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明朝真好玩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占芳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这个明朝真好玩儿试读：

分餐制，可以看作改善不良饮食习惯的一种生活方式。

西方现今依然是分餐制，可这分餐制的发明还真有中国人的份儿。

数千年来，分餐都是中国贵族阶层的用餐仪式。直到唐代的某一天，高座家具出现，人们一看，这分餐文绉绉的，喝酒真不过瘾，还浪费，于是弄一个大桌，有肉一块吃，有酒大家一起喝……《金瓶梅》是明代人所写的一本奇书，食、色为全书主线，分餐、共餐并存。但是如果细品，便会发现，那时，分餐还真是格调很高的进餐方式，而共餐却多为随便的家常吃饭及平头百姓的饮食方式。（一）

古代咱吃货老祖宗们为保证生产力发展，只能平均分配食物。我们是个礼仪之邦，干什么都讲规矩。饭，天天都吃，吃饭的时间是最好的教化机会，因而从吃饭演变出了礼数。

人从来都以食为天，多牛的人都得吃饭。周朝时，人们席地而坐开吃，贵族们将餐饮礼仪等级化，这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王术。至于平民，能吃上饭就不错了，谁还管什么劳什子分餐还是共食！《周礼·司几筵》记载：“铺陈曰筵，藉之曰席。”这是贵族们定的。“筵”与“席”的本义可以理解成：筵长大，而席却短小。一般先铺筵在地上，筵上放席子。

筵席开启了王权饮食文化。周天子铺上五重席，坐在上面显得比别人更高大威猛也更舒服，下面其他的官儿老爷们就铺二重席。铺完筵席，天子得摆九个“鼎”盛菜，王摆上七个“鼎”，大夫五个“鼎”，小官三个“鼎”。

这些都只是仪式，是给下面的人看的。

几千年时光，分餐这样的规矩一直是官宦的标配。

有时候，分餐也挺耽误事儿的。《史记·孟尝君列传》载：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田文在家里招待数千门客，无论贵贱，都同自己吃一样的食物。

一天，田文宴请新来投靠的门客，有人无意挡住了灯光，有一位门客以为自己吃的饭与田文有差别，起身就要离去。田文赶紧端起自己的饭菜给他看——原来他们所吃的都是一样的，门客愧容满面，当下拔剑自刎。

这是分餐的坏处。一个桌上吃饭哪来这样的误会？

不过，这门客的派头也忒大了点儿，非要与主人吃一样的饭，可见那会儿这群人的理想也就是一顿饭。

主人给你看的，都是他想给你看的。这么点道理都不懂，自刎也算他自作孽不可活了。

古代的正史无非就是帝王将相，可从不专写吃饭，这让国人至今还蒙在鼓里，以为西餐那样叫卫生、叫文明。

但是，《金瓶梅》里却告诉你：至少到明末，分餐制度，在中国人吃饭这件事上仍然是很有范儿的举动。《金瓶梅》第41回，西门庆的儿子官哥与乔大户家女儿说娃娃亲，到乔家吃结亲酒。这是个挺隆重的宴会，分餐是必须的。大厅“正面设四张桌席。让月娘坐了首位，其次就是尚举人娘子、吴大妗子、朱台官娘子、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乔大户娘子关席。坐位傍边放一桌，是段大姐、郑三姐共十一位堂客”。前后落座。

十一个人一共设了五张桌子，四桌正席，一桌陪席，乔家女主人关席。

而西门家大老婆吴月娘最尊贵，坐主席位，独桌！当然，这个位置上的人是要打赏厨子的。“厨役上来献了头一道水晶鹅，月娘赏了二钱银子。第二道是顿烂烤蹄儿，月娘又赏了一钱银子。第三道献烧鸭，月娘又赏了一钱银子。”

分餐就是这个规矩，主席位的人最主要。但你一定有主席的样儿，抠抠搜搜的那就丢人现眼了。（二）

不少专家都说：“共食制应该出现在唐代。”理由是那会儿引进了胡人的高桌大椅，饮食方式随之改变。

可要我说，中国从吃饭出现时，便有了共餐，只是这种方式大多存在于社会底层。你想想，如果分餐，平民得多准备出多少饭菜？！

唐代时椅子就已经很流行了。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图》壁画：凉亭内摆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九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大家在共餐。

不过，就《金瓶梅》一书来看，尽管分餐与共餐同时存在，但是两者区别还是挺大的。

家里吃饭、朋友酒桌娱乐基本上都是共餐。而讲排场、显礼节时，分餐却是常态。《金瓶梅》第68回，西门庆被黄四请到妓女郑爱香、郑爱月儿家，这算是非常正式的宴请，却搞了分餐仪式。“不一时，收拾果品案酒上来，正面放两张桌席：西门庆独自一席，伯爵与温秀才一席。留空着温秀才座位在左首。傍边一席李三和黄四，右边是他姊妹二人。”

流行于官场、讲究面子的分餐，被拿到妓院里，场面确实够隆重了，但总是有些别扭。

礼仪一多，人就得端着，面具就放不下，还不如共餐，同吃同乐。《金瓶梅》第21回，西门庆与众妻妾喝酒赏雪：“于是在后厅明间内，设石崇锦帐围屏，放下轴纸梅花暖帘来，炉安兽炭，摆列酒筵。”

这是家庭聚会，最适合共餐了。当然，座次上也不能含糊，尊卑有序是西门家的家风。“西门庆与月娘居上座，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并西门大姐，都两边打横。”

这共餐实惠，起码这菜就可以多人共享。尽管明代一桌普通酒席费用不算高，但西门家此次家宴共费银“三两一钱”，一般一桌酒也就一两银子。

吃饭这件事，总是内外有别。《金瓶梅》第36回，西门庆在家接待蔡状元与安进士。这两个新科及第的学子，此时，前途无量。蔡蕴官拜秘书正字。而安凤山，现除工部观政。“秘书正字”是从八品小官（因为是状元才授的），负责打字校对；而“除工部观政”，士子进士及第后并不立即授官，也就没有官品，而是被派遣至六部九卿等衙门实习政事，这就是明代进士观政，相当于现在的实习生。

但是，对于这两个未来的潜力股、“大蓝筹”，西门庆还是在家花园卷棚内“大厅正面设两席，蔡状元、安进士居上，西门庆下边主位相陪”。

这是分餐，应该是蔡、安各占一主席，西门庆坐在下面副席相陪。尽管当时的西门庆身居副千户从五品，但他为了笼络两人，反而在分餐上以客为尊。（三）

日本学者木村春子等人在《中国食文化事典》中说：“古代的中国，实行每人一份的分餐制；食案排列，如同席地便餐那样，人们是坐在席垫上进食的。这种饮食方式被朝鲜半岛和日本继承了。”

古代日、朝这两个国家，只知追随，不知道这分餐制很浪费的吗？浪费归浪费，但这事关中国古代有钱有权人的排场，必须讲究，不讲究会让人笑话的。

宋代《东京梦华录》载，某王过生日，使臣诸卿“凡御宴至第三盏，方有下酒肉、咸豉、爆肉、双下驼峰角子；第四盏下酒是子骨头、索粉、白肉胡饼；第五盏是仙、天花饼、太平毕罗、干饭、缕肉羹、莲花肉饼；第六盏假圆鱼、密浮酥捺花……”反正每人面前都堆九层盘子。

到明代时，在自己家吃饭，少有分餐的，可如果是请客——特别是有身份的人请其他有身份的人，这个分餐制非施行不可。“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诸远方珍贵之品。”（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

那时候，请客分餐，两人一席已经是底线了，三四人共席，可就有点不恭了。

排场是明朝人的硬实力，一讲究起来，软实力便体现岀来。《金瓶梅》第15回，正月十五，李瓶儿过生日，西门庆的四个妻妾到李瓶儿家为她庆生。此时，李瓶儿尚未过门，只是西门庆的情人。“李瓶儿客位内设四张桌席，叫了两个唱的：董娇儿、韩金钏儿，弹唱饮酒。酒过五巡，食割三道……”

四个女人，放四张桌子，这是标准的分餐制。

分餐制在明代也可算是最高的礼遇。《金瓶梅》中，每逢重大吃饭事件，必分餐。《金瓶梅》第31回，西门庆儿子官哥满月摆酒席：“厅正面设十二张桌席，都是拴锦带，花插金瓶。桌上摆着簇盘定胜（一种织锦），地下铺着锦裀绣毯。”

而入座时，刘公公、薛内相两个太监，分坐主席的左、右两席，之后是周守备、荆都监、夏提刑、张团练、范千户、吴大舅、吴二舅。应伯爵、谢希大相陪，加上西门庆共十二人。

第20回，西门庆为娶李瓶儿，请李瓶儿前夫的花家哥们儿吃会亲酒：“头一席花大舅、吴大舅，第二席是吴二舅、沈姨夫；第三席应伯爵、谢希大，第四席祝日念、孙天化，第五席常时节、吴典恩，第六席云理守、白来创。西门庆主位。其馀傅自新、贲地传、女婿陈经济两边列坐。官客在新盖卷棚内坐的吃茶。然后到齐了，大厅上坐。”

花家人是娘家人，如果娘家人喜宴挑礼儿可不得了。所以，花大舅首席。

第71回，西门庆被何千户请吃饭，他到何家厅上见“正中独设一席，下边一席相陪，旁边东首又设一席”，是他与何千户及其叔叔何太监三人吃饭，标准分席分餐。坐时，西门庆主席，何太监陪席，何千户旁坐。西门庆还客套，不肯让何太监陪席。

这种中间独设一席，其他为陪席，而且一人一桌的礼仪，可是敬重之至。

此时，西门庆已升任正千户，而何太监侄子刚刚得了副千户之职。

请直接主管领导吃饭，不以分餐之礼，被心眼儿小的人挑礼儿不说，怕是以后都不好混了。煎饼，客官您的这几张放葱吗

山东大煎饼，绝对是山东的一大特色美食。

现在的山东煎饼，口味多，地域特色足。临沂煎饼就有香米煎饼、板栗煎饼、柿子煎饼、荠菜煎饼；鲁西南煎饼有菜煎饼；曲阜煎饼有上百种，甜的、辣的，种种新品，主要是卷的内容变化。

煎饼的历史据说已经有几千年了，经历几千年时光，人们爱而弥坚，也能见得它的魅力。

古代人与现代人，对于煎饼的认识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吃法上。

而在大明朝的《金瓶梅》里，是怎么说山东省清河县人吃山东大煎饼的呢？（一）

清代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是山东淄博人。这位多年高考复读落榜生，除借鬼狐言事，还自己写了一篇宣传山东煎饼的推广文案——《煎饼赋》。

蒲老师写道：“鏊为鼎足之形，掬瓦盆之一勺，经火烙而滂澎，乃随手而左旋，如磨上之蚁行，黄白忽变，斯须而成。”

这个鏊（ào）为三足铁制，是生产煎饼的专用工具。据说，在对史前仰韶文化的考古挖掘中，出土过陶鏊。唐人《朝野佥载》中有“熟鏊上猢狲”的说法，可见鏊的历史之悠久。

仰韶文化遗址在泰山以西（河南省境内），然而，今天说煎饼，却离不了山东。山东全省除胶东以外普遍吃煎饼。在德州、泰安、临清、聊城、济宁、枣庄等大运河沿岸地区都有以煎饼为主食的传统。《金瓶梅》写的是山东大运河沿岸的商人，写吃煎饼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齐鲁虽然圣人、亚圣双出，可为山东煎饼写赋的，怕也只有蒲松龄一人。不过，蒲老师的家乡淄博以煎饼为主食，他写的山东煎饼可不是光卷大葱吃的。他的煎饼还挺有料，至少在吃法上，胜过现今的。

他讲了三种吃法。一是干湿相间吃法：“夹以脂膏相半之豚（猪）胁，浸以肥腻不二之鸡羹。”看清楚，煎饼里夹的是嫩嫩的猪五花肉，浸着鸡汤吃。这滋味儿——香啊！可这个……是那个时代的平民吃的吗？

二是干吃法：“拭鹅脂，或假（借）豚膏，三五重叠，炙煿成焦，味松酥而爽口，香四散而远飘。”抹上鹅油，在鏊上摊焦，又香又脆。明末清初，山东吃鹅大盛，这在《金瓶梅》中，描写得非常多。干松酥脆嚼着吃，那叫一个爽！

三是下锅煮着吃：“层层卷扫，断以厨刀，纵横历乱，绝似冷淘（冷淘类似今天的冷面），汤合盐豉，末挫兰椒，鼎巾水沸，零落金条。”

煮煎饼，这样的吃法，今天可少见了。有机会得试一下。

蒲老师写的这大煎饼色香味俱全，可能其中还有他个人对煎饼吃法的发扬光大。

吃煎饼还有两份调料：酱与葱。

蒲松龄是清代人，距明代万历年间的《金瓶梅》，相差大约一百年。

这一百年虽不算长，可也不短。那么，明代的山东煎饼怎么吃呢？《金瓶梅》又是怎么写的呢？《金瓶梅》第13回里，“就是大盘大碗，鸡蹄鲜肉肴馔拿将上来，银高脚葵花钟，每人一钟，又是四个卷饼”，这个“卷饼”又称“煎饼”，是山东最具标志性的主食。

不过，《金瓶梅》中的山东煎饼，并未明说与大葱配套，在吃法上看不出花样。（二）

蒲老师一赋，可见山东煎饼之盛。煎饼配酱葱——口味不轻，挺重。

其实，传统的山东煎饼卷大葱的吃法只流行于沂蒙山区以及周边地区。

四百年前，煎饼的吃法显然比现在丰富得多。煎饼盒子就是山东人的一大发明，后来，还闯关东带到了东北。《金瓶梅》第72回，西门庆东京述职回家乡，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大盘子黄芽韭猪肉盒儿上来……”第77回，西门庆吃的是“四碟腌鸡下饭，煎炒鹁鸽，四碟海味案酒，一盘韭盒儿”。

煎饼盒子，荤素搭配，那叫又香又脆。但是煎饼在古代，绝不仅是食物，更有民俗传承。

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北人此日食煎饼，于庭中作之，支薰火，未知所出。”“此日”指的是正月初七“人日”这一天。

这里的“北人”“薰火”是在正月初七，而明代的讲究却是另一个样子。

明代刘若愚在《酌中志》说：“二月初二日，各家用黍面枣糕，以油煎之，或白面和稀摊为煎饼，名曰熏虫。”而明代沈榜《宛署杂记》也说：“用面摊煎饼，熏床炕令百虫不生。”这里都是在说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包括山东。煎饼倒是很奇特的熏虫之法，熏虫是虚，其中的文化力量却是真的更强大。

1967年泰安市省庄镇发现了一份明代万历年间的“分家契约”，其中记有“鏊子一盘，煎饼二十三斤”（明代时，1斤合16两）。分家要分煎饼，可知煎饼一般都是干货储备，能够长期保存。

山东人分家分煎饼就像是分一项财产，处处透露着明代人对契约的认真态度。

煎饼的食用，确实与民俗相关。

东晋王嘉的《拾遗记》中记载：“江东俗号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缕系煎饼饵置屋上，谓之补天穿。”

中国素有南米北面的饮食习惯。面为北方人的主食，有晋人写江南也吃煎饼，很可能是永嘉之乱后，北人南渡，带过去的生活习惯。

宋人李觏则有《正月二十日俗号天穿日以煎饼置屋上谓之补天感而为诗》：“娲皇没后几多年，夏伏冬愆任自然。只有人间闲妇女，一枚煎饼补天穿。”

注意啊，这里是正月二十日，不同的地方讲究的日期不同。

了不起！煎饼补天，古人吃东西，不仅讲究口感，更吃出了文化和责任感。

这煎饼的味道与皇帝老儿的御膳一样，有悯慈苍生味儿……（三）

但是，凡人毕竟是凡人，平头百姓能将煎饼吃出历史感的怕是不多。《金瓶梅》中潘金莲曾骂她的一个丫鬟“你个滑答子货”。这个“滑答子货”，山东以外的人是不懂的。

鲁南一带的老百姓都吃煎饼，吃煎饼得用鏊子烙煎饼。刚开始烙第一张的时候，鏊子烧得还不太热，上面又擦着油，所以烙出来的煎饼上面会有些洞，老百姓叫“滑塌（答）眼”。这滑塌眼揭下来不能算是一张正式的煎饼，随手揉揉扔到一边，拿来喂鸡喂狗用，所以它成了废物了，也就演变成骂人是废物的意思。《金瓶梅》第23回，宋蕙莲也说西门庆：“你好人儿，原来你是个大滑答子货！昨日人对你说的话儿，你就告诉与人。”

第11回，西门庆在金莲房中过夜，早上起来突然要吃“荷花饼”。《金瓶梅词典》介绍，这荷花饼是蘸以椒盐的薄质烙面饼，山东枣庄一带称为烙馍、薄饼。《金瓶梅》所写的山东省清河县虽自古属河北，但小说是围绕运河展开的。这荷花饼从和面、擀面，到最后烙成饼，不但是手艺活，还是慢功夫。

但《金瓶梅》书中的煎饼，多是卷些菜肉吃的。第37回：“妇人笑吟吟道了万福，旁边一个小杌儿上坐下。厨下老妈将嗄饭果菜一一送上，又是两箸软饼。妇人用手拣肉丝细菜儿裹卷了，用小碟儿托了，递与西门庆吃。”这和今天的吃法相比，变化不大。

清代诗人袁枚，是个美食家。他在《随园食单》中说：“山东孔藩台（布政使）家制薄饼，薄如蝉翼，大若茶盘，柔嫩绝伦……吃孔方伯薄饼，而天下之薄饼可废。”袁枚所说的薄饼，就是山东煎饼。

在《金瓶梅》中，煎饼一会儿叫卷菜的卷饼，一会儿叫荷花饼，一会儿又叫薄饼，小名还不少。

你别以为那时的煎饼是玉米面的。实话说，那时玉米还刚刚从美洲引进，很金贵，是绝对的细粮。《金瓶梅》书中出现过“玉米面鹅油蒸饼”，是偶尔招待贵客时才吃的。

其实，煎饼的丰富程度，远非现代人可以想象的。

元代人写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是一部家用百科全书。其中记有“七宝卷煎饼”和“金银卷煎饼”，七宝卷煎饼是卷羊肉的煎饼，若是用鸭肉怕是全聚德的烤鸭卷饼了；而金银卷煎饼则是鸡蛋卷饼，这与今天的煎饼馃子差不多。

而其中写的卷煎饼的做法更是了得：以薄煎饼“加胡桃仁、松仁、榛仁、嫰莲肉、干柿、熟藕、银杏、熟栗、芭榄仁，除栗黄切片外，其余皆细切，用蜜、糖霜和，加碎羊肉、姜末、盐、葱调和做馅，卷入煎饼，油焯过”制成。

别以为是绕口令，这是元代煎饼的一种吃法。不看真不知道中国煎饼的博大精深。服了！饭局，吃的真的不是饭

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使平民打破了阶层限制，虽说“礼不下庶人”，但通过科举，贵族的礼仪也得以在平民中传播开来。

在《金瓶梅》中，我们多少还能看到些传统文化。其中有一项至今兴盛不衰：尊卑的讲究。

就说酒席座次吧，这是所有饭局中最利害攸关的，讲究得认认真真、不折不扣。饭局之要害在“局”，“饭”反而居其次，若说不理解，那可以说是不懂世道。

自从贵族消亡，吃饭那点事儿，还真得要找《金瓶梅》来了解。（一）

咱中国人最讲究座次。座次不是先来后到，而是权力与地位的高低。酒桌座次以年龄、以尊卑、以官阶而定。所谓“在朝序爵，在野序齿”。

虽说这是多少年不变的标准，可大多只是说说而已。现在吃饭，无论在朝在野都得序爵——啥时候上座都得给领导留着。

权力的大小，决定了酒桌上的尊贵序列。《金瓶梅》第19回，吴月娘领西门众妾在自家新竣工的花园游玩，顺便在花园摆酒。您看这些女人怎么坐：“吴月娘居上，李娇儿（二房）对席，两边孟玉楼（三房）、孙雪娥（四房）、潘金莲（五房）、西门大姐，各依序而坐。”

这是自家人吃饭，无客位，座次上一点都不含糊。主席是老大，次席是老二，主席与次席是在桌面上对坐的。这和今天西方家庭吃饭无异：夫妻坐两端，左右是孩子。

再看《金瓶梅》第31回，西门庆为儿子摆满月酒，共十二人，两位公公是皇帝身边的人，可谓最近天颜的人，他们坐首席那是必须的。

让两人入首席座时，老太监刘公公与薛公公还虚情假意地装客套不肯上前就座。

有个武官周守备看不过了，说：“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座，何消泛讲。”“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就是大明中后期的风气。那时候的太监，别说带着皇气儿，还都忙着专权呢。

两个太监，姓刘的年纪大，坐了左首位置，这是中国古代的讲究：左为尊。

还因两人是同一个级别，若有谁官儿再大点，两个也没啥争谦虚的了。

古代吃饭是要换衣服的，一个个都要盛装出席。但是，对古人而言，“更衣”却是专指上厕所的意思啊，千万别和“宽衣”“换衣”弄混了。

在明代弄混了这两个词，那就全颠倒了。《金瓶梅》第13回：“当日众人饮酒，到掌灯之后，西门庆忽下席来，外边更衣解手。”

中国服冠制度十分讲究，明代中期上层人士出门赴宴是要穿礼服的，不穿礼服就去吃饭，那是对自己和别人的不尊重。

可是，吃饭时却是一定要换下礼服的。一是衣服很贵，别弄脏了；二是吃的时候也方便、自由。

见面时穿礼服是出于礼节的需要，礼服还包括戴冠巾，不得裸髻。《金瓶梅》中有许多这样的场面。第36回，西门庆宴请蔡状元，假客套时，礼服在身，入座吃酒之前，要先去换上便服。

第38回，西门庆到夏提刑家赴宴，“于是见毕礼数，宽去衣服，分宾主坐”。

第49回，西门庆在家摆宴请宋巡按，饭前都穿着礼服或官服。一开饭，马上换便服。

为吃饭换的便服，一般都由仆人带着毡包，或衣匣、衣箱装着，换下来的礼服也装在那里边。《金瓶梅》第96回，嫁给周守备的庞春梅，回西门府为孝哥做生日，过去的奴才成了主子，炫势、炫富必不可少。

春梅“穿大红通袖四兽朝麒麟袍儿……坐着四人大轿，青段销金轿衣，军牢执藤棍喝道，家人伴当跟随，抬着衣匣”。

见过礼，贺过仪之后，“让春梅进上房里换衣裳。脱了上面袍儿，家人媳妇开衣匣，取出衣服，更换了一套绿遍地锦妆花袄儿，紫丁香色遍地金裙”。抬的“衣匣”，就是为换衣专用的。庞春梅连袄儿、裙子都换了一套，这是气场，也是排场！（二）

古宴饮礼仪繁杂，入席上全猪、全羊是最讲究的。孔子说：“割不正，不食。”

此“割”什么意思？后人不解而众说纷纭。

有人说这是宰牲用刀，一刀毙命；有人说切肉得规规矩矩，不能瞎切，为此吵得不可开交。《金瓶梅》中，有许多这样的“割献”之礼。第31回：“酒过五巡，汤陈三献，厨役上来割了头一道小割烧鹅，先首位刘内相赏了五钱银子……”“小割”多指鹅鸭禽类，坐在主位的主宾，官儿大，赏钱也得多，赏钱是赏厨子的小费。这时候，不能小气。

这是礼仪，也是风气。赏五钱银子，可以说是挺重的小费。那会儿一般的下人，一天也就一钱银子工资。

第76回，宋御史在西门庆家宴请侯巡抚。入座后，“上坐，献汤饭。厨役上来割献花猪”；之后“教坊间吊上队舞回数，都是官司新锦绣衣装，撮弄百戏，十分齐整”；然后是海盐弟子唱演曲目，“一折下来，又割锦缠羊”。

这侯巡抚刚提拔到中央，牛人。头割是花猪，比烧鹅更讲究。

明朝嘉万之时，宴请必有烧鹅，是很流行的一道菜。

明代餐饮割献之礼，先小后大，被请的客人越牛，割的次数就越多。为客人割鹅猪羊等肉类，是餐之大礼，“割不正”指的是不合礼仪，可不是刀偏了。

说刀偏了，那是在和厨子较劲。掉价儿了！《金瓶梅》第20回：“席上都有桌面，某人居上，某人居下。先吃小割海青卷儿，八宝攒汤。头一道割烧鹅大下饭。”“割”，讲究先小割，再接头道割、二道割……三汤五割，才是大礼。《金瓶梅》第41回，吴月娘到乔家吃结亲酒：“上了汤饭，厨役上来献了头一道水晶鹅，月娘赏了二钱银子。第二道是顿烂烤蹄儿，月娘又赏了一钱银子。第三道献烧鸭，月娘又赏了一钱银子。”

这讲究得很有派头儿。有点像古代贵族，把吃饭的仪式弄得高高在上，让老百姓咋舌。《礼记·曲礼》：“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酰酱处内，葱渫处末，酒浆处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这是说，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饭食靠着人的左手放，羹靠右手放；细切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一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葱渫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边。如果要分开陈设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直的在右。

这分明就是不让人吃饭的节奏啊！

反正一切都有固定位置，估计就是油没灯灭了，古人也能摸得到并顺利送进嘴里。

都说饭局多规矩，古人才是真讲究啊。（三）

唐宋时，饮酒最重簪花礼，饮宴登科簪花制度很隆重、很热闹，也很礼仪化。

明代时，此遗风尚存。《南明野史》记大明朝将近亡国之际，还不忘鼓舞士气：“五凤楼宴饯、簪花，犒赏三军。”《金瓶梅》一书内酒宴无数，簪花礼次数却寥寥无几。第41回，潘金莲在酒席上，见月娘与乔大户家结了亲，李瓶儿（因为是孩子生母）披红簪花，她“心中甚是气不愤，来家又被西门庆骂了这两句，越发急了，走到月娘这边屋里哭去了”。

一贯争强好胜的潘金莲，失了风头不说，还受了委屈，只能哭了。

第76回，宋御史借西门家宴请侯巡抚。当侯巡抚进入大厅时，宋御史也是“换了大红金云白豸员领、犀角带，相让而入”。

明代巡抚虽然代表天子巡视，权威赫赫，但是他们的品级很低，只是正七品，还不及各省的按察使高。但是，这个侯巡抚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宋御史的顶头上司，所以，宋御史还真得讨好他。

宋御史向侯巡抚“把盏递酒，簪花，捧上尺头”。这里的程序仪式都极其庄重，管你品级如何，这一套下来，也就把你拿下了。

君莫欺我不识字，吃饭何必搞此事？

搞了此事，这天子派下来的御史，才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巴结，要不然，不知道哪天就让人搞死呢。

古代官场吃饭的花样真是多。说得庄重点是礼仪，说得轻浮点都是谄媚讨好。

这还仅仅是一小部分。当然，古代人吃饭也比较娱乐化，喝酒时掷骰子、行酒令、投壶等，真是丰富多彩，让后人叹为观止，可惜的是先贤的许多花样玩法，都已失传。

现在有些人，钱多了，却光长脾气，不长见识，古人酒桌上的许多讲究都不知道了。

不过，话说回来，在吃上，中国人在全世界是最有说道的。

饭局这件事儿，礼仪的繁缛是没了，可座次、敬酒的潜规则关键部分还在，搞不清楚的人，怕是真得弄砸了。口味，不重算什么有拼劲儿的吃货

在中国，吃是舌尖连着心尖的大事。唐代时切菜的刀就几十种，今天别说是普通人，就是厨师也认不全了。中华灿烂的文明，体现在吃上的还真不少。

日本美食家桑巄平著《〈金瓶梅〉饮食考》共四卷，叙事铺陈由浅至深，谈的虽也是心尖上的事，可毕竟隔着层文化。

外国人都和咱大谈中华吃喝历史了，真让我们这些吃货汗颜啊！《金瓶梅》里的吃洋洋大观，绝不是这位日本美食家四卷书所能囊括得了的。（一）

说起古典文学名著中的吃，国内几个谈吃的文化人，也多仅局限在《红楼梦》的层面上。唉，提升吃货的文化自信，真是个大工程……《金瓶梅》洋洋洒洒百万言，深得吃之三昧。虽说有好事者开发了《金瓶梅》菜谱，但也不得要领，一味媚俗。

有时候上三路与下三路一样，都得重口味。口味不重那是你敷衍，拼劲儿不够。《金瓶梅》虽写西门一家老公与妻妾之事，明看都是下三路，可从来都没离过上三路——吃。

饮食，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吃，对于我们的民族远远不只是充饥，而是融于言行、关乎礼仪、近乎信仰的大事。

圣人云：食色，性也。食在色先，食之谛不只在豪餐大宴，还在日常之间。是真佛只说家常，谈吃要说豪餐巨宴，那是欺负弱小民族。

中国的大餐大宴讲的是礼。这对今天的吃货来说，绝对是折磨，而且在这样的氛围中吃饭，也一定不过瘾。

吃之勇，现今首推粤人，广东人敢为天下先。其实，粤人只不过是承袭古风，对于食材的选用，不看《金瓶梅》不知何谓“咋舌”。《金瓶梅》第78回，西门庆大老婆吴月娘自家亲哥来。每逢重要客人来访，西门庆都会亲自陪同吃饭。自己的大舅子来，一不是外人，二是这位大舅子的官都是西门庆给弄上的。西门庆与吴月娘陪大舅子吃了顿家常饭。

桌上的菜，不是外面大灶做的，而是月娘房内小厨出品，是绝对的“私房菜”。

菜一上来，让人大吃一惊：黄鼠、螓鲊、海蜇、槟榔——清一色的重口味！大哥，吃顿家常菜，别这么拼好不好？

黄鼠，今人不吃，可在辽代元代，是与天鹅齐名的美味。《元史》记载：“皇家祭天地，黄鼠必供。”

元朝人夸赞黄鼠“紫驼黄鼠大厨房，凤髓茶清乳酒香”；明人则称赞其“南国猩唇烧豹，北来黄鼠驼蹄。水穷瑶柱海僧肥，脍落霜刀细细”。

连明代皇帝也多嗜此物。内监刘若愚的《酌中志》记载，皇帝正月的菜肴有：麻辣活兔、塞外黄鼠……

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剌大军俘虏后，在漠北居住了一年，一天在草原上见到黄鼠洞，便取水灌入鼠洞，想抓黄鼠。在旁服侍的锦衣卫校尉袁斌哭了，说：“圣上，这是我从百里外背来的水。”

英宗朱祁镇也后悔了，说：“若能回京，让你家水用不尽。”英宗复辟后，果然下令引玉河水入袁斌的府第，这在明代的北京是唯一的一家。

螓为蝉，至于螳螂……也算得上肉食动物，油炸起来，一定与今天的油炸蝎子有一拼。

鲊，不是鱼，而是用面粉与作料混合拌菜的一种方法。现今此手艺已失传了，但据说日本还有。“螓”字，在《金瓶梅词话》一书（按：万历本香港太平书局影印与台湾正欣版）原为，我疑之为“螓”之误，在此也求教方家。（二）《金瓶梅》中的美食，多以猛料焙制，口味重是常态。

就说螃蟹吧，爱蟹者古今皆同。今人喜欢，古人也爱得发狂。

古代的土豪是今天的人比不了的。元代的大土豪倪瓒，家有仆人上千，却没听说现在的哪个富豪家有多少仆人。这位倪瓒著有《云林堂饮食制度集》（倪瓒号云林子）。看清楚了，是制度集！家里的饭菜一切都标准化。他家厨房的规矩制度，有厚厚的一大本儿。

其中讲了蜜酿蟹法：煮海蟹变色，取蟹肉、黄膏。壳要完整，蟹肉码于蟹壳里，用蛋黄和蜂蜜搅拌后洒上，上铺蟹黄，屉蒸鸡蛋，凝固即可食用。这样吃蟹真是讲究。《金瓶梅》第61回，常时节因西门庆为其买房，感谢西门庆，给西门庆送来了四十只蟹：“都是剔剥净了的，里边酿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儿、团粉裹就，香油煠，酱油醋造过，香喷喷酥脆好食。”这是常时节老婆亲手制作的。一个小户人家的媳妇，都有这等色香味俱全的厨艺，可见美食在世人心中的地位。

西门庆作为山东土著，虽说书中没写吃大葱这般口味，但对韭菜，也绝对说得上“无韭不欢”。

第75回，西门庆回来，吩咐“下饭不要别的，好细巧拿几碟儿来……一碟黄芽韭和的海蜇，一碟烧脏肉酿肠儿，一碟黄炒的银鱼，一碟春不老（雪里蕻）炒冬笋”。

韭菜因散发着浓烈气味，属口味菜。汉代《说文》曰：“韭，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金瓶梅》第79回，西门庆会情妇王六儿：“……至掌灯，冯妈妈厨下做了韭菜猪肉饼儿，拿上来，妇人（王六儿）陪西门庆每人吃了两个，丫鬟收下去。”

西门庆对韭菜的特殊偏爱，几乎让韭菜成为《金瓶梅》一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菜。

韭菜是被《周礼》列入天子祭祖必备的菜品。宋代罗愿所作的《尔雅翼》中也有：西方以大蒜、小蒜、兴渠、慈蒜（洋葱）、兰葱（韭菜）为五荤。道家以韭、蒜、芸薹、胡荽、薤为五荤。

韭菜作为辛物，按老祖宗的说法，辛主肾，为养筋之味。因此，也就有了壮阳一说。

既然有这功效，自是西门庆必不可少的日常口味。（三）

家常便饭的口味，常常忽略了餐食技术功力。但最能显示主人的偏好。《金瓶梅》一书中，黄芽韭也是西门庆的最爱。第72回，西门庆从东京述职回来，应伯爵等来看望，留下吃饭：“只见来安儿拿了大盘子黄芽韭猪肉盒儿上来。西门庆陪着才吃一个儿……”

别以为你常吃韭菜盒子就在行，黄芽韭可是大有讲究的。

黄芽韭，又称韭黄，始于明代永乐年间。据说当时的人将韭根当柴烧，无意中放在烧火的炕上，过了十余天，未干的根竟长出了黄芽韭，于是试种，代代相传，经过不断改进，便成了如今的韭黄。

西门家冬天里的韭菜，都是黄芽韭。《金瓶梅》第77回：“不一时，取了西门庆长身貂鼠皮袄，后面排军拿了一盒酒菜，里面四碟腌鸡下饭，煎炒鹁鸽，四碟海味案酒，一盘韭盒儿，一锡瓶酒。”

这是真正冬天吃的反季菜，因为少，做法反在其次，却是价格不菲的奢侈品。

清代修成的《寿光县志》中更是记有：“诸菜中唯韭为绝品。”“寒腊冰雪，便已登盘，甘脆鲜碧，远压粱肉。”

当年，大清皇帝康熙回老家盛京祭祖时，冬季食谱中，一定有这样的韭菜盒子。

孔夫子指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是老爷子最牛时的讲究，遭厄于陈蔡时，饭都吃不上。

能讲究时，就别客气。但是，精细与粗糙，却是见仁见智，各有各的标准。《金瓶梅》中，有道奶罐子酥烙拌鸽子雏，是道游牧民族的开胃凉菜。这道普通的私房菜，有着浓郁的草原风味。这是李瓶儿带到西门府的。李瓶儿出自河北大名府的大户人家，常有草原游牧民族来大名府做生意，也就把这道菜带到了中原。

清朝著名吃货袁枚认为：烹调如同做学问。有人研究阳春白雪，有人偏爱下里巴人。

奶罐子酥烙拌鸽子雏，虽起源于民间，难攀阳春白雪，但对吃货来说，也绝不是一般的下里巴人。

有好事者考证：此菜先将鸽子用传统方式卤熟、放凉，将鸽肉撕下用酥酪加上盐拌好，因为酥酪有些酸味，使得此菜很开胃。

这种开胃菜，带着北方胡人偏爱的膻酸味儿，口味轻的人怕是无福消受。

除了一道道重口味的菜，西门家还爱吃蒜。《说文》说：蒜，荤菜。《金瓶梅》第52回：“不一时，琴童来放桌儿。画童儿用方盒拿上四靠山个小菜儿，又是三碟儿蒜汁，一大碗猪肉卤，一张银汤匙，三双牙箸，摆放停当。西门庆走来坐下，然后拿上三碗面来，各人自取浇卤，倾上蒜醋。”

这三个吃货，将所有的蒜汁都浇上了，就怕味儿不足啊！这绝对是古今通杀的“上味”技术，分分钟秒杀今天的吃货。没办法，西门庆的口味必须要重。

西门家连酸笋这样的凉拌菜，都要与韭菜一起拌。第76回：“西门庆分付春梅，把肉鲊打上几个鸡弹（蛋），加上酸笋韭菜，和上一大碗香喷喷馄饨汤来。放下桌儿，摆下。”

我不得不叹服《金瓶梅》书中这些吃货。今天的吃货，天天吃韭菜你试试？

这样吃法，怕真的是玩不起。不读《金瓶梅》，真不知道咱祖宗是什么样口味的吃货。

奉劝今天自称“重口味吃货”的小主们一句：从今天开始，你们绝迹江湖吧……食盐，一个王朝最后的滋味

历史常常因偶然而被赋予神秘的色彩。

远古的一天，山东半岛南岸蛮荒海岸，一个叫夙沙氏的人，以火煮海水，缶底留下了一层白白的细末。那东西很诱人，他尝了尝，味道有些像额头滚落唇边的汗珠，但是很鲜——那细末便是海水熬出来的盐。

这传说源自战国。秦古籍《世本》记：“夙沙氏煮海为盐。”《吕氏春秋·用民篇》载：“夙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

神农就是炎帝。哦！因为夙沙发现了盐，后世的子孙称他为“盐宗”。

与这些典籍所记载同时期，大约2300年前的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说了句这样的话：“没涂脂抹粉的女人就像没放盐的食物一样。”这里也提到了盐。

其实，就口味而言，中国人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重的。做起菜来，煎、炒、烹、炸。西餐那些吃法，在咱看来，跟原始人相似。

不过，东西方文明虽差异巨大，但谁都少不了盐。并且，东西方在初期都一致认为：盐乃国之大宝。盐就是财富的代名词。《金瓶梅》中的山东首富西门庆，贩盐是他家的拳头项目。尽管山东产盐，但他却贩利润更高的淮盐……（一）

西门家族南下贩盐，总是去让人心旌摇曳、乐享春风十里的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千古绝唱，让扬州城名扬天下，而宋代人也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人们为何争相去扬州？

因为那儿是当时的娱乐中心，是江南繁华、富庶的代表。多少年来，纸醉金迷，人们趋之若鹜。

其实，这只是表面。扬州之富，非关鱼米，全在于盐。

明万历年间《扬州府志》称，盐务、漕运、河工为扬州的三大要，而盐是“国脉所系”。

盐是财富之源。中国历代巨富，如范蠡、猗顿无不是以盐致大富。

扬州盐商有钱，也舍得花钱，特别是关系自身安危的时候。《金瓶梅》第25回，扬州盐商王四峰，被按抚使送监在狱中，托人求西门庆帮忙，“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对蔡太师讨人情释放”。

花钱从狱中捞人的大忙，也是桩买卖。此次东京一去，“因有盐商王四峰一千干事的银两”，蔡太师马上写信给山东省省长，所缉盐商马上释放。一来一往，西门庆有一千两银子进入自家账面上，既成了人情，又做了生意。《金瓶梅》中西门庆本行是经营生药的中药材商。可全书之中，没一笔写他家中药材正业生意。

西门家大多数经营项目与范围全在江南。而盐，又是他家的一个最挣钱的工程。

第69回，媒婆文嫂是这样夸西门庆的：“开四五处铺面：段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

当时人说：“两淮盐，天下咸。”绝非过甚之语。以清初为例，两淮盐区规模最大，每年可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银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60%左右。

扬州是两淮盐最大的集运中心，明朝富豪全是聚集在这个舞台上的主角。从明初起，秦晋大贾，就称霸扬州盐界百余年，曾经有首《扬州竹枝词》：“鹾（cuó，盐）客连樯拥巨资，朱门河下锁葳蕤；乡音歙语兼秦语，不问人名但问旗。”扬州街头，操着一口秦腔的西贾为陕西、山西人，说歙语者为徽商。

然而，山东商人代表西门庆，却在此财富争夺战中，分得了一杯羹，成为鲁商翘楚。（二）

在古代农业社会，盐铁都是国之命脉。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从汉代起，便由国家专营。

大明立国，先患西北蒙古，后患东北女真，军力多聚集于此两处。

数量庞大的边防军需，让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明洪武三年（1370年），实施“开中”新政，改革实施了千年的食盐专卖制，允许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换取食盐经销许可证——“盐引”。这“盐引”不是明代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宋代人搞过的。

宋朝的心腹之患是西北的西夏和东北的辽金，与大明一样军费不足。宋人就“军旅之用，莫不资民力而后足”，物资任务就交给了商人。商人只要将粮草送到边关，得到报酬是“盐引”和“茶引”。

宋、明两朝，同亡于关外马背上的民族，边关盐引政策，如历史翻版，何其相似。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相似地演绎着惊人的历史。《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不愧一代大家，深谙宋亡之缘由。第48回：“在陕西等三边开引种盐，各府州郡县，设立义仓，官粜粮米。令民间上上之户，赴仓上米，讨仓钞，派给盐引支盐。旧仓钞七分，新仓钞三分。咱旧时和乔亲家爹，高阳关上纳的那三万粮仓钞，派三万盐引。”

朝廷“国退民进”“淮盐价贵，商多趋之”，边防军需难题一举解决，而坐享地利的陕晋商人从此崛起，横行天下。此时的食盐业，需要大明政府实行计划配给。

明朝政府规定：军人有家小每月每人2斤，单身1斤。老百姓中市民0.5斤，农民2两。

明皇室、王府、官员等政府本有相应配给。但自成化三年（1467年）德王讨盐100引尝到甜头后，又于成化十七年（1481年）再次奏讨盐1000引。

大明成化年间，各藩王讨盐的数量一般在1000引左右。1000引盐是20万斤，这么多盐，藩王自己家肯定吃不了，多出来的干什么？私卖赚钱！

盐里捞钱的买卖先从权贵开始。藩王讨盐引数量成倍增加。弘治四年（1491年）兴王奏讨1万引，两年后（1493年），靖王一下子就要了10万引盐。

盐就是钱！拿到朝廷配给的指标，一转手就变成银子了。其后，连太监也加入捞钱的行列。成化十四年（1478年），南京留守宦官覃力朋贩盐达10万引。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十月，户部的一条奏疏：“自万历三十四年夏至三十五年春，两淮课额欠至一百余万，长芦欠至十八万余，山东欠至七万余……”

这么多人从盐中渔利，公盐不亏欠才怪呢。《金瓶梅》所写的西门庆扬州贩盐引，显然是这场盐中捞钱大潮中的一个缩影。

第49回，西门庆为让三万盐引变现，对新任的两淮巡盐蔡御史说：“去岁因舍亲那边在边上纳过些粮草，坐派了有些盐引，正派在贵治扬州支盐，只是望乞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结果，提早了一个月支放。

这里，有个易忽略的细节。就是去年的盐引，为何现在才支盐？

这一是因蔡状元新当两淮巡盐御史，另一个原因没有写，但一定是此时盐价高涨，这时支盐，利润最大。（三）

大明正统三年（1438年），河北一些地方出现盐荒，盐价由每斤1钱银，猛然涨到每斤3钱银子。

此时，江苏、安徽、浙江水灾频繁，南方粮食一时接济不上，盐商无法运粮就无法取到盐引卖盐，即便有盐引也买不到盐。因为，盐首先要供给皇室、政府机构、盐场周边的权贵……这时盐价暴涨，便是商人支盐最佳时节，更是官员捞钱的时机。

明代盐业管理机构两淮盐运使司就设在扬州，扬州是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

明人宋应星《野议·盐政议》称：“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扬州）者不啻三千万两。”

这么庞大的资金流、商人流，却出现在大明即将倾颓的万历年间，汇聚在大运河节点城市扬州，推动着经济与消费的升级。“商人河下最奢华，窗子都糊细广纱。”扬州最繁盛的下关一带，二十四桥月夜，处处玉人吹箫。这是奢华、享乐的好地方。《金瓶梅》第81回，西门庆家韩伙计“日逐请扬州盐客王海峰和苗青游宝应湖。游了一日，归到院中”。

宝应湖是扬州附近的一个湖泊，与大运河相通。连西门家的伙计在扬州都去妓院，夜夜笙歌。

第77回，崔本见了西门庆，说：“我从腊月初一日起身，在扬州与他两个分路。他每往杭州去了，俺每都到苗青家住了两日。”因说：“苗青替老爹使了十两银子，抬了扬州卫一个千户家女子，十六岁了，名唤楚云。”

西门庆极少出清河县，作为遥控指挥江南生意的山东首富，一生没见识过江南的明月。现在，连女人都给西门大官人准备好了，只等他莅临扬州，大展商才。

扬州佳丽，颜冠江南。而佳人以“颜值”易“盐值”，也是一时之风。盐商在扬州几乎都有外室，难怪当时人感叹扬州女子：“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

走遍天下不离钱，山珍海味不离盐。

盐何尝不是钱？财富推动，纵欲至极，声色犬马，末世之态。大厦将倾，无力至极，何以解忧，唯有此乐。

重口味的大明人，用咸咸的滋味给一个王朝添加了最后的苦涩。不甜，是吃到假糖了吗

据国际糖尿病联盟（IDF）报告，中国每10个成年人中便有1个糖尿病人，糖尿病患者已超1亿。这对于一个喜爱甜食的国度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噩耗。

对此，甜食党们怎么想？会冷笑三声吗？

祖国的甜食事业历史悠久，几千年来，人们对甜食之不厌。甜，就必涉糖，这是一个能引起无数人美好回忆的东西。食甜是曾让很多人自我感觉良好，并很有面子的一件事。

作于明代的《金瓶梅》有大量的甜食描述，这些没注明的甜食，有可能用的是假糖哦……（一）

假糖？那能甜吗？

按照标准的路数，甜，就应该永远不要离开人的口腔。没有这甜味儿，似乎人生就不圆满，怕是历史也要有缺憾了。

咱国在传统节日吃的食物大都是甜食，元宵、月饼、粽子，各类祭祀用的糕点等，也是甜甜的。

甜食礼品是大明的风景。《金瓶梅》第39回：“李铭、吴惠两个拿着两个盒子，跪下揭开，都是顶皮饼、松花饼、白糖万寿糕、玫瑰搽穰卷儿。”

别的甜品不算，为何明确写出“白糖”？因为白糖是当时最新的科技成果。其他没注明的，是不是假糖呢？呵呵，我不好说……

白糖，可是当时的奢侈品，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金瓶梅》第67回，说西门庆吃早餐，家里的仆人“拿了两盏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见白潋潋鹅脂一般”。

白糖熬牛奶，还加了些酥油，有点像咱前些年刚富起来时，熬牛奶喝的情形。

爱吃是很多人的天性，而口味、种类之繁多足以让人瞠目。仅“饼”，唐宋以来一直多不可数，宋人的《缃素杂记·汤饼》就有：“凡以面为食具者，皆谓之饼。”《金瓶梅》第42回，西门庆家人拿银子“往糖饼铺，早定下蒸酥点心……四盘蒸饼、两盘果馅团圆饼、两盘玫瑰元宵饼”。“饼铺”不叫饼铺，却打出了“糖饼铺”的幌子，可见这“糖”在当时是卖点。《金瓶梅》第7回，孟玉楼前夫的姑姑，很希望她嫁给西门庆。打发人给孟玉楼送来了礼：“盒子里跨着乡里来的四块黄米面枣儿糕，两块糖，几个艾窝窝。”

虽然是普通人家的礼数，但是“两块糖”是什么意思？逗小孩吗？

这“两块糖”在当时真的不便宜，两块，至少等于四块黏米枣糕了。

白糖出现前，糖的颜值可不高。据清代《广阳杂记》记载，在明代嘉靖以前，老祖宗们都没有吃过白糖，人所吃的糖都是黑乎乎的。

嘉靖中期，一家糖场在熬糖时，突然屋顶上掉下一片瓦，落在熬糖的漏斗中，工人忙着去拣出来。这时，只见糖变了色，上层的白如霜雪，味道甘美不同于往日；中间的则是黄色的糖，而下面的依然是黑乎乎的。大家觉得奇怪，又取瓦块压在糖上，果然又出现了白、黄、黑不同颜色的糖。百试不厌后，从此世上有了白糖。

当然，没有色如霜雪的白糖，咱国人对甜的嗜好也早就存在了。西门庆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糖党。

正月十五，西门庆家宴请女宾，他到狮子街楼上赏灯。第42回写道：月娘又“使棋童儿和排军人抬送了四个攒盒，多是美口糖食、细巧果品”。

这日子过得真滋润，点心啥的都突出特色就叫糖食，突出表达的就是一个甜啊！（二）

偶然有时会改变世界，也放大了世界。纯度较高的白糖，扩大了国人对糖的认知。

可这种偶然的改变，迟到了两千年。关于蔗糖在中国的起源时间，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汉代。汉之前是饴与蜜。汉代杨孚《异物志》有段描述：“（甘蔗）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

将甘蔗汁放在阳光之下，晒成黏稠的半固体形状，严格来讲还不能称之为糖，只能算是糖的雏形。中国上古用饴糖、蔗浆，甜度有限。为此，《新唐书》载太宗遣使者“至摩揭陀国，取熬糖法”，只贡皇家。

那个年代，谁都想甜上加甜。《金瓶梅》第61回，西门庆让人“拿了两大盘玫瑰果馅蒸糕，蘸白砂糖吃”。“蘸着白砂糖吃”，这就相当于土豪喝豆浆，喝一碗，倒一碗。这不光是甜不甜的问题，更是面子的问题。

很显然，西门庆对原来那甜点心的甜度，是有些看法的。

按季羡林老先生考证，印度最早制造出了砂糖（śarkarā），传到中国，后来中国改进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色味愈西域远甚”，吃着更甜。这样，白糖又输出到印度，因此印度语（梵文）中称白糖为cīnīśarkarā，意思为“中国糖”。

到了明末，中国人发明了“黄泥水淋法”制糖，用这种方法制出来的糖，颜色接近白色，是当时最好的糖。

南宋王灼《糖霜谱》记载：唐大历年间，有个邹和尚，常跨白驴，在伞山结茅而居。需要盐米薪菜，就写张条绑上钱，让驴自负至市集，人知为邹和尚的驴，“挂物于鞍，纵驴归”。

一天，驴踏坏了山下黄氏田里的甘蔗，黄氏要求邹和尚赔偿。邹说：“汝未知窨蔗糖为霜，利当十倍。吾语汝，塞责可乎？”试之果信。

宋代的糖霜应该不是真正的白糖，而是种颜色较浅的蔗糖。

王灼说，糖霜在当时只出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独遂宁最好，其余“四郡所产甚微而碎，色浅味薄”。

宋以前熬糖技术落后，糖呈块状，为紫红色，《本草纲目》记载：“凝结如石破之如沙”“此紫砂糖也”。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诗：“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这是在将白瓷盘与糖霜对比，此“糖霜”仅仅为琥珀色。

这种淡淡的、甜甜的糖霜，让国人开始靠近了“真糖”。

明代以前，中国只有这种颜色不白的糖，甜度有限，当时所谓的白糖其实也并不白。《泉南杂志》中记：“用甘蔗汁煮黑糖，烹炼成白。劈鸭卵搅之，使渣滓上浮。”方法是把甘蔗汁放进锅中，然后把锅烧开，糖水滚动，浮沫升起，撇掉浮沫，把咸鸭蛋打碎后放入糖水中搅拌，许多杂质会裹在里面，然后把它撇掉，杂质就减少了一些。就这样，一直煮下去，再煮再撇，直到没有浮沫升起为止。

这样的做法是取出赤糖中颗粒大而较不干净的部分。至于流出的黑色残渣则称为糖蜜，可用来酿造酒。（三）

不少国人的味蕾，好像是为甜而生的。食甜是重口味的一种表现。现在口味重、最喜吃辣的四川人，在明以前都是吃甜的。

魏文帝曹丕的《与朝臣诏》：“蜀猪豚鸡鹜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饴蜜。”这是在说，四川人嫌猪肉和鸡鸭肉的味道寡淡，在烹制时，爱用饴蜜调味。

明代引进了辣椒，大家重口味的癖好得到了一定的补充。但食品，特别是小食，甜口儿的依旧占据主流地位。

有甜食，生活就会感觉多一分甜蜜。《金瓶梅》第58回，西门庆生日，在家摆酒，多数客人走后，又重新摆碟，上起了甜品：“都是蜜饯减碟，榛松果仁，红菱雪藕，莲子荸荠，酥油蚫螺，冰糖霜梅，玫瑰饼之类。”这里不光是白糖，更有冰糖。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甘嗜》详记了制糖方法，其中说冰糖：“造冰糖者将糖煎化，以蛋青澄去浮滓……经过一宵，即成天然冰块。”《金瓶梅》第67回，西门庆和应伯爵等人赏雪，来安儿从后面拿几碟果食，其中一碟是黑黑的，用橘叶包着，闻着香（实为衣梅蜜饯），不知是什么，西门庆让应伯爵猜，他说：“莫非是糖肥皂？”

连果脯都让人猜成了糖，可见其流行的程度。

清代褚人获《坚瓠补集》载：“明俗新年祀神，要溶就糖霜（利用柿饼等甜果品上的霜来熬制），印铸成各种动物和人物作为祭品，因所铸成人物形象……”神仙也一样爱甜。那个时候，不是谁想吃真糖都能吃到的。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曾谈到苏东坡嗜蜜：“……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东坡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意思是说苏东坡吃饭，结果端上来的菜不论面筋、豆腐，还是奶制品，都要蘸着蜜糖吃。

苏东坡何等风流，虽然是有名的饕餮之徒，但何以嗜甜如此？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他是四川人，而他所食的饴蜜，都不是什么“真糖”。

大明朝不同了，制糖技术的飞速发展，让糖更白、更纯，甚至，糖成为重大酒宴的前奏曲。《金瓶梅》第45回，西门庆给乔家送礼，差玳安送两张桌面：“一张与乔五太太，一张与乔大户娘子，俱有高顶方糖、时件树果之类。”还有第49回，西门庆在家请蔡御史、宋御史：“厅上湘帘高卷，锦屏罗列。正面摆两张吃看桌席，高顶方糖，定胜簇盘。”

糖果是送人、招待贵宾最提面子、显摆的东西。但是，这一定得是最时髦的白糖，而不是以前不那么甜的“假糖”。《西游记》也是明代人所写的小说，第72回中，猪八戒说了一句名言：“俗语说得好：‘曾着卖糖君子哄，到今不信口甜人。’”原来，那个时候的卖糖人，真正的功夫是嘴甜。糖，显然不是那么甜啊！

不甜，难道是吃到了“假糖”吗？这让重口味的食客们怎么受得了！喝茶，雅与俗到底谁不正经

中国是个茶的国度，可我们的这个茶，却有着光荣的缺憾：与历史最著名的一群人失之交臂。

咱们史上地位最高的那些“子”——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在喝茶这件事上，只字片语没留下，甚至他们可能都没喝过茶。

让华夏走出千年黑夜的圣人孔子是一个多么文艺的人，可孔子只喝酒，不喝茶。

爱喝小酒慨叹人生的孔子，在删编《诗经》时，对其中的《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豳风·七月》“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这样的诗句，或许会被认为是质朴无华、野趣率真。

但是，孔子绝对不会想到，后世人将“荼”解释为“茶”。荼，成了茶的祖宗。

某些专家的想象力也是让人佩服。“荼”这种野菜，只有平民百姓才吃，贵族谁会尝这个？好吃与否暂且不论，但贵族吃这个掉价儿啊！

喝茶这事儿，真正兴起是在唐代以后，从宋元到明代，达到极点。《金瓶梅》中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吃茶”记载，那是西门家族的正经史。

说西门庆家的茶“正经”，是因为喝得不虚伪。什么人上什么茶，一点都不装，最见世态。（一）

国人饮茶习俗：西汉至盛唐，基本上是辣汤型；晚唐至两宋，基本是甘乳型；明代撮泡法兴起，直到今天。

一些正经的茶人说起古代的饮茶，好像多么糟糕和不堪似的：唐代人喝茶，竟然加姜、葱、盐！

这也大惊小怪？姜汤、葱花水古人喝了三千年，养生功效一点也不输茶，且文化底蕴深厚。只是，许多人都太聪明，干什么都不拘一格，要营养均衡，就将各种各样的汤与茶合而为一罢了。

孔子的“不撤姜食，不多食”，是老贵族的做派。没这口辛辣，孔老爷子还耍脾气不吃呢！

唐宋时茶叶研成粉末而煎饮、点饮，虽各有绝活儿，可什么有营养的东西都往茶里加，加的盐也是要上锅炒熟的，远比你想象得复杂。

而且，所有料粉加入煎沸后，一样清澈明亮，不是现在人想象得如同一锅粥。

明代虽兴清雅散泡饮茶，但唐宋吃茶的传统，依旧半点没丢地继承下来，该往茶里放什么还在放，一点也没耽误。《金瓶梅》第72回，潘金莲烹了“一盏浓浓艳艳，芝麻、盐笋、栗丝、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雪里蕻，叶辛香，常制成齑）海青拿天鹅、木樨（桂花）玫瑰泼（糖腌）六安雀舌芽茶，西门庆刚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满心欣喜”。这是《金瓶梅》百万文字中，最著名的一道茶，而且是潘金莲亲手烹的，太有文化了，以至今天的专家都想知道：海青拿天鹅是什么？

辽元时皇帝春秋狩猎，放海东青捕天鹅，此猛禽猎天鹅专啄食天鹅脑。得首鹅，先祀宗庙祭祖，群臣纵饮作乐，为“头鹅宴”。奏《海青拿天鹅》琵琶曲，这仪式弘扬的是主子唯一性的占有权。

明代张吾《雅燕乐集》中说：“凡曲声淫者，莫如《料峭》（由《海青拿天鹅》演变而成）之类。今人宴会，乐工非此不奏。”“海青拿天鹅”拿的是脑。古书脑麝指香料（龙脑麝香合称），而“脑”就是龙脑（冰片，香料），是樟香的一种，与春不老、薄荷、木樨一样，入茶夺味。

描述此茶用了三十六字，共放九样添加物，前五种为果仁类，后四种为香料类。

许多专家认为“海青拿天鹅”为果品，是完全错的，此词前后均为香料（春不老与木樨），古人制茶，绝不会这样不讲次序。

西门庆这厮，混惯风月场，什么茶没吃过？让他“满心欢喜”的不是什么劳什子芝麻糊、核桃露，而是潘金莲的臣服和这茶不可替代的唯一性！

至于普通待客之茶，如《金瓶梅》第3回，潘金莲至王婆家，王婆为她“浓浓点一盏胡桃松子泡茶”，即把胡桃末、松子粉，与茶注入沸水冲泡。王婆殷勤，潘金莲神会，这不过是日常一景。（二）

唐代茶圣陆羽，早就看不惯这种“不正经”的饮茶，他在《茶经》里说：“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斯沟渠间弃水耳。”

陆羽在寺院长大，隐居山林，算是半僧半道之人。且别说能否弄到核桃、芝麻诸粉，单就僧道的荤戒而论，葱、姜、蒜等重味之物，吃了也犯戒损修行。《金瓶梅》第15回，西门庆至李桂姐家，李桂姐让人奉上“梅桂泼卤瓜仁泡茶”。第68回，吴银儿派丫鬟送茶孝敬西门庆的是“一盏瓜仁栗丝盐笋芝麻玫瑰香茶”。其他诸如木樨金灯茶、芫荽（香菜）芝麻茶、桂花木樨茶等，《金瓶梅》书中多有所载。

陆羽认为，在茶中加乱七八糟的东西，是沟渠污水，这从清修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