大著名书院为例，除嵩阳书院和应天府书院属河南境内外，其余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茅山书院、石鼓书院全在长江岸边的江西、湖南、浙江境内，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变迁，长江流域共产生了一千多所书院。从质量上看，中国著名的书院也大都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清代的一百一十四名状元为例，长江中下游的状元共有八十九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它地区不过二十五名。这与我国文化南移分不开。长江文化主要由位于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巴蜀文化、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荆楚文化以及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吴越文化构建而成。

长江文化得以持续发展，除了长江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更有赖于宽松活跃的人文环境与思维创新的原动力。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长江流域就是一个族类纷繁、文化混杂的地方。由于这个原因，同时因远离中央之故，形成了思想比较活跃，风气比较自由的社会气氛；造成了新文化因素易生长，旧文化因素易保存的良好生态；培养了思维不落窠臼，处世积极进取的精神。例如西汉中期儒学成为正统，而长江流域不断产生反正统的“异端”，如杨雄反对迷信鬼神，否定长生不死的观念；桓谭《新论》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董仲舒等构建的神学体系；王充《论衡》中“天道无为”的观点则否定了儒家的“天命观”，深刻地批判了儒学思想。又如宋仁宗时期的“庆历党争”，体现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南方地主阶级不满现状、锐意改革的精神。元代，长江流域知识分子，尤其东南知识分子受到种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他们从思想上摒弃了跻身仕途的人生追求，在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寻找新的人生价值，这个时期，长江下游涌现出一批创造的巨匠与思想的先驱，他们蔑视儒家伦理纲常，强调“自我”的价值，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的反叛。明清，长江流域更是新思想、新观念的温床，此时产生了“实学四大家”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以及维新思想的先驱魏源、龚自珍等，他们批判程朱理学，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民主、进步，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向近代工业文明过渡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的经世之学到了中国社会面临转型时，变而为以图强为目的的西学，使经世致用的思想由注重“治内”转向“师夷”和“御外”。

长江流域的文化呈活跃之气象与历年来的重教传统分不开。据记载，秦汉以来长江流域重视教化的风气逐渐形成。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仁爱好教化”，他挑选优秀的小吏亲自饬励，并派往京师，广泛学习知识。他还在成都设立官学，从属县招收弟子，所招收的弟子可以享受种种优待，并免除徭役，于是社会形成“争欲为学官子弟，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的风气。所以文翁设立的学校是中国最早的郡级官学，他采取的教育措施，对蜀地产生了深远影响。长江中游，刘表也曾设立学官，博求儒士，王粲在《荆州文学记·官志》里说荆襄道化大行，士人“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由于刘表的提倡，荆襄地区的知识分子十分活跃，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成为六朝学术的先驱。与此同时，长江下游不少地方同样重视人才的培养，丹阳太守李忠“起学校，习礼容”。会稽太守张霸提倡教化，使得“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

秦汉以来南方重视教育的风气，不仅使长江流域的巴蜀、荆襄、淮南、吴越成为当时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且影响深远。隋唐时期，南方尚文重教蔚为风气，如中游袁州（今江西宜春）举郡上下重视知识，唐诗谓“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这种重学问、乐教化的传统在科举上产生了显著的效果，由于教育的普及，长江流域许多地区的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识律令，不只是社会上层的教养，农工商僧道，或牧童村妇，也能口诵古人的语言。宋元时期南方不同方式、不同层面而又十分兴盛的教育事业，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提高了长江流域人民的人文素养。明代的教育，达到了自汉代以来中国古代教育最完善最成熟的高度，其中书院教育和私学仍以南方为发达，它们深受生长并盛行于长江流域的阳明学派的影响，尤其江南书院成为思想文化的渊薮。私学之著者以王守仁在江西等地推行的乡约教化为代表，他的《南赣乡约》在当时影响深远。书院则以越地的稽山书院、楚地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吴地的东林书院最为著名。明中叶以来由书院倡导的教育思潮，导发了明清之际启蒙教育、实学教育的兴起，为长江流域，抑或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的历史过渡准备了条件。维新时期，长江流域最突出的变化发生在教育领域。维新派认为“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并且强烈要求废科举，兴学校。当时上海产生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新式学校，如南洋公学、育才书塾、三等公学、女子经正学堂等。长江中游推行新政最力的湖南也创办了时务学堂。

四、天下书院

东晋以来，隐居读书、习业山林寺院的风尚日益兴起，受佛教禅林寺院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在山林胜地创办了书院，从此书院在我国森林旅游中形成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一）岳麓书院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东侧，为我国古代著名四大书院之一，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书院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历经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到了晚清（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至今仍为湖南大学下属的办学机构，历史已逾千年，是世所罕见的“千年学府”。

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地；东晋陶侃曾建杉庵读书于此；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采纳刘鳌的建议，由官府出资，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建立起了岳麓书院。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亲书“岳麓书院”匾额。两宋之际，岳麓书院遭到战火的洗劫。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他还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使该书院达到了全盛时期，学生达到1000人。当时有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将书院称为“潇湘洙泗”，并将它与孔子在家讲学的地方并称。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元统治者统一全国后，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元末战乱再起，岳麓书院又于1368年（至正十八年）毁于战火。明初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1494年（弘治七年）长沙府通判陈钢终于使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貌。从明宣德开始，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这一时期，岳麓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到清代康熙年间，康熙以“学达性天”赐给岳麓书院；乾隆也赐书“道南正脉”匾额。清末实施新政，废书院而兴学堂，岳麓书院于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废为湖南高等学堂。1981年，岳麓书院开始大规模修复工程，1986年10月，在历经5年大修后，岳麓书院正式对外开放参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二）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下，在唐代时原为李渤兄弟隐居读书处。李渤养有一只白鹿，终日相随，所以人称白鹿先生。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也叫“庐山国学”。宋代理学家、教育家朱熹为南康（今星子县）郡守时，重建书院，并亲自在这里讲学，他曾亲订洞规，置田建屋，延请名师，充实图书。淳熙八年（1181），著名哲学家陆象山也来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书院也因之而闻名天下。自朱熹之后，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毁于战火。19世纪末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白鹿洞书院群山环抱，其中有朱熹书刻的“白鹿洞”、“枕流”、“自洁”等字，贯道溪中的岩石上，题刻有“白鹿洞”、“隐处”、“钓台”、“漱石”、“流杯池”等。（三）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登封市，因坐落于嵩山之阳，故名，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创建于484年（北魏太和八年），605年（隋大业年间）更名为嵩阳观。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宋代理学的“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乾隆皇帝游历嵩山时，曾留下“书院嵩阳景最清，石幢犹记故宫铭”的诗句。在我国历史上，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赡富、文物奇特名扬古今。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嵩阳书院教育走完了书院历程。2009年，古老的嵩阳书院再次焕发青春，成立郑州大学嵩阳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四）应天府书院

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只有应天府书院设于繁华闹市，历来人才辈出。应天府书院又称睢阳书院，前身南都学舍，原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县城南，由五代后晋杨悫所创，后来他的学生戚同文继续办学。北宋立国初期，急需人才，实行开科取士，睢阳学舍的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达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求学，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睢阳学舍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

宋真宗时，追念宋太祖应天顺时，开创宋朝，1005年将其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改名应天府。1008年，当地人曹诚“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杨悫）之庐”，在其旧址建筑院舍150间，藏书1500卷，并愿以学舍入官。1009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1043）将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此后，在应天府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书院得到了大发展，范仲淹掌管应天府书院时，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学规，要求“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初步形成了宋初河南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

今天，应天府书院只剩下残存的建筑，供人瞻仰。（五）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位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阳市石鼓区。书院蒸水出环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浩浩荡荡直下洞庭。“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锦绣华”、“朱陵洞内诗千首”、“青草桥头酒百家”三景集聚于此。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书院屡经扩建修葺，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等人在此从教，书院培育了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杨度、齐白石等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810），迄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原址在衡阳石鼓山，当时衡州（今衡阳市）秀才李宽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为“寻真观”，这是石鼓书院的雏形。宋代太平兴国二年（978年），宋太宗赵匡义为之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宋至道三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书院内开堂讲学、广招弟子，使石鼓书院成为正式的书院。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曾担任集贤殿校理之职的刘沆，在衡州任知府，他将石鼓书院的故事上报给天子，宋仁宗阅后，便赐额“石鼓书院”。因为石鼓书院“独享”两度被宋朝天子“赐额”的殊荣，而步入石鼓书院的“壮盛”时期，成为当时与睢阳（又名应天府书院）、岳麓、白鹿洞齐名的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彭玉麟在衡州创建湘军水师，驻石鼓，石鼓书院近处的水面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鼓书院改为衡阳官立中学堂。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

五、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桥梁——书院

中国书院制度向域外输出的起始时间，目前尚难断定。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书院走向世界起始于明代。正统四年（1439）也即朝鲜世宗二十一年，朝鲜李氏王朝君臣借鉴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发展其教育事业，为中国书院输出的重要标志。

海外书院的分布范围，主要是东亚、东南亚这一中国文化圈内。海外书院的创建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寓居海外的华人，在异族文化的氛围中，这些人因为侨居异国他乡，对母体文化有一种执着的依恋，于是就兴办起很多以石鼓书院传播中华文明为首务的华侨书院。海外绝大部分书院的创建者则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之所以移植中国书院于其国土之上，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吸收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将其视作一种传播文化的管线；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本身也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完全本土化。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朝鲜半岛和日本。朝鲜李氏王朝四百余年间的经营后，书院遍布南北各地，直至今天，朝鲜一千元的纸币上还印着陶山书院图案和在院中传播朱子学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李冕的画像。在日本，江户时代称作书院的学校就有佐贺藩多久邑的鹤山书院、多度津藩的弘滨书院、大沟藩的腾树书院、大洲藩的止善书院、和田藩的育英书院、弘道书院、时习书院、崇德成章书院、温故书院、博文书院、尚德书院等十余所。外国人移植中国书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将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管线，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圣家书院。圣家书院亦名家修院，又名中国学校，中国人则称其为文华书院，它的创始人是马国贤（1632—1745）。马国贤原名Matteo Ripa，意大利天主教布教会（一作传信部）教士，康熙四十八年底（1710）抵达澳门，次年奉召北上，以画家身份进宫，成为中国皇宫画师，以长于雕琢绘塑而得康熙皇帝器重。他热心传教，并主张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康熙六十一年（1722），在北京为罗马布教总会设立了第一个机关。次年，雍正皇帝登基，他请求辞职回国，得到批准之后，于十月带着谷文耀等四名中国学生西行返国。回国八年之后，他终于征得罗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创建培养中国人的书院，自任总管，直至1745年（乾隆十年）逝世为止。书院最初以专收中国留学生为目的，后来兼收有志到远东传教的西方人、土耳其人。经费由教会负责，学生毕业后授予学位。

与圣家书院类似的还有日本东京的亦乐书院，它是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899，即清光绪二十五年）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建、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其时日本已经完成学习西方的明治维新，迅速强大起来，并刚刚将大清帝国打败（1895）。甲午战败，使中国知识阶层普遍感到非学习西方开始近代化进程不可，同文同种的日本自然成了当年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榜样，他们纷纷东渡扶桑，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亦乐书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是中国人透过日本人学习西方，以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机构。

走出国门的书院，从本质上讲，只是这一制度的输出或者说移植，它和本土的学院血脉相承，其基本的文化功效保持不变，但由于受移植时代、移植地区、移植人及其移植动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它和本土的书院又有着很多区别。一般来讲，这种区别依其大小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在华侨聚居区，由华侨创建的书院因为建院的主要目的是使侨胞及其子弟不忘根本，它和本土书院没有太多区别。在中国文化圈内的东亚地区，处在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其所创建的书院，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中国看齐，但又不乏特点，如韩国书院的注重祭祀、日本书院的强调刻书出版等。而当这些地区转而学习西方时，它为中国留学生建立的书院就与当地受到西方教育制度影响的学校更接近了。上文提到的东京亦乐书院就是这样。在西方由西方人建立的书院，如意大利的圣家书院（文华书院），它的建立是为学习西方文化的中国人提供服务，其内容形式离中国本土书院的距离相对来讲就要远一些。

第三节　山水文学在森林生态旅游中的文化解读

中国山水文学的本质意义是乐生精神，即以生乐，乐对人生。中国古人笃信“体物悟道”式的山水自然美观，这种乐生与古印度佛教徒的厌生、基督徒的罪生判然有别，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客观世界的宏通意识与对自我生存的豁达态度。山是封建士人的生命绿色，处境再困、悲苦再重的古代文人，一旦步入山水清境，与天地自然之相通，就神泰气畅寻味到人生的欢乐价值。以山水游记和山水诗为代表的山水文学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份值得我们重视的宝贵遗产。

一、悟乐生于山水

自魏晋士人发现自然美的独立、自在，并倾心于山水创作之后，山水成为人生化苦为乐的净化之所，形成了文人的一种心灵超脱模式：苦生—山水—乐生。山水能诱发乐生精神，这是因为士人之作为人，兼具了自然人、社会人、文化人三重属性，而山水兼具形态美、氛围美、律动美等多重美感，能够赋予文人丰富愉悦与启迪，导引士人彻悟生命的美好与归宿。

首先，山水大自然千姿百态，五光十色，其新、奇、怪、特足以耸人耳目，其声光形色足以怡人心神，任何一个健康的“自然人”都能凭借其五官感受到这种形态美的魅力，何况才学游历均超常人的骚人墨客，他们自然更能领略到美与乐与生的玄妙对应。荀子已有“美意延年”（《荀子·致士》）之说，后世山水作家更是纵情歌颂山水大自然的亲和乐趣，如左思《招隐》云：“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李清照《怨王孙》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

其次，山水大自然有纯洁宁静的氛围美，对于目睹身历着社会上的尔虞我诈，特别是官场上的勾心斗角而身心疲惫的那些士人来说，这无异是涤垢疗伤、恢复心理平衡的“灵丹妙药”，有助于他们振奋精神重新投入拯世济民的斗争。

二、得自由于山水

自由是伴随着文明进步与日俱增的人生基本欲求。山水文学所焕发的生命精神中，最具人格价值的是山水自由。中国古代三纲五常、国律、族规、家法犹如一条条束缚人的绳索，封建士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自由是可想而知的。魏晋风流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将庄子的“逍遥游”由理念妙想转化为人皆可为的人生实境。山水自由就成为历代俊杰不懈的追求，也成为历代山水文学的永恒主题。（一）山水自由是自我宣泄的人身自由

封建士人内受忠君报国的传统鞭策，外受三纲五常的制约。山水自然之美，以一种超越功利、不事装饰的至美，对于人生理想处于封建专制压迫之下的知识分子而言，具有无比巨大的吸引力。仕途遇挫时，产生逃避社会思想的古代知识分子投身大自然后，把整个身心融入到自然美的境界中，忘却人间一切忧愁，从而领略到自然万物所赋予的美的享受。例如，汉魏六朝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文人雅士崇尚淡泊，礼佛养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了陶渊明式的从容与超脱。（二）山水自由是排除顾忌的思想自由

历代山水文学中，凡是传诵千古的名篇杰作，大多数是志士仁人的愤世之作。在思想统治下挣扎的封建文人，大多吸取儒家与道家的影响，在如何实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目标中，在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的现实人生中，他们最终找到了借景抒情，借以排遣烦忧的方式。比如，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改革，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坚决反对，没几年就被罢相退居。一首题名《泊船瓜洲》的诗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带来了特殊层面的涵意，表现他希冀明君圣主的热望和再召唤，实现新政措施带来的富国强兵目的。（三）山水自由是返璞归真的精神自由“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在归隐山林、投入个性化人生的过程中，士大夫们挣脱名利拘束，进入无拘无束、无物无我的精神境界，追求天人合一，满足其精神上和心理上高层次的追求。古代文人回归自然、悠然自得、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生活态度，更为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可以为今日社会流行的旅游文化或旅游经济，甚至休闲文化和假日经济的建设提供帮助，启示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即生态审美的角度，去亲近大自然，发现和审视大自然的美。（四）山水自由是独立发展的个性自由“诗意栖居”这句荷尔德林的名言在海德格尔的阐述以后广为流传，成为人类个性完美发展的向往，人类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个性充分自由的发展。在我国，山水自由显示了古代士人的一种独特处事方式：在意念中，把山水视为独立的净地乐土，人与自然之间超越了物我两分的相对状态。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便是古代山水诗人诗意栖居的表现。历览千古文学，只有在醉吟山川时，山水自由才能作为封建文人唯一真实拥有的人生自由。李白曾在他的《独坐敬亭山》中这样写道：“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陶渊明归隐山林后也写出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佳句。这种启迪于自然山水的生命意识，导引文人热爱山水，寄情山水，逍遥山水，使自己活得更为坚韧与充满生趣，最大限度地满足对自由人生的憧憬。

三、古代山水文学作品的导游作用

我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拥有长城、古运河、敦煌石窟、曲阜孔林、北京故宫等人文景观；桂林山水、黄山奇景、三峡风光等天然景致。这些奇山丽水、名胜古迹，通过旅游文学作品的描写、介绍，其一景一物、一山一水，无不熔铸于作品的咫幅寸土之中。分布在我国众多的名胜古迹和自然风景区的名胜楹联、匾额题刻等是最常见也是极富导游意味的点景艺术，它们辅以风格各异的书法，点缀在奇山秀水、楼阁亭台之间，或状写眼前景，或抒发心底情，或探求“画外”境，或谈古论今，具有点化、美化和深化景点之功效，增添了游览地的诗情画意。

古代山水文学作品的导游作用表现如下：

首先，表现在游客对景点认识的归属上。比如旅游楹联具备楹联的共同特征，写成后通常是粘贴、镌刻或悬挂在壁间柱上，同时它又出现在旅游点上，其内容能对某一景区的全体或局部进行描写、概括，给旅游者以导游作用，给旅游者以思想教育、艺术熏陶。如桂林龙隐洞联：龙从何处飞来?看秀峰对峙，漓水前横，终当际会风云，破浪不尝居此地；隐是伊谁偕汝?喜旁倚月牙，下临象鼻，莫便奔腾湖海，幽栖聊为寄闲身。

本联用嵌字格，在联首将洞名“龙隐”二字嵌入，然后用问句提起，巧妙地将独秀峰、漓江、月牙山、象鼻山这几处比邻的名胜组织入联。上联在“龙”字上做文章，因为人们心目中“龙”总是乘风破浪的灵物。下联从“隐”字上下工夫，写出了龙的另一种精神：暂且以屈求伸。仅用56字，就勾画了一条蛰龙的精神风貌，既符合我们忍辱负重的民族特点，又使游人于恍惚间感觉到字里行间洋溢着飞动蓬勃之气，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其次，表现在对旅游资源的形象描绘上。旅游活动作为一种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衡量标准，是人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体与结合点。山水文学所反映的内容，是一种活生生的、富感召力的旅游资源，往往是触景而生，融情于景，记实和抒情紧密相结合。作家们游踪广布，佳作迭出，他们以文学描写的笔法，详尽地记载游历或旅途见闻（包括游览历程、山川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以及有关的历史事实、民间传说等），极大地丰富了景观内涵，传播了旅游信息。山水文学在实感方面对自然景观的时序、方位、名称、色彩、气候、环境、游踪、旅趣等作全方面的表达；在抒情中融合自我感受、想象和幻想。前者富旅游色彩，具有导游、神游和介绍欣赏的作用；后者富有文学色彩，可使你浮想遐思，情绪奔放，获得优美的艺术感受。游客可以借助文学的作用和艺术感染力，把作为资源的“景”和作为旅游者的“情”，以及客观现实和丰富的想象结合起来，实现旅游与文学的统一，从而形成一种经人类“加工”的文学旅游资源，以提高观赏对象对游人的吸引功能。

第三，表现在对游客的导游、兴游作用上。旅游活动是捕捉美感的高级精神活动。美感的捕获又主要靠山水名胜的优美度，同时也要靠旅游文学对这些山水名胜的诗情画意描写。艺术加工后的山水文学使游客得到的美更趋原始性。例如山水诗亦凭藉其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富有民族气魄的艺术魅力，远播四方的名人效应，推动了古今旅游的发展。它犹如高明的导游，善于引导游人选择最佳的视点、视角、视界，展开美的想象翅膀，透彻领略景点的氛围美、形色美与神韵美。以白居易的名诗《钱塘湖春行》为例：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

这首诗采用“移步换景”的手法，从不同的角度摄取镜头，以清丽的语言，把初春的西湖描绘得准确生动，由听觉到视觉，由仰视到俯视，由远而近地描绘出早莺鸣叫、新燕衔泥、乱花迷眼、浅草没蹄的早春景色，犹如一组移步换形的风景画，流露出诗人在“行”中观赏的欢愉喜悦心情。全诗以游踪为线索，行文走笔，自然洒脱，描绘出一幅景色鲜明的春游图，并在行、停、望、思中蕴含着诗人特有的审美视觉和审美情趣，俨然一篇个性鲜明、雅俗共赏的导游词。

第四节　碑刻在森林旅游中的文化解读

碑刻在我国森林旅游中是常见的一种旅游资源，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名山大川与古刹寺庙遍布碑刻，碑刻是文章书法与镌刻的综合性艺术，也是旅游中一道亮丽的景观。

一、碑的起源与发展《说文》提到：“碑，竖石也，从石，卑声。”最早出现于周代。在古代，人们把立于宫、庙、殿、堂门前的用来标记日影及拴马匹的石柱称为碑。后来，在人死入葬时，人们在墓坑竖立石桩——碑，并凿上孔，作为行葬时使用的一种工具。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在立于墓旁的石碑上面镌刻上纪念或说明文字，为死者歌功颂德，就出现当今意义上的墓碑。

古代在石上刻字，有悠久的历史，统称“碑刻”。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登泰山，刻石纪功，当时称“刻石”，并不称为“碑”。据近人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记载，“刻文于碑”肇始于东汉之初，而盛于桓、灵之际，碑遂为刻辞而设。最初之碑，有穿有量。汉碑中碑额下凿的一个圆孔，直径在10厘米以上，称为“穿”。题额刻于穿上量间，偏左偏右，各因其势，不必皆在正中。碑文则刻于额下，偏于碑右，不皆布满。魏、晋以后，穿量渐废，额必居中，文必布满，皆其明证也。

石碑最早的作用只是为了安葬的方便，便于棺木入土，所以最早的石碑上方有一个圆圆的洞，称为“碑穿”，就是穿绳引木用的。所以，当棺木入土后，这块石头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碑身刻字从东汉以后普及。碑的正面谓“阳”，用于刻碑文；碑的反面谓“阴”，用于刻题名；碑的左右两面谓“侧”，亦用以刻题名。也有碑阳、碑阴均刻碑文的，有的碑文过长，从碑阳至碑侧、碑阴旋转而刻的。碑首称“额”，为标题，篆文居多。四周多刻有蟠螭（chī）、蟠龙等。汉代以后，称长形刻石为“碑”，称圆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刻石为“碣”。

二、碑的形式

1.墓志。是埋在墓内的墓碑，上面记载死者的姓名、籍贯和生平。东汉末期，曹操严禁立碑。晋武帝时曾发布诏书：“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绝之。”因此，人们为祭悼亡者，出现了墓志。目前知道标明为墓志铭的方形墓志以刘宋大明八年（464）刘怀民墓志为最早。北魏以后，方形墓志成为定制，下底上盖，底刻志铭，盖刻标题。碑的结构此外，有的在砖上写或刻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也属墓志范围。

2.石经。将儒家经典刻在石上以传世，始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史称《熹平石经》。其他较著名的有《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蜀石经》、《北宋石经》、《南宋石经》、《清石经》等。至今，唐《开成石经》存西安，清十三经刻石存北京国子监，比较完整。

3.摩崖石刻。指刻有文字的山崖、石壁等天然石。据清叶昌炽考证，远在商、周时代已有摩崖出现。汉以后出现著名的摩崖有《昆弟六人造冢地记》、《石门颂》、《通阁道记》、《西狭颂》、《析里桥秚阁颂》、《杨淮表记》等。现存石刻佛经有山东泰山、徂徕山、山西太原风峪，河北北响堂山等处，其中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最为著名。开成石经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四面经幢座（唐代）刘怀民墓志

4.经幢。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创始于唐，一般为八楞柱状，也有六楞、四楞或用多块石刻堆建而成。柱上有盖大于柱径，上刻有垂幔、图案等；柱身刻经文和佛像等。经幢形制甚多，名称也多，如称“石柱”、“八楞碑”、“八佛头”、“宝幢”、“花幢”等。“幢”字亦有作“憧”等。经幢高者逾寻丈，小者不过径尺。经幢上文字一般为楷书，隶书、篆书甚为难得。

5.其他。除上述类别还有画像石墓、题咏题名等类石刻。

三、碑文书体的变化

碑作为一个历史的载体，记录了汉以后文字演变的历史及文字的书法艺术，成为研究文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

战国时期，石鼓文是目前最早的石刻文字，字体介于大篆小篆之间，是商周青铜器铭文向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过渡。

秦时，小篆体成为全国统一的文字，以峄山、泰山、琅琊山刻石为代表。

西汉继承秦代书法，但逐渐变篆为隶，隶书成为汉代碑文的主体。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隶书处于演变阶段，此时隶书尚无撇捺，如《扬量买山地记》、《穋孝禹碑》等。东汉顺帝以后的隶书，方才彻底脱尽西汉篆书的笔划，为汉隶鼎盛之期。其书法上承秦篆，下启魏晋隋唐正楷。汉隶书法笔画刚健又不失阴柔，方劲沉着、古朴厚重。至东汉末年，已走向平板刻画，失去汉隶之神韵。《谷朗碑》、《司马芳残碑》等为半隶半楷之字体，是由隶书演变为楷书的开始。

西晋始，隶书更为平板刻画。东晋南迁，书法由隶变楷渐多，达到高峰。如《王兴之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等。此时，书法名家王羲之、王献之等多为楷与行草。

南北朝时期，行楷成熟。如《爨龙曹植碑颜碑》是楷书石刻的最早作品，而梁代《肖颋碑》为书法家贝义渊书，是成熟的楷书。

隋代《龙藏寺碑》、《曹植碑》及《苏孝慈》、《董美人》等墓志的碑文融南北为一体，开唐书之先导。唐朝的书法达到空前的高峰，真、草、隶、篆四体具备，欧、柳、颜、褚各领风骚，书法艺术臻于完善。唐代碑刻众多，成为后世摹练书法的范本。如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欧阳询《皇甫诞碑》、《九成宫碑》，褚遂良《伊阙佛龛铭》，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碑。

唐以后，书体变化不大，碑刻的考据价值低于前代，宋以后帖学发展，形成新的门类。著名的西安碑林就是北宋元祐二年（1087）为保存唐代的“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等历代碑刻而兴建的。西安碑林收藏的唐代名碑中较著名的有：僧怀仁集王羲之书而刻成的泰山刻石《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欧阳询书《皇甫诞碑》，褚遂良书《同册三藏圣教序碑》，颜真卿书《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欧阳通书《道因法师碑》，史维则书《大智禅师碑》，李阳冰书《三坟记碑》等。

四、碑刻的旅游价值

碑刻是古代记事、铭记、造像、装饰建筑物等的物凭，它们记录了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艺术、民族往来、宗教活动等方面的情况。挖掘古代碑刻中风物传说、名人故事等人文历史资源，可以扩大旅游者历史、地理、书法艺术、生活等方面的知识；还可以极大地充实当地的旅游资源，形成地方旅游特色，提升旅游品牌。在中国，具有旅游价值的碑刻主要有两大类：

一是古代文人墨客在旅游途径中，多宝塔碑留下的大量诗文碑刻。它们有感于山川地貌的神奇以及风土人情的异趣，写下许多著名的诗文、游记，并书刻于石碑、摩崖上，或题名于寺塔以记游踪。据说，这种游踪题名的习惯可能与唐代的“雁塔题名”有关。

雁塔题名。指的是唐代中期以后兴起的一个风雅的习俗，即每年的新科进士在曲江、杏园游宴之后要登临大雁塔，并题名塔壁留念。这最早要溯源于唐中宗神龙年间，进士张莒游慈恩寺，一时兴起，将名字题在大雁塔下。不料，此举引得文人纷纷效仿。尤其是新科进士更把雁塔题名视为莫大的荣耀。他们在曲江宴饮后，集体来到大雁塔下，推举善书者将他们的姓名、籍贯和及第的时间用墨笔题在墙壁上。这些人中若有人日后做到了卿相，还要将姓名改为朱笔书写。在雁塔题名的人当中，最出名的要算是白居易了。他27岁一举中第，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对读书的士子来说，雁塔题名就意味着跃登龙门，更意味着辉煌的前程。但后来，据说是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不是进士出身，故深忌进士，下令取消了曲江宴饮，并让人将新科进士的题名也全数除去了。

麓山寺碑。位于长沙市岳麓山岳麓书院南面护碑亭内（护碑亭1962年建）。碑为青石，高272厘米，宽133厘米，圆顶。有阳文篆额“麓山寺碑”四字，清晰无损，碑文28行，每行56字，共1400余字。字体楷书。因年久碑面风化，部分断裂，现存1000余字。碑文叙述自晋泰始年间建寺至唐立碑时，麓山寺的沿革以及历代传教的情况。词章华丽，笔力雄健，刻艺精湛。唐开元十八年（730），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李邕撰文、书丹并镌刻，因文、书、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绝碑”之称。又因李邕曾官北海太守，故亦称之为“北海三绝”碑。是长沙市尚存最早、价值最高的碑刻。麓山寺碑曾为历代艺林、文豪所推崇，宋代米芾于元丰三年（1080）专程前来临习，并刻“襄阳米黻同广惠道人来，元丰庚申元日”16字于碑阴。

二是历代封建帝王祭祀名山大川以祈求消灾避祸。出于维护自己的统治的目的，历代统治者巡游全国各地，游山玩水、寻胜访古、树碑立传，显扬神威，留下了许多碑刻。如：秦始皇游泰山留下的“泰山刻石”；杭州“西湖十景”、“钱塘八景”，就是清康熙、乾隆巡游江南时咏诗品题、建亭树碑而保存下来的名胜古迹。

第五节　对联的旅游文化价值

对联，雅称“楹联”，俗称“对子”，是我国独有的传统文学形式，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在众多的旅游景点中，有山必有水，有水必有桥，有桥必有亭，有亭必有联，有联必有匾，构成了我国民族独特的人文景观。

一、对联的产生与发展（一）对联的产生

一般认为，对联是由骈文和律诗派生出来的，其产生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对联的产生有两个主要条件：汉字文化与古代桃符习俗。

1.汉字文化孕育对联。汉字是记录汉语言的符号，它有形、音、义诸方面的特点，汉字是一个字一个音节，整齐分明，容易形成字数相等的对偶句，为对联创作与书写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在汉字字体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字体，这为书法家们书写对联提供了多种形式，使得一副副对联各具特色，各呈姿态，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没有汉字文化，就不可能有对联。

2.古代的桃符习俗演绎为对联。悬挂桃符，是我国古代一种带有迷信或神话色彩的风俗。传说上古时，东海度朔山有巨大桃树，枝叶覆盖三千里，其东北方位有个缺口，为百鬼出入之门。门旁守着两武士神荼与郁垒，专门捉鬼，然后扔给老虎吃。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挂桃符”习俗也在变化，桃木板上开始题写有关辞旧迎新的对偶诗句，即所谓“桃符诗句”，也叫“楹帖”。（二）对联的发展

对联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发展的。我国对联出现的具体时间不详，大约在晚唐与五代时期。据蜀《梼杌》记载，我国最早的春联是在五代。后蜀广正二十七年（964）除夕，后蜀主孟昶叫翰林学士辛寅逊题写“桃板符”，但辛写出后他不满意，便自己动手写了一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最早题写园林景物的对联也出于后蜀，大臣王瑶为成都南郊御花园中百花潭所题：“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名。”（曲滢生《宋代楹联辑要》）。

北宋初期，广泛出现了应用性的春联和楹联，尽管当时春联仍称为“桃符”，但已超越了压邪驱鬼的意向，而变成了表达人们某种心愿和情绪的特殊载体了。后来人们用纸代桃，将其贴在门扉，继而楹柱，而后书斋馆榭、亭台楼阁、奇观殿堂，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内容上则由压邪驱鬼、迎春纳福扩充至婚寿喜庆、追悼哀挽、模山范水、抒怀言志。

明代是对联发展的黄金时期。明朝王公贵族、文人学士都喜欢对对子，写春联。对联创作在朝野上下形成风气，题联、赠联、联语对答非常活跃。

清代是对联发展的鼎盛时期。君臣的倡导，朝野的风靡，促成了对联作者与优秀作品的大量涌现。清人的对联创作在表现技巧上更加成熟，各种哲理联、格言联、讽刺联、劝世联，以及趣联、巧联，大量出现并广泛流传。

当代，对联仍在广泛流传与运用。对联作为一种应用文体现已在高考语文试题中出现，历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春联也受到亿万观众喜爱。不仅中国人喜欢对联，外国人也对其情有独钟，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国家还保留着贴春联的风俗。

二、对联的分类

对联的分类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作为对联的一种形式，名胜楹联是森林旅游中常见的一种。名胜楹联按其悬挂的地方和所写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自然景观楹联；二是人文景观楹联；三是园林景观楹联；四是宗教景观楹联。

1.自然景观楹联。往往配合着风格各异的书法艺术，点缀在名山胜水、亭台楼阁之间，为旅游者了解风景胜地的特色、领略欣赏自然风景之美，增添了诗情画意。如：岳麓山爱晚亭一对联：晚景自堪嗟，落日余晖，平添枫叶三分艳；春光无限好，生花妙笔，难写江天一色秋。

该楹联把秋天的美好景色写得淋漓尽致，读来很有回味，漫山枫叶，一江秋色，给人的感觉是一望无际，有登高把酒的冲动。

2.人文景观楹联。这种楹联大多是一些有思想的文人借一事、一人、一物、一景为由头，回顾历史，面对现实，作解剖式的思考，作多侧面的透视，悟得人生的真谛，评点世态的炎凉。这些楹联往往蕴含哲理，发人深思。如：四川成都武侯祠中，当年四川盐茶使赵藩所撰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一联既是对诸葛亮的评价，更是对统治艺术的总结，意味深长，可谓警世之言，所以为历代人士称道。旅游胜地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楹联中又常常会运用一些相关的典故。所以，在旅游中，想了解楹联、熟悉楹联、欣赏楹联，就要多关注旅游文学的楹联，也是丰富自身知识积淀，提高素养和文化底蕴的一个渠道。

3.园林景观楹联。中国园林素有“世界园林之母”的美誉，园林中的楹联更是对园林景观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激发了旅游者的游园兴致。如：苏州拙政园宜轩楹联：爽借清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

这楹联写出了皓月当空的明丽和清风徐来的惬意以及领略山水的无限乐趣。又如扬州何园楹联：种邵平瓜、栽陶令菊、补处士梅花，不管它紫姹红嫣，但求四序常新，野老得许多闲趣；放孤山鹤、观濠上鱼、狎沙边鸥鸟，值此际星移物换，惟愿数椽足托，晚年养未尽余光。

该楹联上联通过对三位隐士的追忆，表达了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下联着意禽鸟的描述，表达了作者晚年颐养于园林的愿望。

4.宗教景观楹联。在中国，许多道观庙宇的建筑物上刻挂着楹联，给人以欣赏、以启迪、以解颐。如：南岳大庙古戏台楹联：凡事莫当前，看戏不如听戏乐；为人须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

又如：南岳半山亭玄都观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需努力；会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

大多宗教景观的楹联一般都是对人世间世俗的一种劝解警醒，具有非常大的启迪意义。

三、古今名胜长联举例

在古往今来的对联大观园中，长联一直为人注目。下面择要介绍：（一）四川江津临江楼联

是钟云舫的一副对联。钟云舫（1847—1911），江津人，名祖芬，清代秀才，他自称硬汉，号铮铮居士，以长于撰楹联著称，故有“联圣”之称。光绪三十年，他在狱中创作号称“天下第一长联”的《江津临江楼联》，在中国楹联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四川江津临江楼联全联共计1612个字（联太长不录）。（二）湖南屈原湘妃祠联

作者是清朝张之洞，曾任湖广总督。全联408字，上联主要描写江南龙舟盛况，涉及了壮阔的水景、江上小洲的花木、水禽；下联以古论今，再吊湘妃。全联饱蘸诗才笔触，写景寓情，凭怀古之幽思，跌宕激越，虚写景，实咏史，融历史人物、典故、风景、名家诗词为一体，把君山的风光名胜描写得淋漓尽致，堪称联中一绝。九派会君山，刚才向汉沔荡胸，沧浪濯足。直江滚滚奔腾到，星沉龛赭，潮射钱塘，乱入海口间。把眼界洗宽，无边空阔。只见那庙唤鹧鸪，乱花满地，洲邻鹦鹉，芳草连天；只见那峰回鸿雁，智鸟惊寒，湖泛鸳鸯，文禽戢翼。恰点染得翠霭苍烟，绛霞绿树。敞开着万顷水光，有几多奇奇幻幻，淡淡浓浓，铺成画景。焉知他是雾锁吴樯，焉知他是雪消蜀舵?焉知他是益州雀舫，是彭蠡渔艘?一个个头顶竹蓑笠，浮巨艇南来。叹当日靳尚何奸，张仪何诈，怀王何暗，宋玉何悲，贾生何太息。至今破八百里浊浪洪涛，同读招魂呼屈子。三终聆帝乐，纵亲觅伶伦截管，荣猿敲钟。竞响飒飒随引去，潭作龙吟，孔闻鼋吼，静坐波心里。将耳根贯彻，别样清虚。试听这仙源渔棹，歌散桃林，楚客洞箫，悲含芦叶；试听这岳阳铁笛，曲折柳枝，俞伯瑶琴，丝弹桐柏。将又添些帆风橹雨，荻露葭霜。凑合了千秋韵事，偏如许淋淋漓漓，洋洋洒洒，惹动诗情。也任你说拳椎黄鹤，也任你说盘贮青螺；也任你说艳摘澧兰，说香分沅芷。数声声手拨铜琵琶，唱大江东去。忆此祠神尧阿父，傲朱阿兄，监明阿弟，宵烛阿女，敤首阿小姑。亘古望卅六湾白云皎日，还思鼓瑟吊湘灵。（三）四川青城山天师洞联

李善济于1910年撰写，原题于天师洞，现移至建福宫。全联394字，上联描绘青城山“纵横八百里舆图”的壮丽景色，下联以“上下四千年文物”为中心，历数青城轶事，抒怀古幽思和人生抱负。溯禹迹奠岷阜以还，南接衡湘，北连秦陇，西通藏卫，东峙夔巫，葱葱郁郁，纵横八百里舆图。试蹑屐登上清绝顶，看雪岭光腾，红吞沧海；锦江春涨，绿到瀛洲。历井扪参，须臾踏蜗牛两角.争奈路隔蚕丛，何处寻神仙帑库，丈人峰直墙堵耳。回思蛾眉秋月、玉垒浮云、剑门细雨，尚依稀绕襟袖间。况乃夜朝群岳，圣灯先列宿柴天；泉喷六时，灵液疑真君唾地。读书台犹存芳躅，飞赴寺安敢跳梁！且逍遥陟蘑蔔岗，渡芙蓉岛，都露出庐山面目，难遽追攀。楼观互玲珑，今幸青崖径达，问当初华渚姚墟，铜铸明皇应宛在自轩坛拜宁封而后，汉标李意，晋著范贤，唐隐薛昌，宋徵张愈，烈烈轰轰，上下四千年文物。漫借瓻考前代遗徽，记官临内品，墨敕亲颁；曲和甘州，霓裳同咏。鸾章翠辇，不过留鸿爪一痕。可怜林深杜宇，几番唤望帝归魂。高士传岂欺予哉！莫道赵昱斩蛟、佐卿化鹤、平仲驰骡，悉縹缈若遐荒事。兼之花蕊宫词，巾帼共谯岩竞秀；貂蝉画像，侍中与太古齐名。携孤琴御史曾游，吹长笛放翁再住。休提说王柯丹鼎，谭峭靸鞋，那堪他沫水洪波，无端淘尽，英雄多寄寓，我亦碧落暂栖，待异日龙吟虎啸，铁船贾郁定重来。（四）昆明大观楼联

作者孙髯，字髯翁，号颐庵，原籍陕西三原县，自幼居昆明，清代民间诗人，学识渊博，但终生不仕清，自称：“万树梅花一布衣”，死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该联最初由陆树堂以草书刻写，咸丰七年与楼同毁。现联是光绪十四年（1888）云贵总督岑毓英托赵藩以工笔楷书刻写的。该联语句洗练，气势不凡。上联写滇池风光，将静景写活，充满生机与诗情画意；下联从云南的历史入笔，历数汉、唐、宋、元等朝代对云南所用的“武功”，揭示封建王朝更替的规律。全联180字，被誉为“天下第一长联”，“四海长联第一佳者”。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州，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蘋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第六节　山水画的旅游文化价值

我国的绘画艺术历史悠久而丰富。从题材上看，中国画分为三个门类：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其中人物画成熟最早，唐以前的绘画中，人物画是主要的形式，山水与花鸟是人物画的背景。山水画作为重要的画科之一，在我国简称“山水”，以山川自然景观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画，它的题材和内容十分广泛。中国山水画非常强调“师造化”，即山水画家以大自然为师，要善于从大自然中吸取营养。古代山水画家大多遍游名山大川，留下许多名作。说明在山水画前行的过程中，始终与森林结下不解之缘。

一、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史

1.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治紊乱，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多有消极遁世的思想，因而寄情山水，游乐之风盛行。阮籍登临山水，竟日忘归；王羲之游山泛海，尝叹：“我卒当以乐死！”反映了他们沉醉山水的情态。顾恺之说会稽山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王献之从山阴道上行，称“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这些古人的诗句反映了人们对山水之美的丰富感受，表明当时人们对欣赏自然美的重视，由欣赏自然美，导致重视表现自然美，画家罗丘壑于心中，生烟云于笔底，从而产生真正独立的、有欣赏价值的山水画艺术。

2.唐代。唐代山水画主要用线勾勒，造型具有装饰性，画面以色彩渲染为主（也有少数画家用水墨表现），同时也注意到山石、树木、人物、建筑的比例，改变了以往“人大于山，水不泛舟”的局面，风格独特，并且在运笔用墨上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泼墨法和破墨法，进一步丰富了山水画的主题。唐代的山水画有两大主要流派：一是以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代表的青绿山水；一是以文臣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青绿山水用笔细密烦琐，颜色以石青、石绿为主；有时施以金粉，使画面产生金碧辉煌的装饰效果。水墨山水以渲染为法，强调水墨效能的发挥，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为最高境界。如传王维作《雪溪图》平淡天真，感情委婉，十分耐思。唐代张彦远说“曾见（王维）破墨山水，笔迹劲爽”（《历代名画记》）。两大流派的出现，体现了审美情趣向多元化的发展，它们都受到后世的推崇仿效。到了明代，董其昌以佛教禅宗南北之分来譬喻李思训、王维，称李氏为北宗山水的鼻祖，而将王维视作南宗山水的奠基人。

3.宋代。宋代是我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宋太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偃武修文，革新图治；到了太宗、真宗，又奖励文艺，人士蔚起，所以宋代有三百年的昌运盛世，这一时期宫廷美术全盛，画院规模齐备，名家层出不穷，佳作硕果累累。画家更加重视深入生活，创造了多种运笔方法，画面活泼，形成山水画的高峰。画坛上山水画最为突出，水墨格法空前发展，各种技法日趋完善，完全脱离了隋唐以来“先勾后填”之法，出现了讲究笔墨韵味的皴、擦、点、染等技法程式，山水画造景重造化、重理性，院体格法法度赅备，审美特色由政教、宗教精神逐渐转向人文精神，这一时期美学著述独到，艺术思潮活跃，绘画作品精湛，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发展源头。

4.元代。元代绘画中以山水画成就最高。山水画艺术，尤其是水墨山水画方面有了空前的大发展，后人评价元代的山水画为：“潇洒简远，妙在笔墨之外”。元代山水画在注重皴、擦、点、染等技法，讲求法度的宋代绘画基础之上又有了重大发展。元代山水画不论是赵孟頫“水墨浑染点草草，绿荫环绕清高雅”的《鹊华秋色图》，还是黄公望“层峦叠嶂碧山青，杂木莽林气宏伟”的《天池石壁图》，或是倪云林“江上春风积雨晴，隔江春树夕阳明”的《江岸望山图》等，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了一种“简逸恬淡”的意境，“水墨纷纷，浑润古雅”。

5.明代。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明代山水画开启了一种新的绘画风尚与审美趣味，以倪瓒、沈周、陈洪绶、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画派“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将中国古典造型艺术中的最高成就——山水画推向了艺术的巅峰，其空间布局意识、运笔技巧、意境构成方式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明代许多画家吸收宋元之长，形成以兼工带写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创作方法，例如娄东派、华亭派、金陵画派等，但面貌各有所具。文徵明山水画

6.清代。山水画势力最大的是号称“四王”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他们受皇帝的赏识，其画被誉为“正统”的山水画。“四王”是摹古保守派的代表。他们强调“摹古逼真便是佳”。认为画山水要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代表清代革新派的山水画家，有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他们都出家做过和尚，故称“四大高僧”。

7.解放前后。解放前，一批画家都吸取各家之长进行创作，技法也有些变化，但生活气息不够。解放后画家深入生活实践，在传统的基础上开创了具有时代精神的新面貌，山水画更接近群众，画风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气象。

二、中国山水画的审美功能——“卧游、畅神”

宗炳的“卧游”说，基于“山水以形媚道”，亦即重视山水画的形式美。主张画家置身于山水中，仰观俯察，按照山水的本来面貌，依据一定的创造方法来进行描绘。同时讲究“应目会心”，“应会感神”，通过感官的感受，达到理性的认识，以致“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达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响”，欣赏山水画，使他的精神世界达于辽阔之境。

宗炳的“卧游”说，第一次明确地把山水画当作独立的欣赏对象，肯定了山水画的“畅神”功能，从美学上来说，即是肯定了表现自然美的山水画的艺术美，肯定了山水画的审美功能，标志着中国绘画美学发展的新的飞跃。

晚于宗炳大约700年的著名山水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指出，人们“爱夫山水”，“渴慕林泉”，但不常得，而欣赏山水画，却可“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晃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同宗炳一样，他重视通过山水画的艺术美，来获得自然美，使人精神愉快。他还进一步提出，山水画须“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使欣赏者能够“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涧泉石而思游”。就是说人们在欣赏山水画时，感到有如在画中游历，方可领略其“景外意”与“意外妙”，从中获得美感享受。郭熙把“可行，可望，可居，可游”当作山水画的审美标准。

除郭熙外，宋代苏轼、王诜，元代倪瓒都曾盛赞“卧游”的精神——从欣赏艺术美中获得自然美，始终贯穿在我国山水画的创作实践和欣赏活动中。“何须着屐寻山去，万壑千崖在此中。”

第七节　园林建筑文化

中国最早的古建筑已经使用木料作为建筑材料，后世帝王大都热衷于“大兴土木”，兴建富丽堂皇的宫殿，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木建筑”王国。与西方教堂建筑恨不得高达天庭的设想相比，我国的建筑追求与环境的自然融合。在建筑史上，西方人评价我国的建筑师“占据广阔的大地”。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中国建筑学家的智慧充分体现在造园上，园林并非中国特创，但是我国夺得了造园上“世界名园，以斯为母”的美誉。，我国的园林，在南方私家园林以苏州园林为代表；在北方以北京和承德的皇家园林为代表。这些园林区别于西方的人工造作，体现了野趣与自然。

一、园林的概念“园林”一词，见于西晋以后诗文中，如“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西晋张翰《杂诗》）；“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北魏杨衔之《洛阳伽蓝记》评述司农张伦的住宅）。唐宋以后，“园林”一词的应用更加广泛，常用以泛指各种游憩境域。在中国历史上，游憩境域因内容和形式的不同而名称不同。殷周时期，人们把以畜养禽兽供狩猎和游赏的境域称为“囿”和“猎苑”。在秦汉时期，人们把供帝王游憩的境域称为“苑”或“宫苑”，如上林苑；把属于官署或私人的称为园、园池、宅园、别业等。

在我国，园林指的是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山、叠石、理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园林包括庭园、宅园、小游园、花园、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等，随着园林学科的发展，还包括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或国家公园的游览区以及休养胜地。

二、中国园林的发展简史

我国园林的兴建，早于公元前11世纪。从有文字记载的殷周的囿算起，中国园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我国，园林历史源远流长，考古表明，早在黄帝时期，就有“玄圃”的存在，这是中国园林的开端。当时的“圃”是一块划定出来的地方，供在其中的动植物自由生长。尧舜时期，均安排了“虞官”，主要掌管山泽、苑囿、田猎。到了殷商时期，人们开始了“囿”的营造活动，从这一时候开始计算，我国园林艺术的历史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

1.商周时期。这是我国最早的造园活动时期，人们将园林称为“囿”和“圃”。“囿”内有高大的建筑，巍峨的殿阁，并饲养珍禽异兽。主要供奴隶主、帝王们游览、观赏和渔猎活动。当时的人们还在“圃”中挖水池，建设高台，开设鱼塘。“囿”和“圃”作为早期的园林，多为种植蔬菜或豢养禽兽的地方，主要作用在于畅舒身心，“园林”呈现的是简单粗糙的原生状态。“囿”是中国古代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的一种园林形式。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囿是周文王的灵囿，它除了筑台掘沼为人工设施外，全为自然景物。《诗经·大雅》灵台篇就对“灵囿”的经营及其景况进行了描述。“王在灵囿，鹿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鸟篙篙。王在灵沼，于轫鱼跃。”

2.秦汉时期。“囿”改称为“苑”或者“苑囿”，是古代帝王的园林。经过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们对自然的关系由敬畏逐渐转为敬爱，我国园林在秦汉时期注意将自然景色引到“苑囿”中，使园林表现了模仿自然、反映自然的艺术成分。秦始皇时期的阿房宫与汉武帝时期的上林苑、建章宫为这一时期园林的代表。

上林苑是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8年）在秦代的一个旧苑址上扩建而成的宫苑。地跨五县，周围三百里，“中有苑二十六，宫二十，观三十五”。如有演奏音乐和唱曲的宣曲宫；观看赛狗、赛马和观赏鱼鸟的犬台宫、走狗观、走马观、鱼鸟观；饲养和观赏大象、白鹿的观象观、白鹿观；引种西域葡萄的葡萄宫和养南方奇花异木如菖蒲、山姜、桂、龙眼、荔枝、槟榔、橄榄、柑桔之类的扶荔宫；角抵表演场所的平乐观；养蚕的茧观；还有承光宫、储元宫、阳禄观、阳德观、鼎郊观、三爵观等。上林苑有霸、产、泾、渭、丰、镐、牢、橘八水出入其中。上林苑中还有许多池沼，见于记载的有昆明池、镐池、祀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当路池、郎池等。其中，昆明池最为有名，据《三辅故事》：“昆明池三百二十五顷，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昆明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濯歌，杂以鼓吹。”

建章宫是汉武帝刘彻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建造的宫苑。《三辅黄图》载：“周二十余里，千门万户，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建章宫是秦汉时期最大的宫城。“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这种“一池三山”的形式，成为后世宫苑中池山之筑的范例。

3.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园林发展的重要时期，可以说是历史的转折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许多人因厌世而回避现实，他们绝大部分遁入山林，追求自然的田园生活。这一时期，不仅在城市打造园林，而且出现了我国早期的寺庙。这一时期的皇家园林继承秦汉以来的规模宏大、装饰华丽的传统，代表是魏时建设的芸林苑。这一时期私家园林内的建筑不多，一般表现为茅堂草屋，竹篱柴扉。而寺庙园林适应参禅修炼的需要，以“深山藏古寺”为寺院园林惯用的手法，著名的有报恩寺、龙华寺、追圣寺等。

4.唐宋时期。隋唐结束了长期以来的战乱状态，社会经济繁荣，园林建设进入兴盛期。据宋人记载，洛阳一带的私家园林迅速发展，数以千计。中国的园林从最初的仿写自然美，到魏晋南北朝的掌握自然美，到隋朝的提炼自然美，到唐代已经发展成为自然美的典型化，最终发展为写意山水园阶段。据《洛阳名园记》记载，唐宋宅园大都是在面积不大的宅旁地里，因高就低，掇山理水，表现山壑溪池之胜。点景起亭，揽胜筑台，茂林蔽天，繁花覆地，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巧得自然之趣。这种根据造园者对山水的艺术认识和生活需求，因地制宜地表现山水真情和诗情画意的园，称为写意山水园。唐宋写意山水园开创了我国园林的一代新风，它效法自然、高于自然、寓意于景、情景交融，富有诗情画意，为明清园林，特别是江南私家园林所继承发展，成为我国园林的重要特点之一。典型代表是辋川别业。

辋川别业为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701—761）在辋川山谷（蓝田县西南10余公里处）宋之问辋川山庄的基础上营建的园林，辋川别业营建在具山林湖水之胜的天然山谷区，因植物和山川泉石所形成的景物题名，使山貌、水态、林姿的美更加集中地突出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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