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希霆刘荣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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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营造学试读：
总序
用文化传达积极的精神信念，给人以希望和动力，用文化改革释放发展红利，洋溢着温暖和勇气。在文化创新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换挡升级的时代历程中，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紧扣时代发展脉搏，从立足文化产业现实问题到搭建文化领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综合学术平台，以“大文化”为发展理念，设计学科架构、搭建文化智库、打造学术重镇，在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一直致力于探索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学科群。“文化发展学术文丛”正是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十年来对学科建设、理论建构、智库发展和人才培养等专业问题不断探索的阶段性总结。它既折射着我们打造立体学术平台做出的努力，也见证着我们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构建国家文化发展理论体系的情怀；它既反映了我们作为一支年轻研究团队怀揣的学术梦想，也彰显出我们立足严谨，向构建一流学科体系不断前进的初心与恒心。
文化是一条源自历史、流向未来的丰沛河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它的润泽。文化的强大功能，铸造了“文化+”崭新的发展形态。正因为“文化+”是文化要素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层次的融合创新，是推动业态裂变，实现结构优化，提升产业发展内涵的生命力，“文化发展学术文丛”以“文化+”为出发点，以文化内容融合式创新为研究主题，研究发轫于文化但又不囿于文化本身，它既包括全球视野下的比较研究，也包括文化创新领域的理论前沿；既聚焦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也关注不同行业领域现实问题的具体研究。可以说，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不断增强文化认知的“大融合思维”，既是“文化发展学术文丛”的主要特点，也深刻反映了未来十年文化发展的趋势。
随着我国文化发展的学科建设渐成体系、理论研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步入新境，未来十年，将有更多的文化理论经典和文化研究著述出现，它们将更好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前行，在支撑国家文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区域文化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文化改革内涵式发展等方面汇聚力量，彰显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是为序。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范周2016年4月创意化生活（代序）——关乎人类未来的文化自觉卜希霆
第一次频繁地接触“创意”二字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京郊古运河畔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的广告专业课堂上，在“不[1]做总统，就做广告人”这一口号的巨大诱惑下，笔者整日沉迷于各类广告经典书籍，醉心于搜集、欣赏各种创意广告案例……创意，几乎成为笔者那个青春无邪的青年时代唯一不离不弃的兴奋点。
创意的概念其实并无定论，更有学者论证，“创意”古已有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革故鼎新”，向惯例挑战，人类也由此终结了类人猿“匍匐臂行”的历史，开启了直立行走、动手打磨石器的新时代。“不破不立”，创意是对传统的叛逆，是打破常规的哲学，是破旧立新的创造，是思维碰撞、智慧对接的理念，是“不走寻常路”的“奇思妙想”“天马行空”。创意，是一种通过创新思维意识，从而进一步挖掘和激活资源组合方式、提升资源价值的方法。
台湾资深美女广告文案创作者李欣频女士在其《十四堂人生创意课》中有一句话令笔者深有感触：“创意是一种生活态度。”创意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人生资源的积累和能量的开发。创意的功夫，其实在创意之外，要提出优秀的创意，首先要学习如何创造性地生活。好的创意其实是人生积累的表达。过什么样的人生，看你用什么样的想象。“创意”本无穷尽，今天推出的《创意营造学》或许只是一个开端，斗胆提供了一个“创意”研究的崭新视角而已。笔者真诚希望该项研究得到更多学者、实践者的鼓励与支持，用更丰富的实践与理论推动世界向前更美好地发展。
愿全世界的创意者联合起来，为共同营造美好、幸福的“美丽新世界”携手奋斗！
[1] “Be the present or else advertising guy”，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言。 第一章导论
2015年11月3日，万众瞩目的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议正式对外公布，细心的业内人士发现了亮点——“十三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要发展“创意文化产业”。而201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这进一步表明“创意”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发展的热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广度与格局也将围绕“创意”进一步融合拓展。
2016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称UNESCO）连续发布了两份文化产业报告——《文化时代：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总览》和《文化贸易全球化：文化消费的转变——2004～2013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国际流动》，对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及其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进行评估。其中，《文化时代：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总览》用翔实的数据和图表阐明，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正在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战略性产业。仅2013年，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创收总额为2.25万亿美元，占世界各国GDP总量的3%，超过了通信业（1.57万亿美元），为世界各国创造了2790万个就业岗位，占世界就业总人口的1%，高于欧洲、日本和美国汽车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总和（2500万）。另据《文化贸易全球化：文化消费的转变——2004～2013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国际流动》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总值达601亿美元，高出排名第二的美国279亿美元一倍多，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文化产品最大的出口国。“创意”形成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构筑创意城市，创意城市又将进一步营造新的创意。创意城市是推动文化经济、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进入新世纪，创意产业对提升城市竞争力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文化创意”则成为保持国家与城市活力的重要因素。随着创意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创意产业的培育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与传统产业不同，劳动力和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品的作用逐渐让位于创意和知识等非物质生产要素，因此，创意需要通过持续性的创意营造来实现。
本书以创意营造研究为核心，在对创意营造概念溯源、构建要素、动力机制、主导力量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探讨了创意营造的策略与方法，在借鉴“创意城市”“社区营造”“创意集群”“创意阶层”“创意指数”“创意扩散理论”“创意生产函数”“创意空间场所”等理论与实践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围绕公共空间、文创园区、社区、乡村、特色小镇、城市综合体、创意城市网络和文化遗产的创意营造案例与经验，旨在更好地利用创意营造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新型业态的有效提升；此外，本书还就农业、工业、众创空间的创意营造进行了专项研究。创意营造是以提升全社会创意审美为目标，以倡导全民创意实践为理念，以营造创意生活氛围为宗旨，通过培育创意精神、挖掘创意要素、整合创意资源、生产创意产品、传播创意观念、营造创意生态、激活创意消费，构建富于创意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城镇文化与产业的优化过程与方法。创意营造对我国文化发展与繁荣意义重大，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创意营造学（Science of Creative Building）是一门包含美学、艺术学、社会学、传播学、规划学、设计学、生态学、创意学、营造学等诸多领域的交叉性前沿学科。创意营造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跨学科性，它综合了各门人文学科的优势，汲取了不同学科的观念与方法。从阶段而言，创意营造可分为创意培育、创意生产、创意传播、创意流通、创意消费和创意生活等环节。创意营造离不开创意主体的有力推动，本书对城镇创意营造过程中的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社区、大学、市民等相关创意主体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创意营造的流程化管理、指标化治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城乡文化创意发展的动力机制、创意文化生态系统构建，努力填补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第一节 创意营造概念溯源
创意是创意城市的灵魂，而创意产业则是创意城市的主导产业。创意环境是创意者创造的舞台，也是创意产生的客观背景，优质的创意环境可以激发创意活力，推动产业发展。创意营造理论植根于“创意产业”“创意阶层”“社区营造”“创意城市”“创意产业集群”“创意指数”“创意扩散理论”“创意生产函数”“创意空间场所”“营造学”等诸多理论与实践成果。
一 创意及创意产业理论研究“创意”一词古已有之，但与现代人所理解的意思相距甚远。创意，始指创出新意，也即立意上的创新。汉王充《论衡·超奇》：“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这里的“创意”指的便是创新立意。
以上是古人对创意的理解，“在中国学者的努力下，对于‘创意’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有多种定义，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类观点。这里从形式逻辑和定义规则来进行分析。
第一类观点从动态的角度将创意理解为创意思维。崔中义主编的《创意学》没有明确定义创意，仅对创意思维给出了定义，认为创意思维就是创造性思维。
第二类观点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定义创意。余明阳和陈先红认为，静态的创意是指创造性的意念、巧妙的构思，即常说的“好点子、好主意”，动态的创意是指创造性思维活动。
第三类观点从思维及其成果和方式三个方面对创意进行定义。陈初友和王国英提出，创意是人们行为中产生的思想、点子、立意、想象等新的思维成果，是一种创造新事物或新形象的思维方式，其本质是一种辩证思维。
第四类观点从文化、个体和产业角度给创意下定义。贺寿昌提出，理论形态的创意有三种含义，分别为宏观、个体和应用创意。宏观创意泛指一切可视的创作现象，这不仅包括文学艺术，而且概括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整个的人的生活方式；个体创意是指个人的情感、灵感、直觉、想象、才情、智慧等在创意作品中的自由倾泻；而应用创意则是指创意的目的不限于个人欣赏品鉴，而是与产业的目的相联系，是使创意走向产业，实现产业化。
综上来看，目前学者对创意概念的研究有以下两个特点：创意定义既具有多样性，也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多样性加深了对创意的理解，有助于对创意进行进一步研究。其一致性主要表现为，多数定义[1]都包含了新思想新主意这一内涵。
学界普遍认为，“创意思想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的。熊彼特指出，现代经济发展并不在于资本和劳动力，根本动力在于创意的产生。文化经济理论家罗默（Romer）则认为，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会衍生[2]出无穷多的新产品、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机会”。将创意作为核心要素投入产业中则形成了创意产业。“经济学家理查德·E.凯夫斯（Richard E.Caves，2004）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将创意产业定义为：创意产业提供给我们宽泛的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2001）在其专著The Creative Economy：How People Make Money From Ideas一书中把创意产业界定为其产品都在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内[3]的经济部门”。
国内学者对创意产业的研究相对较晚。以厉无畏（2005）等人（张京成、刘光宇，2007；朱晓清，2006）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创意产业的特点表现在渗透性、高附加值性、知识产权性和需求不确定性上，在理论上认为创意产业对其他产业具有带动性，创意产业具有“精神性”价值和高风险性。
基于以上分析，创意产业的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学者对其内容界定有所不同。创意产业无疑是一个历史概念，存在着巨大的争论。虽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特色以及不同的业态范围，但还是有其基本规定的。创意产业概念的提出为我们确立创意产业理念、准确把握创意产业的本质开阔了视野、提供了思路，同时也为我们从多角度理解和把握创意产业这一新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中提供[4]了启示。
二 创意阶层理论研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2002）在《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中认为，各个产业发展最后都会趋同于创意产业。他指出，美国社会有四个主要阶层的职业群体，即农业阶层、工业阶层、服务业阶层和创意阶层。其中创意阶层包括了一个‘超级创意核心’，由从事科学和工程学、建筑与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的人们构成，他们的职责就是创造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的内容。创意阶层还包括‘更广泛的群体’，即在金融、[5]法律、保健以及相关领域的创新性专业人才。”
关于创意阶层，国内学者李亚夫、孙萍（2005）认为其是由原创者、创制者、制造者、推动者和孕育者五个层面构成的。蒋三庚、王晓红等（2009）在创意产业链分析的基础上，将创意人才分为创意的生产者、策划者和创意成果的经营管理者，并将创意阶层看作专门从事创意领域工作的人才，即创意人才。“从目前我国的人力资源看，创意人才还远不适应国家创意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据报道，纽约创意产业人才占工作总人数的12%，伦敦为14%，东京则达15%，而我国创意产业发展较好的北京、上海都不足1%。我国不仅缺少高端创意人才和策划人才，原创作品少，创新模式少，而且也缺少擅长将创意作品‘市场化’的经营人才[6]和营销人才”，即所谓的“创意阶层”。在此背景下，创意产业要起飞，就必须集聚大批优秀的创意产业人才。
三 创意城市及创意产业集群理论研究
目前，“创意城市”的概念已经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讨论，各国以及各个学科的学者都纷纷发表自己对创意城市的看法。“最早发掘‘创意城市’思想精髓的是英国的约翰·卢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利斯（William Morris），他们积极反对实用主义经济学，大力倡导关注创造性人类活动和接受力的‘艺术经济学’。缪姆·福特（L.Mumford）将上述二人思想运用到城市研究领域，强调‘实现人[7]们消费和创意活动的城市功能再造’。”日本学者佐佐木（Masayuki Sasaki）将“创意城市”定义为：那些通过艺术家、创造者和普通市民充满活力的创意活动去培育艺术文化新趋势，并推动创新和创意产业发展的城市。美国城市研究学者简·雅各布斯把那些特别擅长工业创新和革新的城市称为“创意城市”。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文明中的城市》一书中指出：创意城市古已有之，如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等，它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特征。查尔斯·兰德利（Charles Landry）强调创意城市构建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大都市发展面临的诸多严峻的结构问题，如传统的经济产业衰退、缺乏集体归属感、生活品质恶化、全球化挑战等，都需要依靠创意的方法（超越传统思维的方法）才能解决，因而任何城市都可以称为创意城市，或者在某一方面具有创意。因此，“从广义上而言，创意城市指的是，在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地方城市如何能够重塑形象，[8]重获生机，重新定位”。（1998；Abbas，2000）
而对于创意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如陈秋玲（2006）等以上海18个创意产业集群为分析对象，利用共生模型对创意产业集群之间的形成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王洁（2007）对英国、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创意产业集聚发展进行介绍，认为政府推动、相关协会机构、法规制度、文化环境等是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董树宝（2008）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创意产业集聚，认为只有实现价值链上的产业集聚，才会真正实现创意产业集聚。胡黎明（2008）界定了创意产业及创意城市的概念，在分析它们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创意产业集群是构建创意城市的必然战略选择；范桂玉（2009）从实证的角度，以北京为例分析了我国创意产业集群形成所必需的条件；孙洁（2009）分析了创意产业集群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增长空间：艺术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并结合苏荷、鲁尔、硅谷和张江等案例，深入剖析国内外城市创意产业集群的增长轨[9]迹，比较四种不同模式的增长”。总体来看，国内外现有的创意产业集群研究大多局限于实证分析层面，从理论上研究创意产业集群问题的文献还不多，且研究大多是从产业角度来探讨创新的，忽视了创意产业区的空间创新本质。
四 创意指数理论研究
创意指数（Creative Index）概念也是由佛罗里达在2002年的著作《创意阶层的兴起》中首次提出的，旨在以简化的形式反映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并为决策者的行为、评估、测量以及影响力的监测等提供一个评估指导。基于此，众多学者、组织和国家、地区分别根据自身需求提出了各种创意指数体系，下面是主要创意指数、创新指数以及竞争力指数的比较（见表1-1）。表1-1 主要创意指数、创新指数及竞争力指数基本内容续表
关于具体的创意指数研究，国内学者王志成等（2007）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创意经营环境和创意资本对消费性创意产业和生产性创意产业的影响机制。张毅（2007）借鉴迈克尔·波特的产业五力模型，认为创意产业的五力分别为产业的结构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消费力、人力资源储备、研发力量、政府支持以及产业效益和竞争力，并结合国外创意产业发展的规律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创意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秦瑶、陆昕（2008）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重庆市实际情况，将创意产业分成了六大类，并在全国率先开展创意产业统计调查，对国内开展创意产业统计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贾玉花（2009）总结欧洲、中国香港以及上海等地创意指数的评价方法，认为上述这些评价指标和创意指数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我国应该从培养创意人才、促进全民创业等方面探[10]索创意产业的发展之路。
五 创意扩散理论研究“创意一经出现，便经常与创新（Innovation）概念混淆，熊彼特（1912）将创新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和‘一项发明的首次应用’。事实上，创意是创新的基础，即创新是创意人群和创意过[11]程作用的结果。”“基于创意扩散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关系，孙光磊、鞠晓峰提出可以引入描述自然界各种传播现象的小波变换关系来对创意扩散传播的过程进行描述，可以认为人群对创意的接受过程为在时间中的一个阶跃，即可以用矩形函数进行描述，因此取小波基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根据一般描述扩散现象的小波变换原理，创意扩散的基本关系式可以写成：
其中，x表示某一时刻接受该创意的人群总量；y表示经过时间t的传播后接受同一创意的人群总量；f（x）表示创意传播渠道对创意扩散的作用，需要根据具体不同的创意传播渠道来确定；B为想象力常数，描述创意本身蕴含的想象力所具有的感染力，需要进行实证性的回归分析来确定其指标；T（x，y）表示在该时间点上，接受该创意的人数增加的难度，即创意扩散速度的一种描述。
依据描述一般扩散现象的小波变换原理，任意时刻的创意扩散速度函数之间满足如下关系式：G（p，q）=C∬T（x，y）h（x，y）dxdy （3）
其中，（p，q）是任一时刻接受该创意的人群总量及其增量坐标；C是小波变换常数；T（x，y）为初始时刻的创意扩散速度函数；h（x，y）为小波变换函数。
由此，对一定时间内的创意扩散过程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实测后，即可对任意时间段的创意扩散情况进行估计，对于具体的情况可以选择不同的小波函数进行处理。
将式（2）代入式（3）整理得：
表示描述性创意扩散时空属性的创意扩散速度函数是描述创意扩散内因的想象力常数B和描述创意扩散外因的传播渠道函数f（x）的[12]一维小波变换。
总体来看，创意扩散的概念在中国还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时期提出了对创意扩散理论中的基础概念进行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在今后的研究与应用中混淆各个概念。在创意扩散理论研究中，首先，区分了作为基础概念的在汉语中一般来讲是很难区分的‘创新’与‘创意’两个概念；其次，在创意扩散理论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通过‘反思’的方法，找到其中起基础作用的根源概念进行分析，其中重点分析了时间和空间两个基本影响因素在创意扩散理论中的内涵，并根据数学理论中描述传播过程的小波变换方法建立了创意扩散的概念模型。该模型显示，创意传播的速度与创[13]意包含的想象力水平和创意传播渠道的影响力直接相关。
六 创意生产函数理论研究
创意、知识、创新等非物质生产要素代替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品和劳动力，成为创意产业的主要推动因素，而创意需要通过持续性的创意氛围营造来实现。创意属于广义的知识范畴，关于知识在生产函数中的地位，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完善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的。在传统产业的生产函数中，主要投入要素为资本和劳动力，二者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例如，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将其αβ表示为：Y=KL。其中，Y、K、L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和劳动力，α、β为系数。在初级阶段，知识的作用并没有在生产函数中得到体现，随着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知识作为要素的增强因素进入αβ生产函数中，如，Y=K（AL）。创意作为A的一个子类，也承担着要素增强的作用，但创意的关键性仍然低于传统要素。而在创意产业当中，知识和创意代替自然资源和有形的劳动生产率成为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Florida，2005）。Nye and Owens（1996）认为，资本、自然原料和土地作为财富的意义正在淡化，经济进入创意驱动型时代。因此，在创意产品的生产中，劳动力和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品的作用逐渐让位于创意、知识、创新等非物质生产要素。由此，学者周泳宏、李英贵提出创意产业的生产函数将类似于：
其中，B为创意，x则是其他要素，δ为促进创意实现的参数，δ0为该参数的某一固定值。该式表示，创意实现的程度决定了产出Y的水平，而创意的实现取决于参数δ，当该参数大于δ，则大大促进创0意的实现，相反，当该参数小于δ，则δ的作用并不确定。学者周泳0宏、李英贵认为，承担起δ的作用的因素是创意氛围。创意具有典型的隐性知识特征。鉴于隐性知识的不可编码性（Drucker，1991；Nonaka，1991；et al.），其共享与改进的重要途径是外溢效应，例如，在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氛围中工作、合作、人员流动、面对面的交流等（梁启华等，2006；潘瑾等，2007），发生知识的外部性，引发知识的获取、传播、改进等。因此，在创意氛围浓厚的环境里面，创意产品生产等人员之间的交流得到充分展开，隐性知识大量溢出，于是，他们通过思考、顿悟、灵感突现等行为产生创意。创意氛围成为[14]创意实现、创意产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王志成等，2007）。
鉴于创意氛围的重要性，创意营造成为创意产业发展不可忽略的环节。表1-2 创意氛围投资成本构成
表1-2说明了在创意生产的各阶段创意氛围投资的内容。在初始阶段，创意氛围投资主要是创意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基本的场地、工作环境和中介服务等。在创意形成阶段，氛围投资主要为了促进创意工作者创意的形成，其内容包括逐步领会、顿悟、获取灵感等所需要的环境，因此，氛围投资主要在于持续性的氛围维持和改进等。创意实现阶段，主要是面向消费者的创意产品推销过程，此时需要举办各种展览、交流会等吸引创意产品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的信息交汇并达成共识。与传统产业不同，劳动力和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品的作用逐渐让位于创意、知识等非物质生产要素，创意需要通过持续性的创意[15]营造来实现。
七 创意空间场理论研究
在1980年的《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的现象学》一书中，挪威建筑师诺伯特·舒尔茨最早在纯建筑学研究领域内，较完整、系统地提出了“场所精神”的概念。
创意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其所在城市的区位、产业基础和产业环境等。部分学者认为，城市空间提供了创意活动所需要的地方特质和环境，有益于集体创造力的发挥。关于特殊的地方性质对经济创造力的促进作用，Scott（2000）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受益于地方社区中“有个性的风格、敏感性和主题组织”。他提出了“创意田野”（creative field）概念，来突出地理靠近的场所对企业创造力协同产生重要的作用。随后Drake（2003）将地方特质分为四个方面：宜人的环境、密集的社会文化活动、地方的品牌和传统以及各种创意人才组成的社区。具有“特质”的地方，才能构成创意田野，才有可能具有创意氛围，另外地方特质也是吸引人才的基础（Florida，2005）。创意环境包含催生创意所必需的硬软基础设施。Hall（2001）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文明中的城市》一书中阐述了包含创意环境的[16]文化创意生活是怎样形成创意城市的。
创意场所并不是生硬地将建筑与人毫不相干地联系起来，而是将他们有机地融入一个生动有趣的内容框架之下，从而形成具有故事情节的统一整体。在创意产业越来越热的今天，粗糙的场所设计往往不能满足创意工作的开展和运行，从而使创意产业的巨大潜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创意场所的空间营造有利于激发创意者的灵感与艺术思维。
八 社区营造理论研究
居住在同一地理范围内的居民，持续以集体的行动来处理其共同面对的社区生活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创造共同的生活福祉，逐渐的，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社会联系，此过程被称为“社区（总体）营造”（Community Revitalization）。香港将其翻译为“社区孵化”，台湾翻译为“社区营造”。所谓“社区营造”，简言之，便是对社区的“经营”与“创造”。
学者罗家德教授认为，社区营造就是要通过政府诱导、民间自发、NGO帮扶，以及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解决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提升社区的集体社会资本，达到社区自治理的目的。夏铸九教授认为，社区营造，是社区培力和维权。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社区营造可以提供其整合资源、完善社区动员、有效治理社区的正当性，是建构新的政府与民间关系的一种政策手段。
社区营造的内容主要依据社区的需求而定，社区营造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自下而上实现社区参与，增强社区成员对社区事业的关心和介入，帮助他们找到最关键的问题，培养自助能力；并通过共同的工作计划或项目，推动社区发展。社区意识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民主的主人翁意识，即个人对于所属社区拥有的一种和衷共济的一体感。此种一体感植根于个人对社区的直觉和态度，同时表现出认同、关怀、参与的心理作用。这是人与社区通过互动交流所产生的一种情感表达，有利于促进社区成员或团体的自由发展和自动调适，充分发展社区居民的潜力。
九 创意生态理论研究“创意产业创新生态理论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生态进化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生态学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类活动的生物机理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规律’，而工业化的推进，也使理论界提出‘产业系统是否可以按照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规律进行重构’的质疑。特别是1972年Dennis和Meadows在《增长的极限》一文中提出物质财富增长极限这一问题后，引发了人们对产业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大讨论，促使人们认识到依靠有形的物质消耗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工业生产方式已经过时，产业系统可以‘较少地依赖原材料消耗而更多地依赖知识与信息’，而借助生态循环原理可以达到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的。1971年Barry Commoner在《封闭的循环》一文中正式提出‘现代产业行为存在生态法则’，认为生产技术可以按生态系统要求进行重新设计。1977年Preston Cloud首次提出的‘产业生态学’也表明产业可以按照生态方式运行。1983年《比利时生态系统：产业生态学研究》一书系统研究了如何运用生态学观念和方法来构建现代产业运行机制。进入21世纪以后，更多文献和实践都表明，产业发展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运行机制，通过向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演进的学习，产业系统中的物质消耗与能量流动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产业主体与产业生态环境相互依存，并由此形成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创新生态系统。
产业生态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被较好地借鉴到创意产业发展及创意园区建设中，目前，完整地将产业生态运行的行为理念运用到创意产业研究当中的情形并不深入，有关创意产业创新生态理论的研究正处于从理论研究向技术分析深入的转折阶段，特别是创意产业创新生[17]态系统演进的技术解构等相关研究尚有待进一步深化。”
十 营造学理论研究
营造，指建造、构造、编造，包括建筑工程及器械制作等事宜。《晋书·五行志上》中记载：“清扫所灾之处，不敢於此有所营造。”《明史·桑乔传》中记载：“乔偕同官陈三事，略言营造两宫山陵，多侵冒。”《隋书·百官志》中记载：“太府寺，掌金帛府库，营造器物。”宋代张齐贤的《洛阳缙绅旧闻记·宋太师彦筠奉佛》：“首诣僧寺，施财为设斋造功德，为状首罪，许岁岁营造功德。”田北湖《论文章源流》：“大而一代之掌故，小而一技之营造，皆得穷理尽情，表见於著录，以收文字之功。”作家郁达夫在《感伤的行旅》中也有表述：“高而不美的假山之类，不过尽了一点点缀的余功，并不足以语园林营造的匠心之所在的。”《营造法式》是宋崇宁二年（1103年）出版的图书，是李诫在两浙工匠喻皓的《木经》的基础上编成的，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图书。在《营造法式》一书中，“营造”二字就专指中国传统建筑及其建筑技法和规范，以至于后来在梁思成所著的《清式营造则例》中，营造作为中国传统建筑及其建筑技法和规范的这个意义仍被沿用。随着时代变迁及文字的演变，现在“营造”一词主要被用作人文环境、气氛氛围等方面的搭配语。虽然“营造”的传统意义不常用，现代人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意义，人们常常在“营造”后面加一个宾语，诸如气氛、氛围和意境之类，这里“营造”的对象就不是传统的可见的、具象的建筑、家具类的东西，而是一种不具象的，能让人感知的东西。此外，从文字学的角度来分析，“营造”分为“营”和“造”，在笔者有意识的选择下，分别组词，得到“经营”和“创造”两组词，因此，“营造”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用心经营，潜心创造。那“经营”的对象是什么？笔者认为，“营造”处理的是各种关系，在具体可感的建筑语境下，“营造”处理着远近、层次以及人与自然等关系，而在非具象的语境下，“营造”处理着诸如人与人、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等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营造”的目的就是经营各种关系，以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
在笔者看来，“营造”二字带有东方式的美学意味，尽管“营造”的内涵从古至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它骨子里的这种美学意味一直留存。最初的“营造法式”指导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建造，木材、竹子、斗拱、彩画等元素原本就是东方式建筑的重要元素，对这些元素加以取材、规范，细细雕琢、设计样式等让“营造”二字天生地就具备了东方式的美学意味。南方的园林就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一点，诸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有限的空间里营造出无限的想象，对意境的追求，等等，这些东方式的审美都需要靠“营造”来实现。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赵冰教授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丰富了“营造”二字的内涵。他将古代的“营造”用“风生水起”来形容，认为这个词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营造中灵动的感觉。在他的理解中，“营造是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终归还要回到开端，循环往复使营造活动不断推进。‘起’对于营造来说就是生成创意；‘承’是使设计融入营造之中，要把创意做出来，必须把设计作为营造活动来理解，必须对媒材以及媒材的构筑和构筑空间组织有所掌握；‘转’就是营造的落实；而‘合’就是公众参与营造，最后达到和合的境界。营造[18]是一次次的起承转合的往复”。第二节 创意营造构建要素
彼特·霍尔在《文明中的城市》中曾指出，高度保守、极其稳定的社会，或者所有秩序已消失殆尽的社会都不是产生创意的地方。拥有高度创意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旧秩序正遭受挑战或刚被推翻的城市，城市的文化资源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资产，而且能够塑造城市精神，建立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城市自尊和社区精神。创意营造正是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时代背景，通过有效的人才培育模式形成城镇的有生创意力量；通过创意环境涵养与激活城镇创造力；通过层出不穷的科技革新保持城市永续驱动；通过融通和谐的协作机制引导和形成良性的创意生态；通过对城市特色文化资源的有效挖掘营造彰显城市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以上五个构建要素成为创意营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人才
城市创意经济说到底其实是人的创意在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激发不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既产生不了创意，也谈不上产业化。在这里我们将人才作为创意营造的构建要素，不仅由于创意营造的核心主体和服务对象都是人，同时也借鉴了美国人文地理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的观点，在其所著的《创意阶层的崛起》（2002）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3T概念，其中的一个T指的就是人才。他认为，人力资本是核心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人力资本具有异质性，那些敢于创新、富有创造力的人才是创造的主体，对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佛罗里达将城市社会中兴起的这一不同于工人阶层与服务阶层的群体称为“创意阶层”，并深入研究了创意阶层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影响。创意营造与创意城市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实现创意城市不可缺少的一种方法。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创意营造”是以提升全社会创意审美为目标，以倡导全民创意实践为理念，以营造创意生活氛围为宗旨，通过培育创意精神、挖掘创意要素、整合创意资源、生产创意产品、传播创意理念、营造创意生态、激活创意消费、构建富于创意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城镇文化聚落的过程与方法。然而，从定义来看，创意营造不仅仅是一个局限于城市的方法和理念，并且在创意营造的整个过程中，从概念的提出，到理念的完善，再到现实效果的审核等各个阶段，都需要人才来逐一实现。
事实上，人才是作为核心要素在创意营造中起作用的。创意营造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包括创意人才、组织人才和领导人才等。以创意营造的典型案例——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为例，最初举办这个艺术祭的目的只是希望以艺术的力量，来振兴已经衰颓的乡村。20年前，越后妻有是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被政治抛弃的闭塞之地，但是，当时在策展领域已享誉国际的北川弗兰（Fram Kitagawa）用艺术的方式，在越后妻有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地域革新。从2000年开始至今，北川弗兰一共策划了6届“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共有350多个艺术家和建筑师参与，他们以越后妻有的土地为灵感，与村民和志愿者们一起完成各种艺术作品，将越后妻有营造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艺术乡村。现在，整个地区的活力变得超乎想象，当地人乐在其中，城市里的人也纷纷回到这里度过愉快的时光。在该案例中，最核心的要素——人才，主要有两种角色，一是组织人才，二是创意人才。组织人才即北川弗兰，他作为发起人，首先要具备问题意识；其次，他担任的组织者的角色要求他能向想与之合作的著名设计师说明自己的概念和构想，同时邀请他们来为该地设计作品；再次，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他需要处理与当地政府、村民之间的关系，同时以有效的方式应对来自外界的质疑和反对意见，现在，曾经反对他的人也乐于来到这个地方体验它的有趣、原始与艺术。而此案例中的创意人才则具体指各个领域的设计师和艺术家，在越后妻有，随处可见草间弥生、蔡国强等世界艺术大师的作品，它们点缀在各处，还有张永和、James Turrell（詹姆斯·特勒尔）和阿布拉莫维奇等建筑大师的各种奇特建筑，为人们提供了别致的入住体验。这些艺术家将自己的智慧融入整个乡村的营造中，不仅致力于创作一些能一直存续下去、具有生命力的作品，而且利用无人居住的空屋、废弃的学校进行改造与创作，巧妙地将自己的作品融入乡间、自然。
二 环境
这里的环境主要指的是创意营造需要的外部环境，即一定的包容度。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崛起》这本书中，将包容度作为创意城市的三大构成要素之一，在大量调研、实验和统计的基础上，得出了包容度高，创意人才的集聚程度也会更高，整个城市的创意指数也会因此而更高的结论。但是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包容度与创意人才集聚的关系，而是讨论在某个空间内，创意营造能不能在适当的包容度下有效率地、无阻碍地实施以及创意营造的成果能不能被很好地接受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创意营造也是一种创新，当创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时，它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一旦它超过了这个范围，能不能被接受则涉及包容度的问题。创意营造不同于单纯的设计工作，大部分的设计处理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即设计师与设计作品之间的关系，而创意营造不单单是设计，它更致力于解决问题，因而处理得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意营造碰到的阻力可能会更大。国内外有不少克服这种人为阻力而实现创意营造的例子。以海口博学生态村为例，这个案例也可以被称为一场“记者自下而上再造故乡的实验”，这个“实验”的推动者叫陈统奎，原《南风窗》的高级记者，他借鉴了台湾桃米村的改造思路，总结出六个字：塑人、传神、炼金。塑人，指塑造自己的同时带领村民一起成长，使其转变观念、增长见识，最后转型为知识型农民；传神，就是通过一个具象的事物，倡导和传递一种新的农业文化神话，引领乡村发展；炼金，指改造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中提高效益。在他的努力下，该村在经济和环境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成为乡村改造的一大成功案例。事实上，在整个实验的初期阶段，由于村民的保守，陈统奎是不受村民信任的，同时有各种反对的声音存在，他是在不断的博弈和实践中，才使其理念得到村民的认同，这也使他在确定改造思路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塑人”。
当然，国内外也有不少因为各种阻力而夭折的创意营造的例子，“碧山计划”就是一例。“碧山计划”作为一个艺术下乡项目，由欧宁和左靖于2011年发起实施，用来探索徽州乡村重建的可能并寻求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乡村营造模式。但是，在其活动的第二年，即2012年，第二届“碧山丰年庆”被突然叫停，从此“碧山计划”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2014年7月，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女博士周韵与碧山共同体创始人欧宁之间关于“碧山计划”的争论，让这个项目又重回讨论中。对于这个项目的性质、立场以及它实际起到的效果，很多知识界人士都进行了讨论，整个案例说明社会包容度对创意营造项目是有巨大影响的。包容度取决于人们的理解程度，当人们对某件事物有更好的理解时，对它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会因之更高，从而表现出来的包容度也会更高，即推进该事物受到的阻力会更小，反之，则相反。“碧山计划”失败的根源问题还有待讨论，但它证明了当一件事物超出人们的认识或不被人认可时，由此产生的阻力足以将该事物破坏的道理。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到，包容度对创意营造的影响是巨大的。包容度不仅来源于普通大众，也来源于相关的权力机关，普通大众的包容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而且它可以极大地影响到相关权力机构的包容度；而相关权力机构的包容度往往威力巨大，决定着创意营造项目的生与死，此特征在我国尤其明显。
三 技术
技术也是创意营造的重要构建要素之一，主要作用于创意营造想法的实施阶段和创意营造成果的展示阶段，同时，技术作为一种强大的动力，在实际中也能对创意营造起驱动作用，不仅能丰富其表现形式，甚至能以点带面，推动其产业化的发展。
任何创意营造项目都或多或少带有技术的成分。在城市综合体或街区创意营造领域，北京世贸天阶的天幕是最富有特色的景观，整个天幕用富于梦幻色彩和时尚品位的声光技术，吸引了大量的人前来此地参观和消费，此外，类似的还有青岛的天幕城以及苏州天幕等，这些街区或公共空间的创意营造实际上都借助了技术的力量。在园区创意营造领域，由深圳华强集团投资兴建的方特欢乐世界极重视技术，在重返恐龙世纪、体验太空之旅、探秘影视特技等几乎所有项目中综合运用声、光、电、数字技术、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让游客可以在虚实结合、亦真亦幻、动感交互的体验项目中，感受现代科技与各种主题水乳交融的独特魅力。而在公共空间创意营造等领域，技术也同样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图书馆为例，现代的图书馆越来越多地利用交互技术来为读者提供更便捷的查询和阅览服务；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图书馆可以有效地掌握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需求，以便提供更好的服务；此外，利用数字化技术，图书馆能将珍贵的内容更好地保存，同时为读者提供更别致的阅读和观赏体验。一句话，图书馆在自身的创意营造时能利用技术来为读者提供更方便快捷的公共文化服务。
通过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技术在现在的创意营造中是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的，创意营造无外乎包括前期调研和创意方案的策划、中期的实施以及最后的成果展示等几个主要阶段，由于技术在某些创意营造领域很大程度上直接限制了其中期的实施以及后期的成果展示，即使在前期的创意策划阶段也仍然要考虑中后期的技术实现的可行性，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技术制约着创意营造的水平与它的丰富程度。
四 协作
创意人才是创意营造主体，但创意人才并不是单独行动者，事实上，在创意营造的具体实践中，人往往是靠组成一个大的群体从而构成了创意营造主体体系，同时，在开展创意营造过程中必然与各类创意资源建立关联。因而，良好的协作机制是创意营造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将直接影响创意营造最终的执行效果，在这里，我们也将它列为创意营造的五大构建要素之一。
良好协作的前提是必须要进行良性的沟通，沟通和协作也是在创意营造的过程中需要一以贯之的行动准则。沟通的直接目的在于加强理解，最终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合作，从而实现更好的创意营造。创意营造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设计工作，设计也许一个人就能单独完成，而且能够完成得很好，但创意营造一般是由一个主要的团队（而且是一个跨学科的团队）来策划实施的，因此，无论是在创意概念的提出阶段，还是在创意的实践阶段，都需要团队内部进行沟通与反复论证，避免团队成员在执行中由于对概念理解不清晰而出现问题，从而影响创意营造的整体效果。此外，不仅是创意营造团队内部成员之间需要沟通与合作，而且创意营造的参与各方以及与之可能有关系的个人或集体也需要进行沟通与合作。事实上，当团队的创意理念超出了普通大众的理解范围时，该创意营造在实践阶段可能碰到的阻力就会非常大。在创意营造的概念中，我们认为创意营造最后营造的一定是一种美，但在乡村改造时，对于这种“美”，村民与创意营造的精英们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理解，精英们可能会认为传统的、质朴的田园风光本身就是一种美，因而他们在进行房屋改造的时候，倾向于在传统民居上进行改造而不是新建，但村民希望住进新的小洋房里；在乡村商业化的问题上，中国“田园牧歌，归隐山林”的传统思想可能会让精英们与村民在该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而这也是上文中“碧山计划”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创意营造的团队是需要跟大众进行沟通的，沟通的目的在于寻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平衡点，从而获得大众舆论的支持，利于后续的实施。
除了与之有关系的普通大众之外，创意营造的另一个重要的参与主体就是政府。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建设都绕不开政府，但是政府的职能以及能力毕竟有限，事实上，创意营造团队是政府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补充，在很多情况下，创意营造是在创意营造团队与政府的合作中完成的，合作就离不开沟通，因此，通过与政府的沟通阐释自己的概念，以此得到政府的立项和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上文中提到的海南博学生态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该村的建设前期，作为推动者的陈统奎是非常重视与政府的沟通与合作的，并最终争取到了政府的财政支持，才使该村的创意营造有了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在创意营造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关于如何进行更高效的协作，除了前文所述的需要良性沟通之外，仍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是团队内部的协作，由于创意营造的核心构建要素就是创意人才，而这部分创意人才也构成了整个团队，如何针对性地管理和服务这部分人群，以及建立一套什么样的机制来激发成员的创意和积极性等则是团队核心领导层或领导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是与外部各方的协作，在协作中，关于自身的权限与责任，以及自身与外部各方之间的关系是主导还是协作等也都是整个团队需要考虑的问题。
五 资源“资源”也是创意营造中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资源”不单单指传统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等资源，它还指代自然资源，甚至人才资源、智力资源等，因而这里的“资源”指的是广义的资源，不存在有与无，而只有多与少的区别，但多与少之间是可以改变的，因为资源之间存在流动性的差异，诸如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等就具备极强的流动性，而像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等资源的流动性则相对较弱，因此，缺少流动性较弱资源的区域和空间并不意味着就不能进行良好的创意营造，关键在于其他类型资源的引入以及对资源合理挖掘的程度。具体来看，资源可能直接影响创意营造的内容，因为在某地进行创意营造前，该地的自然资源（包括山川、河流和植被等）和传统资源（包括传统民居建筑、传统习俗、传统节庆、传统艺术和传统手工艺等）等都是需要被考虑在内的。在对资源的利用方面，我们主张在创意营造中要尽可能地整合资源，着力挖掘当地资源的特色。具体来说，在自然资源利用层面，要因地制宜。例如，同样两个乡村，分属平原与山地，在改造的时候肯定不能采用相同的改造方法；在传统资源利用层面，要为我所用，同时思路又不能被其限制，要挑选和保护有价值的传统资源。以江苏同里古镇为例，同里在自身创意营造的过程中就十分注意保护文化遗产，在进行保护之前，同里先对全镇的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和文物古迹开展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摸清文物古迹的保护现状，并建立了电子档案，进行动态管理，随后，开始有步骤地规划修复古镇，确定了以退思园修复保护为龙头，进而推广到修复整个古镇。为保持古镇的原汁原味，同里在很多方面也下了苦功夫、笨功夫。例如，退思园使用的是生漆，而不是化学漆；耕乐堂则用桐油，先烧滚，在高温天用抹布用力将其抹到木材上，这样可以达到入木三分的效果。针对已经倾斜的耕乐堂堂楼，同里则决定用打牮拨正的古法修复，首先拆除屋面和四周围墙、楼板，只剩一个框架，然后在廊柱上绑上钢丝慢慢调整，每天10厘米，这样一点一点精打细磨，下雨天和大热天都不能开工。修复古建筑本身就是个精细活，急不得，一个退思园，同里整整修了八年。正是尽量在每一处的精益求精，同里才在真正意义上恢复了原貌。另外，同里还在村镇改造与建设中重视与历史街区空间肌理的融合，严格控制范围内的新建、扩建活动，重点保护各类历史遗存，在修复古建筑的过程中，力求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筑文化与理念在同里得到标本式的展示，保持历史镇区的生活性和多样性，最终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同里模式。
总结创意营造中的五个要素，人才是核心，而环境、技术、资源以及协作这四个要素则可能影响创意营造的内容和实施效果。每一次的创意营造不一定都包含了上述五个要素，这些要素可能以部分组合式地存在于各个创意营造过程中。第三节 创意营造动力机制“国际经验显示，当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时，如果经济还要进一步增长，所要依靠的原动力将不再是传统工业或者加工[19]业，而主要是创新、创意和高科技产业。”创意不仅是经济的新增长点，更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20]创新”。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最核心的就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创意营造动力机制研究正是基于新常态的时代发展背景，通过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有效利用创意营造的动力源泉，同时通过创意营造激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永续动力。
一 经济转型驱动“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尽管经历了不少艰难与曲折，但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不仅历史性地告别了积贫积弱，而且已成功跃居世界经济大国行列”。“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虽然已是经济大国，还不是经济强国。我国的发展路径是速度优先型赶超战略，经济发展呈现出‘规模大、人均低，消耗高、技术低，积累高、消费低’的阶段性特点，不平衡、不均衡、不持续、不经济的粗放特征非常明显，在诸多方面显示出[21]‘大而不强’。”
以往我们认为，“经济增长依靠三驾马车的共同拉动，过去我们过多地依赖投资和出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两驾马车’拉动的，内需培育不力，发育滞后，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不健全，特别是在经济出现困难时，基本上是靠政府施加外力刺激经济。目前，这种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通过经济转型升级重塑新的增长内生动力已迫在眉睫。如果不能及时调整策略，重塑新的增长动力，那将[22]可能贻误最佳战略机遇期”。
就宏观层面而言，一方面，产业的凋敝以及经济的不振导致一个国家和地方需要谋求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或地方在经济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时，会谋求新的发展方式来让经济更上一层楼。正是对经济的考量，创意营造才会作为一种新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方案进入主政者的视野。一般而言，创意营造的经济拉动作用是政府对其极为看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直接关系政府的政绩；在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甚至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能否连任的问题。
创意营造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而对应到经济和产业领域，则是“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20世纪90年代，英国因为政府的产业政策未能刺激经济发展，某些产业的发展濒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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