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修伯特·多纳诺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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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之美试读：
前 言
这本书讲述的不仅仅是多纳诺家族的故事，同时也是“希思黎”的故事。多纳诺是一个起源于科西嘉岛的家族，多年以来，这个家族一共孕育了三位法国将军和一位法国内阁部长。
我1926年出生于波兰，因此这本书的内容离不开伟大的波兰民族，也离不开这三位与我的家族密不可分的波兰人：玛丽·瓦勒夫斯卡（M arie Walew ska）、伊丽莎白·多纳诺（Elisabeth d'O rnano，娘家姓是米哈斯卡M ichalska）和伊莎贝尔·多纳诺（Isabelle d'Ornano，娘家姓是波托茨卡Potocka）。
这本书记载了我的家族在化妆品行业中迈出的第一步。在20世纪30年代，我的父亲纪尧姆·多纳诺（Guillaume d'Ornano）以合伙人的身份创立了他的第一个护肤品品牌。在“二战”后，父亲让我和我的哥哥米歇尔（M ichel）一起加入他早先创建的香水和护肤品企业。后来，在我妻子伊莎贝尔和我们的孩子们的帮助下，我们的企业在全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些都完美诠释了我们的家族精神——永不言弃，热爱自然。
随着年岁渐大，我常常在想：“我已经完成我的使命了吗？”而这也是我撰写这部个人回忆录的初衷，我想我的子孙后代也许会对它有所感触，而那些过去、现在和将来为希思黎工作的人们及正在使用我们产品的顾客们也可能对我们有更深的了解。除此之外，这本书还体现了希思黎的价值观、理念、期望及对风格的把握，因为她不仅是一家法国护肤品公司，而且已经是一个世界知名品牌。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您对我们有更深的认识。修伯特·多纳诺第一章波兰之心我和外祖母亚历山德拉·米哈斯卡。“我出生在波兰一个充满翠绿色田野、蓊郁森林和湛蓝湖泊的乡村。父母于1921年在华沙结婚，而我是法国与波兰结合的爱情果实。”我的双亲，纪尧姆·多纳诺与伊丽莎白·米哈斯卡于1921年在华沙的婚礼。
1926年3月31日，我出生于卢布林镇附近美丽的乡间梅尔基夫堡。20世纪20年代初，波兰刚恢复独立，我的父亲纪尧姆·多纳诺是一名驻派在华沙法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有一天，一位迷人的女士亚历山德拉·米哈斯卡（A lexandra M ichalska）因法国签证问题来找他。为了不让这位女士久等，父亲建议她留下护照，他办好后会送到位于华沙市中心，她与女儿下榻的欧洲酒店（Hotel Europejski）。
那天晚上，我的父亲遇见了令人着迷的伊丽莎白，两人一见钟情。父亲时年26岁，母亲则是19岁。母亲当时已经订有婚约，但随即她就将那枚漂亮的红宝石戒指退了回去。几个月后，我的父母于1921年5月21日在华沙结婚。
这是多纳诺家族继祖先菲利普–安托万·多纳诺（Philippe-Antoine d'Ornano）与曾是拿破仑真爱的玛丽·瓦勒夫斯卡的婚姻后，第二次的“法—波”（法国－波兰）婚礼。但，这并不是最后一次……20世纪30年代，我与母亲伊丽莎白、哥哥米歇尔在特拉夫尼基。玛丽·瓦勒夫斯卡，多纳诺伯爵夫人
我非常喜欢说自己是两段法国与波兰结合的爱情果实，一段是一个半世纪前，由当时是将军，之后是法国元帅的祖先菲利普–安托万·多纳诺与玛丽·瓦勒夫斯卡结婚而展开的。友谊和战争将这两个国家牵系在一起，而现在又多了一项联结，属于爱的联结。1967年，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曾在华沙说：“我们波兰人和法国人，在许多方面竟是如此相似！”
1807年1月1日，在拿破仑进入华沙前的最后一个驿站布沃涅旅店（Blonie Inn）时，前来欢迎皇帝的人群中有位美丽、纤细的金发蓝眼女子。就像整个波兰一样，期望这位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与耶拿（Jena）的征服者在身处权力与荣耀的高点时，可以让这个位于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被撕扯、分裂的国家——波兰得到自由。
当皇帝座驾接近时，她用法语哭喊：“我的主人，欢迎来到波兰！将我们从独裁者的手中拯救出来吧！波兰人会为您献上生命，而您也已经虏获了我们的心！”拿破仑惊讶之余更为之倾倒，便从马车中递了一束花给那名女子，并说：“请把这些花当作我的承诺——希望我们会在华沙重逢！”1816年9月7日，菲利普–安托万·多纳诺与玛丽·瓦勒夫斯卡在布鲁塞尔成婚（画家：罗伯特·勒弗维尔）。玛丽·瓦勒夫斯卡在鲁道夫·多纳诺出生后早逝。
马车渐行渐远。拿破仑一抵达华沙，便要求找到这名女子。玛丽当时20岁，父母来自拉金斯基家族（Laczynskis）。拉金斯基家族是当地的贵族，生活淳朴，以家族地产为生。她是六个孩子中的长女——父亲马修·拉金斯基（Mathieu Laczynski）过世后，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17岁时，便已嫁给一位富有的70岁邻居，阿纳斯塔斯·科隆纳·瓦勒夫斯基（Anastase Colonna Walew ski）伯爵，也有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安托万（Antoine）。
玛丽是个狂热而神秘的爱国主义者，对于占领波兰极大部分的俄国人充满敌意。她随即就被找到，而且很快收到来自波兰临时政府首脑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Joseph Poniatowski）在波托茨基宫（Potocki Palace）主办款待拿破仑的宴会邀请。她谢绝邀约，但是她的丈夫及所有华沙人都逼迫其赴约。最后她屈服了。因为她听见人们对她的低声呢喃，她有可能就是那只帮助她所热爱的波兰得以重建的上帝之手。
随后的日子里，拿破仑会私下与她见面。两人的浪漫约会变得频繁，而且直到拿破仑离开波兰仍保持着亲密联系。1808年，在巴黎，拿破仑与她再次会面；之后的一年则是在奥地利往来密切。1810年，玛丽产下拿破仑的儿子亚历山大（A lexandre），不久，她与孩子便移居巴黎。
然而，拿破仑只在某些部分满足了波兰爱国者的期望。他并未重建他们的国家，只创立了“华沙大公国”（the Grand Duchy of Warsaw），以避免激怒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A lexander I）。
拿破仑退位时，玛丽·瓦勒夫斯卡和她的儿子亚历山大在枫丹白露度过了帝国的最后数小时。他们甚至还到厄尔巴岛探望拿破仑——然而，当时两人的亲密关系已成过去。滑铁卢战败后，玛丽在马尔迈松最后一次见拿破仑。
从1812年起，玛丽经常与年轻的龙骑兵（Dragoons）上校菲利普–安托万·多纳诺见面。她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807年7月的华沙。虽然玛丽与其丈夫瓦勒夫斯基伯爵已离婚，早就是自由之身，但她不认为自己可以在他还健在之时，自由再婚。当菲利普–安托万返回德国时，他们仍维持书信往来。
1813年5月2日，菲利普–安托万给玛丽的信：“对于您以如此迷人的风姿来欢迎我，并且让我占用您宝贵的时间，请接受我最深切诚挚的感激之情——您在我心中所引发的感受，让我对您充满无限谢意。即使我从未与人分享，但那些时光确实带给我无尽的极致喜悦；而这样的幸福，似乎不该再索求更多。我会等待。菲利普–安托万。”
6月20日，玛丽回复：“那几个星期，我同样拥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我们的友谊因此愈加深厚——因为这些，我就该写信给你，而且写信给你，让我非常高兴。”
菲利普–安托万是负责保卫巴黎的骑兵卫队指挥官，因此每天都能看到玛丽。当波旁王朝（Bourbon）复辟，他再次坚持要与她结婚。加之阻碍结合的根本因素消失——她前夫的死亡及帝国的崩溃，两人于1815年2月订婚。一年后，1816年9月7日，他们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圣米歇尔与古都勒学院（Collegiate Saint-M ichel-et-Gudule）举行婚礼。而在百日王朝（Hundred Days）时“玛丽·瓦勒夫斯卡在法国和波兰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永远象征着两国之间恒久的情感联系。”拿破仑和玛丽·瓦勒夫斯卡（画家：克劳狄斯·伯尔）。
才加入拿破仑一方的菲利普–安托万，却惨遭波旁王朝的流放。结婚9个月后，1817年6月9日，玛丽产下她的第三个孩子鲁道夫–奥古斯特（Rodolphe-Auguste）。但她因染上由肾炎引发的产褥热，饱受病痛折磨直至去世。她曾在当年的1月份，最后一次设法回到她的祖国。1817年12月11日，在巴黎一个寒冷、潮湿的下雪天，玛丽在丈夫和三个儿子的陪伴下溘然长逝。年仅31岁。
拿破仑的儿子亚历山大·瓦勒夫斯基（Alexandre Walew ski），日后曾说：整个家庭痛不欲生。“多纳诺将军的伤恸是无法想象的：我的母亲是历史上最出色的女性之一。”
拿破仑儿子辉煌的职业生涯仍持续着：四任大使，在莫尼公爵（Duc de Morny）去世后成为国民议会主席，在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统治期间担任外交部长。玛丽过世后，菲利普–安托万终其一生没有再婚，就这样孑然一身地又度过46个春秋。他将她的心脏存放在一个题有“玛丽·拉金斯基（Marie Laczynski），多纳诺伯爵夫人（Countess D'O rnano）”的瓮中。现今这个瓮置放在位于佩尔拉雪兹（Pere Lachaise）公墓的多纳诺家族墓穴中。我的曾祖母在去世前也曾说：“如果我的心在巴黎，我的身体就会在波兰。”所以在她去世后的几个月，依其遗愿，我们将她的遗体送回她的祖国，埋骨于奇尔诺侠（Kiernozia）的家族墓穴中。
作为一名女性，玛丽·瓦勒夫斯卡留给法国和波兰一份独一无二的遗产。她的名字永远是法国与波兰间紧密联系的印记。如果说玛丽在她的一生当中曾有过两段重要的爱情——拿破仑与菲利普–安托万——那她也以相同的热情深爱着她的两个国家：祖国波兰及第二故乡法国。因此，当我与波兰裔的伊莎贝尔·波托茨卡（Isabelle Potocka）结婚时，我在这条原本的锁链中又加入新的联结。亦或，我的孙子、曾孙子也会做相同的事？谁又知道呢？波兰的童年
我的父亲纪尧姆·多纳诺1894年6月25日出生于罗亚尔河畔的图尔，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于战争后期获得上尉军衔，之后就如同他的祖父鲁道夫–多纳诺（菲利普—安托万和玛丽的儿子）及他的伯祖父亚历山大·瓦勒夫斯基一样，展开其外交生涯。鲁道夫–多纳诺在德勒斯登法国使馆担任参事，接着在伦敦的法国大使馆工作。但是身为拿破仑三世回归权力与王位的狂热支持者，他不得不放弃这份工作。拿破仑三世任命他为掌管法院仪式的宫廷内臣及荣誉军团指挥官。
父亲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抵达华沙的。波兰曾因1772年、1793年和1795年的分裂而在欧洲版图上消失，然后在1918年重生，所以当时仍是个相当年轻的国家。1920年，我的父母前往法国，而哥哥米歇尔于1924年7月在巴黎出生。1926年，母亲在父亲正处于一场政治运动的苦痛挣扎时，选择回到她的祖国生下第二个孩子。所以，我生命中最初的八年是在我外祖母位于特拉夫尼基（Trawniki）的庄园里度过的。我外祖母亚历山德拉·米哈斯卡独自经营管理那片土地。她的丈夫，我的外公，英年早逝——我从无机会认识他。梅尔基夫堡，1926年我出生在这里，这里也是鲁利科斯卡姨妈的家。20世纪30年代，我与堂兄弟姊妹们在苏柯多里。我与母亲伊丽莎白坐在汽车里。
亚历山德拉·米哈斯卡是一个狠角色！她毫无疑问地坚决相信，新波兰的空气最适合我，因此她前后“绑架”了我两次。第一次是在我刚出生时，她把我留在家里，然后跟着她生活好几年。第二次是在我7岁时，因我回到法国却过得非常不开心，父母为了度假，已经在诺曼底的卡布尔租好房子，外祖母也会和我们一同前往。但有一天，外祖母突然对父亲说：“我们要去逛街添购修伯特上学所需的东西。”
在未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我们跳上火车，经过巴黎和巴黎东站前往波兰！当父亲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时，他随即拿起电话打给他的朋友——巴黎警察局局长，让·恰佩（Jean Chiappe），他也是科西嘉人。但为时已晚。火车已在德国境内，无法阻止……所以，我在波兰又额外度过了一年。波兰的女性，尤其是家族里的那几位，真是不可思议！
我是在波兰的历史中心暨旧首都——小波兰（Malopolska）长大的。小波兰位于华沙与克拉科夫之间的高原，那是一片自维普日河畔平缓延伸的乡间景色，田野与山林间点缀着众多小小的村庄、宅邸与木制教堂，以及自山区往南而下的湍急河流。我们住在特拉夫尼基的一座辽阔富饶的庄园中。庄园占地数千公顷，出产大量的小麦、甜菜及木材。尽管丧偶，外祖母依旧熟练地独自经营这座庄园。夏日时节，从卧室的窗户中，我能看见大量来自塔特拉山上的木材，通过流经我们家族地产的维普日河，一路被运往维斯杜拉河，朝波罗的海而去。
我学会了在狂野湍急的河水中游泳。那条河位于波兰疆界的边缘，我在水中翻滚，时常不自觉地朝着东欧的开阔空间——那个巨大的延伸至乌拉尔山的无边平原冲过去。妻子伊莎贝尔的家族在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拥有大片土地，但“我们生活在波兰边陲，基本上到了东部领土边缘，土地连绵不断，悄悄地转变为东欧狂野广袤的大地，这块冲破重重樊篱的平原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脉。”
其中有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新边界被随意划定后，不再像以前一样畅通无阻，尤其是在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一些地方。
特拉夫尼基绝不是个颓败、落后的中世纪城堡。当时它可是相当现代化的庄园，一个拥有数百人口的小型现代社区，人们都依靠由马拉动的货车谋生。冬天时，当一切被白雪覆盖，我们会用雪橇来解决交通问题；但随着春天的降临，道路变成泥海，经常无法通行。我的姨妈——母亲的姊姊科莫罗夫斯卡伯爵夫人（Countess Komorowska），住在邻近的卢布林，我们经常去看望她。那时，我经常大啖美味的波兰饺子（pierogi），有次竟然一口气吃下40个，因此被叫作“40个饺子壮士”！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位置，波兰犹太（Polish-Jew ish）社区的人也一样。他们穿着连身裙，戴着帽子，神采奕奕地来到市场做贸易。也就是说，我们以合理的价格将小麦卖给他们，而他们以一份来年双方再续约的信任来确保收成时所能得到的收入。社区里的人虽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及穿着方式，工作上却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共存共荣，却未必互相融合。在特拉夫尼基的田野中，我几乎度过整个青春年华。不久战争爆发，母亲家族所在的波兰乐园从此随风而逝。
我每天都在树林里玩游戏，奔跑，骑马，打打闹闹，从很小开始，姨夫就教我射击。我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自由，与同龄的农民孩子一起玩耍。每个人都认识彼此，并尊重对方。在当地，所有的问题都会汇到我那有权威且无人质疑的外祖母那里。“不要多说细节，只要找到解决方案。”我们常听到她和一楼办公室里的代理人索多罗夫斯基（Soudorowski）先生这么说。外祖母备受推崇，但也令人敬畏：因为有时会看到她手中挥舞着拐杖就在我们其中一人的身后追赶！她的床就是她的办公室——每天早上，她会躺在床上给站在门后楼梯平台上的工作人员下达指令！
在波兰，不常使用头衔，但依照当地习俗，外祖母家的家徽就在入口处的上方。外祖母是整个社区的精神领袖。他们会找她讨论孩子要报名哪所学校、儿子入伍、给某人一份工作或开展一份事业、为婚礼证婚、参加洗礼等等。一个由恩惠制与人际关系所治理的国中之国，历练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个家族备受尊崇，被认为极富正义感、非常诚实且努力工作，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懒散。
每餐饭前我们都会祷告，从来不曾错过在邻村比斯库皮采（Biskupice）的周日弥撒。天主教信仰深深地镌刻在每个波兰人的心底，它是国家灵魂与激励其深刻信念的极致表现。每周日，我们都会唱国歌——由达布罗夫斯基（Dabrow ski）于1797年所创作的玛祖卡舞曲。歌词美丽而富有力量：“波兰没有被消灭，只要我们还活着。而所有外来暴力所攫取的，我们都会以手中的军刀将其索回。”我是在高地长大的，我们称那边为小波兰，它位处华沙与克拉科夫之间的历史中心、维斯杜拉河支流之一的维普日河边，是一片平坦而宁静的自然景致。”几只鸟……
新波兰，我长大的地方，欧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当时已消失了125年，因为它被三个邻国——俄国、普鲁士及奥地利瓜分。妻子伊莎贝尔的家族中，几位波托茨基成员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印证了这个史实。她的祖父约瑟夫·波托茨基（Joseph Potocki），于1910年当上俄国议员，参与改革了俄罗斯帝国。她母亲的曾祖父费迪南德·拉齐维乌（Ferdinand Radziw ill）是德国联邦议院在柏林的一员。她父亲的祖父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Alfred Potocki），甚至是维也纳皇帝法兰兹·约瑟夫一世（Emperor Francis Joseph）的一位总理，那是种特殊信任的标志，同时也赋予其对于波兰区域的绝对管理自主权，并因其在管理与公共设施方面的贡献，为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留下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1918年，波兰在经历分裂后再度获得独立，恢复统一，所以基础十分脆弱。尽管有伊莎贝尔祖父约瑟夫·波托茨基的努力，《凡尔赛条约》依旧剥夺了这个国家数万公顷的土地。新的国界线重新划定后，波兰与乌克兰之间仅有约两公里的距离。但对于新的波兰军队而言，一场在华沙大门口与苏联的大战才刚以胜利告终。这场战役被称为“维斯杜拉河的奇迹”，将苏联人的猛攻更进一步地往东边推挤。一名年轻有为的法国军官——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当时也在该战役中，他告诉一位朋友，说：“重大灾难即将来临。”1939年，波兰陷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数百万波兰人丧生，大屠杀几乎摧毁了这个国家所有的犹太社区。波兰，满目疮痍，彻底重建，并且往西搬迁了数百公里，多年处于“铁幕”（Iron Curtain）的另一边。
曾经历过我被“绑架”的父亲，十分担心我的教育，因此，他派了一名家庭教师到特拉夫尼基。家庭教师在绝望中回了几封极为严肃的信给父亲。“如果我有机会见到您的儿子，我可能会更有用。但他不是整天都在马厩里，就是光着脚四处乱跑。您最好在尚可挽回前过来找他。”就这样，我的波兰童年走到了尽头。
不会再有第三次的劫持！1934年，我永远地回到了法国。但我和哥哥每年夏天都会回到波兰，只是，哥哥和科莫罗夫斯卡阿姨留在格沃夫诺，我则待在特拉夫尼基。而最后一次的停留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夏天。当时我13岁，那天，我们离开前，外祖母说：“去打猎，带几只鸟回来。”
1939年8月31日，我们两兄弟搭乘末班车离开波兰。在车站，目睹波兰的动员，男人们兴致勃勃地加入兵团，而他们的妻子则悲伤难舍。第二天，9月1日，清晨4点30分，希特勒军队的铁蹄入侵了我出生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梅尔基夫和特拉夫尼基永远灭亡。贵族的产业被没收或解散，各地城堡再无人维护，慢慢地从景观中褪去颜色；地主们遭到杀害、驱逐，迁往其他城市或移民。我生命的最初几年，是在一个基于社区、阶级、自豪与尊严的欧洲社会中度过的。我希望自己因此继承了一些人生价值：荣誉、诚实、尊重他人、做人处事与决策的某种方式——简而言之，就是“做自己”。
成年后，我又返回波兰多次。第一次是在1967年，与妻子前去参加她外公——亚努什·拉齐维乌王子（Prince Janusz Radziw ill）的葬礼。当透过飞机的窗口，再次看到童年美好的碧绿色乡村时，我内心激动得不知所措，以至坐在身旁的人问我：“你还好吗？”
感谢那段在波兰的童年，它让我变成了一位世界公民，除了用法国的方式观察和处理事物，还具有更宽广的视野。我出生在波兰，然后又离开波兰去了另一个国家生活。但我从未忘记过波“我生命的最初几年，是在一个基于社区、等级制度、传统、自豪及尊严的欧洲社会中度过的。”
兰语。伊莎贝尔和我会以波兰语交谈，尤其是我们的对话不想被别人听懂的时候！也因为这样特殊的成长背景，我无论到哪里、和谁在一起或任何情况下，都能非常自在。1985年，和教宗若望—保罗二世（Pope Jean-Paul II）在罗马，而伊莎贝尔和女儿莉堤霞就在身边。科西嘉的景色。第三章欧纳诺这个姓氏16和17世纪的欧纳诺（O rnano）盾徽。“我们的家族起源于古老的科西嘉岛，公元16世纪到20世纪之间，欧纳诺家族一共孕育了三位法国元帅、几位法国将军和一位法国内阁部长。”
我们的家族起源于古老的科西嘉岛，公元16世纪到20世纪之间，欧纳诺家族一共孕育了三位法国元帅、几位法国将军和一位法国内阁部长。我们的祖先桑皮耶罗·科尔索（Sampiero Corso），一个不知疲倦为何物、率先效忠法国的16世纪科西嘉英雄。他的儿子，阿方斯（A lphonse），是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查理九世（Charles IX）、亨利三世（Henri III）和亨利四世（Henri IV）的朋友，更是多纳诺家族三位法国元帅中的第一个。三位法国元帅中的第二位是阿方斯的儿子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第三位则是他的后裔之一，菲利普－安托万——玛丽·瓦勒夫斯卡的先生，同时也是拿破仑的表弟。他原本只是伯爵与帝国将军，一直到拿破仑三世时，才被晋升为法国元帅。
然而在20世纪初，我那嗜赌如命的祖父阿方斯·安托万·多纳诺（A lphonse Antoine d’Ornano）输光了大部分财产，甚至在一个不计后果的夜晚，输掉了他的家。相传他与英国彩票公司赌他的马会赢得三冠王（三场比赛连胜）：二千坚尼锦标赛（2000 Guineas Stakes）、爱普森德比赛马大会（Epsom Derby）及圣烈治锦标赛（St. Leger Stakes）。不幸的是，他的马赢得了前两项，却在第三项时屈居亚军！
不久后，我那年仅59岁的祖父，坐在温暖的壁炉前，死于心脏病发作。当时是1908年，我父亲才14岁。这个命运的逆转及家族威信的坠落永远烙印在我父亲的生命中、内化在他的个性里。圣玛丽亚锡谢（San ta M aria Siché），欧纳诺家族的诞生地。从美第奇到法国国王：桑皮耶罗•科尔索，第一位科西嘉英雄
多纳诺家族可追溯至13世纪晚期，一个位于科西嘉岛南部阿雅克
肖（Ajaccio）的封地。15世纪初，卡罗·欧纳诺（Carlo Ornano）的两个儿子——奥兰多（O rlando）和阿方索（Alfonso），将创造多纳诺家族未来的两大分支。著名的桑皮耶罗·德·巴斯德里卡（Sampiero de
Bastelica）又称桑皮耶罗·科尔索，则是出自阿方索·欧纳诺这条分支；因为他，我们的故事才得以真正揭开序幕。
15世纪末期，桑皮耶罗出生于科西嘉岛巴斯德里卡（Bastelica）和巴斯德里卡札（Bastelicaccia）城镇附近。他的母亲虽是贵族与欧纳诺家族的后裔，他却只是一个平民，一个将家族牛群从平原赶到山区的年轻牧羊人。但是，他不会永远安于现状。在科西嘉岛上，身为首位对挟持整个国家的热那亚共和国（Republic of Genoa）揭竿起义的人，他的名字就像帕斯卡尔·保利（Pascal Paoli）和拿破仑般响亮。桑皮耶罗·科尔索，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科西嘉人，同时也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佣兵队长。他献上他的剑，效忠于美第奇及之后的法国国王。
这位了不起的科西嘉传奇，无疑是一个崇尚自然而特立独行的人。他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出生的贫困岛国，前往欧洲大陆，为美第奇家族——统治佛罗伦萨并为之带来荣耀的伟大王朝工作，同时也闯荡出了自己的名号。桑皮耶罗曾多次卷入战争，也因此快速崛起，成为意大利最年轻、最著名的佣兵队长之一，但这绝非易事。1533年，当美第奇家族加入法国，成为同盟，他便跟着他们转而效忠法国国王。
身为第一位披荆斩棘并作为法国军队一分子的科西嘉人，桑皮耶罗参与过马里尼亚诺（M arignan）对瑞士的大捷及帕维（Pavie）反对皇帝查理五世（Emperor Charles V）的败仗。国王弗朗索瓦一世（King Francois 1st）授命他统领由一万名战士组成的强大科西嘉军团，并于1527年授予他步兵上将军衔——法国元帅之下的最高官阶。桑皮耶罗·科尔索从此成为所有围城与战斗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他在战斗中的杰出表现，就如波旁王室的总管（Constable of Bourbon）所说：“夜晚的战役，他比一千个人更有用。”
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去世后，他的儿子亨利二世继位不久，桑皮耶罗返回科西嘉岛，迎娶弗朗索瓦·多纳诺（Francois d’Ornano，一个在科西嘉岛冲突中支持热那亚的有力贵族）唯一的女儿凡妮娜（Vanina）。当时，他45岁，而她23岁。这桩婚姻是建立在他身为法国国王的高阶军官所获得的声望及影响力之上的。
当桑皮耶罗再度踏上他出生的岛屿，热那亚人对他严密提防，并将他关押了一段时间，因为他早就成了他们的死敌。但作为代表国王亨利二世征服科西嘉岛的斗士，他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战役，最后彻底歼灭了热那亚的部队。
科西嘉岛首度成为法国的领地，但时间不长。随即被法国与热那亚（其中多数是凡妮娜的家人）的党人瓜分占领。几年后，桑皮耶罗因怀疑妻子叛国，中途截获了要将她载往热那亚的船只。凡妮娜被带回法国南部，并且由她的丈夫判处死刑。她受到了她应得的刑罚，并要求死在自己丈夫的手里。桑皮耶罗在亲吻他的妻子之后，便将围巾绕上她的脖子，亲自勒死了她！
那是个残酷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无情的。相传这个悲剧让人联想起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King Henry VIII），他曾经将他的两位妻子——英格兰皇后安妮·博林（Anne Boleyn）与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斩首。这个历史悲剧，启发了莎士比亚写出经典名剧《奥赛罗》（Othello）。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法国和整个欧洲都因桑皮耶罗·科尔索的名字而知道科西嘉岛。法国元帅菲利普–安托万·多纳诺的剑与剑鞘，现今被安放在荣军院的国家博物馆。阿方斯•多纳诺（A l p h o n s e d'Ornano），亨利三世及亨利四世的剑客
阿方斯·多纳诺，桑皮耶罗的儿子，跟随了他母亲的姓并承继了他父亲努力争取来的事业与威望。为延续他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并再攀高峰，两年来他试图对热那亚持续征战。然而，科西嘉人对这些无休止的战争及战后残破的景象感到精疲力竭。他最终采纳了法国的意见，与热那亚共和国签署了一项和平条约。他离开了他出生的岛国，带领两百人来到法国展开新生活，再也没有回去。他被当作“法国王侯荣耀之子”抚养成人，后来成了法国皇太子。他跟随父亲的脚步，在宗教战争（Wars of Religion）时挺身而出，维护并支持天主教和王室旗帜。受到查理九世及凯瑟琳·德·美第奇的阿方斯·多纳诺，亨利四世国王让桑皮耶罗·科尔索的儿子，他成为家族中第一个法国元帅（未具名肖像画）。“1604年，在波尔多数次伤亡惨重的瘟疫中，阿方斯表现出对公共事业的献身精神。他拒绝离开城市，他希望为市民提供帮助。”
热烈欢迎，他为他们献上了作为一名督军的忠诚与才华，以及由家乡人民所组成的强大“科西嘉军团”。尽管皇家党风雨飘摇，但无论它以何种方式被削弱、欺骗、违抗，都可仰赖科西嘉的领袖与他的人马而屹立不倒。近半个世纪以来，阿方斯可谓是南法地区对君主政体最忠实的支持者。欧纳诺和他的人马在南法的某个城市被无情地围攻，却也在那里承担驻军职责，并为其他地区提供援助或撤退掩护。
重复的工作似乎永无止境，让人身心俱疲……其间，阿方斯在普罗旺斯的索米埃（Sommières）城门口曾两度受伤。1573年被围困期间，一千名天主教徒献出了生命，而阿方斯在冲锋陷阵途中，右腿严重负伤。三年后，被火绳枪击中，却依然坚持到战斗结束，在瘫倒到担架前，还先去慰问了几名伤员。
阿方斯·欧纳诺与法国国王的党人始终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曾帮助新教徒从天主教同盟与信徒手中夺回自己的王国。新任国王让阿方斯和他的部属成为法国公民，并给予他极高的赞美：“比起我身旁那些自满的人，你虽非生为我臣民，但你的效忠更胜一筹！”
1594年2月7日，他出其不意地从萨瓦公爵（Duke of Savoie）手中重新夺回法国的第二大城市里昂，这一壮举为他赢得了圣灵骑士（Knight of the Holy Spirit）军衔（预留给地位最高的法国贵族阶级）。同年9月5日，阿方斯·欧纳诺从国王手中获得法国元帅的令牌。
战争结束后，亨利四世于1599年赐予阿方斯“吉安中将”（Lieutenant-General of Guyenne），一个只为皇室成员所保留的阶级称号。两年后，他当选了波尔多市长。在市长任期内，他成功地证明了自己是个优秀的管理者。1604年的一场瘟疫让波尔多元气大伤，但他全身心投入公共事务，不仅拒绝按照上流社会的惯例离开波尔多，反而继续待在城市里进行监督工作，确保患病居民的淡水供应。1610年1月21日，侥幸逃过瘟疫的阿方斯·多纳诺，却因一种罕见的“骨化性肌炎并发症”（“Stone Man”syndrome）死于巴黎。让几个月后惨遭狂热的天主教分子哈瓦亚克（Ravaillac）刺杀身亡的亨利四世国王及波尔多的居民深深缅怀。在波尔多这个重要的港口，有一条街道和一扇城门永远封存了关于他的记忆。而在里昂，这个他曾左右其命运的城市，也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16世纪的波尔多港。17世纪初期，1604年的瘟疫时期，阿方斯·多纳诺时任该市市长。让-巴蒂斯特•多纳诺的悲惨命运让-巴蒂斯特·多纳诺。路易十三国王任命他为法国元帅。他被囚禁在文森斯城堡，并以令人难解的方式死去（未具名肖像画）。
身材高大、外貌英俊又聪明机智的让–巴蒂斯特·多纳诺，一如他的父亲和祖父，是位具有才华与荣誉感的军人，而他也是家族中最接近权力巅峰的一位。16岁时他就已经拿起父亲的缰绳，率领“科西嘉卫队”（Corse Guards）四处征战！孰料，他日后竟间接成为阴谋的参与者。因为当时16岁的路易十三国王亟欲从母亲手中夺回政权，摄政皇后玛丽·德·美第奇的最爱——孔奇尼（Concini），即昂克尔侯爵（Maréchal d'Ancre） 因 而遭到暗杀。当孔奇尼于1617年4月身亡时，让–巴蒂斯特·多纳诺是第一个向年轻国王宣布“他的命令已被执行”的人。“我的主人，任务完成了。”简短报告后，他就打开卢浮宫的一扇窗，接着高举年轻国王的手臂，让其接受群众的欢呼拥戴，进一步确认其合法性。而他的参与，势将成为玛丽·德·美第奇与红衣主教黎胥留（Cardinal de Richelieu）的死敌，最终导致他悲剧性的人生结局。
与此同时，让–巴蒂斯特的官运亨通。他成为路易十三的弟弟、加斯东家族（House of Gaston）的领袖。国王的弟弟总是被人称作“先生”，当时是王位继承人，因路易十三和“奥地利的安妮”（Anne of Austria）婚后尚未诞下继承人，而未来的路易十四（Louis XIV）过了很久才出生。让–巴蒂斯特开始领导一个两百人的皇室，并在1626年年初，由于“先生”的影响，当上了元帅。但此次的升迁却让国王感到不安，对于这样一种权力崛起的结果充满危机感。红衣主教黎胥留则反唇相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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