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凯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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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经济学故事试读：
推荐序
不一般的大众经济学
郭凯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开始写博客，很快受到青年学生的追捧。几年下来，结集为《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出版，成为畅销书。这次他再接再厉，把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的专栏文章结集成书，取名《王二的经济学故事》。王二是虚构的人物，在郭凯的故事里，他一会儿是佃农，一会儿是进城的打工仔，一会儿又摇身一变成了小企业老板或写字楼里的小白领，总之，他是中国普通大众中的一员。透过王二时而平淡、时而光怪陆离的故事，郭凯把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枯涩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普通读者。
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我们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朦胧中，我们都感觉到自己的决策受国家政策的影响，但究竟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比如，中国外汇储备越来越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人民币升值是让普通人的财富增加还是缩水？这样的问题，经济学家也未必全搞得清楚，更别说给普通老百姓说明白了。郭凯却用王二的故事，轻松地说清楚了。
比如，在《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这个故事里，郭凯用王二卖粮的故事把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外汇储备价值的影响说清楚了。过去，国家从王二那里低价收粮，一毛多钱一斤，但王二省吃俭用，也存下了25000元的现金。后来，国家照顾农民，把价钱提高到三毛钱，别人都说是好事，王二却犯疑惑：撂在过去，他的存款可以买20万斤粮食，现在才能买8万多斤，他的存款的实际价值岂不是缩水了吗？王二的存款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国家的收购价就是人民币汇率；王二对他的财富缩水的担心就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对外汇储备缩水的担心。郭凯是如何说服王二的呢？读者读了《卖粮的困惑和外汇储备缩水》这个故事就知道了。
郭凯的专业是国际金融和开放宏观经济学。记得有一年他放暑假回北京，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去十渡玩，在路上我们讨论如何向普通人说清楚汇率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对于职业经济学家来说，汇率的作用也不是全都清楚的。郭凯花了很大的篇幅，用王二的故事来讲清楚汇率是怎么回事儿，特别是固定汇率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每篇故事都很精彩，我最喜欢的是《王二兑酒和操纵汇率》《集市中的“君子协定”和价格干预》《王二打酱油、固定汇率和通货膨胀》三篇。
在王二兑酒的故事里，王二是卖酒的，和他的竞争对手李四的兑酒方法略有不同。王二的方法是往水里兑酒，一桶水里兑上半桶酒，酒的味道也不错；李四的方法则是往酒里兑水，但加水没有定数，到口感合适为止。市场好的时候，两家相安无事，市场差的时候，两家就为谁造假更多吵得不可开交。可是，村里其他人都知道，两家都往酒里掺了水，半斤八两而已。郭凯告诉我们，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就是王二的兑酒法，而美国的所谓浮动汇率，就是李四的兑酒法；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对普通人来说，汇率形成机制高深莫测，郭凯却用王二和李四的兑酒法把它说清楚了。
王二赶集的故事稍微复杂一些，简单地说，王二所在的王村和隔壁的李村，一个专门种苹果，一个专门种梨，两村总想用君子协定把苹果和梨的交换比例固定下来，但因为苹果和梨的收成波动不同步，总是有像王二这样的村民乘机干投机倒把的勾当，最终让君子协定失效。郭凯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维持固定汇率的代价是高昂的。
王二打酱油的故事很简单，但道理却不简单。王二是个精明人，他发现隔壁李村的酱油比王村的便宜20%，因为李村的杂货铺积压了一批进价低的酱油，因此他总是舍近求远，跑到李村去打酱油。可是，他的小聪明很快就被其他王村人发现了，结果人人都到李村打酱油，李村杂货铺的低价酱油告罄，只好也卖高价酱油。人民币对港币通过美元基本上维持了固定汇率，内地的物价这几年涨得快，因此出现有人到香港买酱油的事情。郭凯告诉我们，不能期待香港的物价一直低于内地，香港物价一定会涨，直至以人民币计价的物价和内地的物价持平为止。用一个简单的故事，郭凯说清楚了一价定律，捎带也说明了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郭凯供职的单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果存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肯定是这种经济学的大本营之一。但是，即使真是这样，郭凯也没有变成一个“新自由主义者”。在《王二的经济学故事》里，他专门用一章讨论市场和公平问题。他当然不是新左派；和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坚信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有效性。但是，他也不是那种视市场为圭臬的右翼经济学家，忘记了市场的分配功能。这在《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这个故事里反映得最清楚。
王二是个善人。当地发大水，许多人家开始断炊了；王二开粮店，手里有点儿余粮，于是决定施粥赈济。但是，人多粥少，王二犯了难：该如何分配粥呢？他儿子学过经济学，告诉他，老爸，简单得很，你把粥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人家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王二不愿别人说自己赚黑心钱，最终还是决定靠排队解决粥的分配问题。
郭凯告诉我们，春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面对的是和王二一样的难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车票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春节到了，每个离家的人都想回家，对火车票的需求因此极其缺乏弹性；而另一方面，火车的运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如何涨价、设计何种方案，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总是有人会无法回家。而这些被挤出的人可能不是随机分布的，郭凯问：“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
我自己也写过春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文章，表达的想法和郭凯的基本一致，但当时写得非常艰苦，因为要把其中的道理说清楚并不容易。郭凯具备那种洞穿池底的本事，用王二的简单故事，道出了围绕着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各种争论的本质问题。学者有很多种，郭凯不属于书斋里的那种。这让我想起了法伊德·扎卡利亚。和郭凯同出哈佛的扎卡利亚博士曾师从亨廷顿，不到30岁就担任《外交》杂志的执行主编。正当学界期待一位学术大师诞生的时候，扎卡利亚却决定投身新闻界，担任《新闻周刊》的国际版主编，后来又进军电视媒体，在CNN主持自己的一档国际评论节目“全球公共广场”（Global Public Square）。我想，郭凯终究是要回到中国的；在中国这个巨大的舞台上，无限多种可能性在等待着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姚洋2011年10月8日于麦迪逊第1章如何看待收入分配不均导言
收入分配问题，也许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收入分配的不均，正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体现其在人群中产生的张力。
比如说，每到春运时节，火车票价该不该涨就成了一个话题。对于任何一个了解经济学的人而言，供需产生矛盾的时候通过价格来调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春运期间，要回家的人多，火车运力少，要平衡这种缺口，选择车票涨价似乎是很自然的。这也是不少经济学家——很多是非常有名而且充满了善意——所支持的方式。《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就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僧多粥少，而且所有的人都在挨饿，是不是出价最高的人吃饱肚子、出不起钱的人继续挨饿就是合理的？虽然，这样来作类比很自然地会让人觉得我更倾向于不提火车票价，我真实想要表达的意思没有那么“民粹”（对了，民粹也是我极力反对的）。我只是在善意地提醒：不是简单地用价格把供需弄平衡就完事了，座位分配给谁同样重要。《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则在一个更大的层面扩展了火车票的事情。贫富差距不是简单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也不是简单的富人锦衣玉食，穷人小家碧玉，大家不相往来就是了。一些人甚至觉得，如果中国人能像美国人那样不“仇富”，事情就简单了。“仇富”确实没必要，这点我下面还要谈，但是贫富差距的一个结果就是，富人会挤出穷人，不是用刀用枪，不是横行霸道，而就是通过最简单的市场机制：价格。请不要误解，我完全没有反市场或者反对用价格分配资源的倾向，我只是在说，贫富差距正在用各种方式形成张力，其中就体现在价格上。这件事情的危害在于，当人们对这些张力无法容忍的时候，他们会去反对他们最直接能看到的东西：价格。这样可能会造成很多改革的倒退。我在《一碗水端平和收入分配差距难题》里就说了一个很具体的担心：我们的不少收入分配差距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市场经济。比如说，文章里提到，我们的利率是管制的，汇率也是。这些看起来对所有人都一样的政策，在无形中其实偏袒了一部分人，同时让另外一些人受损。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应该是加大政府的角色，人为地去再分配，而是应该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在这里就是利率和汇率的改革。《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试图消除一种过于简单的看法：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都是贪官、奸商以及官商勾结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本身一定就是坏事。这种简单的看法作为茶余饭后的牢骚话可能无所谓，但如果演化成了“仇富”和反对市场，那可能就有害了。一个成功的社会必须要有成功的人，必须要给成功的人应得的回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有人成功了，有些人不那么成功，这样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自然的。但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又不是那么彻底，所以才有了贪官、奸商以及官商勾结这些事情，这也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这种拉大是不应该发生的。这篇文章想要更加强调的一点是，这两种力量可能发生在同一批人身上，换句话说，中国的成功者或者富人，其财富里可能既有其应得的部分，也有其不应得的部分。因此，简单的“仇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强力的再分配也不是，去区分好人坏人也不是，因为黑白分明的好人和坏人很少。应该消除的是不合理致富的土壤和环境，而不是富人或者收入分配差距。《王二的水井和中国的油价》看起来讲的是油价，但和收入分配是密切相关的。社会上对油价上涨存在普遍的反感，认为这是压榨老百姓，把钱转移给已经很有钱的石油公司，因为很多人看到的只是石油公司的巨额利润。但石油公司的利润中是有不同部分和来源的，这些利润有些是合理的，更多的则是不合理的，不能混为一谈。这篇文章想要说的是，你得把不合理的利润给挤掉，但是应该保留合理的利润。成品油价随着原油价格上涨和下调，恰恰是属于合理的部分。而且，更高的油价还有利于环保。仅仅是看到石油公司利润高而反对油价上涨，虽然也许能起到降低利润的效果，但这种做法本身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而且还会让正确的改革发生倒退。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
某地发洪水了，道路被阻断。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不久，就有不少人断炊了。
王二是个开粮店的，所以手里有点粮。王二决定开始施粥行善，解决灾民一时的困难。王二面临的问题很现实也很严峻：有1000个人需要吃饭，但是王二只有100个人的粮食。
王二为此事感到很苦恼，100个人的粮食分给1000个人，给谁还是不给谁？王二的儿子学过一点入门的经济学，觉得此事很容易。他说：爸，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价格越高需求越少。最好的方式是，你不应该施粥，而是应该卖粥，卖给出价最高的那100个人。这样事情不就简单了？大家也不用排队，也不用打架，你也不用担心分给谁不分给谁，看不见的手都替你搞定了，人家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就把这件事情想通了。你看，还是学点经济学有用吧？
王二觉得此事不妥，说：你这不是让我在赚黑心钱吗？而且，这样一来，最后粥不都给那些家里富裕的买去了，穷人不就只能挨饿？
儿子的回答很简单：爸，你怎么就想不明白？你不卖高价，人拿去了之后，照样能转手高价卖出去，最后还不是一样？这就叫黄牛。再说，你卖粥的价格公开透明，又没有公开歧视穷人。穷人要是真饿了，一样也会愿意出高价；不出高价，说明人还没有饿到非吃不可。你不用觉得有什么不安的。
王二还是觉得不妥，说：我还是先来先得，免费施粥吧。这样，我觉得更公平一点。
王二的儿子立刻说：爸，这一点也不公平！凭什么先来的就是最需要喝粥的？先来的都是那些时间最不值钱的。而且，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很多人都要排上一晚的队，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最后，你还是不能阻止人拿到粥之后再转手卖掉，最后粥不是还会落在愿意出高价的人手里？你想违背经济规律，最后不解决问题，还增加麻烦。
王二说：麻烦就麻烦吧。我觉得先来先得更合理，你别多说了。
每年到了春运时节，火车票该不该涨价就成了一个热门问题。需要看明白的是，火车票价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有1000个人想坐火车回家，铁路系统只能提供800个座位，谁上车谁不上车就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事实上，给定供不应求这个基本的矛盾，火车票的分配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的，因为无论怎么解决，最后都会有200个人不能坐火车回家。任何觉得自己有绝妙方案解决车票问题的人恐怕都得虚心承认，其实不存在绝妙的方案。
面对供不应求的情况，最经典的解决方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正确的解决方案，就是提价。物以稀为贵，火车票稀，所以贵，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那些主张提价的建议是完全有其合理的一面的。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火车票提价是有分配后果的。这里面有两层不同含义的分配后果。如果整个人群的收入都是完全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坐火车回家过年的意愿，那通过提价，可以有效地让那些最想坐火车的人最终买到票，这样的分配后果恐怕无可厚非。问题是我们的人群收入不完全一样：有些人很有钱，有些人一般有钱，有些人没什么钱。在我们很轻松地提出通过价格手段挤出200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意识到，这被挤出的200人不会是一个随机的群体。因此，第一层次的分配含义是，通过提价，我们挤出的是不是恰恰是社会里的弱势群体？这就像王二所担心的，如果他让价高者得，会不会最后没粥吃的都是穷人。
还有就是，即便是那些可以最终买到票的人，提价之后，他们都必须得付更多的钱才能回家。因此，提价的另一个分配含义就是，乘客要给铁道部交更多的钱。和王二一样，铁道部确实得回答是不是在赚黑心钱的问题。
因此，反对火车票提价的人也是有理由的，而且他们的理由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比支持提价的人更弱。
有人会说：等等，反对提价的理由似乎适用于任何商品。难道说任何时候提价都得考虑分配后果？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这也是通货膨胀是经济面临的一个大敌的原因之一。不是所有人都在通胀的时候受损的，通胀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所以通胀往往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但应对通胀的办法当然不应该是限制提价，而是从根源上消除通胀，比如说收紧货币。
回到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春运火车票至少有4点使得它很特殊，使得它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一是春运回家的需求是一种弹性很小的需求。虽然说春运是一种刚性需求恐怕过度了，刚性需求是指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回家，但一般人大概都会同意，春节团聚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重要，因此不会因为票贵一点就不回家。这意味着，如果通过提价来抑制客流，那价格必须提得很高才可能奏效，这就加剧了前面提到的分配问题。二是春节回家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回家或者不回家。房子也是必需品，但房子贵了，你还可以选择买得小一点，住得远一点，而不是完全没有房子住。回家不一样，你不能选择回一半家，只能是回或者不回。因此，火车票提价和比如说水价提价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水价提价的结果是所有人可能都会少用一点水，最后达到节水的目的。火车票提价的结果是硬硬地用价格挤出200人，而不是说1000个人每个人少坐20％，这还是加剧了前面的分配问题。三是铁路的供给是不对价格敏感的，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正常的商品，如果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很快供给就会上来，然后把价格拉下去，因此价格的上涨是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可以拉动供给。铁路是个垄断部门，铁路运力的增长恐怕和价格没有关系，全是按照计划来的。四是春运票价的水平并不直接影响经济效率。水价定低了，会造成水的浪费；电价定低了，会造成电的浪费；春运票价定低了，不会造成运力的浪费——没有人会因为火车票便宜就多坐几次火车的。
归根结底，春运票价的辩论不只是一个价格问题的辩论，更是一个分配问题的辩论。我在后文第三章《房地产的那些事儿》里花了很大的篇幅想要指出的一点也是：房价也有着类似的特征——不仅仅是价格问题，更是分配问题。
用非价格手段解决分配问题往往会有各种负面的影响，就像王二的儿子列出的那些理由一样，我本人在绝大多数时候也是反对这些做法的。照顾低收入群体的最好做法当然是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压低菜价、水价和电价，还有火车票价。但是给定我们的分配现实，给定我们还没有给低收入群体和民工群体发放火车票补贴，给定我们火车的运力不可能在短期发生大的改善，给定政府确实还掌握着车票的定价权，火车票不提价或者少提价可以是一个折中方案。我喜欢这个结果吗？一点儿也不。提价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我觉得非常不一定。
不同的人对王二和王二儿子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认可程度，但是清楚一点很重要：他们看重的东西都不是可以轻易置之不理的。双方都应该尊重对方的观点。富人吃肉和收入分配不均
王二是村里唯一的有钱人。蒙祖上传下来的大量家产，王二一家过着很好的生活，而村里剩下的人都穷得很。王二以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闻名乡里。村里的张屠户每次杀猪，一大半都被王家一家买去。村里其他的人穷，平时也舍不得吃肉，只有谁家来客人或者要办事才会买上一点肉，因此也没有谁介意肉大多被王二一家买走。事实上，多亏有了爱吃肉的王二，村里张屠户隔三差五就能宰杀一头猪。换在别的村子，杀猪的频率要低很多，因为杀多了就卖不动。
但到了过年，情况就会有点变化。过年，谁家都想包顿有肉馅的饺子，吃两顿带点荤腥的好饭。但王二家通常也会在过年的时候大宴宾客，每次都要买很多肉。虽然张屠户临近年关会多杀两头猪，但经常还是人多肉少。张屠户也没别的办法，卖给谁不卖给谁都不好，干脆决定价高者得。可是村里的穷人哪里出得起王家的价钱，王家有时会以平时几倍的价钱把所有的肉全部买走，留下整个村子过一个没肉的节。
村里的人很愤怒，就去找王二理论。王二觉得村民在无理取闹：我没偷你们的抢你们的，这些肉都是花钱买来的，而且出了平时几倍的价钱，我也没占谁便宜，你们找我干什么？要找你们找张屠户去啊，是他把肉卖这么贵的，他卖得便宜一点你们不就买得起了？我也嫌肉贵呢。村民们于是就去找张屠户，质问他为什么把肉卖那么贵。张屠户觉得挺无辜：我一个做生意的，卖给谁都是卖，当然谁出钱多就卖给谁。过年大家都想吃肉，肉价自然就上去了，要是没有王二一下买那么多肉，我的肉哪会卖得这么贵？要怪还得怪王家的胃口实在太大了。
村民们可以大骂王二为富不仁，大骂张屠户是奸商，但这些都改变不了全村只有王家一家过年有肉吃的现实。更何况，王二和张屠户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张屠户没有理由不把肉卖给王二，有钱挣为什么不挣？这可是光明正大地挣钱。王二有钱，就是爱吃肉，只要他买得起，买多少肉也是他的自由，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村民的愤怒是合理的，王二和张屠户的反应也是合理的，这件事如果说有错，就错在王二是这个村里唯一的富人，这是一个收入分配十分不均的村庄。
中国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给整个社会制造王二村庄所遇到的问题。这种问题还不只是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而且是机会不均，是权力和钱的交换，是垄断收益，是利益集团。这些确实都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日益加深的原因，很多人都对之深恶痛绝。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本身的高速增长，即便在一个理想透明的社会里，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很多敢于冒险、把握住机会、入对了行业的人富了，但也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富起来（更多讨论可以参见本章的《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我非常喜欢打一个比方，说中国就像一个用百米冲刺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还有很多人被远远落在后面。
无论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是什么，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必然会造成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特别是在那些供给相对有限而需求相对刚性的瓶颈部门。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挤出效应往往是通过价格的波动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并没有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
我在这章的《王二施粥和春节火车票的分配》里已经讨论过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是否应该提高这个例子。春运期间，铁路的运力有限，需要出门旅行的人暴增，提高火车票价本是市场经济中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供小于求，那通过价格提高来平衡供求是很自然的。这件事情之所以在中国遭到如此之多的反对，一个原因就是提高票价最后挤出的很可能都是收入不高的人群，或者是增加这个人群的旅行成本。你也许可以说，穷就不要回家了。这就跟王二对村民说“穷就不要过年吃肉了”一样，这也许合理，但是绝对不合情，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再说“被高速”这件事情。本来有了便捷的高速列车，这是一件挺正面的事情。但是这里面也有挤出的问题。高速火车，一方面方便了那些在乎时间、在乎旅行的舒适度、愿意支付更高费用的人群的需求；但在另一方面，高速却挤出了那些不太在乎时间、不太在乎旅行的舒适度、希望省钱的人群的需求。不要说现在有的高铁的上座率还有限，就算高铁班班满员，“被高速”的抱怨还是会存在。
中国当下最热的民生问题大概就是房价问题了。导致房价高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少人购房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投资的。很明显，只有那些比较有钱的人群才可能买房来投资，收入低的人群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本来，买房投资是无可厚非的一个私人决定，一个市场行为，没有理由认为一家人只能有一套房子。人家如果有钱，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愿意多买几套房子，本没有什么不可以。更何况，中国的投资渠道十分有限，买房相对于存银行或者买股票而言是一个回报相对高、风险相对小的投资方式（参见第三章的《王二买地和投资性购房的无奈》）。但问题是有钱人买房投资会推高房价，就会让收入较低的人群购房很困难。这就跟王二吃肉一样，因为王二买了太多的肉，拉高了肉价，最后让穷人吃不上肉。整件事情虽然也许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自然的结果，但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最后会导致住房分配的高度不均，富人有很多房，而穷人则要花几十年的收入才能买下一套房。当然，穷人也可以租房住，这样就不用当房奴了，但房价问题的背后无疑仍存在富人对穷人的挤出效应，这实际上也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体现。
在一个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收入分配差距却在拉大的国度里，这种王二吃肉的故事会在各个领域发生——从火车票到住房，从教育到医疗。如果我们同意一个村子只有一家过年吃肉是不合情的，如果我们认准了市场经济，那恐怕就要在收入分配和政府服务的方面下大工夫了。一碗水端平和收入分配差距难题
王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爱运动，小儿子爱读书。大儿子能跑能跳，爱玩各种球类，梦想就是当个球星；小儿子整日待在家里，顺着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看过去，有点能当学者的味道。
王二希望孩子们能够静一点，长大之后做个读书人，而总觉得玩体育没什么前途。自己祖宗八代都没什么运动细胞，也不指望孩子能成姚明、刘翔，因此，王二从心底里更认可小儿子。只是王二心里也清楚，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厚此薄彼，因此也在有意识地想做到一碗水端平。
只是，王二是这么把水端平的。他会把两个孩子都带到书店，说：挑你们最喜欢的书，每个人都可以挑三本，爸爸来付账。还有，过年给压岁钱，很早就说清楚规矩：成绩好的孩子多拿，成绩差的孩子少拿，绝不偏心。放暑假了，把两个孩子都送到了“书友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的目标就是让孩子在一个夏天读遍四书五经。
王二的大儿子始终觉得王二偏袒弟弟，终于有一天来找王二理论。王二摆出父亲的尊严：我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个孩子的，你弟弟有的你都有，哪里有更偏袒弟弟的说法？
王二按照他的标准也许是没有偏袒哪个孩子，后来的结果也是小儿子确实如他所愿成了一个读书人，而大儿子则书也没读好，体育也没玩好。王二更加觉得自己当年的直觉很正确：我早就知道我们王家的孩子没有运动细胞。幸亏小时候多带他们读书，不然哪有他们的今天！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头号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之一。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有很多。我在《一沙一世界：郭凯经济学札记》一书中有一篇文章，比较中美的收入分配差距（见本章附文），并指出一些通常认为的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比如说腐败，并不一定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美国的腐败情况要比中国好很多，但一样也有很大并越来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
不少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自然就会发生的，比如说多劳多得就必然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会比吃大锅饭的情况下大，这种拉大恐怕是值得欢迎而不是否定的，但欢迎这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如果一个市场，本身规则就是偏袒一部分人，这样由于市场经济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容易引起很多人的反感，那就完全不奇怪。王二当然可以说，他没有偏袒任何一个孩子，一碗水端得很平。可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他在偏袒小儿子——他虽然给了两个孩子同样的成长环境，但那样的环境明显是有利于一个孩子的成长的。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中国的市场环境恐怕还远没有到公平的水平。而正是这样的环境，加剧了我们收入分配差距分化的速度。
中国市场环境的问题之一就是宏观价格扭曲。一个例子就是利率偏低，其结果是老百姓补贴银行和企业。这里可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中国的居民存款余额在2010年已经约为30万亿元人民币。一年期存款的真实利率（存款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在2011年是负的，为-2%~-3%。换句话说，30万亿元存一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实际意义上要损失6000亿元至9000亿元人民币。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其实是相当高的，根据各种测算，一年真实的回报率在10%左右是可以保证的，因此30万亿元变成贷款放出去，一年产生3万亿元的真实回报没有太大问题。只是，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不仅没有看到3万亿元，还要损失6000亿元至9000亿元，这一里一外就是将近4万亿元人民币，接近人均3000元钱一年。从这里大概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很多企业和银行效益为什么那么好了。这些企业和银行一年拿着老百姓将近4万亿的隐性补贴，这些钱中的不少最后又流进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口袋，这样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怎么可能不让人反感？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汇率偏低，其结果是中国人补贴外国人和出口商，而惩罚国内消费者。根据海关数据推算，中国在2010年，货物进口值是13272亿美元，货物出口值是15814亿美元，顺差是2500多亿美元。很多人通常关注的只是那2500多亿美元的顺差，而忽略了这背后高达1万多亿美元的进口和出口。尽管很多人不太用进口货，但进口产品已经无处不在了：如果你去加油，中国超过一半的原油已经依赖进口；中国人吃的猪肉和食用油的背后，很可能是从美洲进口的大豆和玉米；中国人买的家具极有可能用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中国从铁矿石到铜还有各种有色金属，都大量依赖进口。这些小到接线板大到汽车、轮船的价格，几乎每天都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换句话说，中国不仅是一个出口大国，也是一个进口大国，而且老百姓每天的生活都依赖于进口。机械地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0%，中国用人民币衡量的进口账单就会变小10%，这就会一年给中国老百姓节约超过8500亿人民币（或者1300亿美元）。虽然这样的测算极为粗糙，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出口强劲的另一面是老百姓不得不为很多进口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
中国市场环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仍然过于强大。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跟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往往也是“成功”的企业。靠近政府，就有土地，就有贷款，就有市场，就有各种优惠政策。这件事情的危害是严重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说，这件事情首先直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国有企业的薪酬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是民众关注的一个焦点，如果国有企业是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和其他所有制的企业竞争，因为效益好从而工资高，那恐怕也不会导致那么多民怨吧？问题是，那些真正的竞争性领域里的国有企业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而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的领域，多半都是有垄断性质的。
政府的过于强大，更大的危害还在于阻碍市场的发育，阻碍普通人致富，从而造成结构性的分配问题。很多拉美国家都有“裙带资本主义”的问题，与之对应的就是极大的分配不公。有裙带的就富，没裙带的就穷，然后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分配不公成为社会顽症。中国千万要避免走拉美国家的老路，而解决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问题至关重要。
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将是中国未来几年将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一些人觉得，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是因为市场作用太多了，政府作用太少了，因此主张要增加政府对经济和收入分配的干预力度。中国真的是市场作用太多、政府作用太少了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恐怕应该先想想：王二真的一碗水端平了吗？还是端得太偏了？王二的财路和收入不平等的治理
王二是个有钱人，有很多很多钱。王家的高墙大院既为邻里所艳羡，又被同样的人厌恶。艳羡是因为邻里们其实也想有高墙大院，厌恶是因为只有而且偏偏是王二住在高墙大院里。
王二不是一直都很有钱的，当年他和所有人一样穷。只是王二从来都不甘于贫穷，他需要的只是致富的时机。王二发的第一笔财是靠种地种出来的。他不仅干活干得比谁都卖力，而且很有商业头脑。别人都种粮食，他种的却是蔬菜，然后可以赶上几十里地去城里卖菜。一年下来，他挣的比谁家都多。没几年，王二就有了一点积蓄。因为进城多，他发现城里什么都好卖，而且越来越觉得靠天吃饭挣钱总是有限的。于是，王二就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又找亲戚朋友借了钱，在村里办起了一个小作坊。王二买了十几台缝纫机，找了村里十几个中年妇女，开始做点衣服、鞋子、毛衣什么的，然后拿到城里去卖，生意很是不错。王二的小作坊不久就变成了大作坊，然后生意也越做越广，钱也越挣越多。直到那时，王二在村里都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红眼的人总是有，但多数人还是觉得王二的钱是他该得的。
初尝挣钱滋味的王二这时才发现，原来他那种挣钱的方式是属于又累又慢的，还有很多不累又快的挣钱渠道。首先是土地。村里的土地全是公有的，公有的特点是这些地值多少钱、给谁用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村里的干部说了算。王二很轻松地就从村里拿到了大片几乎是免费的土地，造别墅，建农家乐。这些别墅和农家乐，自然是按照市场价格出售或者运营。王二从中赚的当然也有辛苦钱，但算来算去，最大头的钱还是来自他的土地，几乎是不要钱的。然后就是贷款。村里农业银行给的贷款利率才5~6个百分点一年，王二心里一算，这么低的利息，做点什么买卖也不可能亏啊。就算是贷款买点钢、买点铜或者买点房子囤着，一年的回报也够还利息的，这钱也太好挣了。王二去找银行贷款，银行自然是非常欢迎，一路绿灯不说，最后利率还能下浮10％。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王二贷款贷得越多，他挣得也越多，而且一点都不费劲。最后就是专营权。王二起家靠的是卖菜、卖衣服，但那些市场竞争太激烈，利润越来越薄。但有些生意，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意，利润空间却一直很有保障。这样的生意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当然，恰恰就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利润才可能这么有保障。王二花了大工夫，终于也分上了“国计民生”的一杯羹。王二自从抓住了“土地”、“贷款”和“专营权”这三个关键词之后，其财富的增长立刻变成爆炸式。但村里人对他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不少人觉得：王二发的是不义之财，他挣的钱是以牺牲村里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收入分配问题恐怕是中国正在面对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挑战之一。说到收入分配，我在2011年去了一次墨西哥。下了飞机，我就被同行的人告知，墨西哥有两个世界之最：这里有世界上活着的最胖的人，还有世界上活着的最富的人。当然，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听到这件事情，你就不得不好奇：世界上最富的人怎么会出在墨西哥这么一个无论按人均或者按总量都不算很大的经济体里？又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比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人更富有？听到谜底之后，恐怕没有人会觉得惊讶：卡洛斯·斯利姆旗下的通信公司碰巧几乎完全垄断了墨西哥的电信市场，他拥有的公司市值占到整个墨西哥股市市值的接近2/3。之所以提起墨西哥，是因为这是一个收入分配一直很成问题的国家，而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水平，如果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恐怕已经超过了墨西哥。
当然，中国不是墨西哥，在很多意义上都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墨西哥的经济在过去这十年里的增长率大约只有3％，中国则是超过10％。换句话说，墨西哥是在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大的分配差距，你甚至可以大胆猜测，也许收入分配差距大和增长缓慢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中国则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伴随着高速的增长。在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上，中国面临着一个非常微妙的权衡：中国有很多又累致富又慢的人，就像早年的王二，也有很多不累而挣钱又快的人，就像后来的王二。前者贡献了中国的增长，但这两拨人同时都在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毕竟这两拨人都在富起来，只是方式很不一样就是了。
这就意味着，对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如果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收入”上，是很难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的。中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现在是45％，这个税率，对于那些早年的王二而言，恐怕是一个很高的税率了。你辛苦地挣了1元钱，4毛5就得当税交了，这还是在公共服务不是很到位的情况下。这么一个高税率，即便可以缩小分配差距，恐怕也会遏制创新、努力和增长。但45％的边际税率，对于后来的王二而言，恐怕只能说是太低了，这里的假设还是王二真的会交税。因为王二后来挣的钱已经完全和他的努力无关了，他多挣的钱就是别人少挣的钱，他财富的增加等同于他人财富的减少，这里即便是100％的边际税率恐怕都嫌少。为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效率损失的问题，价格的扭曲和垄断经营造成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王二挣的钱要小于整个社会其他人的净损失，因此，就算王二把全部的钱都交出来也不足以弥补损失。
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想把早年的王二和后来的王二分开是很难的。在中国现存的市场环境下，在不少时候只有一个王二，你可以在很多中国富人身上同时找到早年的王二和后来的王二的影子。因此，任何再分配的方式，都会面对无法区别两种王二的难题，这使得再分配不会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方式。
但收入分配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不通过再分配，如何治理呢？很难也很简单：先消灭第二种王二生活的土壤。这几乎也是必然意味着要撼动中国经济中尚未真正市场化的部分，要明晰中国仍然不够明晰的产权，要让政府从一个市场的参与者变成一个维护者。如果土地是谁的都不清楚，如果银行利率完全不反映真正的资金成本，如果竞争被人为地消除，公平从何谈起呢？这样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不管是大还是小，都很难是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分配总会有很大的人为成分。不要忘了，30年前我们的国家面临的最大分配问题是大锅饭和平均主义，那个时候我们更不市场化，产权更不清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大。
这里并不是说，只要是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就完全不应该去管。即便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产生的收入分配状况，也未必是社会选择意义上最优的分配。但如果我们分配的基础因为人为的原因就是不公平的，那最好还是先去修正这些基础。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在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上通过再分配得到一个公平社会的。王二的水井和中国的油价
王二的村子缺水，整个村子就王二家的院子里有一口小水井。过去村里的百姓生活得简单，不要说洗车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车，就是洗澡都不是很频繁，所以那个时候一口井也够用了。那个时候也没人管井，谁家想去打水都可以，水是不要钱的。
后来，老百姓的生活开始变好，不少人家里都买了车，卫生习惯也改善了，村里的水马上就开始紧张。很快，光靠那口井是不够了，村里得花钱从外面运水进来才行。不过因为水多年以来一直是不要钱的，村里也不太好马上就开始收很高的水费，只能象征性地收一点。水价不高，大家又习惯了用水，水的用量开始爆炸式地增长。
问题是外面的水可不便宜，而且整个村子新增加的用水每一滴都得从外面运进来。这不仅在经济上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还有一个稳定供应的问题。谁能保证每天送水车都能按时把水运进来？
村里于是有人出主意：那就提高水价吧。水价提高可以减少对水的需求，改变浪费水的习惯，最后可以缓解对村外水的依赖。王二对这个提议尤其支持，提高水价，他家的井水也能卖一样的价钱，那可不是一笔飞来横财？村里的大部分居民自然是很反感这个提议：这难道不是苦了村里的老百姓，最后让王二一家发横财？
国际油价在2010年中期以后一路上扬，很长时间都处于100美元一桶的上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也随之上调，加油站里的汽油价格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峰值。每到这样的时候，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石油巨头的巨额利润、垄断地位和薪资水平就会成为众怒所指。同样的情绪在其他国家也很常见，矛头不太一样就是。美国每当油价高涨，就会有议员跳出来要求调查石油公司是否操纵价格；英国碰到了油价高涨，就会有人抗议政府燃油税过高。说实话，英国和西欧的税确实很高，北京的汽油价格高的时候7元多一升，而同一时期伦敦的油价折合成人民币要超过13元一升，这中间很大一部分是税。从对燃油征税的角度，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税都比较重，包括西欧、英国和日本，甚至加拿大，美国是发达国家中的一个例外，税相对轻，这也使得美国的油价比所有这些国家都低很多，也比中国的低。
回到中国的油价，这里面其实有三个经常被联系起来但应该分开理解的问题：油价水平、成品油的定价机制以及石油公司的垄断和利润。
让我先谈比较简单的，也就是石油公司的垄断和利润。这个事情在我看来类似于回答下面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王二家里有村里唯一的水井，也就是垄断了水源，所以不管水价是多少，王二都应该享受全部的利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是行政赋予的，无论是在上游还是在下游。所以，不能因为把大庆油田交给了中石油开采，所以开出来的油获得的利润都归中石油支配。不能因为走遍全中国，绝大多数加油站碰巧不是中石化的就是中石油的，这些加油站的利润就应该全部由中石油和中石化支配。当然更不能因为一个打字员碰巧是在中石化里打字，挣得就该比一个普通的打字员高好几倍。但这是一个宏观问题。这也不只是石油公司的问题，很多别的国企也有类似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在宏观尺度上实现。王二的村子可以一起决定，王二院子里水井的利润由全村一起分享，而不是王二一个人拿，这个决定是可以和水价具体是多少完全分割的。对石油公司的利润，或者更广义的国企的利润，中国也一样需要一个宏观的解决方案。具体的方案是什么可以很复杂，但方向应该很清楚：国企的利润应该给全国人民提供福利，而不是只给国企自己提供福利。
让我再说稍微复杂一点的，也就是成品油的定价机制。中国的成品油价目前仍然是由发改委说了算。2009年1月之前，成品油的调价机制几乎完全是不透明的，国际油价涨的时候成品油价未必上调，国际油价跌的时候成品油价反而可能上调。2009年1月之后，成品油定价机制进行了改革，尽管调价的机制仍然十分复杂，透明度仍然有限，但改革的方向是使得成品油的定价和国际市场原油的价格联系起来。这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小步。让成品油价的变动反映成本的变动，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任何试图通过行政手段稳定成品油价的行为，最后导致的只会是成品油价和原油价格的脱节，这不仅缺乏透明度，而且会带来严重的扭曲。原油价格涨的时候成品油价不涨，最后就是通过财政来补贴烧油，烧油越多的拿的补贴也越多，这是一种非常累退的补贴方式——你希望补贴的是生活困难或受到影响的人，不是开奔驰、宝马的人，但最后得到补贴最多的恰恰是开奔驰、宝马的。原油价格跌的时候成品油价不跌，最后全部都变成了石油公司的额外利润，难道石油公司的利润还不够高吗？因此，高度透明、与原油价格挂钩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应该是继续努力的方向。
最后让我说可能最有争议的，也就是油价的水平。中国税后的成品油价格比美国的高，这一直是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国油价的绝对水平是不是太高了？对消费者而言，油价自然是越低越好，因此从消费者的角度说，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中国的油价太高了。不少人觉得，如果把过路费等各种成本考虑进来，再考虑进我们的收入水平，相对起来的开车成本中国更是太高。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我们也得从更大的图景看这个问题：节能减排、交通拥堵和能源安全都意味着，结构性的调高终端油价也许才是正确的方向。
通过提高油价的方式来减少能耗，引导节能技术的发展，缓解交通拥堵，这是基本的经济学ABC。这未必是一个受欢迎的选择，但恐怕却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美国的油便宜也导致了美国的生活方式“油耗”极大，一个简单的比较是人均耗油量，在2008年，美国平均每人每年用油超过22桶，日本是不足14桶，而油价相当于美国两倍多的英国，人均用油只有不到美国的一半，是10桶。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类似，基础能源的结构也比较类似，人均用油量有这么大的差别，油价的差别怕是很重要的因素。
考虑到中国的能源安全，减缓用油的增长显得更加迫切。中国已然是世界上第二大原油消费国和进口国，超过一半的原油依赖进口，这个比例将来只会持续升高，因为国内原油的产量增长已经相当缓慢。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用油量如此巨大，进口依存度如此之高，用油的增长如此迅速，然后又是一个原油市场的后来者。没错，美国仍然有比中国更高的进口依存度和原油进口量，但是美国的增长远没有中国那么快，且美国最主要的三大原油来源——加拿大、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国。美国早就建立了分散、成熟和相对稳定的原油来源。没错，日本比中国还缺油，可问题是日本的原油进口已经停滞很多年了。没错，印度用油的增长也很迅速且非常依赖进口，可印度进口油的数量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在这个意义上，让中国的经济增长变成一个“省油”的增长，不只是一件有利于环保，减少能耗、污染或者交通拥堵的事情，更是一件有利于国家能源安全的事情。
回到王二的村子，在我看来，那个村子应该做的是结构性地提高水价，同时让村里的水价随着外面的水价而浮动，最后把王二那口井的卖水收入集中到村里统一使用，花在全村百姓的头上。中国的油价问题如果也能照此办理，也就是逐步结构性地调高成品油价，保持成品油价随着原油价格浮动，石油公司的垄断利润上缴财政，这样大概才能解决我们围绕油价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当然，提高油价老百姓不可能高兴，保持价格浮动等于削弱了发改委的定价权，利润上缴必然得罪中石油、中石化，因此在政治上这恐怕属于愚蠢至极的方案。但这不是说明这个想法本身是错的，而恰恰说明了改革需要有远见和勇气：不得罪人，没有远见，就很难有真正的改革。附文：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走向何处去
中国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问题是一个让我很担心的问题。担心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本身，尽管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说，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我的担心更在于人们对于此事的接受程度、认同程度和对其背后原因的认识。同样的分配差距，在有的国家穷人和富人可以相安无事，换了另一个国家，则有可能会激发社会动荡。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客观的分配不均程度，而取决于人们心理上能够接受的分配不均程度和导致分配不均的原因。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提法，对平均分配的认可也许可以算是深入中国传统的东西。只是，农耕社会的不均和现代工业社会的不均有着十分不同的意味。农耕社会的生产力极度低下，即便生产力稍有增长使得农业产出增加，最后也会转化为人口的增长，并导致在人均的意义上并没有变化，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这一陷阱的结果是，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中国也好，西欧也罢，绝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温饱的边缘。在那样的情形下，不均的分配直接意味着有些人会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这是一个生存问题。追求平均分配，与其说是为了更理想的社会，不如说是一种生存法则。而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人类终于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时代。生产力以几何速度提高，而人口出生率则显著下降，人类社会终于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量的剩余。分配不均在多数情况下已不再涉及生存问题。相反，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行平均主义年代的中国，经济远没有后来市场经济年代有活力，吃大锅饭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也远没有后来按劳取酬的劳动者积极性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分配不均几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产物，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能者多得、适者生存的地方。
我感觉很多人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状况和成因在认识上存在偏差，有的人可能过于简单地把分配不均归于官僚、腐败和制度因素。诚然，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恐怕并不是分配不均问题背后唯一的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我不是研究收入分配或者财富分配的学者，因此我个人的认识很可能也存在偏差，不过我觉得，有些简单的事实还是比较值得注意的。特别声明一下，我下面要说的“事实”未必是真正的事实，因为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数据极难获得，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因此这些“事实”或许都存在商榷的余地。有的人可能觉得这里的“事实”和他个人的主观感受完全不一样，这很自然。不过我想说，主观的感觉并不比数据更靠谱，特别是那些经过严肃的研究人员仔细整理过的数据。
在摆事实之前还得说一下，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收入分配是针对收入这样一个流量概念而言的。收入，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在给定的时间里能挣多少钱，这里面包含工资、红利和其他各种现金流入。财富分配则是针对财富这样一个存量概念而言的。财富，通常指的是一个人在某个时点有多少财产，这里面包含现金、股票、房产和其他各种资产。通常，收入高的人财富可能也多，但这不是必然的，一个挥金如土的投资银行家可能有很高的收入却没有什么财富；同样，一个守财但无所事事的富家子弟，可以有很多的财富但却没有收入。
然后，我这里还选了一个参考国：美国。美国和中国很不一样，比如官僚体系相对清明，权钱交易受到比较大的约束；有真正的工会，各种劳工保护、环境保护和最低工资使得“赤裸裸的原始积累”不那么严重；没有太多国有企业；存在比较严格的反垄断法等。前面说的这些东西，被不少人当做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和美国比较，可以让人有个大致的概念，即便没有这些，也并不意味着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就一定会大。
下面的这两幅图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维尔·马丁在顶尖的英文经济学杂志 《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论文。这位马丁教授，除了是个经济学教授外，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恐怕还是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经济委员会的主席。
图1-1显示的是中美两国在1980年时的收入分配情况，横轴是收入水平，纵轴是人数。这里的收入是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也就是剔除了价格差异后的收入水平，这样可以使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具有可比性。图中左边的是中国，右边的是美国。很明显，1980年的中国比那时的美国穷很多，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比美国最穷的人还要穷，这体现为左边的部分几乎和右边没有交集。那时，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要比美国小很多，这体现为左边的分布比右边的分布“瘦”不少。图1-2是两国在2000年时的收入分配情况，从图中不难看出，中美的收入差距下降了很多。中国富裕人群的收入已经大致相当于美国中产阶层的水平。而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拉大了很多，这表现为中国的分布变“肥”了不少。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是，中国分布的“肥”的程度和美国分布的“肥”的程度是大致相当的，也就是说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和美国是大致相当的。当然，这样用眼睛看的结果可能很不准确，不过，更精确的、用基尼系数衡量的中美收入分配差距也支持这一结论。图1-1 1980年的收入分配图1-2 2000年的收入分配
对这两幅图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我只想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高度平均的收入分配，很难说是一种常态的分配模式。事实上，那种分配方式很可能是畸形的。而随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即便消除了很多令人诟病的问题，比如说腐败、缺少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还有垄断等，也没有消除得很彻底。有些现在看来不是可以完全消除的，甚至是完全不能消除的。没有那些问题，中国的收入分配可能会更公正、更反映一个人的贡献和能力，但未必会更平均。和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国情的美国，虽然不能算一个理想社会，但在不存在中国的那些问题的情况下，却仍然有着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恰恰说明了驱动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要远复杂于那些表面的东西。
无论收入分配的差距有多大，比起财富分配的差距，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在中国，财富分配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恐怕远多于收入分配。比如说，在对房价的激烈讨论中，很大的张力就来自对财富分配不均的不满，这里的财富指的是房产。有些人可以拥有好多房子，还可以通过房子来赚钱，有些人却连一套房子都没有。但这也不完全是中国特色，美国的财富分配差距恐怕更触目惊心。美国的一个消费金融普查里面提供了关于财富的数据，图1-3就是我根据相应的数据做出的。基本的结论是：财富分配极度不平等。
2004年，美国最富的1%的家庭拥有这个国家34.3%的财富，最富的5%的家庭合计拥有59%的财富，而最穷的40%的家庭则只拥有0.2%的财富。有一个所谓的20/80法则，这里就是一个实例：美国最富的20%的人拥有超过80%的财富，而剩下的80%的人只拥有不到20%的财富。要知道，美国的富人很多都是白手起家，最知名的那几个富豪，从盖茨、巴菲特到纽约市长彭博，各个都是如此。因此，这种财富分配的差距，恐怕不完全是分配制度的缺陷导致，也许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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