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丽贝卡·思科鲁特（Rebecca Skloot）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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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的海拉：改变人类医学史的海拉细胞及其主人的生命故事试读：
献给我的家人
妈妈贝特西，爸爸弗洛伊德；他们的另一半，特里和贝弗莉；
哥马特和嫂子勒妮；
还有最可爱的侄子尼克和贾斯汀。
为了写这本书，我错过了很多本该和他们共度的时光，
可他们始终对我和我的书充满信心。
我还要深深缅怀我的外公詹姆斯·罗伯特·李（1912—2003），他对书的热爱超过我所知的任何人。序言没有海拉的海拉细胞王一方（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这是一个关涉生命信仰与价值、种族歧视与平权、患者与职业尊严、科学与医学的目的等一系列话题的传记故事。主人公既是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一位67年前（1951年）因宫颈癌全身转移而不治身亡的默默无闻的黑人少妇，也是“海拉细胞”——一个取自于海瑞塔·拉克斯病灶的癌症细胞。海拉细胞在拉克斯女士死后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串谜，因为它是一种从未被发现过的生命力超强的不死细胞，在全世界的实验室里大批繁殖、广泛传播，成为体外培养的细胞系中的霸主，大部分实验室里的离体细胞都是海拉细胞。它为实验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曾助力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研究与制备，众多抗癌药物的研究与开发，还引起人类延缓、抗击衰老的无限遐思——既然细胞在体外的培养基环境中都能够不断繁衍，长生不死，那么人类只要找到那把钥匙，不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吗？
人们热衷于海拉的另一个缘由是霍普金斯，它是一个慈善家的名字，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学（1876年创立）与业内地位显赫的医学院（1893创立）和医院（1889年创立）的名字。正是霍普金斯先生身后的巨大慈善遗赠使这所名校得以创办。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曾经是美国医学教育的翘楚，也是慈善医疗活动的大本营（遵循霍普金斯先生的遗愿）。20世纪初叶美国四大名医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内科学泰斗）、威廉·韦尔奇（William Henry Welch，病理学及细菌学大师）、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 S.Halsted，外科学大师）和霍华德·凯利（Howard Atwood Kelly，妇产科大师）都出自该院。20世纪美国最早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四组科学家中有三位来自霍普金斯医学院。威廉·韦尔奇对中国现代医学的进步也有过贡献，他曾经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派来北京考察并规划了协和医院。发生在这所白色巨塔塔尖里的“伦理黑幕”犹如道德圣人被揭露有失德行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很多年之后，海瑞塔·拉克斯的子女还在质疑：妈妈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霍普金斯的医生们究竟在妈妈身上做（取走）了什么？为什么不征求我们的同意（行使知情同意权），还一直瞒着我们？一些人利用海拉细胞大赚，究竟赚了多少钱？为什么不分我们一点点？为什么妈妈的名字一直给弄错了也不改正？为什么全世界医学实验室里的人只知道海拉细胞，而不知道海瑞塔·拉克斯这个人，不感恩妈妈的奉献？仅仅因为妈妈是有色人种吗？联系当时发生在塔斯基吉的科研团队将非洲裔美国人作为梅毒研究的空白对照组不予治疗，以便观察梅毒的自然史，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失治身亡的恶性伦理事件，这分明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歧视甚至迫害，应该正名、补偿才对……
作者丽贝卡·思科鲁特通过翔实的一手资料和富有温度的生命书写笔触，回眸、还原了六十多年前的一幕幕真相。霍普金斯医院以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为首的医疗团队还是遵循了霍普金斯先生的遗训，以当时最先进的诊疗路径和方法对海瑞塔·拉克斯进行了全力救治，使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局部放射治疗，无奈病情特别凶险，回天无力。病历被媒体公开之后，人们找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譬如误诊（子宫颈腺癌，而非鳞状上皮细胞癌），但两种癌症在治疗上没有差别；疼痛的管理差劲，生命终末期的护理也有可检讨的地方，但将时间回拨60年，疼痛干预的手段不足，理念落后，追求安宁、安详、安顿的舒缓医疗尚未登场，我们实在不能苛求历史。既然临床处置没有明显疏漏，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医学转型的夹缝里，技术进步的台阶上。英国医学思想家詹姆斯·勒法努（James Le Fanu）将其特征归纳为三个转身：一是从医生（霍华德·琼斯）到科学家（乔治·盖伊、玛格丽特夫妇），二是从患者（海瑞塔·拉克斯）到受试者（海拉），三是从随取随弃的病理组织（海瑞塔·拉克斯女士的病理取样）到有目的、成系统地采集，送入体外培养实验流程，成为科研对象物（海拉细胞）。海拉细胞的命运恰恰映射着这个过程中的伦理（道德）脱序，告知不周，沟通不畅，知情同意阙如，以及细胞体内权利与体外权利的分野，技术进步中的异化，如非人化、工具化、功利化、技术化、商业化等。海拉成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细胞，就像实验试剂，是实验室间交换而来（盖伊最早是免费赠送，海拉细胞被视为医学界的公共财产，集体共享），或是花上几十、几百美元（最初为50美元一试管，后来涨至265美元一试管）从实验室服务公司（海拉工厂）采购而来的器物。在许多研究者眼中，只有实验细胞，没有生命个体，更遑论他们的名誉、尊严。直到盖伊自己患了胰腺癌，在一系列干预无效之后，静静地等待死神的光顾，咀嚼着躯体的痛苦，心灵在反思，他在临终前留下嘱托，请同事不必再隐瞒海瑞塔·拉克斯的真实姓名。然而，患者隐私泄露的担心又浮出水面。
在实验室里，生理主义（科学主义的一种形式）与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一种形式）交织，形成一种惯性，既驱动着科学研究的车轮滚滚向前，也驱动着人性朝着冷漠、冷酷的深渊迈进。著名生物学家文森特与商人里德合作的微生物联合公司就曾通过售卖海拉细胞大量盈利，后来这个角色被披着非营利外衣的国家标准菌种收藏所取代。更为疯狂的是曾供职于美国顶尖癌症临床研究组织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医院，担任过美国癌症研究会会长的头面人物索瑟姆（Chester Southam）教授以健康人为对象，在未经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向其体内注射海拉细胞，以观察癌症的传播效应，然后再进行检测、干预。他对受试者的解释是测试他们的免疫系统功能，但对生命力奇强的海拉细胞的癌症播散风险闭口不谈。这项违背法理、违背人性的实验后来遭到团队里几位犹太裔医生（联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违背人权的人体实验以及后来的纽伦堡审判）的集体抵制和控告，才不得不罢手，索瑟姆们只受到停权一年暂缓执行的轻微处分。但这件事也促进医学界、法律界的道德自省与伦理觉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随后规定凡是申请他们资助的项目必须经过伦理审查，政府也在酝酿出台在实验中规范使用人体材料的法案。
拿起这本书的每一个人都想知道，为什么海拉细胞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为何不能将其拓展到个体层面？细读完这本书，大家就会知其端倪——海拉是一个杂合细胞，一种被人乳头瘤病毒（HPV-18）感染（赋能）过的特殊细胞，它目前仍是体外培养的细胞系中的霸主。当下热门的宫颈癌疫苗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发明的，通过接种减毒或灭活的HPV病毒来激发体内的抗体，以阻止宫颈癌的发病。海拉细胞永生不死的更深入原理是HPV病毒改变了细胞中的端粒酶，修改了有丝分裂的定数（50次），从而改变细胞复制的编程，将染色体末端的计数器不断往前拨，于是可以不断地繁衍（分裂），一直疯长。但作为整体的人，有数百亿个细胞，修补其中一个细胞的端粒酶，改变其复制的程序可以做到，但目前还无法做到让所有的细胞都步入这个进程，也无法保证营养（能量）的充分供给。体外的培养基营养（能量）供给是无限的，而癌症的发生恰恰是部分细胞组织的疯长，改变了体内的免疫和能量消耗的平衡，才招致癌症的扩散，造成个体死亡。
人类长生不老、长生不死的愿望从来就没有消退过，在当下这个技术飙升、财富丰盈的时代里，这份欲望会越来越强烈，以至上升成为一份与人生宿命（必老、必死）较量的信念、信仰。细胞永生的个例（并不是每个离体细胞都可以像海拉细胞一样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相反，许多离体细胞在体外十分脆弱）毕竟为生命永恒的希冀打开了一扇遐想的天窗，不过，读过《格列佛游记》之后，这一份念头可能会消退一些，因为书中那些能活800～1000岁的“幸运儿”（名为斯特鲁布鲁格）恰是那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们，他们最大的解脱就是寻求一死，仿佛死亡才是生命最好的安顿之地。关于本书的简短说明
这不是一本小说。书中用的全是真名，没有虚构的人物，也没有杜撰的情节。为了写这本书，我采访了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的家人和朋友，还有律师、伦理学家、科学家，以及报道过拉克斯家族的记者，粗粗算下采访的时间，前后加起来超过1000个小时。另外，我借鉴了大量档案照片和文件、科学和历史研究成果，还参考了海瑞塔的女儿黛博拉·拉克斯（Deborah Lacks）的日记。
我尽可能重现人物说话的语气和写作的风格，比如，对话中体现方言，日记和其他文字资料也是原文引用。正如海瑞塔的一个亲戚所言：“如果你试图美化别人说的话，或者对别人的意思做加工，都是不诚实的，等于把他们的生命、故事和性格都给抹杀了。”很多地方，我干脆直接采用采访对象的原话，来准确呈现他们所描述的世界和亲身体会。我使用了很多他们那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字眼，比如“有色人种”等等。再有，拉克斯家族的成员很多时候把“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医院）念成“约翰·霍普金”（John Hopkin），在书中我也是用忠于他们语言习惯的方式记录的。黛博拉·拉克斯的口述全部是直接引语，只是有时为了意思明确和语句简练做了些微调整。
我开始动笔的时候，海瑞塔·拉克斯已经离开人世几十年了，因此我只能借助采访、法律文件和医疗记录来重现她的生活。和她直接相关的对话均来自文献资料和其他采访对象的转述。只要条件允许，我尽量做多方采访，以确保信息的准确。第一章出现的海瑞塔医疗记录是多种不同渠道信息的汇总。
在本书中，“海拉”（HeLa）这个词贯穿始终。这是一个细胞系的名字，这些细胞最初都是从海瑞塔·拉克斯的宫颈细胞培养来的。
至于书中的时间标示：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日期指的是研究开始的时间，而非结果发表的时间。有些找不到确切日期，因此只有大概的描述。另外，本书采取多线叙事的形式，加上有些科研结果是在较长时间内逐渐明晰的，为了清楚起见，我把某些发生在同一时期的科学发现进行了一定的排序。
海瑞塔·拉克斯的生平和海拉细胞的历史涉及很多重要的问题，不仅涉及科学，还有伦理、种族和阶级等等。我已尽我所能将它们渗透在拉克斯家族的故事中，清晰呈现。目前，关于细胞的所有权和科学研究仍然存在法律和伦理争议，我在本书的后记中进行了简要的罗列。关于这段历史，要说的话还有很多，可恐怕超过了本书该关注的范围，就把它们留给相关的学者和专家吧，也望读者谅解。我们绝不能把任何人看成抽象的存在。相反，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有他自己的秘密、自己的宝藏，还有只属于他的痛苦和胜利。——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摘自《纳粹医生和纽伦堡公约》前言照片中的女人
在我屋里的墙上，挂着一张女人的照片，我同她素未谋面。照片左下角撕破了，是被胶布重新贴起来的。她面带微笑望着镜头，双手叉腰，穿一袭熨得平平整整的套裙，嘴唇上涂着深红色的口红。这张照片是上世纪40年代末拍摄的，画面上的女主角当时还不到30岁。她有着光滑的浅褐色皮肤，目光活泼，焕发着青春的光彩。此时此刻，她并不知道癌细胞正在自己体内蔓延——这些细胞将让她的五个孩子幼年丧母，也将彻底改变医学的未来。照片下方写了一行注解，说她的名字叫“海瑞塔·拉克斯、海伦·拉恩或是海伦·拉森”（Henrietta Lacks，Helen Lane or Helen Larson）。
没人知道这张照片究竟是谁拍的，可它仍然出现在杂志、教科书、博客和实验室墙上。多数时候这个女人被称作海伦·拉恩，不过更多地方根本不会提她的名字，人们就叫她“海拉”，这是世上第一个长生不死的人类细胞系的代号——那全是她的细胞，是在她死前几个月从她的宫颈内取下的。
这个女人真实的姓名是海瑞塔·拉克斯。
多年来，我就这样端详这张照片，想象她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她的孩子们在哪里。如果这个女人知道自己数以亿计的宫颈细胞在她死后获得了永生，被打包，被买进卖出，再被运往全世界的实验室，她会作何感想？这些细胞在第一次太空任务中飞入太空，验证人类细胞在失去重力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它们还成就了医学史上几项最为重要的成果，比如脊髓灰质炎疫苗、化疗、克隆技术、基因图谱，还有体外受精……如果海拉看到这些，心里又该是什么滋味？我敢肯定，倘若她知道曾经栖居于自己宫颈内的那些细胞已经在实验室中被扩增了亿万倍，她定会像我们一样震惊。
如今，海瑞塔的细胞究竟有多少活在世上，我们无从得知。一位科学家估算，如果把人们培养过的所有海拉细胞堆在一起，它们将重达5000万吨——这可是个天文数字，因为一个细胞几乎没有任何重量。还有一位科学家进行了另一种估算，如果把世上所有的海拉细胞依次排开，总长度将超过10万公里，这个长度几乎可绕地球三周。而海拉本人的身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
我第一次听说海拉细胞和它背后的这个女人是在1988年，那时她已经离开人世37年了，当时我只有16岁，坐在一所社区大学的生物课堂里。生物老师唐纳德·德夫勒（Donald Defler）矮墩墩的，头有点秃，他在教室前边踱步，然后打开了头顶的投影仪。德夫勒老师指着映在身后墙上的两张示意图，画的是细胞复制周期，不过在我看来就像一堆五颜六色的箭头、方块、圆圈，还有一些我压根看不懂的文字，比如“MPF激活一系列蛋白的活化”。
那时我先在一所普通的公立高中上学，由于逃课太多第一年就没通过，后来就转学了。新的学校有我喜欢的课程，唯独没有生物课，因此我去选德夫勒老师的课，同时挣点学分。可那就意味着我要和大学生坐在一起，被“有丝分裂”（mitosis）和“激酶抑制物”（kinase inhibitors）等等奇怪的名词所包围。简直像听天书。
一个学生忍不住喊了一句：“这幅图上所有东西都要记吗？”
德夫勒老师毫不客气地说：没错，而且这幅示意图还是必考内容。他继续说，不过现在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细胞有多美妙：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大约是由10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每个细胞的个头微不足道，几千个都盖不满句子后边这个句点。它们组成肌肉、骨骼和血液等等组织，这些组织又组成我们身体的器官。
在显微镜镜头下，细胞看起来像个煎鸡蛋：细胞质相当于鸡蛋白的部分，其中充满水和蛋白质，为细胞提供营养和能量；细胞核相当于蛋黄，里边储存了遗传信息，你之所以为你，就是这些信息决定的。细胞质里车水马龙，像繁华的纽约街道，不过细胞城市里塞的不是车，而是各式各样的分子，管道纵横交错，不停地把酶和糖类送到细胞各处，也将水分、营养物质和氧气在细胞内外转运。细胞质里有好多“小工厂”，它们一刻不停地制造糖类、脂类、蛋白质和能量，以维持自己的功能，也给细胞核提供营养。细胞核在细胞中的地位相当于人的大脑，每个细胞中都有你全套的基因组，正是它们给细胞传达指令，告诉它什么时候该分裂，什么时候该生长，并且监督它们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现在，你的心脏平稳跳动，你的大脑正飞速思考书页上的文字，这都和细胞的正常功能有关。
德夫勒老师继续在教室前边走来走去。他说，正是因为细胞会分裂（细胞学上专业的名词叫“有丝分裂”），胚胎才能长成婴儿，伤口才有新的细胞来填充，失去的血液也可以快速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是多么美妙，他说，整个过程好像一出设计精巧的舞蹈表演。
他语气一转，不过，细胞分裂过程中哪怕出现一点小失误，就可能使细胞生长失去控制。有时仅仅一个酶失控，或者一个蛋白在错误的时间被活化，都会引起癌症。因为有丝分裂一旦停不下来，细胞就会长得到处都是。“我们之所以能了解到这些知识，多亏了人工培养的癌细胞。”他露出微笑，接着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名字：海瑞塔·拉克斯。
他告诉我们，海瑞塔于1951年死于恶性宫颈癌。但是在她死前，一位外科医生从她体内取下一些样本并培养起来。要知道，科学家已经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千方百计在体外培养人的细胞，全都以失败告终。海瑞塔的细胞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不仅如此，这些细胞旺盛生长，每24小时增殖一倍，还能无穷无尽地分裂下去。第一株可以在实验室中永生的细胞系就这样诞生了。“如今，海瑞塔的细胞在体外存活的年头已经远远超过了在自己主人体内生存的时间。”德夫勒老师说，你随便走进世界上任何一间做细胞培养的实验室，拉开冰柜，肯定能看到装着海瑞塔细胞的小管子，里边至少有几百万甚至几十亿个细胞。
人们不光借助这些细胞研究致癌基因和抗癌基因，还利用它们开发了治疗疱疹、白血病、流感、血友病和帕金森症的药物。另外，广泛的基础研究也都要用到海瑞塔的细胞，如乳糖的消化、性传染病、阑尾炎、人类长寿的秘密、在下水道里工作对细胞的影响，甚至还有蚊子的交配。科学家对这些细胞的染色体和蛋白研究得入木三分，对它们的每一点诡异秉性了如指掌。如今海瑞塔的细胞已经和豚鼠和小鼠一样，成为实验室的主力实验材料之一。“海拉细胞是百年来最重要的医学发现之一。”德夫勒老师说道。
接着，他像突然想起什么，补充说：“海瑞塔是个黑人。”说着三两下把黑板上的名字擦掉，呼的吹去手上的粉笔末。下课。
其他学生纷纷离开教室，我却坐在原地，脑子里禁不住想：故事就这么完了？我们就只知道这些？真相一定比这复杂。
我追着德夫勒老师来到他的办公室。“她是哪儿的人？”我问，“那些细胞后来变得那么重要，她自己知道吗？她有孩子吗？”“我真的很希望能帮你解答这些问题，”老师说，“可惜我们对这位女士一无所知。”
放学后，我飞快地跑回家，抱着生物书连滚带爬地坐到床上。我在附录里查到“细胞培养”这个词，啊，她可不是在那儿吗，这里有一小段文字：
在人工培养的条件下，如果持续提供营养，癌细胞就可以不停地分裂，因此被称为“永生的细胞”。一个典型例子是1951年在人工培养条件下开始不断分生至今的一个细胞系（它们的名字叫海拉细胞，因为最初是从一个名叫海瑞塔·拉克斯的女性的癌变组织上取下的）。
仅此而已。我又端出爸妈的百科全书，查看“海拉细胞”，接着查我自己的字典。一概没有“海瑞塔”的内容。
后来我上大学学了生物，海拉细胞简直无处不在。组织学、神经生物学、病理学的课堂都会讲到它，连我做实验研究相邻细胞的交流也用这种细胞。不过，在德夫勒老师之后，再也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海瑞塔。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并学会了上网。我在网上搜索她的名字，只找到含混不清的只言片语：几乎所有网站都说这个人叫海伦·拉恩；有人说她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去世了；有的地方说她活到40岁、50岁，甚至60岁。至于死因，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卵巢癌，有人说是乳腺癌或宫颈癌。
最后，我终于从一些杂志上找到几篇上世纪70年代的文章。《乌木》（Ebony）杂志引用了海瑞塔丈夫的话：“我只记得她病了，她刚去世医生就叫我过去，说是要征得我的同意取一些样本。我没答应。”《黑玉》（Jet）杂志则刊登了海瑞塔家人的抱怨，文章说他们很生气，因为现在海瑞塔的细胞卖到了25美元一小管，而且许多文章都在评论她的细胞，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杂志上说：“他们感觉像挨了当头一棒，就这么被科学界和媒体占了便宜。”
这些文章都刊登了海瑞塔家人的照片：她的大儿子坐在巴尔的摩家中的餐厅里，正在看一本遗传学教科书。二儿子身着军装，微笑着抱着个婴儿。但在所有照片中，有一张格外惹眼：照片上是海瑞塔的女儿黛博拉·拉克斯和她的家人，画面上所有人都面带微笑，互相搂抱着，目光中透着兴奋——黛博拉除外。她站在前排中央，看起来特别孤单，像是事后被人贴在上面的一样。当时她26岁，长得挺漂亮，留着褐色短发，双眼像猫一样迷人。但这双眼却直勾勾地瞪着镜头，目光非常严肃。照片旁边的文字说，几个月前这家人才得知，海瑞塔的细胞竟然还活着，可这时海瑞塔已经去世25年了。
所有文章都提到，科学家对海瑞塔的孩子们开展了一些研究，但这家人似乎对他们研究的内容并不知情。他们说科学家是在测试自己是不是患了海瑞塔当年所患的癌症，可记者却说，科学家们研究海瑞塔家人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海瑞塔的细胞。文章引用了海瑞塔的儿子劳伦斯（Lawrence）的话，他说他想知道，妈妈的细胞永远不死，是不是意味着自己也能长生不老。家里只有一个人从始至终保持沉默，那就是海瑞塔的女儿黛博拉。
研究生期间，我转而学习写作。我越来越觉得将来一定得写写海瑞塔的故事。有一次我甚至打电话到巴尔的摩，要查海瑞塔的丈夫戴维·拉克斯（David Lacks）的电话，可惜他没有在记录里留下号码。我暗暗地想，我要为这种细胞和这个女人——一位女儿、妻子和母亲——写一部传记。
这在当时无法想象，但那个电话就是这段漫长旅程的开始。十年间，我穿梭于实验室、医院和精神病院，见过诺贝尔奖得主、杂货店店员、罪犯，还有行骗高手。这里边有细胞培养的历史，还有围绕利用人体组织做科研所产生的一系列争论，我想尽量真实地将它们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被人怀疑图谋不轨，有时候冒着挨打的危险，更常常碰壁，有一次发现别人甚至对我驱魔。最后，我终于见到了黛博拉，她是我见过的最坚强和最有韧性的女人。后来，我们的交情日渐深厚，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彼此生活的一部分。
黛博拉和我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我是个来自美国西北部的白人和不可知论者，父母分别是纽约的犹太人和中西部的新教徒；而黛博拉是个黑人，生长于宗教信仰根深蒂固的美国南部。我对宗教话题唯恐避之不及；可是黛博拉一家却总是在祷告，相信祈祷能够治病，有时甚至使用巫术。她在美国最穷最危险的黑人区长大；而我则生活在安全平静的中产阶级白人城市，我所在的高中一共只有两名黑人。我的职业是科学记者，在我的眼里，任何所谓超自然现象都属于迷信；黛博拉却坚信，海瑞塔的灵魂就活在每个海拉细胞里，不管谁接触了这些细胞，都会受到她灵魂的控制，包括我。“所有人都说不出她的真名，只有你的老师知道，你怎么解释这件事？”黛博拉问我，“她这就是在吸引你的注意。”这种说法可以用来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比如：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结婚了，她会说是海瑞塔的灵魂看我工作太累了，想找个人来照顾我；后来我又离婚了，这是因为我的前夫妨碍了这本书的进展；一位编辑建议我把书里提到拉克斯一家人的内容全删掉，后来他就在一起神秘的事故中受伤了，黛博拉说，都怪他把海瑞塔给惹火了。
拉克斯一家的出现对我从前坚信的一切提出了挑战——信仰、科学、新闻行业和种族。这本书就是这些矛盾和斗争的结果。它不仅仅是关于海拉细胞和海瑞塔·拉克斯这个人的，也记录了海瑞塔整个家族，尤其是黛博拉的故事，它记录了这些人如何用一生的时间来接受海拉细胞的存在，以及这些细胞永生的科学原理。大约4岁的黛博拉·拉克斯。黛博拉和哥哥桑尼的孙女杰布莉娅（左）和阿雅娜在一起，摄于2007年。黛博拉的话
每当人们问起——而且似乎人们总是在问，我躲都躲不掉——我就说：没错，我妈叫海瑞塔·拉克斯，她1951年死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拿了她的细胞，这些细胞到今天还活着，而且你要不把它们冻起来，它们就长得越来越多。科学界都叫她“海拉”，全世界的医疗机构里都有她，电脑、网络上也全是。
每次去医院体检，我都说我妈是海拉。他们立刻就兴奋起来，跟我说一大堆东西，什么没有她的细胞就没有我的血压药和抗抑郁药，所有这些重要医学成果都是因为她的细胞。可除了这些，他们也不会解释什么东西，“没错，你妈上过月球，被放在核弹里，制造出小儿麻痹疫苗”。我不明白这些事儿她怎么干的，可我想我还是为她高兴，毕竟她帮了好多人。我觉得她可能挺高兴的。
可我总觉得这一切很奇怪，要是她的细胞真的为医学做了这么多事，我们家怎么都看不起病呢？一点也想不通。好多人都靠我妈妈发了，可是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人从我妈身上拿过细胞，而且我们一毛钱也没见着。好长时间我一想到这就生气，后来因为这都得病了，得吃药。可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再争这个了，只想知道我妈到底是谁。01（1951）检查
1951年1月29日，戴维·拉克斯坐在老式别克轿车的方向盘后，看车窗外雨水纷纷。他的车停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外一株高大的橡树下，车里坐着他的三个孩子，其中两个还在襁褓中。他们一起等待孩子们的妈妈海瑞塔。几分钟前，她跳出车门，把外套罩在头顶，快步走进医院，走过为她这样的人专设的“有色人种专用”洗手间。旁边的大楼里，一座三米多高的大理石耶稣像伫立在精美的铜制穹顶下，它面向霍普金斯医院的旧大门，展开双臂迎接来者。海瑞塔一家进霍普金斯医院看病之前，都要先来拜访这座耶稣像，把随身带来的花放在它脚下，祷告一番，然后摸摸雕像的大脚趾，希望能带来好运。可这一天，海瑞塔没有停步。
她径直走进妇科的等候室，那是一片宽敞的空间，空空如也，只有一排排直背长椅，看起来像教堂的长凳。“我子宫里长了个肿块，”她告诉接待的护士，“得让医生看看。”
过去一年多来，海瑞塔一直对要好的姐妹抱怨说感觉有点不对劲。一天晚饭后，她同玛格丽特（Margaret）和萨蒂（Sadie）两姐妹坐在床上，对她们说：“我身子里长了个肿块。”“长了个什么？”萨蒂问。萨蒂·斯特迪文特，海瑞塔的表姐妹，也是闺密，摄于1940年代初。“肿块。”她回答，“我家男人要进来，里边就特别疼，我的天啊，简直疼死了。”
在做爱时感到疼，刚开始她以为和几个月前生了黛博拉有关，或者是因为丈夫戴维出去和别的女人鬼混之后把性病给带回来了，一般来说，遇到这种情况医生会给打点青霉素和重金属。
海瑞塔抓住两位姐妹的手，放到自己的腹部，就跟怀孕的时候让她们感觉黛博拉踢她肚子一样。“你们能摸出来吗？”
姐妹们用手指在她胃部反复按压。“不知道。”萨蒂说，“也许是宫外孕——你知道这也不是不可能。”“肯定不是怀孕。”海瑞塔说，“我这里就是有个肿块。”“海瑞塔老姐，你得去看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要是严重呢？”
但是，海瑞塔没有听从劝告去医院，两位姐妹也没把这段卧室密谈泄露出去。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不会谈到癌症，不过萨蒂猜测海瑞塔之所以守口如瓶，是因为她怕医生摘除自己的子宫，这样她就没法再生小孩了。
这次谈话过去大约一个星期后，海瑞塔发现自己的肚里怀上了第五个孩子乔（Joe），这时她29岁。萨蒂和玛格丽特告诉海瑞塔，没准她感觉疼只是因为怀孕。海瑞塔知道并不是这样。“我怀上之前就开始疼了，”她回答，“肯定是别的原因。”
之后，三个人再没有谈起过这个奇怪的肿块，也没人把这件事告诉海瑞塔的丈夫戴维。然而就在乔诞生四个半月之后，有一次海瑞塔去洗手间，发现内裤上有血迹，可这并不是她的月经期。
她在浴缸里灌满温水，将身体浸入水中，缓缓打开自己的双腿。她把浴室门关上了，孩子们、丈夫和姐妹都不知道门这边发生了什么。海瑞塔把一根手指伸进身体，在宫颈壁摸索，她冥冥中知道自己能摸到什么：那是一个有点硬的肿块，位置很深，就像一块大理石，被人塞在子宫左侧开口的位置。
海瑞塔爬出浴缸，擦干身体，穿好衣服。然后，她来到丈夫跟前对他说：“带我去医院吧。我病了，在流血。”
当地医生在她身体里看到了那个肿块，诊断说是梅毒。可当他们对肿块进行检查后，梅毒的指标又呈阴性。医生让海瑞塔去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妇科门诊看看。
霍普金斯是美国最好的医院之一，1889年成立伊始是一所面向穷人的慈善医院。医院位于巴尔的摩东部，占地面积超过4.8万平方米，建院之前，那片地上曾经是一座公墓和一所精神病院。医院病房里人满为患，几乎全是付不起医药费的黑人。戴维开车带着海瑞塔走了三十多公里才抵达霍普金斯，他们远道而来并不是因为对它尤为信赖，而是因为这是附近唯一一所给黑人看病的医院。当时种族隔离制度盛行，如果黑人出现在白人的医院，工作人员一般会把他们撵走，哪怕他们出门就会死在停车场里。即使在霍普金斯这样一所接纳黑人的医院，也有专门容纳黑人的病房，还有黑人专用的饮水机。
终于轮到海瑞塔，护士领她穿过一扇门，那里是一排检查室，彼此之间用透明玻璃间隔，这样护士就可以把每间的状况看得一清二楚。她们进入一间黑人专用的检查室，海瑞塔脱下衣服，套上一件浆过的病号服，在一张木质检查桌上躺好，等待妇科医生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的到来。琼斯医生身材消瘦，头发已经开始变得灰白，他嗓音低沉，说起话来带着温柔的南方口音。海瑞塔向医生描述了自己身体里的肿块。在开始检查之前，琼斯医生翻看了海瑞塔从前的记录——那就像是她一生的一幅速写，一笔笔记录的全是没有治疗的疾病。妇科医生霍华德·W.琼斯，他诊断出海瑞塔体内的肿瘤，摄于1950年代。
六年级或七年级文化水平；家庭主妇，有五个子女。从小有呼吸问题，原因是复发性咽喉炎和鼻中隔弯曲。建议外科手术治疗。患者拒绝接受手术治疗。一颗牙齿疼痛近五年；最终连同其他若干牙齿一起被拔除。唯一导致焦虑的因素是大女儿患有癫痫并丧失话语能力。家庭融洽。偶尔饮酒。从未远行。营养良好，能同人合作。患者共有十位兄弟姐妹（含本人），其中三位分别死于车祸、风湿性心脏病和中毒。近两次怀孕伴有原因不明的阴道出血和血尿。建议进行镰刀状红细胞测试。患者拒绝接受镰刀状红细胞测试。15岁结婚，不喜欢性交。患有无症状性神经性梅毒，但自称感觉良好，遂取消梅毒治疗。此前不久生下第五个孩子，本次来访前两月开始出现严重血尿。检测显示宫颈细胞活性增强。建议专家进行进一步诊断，确定是否为感染或癌症。患者取消预约。本次来访前一个月，患者淋病检测呈阳性。召患者再次就诊。患者不予回应。
从这份记录中，可以看出海瑞塔的身体出现过不少问题，但她经常不继续治疗，这并不令人意外。对海瑞塔来说，走进霍普金斯医院就像来到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国度。她对采收烟草和杀猪很在行，可这辈子也没听说过“宫颈”、“活组织检查”这些莫名其妙的词汇。她不怎么读书写字，在学校里甚至根本没接触过科学类课程。她同许多黑人患者一样，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去医院。
海瑞塔对琼斯医生解释自己的疼痛，告诉他说发现自己流血。“她说她知道自己子宫口有问题，”医生之后写道，“我问是怎么知道的，她说能感觉到里边有个肿块。我也不知道她具体是什么意思，除非她真的摸到了。”
海瑞塔重新在平板桌上躺好，目光朝着天花板，双脚用力踏在支架上。果真，琼斯医生发现就在她描述的地方确有肿块。用他的话说，那是一块凹凸不平的硬块，大小像一枚硬币。如果把海瑞塔的宫颈想象成表盘，肿块就在四点钟方向。作为妇科大夫，琼斯医生见过上千例宫颈癌患者的病灶，可还从没见过像海瑞塔体内这种。它带着紫色光泽（他后来将之比作“葡萄果冻”），而且非常脆弱，一碰就流血。琼斯医生从海瑞塔的患处取了一些样本，送到走廊尽头的病理学实验室做诊断，接着就让海瑞塔回家了。
海瑞塔走后不久，霍华德·琼斯医生坐下来记录诊断结果：“有意思的是，她就是在这所医院足月分娩，时间是1950年9月19日，可竟然没发现宫颈的问题，六周之后的复查也没记录任何异常。”
这就是海瑞塔今天又出现在霍普金斯的原因。上次检查三个月后，海瑞塔体内已经长出一块完整的肿瘤。要么就是上次的医生没检查出来——看来不太可能，要么就是这些细胞的生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02（1920—1942）克洛弗
1920年8月1日，海瑞塔·拉克斯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罗阿诺克（Roanoke），她出生的时候叫洛蕾塔·普莱曾特（Loretta Pleasant），没人知道后来怎么成了海瑞塔。在接生婆范妮的陪伴下，海瑞塔在道路尽头的小窝棚里呱呱坠地。从屋里可以俯瞰火车站，每天有上百辆货运火车你来我往。海瑞塔一直同父母及八位哥哥姐姐住在一起，直到1924年，她的母亲伊丽莎·拉克斯·普莱曾特（Eliza Lacks Pleasant）在生第十个孩子的时候去世了。
海瑞塔的父亲约翰尼·普莱曾特（Johnny Pleasant）是个身材矮胖的男人，每天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动辄抄起拐杖打人。据家人说，有一次约翰尼的哥哥想调戏他老婆伊丽莎，结果被他亲手给杀了。约翰尼没有耐心抚养孩子，所以伊丽莎死后，他把他们全都领回弗吉尼亚州克洛弗（Clover）的老家。从前，他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给白人做奴隶，如今黑人自由了，后代子孙仍在这里继续着种植烟草的行当。不过，克洛弗老家也没人能一下收养十个孩子，于是各路亲戚就把孩子分别领走。收留海瑞塔的是她的外公汤米·拉克斯（Tommy Lacks）。
汤米的木屋过去是黑人奴隶集中居住的“家屋”，一共四个房间，里边铺着厚木地板，墙上挂着煤气灯，海瑞塔每天要把水从山下小溪拉上来，爬长长的山路。家屋坐落在山坡上，山风穿透墙壁，冷却屋里的空气。这样，每当一个成员死去，家人都会把尸体放在走廊门口，供人们在几天内前来告别或吊唁，最后再拖到后院坟地埋葬。
海瑞塔的外公原本就和一个外孙住在一起，他女儿把这孩子生在地板上就远走高飞。男孩儿名叫戴维·拉克斯，不过所有人都叫他戴（Day）。因为当地人口音总是拖长声，房子（house）听起来像“烦——子”（hyse），而戴维就成了“戴”。
拉克斯家的人说，戴这孩子是外人路过的时候意外在他家留下的“野种”。一个叫约翰尼·科尔曼（Johnny Coleman）的人经过村子，九个月之后，戴就出生了。为他接生的是12岁的表姐和一位名叫曼齐（Munchie）的接生婆。戴出生的时候浑身青黑，好像暴雨时天空的颜色，而且没有呼吸。镇上的白人医生顶着圆顶礼帽、拄着手杖来家屋看他，在出生证明上写了“死胎”俩字，就驾着马车扬长而去，车后一片红土飞扬。
看着医生的背影，曼齐只好向上帝祷告，主啊，我知道你并不想带走这个孩子。她用一盆温水洗净戴的身体，把他放在白被单上，在他胸口又是拍又是揉，直到戴有了呼吸，青色的皮肤逐渐转成柔和的褐色。
约翰尼·普莱曾特把海瑞塔送给汤米爷爷抚养的时候，她只有四岁大，戴将满九岁。没人能料到，海瑞塔从此将一生与戴相伴——开始是表兄妹，后来便成了夫妻。
小海瑞塔和戴每天早上4点就要起床，给奶牛挤奶、喂鸡、喂猪、喂马，还要照料果园里的玉米、花生和各色蔬菜，等干完了这些活儿，就和其他远房兄弟姐妹一起去烟草田，这帮孩子包括后边要提到的克利夫（Cliff）、弗雷德（Fred）、萨蒂和玛格丽特。他们的大部分年少时光是在烟草地里度过的，主要工作是跟在驴拉的犁后边种烟草，到了春天，再把宽大的绿叶子从茎秆上扯下来扎成捆。由于整天接触尼古丁油，他们的手指被浸得又糙又黏。采收完毕，他们爬到爷爷的烟叶棚上，把成捆的烟叶挂上去晒。夏日时节，他们总盼望着暴风雨的洗礼，好让自己那饱受阳光暴晒的皮肤得一时凉爽。因此，每逢天降大雨，这些年轻人便尖叫着在地里狂奔，从地上抓起一把一把被风吹落的成熟水果和核桃捧在怀里。海瑞塔在弗吉尼亚州克洛弗镇长大，这是克洛弗的主街道，摄于1930年代。图片提供：Frances Woltz“家屋”，海瑞塔在这个位于克洛弗的四室小木屋中长大，这里曾经是黑奴宿舍，摄于1999年。
像拉克斯家其他年轻人一样，戴没能完成学业。他四年级就辍学了，因为地里需要人手。海瑞塔则一直上到六年级。在那些年月，每天早上干完菜园的活，照顾好牲畜，海瑞塔就要走三公里多的路去上课。途中经过一所白人学校，里面的孩子们边朝她扔石头边大声辱骂。她去的是一所专为黑人开设的学校，“校园”是三间木头农舍，掩映在高树下。农舍前有个小院儿，学校的科尔曼夫人（Mrs.Coleman）让男孩和女孩在两边分开玩耍。学校放学后，或者没课的时候，海瑞塔就和戴以及其他远房兄弟姐妹们一起到地里干活。
在他们居住的房子后边有条小溪，每年，孩子们都用大石头、木棍、沙袋和任何能找到的东西搭水坝，好拦住溪流做成个游泳池。若是天气好，他们一做完农活儿便直奔这个自制游泳池。他们朝剧毒的水蝮蛇扔大石头，把它们吓跑；再爬到高大的树杈上往水里扎，或者从满是泥巴的河岸潜到水下面去。
黄昏来临，这帮孩子用破旧的鞋子升起篝火来驱蚊，然后在大橡树底下仰望星空，橡树被拴上绳子当秋千，完全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他们在地里追逐打闹，又唱又跳的；要不是汤米爷爷每天扯着嗓门吼他们回去睡觉，他们才不会主动回家。
每天晚上，兄弟姐妹们挤作一团，趴在距离家屋只有一米多的小木厨房房顶的狭小空间。他们一个挨一个躺着，轮流讲恐怖故事，有人讲的是半夜三更无头的烟农鬼魂在街上游荡，还有人讲小溪边无眼人的传说。孩子们不知不觉沉沉睡去。一大清早，克洛艾（Chloe）奶奶在下边的柴炉里生火，不一会儿，刚出炉的饼干便冒出香甜的气味，把睡梦中的孩子们唤醒。
在收获的季节，每个月总有一天晚上，汤米爷爷吃完晚饭就把马都套好，让它们做好准备向南波士顿进发。这里有全国第二大烟草市场，市场上有烟草游行展示，能看到盛装的烟草小姐。镇上还有港口，里边停满了船，这些船在这里收集干烟叶，然后运到世界各地，变成烟民手中的烟草。
出发之前，汤米爷爷把所有孩子都招来，让他们钻进扁扁的马车，暖暖地依偎在烟叶“床铺”上，孩子们硬挺着不睡，可不一会儿就在马车那规则的节奏中败下阵来。和弗吉尼亚其他农民一样，汤米·拉克斯和孙儿们要连夜拉着烟叶赶往南波士顿。这样所有的马车就可以在一大早依次排好，只等待竞卖场那巨大的绿色木门向他们敞开。
马车抵达目的地后，海瑞塔和其他兄弟姐妹帮爷爷解开马，给马槽里倒上麦子，再把家里种的烟草卸到仓库的木地板上。这间屋子高近九米，房顶天窗已经被灰尘严严实实地遮蔽起来，拍卖官在这里喊数字，洪亮的声音在空旷的屋里回响。汤米·拉克斯站在自家的烟叶旁，盼望它们能卖个好价钱，而海瑞塔和其他孩子们则顾自绕着一堆堆的烟叶跑来跑去，学拍卖官的口气用飞快的语速说话。到了夜晚，拍卖结束，孩子们帮爷爷把没卖掉的烟叶拖到地下室去，让爷爷铺成床来给他们睡。同是农民，白人都睡在楼上单间，黑人只能同马、驴子和狗一起待在黑乎乎的仓库，睡在落满灰尘的木地板上。地上竖着关牲畜用的木栏杆，空酒瓶子一直堆到天花板。
农民们尽情挥霍着本季的收入，仓库的夜晚成为酗酒、赌博和嫖娼的天下，有时还会发生凶杀事件。海瑞塔他们躺在烟叶做的床上，仰面盯着巨大的房梁，呼吸着干烟叶的气味，在狂笑声和酒瓶的撞击声中慢慢睡去。
早上，所有人都爬回到马车，带着没卖掉的烟叶打道回府，这又是一段漫长的旅程。那些留在克洛弗的孩子们都知道，每次一有马车从南波士顿回来，他们准能分到好吃的，要么是一大块奶酪，要么是一条大腊肠。这些孩子眼巴巴地在大路边等好几个小时，然后欢天喜地地跟着马车一路回家屋去。南波士顿的烟草拍卖场，摄于1920年前后。海瑞塔和她的家人就在这个拍卖场里出售他们的烟叶。
克洛弗那宽阔而尘土飞扬的主干道上总能见到福特A型老爷车，还有驴和马拉的大篷车跑来跑去。老斯诺（Old Man Snow）拥有镇上第一辆拖拉机，他驾着这辆坐骑，胳膊下夹一卷报纸，猎狗卡迪拉克和丹在左右护航，那派头就像开小汽车一样威风。主路上有电影院、银行、首饰店、诊所、五金店，还有几间小教堂。每当天气晴好，白人就穿上背带裤、戴着高帽子、叼着长长的雪茄，纷纷来到街上。从镇长到医生、丧葬官，所有人都站在路边，一边喝装在果汁瓶子里的威士忌，一边侃大山，还有人在药店门口摆个木桶，在上边摆棋局。男人们的老婆则在杂货店里唠家常，让自己的小宝宝头枕着布匹在柜台上睡大觉。
海瑞塔他们有时候出去为白人采摘烟草，一天只收一毛钱，他们拿干活儿攒下的钱看巴克·琼斯（Buck Jones）的西部牛仔电影。电影院老板总是放黑白默片，让老婆在一边为电影做钢琴配乐。她只会弹一支曲子，因此所有情节配的都是欢天喜地的狂欢节音乐，哪怕男主角挨了枪子儿就要没命。看电影的时候，拉克斯家的孩子们只能坐在黑人专区，这里离投影机非常近，自始至终，投影机都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跟节拍器似的。
海瑞塔和戴慢慢长大了。他们对孩童的游戏逐渐失去兴趣，转而开始在满是灰尘的土路上策马狂奔，这条长长的路就在拉克斯烟草种植园的边上，如今人们给这里改了名字，简称为拉克斯村。汤米爷爷养了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名叫查理，跑得比克洛弗所有的马都快，男孩子们都抢着骑它。每当男孩们骑马飞驰而过，海瑞塔和其他女孩子就站在山坡或堆满了稻草的马车上，兴奋地又叫又跳，为男孩们鼓掌助威。
海瑞塔是戴的忠实啦啦队，但有时候也为一个绰号是“乔疯子·格利南”（Crazy Joe Grinnan）的男孩加油。弟兄们中有个叫克利夫的孩子，他常说乔疯子是个“超常的人”，因为他长得牛高马大，肌肉发达，皮肤黝黑，鼻梁直挺挺的，而且周身毛发极重——整个脸上、胳膊、后背和脖子上全是毛，到了夏天，他只得剃掉全身上下的毛，否则必然要热得浑身冒火。同伴之所以叫他“疯子”，是因为他爱海瑞塔爱得死去活来，不惜一切代价赢得她的注意。海瑞塔是拉克斯村最漂亮的女孩子，她拥有迷人的微笑和栗色的眼睛。
乔疯子甚至会为了海瑞塔寻死觅活，第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海瑞塔放学回家，乔疯子绕着她跑来跑去。他求海瑞塔和他约会：“海妮，求你了……给我一次机会吧。”海瑞塔报以一笑，拒绝了他的请求，结果乔疯子径直跳到冰窟窿里，只要海瑞塔不答应就坚决不出来。
所有同伴都嘲笑乔疯子，说：“也许他爱得热血沸腾，希望用冰水降降温，结果冰水反而差点被他搞沸腾了！”海瑞塔的表姐妹萨蒂是乔疯子的姐姐，她对乔疯子破口大骂：“你这家伙爱得都没脑子了，为了她，你连命也不要了吗！太荒唐了。”
除了约约会、亲亲嘴，没人知道海瑞塔和乔疯子之间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然而海瑞塔和戴可是从四岁就睡在一间屋里，因此他俩后来的结合也是情理之中。海瑞塔刚满14岁就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劳伦斯；四年后，家里又添了女儿露西尔·埃尔西·普莱曾特（Lucile Elsie Pleasant）。兄妹俩同他们的父亲、祖父母一样，都是在家屋地板上出生的。
刚开始的几年，人们绝对没有想到埃尔西的智力有任何问题，更不会把她同“癫痫”、“痴呆”或“神经性梅毒”扯上关系。拉克斯村的人说，她只是头脑比较简单而已。她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太迅速了，戴还没来得及把接生婆带回来，埃尔西已经头朝下从海瑞塔体内飞出来撞到地板上。人们说，就因为这一下子，她的智力停留在婴儿水平了。
海瑞塔所属的教堂有一些满是灰尘的老旧记录本，上边写满了因为生私生子被逐出教会的女人的名字。村里甚至谣传海瑞塔的一个孩子是乔疯子的，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名字并没有被列在教堂记录里。
乔疯子听说海瑞塔要嫁给戴之后，就用一把钝小刀在自己胸口捅了一刀。他爸爸发现他的时候，他喝得酩酊大醉，躺在自家院子里，衬衣已经被血浸满了。他爸爸拼命给他止血，乔就和他扭打起来，结果血流得更厉害了。最后乔的爸爸把他抱到车上，再用绳子绑在门上，硬是把他拉到医生那儿。乔被绷带五花大绑，回到家之后，萨蒂不停地说：“你做这些蠢事就是为了让海瑞塔回心转意？”乔疯子不是唯一一个试图阻止这桩婚事的人。
海瑞塔的姐姐格拉迪丝（Gladys）总是说，海瑞塔该找个更好的人。几乎所有拉克斯家族的人谈起海瑞塔和戴早年在克洛弗的生活，话语中都流露出一种童话故事般的诗情画意。唯有格拉迪丝不同。没人知道她为什么执意反对，有人说是出于嫉妒，因为海瑞塔长得比她好看。不过格拉迪丝总是坚持说，戴绝不会是一位好丈夫。
1941年4月10日，海瑞塔和戴在他们牧师的家里举行了婚礼，没有亲朋在场。这一年海瑞塔20岁，戴25岁。婚后没有蜜月，家里有太多的活儿要干，而且他们也没钱出门远行。入冬前，美国卷入二战，各个烟草公司都开始为军人提供免费烟草，烟草市场因此蓬勃发展。不过烟草农场也开始两极分化，大的越来越繁盛，小的则日渐艰辛。如果走运，海瑞塔和戴每一季能卖掉足够的烟草，如此才能有钱买全家口粮，再开始新一轮的耕作。
因此，二人从婚礼殿堂直接回到地里，戴又握起木头犁耙那粗糙的把手，海瑞塔紧随其后，推着自家打的独轮车，边走边把烟草的小苗埋在刚刚翻好的红土地里。
1941年年底的一天，他们的堂兄弟弗雷德·加勒特（Fred Garret）驾车沿着烟草地边上的土路飞驰而至。这位老兄刚从巴尔的摩回来，开一辆1936年的雪佛兰，衣着光鲜。也就是一年前，他和另一位兄弟克利夫还是克洛弗的普通烟农，同海瑞塔和戴没什么两样。他们曾经开了一家“有色人种”杂货店，大多数来这里买东西的人都打白条。俩人还用煤渣砖砌了一个小酒馆，海瑞塔没事就来光顾，在红土地板上跳上一曲；人们往自动点唱机里投币点歌，喝皇冠可乐，可是这么经营也赚不来钱。到头来，弗雷德卷上自己仅有的三块二毛五分钱，买了张往北的长途车票寻找新生活去了。同拉克斯家族其他几位弟兄一样，弗雷德在伯利恒钢铁公司下属的斯帕罗斯角（Sparrows Point）钢厂找到一份工作，晚上就住到巴尔的摩30公里开外的帕塔普斯科河（Patapsco River）一个半岛上，那地方叫特纳车站（Turner Station），是一片规模不大的黑人区。
斯帕罗斯角钢厂是19世纪末开业的，那时的特纳车站只是一片片沼泽地和农田，偶尔有一些小木屋，木屋之间都搭了木板供人行走。一战期间，美国对钢材的需求猛增，成批的白人工人搬到附近的邓多克（Dundalk），与此同时，伯利恒钢铁公司为黑人提供的棚屋很快就住不下了，黑人们只好在特纳车站开辟新的居所。二战初期，特纳车站铺了几条像样的路，还住进了一位医生、一个卖冰人，开了一家杂货铺。不过净水、污水管线和学校还是稀缺资源。
1941年12月，日本轰炸珍珠港，特纳车站就跟中了奖似的，因为这时候对钢材的需求又飙升到了历史新高，当然，对工人的需求量也增加了。政府投了大把的钱在特纳车站兴建公屋，平房和两层楼房拔地而起，这些房子盖得密密麻麻，里边有时甚至修了四五百套房子。建筑大部分是砖房结构，有些还加盖石棉的防火屋顶。有的有院子，也有的没有。从特纳车站多数房间里望出去，都能看见斯帕罗斯角钢厂炼钢炉里那跳动的火焰，以及烟囱里滚滚而出的恐怖的红烟。
斯帕罗斯角钢厂很快晋升为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厂。它生产的东西种类繁多，包括混凝土强化钢筋、带刺铁丝网、钉子，除此之外还制造汽车、冰箱和军用船只的钢材。每年，为了生产800万吨钢材，工厂得烧掉600万吨煤炭，还要雇用至少3万名工人。在那个贫穷蔓延的年代，伯利恒钢铁公司简直像一座聚敛财富的金矿，尤其对来自南部的黑人家庭来说更是如此。这个消息从马里兰一路传到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的农场，特纳车站成了一片“希望的土地”，南部黑人大批涌向这里，构成了美国历史上黑人大迁徙的一部分。
钢厂的工作非常辛苦，而由于黑人只能做那些白人挑剩下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境况是最差的。他们只能从船坞最底层开始——比如猫在建造中的油罐船最深处，别的工人在十米高的地方钻孔、焊接，他们就在下边捡掉下来的螺栓、铆钉和螺母。弗雷德干的就是这样的粗活儿。最终，黑人的工作位置可以逐渐“提升”到锅炉房里。白天，他们负责把煤铲进炽热的熔炉，在这个过程中，对人体有毒的煤灰和石棉就都被他们吸进肺里；到了晚上，有毒的粉末又被他们带回家，在妻子和女儿帮着男人脱下衣服抖尘土的过程中再转而被她们吸进去。斯帕罗斯角的黑人每小时最多挣八毛钱，大多数情况下还不及这个数。白人挣得多，不过弗雷德从不抱怨，要知道，每小时八毛钱已经是拉克斯家绝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的高收入了。
弗雷德自己挣了钱还不忘兄弟，又回到克洛弗老家劝海瑞塔和戴跟他一起去钢厂。回到克洛弗的第二天，他就给戴买好了去巴尔的摩的车票。兄弟俩达成共识，海瑞塔可以先留下照看孩子和烟草地，等戴在巴尔的摩赚了钱，够盖房子外加买三张车票，就接海瑞塔和孩子过去。几个月后，弗雷德收到一纸征兵令，即将漂洋过海。临行前，他把自己攒的钱一分不剩都给了戴，对他说该把海瑞塔和孩子接到特纳车站了。斯帕罗斯角钢厂工人在清扫锅炉中熔化金属留下的有毒炉渣，摄于1940年代。图片提供：邓多克—帕塔普斯科河口历史协会（Dundalk-Patapsco Neck Historical Society）
不久，海瑞塔一手牵个孩子踏上了蒸汽火车。火车载着她从克洛弗主干道尽头的木制小车站出发。就这样，她离开了那洒满青春的烟草地，还有曾替她挡住炎炎烈日的老橡树。在她21岁的年纪，海瑞塔第一次透过车窗望着连绵的山丘和广阔的水塘，向着崭新的生活飞驰而去。03（1951）诊断和治疗
从霍普金斯回来后，海瑞塔的生活一切如常，每天操持戴和孩子们的饮食起居；自己那些远房兄弟姐妹经常来访，也是她负责照料。几天之后，琼斯医生从病理实验室拿到她活体组织检查的结果：“宫颈鳞状细胞癌，Ⅰ期。”
癌症最初都是由于一个细胞出现问题，癌症的分类便是依据这个异常细胞的种类而定。几乎所有宫颈癌都属于恶性鳞状细胞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一个上皮细胞的生长失去节制，蔓延整个宫颈表面。当海瑞塔出现在霍普金斯医院，向医生诉说自己异常的出血状况时，全世界正在如火如荼地争论宫颈癌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巧的是，琼斯医生和他实验室的老板理查德·韦斯利·特林德（Richard Wesley TeLinde）刚好参与其中。
特林德是美国最权威的宫颈癌专家之一，他那时56岁，衣冠楚楚，举止优雅，只是十几年前一次滑冰摔跛了腿，霍普金斯的人们都叫他迪克叔叔（Uncle Dick）。他是世界上率先用雌激素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的人，也是子宫内膜异位研究领域的先驱。他还写了妇科临床学最著名的一本教科书，著成60年已先后再版十次，至今仍被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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