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爱德华·多尼克（Edward Dolnick） ,黄珮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机械宇宙：艾萨克·牛顿、皇家学会与现代世界的诞生【伽利略、哈雷、开普勒、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尔……他们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也促成现代世界的诞生。】(甲骨文系列试读：
前言
鲜有时代像17世纪晚期一般让人开始梦想秩序完美的世界，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天才的时代”（Age of Genius），却很少提及这也是个“骚动的时代”（Age of Tumult）。莎士比亚的世纪到了尾声，自然和超自然仍然密不可分。疾病是上帝命定的惩罚。天文学尚未与占星术分家，天空中仍弥漫着征兆。
闪烁的火苗和忽明忽暗的灯笼是仅有的人造光源。除非月亮露脸，否则夜晚不但漆黑而且危险。小偷和强盗横行街头，警察要到遥远的未来才会出现。敢冒险外出的胆子大的人要自己提着灯笼，或是聘请[1]一个火炬手（Linkboy）手持用油脂浸泡过的绳子绕成的火把，照[2]亮路面。当时的谋杀率之高，为今日的5倍。
即使是大白天，城市也摆脱不了阴暗和肮脏，煤烟所到之处一片[3]乌漆墨黑。当时的伦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也是学习新事物的中心，但套用一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恶臭、泥泞、[4]满地肮脏的大都市”。城市的街道堆满了成山的人为垃圾，垃圾上还有屠夫们丢弃的屠宰场污物。
无知使事情变得更糟。把蔬菜从农村运送到城市的驳船会在回程[5]时满载着人类的污水，以为农地施肥。1599年，莎士比亚和支持他的投资者兴建了环球剧场（Globe Theatre），漂亮的新建筑物可以容[6]纳至少2000人，但没有一间厕所。这样的卫生状况经过一个多世纪后，还是没有任何改善。法王路易十四在1715年过世之前颁布了一[7]条新的规则，要求每周清扫一次凡尔赛宫走廊上的粪便。
无论皇宫贵族或是贩夫走卒，没有人洗澡。穷人是因为无法选择，[8]富人则是缺乏意愿。（医生的解释是，水会打开毛细孔，招来感染与瘟疫，满布油脂和污垢的皮囊才能隔绝疾病。）几乎所有人都饱受蠕虫、跳蚤、虱子和臭虫之苦。科学很快会彻底改变世界，但促成现代世界来临的心灵还困在又痒又臭又脏的身体里。
在众所瞩目的历史舞台上，我们所见尽是危机和灾难。德国在这个世纪初遭逢后来我们所称的三十年战争。这个平淡无奇的战争名称掩盖了这场宗教战争所带来的种种恐怖行径，一批又一批烧杀掳掠的军队接踵而至，随之而来的则是饥荒和疾病。一场内战也撼动了英国。1649年的伦敦，震惊的群众看着皇室刽子手高举斧头砍下国王的头颅。17世纪50年代席卷了整个欧洲的瘟疫，于1665年来到了英国。
在暗处，即将改写世界的事件仍旧无人注意。很少有人知道，更少有人关心，有一小群受好奇心驱使的人，正研究着天空，并在笔记本上涂写着方程式。
人类早就认识到大自然大致运行的模式——昼夜交替、月有阴晴圆缺、星星构成人们所熟悉的星座、四季更迭。但是人类也注意到，没有两天是相同的。“人类知道太阳会升起，”一如阿尔弗雷德·诺思·[9][10]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写道，“却捉摸不住风向。”人类援引这类“自然法则”时心知肚明这并非全然正确的规则，却更像是有例外存在、需要额外诠释的经验法则与指导方针。
然后，在17世纪的某个时间点上，一个新的想法诞生了，它认为自然世界并不只遵循草率的模式，而是依照精确的、正式的、有数学规律的法则在运行。虽然它看起来很随意，有时甚至是混乱的，但宇宙其实是一个结构复杂并且运行完美的钟表式机械装置。
宇宙大大小小的环节都受到精心安排。上帝不仅创造了世界，设计了各种功能，他还持续不懈地监督着。他让群星运行，并照顾每一个角落。他为地球选择了完美的自转率和理想的地壳厚度。
自然的法则尽管无所不包，条例却很少，上帝的操作手册里只有一两行字。比方说，当艾萨克·牛顿了解到引力是如何作用的，他所宣告的不是一项新发现，而是适用在所有事物上的“普世定律”（universal law）。这条定律让月球围绕地球转动，让箭镞射向天空，让苹果从树上掉下，而且这条定律精准量化，不适合用一般的字眼来描述。17世纪的科学家们坚信，上帝是一名数学家。上帝用数学符号撰写他的律法，科学家的任务是找到解开符码的钥匙。
我的关注重点主要放在故事的高潮，尤其是牛顿于1687年提出的引力理论。但牛顿惊人的成就是建立在笛卡儿、伽利略和开普勒等巨头的研究工作之上的，这些人已经破译了一部分甚至是全部的上帝的宇宙密码。我们会检视他们的突破性成就和所犯的错误。
所有这些思想家有两项共同的特色，即他们是天才，并且绝对相信宇宙是用无懈可击的数学设计出来的。本书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一群科学家如何解读上帝心意的故事。[1] 译者注：昔日受雇在夜间执火把为行人照明的人。[2] Manuel Eisner，“Modernization，Self-Control，and Lethal Violence. The Long-Term Dynamics of European Homicide Rate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1，no.4（2001）.[3] Barbara Freese，Coal：A Human History（New York：Penguin，2004），p.35，quoting John Evelyn.[4] J.H.Plumb，The First Four Georges（London：Fontana，1981），p.17.[5] Emily Cockayne，Hubbub：Filth，Noise，and Stench in England，p.93.[6] Gregory Clark，A Farewell to Alms：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107.[7] Katherine Ashenburg，The Dirt on Clean，p.116.[8] 作者注：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用“一千年没人洗澡”来描述中世纪。Ashenburg，The Dirt on Clean，p.12.阿什伯格认为米什莱夸大了，她给出了4世纪时的准确数据。译者注：儒勒·米什莱（1798～1874年），有“法国史学之父”美誉的历史学家。[9] 译者注：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1861～1947年），英国数学家与哲学家，是20世纪英美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怀特海早期致力于数学逻辑的研究，后来由数学转向自然科学乃至哲学的领域，创立历程哲学，专门从事于理论的形而上学研究。他所著《科学与现代世界》、《历程与实在》以及与学生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均影响深远。本句原文为“Men expected the sun to rise，but the wind bloweth where it listeth”。[10] Alfred North Whitehead，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p.5.第一部分 混乱的局势1.伦敦，1660年
外地人刚进城若碰巧看到一群热切交谈的人消失在托马斯·格雷[1]欣（Thomas Gresham）的豪宅门后，可能会发现自己搞不清状况。这些戴着假发和亚麻领结、身着及膝马裤的绅士是谁？这个时间要参加音乐会或派对还太早，也不像是要观看斗牛赛或拳击赛。
马车夫叫喊的声音、发臭的垃圾、漫天飞扬的尘土，伦敦各方面都让人难以招架，但这些谜一样的男士却似乎不以为意。这么说来，他们一定是伦敦当地人，因为初来乍到的人在这个规模巨大的城市根本连路都没办法走好。格雷欣家中的这群人看起来有点像是要来看戏[2]的——在清教徒失势，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头颅被立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门前杆上的当下，剧院已经重新开张。但若真是如此，怎么不见女性观众呢？也许这间位于时髦街道上的豪宅内藏着绅士的赌博俱乐部？又或者是高级妓院？
即使是透过沾满煤灰的窗口偷看一眼可能也无济于事。在一片喧嚣中，有个人似乎依着某种模式在桌面上洒粉。站在他身旁的另一名男子手中握有小小的、黑黑的、正在抽动着的东西。
世人最终会知道这些神秘男子的身份。他们称自己为自然哲学家，联合起来想要弄清楚从鸽子到行星以及万事万物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事物的好奇心。站在团体中间的是身形高大瘦削、[3]贵族出身的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他父亲是英国最富有[4]的人之一。波义耳维持着三间豪华私人实验室的运作，各自位于他[5]名下不同的住所中。性情温和、不谙世事的波义耳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自然的奥秘、神的荣耀以及治疗他身上真真假假无穷病痛的居家治疗之法。[6]
波义耳和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焦孟不离。驼背的胡克[7]个性急躁——“矮小的身材，总是显得很苍白”——但他孜孜不倦又聪明智慧，并且可以制造出任何东西。他担任波义耳的助手，组装设备和设计实验已经有五年的时间。相较于亲切和善的波义耳，胡克脾气暴躁，口齿更是犀利。胡克总是率先构思出新点子，挑战他的主张等于是跟他终身作对，但是少有人会质疑他的一双巧手。胡克最近变出一个可以抽光空气的玻璃容器。如果我们在容器中放入蜡烛、老鼠或是人会发生什么事？
胡克最亲近的朋友是像小鸟般瘦小、极为多才多艺的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他的想法源源不绝，就像是魔术师从指尖变出硬币一样。后人都知道雷恩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师，但早在投身建筑业之前，他就已经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了。任何事都难不倒这位富有魔力的人。早期雷恩被崇拜者宣称为“奇迹青[8]年”（miracle of youth），而他竟一路活跃到91岁逝世时为止。雷恩制造出望远镜、显微镜和气压计，修改了潜水艇的设计，建造了一个透明的蜂箱（借以观察蜜蜂），发明了用木头手臂连接两支笔用来复写的小器械，还主持兴建了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
将这群天才、不适应社会的古怪人一把抓的是正式名称为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的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科学组织。这个崭新的概念出现时，“科学”这个词甚至还不存在。早期这段日子里，几乎所有启人疑窦的科学问题要不就是引发茫然的眼神响应，要不就是激起热切的争论——火为什么燃烧？山如何升高？岩石为何落下？
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们不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家。早在此之前，科学巨人们包括笛卡儿、开普勒和伽利略等人都已经交出了不朽的成绩。但是，那些科学先锋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孤独的天才。随着英国皇家学会的兴起——当然也要接受艾萨克·牛顿这个超级例外——早期科学发展的故事里，相互合作远多于孤独的沉思。
牛顿没有参加学会最早的会议，但他注定有一天将担任学会主席。（他会以独裁的方式治理学会。）公元 1660年，他还只是一名郁郁寡欢的17岁少年，备受煎熬地在母亲的农场工作。不久之后，他将启程开始他在剑桥的大学生涯，但即使在那里，他也是默默无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成为第一个科学名人，如同他那个时代的爱因斯坦。
没有人搞得懂牛顿这个人。作为一个奇特的历史人物，牛顿“这[9]人的脾气是我所知道最可怕、谨慎、可疑的”，一个同时代的人这么说他。他一生对自己的生活守口如瓶、独来独往，从未与人发生亲密关系，一直到他84岁过世为止。他就像高度紧张的偏执狂，总是在疯狂的边缘摇摇欲坠，也曾一度陷入疯狂。
牛顿在个性上与皇家学会的其他成员相去甚远。但是，所有早期的科学家都有着共同的心灵景观。他们飘摇在两种世界之间，一个是他们出生成长的中世纪，另一个则是他们只能窥见一角的新世界。这是一群聪明智慧、雄心勃勃、充满困惑与矛盾的人。他们一方面相信天使、炼金术和魔鬼，另一方面也相信宇宙遵循着精确的数学法则运行。
假以时日，他们会推开通往现代世界的大门。[1] 译者注：托马斯·格雷欣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铸币局长，在1558年发表“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的看法，解释当公众对货币供给缺乏信心时，他们会将成色佳的“良币”窖藏起来，只使用或转让成色较差的“劣币”。此一见解称为格雷欣法则。[2] 译者注：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年）为英国国会议员，带领清教徒对抗腐败的英王查理一世，之后主导以清教徒为主的圣徒国会统治英国。1658年逝世后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1660年保皇党势力重新取得政权，挖出其尸首示众。[3] 译者注：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年）在科学研究上的兴趣广泛，举凡生物、物理和化学等自然科学中的问题都有涉猎，像气压计，动物呼吸，血液循环，光，物质如何燃烧、沸腾及凝固等。他首先运用严谨的科学方法进行化学研究，并呼吁正确定义化学元素，使他获得“现代科学之父”的美名。波义耳也是皇家学会的创始人，并通过学会发表他的理论。[4] Steven Shapin，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Shapin devotes a fascinating chapter to the riddle of “Who Was Robert Boyle？”[5] Lisa Jardine，On a Grander Scale，p.194.[6] 译者注：罗伯特·胡克（1635～1703年）在牛津大学做工友时因为好学受到波义耳赏识，不仅被收为助理，更被大力推荐进入注重学历和工作经历的英国皇家学会。日后胡克所发明的第一部真空吸引器帮助波义耳证明了有名的“波义耳定律”。胡克的成就还包括发明了复式显微镜，并以此显微镜发现了细胞。胡克也是第一位用发条来调节手表的人、第一位用“摆动”来测量地球重力的人。他还发明了许多仪器，并证明了“氧”在呼吸作用及燃烧时所扮演的角色。[7] Leo Hollis，London Rising，p.48.[8] Jardine，On a Grander Scale，p.236，quoting John Evelyn.[9] John Maynard Keynes，“Newton，the Man，” p.278，quoting the Cambridge mathematician William Whiston.2.撒旦的魔爪
正当17世纪的科学家们开始着手找出主宰宇宙的永恒法则时，他们自身却处在一个朝不保夕的世界。死亡不只经常来袭，并且随意[1]取人性命。“任何感冒的症状都可能是陷入发烧的前兆，”一名历[2]史学家这么说，“而最单纯的割伤也可能会造成致命的感染。”儿童的死亡率极高，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即使是贵族，预期寿命也只[3]有三十岁左右。常见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成年人意外死亡，身后留下绝望的家人。
伦敦疾病盛行，死亡人数已然超过出生人数，只能靠不断涌入的[4]新移民掩饰这令人难过的事实。所谓的医学知识几乎不存在，医生对病人造成的伤害可能还大过医治他们。生病的人能有的选择就是郎中们满柜的药方。有个治疗痛风的配方要人“用黄瓜、芸香和杜松烹[5]煮小狗”。1699年年底，皇家学会还争辩着“喝下约一品脱的牛尿”对健康的好处。
绝大多数人能做的是悲哀地听天由命。“我不幸失去我亲爱的孩子强尼，他在上周因为发烧去世，”一个名为萨拉的妇女在1717年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为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不[6]幸。”
人在死亡面前无分贵贱。很多时候，有钱人的遭遇更差，因为他们更可能请来医生。1685年查理二世中风，他的医生“折磨着他”，后来有位历史学家写道，“就像是对待被送上火刑柱烧死的印第安[7]人”。首先，皇室医生们为他放了两量杯的血液，接着，他们为他灌肠、吃泻药，再加上一剂喷嚏粉，然后又为他放了一量杯的血液，国王的病情仍旧没有起色。他们用鸽粪和珍珠粉末配制的药膏为国王搓脚，在国王理光的头颅与赤裸的双足上使用烧红的烙铁。种种手段都未产生效果，国王陷入抽搐的状态。医生为国王奉上主要成分是“40滴人类头骨萃取物的药水”。四天后，查理去世了。
致命的瘟疫和大火最能激发人类的恐惧，两者以不同的方式迅速夺走大量人命。瘟疫在受害者间无声传播，这就是它恐怖的难解之处。“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次瘟疫在国内此处盛行而非他处呢？”一名惶恐的作家于瘟疫流行之初提出这样的疑问，“又是什么原因让瘟疫在同一个城市或城镇中，仅散布至某个地区、某间房子呢？而居住在同一[8]个屋檐下，为什么仅有一人，而非所有人都染上瘟疫呢？”骷髅之舞，1493年。
火灾就不这么神秘了。人们害怕火灾完全是因为它一视同仁，无情地夺走大量人命。在拥挤、狭窄的城市，满是木造建筑又以烛火照明，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火烫的煤块从炉子上落下，或是蜡烛翻倒在窗帘或稻草上之类的事情。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火势一旦超出控制，蔓延之势好比一波波不断袭来的海啸。绝望的受害者只能沿着一条接着一条蜿蜒的巷道逃生，从这个街角到那条街道，试图逃脱不断追来、越来越强大的火势。
这些古老的敌人激发的恐惧从未消失，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不能相信暂时的平息可以维持到最后。也没有人认为火灾和瘟疫是自然灾害，好比今日我们看到地震和火山爆发一般。17世纪的人们真心敬畏上帝。自然灾害传递神圣的讯息，警告有罪的人类改弦更张，避免愤怒不耐的上帝进一步的处罚。即使在今天，保险理赔也将地震和洪水视为“天灾”（acts of God）。在17世纪甚至更早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援引相同的说法，不过他们是怀着恐惧和敬畏谈论奥秘的神意的。***
在那严峻的时代，宗教谈论惩罚远远胜过提供慰藉。不管是思索宇宙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还是普通人，对上帝的恐惧形塑了他们思考的各个面向。研究世界就是思索上帝的计划，而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今天，人们在绊到脚或是打翻了饮料时脱口而出“该死的”（damn）、“下地狱”（hell）并不算过分，但对我们的祖先而言，被罚入地狱（being damned to hell）的景象是生动可怕的。“被告知死亡后是什么等待着他们让人持续生活在恐惧之中，”历史学家莫里斯[9]·克莱因（Morris Kline）写道，“神职人员重申，几乎每个人死后都会下地狱，并极尽可能详细描述等待在永恒地狱的狰狞而难以忍受的折磨。人们深受沸腾的硫黄和烈焰的烧身之苦，不因身形毁耗而停止，这样的折磨无穷无尽。这样的上帝不是救世主，而是人类苦难的根源，他握有权力建造地狱、使用酷刑并将之加诸人类身上。只有他的一小部分牧羊能获得青睐。基督徒被要求花时间默想永恒的诅咒，好为他[10]们死亡后的生活做好准备。”
知道未来将发生的点点滴滴的上帝，已经决定谁会得救，谁又会受到惩罚。他不会改变心意。一个人的一生无论正直或堕落都不会改变上帝的任何判决，否则就意味着卑微的人可以指挥全能的上帝。
1662年，皇家学会的章程正式获得通过。同年，一本叫作《末日》（The Day of Doom）的书出版，以诗文的方式解释上帝律法。这本书获得巨大反响（成为美国的第一本畅销书），它简单扼要地论及像是婴儿遭受地狱烈焰惩罚这类的事情：走了，走了，别再拖延，基督不会怜惜你的哭泣：要哭就到地狱去哭，在那里永远哀鸣。
孩子们熟读这些诗文。最终，这些论点被认为太过残酷不适合广泛流传。但是，它们一直盛行到18世纪。1741年年底，乔纳森·爱德[11]华兹（Jonathan Edwards）在他最有名的一场题为“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的布道中，厉声谴责新英格兰地区的教徒们。“上帝拉着你进地狱，就像人手持蜘蛛或是惹人厌的虫子丢进火里，上帝厌恶人类的情绪被可怕地激起：射向你的愤怒之眼让你烈火缠身；你在他眼中一文不值只能被丢进火里；看到你就脏了他的眼；我们在他眼中比起最可恨的毒蛇还要可恶千倍。”
这就是标准的教条。与人类的脆弱相比，上帝是全能的，承认这一点是敬拜上帝的开始。“心惊胆战地过日子对我来说是最好的。”[12][13]约翰·多恩（John Donne）这么宣称。再小的罪恶都会引发上帝的愤怒并挑起灵魂痛苦的内疚。1662年，也就是皇家学会的章程正式获得通过的那一年，19岁的艾萨克·牛顿为他此生迄今所犯下的罪恶列出了一份清单。这份理应详尽的清单上列出了58条项目，当中混杂着他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两者一样罪孽深重。其中有一两条项目特别引人注意，如——“威胁我的父亲和母亲史密斯女士（这里指[14]牛顿的继父和母亲）要放火将房子连同他们一起烧掉”——但列表上所有的项目几乎都很寻常。“在星期天制作老鼠夹。”“捶了我妹妹一拳。”“自己有毛巾还拿威尔福德的毛巾来用。”“有不洁的想法、话语、行为和梦。”“在星期天晚上制作糕点。”这些罪恶对我们来说都不算什么，但它们在牛顿的眼里，却是极为可耻地背叛了他自己和他的上帝。
不过至少在这种自我撕裂的作为上，牛顿一点也不特殊。17世纪的作家和神学家艾萨克·沃茨（Isaac Watts）——他长大后会撰写像是《欢乐世界》（Joy to the World）这类的赞美诗——年轻时首度[15]展现他的才华是在离合诗的创作上。他所做的诗开头是这样的：我是卑鄙肮脏的土块（I am a vile polluted lump of earth），自从我出生以来一直就是如此（So I’ve continued ever since my birth），虽然耶和华每天赐给我恩典（Although Jehovah grace does daily give me），怪物撒旦却注定要欺骗我（As sure this monster Satan will deceive me），因此，主啊，从撒旦的魔爪下拯救我吧（Come therefore，Lord，[16]from Satan’s claws relieve me）。
他的第二首诗也阐述了类似的想法，并在诗文中隐藏了他的名字沃茨（Watts）。[1] 作者注：为了方便起见，我在书中使用“科学家”（scientist）这个词，尽管所谓的科学家是到了19世纪才为人所用。在17世纪，尚未出现固定的词汇方便人们称呼这些研究者，有时他们被称为“自然哲学家”（natural philosophers）或者是“名家”（virtuosos）。[2] Peter Earle，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Business，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302.[3] Keith Thomas，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p.5.[4] A.Lloyd Moote and Dorothy Moote，The Great Plague，p.26.[5] Anna Beer，Milton，p.386.[6] Earle，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p.302.[7] T.B.Macaulay，History of England，ch.4，“James the Second，” available at http：//www.strecorsoc.org/macaulay/m04a.html.I drew details from Macaulay’s History；Antonia Fraser’s Royal Charles，p.446；and an account by the king’s chief physician，Sir Charles Scarburgh，at http：//tinyurl.com/y3wgtom.[8] Adam Nicolson，God’s Secretaries（New York：Harper，2005），p.25.[9] 译者注：莫里斯·克莱因（1908～1992年），美国数学史学家、数学哲学家。[10] Morris Kline，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p.235.[11] 译者注：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年）是美洲殖民时期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12] Eugen Weber，Apocalypses，p.100.[13] 译者注：约翰·多恩（1572～1631年）为17世纪著名文人，文风寓意深远，引经据典，迥异于时代。曾任圣保罗大教堂首席主教。[14] Richard Westfall includes the entire list in his “Writing and the State of Newton’s Conscience.”[15] 译者注：所谓离合诗，指的是诗文中各行的开头或结尾字母或其他特定处的字母能组合成词或句的一种诗体。以本页艾萨克·沃茨的诗文为例，各行的开头字母恰好组成“ISAAC”，也就是艾萨克自己的名字（Isaac）。[16] Roy Porter，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p.157.3.世界末日
经过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长期酝酿，愤怒的上帝带来的恐惧日益严重。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圣经》，还有《圣经》中提到的审判日。问题不在于世界末日是否真会来临，而在于世界末日多快会降临。答案则似乎是，很快。
几乎没有人相信进步的概念。（即便是用他们的发现开创现代世界的科学家们也不相信进步这件事。）相反的，几乎人人都持有的信念是，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世界已经分崩离析。现在看来，世界崩解的脚步加快了。人不分贵贱，从学术讲座到内容让人尖叫的小册子，都在指出天启（Apocalypse）将近的迹象。
在某个时间点上，这表示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有位历史学家在他的摘要里写道：“号角响起，万物停止运作，月色转为血红，星星[1]像枯叶坠落，地球伴随着可怕的雷击与闪电陷入火光之中。”在这种混乱之中，无论圣人或罪人，死去之人都将从墓地升起，接受无法上诉也无法赦免的审判。我们祖先认为这些都是事实，而非夸大的言论。这是神意，注定会发生。
关于末日何时到来的争论激烈又广泛。在今日，只有电视传教士和《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漫画会使用像是“末日将近！”（the end is nigh！）这般的警语。但是在17世纪，这却是一件迫切的事情。解读《圣经》上的预言是市场主流，比起现代人钻研股市的起伏更显攸关重大。
以前也曾出现几波类似的末日恐惧，但没有明确的原因就不知所踪地消沉了。这并不能给人们提供任何安慰。“这段时间有关基督再临的书籍大量出现，”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指出，“皇家学会的成员[2]也醉心于此。”他们有条不紊地展开研究，寻找隐藏在《圣经》经[3]文里的含义或是巧妙地处理某段神圣经文引用的数字。
许多学者和科学家都针对一个特定的数字提出了警告——1260[4]年——在《圣经》中有几处不同的地方都出现了这个数字。他们认为在过去的某个时刻，时钟已经启动。从那时算起，1260年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困扰皇家学会这群最为强大有力的心灵的问题是，倒计时始于何时？公元400年是经常被引用的日期，那是发生“大叛[5][6]教”（great apostasy）的时代，真正的基督教被破坏殆尽。无须艾萨克·牛顿的数学天赋也能算出，从公元400年起算，1260年后就是公元1660年。
耶稣自己曾提及末日来临前的迹象。在橄榄山，门徒们问他：[7]“你的降临和世界末日有什么征兆呢？”
地上满是战争和苦难，天空一片混乱，耶稣这样回答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必有饥荒、瘟疫、地震。”然后，经历过更多的苦难，“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而现在，天上和人间，危险的迹象比比皆是。通奸者、亵渎上帝的人，还有不信教者将伦敦变成现代的巴比伦。清教徒长期严厉的执政才刚刚结束，这类轻率的行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649年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后，剧院关门大吉，圣诞节的庆祝活动也被禁止，在婚礼上跳舞也被取缔。
1660年皇权复兴后，全国上下民情全然改观。查理一世认真固执。查理二世则机智好动，随时准备要再打一场网球、再赌一局桥牌或是追求另一名宫廷贵妇。宫廷的生活是出了名的放纵，自国王以降，[8]人人都陷溺在无穷无尽的性放纵游戏中。［这位“快乐国王”（Merrie Monarch）包养了大量情妇，但在其统治早年，他还保有某种忠诚，限制自己一次只能拥有一名情妇。］有钱有势的人行径大多如此，那是个玩世不恭和放纵的时代。
无法避免的结果是，许多人忽略了毁灭的预言或是嘲笑这类的警告和悲叹。但就像是派对上听到远方传来的大声疾呼，不对劲的征兆破坏了节庆的气氛。上帝是不容轻慢的。1662年，英国乡下传来消息，有人亲见几名妇女生下了怪异的畸形儿。同时，一颗明亮的星星神秘地出现在夜空之中。来自英格兰南部的白金汉郡的报告称，那里天降血雨。天空歪斜，一如耶稣曾警告的。
接着，在1664年的秋天，欧洲和英国当地都看到天际有彗星划过。在17世纪人们的心中，这是项恶兆。［如同disgrace（耻辱）或是disfavor（不利），disaster（灾难）一词也源自dis和astrum，后者在拉丁文中表示星星或彗星。］天空不同于地表，是一个秩序与和谐的领域。人们恐惧彗星这个不祥的入侵者已有几千年。“这太可怕、太可怕了，它在民众心中产生极大的恐惧，”1528年一名彗星目击者写道，“有些人因恐惧而亡，还有一些人病倒……这是颗血红色的彗星，它的末端看上去像是手握大刀，刀锋尾部有三颗星星，要来对付我们。无论从这颗彗星光芒的任何一方来看，都能见到大批的斧头、刀和血淋淋的剑，在此之中则是一张有着扭曲胡须和头发的丑陋人[9]脸。”
彗星是来自宇宙的警告、上帝不悦的征兆，类似于闪电，但更持久。“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刻，人类的罪恶像浓烟升起……逐渐形成彗星，”马丁·路德的追随者解释说，“最后被天庭炙热的怒火点[10]燃。”
彗星在消失之前会在天顶悬挂数日，令人不安。没有人知道它们去了哪里？又是为了什么？夜复一夜，所有人可以做的就是查看天空，看看可怕的来访者是否又出现，并猜测它可能预示着何种灾难。
1664年，最新出现的彗星拒绝消失。令人害怕的景象从11月一直持续到12月。12月17日，国王查理二世和凯瑟琳王后等到深夜，以求目睹奇观。民众的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悲观。1月，彗星附近的幻影让人们开始耳语——天空中漂浮着“棺材，它导致了群众[11]极大的焦虑”。
皇家学会的成员、占星家约翰·盖布利（John Gadbury）警告[12]说：“这颗彗星预示着疾病传播、可怕的飓风和暴风雨。”另一位占星家则预见“将许多人送进坟墓的死亡”。
1665年3月，第二颗彗星出现。
切身相关的自然世界似乎也跟着不安。传闻和预兆随着令人担忧的景象而起——成群的苍蝇涌进房屋、蚂蚁瘫痪道路、青蛙堵塞沟[13]渠——并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英国就像古代埃及激怒了神。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跟着迷信的乡下人一样饱受惊吓，运用想象力窃窃私语传递吓人的最新消息。西班牙大使的报告指出，在伦敦诞生了“一只形状和颜色都很吓人的畸形怪物，一半红色一半黄色，胸口有张人类的脸，有着牛的腿、人的脚、狼的尾巴、山羊的乳房、骆驼的肩膀，长长的身体，还有颗长了马耳朵的肿瘤式的头颅。上帝向[14]人类展示这种可怕的奇观作为灾难的先兆”。
在这群人当中最重要的是该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艾萨克·牛顿，他也和所有其他人一样，狂热地相信人们生活在世界末日的阴影中。每一个时代都有其视而不见的矛盾。希腊人谈论正义却蓄奴。十字军[15]传递和平福音的方式是策马消灭异教徒。而17世纪的人则认为，宇宙就像是钟表式的机械装置，完全依照自然的法则运行，上帝会到世间行神迹并惩罚罪人。
对这些怪物和血雨之类的事情，很多早期的科学家倾向于不多加理会，但他们把详细研读《圣经》当作一项紧迫的任务，以便能够确定世界末日来临之前人们还剩多少时间。今日众所周知的化学之父罗伯特·波义耳不仅研究英语《圣经》，还涉足希腊文、希伯来文和迦勒[16]底人的版本，以求找出《圣经》隐藏的意义。牛顿自己则拥有30多种不同译文与语言版本的《圣经》，他不断地仔细阅读和比较它们。《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有意义，就像自然世界中一草一木都提供理解上帝旨意的线索一样。《圣经》不是一部可以依照个人品位诠释的文学作品，而是意义固定的密码，需要细心又聪明的分析者来解码。牛顿投入了数千小时——这跟他用在理解引力或光的秘密上的时间相当——寻找所罗门圣殿尺寸中隐藏的讯息，还有试图对比《启示录》的预言和后来发生的战役与革命。“第四只野兽（在《启示录》里）……非常惊人而可怕，有着钢铁巨齿，将一切撕咬成碎片，[17]再用脚践踏残渣，”牛顿写道，“指的就是罗马帝国。”***
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世界末日临近了，争论在于世界末日会以何种方式出现。有一派人认为，全球性的洪水将淹没世界，就像挪亚方舟的故事；另一派人则认为大火会吞噬一切。当预言中的1666年到来，恐惧的浪潮越演越烈，因为666也是撒旦的数字。当瘟疫在1665年席卷英国时，恐惧变成了恐慌，因为这是末日预言的前一年，而死亡马车也果真开始将人载往众多的坟墓。[1] Perry Miller，“The End of the World”，p.171.[2] Frank Manuel，A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p.129.[3] 作者注：克里斯托弗·雷恩的父亲，一位对数学也具有浓厚兴趣的著名牧师，用不同的观点看待《启示录》。他将罗马数字，由大到小依序列出，得出“MDCLXVI”的结果，指向1666年，表示这“可能预示着某种不祥的事件，也许就是最后末日”。Adrian Tinniswood，His Invention So Fertile：A Life of Christopher Wren，p.17.[4] 作者注：他们引用的段落，如《启示录》第11章第3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学者认为每一天代表一年。[5] 译者注：叛教一词来自希腊文，意指“反抗”。耶稣基督死后不久，早期基督团体内部即产生叛变，造成最初由十二使徒带领的基督教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各个教派皆仅持有部分的真理，甚至时常掺杂异教思想或是教义。没有完整的福音代表来自神的权力，人就不能执行教会内的教仪。[6] Richard Westfall，Never at Rest，p.321.[7] Matthew 24：3，King James Bible.[8] 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and Marriage，p.328.[9] David Levy’s Guide to Observing and Discovering Comet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9，quoting Ambroise Pare.[10] Tinniswood，His Invention So Fertile，p.10，quoting Andreas Celichius.[11] Tinniswood，His Invention So Fertile，p.11.[12] Moote and Moote，The Great Plague，p.20.[13] J.Fitzgerald Molloy，Royalty Restored（London：Downey，1897），p.167.[14] Neil Hanson，The Great Fire of London，p.28.[15] 译者注：原文为“the gospel of the Prince of Peace”，意指基督的福音。[16] Westfall，Science and Relig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124. The historian Frank Manuel discusses Boyle’s belief in the imminence of the apocalypse in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p.129.[17] Isaac Newton，Observations upon the Prophecies of Daniel，and the Apocalypse of St. John，part 1，ch.4，“Of the vision of the four Beasts.” This posthumous work by Newton can be found，along with seemingly everything else Newtonrelated，at the indispensable Newton Project website，http：//www.newtonproject.sussex.ac.uk/prism.php？id=1.This essay is at http：//www.newtonproject.sussex.ac.uk/view/texts/normalized/THEM00198.4.死亡包围着街道
一千多年以来，每当上帝对他创造出来的人类失去耐心时，瘟疫就会席卷整个欧洲。数百年间，大约每隔十年或二十年，这些疾病就以一种可怕的节奏出现又消失。1347～1350年那场夺走两千万人性命的瘟疫是最致命的。在那三年期间，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欧洲人死亡。
英国人口受此冲击要四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恢复。在佛罗伦萨，坟[1]墓里的尸体堆得“就像是千层面中层层夹藏的乳酪”，受到惊吓、觉得反胃的观察家写道。幸存者只能坐视瘟疫造成的毁坏。“哦，幸[2]福的后人，”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写道，“将不会遇到[3]这样深层的悲哀，并将我们的证言当作故事对待。”
这就是鼠疫，通过啃咬了受感染鼠只的跳蚤传染给人类的一种疾病，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人知道这就是病因。在瘟疫全面暴发之间的空档，几乎每年都有少数人得病，但疫情很少失去控制。17世纪中叶的英国已经幸免于瘟疫袭击好几十年。这段时间瘟疫摧毁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城市，但是伦敦自1625年以来不再有疫情传出。
不过，没有城市能置身事外，因为瘟疫的传播跟随着船舶、军队和商人——任何在不知不觉中带来了老鼠和跳蚤的交通工具与旅客。英国在17世纪开始致富，其大部分财富来自贸易。船舶从世界各地将茶、咖啡、丝绸、瓷器、香烟和糖带往英国熙熙攘攘的港口。在此期间，17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欧洲则只能眼睁睁看着瘟疫横行整个大陆，先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再来是德国。1663年和1664年，瘟疫摧毁了荷兰。
1664年圣诞节，英国笼罩在一片平静之中——伦敦有一人死于瘟疫，2月再添上一条人命，4月到了则有两人死亡。1665年4月30日，[4]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在他的日记中首度提到瘟疫。当时皮普斯是一名刚过30岁的年轻人，正在皇家海军展开他的文官生涯。这份终将成为世界珍宝的日记其实只是私人的记录。有关瘟疫的第一次记录其实只是描述他一次愉快的晚宴和自身经济状况后的想法。他在检视过自己的记账本后，“极其喜悦地”发现此时正是自己这辈子最有钱的时候。接着他记下自己的观察：“城里人面对疾病怀有巨大的恐惧，人们耳语说有两三户人家已经被隔离。愿上帝保佑我[5]们。”
阅读这首次记录、预言般的段落很难不让人耳畔飘扬起恐怖电影的背景音乐。面对摆在眼前的灾难，皮普斯提到的“两三户人家”的[6]悲剧将显得古怪。
瘟疫任意取人性命，令人痛苦并快速致死。一名饱受惊吓的旁观[7]人士称之为“灵活的刽子手”，因为它可以在一夜之间取走一个健康男性的性命，没有人知道染病的原因，也没有人知道治疗的方法。人们仅知道瘟疫在人群中传播，染病的人倒下死亡，而未受到感染者就退缩一旁等待着。
最初的症状可能是一个无害的喷嚏（当别人打喷嚏时，我们说“上帝保佑你！”的习惯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紧随其后是发烧和[8]呕吐，接下来则是“最确定的病征”，1625年英国瘟疫蔓延期间出版的小册子中这样写道。袭击人体的包括皮肤上方的水泡和下方的肿胀。约一便士硬币大小的淡蓝色或紫色的斑点最先出现，很快地，红疮暴发，“就像是有人用烧红的铁在身上烫出洞来”，最终则是可怕的黑色肿胀。病人的颈部、腋下、腹股沟鼓起，肿胀的程度有时“不会大于肉豆蔻……但有些会大得像是一个男人的拳头”。这些一触就痛的肿块渗出血水，受害者在痛苦中呻吟。
一旦染上瘟疫，医生所能提供的帮助也仅剩抚慰的话语。有关当局将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保全健康之人身上。染病的人被禁止踏出家门，有警卫站岗避免他们逃跑。食物由所谓的“瘟疫护士”留在门前的台阶上，但后者所做的与其说是帮助病人，倒不如说是趁火打劫。
遭到瘟疫袭击的家庭被钉上木条隔离，屋里的人等待命运决定生死。（这就是皮普斯所指的：“两三户人家已经被隔离。”）有些贫民区的廉价公寓里监禁着六户人家。遭蒙天谴的这些人家门上被红色粉笔画了个大叉叉，警告其他人保持距离。在这个叉叉附近潦草地写下“上主，求你怜悯我们”这样无望的句子。
1665年6月7日，皮普斯第一次亲眼看到“两三间这样的房子”。6月10日那天，他认为是时候留下遗嘱了。到了6月15日，他指出，“死亡在城里蔓延……上周有112人因瘟疫而亡，而再前一周的死亡人数则是43人”。
整个夏天死亡人数都在不断攀升。吓坏了的伦敦居民无止境地讨论这些数字，想找出一个规律，这情况跟他们试图猜出下次疯子闹事会发生在何时很像。7月1日，皮普斯看到“佩星和尔街（Bazing-hall [9]street）上有七八间房子因为瘟疫被关闭”。他在7月13日记录下“本周瘟疫造成超过700人死亡”。[10]
这些数字并不可靠，因为这是由所谓的“调查人员”，即一群缺乏知识、让人瞧不起的老妇人收集得来的。调查人员有两项任务：一是计算死亡人数；二是搜寻人们罹病的迹象，让官员知道哪些家庭应该被隔离。没有人自愿担任这个工作。调查人员都是靠政府救济生活的贫困妇女，当地官员威胁取消她们微薄的津贴，迫使她们接受这项任务。即使在平时，人们都对她们避之唯恐不及，现在她们又额外背负散播感染的污名。路过的人看到这些衣衫褴褛的妇女都忙不迭地跑开。但法律规定让人们很容易辨识出她们的身份，调查人员按照规定必须携带一根两英尺长的白色令牌作为官方的象征，走在街上时她[11]们会沿着垃圾沟行走。
虽然瘟疫的相关统计数字并不可靠，但是瘟疫蔓延的趋势却是明白无误的。1665年整个夏天的死亡人数从6月的每周数百人到7月的每周千人，再到8月底每周有6000人死亡。伦敦的惨状就算是心性再坚强的人见了也震惊不已。儿童比成人更加脆弱，一家人几天之内相继病倒。“儿童一旦染病铁定没救，婴儿一出生就立刻被送往坟墓，”在瘟疫蔓延期间仗义行医的纳撒尼尔·霍奇斯（Nathaniel Hodges）医生写道，“有些染病的人跑到街上；有些躺在床上陷入半昏迷状态，像是已经去掉半条命，并且再也无法被唤醒直到丧钟响起；有些病人躺着呕吐，仿佛他们喝下了毒药；还有些人就在市场上倒地死亡。”[12]
起初，当死亡率尚低时，霍奇斯医生奢望伤害能就此打住，但这些希望很快就破灭了。瘟疫是一个“残忍的敌人”，霍奇斯感叹道，瘟疫就像军队一样，“起初只是弓箭零星四射，但最终整个城市布满死尸”。霍奇斯提到有位健康状况良好的牧师安慰垂死病人但最后也罹病死亡，还有医生在病床边倒下。皮普斯听说这个已经四处蔓延的灾难现在降临到了自己熟识的人身上，“曾卖给我们麦芽酒的可怜威尔……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死了，我想他们所有人都是在同一天死去[13]的”。[1] Norman Cantor，In the Wake of the Plague，p.8.[2] 译者注：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年），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意大利诗人，与但丁、薄伽丘齐名为14世纪三大作家。以拉丁语作叙事诗，鼓吹古典文化，被视为欧洲人文主义之父，享有桂冠诗人美誉。[3] Barbara Tuchman，A Distant Mirror（New York：Ballantine，1978），p.99.[4] 译者注：塞缪尔·皮普斯（1633～1703年）是英王查理二世及詹姆斯二世在位期间的海军部首席秘书，亦曾任下议院议员。他于1665年加入为皇家学会，并于1684年12月1日至1686年11月30日担任主席。牛顿所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在这段时间由皇家学会出版，标题上还有皮普斯的名字。皮普斯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日记作家。他在1660～1669年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伦敦瘟疫、第二次英荷战争与伦敦大火的细节，是后人研究英国皇权复兴时期的重要一手史料。[5] Samuel Pepys’s diary entry for April 30，1665，available at www.pepysdiary.com.[6] 译者注：作者认为，回头来看皮普斯对疫情轻描淡写的用词——只是听见“耳语”说仅有“两三户人家”因为罹病被隔离，相较于随后瘟疫在伦敦夺走大量人命，好像不是在说同一件事，显得不对劲。[7] Margaret Healy，“Defoe’s Journal and the English Plague Writing Tradition，” quoting the seventeenth-century pamphleteer Thomas Dekker.[8] 这句引文以及之后几句关于瘟疫症状的引文，引自Richelle Munkhoff，“Searchers of the Dead：Authority，Marginality，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Plague in England，1574-1665，” Gender and History 11，no.1（April 1999）.[9] 译者注：皮普斯这里指的应该是Basinghall街（有时写为Bassinghall）。著名的Bassing家族曾在13世纪于此地兴建豪宅，该街道就以此家族命名。目前位于伦敦金融办公区域内。[10] 这句引文以及之后几句关于瘟疫症状的引文，引自Richelle Munkhoff，“Searchers of the Dead：Authority，Marginality，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Plague in England，1574-1665，” Gender and History 11，no.1（April 1999）.[11] 译者注：作者原文是用refuse channels，概念类似于今日的污水下水道；当时人们将家中污水往街道中的某侧泼洒，臭气熏天，一般行人都会避免经过。[12] Nathaniel Hodge，Loimolgia，or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Plague in London in 1665. See http：//rbsche.people.wm.edu/H111_doc_loimolgia.html.[13] Pepys’s diary，August 8，1665.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