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潘向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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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试读：

“清史研究丛书”重启说明

清朝是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其统治的近三百年时间里，中国不仅经历了由强盛到衰弱的转折，也经历了社会性质从传统到近代的深刻变革，这就决定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今天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必然发生着多方面的密切关联。人们常说，“中国今日之疆域版图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即奠定于清朝，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民族问题，许多也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这的确是对清史研究之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极好概括。我们之所以致力于推动这套丛书继续编辑出版，其宗旨和动力来源也正在于此。“清史研究丛书”是发表高水平清史论著和重要清史文献的专业学术平台。它强调学术的前沿性和国际性，提倡严谨、扎实的学风，崇尚史学的综合功夫，鼓励跨学科视野和方法创新。就研究内容而言，它则坚持清代前后期历史的一贯性和统一性，反对将其前后人为加以割裂的做法。

本丛书仍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负责组稿和审稿。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78年，其前身为1972年组建的清史研究小组。三十多年来，清史所的成员们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均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宝贵支持、帮助和认可。2000年12月，它被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乃清史研究基地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期盼本丛书的出版，能够继续得到广大清史学界同人的大力支持。“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2010年7月

“清史研究丛书”总序

清史是个辽阔宽广的研究领域，上起16世纪末满族的崛起，下至本世纪初辛亥革命的爆发，清帝逊位。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问题繁多。离我们今天的时间较近，与现实息息相关，研究这段历史十分重要，这三百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转折。清代前期和中期，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经历了康雍乾盛世，我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封建专制体制日益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版图辽阔巩固，文化事业兴旺，达到了封建王朝所能攀登的高峰。但是，如果拿中国封建末期的成就同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欧历史作比较，则相形见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先进潮流并且正在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终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侵略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赔款割地，国势凌替，危机四伏，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此而爆发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许多革命志士前赴后继，斗争绵延不绝，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帝制。人民冲破了黑暗，历史微露出晨曦，迎来了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世纪的清代历史经过了由盛转衰、由衰而复的漫长曲折过程。这一过程至今还没有终结，中国已经从沉睡的酣梦中苏醒，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正在大踏步前进。祖国的建设、民族的复兴、“四化”的重任落在我们及以下几代人的肩上，必须团结一致，努力不懈，长期奋斗，才能使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出青春。

历史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当人们为了改造现实而迈步前进的时候，经常会回顾全民族刚刚走过的路程，从中汲取力量，获致教益。人类有回忆往事的爱好，有总结过去的习性，有从自身成功或失败中学习的潜力，有寻根的愿望，这是推动人们进步的力量。谁忘记了过去，谁就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而谁更多地理解过去，谁就有了更好的准备去迎接和建设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它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史研究的领域十分宽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为了掌握中国的国情，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的过去，我们必须在漫长广阔的历史领域中艰苦探索，观其大局，提其纲领，揭其规律；又要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上踏实钻研，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索隐探微，释疑抉奥，作认真细致的整理和剖析工作，即把综合和分析结合起来，把宏观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再现清代三百年历史的真实面貌。

清史资料浩如烟海。档案、官书、文集、方志、野史、笔记、传记、谱牒、契据、报刊，种类繁多，数量浩瀚。汉文以外还有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字记载和外文资料。任何才人智士，穷毕生之力也只能在浩浩茫茫的清史资料的汪洋大海中窥其一角，要凭借这样繁多而杂乱的历史资料来展现漫长的清代历史画卷，这既给研究者充分发挥才智、大显身手提供了用武之地，也要求全体研究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工合作，潜心沉思，锲而不舍，把毕生精力奉献于钻研和阐扬祖国历史的壮丽事业。

尽管近年来清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著作和论文的数量、质量有了明显的增长、提高。但它相对于其他断代史而言，起步较晚，清史领域仍然有很多空白、薄弱的部分急需填补和加强，研究工作者只要奋发努力，辛勤耕耘，必能得到丰厚的收获。“清史研究丛书”将为一切研究工作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园地。我期待着：在若干年以后，这片园地将是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成为绚丽多彩的盛大花圃。戴　逸1988年1月导　言一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不仅有丰富的物产，也是内地各省的安全屏障。保持新疆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从来是该地区的头等大事。

早在西汉时期，新疆地区便在内地中原王朝的统一管理之下，而在汉朝与此后的唐、宋、元、明等王朝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该地区依中原王朝强弱之不同，或由中央政权直接治理，或为地方政权所控制，但其作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则始终不曾改变。时至清代，新疆与内地的关系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天山南北不再有任何地方性的割据政权，而是完全归于清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使这一地区更加紧密地与内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极大地巩固了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清政府统一新疆以后，南疆地区却有一股反对国家统一的〔1〕社会势力，不断制造叛乱事件，对清朝西部边陲的安定构成严重威胁，这一势力的为首者就是喀什噶尔和卓家族。从乾隆年间的大小和卓叛乱，到道咸年间的张格尔之乱、“七和卓”之乱以至倭里罕之乱等事件，都是由该家族成员发起和领导的。时至同治年间，又有外来侵略者阿古柏乘新疆动乱之机偕同和卓后裔入侵南疆，利用后者的残余影响力先将喀什噶尔地方占据，再逐步扩大势力范围，导致新疆大部地区曾一度沦陷达十三年之久，有赖于光绪初年左宗棠大军奉命收复天山南北，才避免了这一地区沦为异域的危险。这足见和卓家族对当时南疆地区的政治危害性之大，因此有必要对清代新疆和卓叛乱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和卓，是清代南疆地区一个世袭宗教贵族的名称，更严格地说，是清代喀什噶尔等处伊斯兰教苏非派的一个地方性政治宗派世袭首领〔2〕的名称。其祖上是来自中亚的苏非派传教士，利用当地人笃信宗教的心理，自称“圣裔”，并以行使“奇迹”等手段，首先成为某一地方宗教势力的首领，然后又乘当时察合台蒙古王室于明末清初内部纷争之机，在准噶尔贵族的帮助和扶植下，登上了当时南疆地方政权头目的宝座，一度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乾隆年间，大小和卓叛乱之目的就是要在当地恢复其祖上昔日的此种统治地位；道咸年间张格尔等和卓后裔多次在喀什噶尔一带发动叛乱，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和卓家族为了一己之私，违背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置当地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于不顾，一再制造叛乱事件。而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客观上也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势必对和卓家族这种危害国家统一的叛乱活动进行严厉的镇压。由此形成的清代新疆从乾隆中叶到同治年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反复出现的和卓叛乱现象，成为清代新疆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有的还成为当时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如乾隆朝对大小和卓叛乱的平定，作为乾隆帝著名的“十全武功”之一，在整个清代历史上都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而道光朝对张格尔之乱的平定，也因其动员兵力之众和影响范围之广，成为清史上的又一重要事件。

清代新疆和卓叛乱问题由于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历来受到学人的关注。以往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某些成果，国外有英国学者埃利亚斯（N.Elias），日本学者羽田明、佐口透，美国学者施瓦茨（Schwaz）〔3〕等人的相关著述，国内则有曾问吾、安瓦尔·巴依图尔、马汝〔4〕珩、潘向明、刘正寅、魏良弢、潘志平等人的有关著作。这些成果开拓或深化了人们对新疆和卓家族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无疑是必须充分重视和肯定的。

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其一，缺少把宗教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而和卓家族起源于境外的苏非派传教士，且自始至终都是以苏非教团教主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因此，只有从清代新疆伊斯兰教问题入手，将政治史与宗教史的研究相结合，才能深刻认识清代新疆和卓问题。其二，以往研究的大多数成果都集中在清代康乾时期以及更早的明朝末年的和卓起源等问题上，对道咸年间和卓后裔的历次叛乱及此后的相关问题，则缺少系统、全面和深入的考察。如关于张格尔等和卓后裔之所以能屡次发动大规模叛乱的原因，以往无人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一般都是沿袭清人魏源等的说法，认为是由于清政府在吏治方面出了问题。然而，这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其真实原因在于嘉庆年间清廷对逃亡境外的和卓后裔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的错误方针，加之当时的新疆大吏松筠出于迎合、讨好嘉庆帝的个人目的，蓄意对仍旧积极执行严格防范政策的当地官员玉努斯等进行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致使境外的和卓后裔同其境内追随者不断地联络勾结，从而为叛乱的发生作好了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充分准备。同时又有宗教方面的因素，即由于当时喀什噶尔一带的白山派世袭信徒们对和卓家族极其尊崇和迷信，形成了一种宗教狂热，只要和卓后裔一到，他们必起而响应，这才是道咸年间和卓叛乱所以一再发生的真正原因，而不是清朝的吏治问题所致。又如，对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发生的“七和卓”之乱，学界迄今了解十分有限，甚至连为首者究竟是哪几个和卓都不曾厘清，更谈不上对事件本身的认识。而对于清政府每次平乱之后所采取的清查叛匪等善后措施是否合理而有效的问题，也极少有人作过考察。

总之，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的研究就是要探明如下问题，即和卓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的南疆一再发动叛乱的原因究竟何在？当时和卓家族在当地拥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根源是什么？此种影响力又是如何最终消失的？在其消失之前的每一次叛乱的起因和经过又是怎样的？如何被清政府平定？平定之后又采取了什么措施以防止乱事再度发生？何以又一再发生？凡此，都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本书就是针对这些问题，依据若干切实可信的第一手史料，以宗教史和政治史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察，力求得出某些前人未曾见及的科学结论。

本书涉及清代新疆的政治史、宗教史、民族史等各方面内容，尤以宗教方面的内容更为复杂；其牵涉的时间范围也相当长，即从明末清初到乾隆年间，又历嘉庆一朝并经过道、咸、同、光以迄民初，跨度有三百余年之久，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要想在这样一个大问题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能达到目的。笔者经过若干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现在这部作品，但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尚祈读者作出判断并提出宝贵意见。二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料的真实性及其充分程度，是历史研究科学性的根本保证，只有根据真实可信的第一手史料才能在研究中得出科学的结论。本书涉及内容广泛，牵涉时间范围较长，所利用的史料固然较多，但基本史料也是有限的几种，其中虽有少量过去为世人所不知或未见及的史料，而更多的是人所共知或至少是治清代新疆史者比较熟知的史料，问题的关键不在史料的多寡或新旧，而在是否拿出眼光去进行解读，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才是重要的。

清代史料之多，人们一般喜欢用浩如烟海或汗牛充栋来形容，但实际上如果想就某个具体课题进行研究，却往往有史料不足之感，需要付出许多时间和劳动去四处搜寻相关的各种材料，还要对搜集来的材料进行解读和鉴别，以确定其真伪及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一些有用的史料来。相信清史研究者大多会有这种体会的。而就清代新疆和卓叛乱这一课题而言，其堪称有价值的可供利用的第一手史料，从数量上来说，并不是很多的。即使是数量相对较多的清朝官方档案和文献，其中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内容也是十分有限的，需要以披沙拣金的功夫进行寻觅和整理。除此以外，还要尽可能地搜寻其他史料，如当地少数民族文字的相关文献以及有关的外文史料，这也同样需要进行去伪存真的鉴别工作，否则便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以下，就本书所用的主要史料略加分类，并予以简要的说明和评介。

其一，清朝汉文史料。这是关于清代新疆和卓叛乱问题的最基本的史料来源，包括官方档案和文献。其中的档案材料是清廷处理叛乱事件过程中留下的文字记录，主要是作为身处事件旋涡中心的清朝驻扎大臣和统兵将领们在当地向清廷所作的奏报，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手史料，其可信度一般说来都是非常高的。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或有虚假不实的东西，如嘉庆时期伊犁将军松筠从南疆给清廷所上奏折中，就有许多为迎合嘉庆帝否认和卓后裔尚存人世的心理而故意编造出来的虚假内容，需要认真辨别。至于清朝官方文献，即一般所说的官书，包括清代历朝《实录》、《西域图志》及相关的方略诸如《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等。这些书基本上属于把相关的档案资料加以整理之后所形成的文献汇编，其可信性和史料价值与原始档案大致相同。此外，汉文文献中还有一些有关的私家撰述，也是必须加以利用的。如乾隆朝成书的七十一（椿园）著《西域闻见录》，苏尔德、永贵著《回疆志》等，都是当时到过新疆的内地人用汉文写成的著作，其史料价值早有定评，这里不必赘述。此外，光绪间成书的左宗棠著《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罗正钧著《左文襄公年谱》、刘锦棠著《刘襄勤公奏稿》、萧雄著《西疆杂述诗》等，其中也有诸多颇有价值的相关史料，也是需要我们格外重视并加以利用的。

今人马大正、吴丰培先生主编的《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道光朝卷》，冯家昇、程溯洛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辑的《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等现代出版物中，汇集了一般难以见到的清代新疆史料，其中包含一些对和卓叛乱问题研究颇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如《奕山新疆奏稿》、《阿古柏入侵新疆纪略》等，使笔者获益匪浅，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并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尊敬和谢意。

这里顺便指出，以往论者多以道咸间思想家魏源著《圣武记》中关于张格尔之乱的记述作为研究清代新疆和卓叛乱问题的史料之一，特别是以驻扎大臣斌静的“荒淫无耻”作为叛乱起因的说明，更为人们重视，而且引用频率非常之高。实则魏源并未到过新疆，其关于张格尔之乱的相关记述，只是得自传闻或并非完全可靠的资料，因而不〔5〕具有第一手史料的价值，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其二，新疆少数民族文字史料。本书所利用的这类史料主要是已经译成汉文的下述几部私家撰述，包括成书于明末清初的米尔咱·海〔6〕达尔著《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的穆〔7〕罕默德·喀什噶里著《和卓传》，成书于光绪年间的库尔班·阿里〔8〕著《五本历史》，此外还有上文已经提及的成书于光绪年间而不〔9〕明著者姓名和原书名的手抄本《阿古柏入侵新疆纪略》，另有大〔10〕约成书于咸丰年间的手抄本《大霍加传》，以及光绪末年成书〔11〕的毛拉穆萨·赛米拉著《伊米德史》等。这类史料中确有一些汉文史料中所没有的记载，可以补充汉文史料的不足，是从事清代新疆和卓叛乱问题研究中不可不用的。但必须说明，有些书中的大部分内容连篇累牍地宣扬和卓的所谓“奇迹”，属于神话和迷信，是不能作为史料利用的，如《大霍加传》便是这样一部书，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实在微乎其微。而《伊米德史》一书历来被论者所看重，实则即以其书名而言便很成问题，况且其内容本身也并非全然可信，需要进行认〔12〕真的鉴别。除此之外，《拉失德史》、《和卓传》、《五本历史》和《阿古柏入侵新疆纪略》等书中确实存在一些有价值的史料，以下就这几部书略加说明。《拉失德史》，作者米尔咱·海达尔，是察合台蒙古王室的后裔，书中记载了明朝末年及其以前一段时间内新疆地区的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演变历史，对于我们了解伊斯兰教在新疆传播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该书原为波斯文，1895年由英人埃利亚斯译成英文出版，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英文转译成汉文，1983年经王治来先生校注出版，成为考察新疆伊斯兰教发展史的一部重要的史料来源。《和卓传》，作者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是乾隆间喀什噶尔地方的〔13〕维吾尔族作家，属于黑山派和卓信徒，其书写成于乾隆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未久，上距和卓始祖初来南疆的时间较近，其中关于两派和卓为争夺权利而展开血腥斗争等史实的记载，是其他史料中难以见到的，对于我们了解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以前的南疆政治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该书有19世纪下半叶英人罗伯特·沙敖（R.B.Shaw）的英文节译本，并有英人埃利亚斯所作“

导言

其三，外文史料。有关清代乾隆以至道咸年间新疆和卓叛乱问题的外文史料为数有限，笔者所知道并加以利用的，主要是19世纪70年代出版、现在多已译成汉文的下述几部作品，其中有些内容可弥补国内相关史料的不足。〔14〕

英人包罗杰（D.C.Boulger）著《阿古柏伯克传》。该作者虽未亲身到过南疆，但作为一个与和卓后裔及阿古柏同时代之人，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并辅以经由各种渠道收集的材料写成的这部书，是具有第一手史料价值的。其中对清政府在清前期治理南疆的评述，对和卓家族连续作乱给南疆社会所造成的灾难等的记述和评论，应该说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值得我们重视。〔15〕

俄人库罗帕特金著《喀什噶尔》。该作者曾以沙俄军官身份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奉派来南疆与阿古柏伪政权办理所谓边界交涉。该书是一部关于当时中国南疆各方面情况的调查报告，其中除了作者亲眼所见及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以外，包括对和卓家族在内的南疆历史方面之记述多来自传闻，故而并非完全真实可靠，存在某些错误，如该书中关于道光年间“七和卓”之乱的记载便是如此，使用时〔16〕需要注意。但其中也有若干其他史书不曾见及的记载，如有关两派和卓及其信徒在早期未被称为白山派和黑山派，这样的名称是在白山派和卓始祖阿帕克在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支持下夺得南疆统治权之〔17〕后，在与另一派和卓及其信徒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中才出现的，因此该书也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18〕

英人沙敖著《高地鞑靼、叶尔羌、喀什噶尔游记》。该作者沙敖也就是上述《和卓传》一书的英译本译者，此人曾在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上半期两次来南疆搜集情报并与阿古柏伪政权相勾结，是书即为其第一次前来南疆时候的旅行见闻，其中一些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倭里罕之乱和阿古柏窃据南疆时期他们对当地施行暴虐统治的某些具体情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国内相关汉文史料及少数民族史料中的不足。

此外，俄人捷连季耶夫著《征服中亚史》一书也值得重视，因为其中保存有19世纪末中亚费尔干纳地方某苏非教团首领是如何行使“奇迹”以赢得当地普通穆斯林之崇信和拥戴的调查材料，使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对清代新疆和卓之所以在喀什噶尔一带具有较大影响力〔19〕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

注　释

〔1〕南疆地区在清前期通称“回部”、“回疆”，而“西域”则是时人为了修辞古雅，对该地区古代名称之沿用，一般用作书名，如《钦定西域图志》、《西域闻见录》等便是。晚清时期清朝官方文献一般称之“天山南路”或“南八城”，又进一步分为东四城和西四城两个地区。本书多用“南疆地区”这一现代名称，有时亦用“回疆”或“南八城”及“东四城”、“西四城”之名。

〔2〕关于和卓的定义及其由来等问题，详见本书第三章。

〔3〕［英］埃利亚斯:《和卓传·

导言

〔4〕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安瓦尔·巴依图尔:《略论阿帕克和卓》，载《民族研究》，1982（5）；马汝珩:《略论新疆和卓家族势力的兴衰》，载《宁夏社会科学》，1984（2—3）；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家族研究》，见《清史研究集》第7辑，1990；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潘志平:《浩罕国与西域政治》，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5〕关于斌静的事情及张格尔之乱的起因问题，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6〕米尔咱·马黑麻·海达尔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7〕穆罕默德·萨迪克·喀什噶里著，陈俊谋、钟美珠译：《和卓传》，见《民族史译文集》第8辑。

〔8〕库尔班·阿里：《五本历史》（又作《东方五史》），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汉译油印本，1962。

〔9〕阙名：《阿古柏入侵新疆纪略》，见《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6辑，1981。

〔10〕阙名：《大霍加传》，见《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2辑，1986。

〔11〕毛拉穆萨·赛米拉：《伊米德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原文为维吾尔文，有汉译油印本。

〔12〕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第二节。

〔13〕有关白山派、黑山派之事，请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14〕［英］包罗杰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阿古柏伯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15〕［俄］库罗帕特金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喀什噶尔》，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6〕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二节。

〔17〕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

〔18〕［英］罗伯特·沙敖：《高地鞑靼、叶尔羌、喀什噶尔游记》（中译本名为《一个英国“商人”的冒险：从克什米尔到叶尔羌》，王欣等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19〕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一章清代新疆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创始于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唐代便已传入我国，最初只是在东南沿海之通商口岸如福建泉州等处出现，信奉者也只限于当时来华的阿拉伯商人及其家属；元朝时蒙古人西征东返，从中亚和西亚带来一些被称为色目人的伊斯兰教徒，遍布内地各省，以云南和西北地区较为集中，是为该宗教传入我国的主要时期，也是我国内地回族开始形成的时期。新疆地区的情况与内地略有不同，由于地理上邻近中亚之故，南疆喀什噶尔一带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伊斯兰教传入的历史过程。

新疆地区的居民在历史上曾经信奉过萨满教、祆教、摩尼教和景教等各种宗教，其中尤以佛教影响广泛，规模宏大，这在东晋高僧法显的《佛国记》和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史书中都有明确记载，至今散布于南北疆各地的佛教遗迹也是确凿的证据。虽然自10世纪下半叶的北宋时期开始，伊斯兰教从中亚传入南疆，但其取代佛教成为当地居民普遍信仰的宗教，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15世纪初的明朝永乐年间，哈密、吐鲁番地区仍有佛教寺庙存在，直到明代中叶以后，南疆地区才最终完成其伊斯兰化过程。

清朝乾隆年间继汉唐之后重新把南北疆直接置于中央政府管理之下，同时也面临着一个与当地宗教势力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南疆地区当时有一个民间性世袭宗教首领和卓家族，其政治态度对于清朝在当地统治秩序的稳定与否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清政府统一南疆之后不久便发生了以白山派大小和卓为首的反对国家统一的叛乱，此后在道咸年间又多次发生此种由和卓后裔领导的叛乱，每次都有大量白山派信徒参与其中，成为导致清帝国西部边陲长期动荡不宁的一个渊源。为了探明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必须先对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历史有一基本的了解，并对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教派性质问题进行一定的考察与说明，非如此不能对清代新疆和卓叛乱及其他相关的政治问题有全面、深入的认识。第一节　清代以前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

有关伊斯兰教最初传入新疆的具体情况，由于缺乏翔实可靠的史料，还不能确切加以说明，只能依据传说和零星资料作一定的推断。学界一般认为，建立于10至13世纪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包括中亚一带在内的哈拉汗王朝时期，尤其是萨吐克·布格拉汗在位期间的10世纪中叶，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最早时期的可能性最大。虽然此说仍为一种推测，缺少切实可靠的材料作为证据，就是说，在一般看来似成定论的关于10世纪中叶由哈拉汗王朝当政者萨吐克·布格拉汗最早将伊斯兰教引入新疆之说，从严格意义上讲，也是来自传闻故事，并非完〔1〕全可信。但由于此说已为多数学者所采用，故在缺乏可靠材料的情况下，可权将此说作为信史，即以10世纪中叶的哈拉汗王朝作为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新疆的最早时期，是由萨吐克·布格拉汗利用行政权力率其部众全体皈依而开始的。实际上，喀什噶尔也确是伊斯兰教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开始传播的最初之地。

早期的伊斯兰教没有个人传教士，当时该宗教的传播不是依靠个人的说教，而是采取“圣战”的方式来强制推行的，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伊斯兰教的真理不是（或主要不是）理论性真理，而主要是安拉的律法和习俗。因此很明显，它不能通过个人的规劝来传播，〔2〕而只能通过实际征服将要改宗的地方来传播。”这在新疆也不例外，和阗地区的改宗伊斯兰教，就是在哈拉汗朝的长期军事进攻之下完成的。据说，继萨吐克·布格拉汗使喀什噶尔一地实现伊斯兰化之后，他的一个名叫玉素甫·喀迪尔汗（Yusuf Qadr Khan）的后裔，曾以数万大军接连进攻当时其全体居民仍为佛教徒的和阗，后者曾得到同属佛教地区的吐蕃和西州回鹘的援助，双方苦战达二十四年之久，迄今在喀什与和田之间沙漠中的许多麻扎，就是当年阵亡者的坟墓。〔3〕

这场战争的结局是喀什噶尔方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而使和阗这一在5世纪成书的《法显传》（即《佛国记》）中便有记载的佛教文明之地，终于在铁与火的洗礼中被彻底毁灭，随之而来的便是南疆西四城地区的伊斯兰化。

需要说明，喀什噶尔对和阗的这场战争并非单纯的宗教战争，而主要是哈拉汗王朝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使然，宗教不过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而使用的一个旗号罢了。对此，国内有学者作过这样的评述：“这场战争是在‘舍西德’（殉教）的旗帜下进行的。为消灭偶像崇拜的异教徒而献身是通向天国的现实道路的诱人口号，在哈拉汗王朝煽起了极端的宗教狂热。但是必须看到，纯粹的圣洁的宗教口号掩盖着世俗的现实目的，即开疆扩土，攫取财富……（于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这个沙漠地区，以石窟和寺庙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便几乎被扫荡殆〔4〕尽了。”应该说，这一评论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但是，哈拉汗王朝以传教名义向东四城地区进行的武力扩张，却由于高昌回鹘王国的抵抗而在阿克苏与库车之间停止了，未能像对和阗王国那样取得最后的军事胜利。当时以佛教文化为基础的高昌回鹘王国，其统治范围是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南边到库车一带，西南到且末。由于该回鹘王国的阿尔斯兰（“狮子”之意）王对哈拉汗王朝的扩张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致使伊斯兰教势力长期不能越过库车一

〔5〕线。

因此，从10世纪末到14世纪的三百余年间，环绕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各绿洲居民区分别以喀什噶尔和吐鲁番为中心，形成了伊斯兰教和佛教这样两个互相对峙的文化圈。这一格局直到14世纪中叶的时候，才因蒙古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的改宗伊斯兰教而发生变化。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原本是萨满教这一原始宗教的虔诚信徒，但随着横跨欧亚大陆之蒙古帝国的建立，其后裔逐渐成为所辖区域内佛教或伊斯兰教的信徒。14世纪中叶，东察合台汗国吐黑鲁帖木儿汗的改宗伊斯兰教，成为南疆地区伊斯兰教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由此导致整个南疆地区的伊斯兰化。而在此之前，不仅库车以东依旧为佛教文化圈，即使在已被哈拉汗王朝伊斯兰化的西四城地区，还出现过景教等其他宗教，伊斯兰教也没有像后来那样成为唯一的宗教。

先是12世纪初，西迁的哈拉契丹（西辽）灭掉哈拉汗王朝，作为佛教徒的契丹人不支持伊斯兰教在西四城地区的独尊地位，而是采取宗教自由的政策，为景教等宗教进入该地区提供了便利。迨至乃蛮部王子屈出律篡夺西辽政权，改变宗教自由政策，强迫穆斯林放弃伊斯兰教，甚至将和阗的伊玛目阿老丁钉死在他自己建立的伊斯兰教神〔6〕学校的门上。屈出律的倒行逆施，使他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公开〔7〕敌人”，其最终下场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西征军杀死。而蒙古人对于当地也采取了与西辽相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据13世纪后半期路过西四城地区的欧洲旅行家罗布鲁克说，他曾去景教村同村民一〔8〕起高唱“圣母玛利亚之歌”。同时期途经这里的马可·波罗也说过：“在这些地方同时信奉三种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又说，在他访问叶尔羌城时，“那里已经有了天主教主教的府邸”〔9〕

。这些记载表明，在14世纪中叶以前，即便是最先传入伊斯兰教的南疆西四城地区，也没有完全伊斯兰化，其原因在于哈拉汗王朝覆灭后，当地的政权并未掌握在穆斯林手中。

而当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改宗伊斯兰教之后，借助政权的力量，南疆地区伊斯兰化的广度和深度便迅速增大，非但西四城地区不再有其他宗教，且库车以东的佛教地区也都变成伊斯兰教地区。而东察合台汗国吐黑鲁帖木儿汗之所以改宗伊斯兰教，则与苏非派（Sufis）的传教士有密切关系。

苏非派是7世纪末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时期，人们对一些坚持禁欲苦行生活的伊斯兰教虔信者的称呼。苏非（Sufi）一词，原意羊毛，“苏非派”就是以这些苦行者多身穿粗糙羊毛衣而得名。又因为他们注重神秘主义的修炼活动，以至“苏非”便成为伊斯兰教内部神秘主义派别的代名词。苏非派在其形成之初及以后一个时期，由于同传统逊尼派在教义上的某些矛盾，曾被后者视为异端，以至遭受迫害。但自11世纪伊斯兰教思想家安萨里（1058—1111）改革之后，苏非神秘主义被纳入逊尼派信仰的轨道，苏非派便不再是独立于逊尼派之外的一个教派，而主要是逊尼派内部一种由虔信者组成的一个流派，即逊尼派内部的神秘主义修道团体，二者可以和谐相处，相安无事。

13世纪，葱岭以西的中亚一带出现了一些注重个人修炼的民间社团，即苏非教团，成为伊斯兰教个人传教士的起源。上文已指出，早期伊斯兰教没有个人传教士，主要是依靠武力征服的方式，既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同时又达到传播宗教的目的。但自苏非教团出现后，其成员多以个人身份外出传教，首先是到未经伊斯兰化的地方劝说人们皈依该宗教，其次是到已经伊斯兰化的地区宣传该教团的主张，以发展自己的门徒（清代新疆和卓家族便属于这种情况。详见下文）。据认为，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之信奉伊斯兰教，便主要是由这些苏非派个人传教士努力的结果。

俄国学者巴托尔德指出：“无论是在伊斯兰教世界内部或外部，个人宣教活动之出现，总是和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苏非派的出〔10〕现有密切关系。”14世纪中叶劝说东察合台汗王改宗的苏非派传教士是额西丁和卓（又作“热西丁和卓”），其后裔成为库车地方的一个世袭宗教贵族，直到清代同治年间还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

〔11〕力。现据《拉失德史》等相关史料，将此人是如何劝说吐黑鲁帖木儿改宗伊斯兰教一事的始末作如下叙述，以使读者具体了解这件对南疆伊斯兰教发展演变至关重要之事的详细经过。

据说，额西丁和卓之父名叫沙黑·札马鲁丁（又作谢赫·贾拉里丁），是一个在成吉思汗时代从中亚来华的某个苏非教团成员的后裔，其祖上曾先后在蒙古草原和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边缘的一个叫罗布·怯台（Lob Katak，据说“它是吐鲁番与于阗之间的一个城镇”〔12〕）的地方定居。由于沙暴掩埋了这个位于塔里木盆地东边的城镇，札马鲁丁便带领其子额西丁来到了阿克苏。而当时尚未继承汗位的东察合台汗国王子吐黑鲁帖木儿也恰好逗留于此，后者时年十八岁。他们第一次偶然会面的情形是这样的：有一次，札马鲁丁路过某一林地，该王子正在那里拿食物喂他的几只狗，“他怒问沙黑（即谢赫，指札马鲁丁）道：‘是你比狗优越，还是狗比你优越？’沙黑答道：‘如果我信仰真主，当然是我优越；如果我不信仰真主，这条狗就比我优越。’汗听了这句话就走开了”。后来，该王子派人找来札马鲁丁，问道：“一个人要具有什么东西才比狗优越呢？”“沙黑答道：‘信仰。’接着沙黑便向汗解释信仰是什么，以及穆斯林的各种义务。于是汗就在那里痛哭起来，他说：‘如果我一旦做了汗而且具有最高权力，你必须到我这里来，我答应你，我会皈依伊斯兰教的。’然后他备极礼敬把沙黑送走了。”不久之后，札马鲁丁病重不起，临〔13〕终前嘱咐其子额西丁，一定要使吐黑鲁帖木儿皈依伊斯兰教。

后来，额西丁得知吐黑鲁帖木儿登上汗位的消息，便离开阿克苏，来到这位东察合台汗国宫廷所在地“蒙兀儿斯坦”（即阿力麻里，今伊犁地区）。他千方百计试图接近该汗王，皆以警备森严而告失败，便又想出一个办法，即每天清晨在汗的宫帐附近高声唤礼。“一天黎明，这位汗对他的一个随从说：‘这个人有好几天了，总是在这个时候大声呼唤，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于是这个随从就在额西丁呼唤的时候，“一把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拽到汗的面前。汗问他说：‘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每天一大早就来搅扰我睡觉？’他答道：‘有一次你曾答应一个人，说要皈依伊斯兰教，我就是那个人的儿子。’”于是，额西丁就在那天早晨主持了吐黑鲁帖木儿的入教仪式，后者正式成为穆斯林。接着，他们决定，强制属下改宗，“一个一个地会见众王公贵人”，“如果他们拒绝，就把他们当做异教徒和偶像崇拜者杀掉”。此事的最后结局是：“人们大声欢呼，当天有十六万人剪掉长〔14〕发皈依了伊斯兰教。”

以上就是东察合台汗国吐黑鲁帖木儿汗在苏非派传教士额西丁和卓劝说之下改宗伊斯兰教的具体经过。这件事在新疆伊斯兰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的改宗伊斯兰教，才使这一宗教得以借助政权的力量迅速推广，以至不久之后，整个南疆地区便实现了伊斯兰化。

据米尔咱·海达尔记述，吐黑鲁帖木儿汗之后的东察合台汗国在一个统治者马哈麻汗在位的时候，为了使游牧的蒙兀儿人全体皈依伊斯兰教，甚至采取了往拒绝者头部钉钉子的严酷手段来强制推行，即“蒙兀儿人如不缠头巾（Daztar），他们就要用马蹄铁钉钉入这个人的〔15〕头中，这种作法是司空见惯的”。而马哈麻汗之父黑的儿火者汗在位时，还曾发动过对明朝政府的“圣战”，以至将哈密和吐鲁番两地攻下，“强迫当地居民皈依伊斯兰教”，并把被强迫改宗的两地〔16〕居民称为“达尔·伊斯兰（Dar al-Islam）”。

事实上，哈密、吐鲁番一带直到明朝初年即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时候还是佛教地区，永乐初年奉命出使中亚的陈诚在路过吐鲁番〔17〕时见到“居人信佛法，多建佛寺”。但也正是在此前后，信奉了伊斯兰教的东察合台汗王们出于扩张领地、攫取财富的目的，在对异教徒进行“圣战”的名义下，对吐、哈两地连续进行军事征服，继之以行政力量的强制改宗，最终使这一地区也逐渐伊斯兰化。

1420年撒马尔罕的帖木儿王朝派来中国明朝的使臣途经哈密时，看到当地有规模宏大的佛寺及里面的精美壁画与雕像，而在佛寺〔18〕的对面“还有一座宏伟的清真寺”。足见此时哈密、吐鲁番地区还保留有诸多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同时并存。当然，这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再过数十年，即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明代中叶以后，这里的佛教文化便荡然无存了。毋庸讳言，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东察合台汗王们对哈密、吐鲁番等佛教地区所进行的“圣战”，对当地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有学者指出：“近代考古学家在吐鲁番、库车发掘古代寺院遗址时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无数撕得粉碎的古代文献，经过几百年后，已凝结成硬如石块的东西。再有，我们现在看到从地下挖掘的古代文献残卷往往带有明显的焚烧痕迹。这都说明，寺院是专门藏书的处所……这些宝贵的文献被焚烧时，因房屋或墙壁倒塌，未被烧成灰烬的一些残余文献被压在下面，〔19〕才侥幸保存下来。”

综上所述，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前后经历了五百余年之久，其传播方式有武力征服和个人说教两种类型，通过这两种手段最终在明朝中叶使南疆地区全部实现了伊斯兰化。而这一整个过程明显表现为如下三个阶段。从10世纪中叶哈拉汗王朝的萨吐克·布格拉汗最先皈依伊斯兰教开始，到12世纪初哈拉汗王朝被西辽灭亡为止，是该宗教在新疆传播的第一阶段。此期内，喀什噶尔等南疆西四城地区最先实现了伊斯兰化，但在向东北传播时因信奉佛教的高昌回鹘王国之抵抗而中止，于是形成了以阿克苏与库车之间为界线的两大宗教并存时期，亦即形成从12世纪初到14世纪中叶的伊斯兰教在新疆传播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契丹人和蒙古人先后采取了宗教自由政策，不仅让库车以东的佛教文化区继续存在，即使此前已经伊斯兰化了的西四城地区也出现了景教等其他宗教，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陷于低谷状态，而这种状态在14世纪中叶发生了重大改变。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在苏非派传教士劝说下改宗伊斯兰教，使该宗教在新疆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便是从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期的第三阶段。在这最后一个阶段内，伊斯兰教在新疆得到迅速传播并最终完成整个南疆地区的伊斯兰化。应该说，吐黑鲁帖木儿等东察合台汗王利用其手中的军队和行政权力推广伊斯兰教的努力，是该宗教在南疆地区得以普及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吐黑鲁帖木儿改宗这一环节上，苏非派传教士额西丁和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开始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南疆地区的伊斯兰化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了。第二节　清代新疆的伊斯兰教

我们知道，现代新疆伊斯兰教的教派性质属于逊尼派，即属于该宗教中人数最多的所谓正统派；若再进一步区分，现代新疆伊斯兰教则属于逊尼派中的哈乃斐教法学派，这与我国内地回族以及中亚一带的穆斯林是相同的。对此，学术界没有明显的意见分歧。但在清代新疆伊斯兰教的教派问题上，学界却有不同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清前〔20〕期以苏非派居主流地位，晚近以来才转为逊尼派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有清一代的新疆伊斯兰教同现代一样都是逊尼派性质，二〔21〕者一脉相承，其间没有发生过教派转换之事。由于这一问题与清代新疆政治史、宗教史、民族史以及文化史等有一定关系，特别是与以下将要重点研究的和卓家族问题也有密切关系，有必要先对此进行考察，以探明事情的真相，并对清代新疆伊斯兰教的基本情况有一初步了解。

以上指出，伊斯兰教自10世纪中叶以萨吐克·布格拉汗之皈依为契机而传入南疆喀什噶尔一带以后，又在14世纪中叶由苏非派传教士札马鲁丁父子使东察合台汗王吐黑鲁帖木儿改宗，从而完成南疆地区的伊斯兰化。在这一过程中，传入新疆的伊斯兰教都是直接来源于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而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从8、9世纪该地区被〔22〕阿拉伯人征服时起，其教派属性就是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迄今当地的绝大多数人依然如此，故很难想象以此为源头的新疆伊斯兰教在近代以前会有不同的教派属性。日本学者羽田明说，新疆的伊斯兰教自10世纪传入伊始，就是逊尼派性质；又说，清代被称为“缠头回”或“白帽回”的新疆维吾尔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在教义上属于逊尼派哈乃斐学派，这一点已为近代以来的旅行者和研究者所〔23〕公认。而19世纪70年代到过南疆的俄人库罗帕特金也说过，新疆的伊斯兰教从哈拉汗朝时期开始就“采取了吸收纯粹的逊尼派教义〔24〕的明确方针”。意思是说，新疆的伊斯兰教从来就是逊尼派性质的，不曾有过什么大的改变。

另据成书于13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征服者史》记述，西辽末年（13世纪初）篡夺了该汗国政权的乃蛮部王子屈出律迫害南疆西四城地区的穆斯林，强迫后者去信仰“偶像崇拜之宗教”（指佛教或景教），以至在与和阗某一著名的伊玛目辩论争吵中，下令将后者处死。对于这件事，该书作者、伊朗人志费尼在书中评论说“他（指屈出律）逼迫这些地方的居民背叛他们纯洁的哈乃斐（Hanafite）教，皈依肮脏的邪教，并且逼迫他们从引路神光的照耀下转向异端的暗昧荒漠”〔25〕云云。由此足见，新疆伊斯兰教自传入伊始就是逊尼派哈乃斐学派，这与现代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那么，是否在清前期或更早的某个时候，新疆伊斯兰教有过改变教派属性的事实呢？答案是否定的。据19世纪70年代前期到过南疆并作过相关调查的英人贝洛（H.W.Bellew）说，由吐黑鲁帖木儿后裔在16世纪前期建立的叶尔羌汗国之第一代汗王萨德汗（又作赛德汗，1514—1533年在位）就是一个“虔诚的正统派信徒”，他曾经以中亚著名的苏非教团纳克什班迪（Naqshibandi）教团第三代教主阿赫拉尔之孙哈兹拉特·玛哈杜米·努拉（Hazrat Makhdumi Nura）作为〔26〕自己的精神导师，而后者也是一位“哈乃斐派僧侣”。这已是明代中后期的事情，至于清前期的情况，更有直接的原始资料可以证明其不曾改变教派属性的事实。如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官修《西域图志》中就有如下关于18世纪南疆伊斯兰教情况的记述：

回人尊教化之主，以拜为礼，每城设礼拜寺。始生教主曰派噶木巴尔（按：波斯语，天使之意，指穆罕默德），每日对之诵经五次，初次寅时，二次未时，三次申时，四次酉时，五次戌时。拜毕，则宣赞其意，略云：至尊至大，起无初，了无尽，无极、无象，无比、无伦，无形、无影，大造化，天地主。凡有职之人与夫诚心守教化者莫不如是。每七日赴礼拜寺诵经一次，务集四人合诵，不论贫富贵贱皆

〔27〕然。

这是当时南疆社会信仰伊斯兰教情况的实况记录。其中，除了认为每日五次礼拜是向“派噶木巴尔”进行的说法不够准确之外〔28〕，其余内容充分证实，清代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与内地回族的老教（又称“格底目”）在遵守传统教法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即严守逊尼派教法关于礼仪的规定。众所周知，逊尼派穆斯林每日要在寅〔29〕时、未时、申时、酉时和戌时进行礼拜，每七日还要集体进行一次礼拜（即星期五下午的主麻拜）。既然清代南疆之“回人”都遵守这样的宗教礼仪，其逊尼派属性便是无可置疑的。至于引文中的“务集四人合诵”一语，则显然是说每七日的聚礼，至少需要有四个人在一起才行，否则是不行的。这一点也正是逊尼派之一大特征，因〔30〕为什叶派是不重视聚礼（主麻）的。而所说“凡有职之人与夫诚心守教化者莫不如是”和“不论贫富贵贱皆然”这两句话，则表明当时履行日常个人拜功及每七日一次主麻拜者，是包括了当时南疆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们，即上自达官贵人（“有职之人”）下至普通百姓都是如此，更进一步证实当时南疆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属性。

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清代新疆伊斯兰教一直属于逊尼派的事实，是就基本情况而言的，却不排除某些非传统逊尼派现象的存在，这是事物复杂性的表现。比如，上述引文中的“凡有职之人与夫诚心守教化者莫不如是”一语内，即明显含有当地还有不诚心遵守教法者的意思，而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便是清代汉文文献中多处提到的“海兰达尔”。

我们在乾隆年间成书的《回疆志》和《西域闻见录》等书中可以得知，当时南疆社会上有一种叫做“海兰达尔”的人，类似内地民间的巫医、乞丐或卖艺者流，其装束奇特：“以花红毛绳作毛边高尖帽，〔31〕状如月斧……头留三五小辫，赤足。”而且，大凡为传统逊尼派所反对的一些与萨满教相关的活动，如求雨、禳灾及跳神治病等，他们无不参与其中，且起主要作用。尤其是他们的每日礼拜情况与传统逊尼派全然不同，据称：“其居常之乃玛孜则以夜半，所诵之词语，〔32〕回子亦不解矣。”所谓乃玛孜（Namaz），即波斯语礼拜之意，海兰达尔的日常礼拜既在深夜进行，且其口诵之语当地一般人也不理解，可见他们的宗教礼仪与上述绝大多数人所遵守的逊尼派礼仪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应是伊斯兰教苏非派中的“非遵法派”。

如前所述，苏非派在8世纪产生初期及以后一段时间，由于其神秘主义教义和修炼行为，曾被传统逊尼派视为异端，遭受过后者的排斥与打击，但自11世纪伊斯兰教思想家安萨里改革，把苏非神秘主义纳入逊尼派信仰之中，使二者合而为一之后，苏非派就不再是逊尼派之外与之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教派，而是逊尼派内部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并组成了一些具有“合法地位”的修道团体，即各种注重道乘〔33〕修炼的民间社团。各种苏非教团之间没有统一的教义和组织，可以按其对待教法（沙里亚）的态度分为遵法派和非遵法派两大类〔34〕，中亚地区著名的纳克什班迪耶教团属于前者（和卓家族即出自该教团），是入世主义者，而像海兰达尔这类靠乞讨等方式为生，自愿过艰苦生活的修道者则是出世主义者。显而易见，他们在清代南疆社会中只是极少数，不会改变当地多数人所信奉的传统逊尼派属性。

以往有学者根据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回疆志》中关于当地人在“玛杂尔”礼拜的记载，断言当时该地区的伊斯兰教教派属性并非传统的逊尼派，而是喜欢在麻扎举行宗教仪式的苏非派，盖以当时人们〔35〕不是去清真寺礼拜，而是到坟墓礼拜，因此认定与传统逊尼派教规大相径庭。这一看法实属误解。须知，这里所说的“玛杂尔”并非坟墓，而是居民礼拜寺，查《回疆志》中有关记载的原文是：

其祝祭之礼，每大家富户门外俱筑土基，坐西向东，砌建家堂，名之曰玛杂尔，系祷福禳灾，祝告天地及节令……把斋礼拜、叩诵经文之处。凡礼拜时，阿訇带众善聚于彼处，按班立定，向西诵经，叩〔36〕拜良久。

这段记载明确指出，这种“玛杂尔”是建于大家富户门外坐西向东的“家堂”，而非坟墓。须知，玛杂尔（麻扎）一词的阿拉伯语原意是指礼拜之地，传入南疆之后衍生出“圣人的坟墓”之意，近代以来才仅指坟墓。但在清代前期，其原意尚未消失，即主要指礼拜之处，“家堂”既为礼拜之处，故亦名之“玛杂尔”，正如晚清时到过南疆的〔37〕萧雄所说：“玛杂尔者，回语谓庙之祠，不必坟。”因此，《回疆志》中记载的这种被称为“家堂”的“玛杂尔”，绝不是坟墓。而这里所说的家堂，显然就是富家大户的家庭礼拜寺，每日由阿訇率领附近居民在此进行日常乃玛孜。这段记述也正好说明了当时南疆地区伊斯兰教的传统逊尼派属性。

此外，清代南疆地区还存在某些什叶派的习俗，却不能据此认为当时当地的教派属性就是什叶派性质的。如《西域闻见录》中便记载乾隆间南疆有这样一个节日：

是日，“回子赴素所信奉之人坟墓，礼拜唪经，多于颈项、喉间用刀透穿其皮，以布缕穿之，血流遍体，云以其身祭神灵也，谓之乌〔38〕守尔”。

如所知道，680年的一天（伊斯兰教历1月10日），阿里之子侯赛因在与倭马亚王朝的战斗中战死于伊拉克的卡尔巴拉，什叶派穆斯林后来把这一天作为侯赛因的哀悼日加以纪念；在纪念仪式上，许多人往往痛不欲生，甚至有自残行为。清代南疆社会既然也有这样一个习俗，表明清代新疆伊斯兰教确实不是单纯的传统逊尼派属性，还掺杂有某种什叶派的因素，但这不过是因为距离什叶派居统治地位的伊朗（波斯）较近，受到一定影响而已，同样不能改变其逊尼派属性。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人的侯赛因纪念仪式多是在街头游行，而清代南疆居民则是去“素所信奉之人坟墓”，即麻扎近旁“礼拜唪经”。应该说，这种在麻扎举行乌守尔仪式的习俗，不过是什叶派影响与当地麻扎朝拜习俗相结合的产物而已。这里涉及南疆社会迄今仍比较盛行的麻扎朝拜问题。

在南疆民间社会中，无论清代或当今，麻扎朝拜从来都不是苏非派特有的宗教行为，而是同样适用于逊尼派穆斯林的一种普遍现象。有关情况，可从瑞典学者雅林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南疆喀什附近的奥当麻扎看到的这种现象中略见一斑：

在约定俗成的朝圣时间里，喀什噶尔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到这片沙漠中朝拜这些陵墓。他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手里举着系在白杨树杆上的旗帜、横幅和各种各样的布条。朝圣的人们高喊着，唱着歌，赞美他们的圣人，表达对圣人们的敬意……那里有一大堆白杨树干，上面系满了旗帜和布条，估计至少有10米高。我们问人们是如何设法把它们扛到这里来。人们告诉我，来这里的人带上他们所能找到的最长的杨树干，从很远的地方把它们扛到这里来。然后，朝圣者中最灵活的人尽可能高地爬到扫帚形树干堆顶，把新树干拴到旧树干上，这就是倒置的扫帚状树干堆变〔39〕得越来越高的原因。

实际上，这种被视为圣地的挂满旗帜和布条的树干或石块堆积物，不仅南疆有之，蒙古和西藏地区亦有之，蒙古族人谓之“鄂博”（敖包），藏族人称之“嘛尼”，是我国西部地区广泛存在的原始精灵崇拜之遗俗，属于源自萨满教的传统习俗之一，只是在南疆地区采取了与伊斯兰教相结合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应该说，这种现象与当地伊斯兰教的教派属性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道光年间到过南疆的林则徐曾有诗描述当地的朝拜麻扎习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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