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鸣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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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妄集：《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续编试读：
自序
读书做笔记，是老一辈人教的规矩，可惜我能看书的时候，没有人这样教过我。读书动笔，是从抄书开始的。“文革”后期，能读点什么的人，都很寂寞，因为没书可看。很多人抄写手抄本小说，我则抄我喜欢的书。那时的手抄本，有些是有点“颜色”的，写爱情的，写男女之事的，比如《第二次握手》《少女的心》之类；有些是粗劣的破案恐怖故事，比如《梅花党》《恐怖的脚步声》等等。我不抄这些，因为此前看过不少世界名著，什么《红与黑》《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猎人日记》等一堆。跟这些名著相比，当时流传的手抄本，实在是太“小儿科”了。记得我当时抄的最多的是诗，有整首的，也有片段；中国古代的居多，也有外国的，比如莱蒙托夫，比如马雅可夫斯基。中国现代诗人的诗也抄，那时候我最喜欢的诗人是郭小川，没想到，多少年后，我跟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成了朋友。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如果恰巧读过点书的话，多半都会做诗人梦的，我自然不能例外，一有空，就拼命地写诗。
抄书，因为这些书都不属于我，想要让书中的文字跟自己相处久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抄。小说流传速度很快，一本几百页的大部头，上家传下来供你看的时间，无非是三四个小时，下家还等着哪，这点时间，翻过一遍都勉强，怎么可能去抄？能抄的，也就是别人不看的一些书，相对借阅时间要长很多。
凡事养成习惯，就容易成毛病。没书看的时候抄书，等到有书看了，手还是停不下来，整本抄的傻事不干了，但看到喜欢的地方，还是忍不住要摘下来；再进一步，有点感想，随手记下来。后来读研究生，老师说读书要动笔，做读书笔记，不动笔不读书，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一直做的，居然暗合古来读书的规矩，大喜。
后来，把自己随手记的读书笔记，整理一下，投给报刊杂志，居然能换来稿费的时候，“大喜”变成“大喜过望”。
下面的这些文字，都是去年一年积累起来的读书笔记，都变成过铅字，换过银子了。跟以前一样，每篇文字都很短，不是我喜欢短，而是我这种随感式的读书笔记，基本上长不了，恰好报刊上也喜欢用这种短稿子，两下一凑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有人说，我的文字，在网上都可以找得到，其实不是。倒是在报刊上都能找到，但真要找起来，也有点难度。
我多次说过，读书是我的习惯性的日常行为，就跟吃饭睡觉一样，能用这样的日常行为换来银子，当然是个令人高兴的事。但反过来，如果换不来银子，而且还费银子，像我从前很多年那样，也没什么不高兴的。人在社会上混，总要有所凭借，即便拉车，也得有把子力气。我的凭借，就是读过一些书，而且会读书，这是一种很微不足道但却很基本的本领。我一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了这么点基本而卑微的本事，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立足，不仅养活自己，而且还可以活得不错。
当初在农场做兽医的时候，我是全场兽医中唯一一个从来没有经过培训的。那点劁猪骟马、喂药打针的知识和手艺，基本上是我从书上看来的，看了就比划，笑话出过不少，但毕竟我把活儿顶下来了，没耽误什么事儿。上大学学的农业机械，虽然我一丁点都不喜欢，但我学的还算不错，四年平均下来，分数在90分上下。我相信，如果非让我干这行，我也能做一个不错的工程师，因为，我会看书。
感谢上苍，没有让我去做某项技术活来养活自己，从而免去了啃那些技术性的报刊书籍，以增益技能。可以随心所欲地看自己喜欢看的书，随看，随写，写出来变成书，还有人喜欢看，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在学界，我是一个公认的喜欢找历史“边角料”的人，其实也不是我特意去找，因为读书不拘一格，看得很杂，看的多了，别人不注意的边边角角的东西，自动就出来了，躲都躲不开。既然躲不开，就得想想，说上几句话。越是感觉奇怪的事情，就越是要想。每次下笔，想的工夫是最多的，也最苦，想通了，文章也就出来了。有很多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边角料”，其实琢磨起来，里面有东西。比如拉屎撒尿，放在不同的地方，各有名堂。处在转型中的中国城市，这个古老的问题涉及市政建设的现代化，也有关人的习俗现代化；搁在古代科举，会涉及作弊以及考场文化。士兵都会打枪，但晚清到民初，中国士兵的枪法却普遍地不敢令人恭维，一开仗，放枪多半是为了壮胆，这里面既是一个军事现代化过程的习惯问题，也有国人现代化学习过程中的对细节马虎的老毛病。
在历史的“边角料”里，还有一些出人意料的货色，本身就令人忍俊不禁。比如晚清时节，很多国人都喜欢传打进中国的洋人，在中国开科取士；八国联军占了北京，文人非要说是一个妓女豁出身子救了全城的百姓，好像她不豁出来，人家就要屠城似的；一个国军师长，部下军官，居然都用的是妓院里的杂役；目不识丁的督军，偏要写诗，而且还印出来出版……这样的事，单单开列出来，叙述清楚，当然也会有人看，但要我写，就必须说出点名堂来——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我写这些杂碎，就是为了“为什么”这三个字。写者姑妄言之，读者姑妄闻之，如何？
从历史到现实
中国近代的历史研究，是个缺乏追问的研究。我们长时间满足于现成的答案。浮在面上的答案，满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定性的结论，不去做起码的追问，不去拷问历史事件的细节和细节背后的因果联系。这种现象，在几乎每个重大历史事件上，都有反映，五四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在西方学界，对于五四运动的进一步追问，也很欠缺。因此，就整体而方，五四研究虽然看起来很热闹，但却难以深入。两个人日记里的五四
中国近代的历史研究，是个缺乏追问的研究。我们长时间满足于现成的答案、浮在面上的答案，满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定性的结论，不去做起码的追问，不去拷问历史事件的细节和细节背后的因果联系。这种现象，在几乎每个重大历史事件上，都有反映，五四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在西方学界，对于五四运动的进一步追问，也很欠缺。因此，就整体而言，五四研究虽然看起来很热闹，但却难以深入。
在做历史的人看来，日记虽然属于第一手材料，但却是不大好的材料，因为记日记的人，往往喜欢在日记里做假。对于很多人来说，日记，尤其是记述得比较详细的日记，在奋笔疾书的当时，就存了心，日后给别人看。如果这个人恰巧是个知名人士，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不过，就算是当初就存了心，料到自己的日记日后会出版，作者对经过的事件，在叙述上兴许会刻意隐瞒或者颠倒黑白，但日记毕竟会表达出来作者当时的某种想法，至少这种想法应该是真实的。具体对于某一件大事，日记里说还是不说，说多少，怎么说，肯定代表了当时作者对这件事的看法。
不用说，五四运动是件大事，尽管运动的后期，商人和工人也参加进来，但大体上，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认为，这个运动跟学生和知识界关系更密切，而跟军人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军人和一个留学美国学文学的留学生比，大家肯定多半会认为后者对五四运动会更关心些，很可能更热心，而前者，五四运动应该不会在他生活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我手边有两本已经出版的日记，一个是在哈佛留学的吴宓的，一个是陕西军人胡景翼的，读完之后，得出的印象，跟我原先的预想完全相反。
在中国，吴宓算是个很有知名度的学人，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提到王国维、陈寅恪，总能联系到他。五四运动发生时，他在哈佛读书，专业是英美文学。传统上，留学生尤其是学文科的学生，对于国内局势相当关心，日本威逼中国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这些学子就曾很是群情激愤过一次。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的动静更大，国际关注的程度更高，留学生激动程度当然更高，但是，吴宓这个几乎每天记日记的人，竟然对这场运动只字未提。显然，这里没有消息不通的问题，当时的美国报纸，对五四运动有报道，而且第二年跟五四相关的山东问题之间交涉事件，吴宓的日记在同一时段就有反映。此前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诸如白话文学、写实主义、易卜生主义，《新青年》《新潮》，乃至胡适、陈独秀，他在日记里都多有提及，可是，五四运动的政治抗议运动，如火如荼，从火烧赵家楼到商民罢市、工人罢工，最后政府妥协，在他的日记里，居然一点影子都没有。
当然，如果仔细搜的话，五四在吴宓的日记里还是有点蛛丝马迹的，至少在三个地方，吴宓还是影影绰绰地表达了他的一点看法。一次是在1919年9月7日，在一篇洋洋洒洒五千余字的日记中，借批评男女同校、女子参政，他写道：“处中国危亡一发之际，自以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为首要，虽以共和为名，亦切宜整饬纪纲，杜绝纷扰。”另一次是在1920年的3月28日，借议论清华的一次小学潮，发挥说：“今学生风潮盛起，持久不散，逾越范围，上下撑拒攻击，到处鸡犬不宁，不日必来外人之干涉，以外人为中国之君主。中国之人，尚不憬悟，清华之失，尚其小者。”同年4月19日，更进一步近乎绝望地议论道：“中国经此一番热闹，一线生计已绝。举凡政权之统一，人心之团结，社会之安宁，礼教之纲维，富强制企致，国粹之发扬，愈益无望。”这番热闹指什么，应该就是指五四。不用说，吴宓对作为政治抗议的五四运动，很不满意，很有微词，但是碍于中西几乎一致的对运动的肯定，又不便直接露骨地发声唱反调，即便在日记里，也是如此——日记终要给人看的。
吴宓对五四运动不以为然，跟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关。我前面讲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新文化运动，但每次说及，没有别的，就是一个骂字，说新文学是“乱国文学”“土匪文学”（1919年12月30日），说白话文学是“倒行逆施，贻毒召乱”（1920年2月12日），说“白话文学”“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粪秽疮痂”。骂得拽文，也很刻毒，上纲上线。当然，我相信，吴宓是真心诚意这样想的，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不仅“国将不国”，而且“家将不家”，具体地说，是危及他和他的小家庭，因为这个运动“邪说流传”，“‘解放’‘独立’‘自由恋爱’诸说盛行，必至人伦破灭，礼义廉耻均为湮丧”。想到这里，吴宓甚至悲观地要自杀——“则宓虽欲求一家之安宁、父子之慈孝、伉俪之亲爱，亦不可得。呜呼，前途黑暗如彼，今日劳愁如此，吾生何乐？诚不如自戕其生，则数分钟内，一切苦难，均冥然不知。清静之极，快乐之极！……”（1920年4月19日）而且，据他自己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有这种念头。
从表面上看，吴宓对五四的看法，跟国内一班儿看到女子剪发、男女同校，便痛心疾首的冬烘的国粹派老朽们，没有什么区别，其过敏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我们还没有听说，国内有哪个遗老遗少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想到过自杀。不过，吴宓的牢骚，毕竟跟卫道士有所不同，其骨子里，大抵因为在美国校园里见了太多的男女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下课携手钻树丛、赴“桑园之约”的景象，社会上也有。在中国人看来，太多离婚通奸、寻妓作乐之事，但年少力壮的自己，却什么都不敢做，若干年中，“不得与女人相见，虽欲一睹惊鸿之过影，一聆呖呖之莺声”，“亦势所不能”。因此夜思梦想，未免“气愤愁惨伤怀”（1920年4月19日）。但是聊以欣慰的是，他同时却发现，美国也有相当多的知识界人士，对此现象很是反感，视为病毒，于是，他的这种气愤愁惨伤怀，多少变得有点正当了，反过来发现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伦理批判、个性解放的结果，跟他所反感的美国现实一样。因此，在他看来，所谓新文化的“新”，其实是学了西方坏的东西，等于把垃圾引进来。
胡景翼曾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团长，后来参与组织有国民党色彩的靖国军，跟督军对着干：直皖战后，归属直系，为直系偏师的一个师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跟冯玉祥合作倒戈，成立国民军，为第二军军长，也算是一个民国知名的军阀。五四运动当口，他主掌陕西靖国军，在陕西跟皖系的陈树藩对峙。
按陈志让的说法，北洋时期的军阀，在文化观上，多属于保守阵营。胡景翼虽然去过日本，跟国民党走得很近，但也是如此。在政治上，他反对皖系，尤其痛恨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但是却攻击说，徐母的死是因为徐树铮的不孝所致（1919年4月21日）。他还崇拜关公，但是对时事颇为关心。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之前，他不仅知道蔡元培其人，看蔡的《石头记索隐》，而且还知道陈独秀，“然对陈独秀辈之说，亦不觉为是，而觉其放诞甚也”（1919年3月26日）。很可能，在胡景翼眼里，陈独秀不过是个口吐狂言、放浪形骸的名士。
然而，虽然对陈独秀不以为然，但五四运动却在胡景翼日记中留下了很多痕迹。由于北京政府的封锁，也由于陕西偏僻，直到1919年的5月29日，胡才从《益世报》上看到运动的消息，知道了北京的学潮，上海的响应，蔡元培的辞职。由于不明巴黎和会上的真实情况，他认为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陆征祥“可斩也”，“否则外交亦无进步，而人以为卖国为常事矣”。此时，他对于五四运动，基本上还是抄报纸，没有多少自己的评论。
随着运动的发展，6月中旬，政府被迫让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总理钱能训随之下台，他明显感到高兴，说：“此举或顺天意也，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曹等数人，人怨极矣，天岂有不愿者乎？”但是唯对钱能训下台感到有些惋惜，觉得此人还不错，下台是被只知道“依靠日人，借款买枪，招兵发财”的武人派（指段祺瑞和徐树铮）排挤掉的。（1919年6月16日）此时，胡已经站在了学生一边，而“天视民视”的说法，跟吴佩孚的“五四通电”，很是相似。自打这时候起，原来跟直系没有多少关系的胡景翼，对吴佩孚一天天钦服起来，到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虽然双方孰胜孰负还没有定局，但在胡景翼眼中，吴佩孚已经是关岳一般的人物了。（1920年7月3日）而到了6月28日，当胡听人说此次运动大有成效，不仅英、美、法都乐意帮助中国，而且日本“亦欲让步”（其实不确），胡兴奋之极，说学生比宋时的太学生还要厉害，“予（胡的自称，笔者注）喜予国民气尚未尽死，公理尚在人心，国或不亡，而是非尚在。”忽然感觉他也是学生了，他的爱国事业不孤单了，居然在日记中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学生万岁”，“予之事业万岁”！
有意思的是，胡景翼还发现了这场运动跟陕西人的关系。陕西学生屈武上京到总统府请愿，“屈武以头撞徐世昌之足，再撞其柱。政府诸人惧，又感其诚，遂得许多完满结果。”因此他非常佩服屈武，觉得陕西有人。（1919年10月15日）关于这次请愿，屈武也有回忆，不过，没有说他以头撞徐世昌的脚，也没有碰柱子，而是以头碰地“血流如注”。
耐人寻味的是，运动过后，胡景翼开始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连看了很多天，一直到把书看完，感觉“其中无予不能解者”（1920年4月13日）。显然，政治的意向，已经悄然影响到了文化观念。
胡景翼是个军阀，不过，当时反对段祺瑞联日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人们中，有不少都是军阀，其中有直接受到威胁的南方军阀，也有北洋内部的直系军阀，诚然，这些人反段，固然有利益之争的因素，但未尝没有对段祺瑞争取日本援助而出卖主权的不满。其中，吴佩孚、冯玉祥和胡景翼以及南方军阀赵恒惕等人，还是相当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在平时，他们的军队纪律就比较好，而且没有多少劣迹。因此，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呼应，不仅仅是出于派系之争而争取舆论，也有互相感染和相互支持。
历史是复杂的，很像样的学者，也有一时看起来很不怎样的表现；而名声不佳的军阀，也有发乎内心的爱国情感。
有关五四的一点乱弹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好像没有什么事大过五四运动。过去近现代史两分的时候，它是界碑；现在两下合在一起了，它是里程碑，而且是最高最大的一块里程碑。后来的事，只要稍微大一点，总会有人把源头扯到五四上去，好像成也五四，毁也五四。就事实而言，五四以后，国共两党的历史，都摆不脱五四的影子，两党各自有一群“吃五四饭”（蔡元培语）的五四一代，政治行为上，都有着五四的痕迹，共产党方面可能尤其突出。
不过，当下的中国，五四已经开始褪色，至少已经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大陆，五四是青年节，一个很重要的现代纪念日，从前每年学校里都过得轰轰烈烈，近年来曾被五一长假一冲，几乎让人想不起来了。在台湾，国民党方面曾经把五四定为艺术节，现在估计早就不过了。研究五四的专家周策纵先生说，这种节日的定法，说明了国共两党对五四看法的分野。其实，双方对于历史认识的分野，原比定节日纪念的理由要大得多。共产党的建党领袖，差不多都是五四青年，而国民党方面，孙中山虽然居高临下地赞扬过几句五四的学生，蒋介石则对五四一点好感也没有，只是碍于孙总理有言在先，而且党内吃五四饭者众多，不好破口大骂而已。在1949年之前二十几年，一个在朝执政，一个在野“造反”，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文化颠覆意味的运动，会有截然两端的态度。不过，现在一向对五四热衷的大陆方面都淡了，说明近代中国动荡的历史真的已经翻过去了。然而，翻过去的历史，不一定对现实就没有影响，如果不好好加以清理的话，一笔糊涂账的遗产，也许会导致一笔糊涂账的未来。
五四的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也众多。海峡两岸，大洋两头，都硕果累累，以至于后来者想碰这个领域，光先期成果，就得看上大半年。兵马未动，太多的粮草征集已经把人吓退。不过，如果耐着性子把既有成果看完，就会发现，五四的很多事，还是不太明白。
说到五四，必然要说新文化运动，除了极少数的研究者外，都认为两者就是一回事。不过提到新文化运动，首先想到的，其实是文学改良，或者说白话文运动。这个运动，当时和后来都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用活文字替代了过去的死文字，以平民文学代替了贵族文学。直到晚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一直对此很得意，外国人介绍胡适的丰功伟绩的时候，甚至因此说他创造了一种新文字。显然，这种“文言=死文字”，“白话=活文字”的等式，连给胡适做口述史的唐德刚先生，也不以为然，在给胡适先生做的口述史的注释里，列举了《史记》的例子，说明文言也可以相当生动。
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白话文，其实也未必真的属于“活”文字，也并非林纾所抨击的引车卖浆者流之言。无论当时还是古代，真正比较贴近平民生活的书面语言，其实是古代的白话。中国古代小说中某些直接脱胎于说书脚本的作品，比如《说唐》《说岳》系列小说，实际上很接近老百姓日常的口语，不仅遣词用句通俗易懂，连语气、叙事习惯，都十分贴近百姓的日常大白话。事实上，五四白话，应该属于一种比较西化的文体，严格地说，就是英语化的文体，最大的特点是可以大体上按照英语语法来规范，可以比较清晰地分出主谓宾定补状，还可以分辨出哪些属于名词，哪些是动词，哪些是形容词和副词。不用说，这些在古汉语乃至古代白话里，都是一笔糊涂账。胡适在文学改良建议中提出的“八事”，其中的“须讲究文法”一条，显然是五四白话的灵魂。最有意思的是，五四白话，为了讲究文法，在发展过程中，居然形成了“你、我、他”和“得、地、的”系统，让句子里更方便准确地填装形容词、副词和动词，使汉语看起来更像英语。《新青年》诸公固然有提倡之功，但五四白话能够普及开来，形成气候，其实主要该归功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如果没有政府的教育部在1920年就下令在中小学推行白话文，用政府力量把课文改成白话，我们的五四先贤们，估计还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即便如此，五四白话文学的欣赏者，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喜欢《狂人日记》和《尝试集》的人，大多是青年学生。
五四白话最大的长处，就是在于译介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社会科学作品，比较方便。不仅文法类似，而且那些从日本转译过来，形中实西的名词，诸如国家、政治、自由、民主、经济之类，已经构成了我们今天社会科学基本言说框架的名词概念。这些名词用在古汉语里，即便是在今天，也相当别扭，但是搁在五四白话里，却相当妥帖，至少让人看起来不那么扎眼。“讲究文法”的白话文，甚至可以将很繁复的从句直译过来，句子虽然长到令人发指，但意思失真的却不多。反过来，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五四白话好像就没这么大的优势，至少在民国时期，人们用五四白话翻译的东西，好像没有几个能抵得上林译小说中的精品。一个不懂外文的人，通过中介，信手翻成的文言，其魅力至今不失，能让钱钟书这样学界公认学贯中西的掉书袋大王佩服，可见文言中的话语神韵，跟西方文学作品有可以相通的地方。跟五四白话相关，实际上，西方的人文社科学科的分类体系，也是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在中国学界确立。在此之前，至少文史哲跟经学还扯不清关系，哲学和哲学史，文学和文学史，都是一笔糊涂账。
当时的政府乃至整个教育界如此迅速地服膺白话，内在的冲动，当然也是出于引进思想和理论的需求。辛亥革命之后，制度的变革没有导致国家的富强，实际上是整个学界的困惑。就当时而言，欲求答案，除面向西方，没有他途可寻。即便是持文化保守主义态度者，也未必反对学习西方，反而会追求更深度的引进。因为，强大的西方、学习了西方而强大的日本，都现成地摆在那里，是压在国人头上的骄人存在。尽管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思想界已经发生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意识也陆续传递到了中国，但像梁启超《游欧心影录》那样的认识，并没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共识。也许，在国人看来，即便一个“破产”的欧洲，也不是中国人所能傲视的。
毋庸置疑，中国的教育界推行五四白话，对于引进西方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教育部的这一举措，中国的社会科学现状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凡事有利则有弊，中小学汉语的教育自采用五四白话以来，成绩不敢恭维，这种教法，实际上是让学生学一种洋化的语文。这种语文，既跟古代汉语不一样，跟学生日常的口语也不一样。被西式语法切割过的汉语，实际上已经不是汉语了。在大的方面，违背了汉语学习的规律，既不讲究声韵，也不讲究对仗，更丧失了汉语原本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从“天地玄黄”改成“人口尺石”，从“郁郁乎文哉”改成“早晨起，上学去”，从对对子变成造句子，改变的实际上是汉语的内在规律。因此，我们几十年的汉语教育，至少在启蒙阶段，在教学效果上，远远赶不上过去比较好的私塾。用我们的语言大师吕叔湘的话来说，我们的母语，花几万学时来教，却教不好。这样的教育，其根子在五四。
其次，五四作为政治抗议运动，其发生和发展，也有许多未解之谜团。如许大的一场运动，在当事人（三国贼之首）曹汝霖晚年的回忆，起因无非是总统徐世昌和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之间的矛盾，以及林长民和他之间的一点私人恩怨。当然，研究者除非神经错乱，没有人会认同曹汝霖的看法。不过，如果仔细想想，这种看法也未必一点道理也没有，因为毕竟他是从当时的政坛风云旋涡中滚过来的。我们不能否认，五四运动和北洋政府内部矛盾之间的关系，却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的。五四运动跟国民党的关系，经台湾学者吕芳上的梳理，已经基本清楚了，但跟运动关系更直接、更重要的北洋军阀和政府跟五四运动的关系，却长期处于研究的盲点。北洋政府内部跟日本走得近一点的人与亲英美派的人之间，比如当家的皖系和直系之间，他们的矛盾，跟运动的发生发展，乃至最后结束之间，存在太多关联，比如巴黎和会上所谓的中国的外交失败，在形式上跟当年中日在山东问题上的换约，中国有“欣然同意”的外交辞令有关，而这个消息恰是被时任外交委员会负责人的林长民透露到国内报界的。据说，徐世昌因此还把林叫去训了一顿，说他放了一把野火。然而，如果没有这把野火，赵家楼那把火怎么烧得起来？而林长民恰是一群亲英美的职业政客中的一个，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职业外交官，有留学英美的经历，比如颜惠庆、顾维钧、罗文干、施肇基等人，他们跟曹、章、陆等日本留学出身的人，一直就存在着很大的政见分歧。其次，以梁士诒、叶恭绰为首的旧交通系，跟曹汝霖等人挟日本奥援，侵入他们的地盘（时称曹为新交通系），啧有烦言，因对日的西原借款问题，已经积怨甚深，而西原借款实为直皖冲突乃至五四运动的一个远因。
掌控中国政局的北洋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关系更大。在五四时期，徐世昌和段祺瑞两人显然是有矛盾的，但这个矛盾，背后实际上折射的却是北洋系统内直皖之间的问题。因为从北洋圈子里滚出来的徐世昌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他的这个总统是段祺瑞捧出来的，他和段之间，说是牵线木偶和牵线人的关系也许有点过分，但是说，没有了段，就没有徐这个总统，肯定是对的。徐世昌对段祺瑞有点想法，更多的可能是着眼于直皖之间的平衡，以及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操之过急的忧虑。
说到北洋直皖之间的矛盾，在五四运动的当口，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撕破脸皮，就差动手开仗的地步。前直系领袖冯国璋退出历史舞台，后直系的领袖曹锟被段祺瑞忽悠了一下，成了段祺瑞武力统一的前锋，麾下战将吴佩孚一马当先，打败桂系的主力，连带击垮了湖南军队，拿下长沙，剑指两广。然而，在后方，段祺瑞派心腹徐树铮编练自家武装参战军（后改为西北边防军），从日本借来的银子，买来的枪械，都投到了那里，甚至连直系辛辛苦苦打下的湖南，也便宜了段祺瑞的亲信张敬尧，让他做了现成的督军，吴佩孚自己只落了个孚威将军的空名。段祺瑞让直系为自家火中取栗的耍猴把戏，干得过于拙劣，别说精明的吴佩孚，连憨憨的外号叫傻子的曹锟，都洞若观火。吴佩孚打到衡阳，一面按兵不动，跟南方勾勾搭搭，信使往来，一面以最爱国、最激进的面目，频繁通电，对北京政府种种举措说三道四、肆意抨击，甚至对政府要员指名道姓，直斥其非。打狗，冲的是主人，经战争实力壮大起来的后直系，此时，隐隐然已有问鼎中原、夺了鸟位之势。巴黎和会上，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失败，恰好给了直系一个攻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的机会，而五四学生的抗议运动，则使这个机会极大地扩大。因此在这期间，用陶菊隐先生的话来说，吴佩孚今天一个仿讨武曌檄，明天一个效驱鳄鱼文，口号喊得比游行的学生还激烈火辣，不仅对舆论而且对政局，都是有影响的。
要知道，当时吴佩孚是公认的常胜将军，能打仗，而且能打胜仗。直系虽然还有其他大佬在，比如所谓长江三督，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和赣督陈光远，但是只有吴佩孚才称得上是直系的当家花旦，别人顶多跑跑龙套。虽然说，吴佩孚的发言不见得都是直系将领的意愿，但是，他们肯定都乐意通过吴大声发言，向皖系政府表达不满。在袁世凯时代就进入北洋团体、作为袁世凯老友的徐世昌，当然不乐见北洋团体的分裂。对他而言，尽管自家是皖系捧上台的，但只有维持北洋军阀各个派系，尤其是直皖两系的平衡，他的位置才能坐得更稳，如果仅仅在皖系的指挥刀下做总统，岂不成了汉献帝？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敢于在五四期间跟段祺瑞有了点“不同意见”，更倾向于考虑吴佩孚的声音，牺牲曹、章、陆。而在曹汝霖看来，在这个危难时刻，段祺瑞显然要比徐世昌更够意思。
段祺瑞的麻烦显然更大。这个才具不如袁世凯，但是雄心却比他的主公更大的北洋第一号继承人，当时最想做的事，就是武力统一。为此目的，他才靠近日本，从日本得到大笔的贷款，大批的日式武器连同教练也随之进入他的嫡系部队。也正因为如此，他控制的政府，才会对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强夺德国控制的胶州湾和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而装聋作哑。别人也许只当他是皖系的首领，但是他却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是整个北洋系的老大。由于他做遍了北洋系军校的监督，所以，凡是北洋出身的人，名义上都是他的学生，包括直系曹锟、吴佩孚也不例外。因此，吴佩孚电报仗打得虽然凶，但始终都给段祺瑞留着面子。段祺瑞自己也很看重这点面子，眼看着吴佩孚差一步就踏入广东，他也知道这个秀才出身的将军能打，只要面皮没有最后撕破，他都会指望吴佩孚替他完成统一大业，因此，于情于理，尽管吴小鬼（北洋系中对吴佩孚的蔑称）咄咄逼人，还真就得让着他三分。这也是为什么段祺瑞军权在握，对曹汝霖安慰话说了一箩筐，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为他筹钱出了大力的人，背着国贼的名头，离开了政坛。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直皖之间势力消长的转折。通过五四，皖系和它的安福政府将卖国的污名牢牢地背在了自己的身上，而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则获得了爱国的美名，从此得到了行动的正当性。五四运动次年，双方一场大战，尽管皖系在武器装备和军队数量和后勤供应上都占有优势，但却很快一败涂地。这里除了直系训练和战略战术方面的优长之外，双方士气高下和人心向背方面的差距，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时的人中，亲身参加巴黎和会的顾维钧看出了其中的玄机，他后来回忆说：“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和会期间双方停止了公开的战争，然而不久，便爆发了直皖之战。”（《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卷）
按说，当时的中国，具有革命资本的国民党势力，也有具有讨袁传统的云南唐继尧和广西陆荣廷的势力，但是，在五四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却让洋军直系的一个师长专美于前。吴佩孚通过在五四时期的发声，成为话语权的主导者。在新闻自由的公共媒体已经成为社会一种势力的时代，这种话语权，显然具有出人意料的力量。而吴佩孚恰是借助这个力量，一跃成为中国最耀眼的英雄，而不仅仅是打过一些胜仗的将军。中国的军阀何其多，但是只有吴佩孚具有世界的声名，他是第一个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除了军阀之外，五四运动还有一个重要角色，也长期缺席。在我们以往的历史叙述中，五四运动，6月3日之后，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对于运动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最强调的是工人罢工的作用。“三罢”当时在中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只是上海的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因此值得单拿出来说。不过，就算我们认为上海的罢工罢市对北京政府拒签和约和罢免曹、章、陆作用最大，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按照最经典的工人运动史叙事的逻辑，在中国还没有共产主义者之前，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还是个没有阶级意识的自在阶级，他们的行动，理应属于自发性的，往往局限在经济斗争方面，为什么此时居然可以成千上万地出来，参加政治运动？到底是谁组织了他们？事实上，当时上海的工人，基本上是受帮会控制的，既有青洪帮这种第三社会性质的帮会，也有一些地域性的帮会，成千上万人的罢工，没有帮会的出头，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连商人罢市，背后也有帮会的作用。在工人中做事，没有帮会的协助，几乎不可想象，甚至后来共产党人在搞工人运动，也要借助帮会的关系。当时青帮三大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还没有成气候，洪门在上海地盘尚在，各种以地域划分的帮会，也各自为政，在五四运动中，他们都起了什么作用，彼此间的关系如何，运动对帮会后来的发展有何影响等，显然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在近代几次爱国事件中，帮会的表现好像都不错，比如五四，比如“一·二八”抗战，个中的缘由，需要我们好好研究，不能因为帮会属于第三社会，名声不好，就故意在历史叙述中将他们漏掉。
中国近代的历史研究，是个缺乏追问的研究。我们长时间满足于现成的答案、浮在面上的答案，满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定性的结论，不去做起码的追问，不去拷问历史事件的细节和细节背后的因果联系。这种现象，在几乎每个重大历史事件上，都有反映，五四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在西方学界，对于五四运动的进一步追问，也很欠缺。因此，就整体而言，“五四”研究虽然看起来很热闹，但却难以深入。
给西太后讲立宪
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是迫于洋人的压力，经过义和团围使馆这么一闹，洋人不再容忍中国人当阿Q，明明一个外交部门，偏要宣称“总理各国事务”，好像把洋人家里的事儿都管了似的，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办在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本地跟西方接轨。
到了1904年，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一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是中国的耻辱，说人民都很愤怒，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在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给俄国人做密探，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砍了头，还被拍成了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得让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变的中国人，其实对日本人战胜很是兴奋。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从前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惊，也惊到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食指大动，思有所为。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地方大员，分量很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都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失败的自治话柄和古老的大一统难题
20世纪20年代初，自治运动中的湖南，在青年毛泽东笔下，叫做“湖南共和国”。一度相当热闹的联省自治运动，在湖南自治运动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湖南推出了自己的省宪法（低调一点的叫自治法），在全省范围认认真真地实行省议会选举。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多数为农民的选民们未必真的明白选举的意义，多数人实际上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投票，但选举的竞争却是实实在在的，民治虽然未必实现，绅治却没有问题。执掌湖南大权的军人是以省长赵恒惕为首的一干赳赳武夫，心甘情愿地让出权力，硬着头皮接受议会和媒体的监督。一时间，省规模的议会政治，在湖南搞得有模有样。
然而，好景不长，湖南的自治还没有搞出名堂，就在内外夹击下流产，只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话柄。以联邦制为特征的制度实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联邦制，或者说当年的联省自治，换到中国的语境，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总是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但是中国这么大，地区差异之大，超过欧洲各国之间的分别，不想一个办法解决地区差距和政策一统之间的矛盾，在政务的操作上总是麻烦，有时甚至会导致致命的危机，制度上也容易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20世纪20年代的联省自治主义者，其蓝图的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美国的影子。他们认为，美国成功地既兼顾了各地的差异，又保持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所谓强地方和强中央的强强联合。他们联省自治的理想，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变成美国那样。在他们看来，一个实行共和制的中国，这是唯一自强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联省自治是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的延续。太平天国的农民造反，给地方乡绅重新活跃起来提供了机会；而随后到来的督抚专权，在活跃的地方乡绅政治支撑下，演出了晚清地方主义的活剧；清末新政，又给登上政治舞台的乡绅们的活动，披上了现代性的外衣。北洋时期，人称“军绅政权”，其中绅的份额，本身就含有地方自治的内容。这种自治虽然还只能说是“绅治”，其间虽有新的城市居民参与，但绅的色彩还是主基调。20世纪20年代的省自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在当时醉心联邦制的学者看来，美国的联邦，是由地方自治自下而上结合而成，而当时的中国，也已经有了多年地方自治的基础。
可是，非常不凑巧，这种制度实践的当口，中国恰好不存在一个强的中央政府，现实是各地军阀割据，北京的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政治情景中，中国的各个地方，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中央政府不过是个名义政府而已。虽然，有心问鼎中原的军阀都幻想武力统一，只图自保者则倾向维持现状，但国家事实上的分裂以及由此带来的战乱和贫弱，却一直是触目惊心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显然背离清末以来醉心西式政体变革人们的初衷，背道而驰。而对联省自治感兴趣的，既有饱受战乱之苦地方的乡绅和民众，也有那些力求自保的地方军阀，后者的作用更加明显，尽管他们的主观动机未必仅仅是给自己的割据披上一件合法性的外衣，但他们既行的割据现实，却大大削减了自身行为的可信度，让联省自治从一开始就蒙上受人质疑的阴影。反过来，那些醉心联邦制的学者，也只能依托那些有志于此道的军阀，否则，所有的设想都只能是纸上谈兵。这一切，似乎使得联省自治的实践，跟蓝图背后的美国离得很远，甚至有点像是缘木求鱼。
所以，尽管联省自治的设想不无见地，而且热衷于此道的军阀，诸如陈炯明和赵恒惕诸公也不乏保境安民和制度变革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的实践却一直被人诟病。很不巧的是，由于这个实践，在历史顺序上紧接后来的国民革命，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首先是要扫平当年的叛军据点惠州，而自治的湖南又是北伐的第一块绊脚石，因此，在革命话语中，两位都不折不扣地成了反面教材，堕入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当然，即便联省自治主义者当初没有碰到如此的尴尬，他们的联省自治，也未必能够真正实现。外部的环境不允许，来自外部的压力相当大，就像陈炯明难以克服孙中山的反对，赵恒惕的挚友吴佩孚也是湖南自治的死敌。但是内部的离心、地域的歧见，同样难以解决。陈炯明的势力来源是惠州，那是个跟珠三角地区文化差异相当大的地区，只要他当家，来自珠三角和琼州的势力就不服帖。同样，同一个湖南，湘北、湘南和湘西，相互之间地域文化差异之大，不啻两个省份。在湖南的自治过程中，赵恒惕费尽心机，也难以摆平各地军阀，尤其难以对付来自湘南的唐生智。自治必须裁兵，裁谁，不裁谁，麻烦无穷，没有了局，以至于不得不出兵湖北，为省内的军队寻找粮饷之地，结果很严重地伤害了自治。而自治的最后结束，也是和湘南的唐生智决裂的必然结果。湖南的自治，最后在南北两大势力夹击下，分裂成拥南和拥北两块，刀兵相见。一个以和平建省为目的的制度实践，却以最悲壮的内战悲剧落幕。
即使仅仅从技术角度讲，联省自治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省”这一级行政单位，实在不适合自治。民国时期的省，是从元代的行省演化而来的，虽然规模比元代的行省小，但基本上袭承了行省的架构。自秦朝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之后，虽然历代的行政区划一直在三级和两级制之间徘徊，但早期“郡”的影子却一直存在。一个郡，大体上就是一个经济文化单位，同郡之人，则意味着享有一个“郡望”，属于地缘关系很近的小同乡。元代的行省，其设置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行中书省，一个行省，性质上等于是一个中央政府的分部，其区域划分，不仅不考虑同单元之内的经济文化联系，反而要割裂之，同时，有意将一些根本不同的经济文化单元，人为地捏在一起。这种毛病，在民国时期的省份依然存在，比如长三角地区，分属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和一个特别市，而江苏南北，视同水火，安徽则被江、淮分成三个部分，差距巨大。类似的问题，几乎在每个省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实行自治，即使没有外部阻力，仅仅内部的分歧就难以对付。
从另一个角度说，省这一级行政单元，也实在过于庞大，某些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省，自治起来，很难保证它不走向独立，仅仅从规模而论，就让人（尤其是那些对分裂比较敏感的人）不放心。其实，民初废省设道的设想（改小行政区划），虽然是从强化中央就不服帖。同样，同一个湖南，湘北、湘南和湘西，相互之间地域文化差异之大，不啻两个省份。在湖南的自治过程中，赵恒惕费尽心机，也难以摆平各地军阀，尤其难以对付来自湘南的唐生智。自治必须裁兵，裁谁，不裁谁，麻烦无穷，没有了局，以至于不得不出兵湖北，为省内的军队寻找粮饷之地，结果很严重地伤害了自治。而自治的最后结束，也是和湘南的唐生智决裂的必然结果。湖南的自治，最后在南北两大势力夹击下，分裂成拥南和拥北两块，刀兵相见。一个以和平建省为目的的制度实践，却以最悲壮的内战悲剧落幕。
即使仅仅从技术角度讲，联省自治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省”这一级行政单位，实在不适合自治。民国时期的省，是从元代的行省演化而来的，虽然规模比元代的行省小，但基本上袭承了行省的架构。自秦朝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之后，虽然历代的行政区划一直在三级和两级制之间徘徊，但早期“郡”的影子却一直存在。一个郡，大体上就是一个经济文化单位，同郡之人，则意味着享有一个“郡望”，属于地缘关系很近的小同乡。元代的行省，其设置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行中书省，一个行省，性质上等于是一个中央政府的分部，其区域划分，不仅不考虑同单元之内的经济文化联系，反而要割裂之，同时，有意将一些根本不同的经济文化单元，人为地捏在一起。这种毛病，在民国时期的省份依然存在，比如长三角地区，分属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和一个特别市，而江苏南北，视同水火，安徽则被江、淮分成三个部分，差距巨大。类似的问题，几乎在每个省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实行自治，即使没有外部阻力，仅仅内部的分歧就难以对付。
从另一个角度说，省这一级行政单元，也实在过于庞大，某些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省，自治起来，很难保证它不走向独立，仅仅从规模而论，就让人（尤其是那些对分裂比较敏感的人）不放心。其实，民初废省设道的设想（改小行政区划），虽然是从强化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但如果真能实现，改成道的地方单位倒是可以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
实际上，跟人们的一般看法有异，秦统一之后，中国实际上是存在过事实上的地方自治的，强中央和强地方共存的局面也不是没有过，比较典型的是西汉。西汉初期实行的是分封和郡县共存制度，但很快封国就变成了事实上的郡。地方的郡国，所拥有的权力之大，跟现今联邦制内的state，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郡国负责人，不仅有辖境的行政权，还可以自行聘任大部分官吏，拥有人事权，而且拥有郡国军队的统率和指挥权，以及境内的司法权，对于境内绝大多数案件（除了某些实在拿不准的疑难案件），包括死刑判决，都可以自行决定，先斩后奏。比起现在美国的州来，当时的郡国，只是最高负责人不是民选的，而由中央政府任命，而且每年需要“上计”，到中央汇报境内的各种情况，完成当年的钱粮上缴任务。陈登原先生发现，汉朝的郡太守可以被称为“君”，而且下属上寿，居然可以呼万岁。从某种意义上讲，除了接受中央政府的任命、吃俸禄之外，当时的郡太守确实有几分小国之君的感觉。
事实证明，在中国，这种准联邦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最好的。它既使得地方有充分的活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充分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同时也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因此不用设置太多的中央机构，养活太多的官员。在封国还是实体的时候，有叛国无叛郡，国变成实际上的郡之后，郡国均无叛离的事实，实际上也无此可能。之所以如此，很关键的一点，在于郡是一个比较合适自治的单位，它相对于后来的省不仅小，而且同属一个经济文化单元，内部的沟通比较方便。因为单位比较小，因此即使大权在握，也不大可能拥兵自重，谁也不会傻到以一郡之力，对抗中央和其他几十个郡。而在那个时代，郡国之间在制度上不可能发生横向关系，有监察部门的监督，还有郡国长官之间的地缘和人脉之间的障碍，郡与郡之间沟通串联、图谋反叛的可能性在技术上就不可能。凡是操作起来成本过高的事情，一个具有起码理性的人都不会去做，因此，汉代的地方放权，就这样延续了下去，而且得到了很好的绩效回报。
这种强中央和强地方并存的格局，能在大一统的帝国中生存而且兴盛，关键是要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最终控制权。而这种最终控制权的存废，又取决于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世袭的地方势力的形成，二是军人势力的崛起，而后者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尤其大。自汉以降，到隋唐统一，虽然中央地方权力界限有所变化，但这种以地方自治为主的地方治理格局，却一直维持下来。但是，由于豪强和门阀的存在，以及军人势力的崛起，事实上多数情况下是强地方和弱中央并存。
隋唐之世，中央的权限明显扩大，州县格局，州比汉代的郡规模要小得多，人事、司法诸权大半收归中央，军队也自成系统，地方长官虽有一定的支配权，但已大为受限，地方独立性遂无法维持。按钱穆先生的说法，这是一种中央集权的格局，“中央政务日繁，地方事权日轻”，可以说是强中央和弱地方并存。但是，这种格局没有维持多久，盛唐节度使的设立使地方自治局面再度重现，唐代的节度使辖境，跟汉代的郡大体相近。不过，由于节度使的设置，多半跟开边的战争有关，后果是军人势力因此抬头。当某些手握重兵的军人身兼数个节度使之职的时候，反叛也就到来了。
自安史之乱，一直到五代十国时期，军人的封建割据，已经成为一个足以动摇全局的政治现实。说它“封建”，的确很有道理，因为任何一个地方的军人政权，大体上都是世袭的，但无论其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如何，都必须接受中央政府名义上的认可（任命）。不认可则公开反叛，认可则事实上割据。军人割据，军人专权，对于任何一朝的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噩梦，被粗鲁的军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滋味的确不怎么好受。这个噩梦的阴影，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挥之不去。因此，地方自治的可能不复存在，除了短暂的蒙古军事统治之外，此后的历代王朝都是强中央弱地方的集权模式。如果说特别警惕军人的宋代，地方上还能维持微弱的军队、微薄的财政的话，那么面对蒙古人制造的庞大地方单位行省，明清两代地做法是将地方的人、财、物、军诸权扫数收归中央，任何一个地方官都由中央任命，地方花一文钱都要到中央报销。省级地方主要负责人，维持中央派出人员的格局，也就是说，一省的最高首长——总督或者巡抚，至少名义上属于中央官，不是地方官。
显然，这种结构，地方成了半死之局，政府的效能很难发挥，应付危机的能力尤其差。每当出现危机时，整个王朝政府体系宛如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反应迟钝，缺乏弹性，没有应变能力，因此不得不添加临时机构应付，结果造成机构膨胀，导致效率更低。效率越低，机构越是要膨胀，机构越是膨胀，效率就越低，恶性循环。这是大国中央集权体制的通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晚清在内外交困的危局之中，被迫接受了地方势力崛起的现实，因而挽回了覆灭的命运。兵为将有，财权自专的晚清地方势力，虽然形式上很像从前的军阀，但他们却是文人儒生掌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可能的军阀割据，但地方自治也无法实现。直到清末新政的军事变革，完成从文人掌军到专业化的军人掌军的过程，才重新为日后的军人割据创造了条件。
清末新政的军事改革，在现代化和专业化的前提下，改变了北宋以来文人掌军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一种“变革陷阱”，既摧毁了传统的文人体制，也挡住了宪政的脚步，由此导致的军阀割据局面，在感官上，跟一向为人痛恨的唐末与五代十国时期很是相近。本为现代化精英的新式军人，遂翻变为国家贫弱、生灵涂炭的罪魁。在这种大背景下，即便出现几个有志向的军人，而且他们的自治理念及其操作很值得称道，但在军人整体声名不佳的情况下，难免不令人怀疑其动机。而且，自治运作过程中，又只能靠各个派系的“私兵”来维持，军队的中立和国家化，根本无从谈起。自治，于是形成了一个死结，在整体军阀混战局面没有改观的情势下，这个结根本无法解开。从这个角度讲，即便没有省区过大问题，联省自治也是不可能的任务。
联省自治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这个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却依然存在。这个运动的难题在于：一个千年的难题，又加上了一道现代宪政的术式，只是这个难题无论怎么难，还得需要我们自己来解。
西太后老佛爷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儿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西方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两下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能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九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的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面向官绅、绅商分享，尤其和是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一场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一群纨绔子上了台。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报应来得很快，1911年的4月，皇族内阁问世之前，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领袖黄兴统帅的广州起义一败涂地，几个月后，武昌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却夺下了武汉三镇，大获全胜，全国响应。皇族内阁几个月的寿数，就让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绔子弟丢了祖宗的江山，日后只能坐吃山空，靠典当过日子了。
明君的昏事
中国人对皇帝有感情，提到皇帝，就兴奋，吃的用的，凡是打着皇家的名号，就卖得好。无论吐痰的还是撒尿的，只要是皇帝用过的，就是宝贝，就连女人都得跟皇帝沾点边，才有可能被誉为美女。燕瘦环肥自不消说，都是皇帝宠妃，就连王昭君这样送给胡人和亲的美人，也是皇宫里出去的，而且，好事者还编排了一通画师作祟，君王误美人的故事，想当然地让汉元帝自艾自怨，一直后悔下去，意思是说，这个被送去便宜了匈奴的女人，其实也是入了皇帝法眼的。
如果某个皇帝被视为明君，那可了不得，千秋万代大家都说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明君之中，唐太宗李世民要算是顶尖中的顶尖，属于人见人夸的主儿。当然，人们都知道这个主儿曾经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法定的太子和另一个兄弟，逼得老爹提前交权。这点不光彩的事，无论后世史家怎么遮掩涂抹，都无法弄干净。但是不要紧，中国人对于明君的要求，主要不是道德怎样，关键是要有本事，有文治武功。从自家兄弟手里夺权，固然心狠手辣，但抹去道德色彩，也算是有本事的一种表现，因此，大家也就含糊过去算了，打一下回车键，跳过。某些“超级粉丝”级史学家和作家，还会把屎盆子倒扣在建成和元吉这两个李世民的倒霉兄弟头上。这种屎盆子倒扣的事，我们在很多热播的电视剧上都不难见到。
就算杀兄夺位的事李世民办得明白，因为人们可以说，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李世民不把建成、元吉给办了，没准就会被人办了，下手早，而且干净利索。从伦理道德角度，一塌糊涂；从权谋角度，没得说，高明。不过，李世民这个明君，也办过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权谋上都不怎么样的事，差点犯了低级错误。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回，李世民出外游幸，一个宫人还京，途中歇息于淖川县的官舍，大概就是所谓的驿站这种地方。虽然我要讲的这件事，李世民办得很糗，但你不能不佩服初唐时候的开放，皇帝宫里的宫人，居然可以自己在外面走动，而且很可能是夜不归宿。而李世民的子孙们，远没有这样大度，宫女们被紧锁深宫，只好在红叶上题诗，发泄情感，流出御沟，被才子发现，成就一段哀怨的佳话。话说这宫人歇息在县里，主事的地方官（史书里没说到底是县令还是驿丞），自然不敢怠慢，把最好的上房给她居住，然而，右仆射李靖和侍中王珪赶巧随后也到了。这两位，一个是门下省的首长（侍中），一个是尚书省的首长（尚书令是正的，右仆射为副，但唐代尚书省长官常缺）。唐制中三省长官并为宰相，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加上李靖又是跟着李世民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功臣，地方官自然恭敬有加，马上把宫人的房间倒出来，让这两位宰相住。
宫人回去之后，估计在李世民耳边吹了枕边风，此事，《旧唐书》说是宫人，但《新唐书》称宫人为宫御，看起来不是一般伺候人的宫女，属于皇帝最低一层次的嫔妃，八十一御妻中的一个，有机会跟皇帝有肌肤之亲的。自古英雄都难过美人关，唐太宗李世民属于特别爱好美人的那种英雄，好色的事迹其实不让隋炀帝，只是他的好色，一般不会妨碍国事。可是，这回有点不同。不知是这位宫御特别受宠，还是那几天李世民有点不顺气，反正听了他的宫御给李靖他们腾地方的事，他生气了，说：天下威福的权柄，岂能由李靖他们说了算，怎么敢轻视我的宫人？要问漳川县的官员和李靖等人的罪。
幸好，当时魏征知道了这个消息，马上提醒李世民说，李靖等人是你的心腹大臣，而宫人不过是在宫里洒扫庭除的（故意贬低宫御，给皇帝一个台阶下），而且按制度，李靖他们走到哪里，地方官理应招待，而对宫人则供给食宿即可，如果你因此而问这些人的罪，恐怕天下人都会被吓倒了（骇人听闻）。
为了一个宫人腾房间的小事，治宰相之罪，而且其中还有出名的大功臣，于道德上讲是重色轻臣，于情势上则是不知利害，一点谋略也无，属于历史上标准的昏君做派。要是没有魏征，我们的一代明君，糗大了。
幸好，一向从谏如流的唐太宗李世民，听了魏征的话，没有收拾李靖。而这个故事留在魏征的传记里，成为这个谏臣的光辉事迹，流传下来。只是，凡是臣子，尤其是爱提批评意见的臣子的事迹，于皇帝脸上往往不那么光彩，无怪乎魏征死后，李世民听说魏征曾经把他自己的诤谏语录抄给了史官，很是不高兴，下令把亲笔为魏征题写的碑下令推倒，魏征的后代从此式微。可惜，那时的皇帝，心思还不够致密，也不大会搞文字狱，屁股上的屎最终还是没有擦干净，否则，我的这段文字也就出不来了。
再好的皇帝，也是皇帝。在皇帝手下办事，难。不仅昏君办昏事，明君有时候也办昏事，一个不留神，没有人拦住，麻烦就大了。历史上，凡是碰到这样的事，而乐于拦能拦得住，而且不会因此掉脑袋的，又非常稀少，世上毕竟只有一个魏征。
政治里的巫术
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独尊儒术”，如果大家以为他是孔夫子的知音那就错了，人家其实是董仲舒的知己。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董仲舒做了官却要指挥巫婆们求雨，而汉武帝自己，则迷方术迷得像个不可救药的“粉丝”。其实，从董仲舒之后，孔子差不多变成了怪力乱神的牌位，跟原来的形象已经大不相同。作为董仲舒的知己，也作为很有点雄心的一代雄主，汉武帝对于神鬼之事很在乎，到了晚年尤其过分，不是求神拜鬼，就是疑神疑鬼。最怕的，是有人对他行巫蛊诅咒之术。
蛊，有种说法是某种养了多年的毒虫，武侠小说里放蛊的高手，每每令人不寒而栗。但是，在汉代，所谓的巫蛊之术，就是埋个木头人在地下，上书被诅咒者的名讳。这种把戏属于标准的人类学里所说的顺势巫术，现代人类学家走遍世界各个角落，发现几乎每个原始民族都擅长这一套，而且技术和操作方式都差不多。我们中国人自以为文明很古老，开化得很早，文明发达，但这种巫术却根深蒂固，从古到今，绵延不绝，《红楼梦》里马道婆应赵姨娘之请，冲宝玉和凤姐使的把戏，就是这一套，只不过没有费事去雕木人，弄几张纸剪一剪就完事了，很是节约成本。曹禺的剧作《原野》里，也有这种把戏，但却复古，用针扎一个假人。我的老师多年前搞义和团调查，也发现山东有一些仇恨传教士和教民的百姓，搞这种巫术来诅咒对方。据说，此术不仅可以伤害仇人的性命，而且还可以使得自己喜欢的人爱上自己，只消将诅咒之词换一套就可以奏效。
好在，这套把戏虽然一直都有人信，估计效用并不那么好，否则古来的所有的爱恨情仇、宫廷政变，都可以由巫婆神汉来包办，历史学家跟在后面记录便是。不过，不怎么灵的巫蛊之术，依然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甚至是很重的痕迹，在当时，不仅能改变很重要的一些人的命运，甚至可以改变政治的走向。
武帝宰相有位叫公孙贺的，原系皇帝家将。武帝时代，这种人很风光，多半都是走裙带路线露的脸，公孙贺也算一个，他跟大名鼎鼎的卫青、霍去病都是亲戚。汉武帝是个有福之人，人家搞裙带，政事都一塌糊涂，他搞裙带，赶巧小舅子辈都有点本事，结果带出一帮猛将来，硬是完成了扫平匈奴的大业，到哪儿说理去？
汉武帝命好，公孙贺的命就没那么好，倒霉就倒霉在巫蛊上。公孙贺做了丞相之后，儿子贺声挪用公款下狱。那个年月，秦政的余波尚存，法家的治世道理依然畅行无忌，皇帝对官吏的纠治相当严苛，无论资格多老、地位多高、来头多大，有事就抓。进了监狱，狱吏威风，酷刑见肉，出不来的可能性很大。公孙贺舐犊情深，正好赶上皇帝想要抓京城侠客朱世安抓不着（严惩以武犯禁的侠士，也是法家治理的应有之意），于是公孙贺便上奏请求，他以抓住朱世安为代价，赎儿子的罪。皇帝答应了，朱世安也真的被抓到了。可是，朱世安作为京城大侠，自非泛泛之辈，岂有不报仇之理，马上在狱中告发公孙贺的儿子跟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而且在大道上埋偶人，诅咒皇帝。当然，朱大侠的党徒们，已经在相关地点，按照朱的指示，把那个木头人埋好了。皇帝派人一查，不可能不属实。
西汉的时候，儒术还管不到“风化”，自家的闺女跟人风流，皇帝不一定在乎，汉武帝的老子汉景帝，见女儿给姘头求官，也就是哈哈一笑。但是有人埋上偶人诅咒他，却非同小可，“赃证”俱在，公孙贺纵以宰相之尊，也百口莫辩，整个一大家子，全军覆灭。
然而，过了不久，这把邪火居然烧到了皇帝自己儿子头上。暮年的汉武帝，身边忽然有了一个特别受宠的酷吏江充，此人酷得很有水平，连皇帝的继承人卫太子也得罪了。眼看皇帝一天天老下去，生病的时候多，太平的时候少，把事情做绝了的江充，很担心一旦老皇帝驾崩，小皇帝继位，自己没好果子吃，于是找了个茬，对病得很厉害的皇帝说，他的病，就是京城里有人巫蛊诅咒所致。这种鬼话，大街上贩夫走卒都未必信，号称雄才大略却又十分怕死的汉武帝偏偏就信。于是，士卒和狱吏带着巫婆满京城找偶人，抓人审讯，用烧红的铁钳烙。凡是被抓着的倒霉鬼，只能互相攀指，只求皮肉少着几下烙铁，前后因此而死者数万人。追查之火，终于合乎逻辑地烧到了皇宫，烧到了太子宫内，还真就掘出一个桐木人，直将太子逼反，起兵杀掉了江充，当然也导致父子反目，最后太子兵败自杀。一个大家公认而且也为汉武帝认可的好太子，就这样被巫术断送了。
迷信，对于普通人只是蒙蔽了一个人的眼睛，而对于有权者，尤其是有大权者，则是蒙蔽了政治的眼睛。
官家大戏场
中国人喜欢戏，不唯看，而且喜欢自己演。太平天国兴起，天下大乱，“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称王称帝的人，经常抢戏班子的戏衣，袍笏登场，就在戏台上“登基”，除了没有唱，跟唱戏没有多少分别。义和团的好汉，喜欢上法。上了法之后，就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神仙附体。一附体，人的戏腔就出来了，说起话来，宛如京戏的道白。
不过，真爱演戏的，还要数官家的人。中共早期党员宣侠父，到了西北之后，发现这里的一些县官，不戴礼帽，也不穿袍褂，更不着中山装，偏偏喜欢穿戏装，文静的扮戏里的大官，头戴乌纱，豪气的则头戴英雄结，足蹬厚底皂靴，每天上堂审案，说话拿腔作调，感到很好奇。其实，官员们这样的做派已经很有传统了，只是在皇帝还在的时候，碍于体制，不敢把戏装穿上，但行事，举手投足，一不留神，就成了京剧对白了：一个道大人容禀，一个说有话请当面讲，让人分不清是在戏台还是衙门。官场的戏，不仅演给官场人看，习惯了，连外国人来了也要演。清朝大部分时候实行锁国政策，真正的洋人来的不多，多数时候只开放广州一口，而且设立十三行，不仅包办交易，而且把前来交易的洋人圈起来，不许他们跟当地百姓有所接触。当然，跟所有官府禁令一样，圈禁洋人的禁令，是没有人执行的。认真执行的时候也有，那就是朝廷的钦差来的时候。一般来说，不仅理论上百姓不能见洋人（当时叫番鬼），连官员也不能见，洋人有事跟官府交涉，则通过十三行转达。但是，有什么能挡得住官员们的好奇心呢？于是，只要洋人来，官员都会马上接见，不仅见，而且还会笑纳洋人递上的雪茄、烟鼻烟什么的，然后便假作严厉地呵斥卫兵，为什么要把洋人放进来？拉下去打二十！于是很痛快地把洋人放进来的卫兵，被拉了下去，二十板子都打在了地上，响是很响，但卫兵的屁股一点事没有。洋人看完了戏，大模大样地告辞。
那个时候，同样在广州，最热闹的戏，是官府和洋人一起演的。这已经到了19世纪，洋人为了弥补贸易人超，开始把鸦片一船船地运来，走私卖给禁不起诱惑的中国人。中国的官员很聪明，很快就知道鸦片这东西到底是什么货色，于是，来自官府的禁烟禁令虽然不够及时，还是一次次地发布了。同样，禁令在附带巨大贿赂的走私面前，变成了废纸，不，是戏单——官府的巡查船跟走私的飞剪船之间，一出出地演戏。飞剪船在前面从从容容地走，巡查船在后面不疾不徐地追，还不时地放几声空炮助助兴。追到伶仃洋之外，观众看不到了，两边凑在一起谈谈，官船最后拿了好处走人。
演戏之所以称之为演戏，是因为要演、要做，言外之意，跟人们日常过日子不一样。专业的唱念做打需要训练，非专业的，也要模仿，装模作样。平常官家人做戏，是因为必须以假面示人，不装着点不行，关键时刻，玩起政务来，宛如演戏，那是为了给人看的。杖责放洋人进来的卫兵，意思是告诉人们，看，不是我违反禁令见洋人，是卫兵放进来的，而且我也为此责罚了他。而在水上上演捉放曹，无非是告诉人们，瞧，我在执行禁烟命令，多卖力，追了这么远。
演戏和看戏的，除了极个别特别投入者外，一般都不会把这事太当真，因为都知道这是娱乐。即便上级来检查，大家都是中国人，自然知道戏是怎么回事，看穿了，一般也不会那么不识趣，非得刻意说破，除非做戏的没有把该打点的东西送到（这个凡是会做戏的人，都忘不了）。
戏的妙处就在这里。你说它是假吧，人家毕竟做了；你说它是真吧，又全是装出来的。戏虽然不是真的，但毕竟有人在演，即使是模仿，也有几分影子在，只要上面不较真，离远点看，大概也就算是有那么个样子了，大家都可以交差。官家的事，真做，累，而且未必讨好；一点不做，又对不起上面。因此，做戏就成了最佳选择。就这样，一百年一百年地过去，官家的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一茬一茬地演下去、做下去，到今天好像也没有尽期，看客们也没有用脚投票的意思。
金字塔习惯性颠倒
在这世界上，但凡叫个塔，能在地上戳得住，都得下面大来上面小，否则就立不住；即使勉强立住了，也久不了。金字塔尤其如此，上尖下方，堂堂正正。想把塔倒过来的人不是没有，比如狗肉将军张宗昌的《效坤诗抄》里，就有这样的大胆设想。好在，即便是张宗昌，也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动真格地把塔倒过来，过一把“下面细上面粗”的眼瘾。
人的社会等级也像是塔，但是，这种塔跟人间石砌砖垒的塔不一样。跟金字塔一样由上至下人数逐渐增加者有之，中间大两头小者亦有之，甚至上面大底下小者也不是没有。在官僚体系中，一旦建构等级的规矩变得不那么严了，最后一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度。所谓九品，就是把士人分成九个等级，以备吏部选拔。由于当时门阀势大，因此，九品的分类标准中，有门第一项。但在开始的时候，门第的讲究还没有很过分，多少还要讲点德与才。大门槛出来的人，下沉到下三品自是不可能，但实在人品才学提不起来的个别人，名列中间三品，也不是没有。九品之中，上三品说起来都属于上品，而第一品专属皇族，等于没有。剩下的就是二品、三品，而二品最优，人称“灼然”，万人瞩目。最初能名列二品者尚少，要出身好，学问也要有点。但是，随着这种制度的推行，不唯门第越来越讲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原来用于给士人分类划等的中正官，没有用了，干脆由吏部直接看士人的谱牒划等，而且稍微像点样的士人，都往二品里挤，给个三品，大家都觉得像是受了侮辱。如果觉得自家门第有点不够高，可以借婚姻高攀，大不了搭点银子给对方。如果嫌婚姻费事，就直接假造谱牒，假托高干子弟，也可以蒙混过关。这样一来，到了南朝，九品就剩下了两品，上品和下品，上品就只剩下一个二品，大大小小的纨绔子们，都挤在灼然二品队伍中，浩浩荡荡。
有门第限制的九品中正制尚且如此，没有太多门第因素的官爵等级，就更容易犯上大下小的病。中国的官僚帝国自秦汉始。秦朝二世而亡，官爵没有来得及滥，皇帝就换姓了；汉朝就麻烦，西汉初年，封侯是件天大的难事，做到二千石（太守），也相当不容易，到了晚期，就二千石满街走，关内侯滥羊头。唐朝官衔上挂上中书门下平章事字样，就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不得。然而到了朝代的晚岁，大大小小的军阀，官衔上都挂中书门下平章事，满地宰相。
官滥的毛病，不论朝代换了多少，都会顽强地遗传下来。选官制度从推荐和看门第变成严格的考试，但是官却一样可以滥，因为还有卖官鬻爵的后门。后门开得大了，卖的官位多半会水涨船高，低品级的官往往卖不动，高帽子还能值点钱。道理很简单，每个朝代官爵大卖的时候，官位和官缺就会发生分离。也就是说，官帽子固然可以撒开了卖，但对应的职位却不会有那么多。买到帽子的人，往往没有相应的椅子可坐。怎么办呢？解决之道一般是让人买了官之后，再买缺，排队等着。可是如果等的时间足够久，官帽子也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了，只是一种荣誉，虽然可以拿来吓人，但官位本身的含金量是没有的。尽管如此，外面的人看过去，我们的高干队伍，依然很是壮观，就像晚清，拥有一二品头衔的人，俯拾皆是。左宗棠麾下卫队，每个站班的士兵，如果穿戴起来，都是红顶的一品大员。
眼下我们的大学，很像过去的官场，等级的金字塔也早倒了过来。稍微像样一点的大学，都是教授最多，副教授次之，讲师最少。塔倒着，让人看了不顺眼，应对之道，主管部门的招数是把教授分级，一、二、三、四，等于是把原来的教授上面在叠上三层。可惜这种办法，古人早用过了，当年晚清就是这样，一品到头，再加其他名堂，黄马褂，双眼花翎，赐太保、少保，等等。时间一长，顶端还是会满的。君不见，几年前才定的11所副部级大学，现在已经挤进了三十几所，而且大有增加之势。大家都往高处挤，挤得金字塔头重脚轻，也是大势所趋，只要是官场就会这样。
风月与官场
大家都知道，清朝尊崇理学，以朱熹为宗。这一点跟制度一样，也是清承明制。不过，从白山黑水那地方下来的满人，学什么都很较真。明人尊崇理学，除了朱元璋这代还马马虎虎当回事，后来的皇帝根本就不在意，理学仅仅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考罢便成为束之高阁的高头讲章。在现实生活中，从皇帝到官员，大抵一体放纵。皇帝后宫，动辄万人，最荒唐者如武宗，还在宫外设置豹房，私自外出猎艳。上行下效，官员们自然加倍演绎声色生涯，狎妓纵酒，放浪形骸，无所不为，理学也因此进化为心学，最后则成了随心所欲之学。《金瓶梅》和《肉蒲团》这样的货色，刚好可以成为心学的另类经典。天理从人心深处被开掘出来，跟人欲搅得难分彼此。
可是，清朝不这样，首先皇帝后宫的人数大为减少，行房时还要有许多规矩，在故宫那种幽暗仄窄的地方，害得稍微胆子野一点的皇帝，都不乐意在宫里居住。而坚持工作岗位的皇帝，后嗣则不昌，到后来宫外的园子被洋鬼子烧掉，没处可去放肆，连着几个皇帝，干脆一个后代也生不出来了。
皇帝带头自我约束，虽说有限度，比起老百姓，还是色福齐天，但跟前朝比，已经算存天理灭人欲了。当然官员们也跟着倒霉，最大也最不得人心的一条禁令，就是不许官员嫖妓。历朝历代，朝廷差不多都有官妓，设置专门机构教坊司管理，一方面为朝廷创收，另一方面优待官员——官员嫖妓优先。然而，清朝皇帝把个朱熹老儿的话当真，不仅取消教坊，而且不许官员嫖妓，反差未免过大。过大可是过大，没人敢表示不满，一来人家原本就是征服者，手里的家伙不吃素；二来立论堂堂正正，合乎经典，想驳，嘴都张不开。所以大家只好忍着、顺从，暗地里骂理学为伪道学出气。更有那热衷拍马屁的假道学，居然顺着皇帝来，变本加厉，连唱戏的女旦也给禁了，让各级领导干部的性生活淡出鸟来，只好跟自家的妻妾用功（已经有研究证明，在那个时代，官宦家的妻妾，在性技巧方面，很是不行），各自带头，为康乾盛世的人口激增，做了不少贡献。
在这种理学风尚弥漫的时候，好多事都跟前朝相反，娱乐生活尤其如此。那时代的北京，尽管算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大都市，但是娼业却很不发达，每令在京做官的南方士人频发牢骚。那年月娼业发达的地方，都是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地方，比如大同，比如陕州（今三门峡市），而且都是在商道上为商家服务的。因此传说中清朝中期的名妓，说来说去，只是三寸金莲比较标准，其他的如弹唱风情，一概阙如。北京的京官们，万般无奈，百无聊赖，居然蹊径独辟，琢磨出另外一条道来——逛相公堂子，也就是说跟唱戏的男艺人，尤其是男旦交往。说到这儿，我们的性学家肯定很兴奋，说这是男同性恋。其实不对，那些跟男艺人腻乎的京官们，绝大多数性取向跟我们常人一样，那些相貌姣好的男旦，不过是昔日名妓的替代品而已，用鲁迅的话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扮女人”。
然而，到了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传统的意识形态被动摇，理学的禁令再也绷不住官员的libido冲动。于是，渐渐地，京师娼业开始复兴，苏州的清吟小班迤逦北上，八大胡同“繁荣娼盛”，官员们“谈助无非中发白，闲来只是逛胡同”，吃花酒蔚成风气，在胡同里流连忘返。连状元娘子赛金花，重操旧业始在上海，也很快被吸引到北京石头胡同，高张艳帜，到了八国联军打来，官员四散逃命的时候，被逼无奈，跟鬼子鬼混一通，后来居然被回城的官员捧为用身体救了北京城的大英雄，到了民国，则升为九天护国娘娘。
进入民国，大家咸与共和，对西方制度的追求，以迅猛的速度落实在性生活上，于是官员们重要的公务都挪到八大胡同来办了。当时北京人传说，喜欢逛胡同的，有两院一堂。两院是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一堂是指京师大学堂，即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这里多少有点调侃的意思，其实逛胡同最多、最有实力的，还是官员，尤其是各部的高级官员，还有带兵的丘八。冯玉祥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去找政府总长（部长）办事，也被拉到胡同里，一进门，两个妓女扑上来，一个大腿上坐一个，一上来就揪胡子、打嘴巴（当然很轻）。
当然，在转型中的中国，这种事一点都不奇怪。不管真实的西方是怎样的，但是只要一学西方，对于某部分人来讲，首先落到实处的，就是日常生活上性的放纵。现在，中国又处在新的转型中，禁令松弛，犯禁者众多。犯禁的官员，十有八九都栽在女人头上。不过，时代毕竟进步了，这些人比起前辈来，后辈进步的地方是学会了双管齐下，一边厢泡小姐，一边厢包二奶，家花野花一齐开放。不过，凡是这种貌似的西风东渐，官员还是别带头的好。这种带头，对于国家和百姓，乃至自家的身体，都不太好。
两个糊涂丞相的故事
中国古代，最扎眼的人物，除了皇帝就是宰相。宰相是百官的头，也是百官的靶子，权大责重，上得伺候老板（皇帝），下需应付政务，有点差池，上下不讨好。在历史上，只有一手遮天打算篡位的宰相，和一手遮天不打算篡位的宰相，才有真正的舒坦日子过，但是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少，所以宰相们都比较操心，而且越是勇于任事者，就越操心。
不操心的宰相也有，多半都出在皇帝过于积极，自己出头做宰相事的时候。不过这个时候不操心的宰相要时刻准备着，一旦皇帝把事办砸了，出来当替罪羊。在历史上，既不操心、也不担心做替罪羊的宰相，好像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汉初年的曹参，另一个是东晋初年的王导。他们不仅不操心，而且难得糊涂，以糊涂相标榜。
曹参是汉高祖刘邦仅次于萧何的亲信班子成员，萧何死后，他马上让从人为他收拾行李，说是就要让他做丞相了。果然，相国的大帽子，落在了他的头上。可是做了丞相之后，曹参却终日饮酒，醉时多，醒时少，百事不兴，属员有过，能遮便遮。有人看不惯，想过来提意见，却被一并拉去喝酒，喝到大家物我两忘，意见也就没了。最后连皇帝都看不过去，转弯抹角表示了不满，也让老先生用一套萧规曹随的鬼话蒙将过去，每日依旧沉在醉乡里。
王导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功臣。晋元帝能从王爷变成皇帝，多半亏了王导。登基的时候，皇帝要拉王导一起坐床的（那时候还没有椅子）。此老也是著名的糊涂，人家骂他“聩聩”，自己也很以聩聩自得。酒量如何不知，但下面的官员，胡作非为，肯定没事。有次装模作样地派出人员出去考察，回来后大家纷纷说下面官员的不好，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最后等大家说完了，他说：做宰相的，理应网漏吞舟，何必管官员的好坏。王导居然夸这个人说得好，深合其意，害得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仅无趣，而且见鬼。
不过，两个宰相的聩聩，结果却不一样。曹参得到的是好评，老百姓编出歌谣来夸，结出了文景之治的果。而王导，不仅老百姓没夸，而且官员也未必念他的好，东晋政治混乱，国势微弱，中原涂炭，恢复无望，当时人骂他聩聩，后来人依旧骂他聩聩。
曹参的时代，承秦末大乱，人口减半，六国贵族豪强已经被秦剪灭殆尽，社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社会只有按自然规律，慢慢恢复元气，国家才有指望。这时对社会恢复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来自政府的权力。因为这个时候，只有政府是社会上唯一有组织而且有强力的势力，而且这个势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抗衡。但是作为政府官吏，恰恰有自身的强烈冲动，出来指手画脚，为公也罢，为私也罢，一时间难说清楚。总之，从长远看，做就比不做更不好。显然，此时的最高行政长官，能够做到最好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尽量抑制官吏的冲动。这一点，曹参做得很好，当然，当时的“老板”配合得也好皇帝身子弱，没主意，又好色，不当家。当家的吕后，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地位，别的都马马虎虎可以将就。汉初尊崇黄老，有案可稽的记录，自曹参始，据说是胶西盖公的主意。曹参做丞相前，请教了本地的儒生，结果言人人殊，没有一个人说的合他的意，只有盖公的清静无为，才真正打动了他。当然，也只有这个主意，才真真合乎时代的需要，后来很得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恰是曹参开的头。事实证明，合乎时代需要的作为，最难的恰是不作为，因为古今中外的政府官吏，别的好说，让他们尽量少作为，不生事，的确太难了。
王导之世，门阀豪族势力已成，而且断送了西晋江山。社会对新王朝的呼唤，是抑制门阀豪强，奖拔草莱，恢复中原，改变政府由门阀士族垄断的局面。然而，王导却一面模棱两可，在南渡的中原门阀和江南豪族之间搞平衡，一面放纵门阀豪族把持政权，胡作非为，从而换取他们的支持。等于是说，王导处在一个本该抑制政府官吏的时候，恰恰不抑制，反而更加放纵。仅仅由于进入中原的各个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中原汉人对本族王朝的依恋，才使得偏安的小朝廷得以苟延。这样的丞相，这样的聩聩，当然没法得分。
对于政府而言，无为是种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民间社会可以自然地生长，实现自己的均衡发展。但是，只有在抑制了官吏的权力冲动的情况下，无为才有可能。
马屁也不易
文人无行，最招骂。其实，无行在某些情景下，也是混事的一种方式，最抢眼的，当属拍马。按说，马屁谁都会拍，用不着上专门学校进修的。但是，老粗拍马，一来拍不到地方，挠不到痒处，二来词汇不够丰富，语言未必训雅。所以，历朝历代，马屁多半由文人包办。皇帝老儿，无论出身凤子龙孙，还是地痞流氓，只要屁股坐稳了龙椅，需要偃武修文，就用得着文人了。
但是，在那些流氓兮兮、强横霸道浑不论的皇帝手下混事，就不一样了，就算是拍马高手，有时也难。
唐朝过去是五代。五代第一个皇帝，是梁朝的朱温。此人是五代第一个皇帝，也是中国第一流氓皇帝。打小做流氓的皇帝不止他一个，但是当了皇帝多少会装一装样子，人家却不，做了皇帝变本加厉。好色不奇怪，可是人家朱温好得霸道，见到但凡有点姿色的女人，就不放过，不管这女人是谁，老少咸宜。到部下家里做客，上至祖母，下到孙女，一个不饶，连自家的儿媳妇，都要轮流前来侍寝，儿子们也正好借此来争宠。他对于女人，基本原则就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朱温的另一特色是狠，凶残等级的狠。皇帝杀人不奇怪，可是人家朱温杀人，常常没有任何理由，成千上万的人，一不高兴，说杀就杀了。唐朝最后一个皇帝早就是他手中的玩物，身边只剩下两百个陪伴击球走马的孩子，这也不行，一个晚上，将这些孩子全部勒死，大坑里埋了。
在这样的流氓皇帝手下混事，武夫尚可，文人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有一日他和一群幕僚坐在一棵大柳树下歇息，顺口说了一句，这棵树可以做车轴。半晌没有人接茬，幕僚中有人显然是害怕主子生气，于是顺口说，是啊，是啊，可以做车轴。没想到朱温马上把脸一翻，厉声言道：人说书生喜欢顺口玩人，果然。车轴只能用枣木做，柳树怎么能行？然后对左右喝道：还等什么？！于是武士们饿虎扑食，将刚才搭茬儿的文人，悉数扑杀。
车轴须用硬杂木做，这是农村人都知道的道理。朱温小时候虽然不好好干活，满世界做二流子，但这点常识是懂的。但是这种农村生活的常识，他身边那些幕僚清客却未必知道。就算知道，主子说鸡蛋是树上结的，谁敢说不是呢？因此，就把马屁拍在了马腿上，文人真是没活路了。
在此之前，黄巢打进长安，文人墨客已经大为折损，“天街踏碎公卿骨”，里面就有朱温的尊脚。踏剩下的，像点样子、有几分文人骨气的，也都被他老人家一股脑儿捆吧捆吧扔进了黄河，一边扔还一边说：让你们自称清流，现在你们进浊流。扔剩下的，估计不是被吓破了胆，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马屁精，顺口一拍，下场如斯。看来，碰到这样的主子，拍马屁也不易。
文人也是人，虽然分好坏优劣，但谁都要混饭吃，摊上喜怒无常、流氓透顶的主儿，个把刚直有气节的，士可杀不可辱，自己抹了脖子，当然省事。但是，更多的人没有这个勇气。就算自己有心一死，“奈小妾不肯何？”要活，而且活得好，怎么混？不要认为凡是能拍马屁的都混得好，关键看用人的主子。讲不讲理。这个理，不是真理的理，而是一种说话办事的正常逻辑，就是说，你说鸡蛋是树上结的，我说你说得不对，你认为我有理，不处罚我，属于讲理，大家三呼万岁。反过来，我说鸡蛋是树上结的，你搭茬儿说，对，鸡蛋还有把呢，虽然都是胡说八道，但你这么说，我这么接，没事，皆大欢喜，也算你讲理。因为人家因此知道你是正常人，有正常人的逻辑，虽然费点事，总能找到一条应对之道。所以，即使坏到没心肝，文人也没有乐意在朱温这种流氓加武夫手下混的，因为实在太难了。纵使巧宦如神，媚态万方，谀词泉涌，神仙也有打盹的时候，一个不留神，脖子上吃饭的家伙就没了。
想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霸道的时代、暴政的年月，文人特别容易变坏。五代期间，朝代换了五茬姓氏，朝臣送往迎来，很少有人能出个像样的主意的，冒死诤谏就更谈不上了。最好的文人兼朝臣，就是冯道，一生圆融，最善保命，为恶不多，为善也谈不上。说实话，那么个环境，那么个时代，能混到冯道这个样子，也就算知足常乐了。无怪乎，人家自称“长乐公”，能活下来，就不易。
铁面法官手里的“冤案”及其他
张释之是西汉文帝时的廷尉，按今天的算法，应该是王朝的首席大法官兼司法部长还兼警察头子。此人在历史上出名，因为他的刚直铁面。皇帝把惊了自己驾的家伙，送去他那里治罪，可是廷尉大人居然罚了点钱就给放了。皇帝很生气，说是要不是自己的马好，非摔个嘴啃泥不可，说不定会出大事。可是廷尉大人说，你要是当时一刀杀掉，也就杀了，但是送到我这儿来，按律就该这样判。
张释之早在做公车令的时候兼带负责宫门守卫。太子和梁王这一对太后眼前的宝贝，一起乘车入朝，过司马门不下车，张释之居然追上去给生生拦住，然后上奏弹劾这俩宝贝大不敬，非得皇帝亲自出面，请皇太后下诏赦了太子、梁王，才算拉倒。
如此严格执法之人，也有冤枉人的时候。那是张释之刚出道的时候，在汉文帝身边做谒者仆射，时常围绕秦亡汉兴的话题，跟皇帝讲些“卑之，毋甚高论”的浅显道理。一次，陪皇帝去上林苑游玩，皇帝问起上林尉园林里养的飞禽走兽的品种和数量，结果上林尉一问三不知，旁边一个小吏代为所答，滔滔不绝，问什么知道什么。于是皇帝大悦，说：“吏不当若是邪？”下令要提拔这个小吏做上林令。张释之却发表意见不同意，说这个小吏，无非是逞口舌之利，不足道。他还举出本朝两位说话不大利索的大臣周勃和张相如的例子，说明能说会道者不应该被称道，尤其不该被奖赏，甚至上纲上线，说秦朝任用刀笔吏，竞相以寻人过失、苛相察究为任，害得政治空言废实，皇帝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结果二世而亡。最后，汉文帝被说服，小吏提升的机会告吹。
熟悉所掌管的事务，是官吏的本分，职务越是低级，职责越是具体，就越是应该了如指掌。昏昏者理应受到惩罚，反过来，昭昭者即使不给奖赏或者提拔，那么也没有道理蒙上利口善辩的恶名。周勃固然是不善言谈的忠厚长者，但绝不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职守糊里糊涂，做丞相也许不合格，但是做将军还是称职的。至于秦之所以灭亡，的确跟严刑峻法、官吏竞相寻过苛察有关，但这跟一个小吏对自己所负责的事务滔滔发言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张释之在此事上，冤枉了人。还好，他仅仅断送了上林小吏的一次升官的机会，并没有害他丢了饭碗乃至性命。
西汉文景之世，距离灭亡的秦朝还不太远。秦朝在任官方面，除了军功和纳粟之外，还有相当多战国的遗风，呈口舌之辩的游士，得官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当官之后，为政风格多半也是滔滔不绝，说个没完，处罚了人，还要说得人口服心服，或者痛不欲生。那些饱受秦法荼毒的人们，在动辄获咎的战战兢兢中，最感痛楚的，很可能就是这种滔滔不绝。至少在张释之的眼里，华而不实的口辩之风，要算是汉朝所要接受的秦朝教训之一。也许，那个上林小吏，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说得太溜，口才太好，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因此触动了张释之那根始终强调秦朝教训的神经，甚至引发了他对于深恶痛绝的苛刻秦法的联想，于是上纲上线，批倒批臭，断送了口才太好的上林小吏的前程。
秦政之弊，的确在于严刑峻法，而且执行中务于明察苛求。在这一点上，西汉初年，实际上并无二致，汉高祖刘邦入关之初宽松粗疏的约法三章，到了得天下之后，已经丢到爪哇国去了。朝野实行的，依旧是秦朝的苛法，而且在操作上，罚重而奖轻，百般苛求。如冯唐所言，云中太守魏尚，战功赫赫，只因上报斩首数目差了六个，就被削爵撤职，在当地罚做苦工。只是在匈奴压境、急需军事人才的情势下，由于冯唐的进言，才得以官复原职，传下来一个冯唐“持节云中”的美谈。多少年后，词人兼军人的辛弃疾，还感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后来张释之做廷尉之后，一系列抗命之举，就是要在实际中改变严刑峻法、明察苛求的作风，从宽仁的方面，修正沿袭下来的秦政之苛。当然，在这方面，最有贡献的还不是官员，而是一个弱女子淳于缇萦。若非她哀婉动人而且入情入理的上书，实行了几百年的断足、膑膝、割鼻子这样残忍的肉刑，一时半会儿是废除不了的。
废除苛法，去掉肉刑，是政治走向人道的开始。这一过程在中国能在两千多年前出现，无论如何，都是国人的骄傲。
廉吏、酷吏与忠狗
古代的酷吏，多半是廉吏，即老百姓所说的清官。司马迁《酷吏传》所列人物，张汤、杜周之流，治官治民严苛无比，杀人如麻，但就是一个小钱也不贪。张汤位列三公，属于帝国最大的高干，死的时候家产不过五百金；杜周为廷史，只有一匹马，还是瘸的。这种传统，到了清朝，也没断了种。康熙时大大有名的清官赵申乔，就是一个典型。
赵申乔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他的清廉程度，历史上大概只有海瑞可以媲美。在担任浙江布政使的时候，耗羡不取（所谓耗羡，即征粮征税过程中多征的部分，名义上是弥补征收过程的损耗的，实际上远远超过，往往被官员半合法地占有），连衙门的例行公费，也省下来，离任的时候封存留给下一任。凭他那点可怜的工资（每年155两），一家大小如果人口不多的话，活是能勉强活下来，但官场的来往应酬肯定是谈不上了。况且，自家布衣蔬食，官服带补丁，同僚看了就浑身不自在。清廉而且简朴的赵申乔，在当时，却是个人见人怕的“官屠”，从浙江巡抚到湖南巡抚再到左都御史（清代监察部门的头子），一路走来，参掉的官员无数，多半是因为官员那些潜规则下的灰色收入——文官私自吞掉的耗羡和武将吃的空额军饷。其实，这种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是每个地方官只要想过个体面的日子，就必须要有的，单靠官俸，大概只有海瑞和赵申乔这种万里挑一的人受得了，老娘过生日，买两斤猪肉，都得掂量掂量。只是，耗羡收入和空饷有多有少，多和少有质的分别，征得狠了，拿得多了，实际上就不是灰色收入，而等同于贪污。真要抓的话，主要应该针对后者。然而赵申乔眼里不揉沙子，只要让他碰上，拿多拿少，都没好。最令人不堪的是，他还冲汉人士大夫下手，大兴文字狱。康熙年间最大的文字狱，戴名世的《南山集》和《孑遗录》语涉“不敬”和“大逆”案，就是他在左都御史任上的杰作。此案牵连三百余人，士大夫破家者无数。
当然，赵申乔也做过一些对百姓有利的好事，比如建议某些地区征粮改收银两，免去运输之苦，支持地方官遏制旗丁圈地等等，连寻官员的霉头，从理论上讲，也是对百姓有利。但在当时情况下，官员千里做官为的是财，想要官员都做海瑞势必情与理都不可能。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参将起来，旧的去了，继任者又不大可能不在税收上做手脚，饱肚子的走了来个空肚子的，未必是百姓之福。这就是为什么清代的百姓口碑上的清官，有彭公和施公，却没有地位高得多的赵公。
赵申乔实际上是皇帝的一条忠狗，忠心耿耿，专以咬人为己任。一生的事业，无非是替皇帝看住其他官员，一不许他们有二心，连私下的牢骚都不能有，若有，就用鼻子嗅出来，像戴名世一样，满门抄斩；二不许他们多浪费皇家的银子，少花钱多干事，最好是马儿跑，马儿又不吃草。
然而，问题是，被看住的官员，其实也是皇帝的狗，是皇帝看家护院、维持秩序、征收钱粮的狗，虽然说这些狗子没有赵申乔这样的忠心赤胆，可以过苦日子还屁颠屁颠地东奔西走，不辞劳苦，但也都是皇家离不开的，皇家的天下，就是靠这些人支撑着。因此，赵申乔如此这般咬将起来，其实属于狗咬狗。一只对皇帝没有多少私心的狗，咬那些比较有私心的狗，咬狠了，大家紧张，自然是引起众怒——众狗之怒。众怒难犯，连皇帝也知道这个道理，因此不时地告诫赵清官，切不可“恃廉而矫激”，不能容人。
赵申乔的儿子赵凤诏，由于有个清官爹，而且特受皇帝宠的缘故，进入官场，升迁相当顺利，很快做到太原知府。赵凤诏自知在行为上跟他老子没法比，于是把工夫用在了理论创新上。他对康熙说，官员受贿，就跟大闺女失节一样，为人不耻。政治贞操这种说法，据我考证，大概赵凤诏属于首创。
犯了众怒，而又能安居高官者，大都靠的是皇帝的宠信。清朝的皇帝几乎都有这种毛病，他要宠信哪个，大伙越是反对，他就越是宠信，非要跟众臣对着来。但是，皇帝宠信大臣，就跟宠爱妃子一样，长不了，时间一久，难免腻了，这个时候，宠臣倒霉的日子就到了，赵申乔也是如此。一旦大伙发现此老不那么吃香了，就一拥而上，在他身上找不到毛病，就冲他儿子下手。于是有一天，赵申乔的儿子赵凤诏被上司参奏，说是受贿三十万两。不知道真的受贿这么多，还是中了圈套，哑巴吃黄连，反正赵凤诏自己说不清，皇帝闻此大怒，痛骂赵凤诏是“天下第一贪官”，下令追赃斩首，此赐正好跟他爹“天下第一清官”的美誉遥遥相对。在追赃的时候，赵申乔没少受折辱，虽然皇帝开恩不加牵连，但此老经此事变，忧愤成疾，不久就翘了辫子，随他倒霉的儿子去了。
高明的皇帝，为了让臣子为他卖力，而且不怀二心，总喜欢用些乐于乱咬的狗，就像在鲫鱼塘里放上一条狗鱼一样，为的就是使这些鲫鱼紧张起来，保持活力，吃的时候新鲜。但是，忠狗咬多了，激起太多的众怒，事情就走到了反面，这时，皇帝又必得忍痛打狗，甚至牺牲狗命，换取众臣的安心。因此，凡是这种忠狗，命运都不怎么样，汉朝的张汤、杜周，唐朝的周兴、来俊臣，还有我们这个赵申乔，虽然很有一段时间得意，但最终都落得个被烹的下场。被烹之日，甚至未必需要等到兔子死了。
养狗，尤其是养忠狗，是为了咬人，但咬出事来，养狗人却非打狗不可。嗟乎！做狗难！做忠狗，难乎其难。
一根筋的人出故事
1875年1月12日（同治十三年），大清国的同治皇帝死了。关于这个年仅19岁的皇帝的驾崩，坊间有许多传说，很令皇家难堪。但是，对于大清国的当家老太婆来说，最难堪也最麻烦的事情，是继任的皇帝选谁。因为这个过于年轻的皇帝，没留下子嗣。
按道理，载字辈的皇帝死了，理所应当，该从皇族近支中的下一辈，即溥字辈中选一个人继大统，但是这样一来，当家老太婆叶赫那拉氏，就得升为太皇太后，而太后则是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辈涨了，但隔了一层，管起事来就大大地不方便。历史上女人当家，都是太后垂帘，哪里听说过太皇太后垂帘的？因此，继位者，无论如何都得是同治平辈人，而且年纪要小，关键是跟叶赫那拉氏的关系要近。于是，醇亲王奕譞的四岁的儿子载湉被选中，是为光绪皇帝。小皇帝当即被抱进宫里，由老太婆亲自抚养，人家要再做一次妈。醇亲王是西太后丈夫的亲兄弟，又是西太后妹妹的丈夫，对于新皇帝，老太婆既是伯母，又是姨妈，亲得不能再亲。现在小王子变成了皇帝，最关键的是，老太婆变成了皇爸爸（皇帝的娘）。
这样的安排，老太婆固然达到了利益最大化，但是朝野上下，都感到有点乱。顺序不讲究也就罢了，难道自己亲儿子的后嗣也不管了吗？满人统治这么多年，在礼教上，早就随了汉人。汉人的规矩，一个男人，如果无子早天，无论如何都得替他过继一个儿子，也好让他的血嗣得以延续，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免得日后没人给上坟。如果继位者是同治的下一辈，自然算是过继给同治当儿子，一切顺理成章。然而现在继位者是同治的堂弟，怎么算呢？眼看同治坟底下就没人了。
当然，对此，西太后也有所交代，她的解释是，以后光绪生了儿子，同时也算是同治的儿子，把支票支到了十几二十年以后。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不过是搪塞。这搪塞让很多人都很不自在，最不自在的算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为了表示抗议，她绝食而死。这当然也难不住聪明的叶赫那拉，丈夫死了老婆跟着，你以为算抗议，我算你殉夫，殉夫而死，理当表彰，于是在原封“嘉顺皇后”上又添了十一个字，变成“孝哲嘉顺淑慎贤明宪天彰圣毅皇后”一切OK，阿鲁特氏算是白死了。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完，凡是拧着道理强压下的事，面上尽可以风平浪静，但私底下难免有暗潮涌动，让人私下里嘀嘀咕咕。精明强干的西太后也不是不知道会有这种嘀嘀咕咕，但以清朝官场文化的惯例，嘀咕归嘀咕，决策归决策，时间一长，嘀咕也就没了，断不会有人跳出来，把嘀咕变成正式的发言。两百年的驯化，已经让朝廷的官僚变得恭顺有加，不听话认死理的一根筋，似乎已经绝了种。不幸的是，西太后的舞台是晚清，晚清是大变动的时代，世道一乱，奇奇怪怪的人也就出来了，官场上，还就是有一根筋的了。
一根筋的官，是个小官，吏部主事吴可读。其实之前他已经做到了吏部郎中，相当于司局级了，但是后来转做御史的时候，参劾一个滥杀百姓的权要，声色俱厉，口口声声要杀这个人以谢百姓，再杀他的头谢这个人，结果连降三级，回老家去了。再次起用，已经到光绪朝了，只能从主事做起。同治死后五年，朝廷举行安葬大礼，吴可读自请随赴丧礼。回来的时候，找个破庙，上吊自杀，没死，再喝药，这回死了，怀里有遗疏一道，反反复复，咬着同治立嗣的事追问起来没完。当时朝野哄传，吴可读“尸谏”。
有清一朝，皇帝都跟贾宝玉一样，不喜欢文死谏，认为这种臣子以自己一死博得名声，把个皇帝弄得声名狼藉，居心大大地不良，凡是有此心者，一律严惩不贷。因此，臣子们也就学了乖，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听话办事，真正拿自己命来给皇帝或者太后提意见的，只有吴可读一个。不用说，这个一根筋的死，给当时的西太后找了不少麻烦。可是更早一些，同是这个一根筋，用类似的一根筋行为，却给士大夫们带来了不少欢乐。
那是吴可读中举之后进京赶考时的事儿，金榜没有题名，但却看上了京城一妓，恋在妓家不肯走，每日卿卿我我，满以为人家喜欢他的满腹经纶，把赶考的银子都扔了进去，另搭上若干深情款款的情诗。可惜清朝的妓女跟清朝的官员一样无趣，早没了当年李香君、柳如是的诗酒风韵，眼里只有黄白之物。吴可读钱花光了，随即被轰了出来。结果，人送外号“吴大嫖”。当时的风气，凡是专情于妓女的，都叫“大嫖”，那些滥情的，倒没人笑话。
一根筋意味着有个性，如果一个时代的官场，连一个一根筋都没有，这个时代，别的不说，两字之谥是免不了的——没劲。
中国式会议的基本法则
外国人开会，中国人也开会。两下在近代碰上了，才发现两边开会的方式，根本不一样。
初民时代，无论东方或西方，能开会是一种文明的标志，哪儿形式都差不多，大家七嘴八舌，长老一锤定音。如果长老的意见反对声音多了，也可以重议。这种东西，人类学家称之为氏族民主，这种民主最精致的形式，就是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国。显然，这种民主式的开会，投票表决好像还不时兴，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国公民大会，号称直接民主，大家也无非是用敲打兵器表示赞同或者反对。这样的敲打，在东方草原上也有过。
进入中世纪之后，东方西方，会依旧开，但民主没有了。开会，不是各国寡头分赃，就是一国的权威征求意见。在记忆中，西方的会没有东方多。中国的王朝虽说皇帝说了算，但会却经常开。以汉朝为例，有御前会议、宰辅会议、百官会议，或者叫大朝会、小朝会，皇帝天不亮就起床上朝，就是开会。
这样的会，基本上就是大臣们发表意见，以供当家人参考、当家人可能是皇帝，但也可能形式上是皇帝，实则是太后、外戚、权臣乃至没有命根子的宦官。开会的时候，讨论是没有的，但可能有争论，往往是很意气用事的争执，争到主持会议的皇帝不知所措，双方还悻悻的。跟皇帝争的死心眼也是有的，“臣期期以为不可”硬抗的诤臣史书上也有记载。但是，多数情况下，争论都是在私下里了结的。该摆平，按理都在底下摆平，私下里的交涉，无非在酒桌上、青楼中，那里才真的是中国大人物开会议事的场所。拿到会上的话，基本上没有“不利于团结”的。因此，会议就是一个程序，朝中大小事决定下来怎么办的程序，该怎么办，其实私下里都安排好了。尽管是议一些早就定下来的事情，会上的议论依然要一本正经，表态说官话的时候，必须严格按照官员的地位、身份，依照等级秩序排列，谁先说，谁后说，绝对不得躐等越级抢话。如果有哪个冒失鬼胆敢这样，即使殿中御史没有把你当场揪出去，以后也没有好果子吃，大抵是吃不了兜着走。
官家是民家的榜样，因此，官家这样开会，民间宗族议事，大抵也就这样比着来，盛行私下商议，开会走形式、过程序。每有大事，几个巨头把事情都商量好了，开会的时候，摆出来，弱势的房支即使有意见，也成不了气候，只能忍气吞声。
这样的会，中国人开了上千年，突然之间，西方人来了。作为不速之客的西方人，不光打打杀杀、卖鸦片、做贸易，还要跟中国人办交涉，一起开会，让中国人感到无限的麻烦，令洋鬼子感到莫名惊诧。少见多怪的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他的使华日记里，记录过他跟中国的总理衙门诸大人的开会过程：
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交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以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者。又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发一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复能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唯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
看来，中国人最早跟洋人开会，或者说会谈，是把私下和公开的两种程序混一起了，合起来跟老外扯皮。私下交涉的酒果上来了，吃吃喝喝，联络感情，正经说话的时候，又按等级来。地位高的先说，如果他不说，谁也不敢说，大眼瞪小眼；他说完了，大家附和，连“天气果好”这种寒喧话也都说得一模一样，真是非礼勿言，言必唯上。虽然让鬼子笑话，但自家绝对不会犯错误。
当时的总理衙门，等于中国的外交部，但是这样的外交部，如此会谈，是办不了什么外交的。耐性好的英国人，还能保持礼貌，急性子的法国人，动不动就咆哮起来，大闹公堂，当然也无济于事。因此，很多情况下，清政府的对外交涉，都是到直隶总督兼的北洋大臣和两江总督兼的南洋大臣那里办，反正有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人肯担责任，上头太后有默许，总理衙门乐得闲着，凡事追认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李鸿章以地方大员身份几十年主导清朝外交事务的技术原因。
再后来，康有为、梁启超闹变法，学西方政治，发现与自己合伙的人开会讨论、发言议决等一点不灵，于是定规矩，一点点地教，还没有来得及教会，西太后发动政变，大家死的死，逃的逃。后来孙中山接着教，还写了一本书，叫《民权初步》。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人会像西方人那样开会了吗？没有，很不幸，我们又复古了。
关于选举的乱弹
一人一票的选举（vote）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西方人研究政治，不说则已，一说就是选举。说来惭愧，中国人虽然从辛亥革命开始，就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说到选举，基本上还是一笔糊涂账。大学里一群教社会科学的教授，为了评职称投回票，居然为个如何计票的问题争上半天。每逢人大选举，虽然投票站的大标语上写着投票选举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前来投票的人，大抵都会按照组织的意图画圈，多数人连票上的排名次序都不会乱。如果有人胆敢出来当独立候选人，不仅组织上头痛，连选民也会觉得太无组织无纪律了。
选举在中国的语汇里，是选拔官员的意思，多数时候意味着考试。各种正史里都有选举志，内容都是选拔官员的制度和相关事宜。这种选举，大体上是自上而下，顶多在察举制度的年月，参考一下士大夫的舆论而已。这跟西方所谓的选举（vote）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中西概念的互译，在这里达到了一个混乱的顶峰。
既然国人脑子里从来没有投票选举这回事，所以一旦投票选举落到白家的头上，难免会莫名糊涂，弄不清上面的当政者到底要干吗。民国元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就是在这样的糊涂之中进行的。有资格投票的人不多，占人口比例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多数地方的票，都是按组织者的意图投的，没有多少人把自己手上的票太当回事。有资格有名望的人，往往缩头缩脑，不肯出来竞选，很多有名的绅士，就这样拱手把议员让——不，实际上是推给了一些到日本混过的革命党人，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国会选举，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在把政权都交出去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选举的大胜。如果当时的人们知道这届议员在后来的历史如此风光，不仅可以在议会上飞墨盒、骂部长，下班吃馆子、逛胡同，而且经常是被人争夺的对象，直到1923年，轮到曹锟想过总统瘾了，还可以一票卖五千大洋，肯定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到了1918年第二届国会选举的时候，情形大变。绅士们发现，原来做国会议员有如此多的好处，而上面的若干政治势力也觉得操纵国会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情，于是，竞争开始。上面是梁启超、林长民等人的研究系和当家的军人集团皖系军阀在争，下面是各个绅士在抢。两家原来在张勋复辟的时候合作过，但到了选举的当口，都当仁不让。都说梁启超一支笔独步天下，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毛锥（笔）还就是敌不过毛瑟枪。段祺瑞的智囊徐树铮一手组织安福俱乐部，招待一群人吃喝玩乐，伴着嫖经赌经，就成了依附于军阀的政党。于是下面的竞争，就变成了谁可以赢得安福俱乐部的欢心。
小徐（当时人称徐树铮为小徐，徐世昌为大徐）是当年纵横捭阖的高手，一手硬一手软。硬的一手是指使各地军阀直接操控，务必使安福俱乐部的人当选，什么招都行，最笨的如安徽的督军倪嗣冲和湖北督军王占元，干脆打开票箱换票；软的一手是收买选票，市场交易。当时的北京政府跟日本关系变好，因此得到大笔的借款，这些借款相当一部分经小徐之手，用在了贿选上。初选投票人多，每票含金量不高，几毛乃至几分钱就可以买一票，一般不是跟选民直接交易，找到地方领袖型人物，按选民人头数给钱就行。复选投票人数少，价格飙升至上千元，特别精明的投票人还有办法除了拿钱，吃喝嫖赌全让买的人买单。当然，有的时候，行情也会变，如果把持选举的人发现票数已经达到当选比例，剩下的投票人手中的票，就一钱不值了，因此，卖票的人，也不能过于矜持，讨价还价，见好就收。有的地方买票的人特别精，在投票之初就放出风来，说是买到某个数额就够了，剩下的不买了，沉不住气的投票人一恐慌，很便宜地就把票卖了，买票人（都是小徐在各地的党羽），就可以落下一大笔经费，放进自己的腰包。
民国的北洋时期，政治势力操控最少的，要数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省议会的选举。即使这样的选举，也一样有贿选，选民也是既不知道怎么去投票，也不知道怎么卖掉自己的选票、买票的，还是通过地方的领袖，比如宗族的族长，或者地方的乡绅。有的大乡绅可以控制很多宗族，一笔交易下来，斩获甚丰。不过，也有的宗族里面明白人比较多，不肯轻易让族长发财，开族内会议，要求把票统一卖给出钱最多的买家，卖得的钱则作为宗族的公共财产，用于族内的公益事业。
最为乏味的选举，当属国民党当政时期1947年的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整个由国民党组织操办，多少名额给党内（国民党），多少留给友党（如青年党、国社党），多少给社会贤达，都事先有组织规划，到时候按计划进行就是，基本上没给地方人士多少挣银子的机会。选举走到这一步，也就没看头了。
投票选举，前提是选民得有权利意识。个人主义固然好，家族主义也差强人意，只要能意识到自己或者自己所在的一个群体，投票选出的那个人，在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对自己和自己所在的人群有好处，那么，选举才会像样一点。
民意何如官意
在中国，再霸道的皇帝，说起来，也是要在乎民意的。因为中国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不一样，不能躲在幕后假装自己是神的后代，对前台的政治纷争不闻不问，维持千年不改姓换代，万世一系。中国的皇帝诞生之初，原也打算传之万世来着，可是任谁也传不了那么久，短的二世而亡，长的也不过十几代，天下就改了姓氏。改姓换代的原因，多半是民意闹的，载舟之水，沸腾起来，把船搞翻了。因此，皇帝都要关心一点民意，不仅有御史下去打听着，而且有的朝代还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采风，说是收集民歌民谣，随便着也采一点“群众意见”上来。
可惜，皇帝距离老百姓太远，天高皇帝远，想要从皇宫里出来一次，动静太大，微服私行，当小说讲讲解闷行，真的操作起来，难如上青天。我们的电视剧导演，经常把他们所喜爱的好皇帝说成跟老百姓心连心。其实，即使真有这样模范皇帝、雷锋皇帝，而且老百姓也特想亲近一下他们，有如当今追星粉丝们的狂热，两下也互相够不着。
事实上，皇帝基本上是碰不到民意的，眼见、手摸，鼻子闻到的，无非是官意。这一点，在用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说起来，用人当官，尤其是当大官，除了某些时候大权旁落，被女主、宦官、外戚或者权臣反客为主当了家的，理所应当，是皇帝说了算，乾纲独断。一般来说，依皇帝的性格不同，往往呈现出两种面目：一种是不大容易受外界的影响，皇帝自己说了算，说谁行，就是行，不行也行；一种比较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也就是说，要征询大一点的官员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其实，所谓不受外界影响的皇帝，也会受周围人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不那么直截了当而已。说白了，皇帝用人决策的信息来源，只能是官意。
来自《晏子春秋》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齐景公用晏子做东阿的地方官，三年之后，齐景公将晏子招来数落一顿，说：我愿以为你有本事，才让你治理东阿，结果你治得乱七八糟，你赶快反省，否则我要处罚于你。晏子说，这样吧，臣恳请改道行之，再给臣三年机会，如果主公还不能满意，可以杀了我。不想，第二年晏子回国都汇报，齐景公非常高兴，亲自前来迎接，连说好哇好哇，你干得好。晏子说，其实，我前三年治理东阿，一秉大公，贿赂不行，贫民得以救济，境内没有人挨饿，然而，主公却要治我的罪。而今年我反其道而行之，贿赂公行，重加赋税，杀贫济富，打点上下左右，尤其重点贿赂君王的身边人，境内饥民过半，但是主公您却夸我。
小人不可得罪，有权者身边的小人尤其不可得罪，这是跟“为政不得罪臣室”一样的做官铁律。反过来，不得罪，就意味着要讨好，不是两不相涉，互不侵犯。因为如果你不讨好，别人讨好，你的不讨好，就变成了得罪。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哪个朝代，无论皇帝贤与不贤，皇帝身边的人，不论男的女的，包括没了关键零件的宦官，大家都要拍他们的马屁，至少得给面子的缘故。
退一万步说，即使皇帝周围的人，不是史书上说的那样都是嗜利小人，为官者在多数情况下想要升上去，而且升得快点，有一个条件还是得具备，那就是人缘——不，“官缘”得好。为官时，不仅要打点好皇帝周围的人，而且上下左右都得八面玲珑，弄个清爽。官缘好，首先脾气得好，个性是不能要的，脾气得收起来。想要干点事，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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