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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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坛（第2辑）试读：
国学何为（代序）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是新中国第一家国学院。它的成立，引起了全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被看作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是我国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具有继往开来地位的标志性事件。成立国学院，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而是基于中国文化传承光大、民族精神坚守弘扬的深思熟虑之举。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中，中国怎么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进而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呢？我们认为，关键在于要从战略的高度为文化建设寻找到基准点与突破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以为，重振国学就是这样的基准点和突破口。
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沉淀于历史的长河，而又升华于现代社会，既是延续传统的纽带，又是开创未来的阶梯。它固然是指依存于经典之内的知识及其体系，更是蕴涵着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重振国学，对于推动整个文化发展，复兴中华民族文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国学学科的建设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估价依据西方学科范式和话语体系建立的学科制度所带来的利弊得失，克服其在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方面的种种局限，更加有效凸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资源性价值。
然而，创办国学院的举措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责难，甚至激烈反对。曾有一段时间，真可谓聚讼纷纭，众口铄金。我想，不同意见的存在，对我们重振国学其实是从另一方面的推动与鞭策。对个别包含着全盘西化意识企图的国学反动论，我们理应予以揭露与批判；对那些国学无用论的误解与质疑，我们理应加以澄清与纠正；对狭隘偏执的国学复古论，我们理应明确我们倡导国学的基本立场与科学态度；对疑窦重重的国学难继论，我们理应用开拓、奋进的实际工作成绩，用充分的事实来打消其疑虑，证明国学的振兴充满希望。
今天重振国学，决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以现代的理念指导国学的研究与发展。我们力求充满明确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避免陷入单纯复古的泥淖。对于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我们也要持慎重分析的态度，没有这种态度，我们就会把精华当糟粕，把糟粕当精华，这都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所以要慎言精华和糟粕；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畛域，摆脱为整理国故而研究国学的思路，立足于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为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服务；以博大的襟怀、坦荡的气魄，使今天的国学成为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充分汲取和借鉴世界尤其是欧美近现代文化中的精华成分，给国学注入新的生机，升华新的境界；不断开阔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不张扬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追求在世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既各美其美，也美人之美，致力于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加以集成、阐释和光大！概而言之，我们所说的国学，是今人眼中的国学，是国际视野中的国学，是现代形态意义上的国学。
重振国学，理应成为国家的重大文化战略。理解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十分必要的。（一）重振国学，对于唤起文化自觉，恢复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主要并不在于这个民族的地域、肤色等先天因素，也不在于这个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等后天因素，而是在于这个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造就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根本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近百年来，国学的地位遭贬低，国学的价值遭否定，国学的意义遭质疑，国学的前途遭抹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这种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是不少知识分子极度忧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激愤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国学中的确包含有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束缚人心与人性的三纲伦理，等等。然而，真理越过一步即成为谬误，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加以一概抹杀，全盘否定，显然偏激而片面，是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并不可取。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自觉、文化认同是实现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基础。重振“国学”，有利于增强海内外中国人在血脉、文化和情感上的联系；有利于增进台湾同胞与大陆民众的亲和感，从而为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也有利于国内各民族实现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民族的大团结。所以说，重振国学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事情，而是关系到能否传承中国文明，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要基础。
对于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概括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四句话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文化的同一化，相反，经济全球化更加需要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实际上，世界文化的本质就是多样性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文化的自觉，我们认为关键在国学的自觉。章太炎先生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不足立国，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章太炎先生一百年前的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二）重振国学，对于挖掘国学的当代价值，提高国人道德水准，提升国人的文化素养，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正处于一种新文化新道德养成的关键时期。构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当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仅仅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够的，特别是在目前社会阶层利益多元化和文化选择多样化的情况下，以对共产党员的要求来要求每一个国民也是不现实的。
在现实生活中，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了一些负面现象，诸如急功近利、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沦丧、污染严重、腐败蔓延、投机造假、崇洋媚外，以及人们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相对贫乏，文化修养普遍下降，甚至出现不少荒诞、怪异、浅薄、粗陋的文化现象，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固然有多种原因，但都与传统文化的断层、缺位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人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陌生感和疏离感，言必称“希腊”，行必称“国际接轨”，满街都是洋招牌，课堂多为洋教条，城市建设严重缺乏文化底蕴，电影作品以迎合西方观众口味为荣，人才培养当中所谓“有知识无文化”现象，如此等等，可以说，当下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文化贫弱症”和“精神空洞症”。这一系列现象与中国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不相符。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周易》有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说：“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所以我感到，丰厚的国学或许是一份最好的可资利用的资源。
中国历史文化，特别作为其主流的儒家思想，一向重视人的培养和规范，意在使人成为一个有良心、有道德、有教养的人，成为一个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以及家庭有责任感和义务感的人，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当然，这些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有其时代局限、阶级局限和理论局限，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们也具有普世和超越的价值，完全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利用。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人文精神熏陶，涵养自身德性，提升自身修养，丰富精神世界。我们认为，了解和熟悉一国文化经典，是该国国民获得文化教养的主要方式，是最起码的文明教养。尤其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大多数人口当中，自古以来实际上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于是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承担着教化的作用。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没有宗教，替代一个大宗教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建国君民，教化为先”，古人如此，当代亦然。
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多么正确、多么英明、多么意味深长！通过学习和了解国学，必将有助于丰富和提升我们的精神生命，使我们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学会优雅地、积极地对待人生，不断地完善自我。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将是更多的灵感，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自由，帮助我们应对各种人生问题，树立良好的人生态度，帮助涵养新时代的新道德、新秩序，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夯下坚实的基础。（三）重振国学，对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提升国际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其占首要位置的，就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成为我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和主张，犹如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世界文明的天空。比如“仁者爱人”，“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中庸之道”，“杂于利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对于应对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都能提供重要的启迪，是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虽然文化多元化的要求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然而，当代世界的话语霸权、文化霸权同样存在。在与强势文化的争夺中，我们如果放弃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全盘西化，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优势，就意味着辱没自己的国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振兴国学，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世界各地的汉学家都在积极研究并加以利用，我们更没有丝毫道理不去继承、不去推动、不去发展。
今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孔子学院在全球铺开，全球掀起了汉语热、中国文化热。在这个背景下，要提升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有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值得关注，这就是我们在向世界民众介绍我们独特的风俗民情，展示餐饮、武术、杂技、舞蹈、京剧的特色与魅力的同时，更要注意在价值层面推介我们具有普适性的传统学术文化和思想观念，这才是世界多元文化竞争与自立中的“治本”之举，才能取得长久的效果，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学或许是最佳的媒介。（四）重振国学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过程。既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并进而进行理论升华的过程；也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理论化过程，进而形成了有中国内容、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中国语言所表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写道：“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之所以能在中国扎根、发展，或者说中国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思想资源，同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相契合。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也唤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与之相对应、相契合的因素，使其以一种新的形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成为我们党的理论发展的重要营养元素。比如，中国人天然所具有的“大同理想”、“天下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观念，就具有原始的、朴素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使中国人能在心理上和情感上靠近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再比如，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他把“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与“学习马列主义”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形成这么一种共识：所谓“中国特色”不仅包含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实践，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实践，甚至也包括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某些因素。
当然，我们党的理论学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和根本性超越。国学当然不会也不可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国学不能救中国，但是，我们认为，国学与马克思主义也并非对立关系。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并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基础和依托，不但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利于人们理解和接受党的理论主张，扩大党的理论主张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亲和性和民族性。我们党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使用“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概念，能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和普遍认同，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个特点。“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国学是文化之根，是民族之魂。21世纪的中国人，决不能成为无根的民族，而应当在历史的赓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迈出自己坚定的步伐。
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
张岂之·张岂之先生简介·张岂之，生于1927年11月。现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华夏文化》季刊主编，兼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学风委员会主任等。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科组成员、教育部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他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中国思想通史》（1～2卷），后来又同侯外庐、邱汉生先生共同主编了《宋明理学史》（上、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0年，主编或自著的著作有18部，2001年以来主编完成的有《中国思想学术史编年》（6卷）、《中国思想学说史》（6卷）、《中国历史》（6卷）。多年来在《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大量学术论文。目前担任中宣部、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工程《史学概论》首席专家，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规划课题各1项、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项目1项。多年来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荣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以及其他省部级奖励多项。
同学们：晚上好。谢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邀我来做学术讲座。
今天是2010年5月21日，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简称“世界文化发展日”或“世界文明对话日”，联合国每年为此举行庆祝活动。
今天晚上我来作学术讲演，也与文化问题有关，我要讲的是关于中华文化的问题。
去年（2009年）7月11日，我国两位人文学术大家任继愈先生、季羡林先生相继离世，在网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今天晚上我要讲的题目是《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共同表达对任继愈先生的缅怀。
任继愈先生毕生从事人文学术研究，涉猎甚广，我的知识水平尚不足以对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作全面的介绍，只能扼要地谈四个小题：
一、任继愈先生是我国杰出的人文学者
二、任继愈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
三、任继愈先生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术特色
四、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
关于任继愈先生对我国历史文献的整理，要请对此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来介绍。一、任继愈先生是我国杰出的人文学者“人文学者”是指从事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研究的人。我希望“人文学者”这个词能在我国普及开来，与“科学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首先，我要读一下国家图书馆撰写的《任继愈先生生平》中的几句话：
任继愈（1916.4.15—2009.7.11），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1916年4月15日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毕业。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佛教著作选读、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京大学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1999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87—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
任继愈先生的一生是人文学术研究的一生，与其学术研究密切联系的有三件事：（1）任先生大学三年级，时值1937年，日本侵华，发动七七事变。“在整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书桌”，北大、清华南迁，开始在长沙附近的南岳复课，半年后又迁往云南蒙自县。任先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徒步旅行，走了两个多月，行程1300多公里，看到了农村败落和农民贫困的现象。对此，任先生后来在《自传》中说：“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1〕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任先生的这种愿望毕生没有改变过。（2）1988年任先生在《熊十力先生的为人与治学》一文中说：“我过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旧中国相比较，逐渐对儒家的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发生了怀疑。对马列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确。在1956年，我与熊先生写信说明，我已放弃儒学，相信马列主义学说是真理，‘所信虽有不同，师生之谊常在’，‘今后我将一如既往，愿为老师尽力’。”熊先生为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诚信儒家学说，他也是中国佛学研究的大家，是任先生的老师。新中国建立后，任先生经过学习，相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真理。（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此时，任先生开始思考一个大问题：20世纪60年代，为什么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为此，任先生写了一篇长文，名《朱熹与宗教》，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照通常情况，社会主义前身是资本主义。新中国没有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址上建立的。在人民民主的政权下，很容易地改革了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但对封建宗法主义的影响估计不足。……举世注目的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许多罪恶的〔2〕行动，就是用封建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得以畅行无阻的。
任先生在该文中强调：对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指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及其皇权以及“三纲”说）要进行批判，肃清其影响；而封建宗法主义的完整形态，是中国的“儒教”。在他看来，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对儒教不应负责任，他是儒家。儒学成为儒教，经历了较长的时间，直至南宋才被朱熹完善。
在任先生看来，儒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以封建宗法制为核心，吸收了佛教、道教中的一些宗教修养方法（如禁欲主义、静坐、反省），把人们引向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偶像崇拜的死胡同。对此，任先生着重指出：“人们记忆犹新的十年动乱时期的造神运动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3〕面前的。”
任先生关于中国儒学是宗教的长文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有响应的呼声，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我不想去评价自己老师的上述观点是否准确，因为这不完全是学术问〔4〕题，其历史意义重于学术价值。我虽然不同意中国儒学是宗教，但是我认为，任先生反思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认为“文化大革命”按其实质说乃是封建主义残余的一次大表演，说明文化思想领域必须肃清封建宗法主义残余，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我想强调一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前辈学人走过太多曲折的道路，有不少痛心疾首的教训，他们思考的并非都是学术问题，而主要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关于民族复兴的大问题。今天学人们可以对任先生的上述观点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如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造神运动”是否来源于儒学的传统，苏联共产党内长期流行的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否影响过中国，我党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否有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总之，提出问题，才便于讨论。不过，时至今日（2010年），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的“造神运动”已没有多大兴趣去讨论，而更加关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因此，当前学人们关于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的研究，已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任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尽管如此，前辈学人走过的曲折道路，呕心沥血思考过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思。从这个意义上说，任先生永远是我们的老师。二、任继愈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
在任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占有很大比重。表现在：（1）新中国建立后，东欧有些国家派留学生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任先生给他们讲《道德经》（《老子》），并将《老子》书译成现代汉语。（2）1963年，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四卷本出版。（3）1973年，《中国哲学史简编》（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的缩写本）出版。（4）1979年，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经过修订、增补，再次出版。（5）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计划写七卷，只出了四卷，未能全部完成。（6）任先生曾想在退休以后写一本《中国哲学简史》，未能完成。（7）任先生的学术论文中有不少是讨论中国哲学史的。
任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在学术上有哪些特点？这可以列出若干点，但我不想那样介绍，我只想根据自己的学习与研究，提出任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我的归纳是否准确，请大家批评指正。我想勾勒这样四点：
第一，与20世纪胡适及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同，任先生力求将中国社会史与中国哲学史联系起来，以便找出中国哲学史演变发展的社会原因。
关于秦汉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任先生没有精力与时间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从秦汉时起至清朝后期，这一段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任先生凭借多年的研究和学术积累，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视野，用他自己的语言来叙述。这里我想引用任先生的两段话，供同学们参考：“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中国的国情。从二千多年前奠定这种格局，就被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古代没有民意测验，从人民默认它，安于这种制度的行为中即可以看出，人民是愿意接受的。二千多年前曾有几度民族不统一的时期，但人们不喜欢这种分裂，因为分裂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生活不安定，战争频繁。即便在分裂时期，有识之士都主张统一，认为分裂是不正常的。多民族和平共处和要求全国〔5〕统一一样，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认可。
再有：
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封闭型，分散经营，不希望政府过多的干预。中国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大国，从政治上要求集中权力，多民族，地区广大，如果政令不一，就难以达到统一的目的。中国中原地区进入封建社会比较早，生产也比较发达，周围的地区有些民族还处在奴隶制甚至原始社会，双方难免发生掠夺性战争。为了保证国家的生产正常进行，客观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持安全繁荣的局面。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是客观需要，经济上的极端分散又是客观现实，它是自然经济的本性。政治的集中与经济的分散，这一对矛盾如何协调，不使它畸轻畸重，便成了历代统治者关心的问题，儒教在这里起〔6〕着重要作用。
综观任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论点，他对汉代和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哲学思想的分析，不仅是对其概念、范畴和哲学思想要点的勾勒，而且使人感觉到在抽象的语言文字后面隐藏着当时社会现实的背景，引人深思。这也许就是哲学家们所追求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任先生关于唐代佛教思想的分析，也使人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关于宋明时期社会史的分析就显得有些粗糙，这个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后期与前期相比较，有所不同。如北宋时期，封建经济有了发展，农民的地位有了一些变化，过去人身依附关系比较强的部曲、佃客制，已基本消失，代之而兴的则是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松弛的田主与佃户的租佃制。而且，从北宋时起，三百余年间，中国境内，存在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北宋的北边和西边，有辽、西夏、吐蕃等政权，东北是稍后崛起的金政权。宋金对峙，直至南宋。南宋末年，漠北又兴起蒙古政权，后来建立了元朝。如此的社会客观环境与当时的哲学思想有何曲折的联系，任先生关于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和论述，在深度上似乎还有一些不足。
第二，在中国哲学史是什么的问题上，任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文明素质和生活态度。这开拓了中国哲学史的学术视野，彰显了这门学科的重要性。但这只是一个目标，要达到它，需要中国哲学史界的学者们共同努力。至于如何将中国哲学史写成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认识史，需要历史学家、民族史家和哲学史家的协作。这是一个广阔的研究天地，只要付出精力，就可以做出成绩。
第三，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学术自我批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里以任先生研究《老子》为例来说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跨越了两个世纪。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为教学方便（留学生），任先生将《老子》书译成现代汉语，以《老子今评》为名出版。后来有所修订，称《老子新译》，后再版。任先生是根据魏人王弼的《老子注》，即所谓《老子》的通行本而译成现代汉语的。1973年长沙马王堆发现西汉时长沙国丞相及其家属的墓葬，其中有大量帛书。经修复、整理和考订，共计二十八种，十二万余字，其中包括《老子》甲、乙本，这就是西汉时期的《老子》书。将此帛书本与王弼通行本的《老子注》对照比较，有助于对《老子》的深入了解。北京大学中文系高明教授著《帛书老子校注》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任先生将《老子》通行本与马王堆本对照研究，以《老子全译》为名出版。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存八百余枚，有一万三千余字，其中有《老子》甲、乙、丙本。任先生以《老子》通行本为底本，参照郭店楚墓竹简本，对《老子》进行第四次今译，名《老子绎读》，2006年12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对于这个书名，任先生有这样的说明：“‘绎’，有阐发、注解、引申的含义，每一次关于《老子》的翻译都伴随着我的理解和阐释，因此，这第四次译《老子》称为《老子绎读》。”从以上叙述，大家可以看到任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
更加重要的是，经过几十年对《老子》的研究，任先生在《老子绎读》一书的“附录”中，反思我国哲学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争论，写下这样的话：
我一向认为老子的哲学思想比孔子、孟子都丰富，对后来的许多哲学流派影响也深远。总期望把它弄清楚。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唯物主义者；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是四卷本的缩写本）则认为老子属于唯心主义。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简编》的观点），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好像攻一个坚城，从正面攻，背面攻，都没有攻下来。这就迫使我停下来考虑这个方法对不对，问题出在哪里？我重新检查了关于老子辩论的文章，实际上是检查自己，如果双方的论点都错了，首先是我自己的方法错了。
任先生的这种反思十分宝贵，对我们研究人文学科有借鉴意义。哲学史的学术研究是否能归结为简单的“对号入座”，只要指出谁是唯物论、谁是唯心论就够了？当然不能这样。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学者受苏联哲学界的影响，将哲学史简单地描绘为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方法其实并不能揭示哲学史的丰富内容。任先生根据亲身的经历，明确地指出“对号入座”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不相符。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需要对它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从而揭示其特点。对于中华文化进行唯物史观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对具体的历史文化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也许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前辈学人，像任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的反思，对我们很有教益。
第四，任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理论问题：中国哲学的无限前途在哪里？他的答案值得我们深思。
任先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一文的最后一段提到：“中国哲学的封建主义的深层次的问题清理得不够，我们责无旁贷。”〔7〕再一点，他认为应当正确地对待西方哲学，不要以为我们的一切（包含哲学）都比西方的好。他说：“西方哲学的发展，由浑沦到分析，又由分析到综合，看来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大致轮廓。对中国哲学来说，我们不能安于自己的浑沦、综合，认为比西方的分析更高明，这是一种误解。有人讲今天电子计算机的二进制法《易经》早已讲过了；火箭发射原理宋代早已发现，只是西方火箭飞得更高而已。这是〔8〕极端无知的说法。”这种说法还不是个别的，自以为本土的一切（包含哲学）都比西方高明，甚至认为西方的一些科学发明都来源于中国，藐视西方科学技术和哲学，这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不能促进本土科学技术和哲学的发展，而且会阻碍自己民族的进步。面向世界，向人类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既看到自身的长处，又看到自身的某些不足，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并推进本民族哲学的发展。任先生对世界的未来充满信心，对哲学的未来也是如此，他说：“人类社会生活中总会遇到问题。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对待一切发生的疑难问题，如果不图侥幸，不靠神仙皇帝，那只有靠哲学，哲学必将与人类共存。我相信，到了大同社会，国家机构自然消亡后，哲学还要继续存在发〔9〕展。”任先生的这种哲学永存论阐述了一个道理：人类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前进，哲学标志着人类的知识与对世界认知的无限性，这是对于科学和人文的赞歌！三、任继愈先生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术特色（一）
任先生在“宗教小辞典”丛书的序中说：“我们不是用宗教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说明宗教”，这个论断源于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10〕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原始社会出现的灵魂不灭观念，这是宗教的萌芽。人看到自然有巨大的威力，又产生了万物有灵论。这些都可称之为自然宗教。
当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统治者需要宗教，被统治者也需要宗教。这时宗教便从自然宗教发展到人文宗教。迄今影响着世界广大人口的几大宗教都属于人文宗教，他们都有教主，有系统的宗教教义，有固定的宗教活动形式，还有固定的宗教组织。
从历史上可以看到，当社会上有苦难时，就会产生宗教。与苦难的现实世界不同，宗教有一个极乐世界。人怎样才能进入那个“美好世界”？回答这个问题，就产生了宗教教义、宗教思想、宗教行为等，而这些都属于宗教的本质内涵。
从人自身来看，人皆有生、死，这带来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人死后到哪里去了？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有人提出这样的解答：人死，肉体不存，但精神永垂不朽，其道德、事业、思想言论世代相传，〔11〕谓之“三不朽”。但这种回答不能使所有人都满意。在春秋末期，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人死后到哪里去了？孔子不愧为大教育家、〔12〕思想家，不正面回答，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但这种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一定要回答，可能走向宗教。
总之，人走向宗教的途径很多。宗教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形态，我们需要研究它。社会需要宗教学家，研究宗教的形成、发展及其社会意义与思想史意义。任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的最早导师之一。他主编的《宗教大辞典》和“宗教小辞典”丛书对于研究宗教的人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他在宗教学和中国佛教史方面还有其他著作与文章：（1）《汉唐佛教思想论集》。（2）主编《中国佛教史》（8卷，已出3卷）。（3）《关于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意义》。（4）《中华大藏经总目》序。（5）《道藏提要》序。（6）《中国儒教论》序。（7）《世界宗教丛书》总序。
……
关于中国宗教，任先生的一个基本论点是：5世纪至10世纪，中国三大宗教中，佛教势力最大，道教居二，儒教居末。10世纪至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儒教充分利用其政教合一的特权，占绝对优势，佛、道二教处于从属的地位。佛、儒、道三教势力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互有消长，但三教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它们是〔13〕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认为儒家学说或教化在中国历史上演变为与佛教、道教鼎足而立的宗教，这是任先生的独特学术观点，有些学者持不同的意见。对此我也作过一些研究，我的浅见是：
佛教有释迦牟尼，儒家有孔夫子；佛教有“真如佛性”，儒家有“至诚之道”；佛教有成佛的途径，儒家有达到至诚的“五步法”（按：即博学、审问、明辨、慎思、笃行）；佛教以释迦牟尼为佛祖，儒家以孔子为圣人；佛教有继承的佛统关系，儒家有道统。儒家在面对佛教挑战时没有被动摇，还有了发展。
朱子（朱熹）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没有造神，他提出君子要研究两门学问：一是“尊德性”，一是“道问学”。这两门学问都要学习。“尊德性”就是宏观的道德修养，而“道问学”则是具体的知识。人们在学习过程中，既要博大又要精微，既有宏观又有微观。如果在这两方面都下了功夫，则必有所得。这就比视孔子为神明要高明〔14〕得多了。
作为任先生的学生，我对老师的某个具体学术观点提出商榷的意见，这正是任先生所乐意看到的，他没有责备我，认为可以继续研究下去。（二）
在任先生的学术思想中，他认为唐朝三教中，佛教影响最大，道教次之，儒教最弱。这个观点在任先生所写《唐代三教中的佛教》一文有集中的论述。我们不妨从这篇论文来看任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
为什么说唐朝佛教最盛？任先生从《资治通鉴》一书中引证关于唐朝迎佛骨的记载作为主要资料之一。如武则天派使臣往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置京师明堂供养，盛况空前。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迎佛骨。懿宗十四年（873年）又有迎佛骨的记载，“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这样，老百姓不知不觉在迎佛骨中开始接受佛教教义的影响。佛教的因果报应、天堂地狱之说，通过绘画、雕塑、音乐、俗讲、通俗文学等各种形式加以宣传，上自皇帝、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深受其影响。
还提到唐朝时佛教寺院经济发达。佛教寺院有固定产业，收租过活，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有同等的特权。寺院掌握经济，提供信贷，经营典当抵押、货栈租赁，起着钱庄的作用。
在唐朝，寺院同时又是文化中心。寺院有大量的图书设备，还藏有丰富的世俗典籍。佛教鼓励人们抄写佛经作功德，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手写的佛教典籍数量超过儒家“六经”数十百倍，可见当时佛教影响之大。
在唐代，佛教影响不仅在国内，而且也是国际文化交往中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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