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付玲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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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那些事试读：

同为新闻报道，摄影与文字运用的是两种方式，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很难简单地讲孰优孰劣。

搞摄影的人常说，一图胜千言。此话绝非夸大之词。只要看一看中外摄影大师拍摄的经典照片，就会深感文字之苍白、笔墨之多余。然而，图片也有其天生的局限，长于具象而拙于抽象，由此，文字的优势就得以凸显了。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无论文字还是摄影，都是在见证时代的变迁，都是在对历史作真实的记录。区别也许在于，前者是以历史的逻辑解读当下，后者则是把眼前的瞬间变成永恒。

我以为，真正有价值的新闻照片，就在于定格住永恒的瞬间。而真正优秀的摄影记者，就在于拥有发现并捕捉经典画面的能力，这些画面，有着超越时空的力量。

新华社作为新闻报道的国家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新闻大家，让我们这些后来者深感自豪和骄傲。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今天，新华社不仅依然拥有一大批在新闻同行中称得上首屈一指的出色文字记者，而且集中着许多在摄影界享有声誉的优秀摄影记者。这两支队伍，如同雄鹰的两只强有力的翅膀，助推着新华社的新闻报道工作比翼齐飞。

感谢我年届花甲的同事付玲女士，感谢她以饱含真情的笔触、质朴无华的文字、生动有趣的描述，为读者讲述了20多名活跃在新闻采编一线摄影记者的“新华影事”，呈现了他们对新闻摄影事业的执著追求、辛勤付出和无悔情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新华社摄影队伍的风采，也可以说是新华人的风采。

众所周知，新闻记者是高风险职业。对他们而言，大凡一般人需要逃离之处，恰恰是他们需要奔赴的地方，因为职业在驱使，新闻在召唤，这几乎成为每一个记者的本能。

而摄影记者更是如此。他们深知被中外摄影界奉为圭臬的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由新华社摄影记者拍摄的来自地震灾区和国际冲突地区现场的震撼人心的画面——汶川地震中，为被压在废墟下幸存者举着吊瓶的男孩、为遇难女儿梳理辫子的父亲，以及巴格达街头惨烈的爆炸现场……

这就是我的同事。他们充满激情、英勇果敢、机智灵活，为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铭记的历史性瞬间。固然，没有这些画面，历史仍是历史。然而，有了这些画面，历史就被赋予了更为长久的意义。

对摄影记者而言，瞬间就是一切。

而瞬间无法重复。功败垂成就取决于刹那之间，既十分残酷又充满诱惑。这，也许正是新闻摄影的魅力所在吧。

我们为什么要记录历史？

因为历史时常被遗忘。

从这一点出发，新闻记者从事的工作应当被社会所理解和尊重。是他们以崇高的新闻理想、坚定的责任担当和深厚的人文情怀，通过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等方式，见证历史、记录历史、解读历史，进而推动历史的进步。

其中，摄影记者所呈现给历史的，是一个个时代的切片，更是投射在光影之间的情怀。2013年5月9日（作者为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序二摄影记者的眼界

这本图文并茂的《那些年 那些事——新华社摄影记者的故事》由付玲撰文，介绍的人物全部是新华社分社的摄影记者。有的我相熟，大部分人我却不认识，但并不妨碍我读他们的作品，其中有的甚至早已记在心里，闭目难忘。比如陈燮在汶川地震第一现场的《吊瓶男孩》，还比如陶明拍摄的陕西农村学童求学之路必须攀走的《钢丝桥》。再比如觉果，我和他相识在西藏，因为我严重的高原反应，他延误了采访，和另一朋友护送我从纳木错下山。

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许多人心向往之。我至今还记得八十年代自己的作品第一次被新华社作为通稿传播时心绪难平的情景，因为那是一种标准和认可。以后，在新闻场合，凡遇到新华社同行，不敢掉以轻心的我更多了几分敬重和比试的复杂心态。

那次，拍摄跳高运动员朱建华打破世界纪录，我和新华社记者官天一同场。见报以后，人们都说我的比老官的好，他那张“大腿还没过横杆呢”！我好不欣喜。谁知第二年五届全运会，朱建华又一次破了世界纪录，但我的照片却窠臼曾有的经验，因墨守成规而名落孙山。获奖的作品角度别出心裁，作者是新华社的胡越，当时，他把场地证件让给了年轻同事，自己是站在观众席里拍摄的。老胡说：“我要送你一张作纪念，画面里还有你呢！”他是真情，我却尴尬。

更让我无地自容的是，以后一次出差的路上，我和官天一坐在一起，他却主动和我聊起了他拍朱建华的走麦城：“没想到，使用马达，一张跟不上，张张跟不上！”懊悔和自责使他的眼圈都泛红了。看得出，那次的失误让他刻骨铭心。

这事对我触动太大了，我一直为偶然的成功洋洋自得，可获奖无数的老记者却念念不忘自己的一次失误。两种境界的差异，竟在天地之间！

他们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一个道理，成功和失败背后都有必然的缘由，而一个记者的眼界有多宽，摄影的舞台就有多大！

如今的摄影相比胶片时代，技术门槛因相机的进步已降到最低，正因如此，凝固于方寸之间的感动，更得得益于作者的学识和情怀。

因此，付玲写就的这本《那些年 那些事》，主要着墨于摄影作品背后、摄影技巧之外，新华社记者的鲜活故事。

对一般读者来说，也许看发表在媒体上的照片就够了，但对从事此行业的年轻人和立志投身新闻摄影的莘莘学子，能仔细了解作者们为前行踏下的每一步足印，能感受他们为传递新闻所付出的每一次艰辛，能触摸他们内心的激情和跳动的脉搏，更有实际的意义。

感谢付玲，借助她的这本书，读者可以把众人的实践补充进有限的个人经历中，并转换成自己的财富。我想，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2013年5月（本文作者为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著名摄影记者）陈燮：职业本能是这样炼成的陈燮_摄“吊瓶男孩”使他一夜成名

2008年5月，报道中国汶川大地震的新闻中，有一张广为传播的照片“吊瓶男孩”。画面中，召唤救援的“吊瓶男孩”李阳，站在层叠废墟上，高高举着输液吊瓶；李阳脚下，是被压在水泥板下的“夹缝少年”廖波。——救救他！快来救救他！——李阳对着整个世界呼喊着，焦急又充满希望的神情震撼人心！这张照片在震后第二天便登上国内外各大报纸的头版，并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

中国人在灾害和艰难面前相互关爱的情怀，那种虽然焦虑，但又不屈、满含希望的神色，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在纽约、洛杉矶的大街上，人们拿着当天刊登“吊瓶男孩”的报纸，为中国汶川募捐。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就是新华社四川分社摄影记者陈燮。随着“陈燮”这个名字不断出现在报纸、杂志、电视屏幕、互联网上，大家突然发现，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的第一张汶川地震照片，也是陈燮拍的。

2008年5月12日下午，新华社总社摄影部正在新闻大厦九层召开例会。会议开始不久，我突然感到有点眩晕，窗帘左右摇摆，有人开始惊叫“地震……”很快，四川分社摄影记者陈燮的第一张地震照片就传到总社编辑部。陈燮，四川绵竹人，1965年出品。上世纪80年代从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入新华社做“相公”（照相工人）。20多年来，由初级“相公”到高级“相公”，不求上进唯“好色”，两次捡漏中国新闻奖，另捣腾出全国摄影艺术展银奖和尼康“中国瞬间”各一个。汶川地震恰在震区，第一个用图片将这消息告诉世界，于是官方给个劳模，民间封个“时尚先生”，便宜死这娃！近两年开始捣腾图片产业，忽悠东家新华社与成都市联合建设中国摄影博物馆和图片产业园区，双方现已签约。

四川地震了！参加会议的人都震惊了。有人想起唐山大地震的经历：在北京都能有比较明显的震感，在四川的震级……想想，使人不寒而栗。

几乎就在陈燮的照片传到北京的同时，地震就中断了当地的正常通讯。

陈燮传完最早的三张照片，随即和同事前往都江堰，发回了重灾区第一批图片，当晚再转赴北川……他后来向我们描述：开始一两天没有吃过饭，只是拍照、拍照，再就是抽烟、抽烟，也喝点水……后来有点怕了，到处都是废墟，到处是等待救援的伤员，到处是遇难的人，都江堰、北川、聚源中学、北川中学，被垮塌的楼板压住的孩子，在学校的废墟下遇难的学生，一个挨着一个，女孩的长发，求生者的手臂，受了惊吓逃生的小狗，救援战士磨出血的手指，破烂的鞋和不停滴血的脚……

接下来的十几天，陈燮一直在灾区报道，不知道累，不知道饿，不知道困……

那年6月25日，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摄影部举行“责任——以照片感动中国与世界”的研讨会。作为汶川地震时发出第一张照片的新华社记者，陈燮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

他的发言很简单。他说：地震发生的一瞬间，四川分社办公楼开始摇晃，整个大楼在不停的晃动中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我知道这是地震，但是首先想到自己有责任去记录。他承认心中有恐惧，但还是从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取出相机，拍下地震造成的一片狼藉；然后，他迅速跑进楼道，有撤退的意思，却听到有人喊“技术室的柜子都倒了！”陈燮没有多想，转身向楼上的技术室跑去，拍下同事们紧张收拾柜子的混乱场面；走廊又有人喊“人民南路上都是躲地震的人！”闻此音，已经在13楼的陈燮来到走廊尽头的窗口，把镜头对准远处街面的人们；他又很快回到办公室，他打开电脑，冷静地向编辑部发稿……“吊瓶男孩”李阳和“夹缝男孩”廖波。2008年5月13日晨6时许，北川中学。

这不过是职业本能而已——陈燮在发言最后总结说。

那一年，陈燮45岁，他干新闻摄影的“职业本能”，已经磨砺了20年。职业化培训造就转变

陈燮，1987年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他喜欢写作，一心想当新华社记者。但是他毕业那年，新华社四川分社只招一名专职的摄影记者，为了能进新华社，陈燮硬着头皮进了四川分社摄影组。2008年5月12日，新华社向全球发出的第一张反映汶川地震的图片。金沙江水银口的跨江溜索。1996年。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切穿横断山脉，形成无数山高谷深、水势湍急的天险，溜索就是人们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架设起来的交通工具。

陈燮刚进分社时，每天看老记者的剪报，照着比划，心里揣摩，只比葫芦不画瓢。有半年时间，没有领到相机，也无法外出采访。陈燮记得，有一次，分社摄影记者金勖琪把她的相机借给自己，叫他去采访一个当铺开业。陈燮拍了几张，回来发稿，没想到还被评上了摄影部好稿。回来自己总结，他得出一句话：伟大的照片不是摄影者伟大，而是这个瞬间伟大。

这次采访对陈燮很有启发，他对摄影有了新的看法：摄影的记录功能很伟大。一个摄影记者，他能在杂乱纷繁的事物中发现和选择到稍纵即逝的“有价值的瞬间”，用相机留下让所有人能看到、能感受到、甚至是能刻在心里的画面，把历史“原汁原味”记录下来。

但是，要一下子从文字情结转到热爱摄影，也不是件容易事。陈燮入职两三年，一直处在一个想写写文字稿、也拍拍照片的状态。彷徨时刻，分社老摄影记者孙忠靖给他一句四川俗话，算是告诫：扁担没钉钉，两头都滑脱。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专注在一个方面下功夫，到头来两头都会落空。陈燮说：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

上世纪90年代初，新华社进一步加强摄影记者的专业培训，与国际知名摄影机构、媒体、图片社开展各种交流活动。1991年，美国布鲁克斯摄影学院的教授来新华社授课，十几个摄影记者和编辑集中受训一个多月，其中就有陈燮。

当时课程主要讲摄影的表现力，每天观摩、比较大量的照片，让人大开眼界！培训期间，每个星期布置一次作业，基本都是一个很大、很宏观的题目，不仅训练你怎么拍，还训练你的思考能力。有一次布置的题目是“北京交通”，教授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拍，有人拍公交车，有人拍自行车……陈燮拍摄的是修建中的地铁工地。当时用的还是胶片相机，每个人交作业必须是完整的胶卷，之后大家就聚在一起看投影。老师要看记者在拍摄过程中的思考，所以不得剪接。虽然培训已经过去20年了，陈燮的印象还是很深。他在培训中开阔了眼界，增强了摄影表达的能力和信心，并且逐渐在摄影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喜欢上了摄影。

那个时候，摄影界更多注重的是从技术上去表现，怎么用光、怎样构图。陈燮说，有一次，《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应邀来摄影部作专题讲座，他把记者看作时代的记录者，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照片，把照片的审美功能放在其次。类似这样的摄影“圈外人”给陈燮很多启发，因为他们更多地是从社会、人文和现实的角度去理解摄影，考虑摄影的社会功用，也就是说，“圈外人”对摄影记者的要求，首先是拍什么、应该把镜头对准什么。

确实，怎么拍是个技术问题，拍什么才是摄影的本质，才是摄影者的责任。作为新华社记者，要有责任感，要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忆。陈燮认为，新华社摄影记者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行将消亡的东西，要记录历史，留下影像资料；二是关注时代发展的潮流，站在时代前列，记录自身所处的这个时代。

1996年初，陈燮听说一个消息：金沙江上有一条溜索，两边连接的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和云南的巧家县，两岸百姓来往交通、运送牲口，全靠这么一条绳索。溜索是一个即将被淘汰的交通工具，它连结两省，历史价值和形象价值都很高，把它拍摄下来很有意义。前进中的溜箱。金沙江水银口，1996年。

陈燮做了很多案头工作，想清楚拍什么、怎么拍后，就上路了。从成都乘火车到西昌，再从西昌乘公共汽车到布拖县城，还要再步行几十公里。两天后，赶到江边那个叫水银口的地方，时间已是下午。拍摄这组照片用了五天时间，随后陈燮直接到北京总社发稿。组照发了20多张，图片说明约5000字，其中细致描述了溜索的架设、拉溜方式，几位合伙人的经营方式以及他们不尽相同的生活状态。图说最后写道：现代的交通工具分流了他们的顾客，也许在不久后，大山里的人们将不再需要溜索。那时，拉溜这个传统职业也就永远地消失了。

陈燮说：中华民族是在发展进步的，应该让人们看到希望。

这组照片被新华社发给了伽马和西帕两家图片社，还参加了在法国举办的一个新闻图片节。《中国青年报》用这组照片刊出专版；中央电视台看到照片后，通过熟人联系到陈燮，在陈燮的协助下拍摄了纪录片，在东方时空的故事栏目中连续播出四期。拉溜人目送乘客上岸。金沙江水银口，1996年。关注大熊猫引发领悟

作为在四川工作的摄影记者，陈燮拍摄的大熊猫的照片，很有些名气。

我在新华社摄影部工作，日常与分社摄影记者打交道最多。我发现，那些有思想，有创意，想法新颖，技术又好的记者，他们因其自身的兴趣，价值观和身处的地域、社会环境，都会选定自己感兴趣的题材，持久地关注、采访和思考，积累了大量采访素材，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观点，最终成为该领域报道的领跑者。

四川是大熊猫的故乡，拍摄大熊猫的照片，陈燮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以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各种成果为采访主线，陆续记录下许多大熊猫憨态可掬和它们顽皮、聪明的形象；记录下研究中心对大熊猫的研究、了解和人工繁育过程；记录下正在进行的人工繁育大熊猫的野化放归。他第一个用图片向人们介绍科技人员帮助大熊猫提高“性趣”的过程和方法；第一个向世人展示大熊猫交配的全过程……

陈燮说，开始拍摄大熊猫就是因为喜欢，它们特别可爱，又具有形象价值，媒体采用率很高，是一个很好的发稿题材。因常年坚持，不断深入观察、感受，陈燮在与大熊猫接触中，不知不觉融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情，人对动物的关爱之心。为大熊猫幼崽排便。卧龙，2003年。合作互助的“团团”和“圆圆”。卧龙，2006年。

汶川“5·12地震”发生后第十天，已经在灾区熬得疲惫不堪的陈燮，准备开车去卧龙，去看望他拍摄过多次、即将赠送台湾同胞的大熊猫“团团”和“圆圆”。此时，两只大熊猫更使陈燮牵肠挂肚。汽车翻越4000多米高的夹金山和巴郎山，绕道500多公里，途中不时遇到山体垮塌，入夜，车灯照射下，可以清楚地看见大小碎石从山上滚落到公路……经过14个小时充满恐惧的奔波后，他们在深夜冒着大雨赶到了卧龙，四处是垮塌的房屋和遍布的帐篷，通往熊猫园区的大门被山体紧紧封住，“团团”和“圆圆”的住处被巨石掩埋……

大熊猫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黄炎告诉陈燮，地震发生后，工作人员一边疏散游客，一边救助惊恐的大熊猫，等跑到“团团”和“圆圆”的圈舍时，大家的心都凉了：山岩崩落，房倒屋塌，巨石乱七八糟堆砌着，“团团”和“圆圆”都不见了……万幸的是，当天下午六点多，“圆圆”步履蹒跚地出现在她的圈舍旁；五天后，“团团”也自己找回家来了。奇迹啊！人们都很激动！

十天过去了，“团团”和“圆圆”姐弟俩还没有从惊吓中恢复过来，对突发的声音十分敏感。陈燮抓紧时间给它俩拍照时，明显感觉到它俩更加依恋了。那完全是人类的感情，动物对天灾的恐惧与人类一样，在灾害面前，它们与人类一样需要相互依赖、帮助和支持。

持久、深入关注大熊猫研究和保护20年，陈燮有很多领悟：我深知对物种的保护，首先需要对环境、对栖息地的保护，这是保护的根本；大熊猫人工繁育研究的进步，是我们对这个物种认识的深入，是对其保护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很有必要；一名摄影记者，在“形象为王”、日常报道任务繁重的工作特点下，很难在野外拍到大熊猫，报道大熊猫保护只能主要以圈养的大熊猫为拍摄对象，同时带出人类的关心、一个个具体的保护项目和措施及不足、成绩等等；圈养繁育不是目的，目的是保护环境，保护物种；在许多物种因人类活动的挤压而不断消失的今天，不得不说，大熊猫已经是最有幸的一个物种了。正在接受野化训练的熊猫祥祥。卧龙，2003年。2007年2月，首只接受野化训练后实施野放的雄性大熊猫祥祥，在野外生存一年后不幸在与野生大熊猫的争斗中摔死。研究人员总结经验，得出应该优先野放雌性大熊猫的推想。

对于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及变化，亚洲黑熊的境况，川西高原上的黑颈鹤等，陈燮也做过一些记录和报道。他说：还有很多记者在关注其他动物的生存状况，我们一起，共同将这个星球上的物种生存状况介绍给大家，可以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友好，可惜我不能在每一篇有关大熊猫的新闻中都去宣讲一遍我的观点。取与舍

有人说，摄影是光与影的艺术。陈燮则认为，摄影更是取和舍的艺术。拍摄时，纵有大千世界，万水千山，你也只能选取一个片段，这是画面形式上的取舍；而更重要的取舍，是对内容的取舍，这来自摄影者的价值观和判断，来自摄影者对生活和社会的理想，来自摄影者的文化修养。这些因素直接决定着拍摄的内容和关注的方面。一个摄影者，当技术层面的东西基本解决后，高低之分更多在摄影之外的学识、生活厚度以及对人生、社会理想的抱负和个人的使命感。

一张照片，决定其优秀与否的最本质的东西，是画面所具体呈现的瞬间内容。陈燮仍然坚信：伟大的照片不是因为摄影者伟大，而只是摄影者记录下了一个伟大的瞬间，仅此而已。

道，可道，非常道。对一个摄影记者来说，真正的取舍是在相机之外，在图片之外。

新华社摄影部在上世纪90年代发稿分对内、对外，而陈燮长时间拍摄对外稿，很多照片经新华社播发后，国内根本看不到。所以当时拍对外稿的人没有拍国内稿的记者风光，就连被采访者也会问他：“怎么没看见你的照片在哪里登了？”

在2007年之前，陈燮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摄影评奖。四川分社一位领导对他说：你在摄影比赛中没有获过奖，怎么能证明你的水平呢？这句话刺激了陈燮。就在2007年，首次参加国内新闻摄影比赛的陈燮，以一张青藏铁路通车的照片获得中国新闻奖；2009年，他的地震报道再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并入选尼康“2008中国瞬间”。

他说，当年的社会环境比较简单，人没有那么多功利心，只要摄影部编辑认可他的照片，他就满足了。

陈燮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比较散漫，特别喜欢的题材就下功夫去拍，比如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拍摄虽然很辛苦，但过程特别享受、快乐！我更多是满足自己的内心，人活得快乐就好！华丽转身，梦想即将成真

人没有梦想便没有了希望和激情；人最幸福的是拥有梦想并一直为实现梦想而努力！——这是陈燮对我讲的原话，20多年来他一直怀着梦想工作和生活，单纯而阳光。

青年时他梦想成为记者，梦想成为最优秀的摄影记者并一直为之不懈努力，人到中年，这些梦想都已实现。

2010年下半年，陈燮在新华社战略转型中从采访一线退下来，担任分社图片总监，肩负起开拓图片产业化的重担。

已经是奔五的人了，走上新的岗位又产生了新的梦想，一个更大的梦想：在成都建设全产业链的中国图片产业基地，为中外摄影人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乐园！青藏铁路通车，2006年7月1日。

陈燮两年来为之不懈努力，期间恰逢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他的梦想得到新华社和成都市的支持，一个位于成都市主城区内占地200亩，包含中国摄影博物馆、图片产业园区和众多摄影节赛活动内容的基地，即将变为现实。

脑袋转得快，富于联想是陈燮的特点。他告诉我他会永远记住2011年1月6日，那天晚上他在成都宽窄巷子与朋友喝茶时，迸出由新华社和成都市联合建设图片产业基地的想法，这个想法让他兴奋得睡不着觉。之后的3个月中，他不断分析新华社和成都市发展图片产业的优势，构建基地产业内容和各种节赛活动，摄影博物馆的建设，投资来源、营运方式等等。当他认为思考成熟端出自己的想法后，许多人都认为梦虽好但不可能实现，执著的陈燮一直不放弃自己的梦想，不断游说领导，直到等来机会，想法得到成都市和新华社领导的支持。

近两年来，陈燮一直围绕成都图片产业基地不懈努力，起草具体的合作协议、丰富基地产业内容，项目在各方人士的智慧中不断升华，2013年3月26日，合作双方新华社和成都市签约，他的梦想再次成真。樊鸣涛：见证758 溃坝樊鸣涛_摄

樊鸣涛是新华社河南分社一个普通的摄影记者。对记者来说，“普通”的意思再明确不过，就是说，在他的摄影生涯中，不像有的记者那样，拍摄过领袖的风采神姿，或者与英雄美女有过零距离接触；无论在地球之巅，还是在江海之滨，无论是在风掩大旗下昂首挺立，还是在硝烟弥漫的主峰上欢呼雀跃……樊鸣涛都没有过那样的经历。

在新华社工作半个世纪，采访无数，照片上千，樊鸣涛基本没有离开过河南那块土地，甚至没有几幅广为人知的代表作。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摄影记者，当共和国面临一次重大灾难事件时，他被推上前线，站到历史的中心。

1975年8月，因连日特大暴雨，河南省驻马店、周口、舞阳等地的板桥、宿鸭湖、石漫滩等大型水库，以及竹沟、田岗等几十座中小型水库，从7日深夜到8日凌晨，几乎同时溃坝。总共几十亿立方米的水库积水，排山倒海般呼啸着，迅猛地冲向下游地区，刹那间水过地平，一切荡然无存，人或为鱼鳖。驻马店、周口地区的遂平、西平、汝南、平兴、新蔡、漯河、临泉七个县市突遭水淹，城镇进水数米深；河南全省有29个县市受灾，涉及1200万人，毁房680余万间，官方公布的死亡人口超过3万人。京广铁路百多公里的铁轨被洪水狂冲乱拧，糟蹋得如麻花一般，北京到武汉的铁路客货运中断18天，48天后才完全恢复正常通车。樊鸣涛，1933年5月2日生。新华社主任记者，1955～1957年被部队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1958年海军转业经考试进入新华社河南分社任图片编辑、摄影记者。曾任河南省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代表作《王光美泪洒木棉枕》、《日本屠刀下的奇异碑林》等。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七五八溃坝事件”的特大灾难。据估计那次溃坝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人民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按照上面要求，不能公开报道，只做内部报道，当时只有新华社一家新闻单位获准采访。

樊鸣涛受命走进灾区，是当年唯一一个用相机记录下这次灾难的新闻记者。“把我捆紧，别把我甩出去”

据樊鸣涛回忆，1975年8月8日清晨六点，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周民英急促地敲开他的家门，进屋就说：“驻马店的板桥水库昨天夜里出了大问题，淹了好几个县，省委会议开了一夜，急需拍照片向中央反映情况，你马上出发！”

不到八点，樊鸣涛就赶到郑州机场。驻郑州空军的一位参谋告诉樊鸣涛说，专门调了一架直升机供记者使用，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出发。

樊鸣涛登机后，叫机械师用绳子把他固定在机舱门口。他告诉机械师：“一定要捆结实了。我拍照片的时候，你要把绳子拽紧——别我正拍照，飞机一斜，把我给甩出去了。”1975年8月8日，河南西平县城几乎被淹没的某工厂。

直升机起飞了，沿着京广铁路向南飞行，过了许昌，进入驻马店地区，也就是洪水灾区了。只见铁路沿线一片汪洋，所到之处，只能看到露出水面的树梢、稍微高些的铁路路基和拧成麻花的铁轨。直升机从高处飞过，浑黄的水面上泛着白色的泡沫，零零星星漂浮着树木、家具等物。

樊鸣涛趴在直升机的舱门口，向外探着上半身，不顾机身倾斜，不顾螺旋桨卷起的强风，紧张地拍摄着下面的水情。虽说事先叫机械师拽紧自己身上的绳子，但是一旦临近现场，看见灾情，到了用劲的时候，樊鸣涛又开始不断向机械师喊：“松点，再松点……你拉那么紧干嘛？! ”

京广铁路对樊鸣涛来说并不陌生，出差时曾经多次往来，也曾透过车窗欣赏沿路的田野风光。而此时，即使从直升机上看下去，除了远到天边的汪洋，什么都看不到，村庄、城镇、学校、工厂，都被淹没在洪水下面。而且，水面上，铁路路基上，一个人影都看不到。1975年8月，灾后抢修严重损毁的京广干线。

拍着照片，樊鸣涛心里沉甸甸的：“人呢？……怎么不见人呢？”

中午，直升机回到机场。分社来接应樊鸣涛的人就在停机坪等候。就在飞机回机场的过程中，樊鸣涛凭记忆，把每张照片的说明写好。一下飞机，他就把卸下的胶卷交给接应人，那人当时就在郑州机场登机，直飞北京。“我敢说，全国就我一个记者在现场”

从8月8日开始，一连三天航拍、5次起飞，樊鸣涛连家门都没有沾。

三天后，他好不容易抽出点空，给北京总社的编辑部打电话，询问照片情况，还想问问进一步的要求。摄影部的值班编辑说：“任务完成得不错，中央领导说溃坝的情况知道得差不多了，现在亟需了解受灾群众的情况。”

樊鸣涛向空军的机场调度参谋提出要求，要乘直升机降落到有灾民的地方，部队同意了。

直升机到了一个火车站上空，这是遂平县火车站，站台高出地面很多。开始的时候，飞行员用手势示意可以下降，可是临近地面，他却坚决不肯着陆，大概是地面情况不便着陆。樊鸣涛踩着软梯下到地面。

双脚落地后，樊鸣涛看到车站一片狼藉，站台上有一些人，都是赤身露胯，看见有人走来，赶紧往身上裹麦秸。看见受灾百姓如此狼狈，樊鸣涛心里很吃惊，又很痛心。但是他心里警告自己：不能拍。当时在“文革”中，做负面报道是要挨批的。他不敢拍这样的画面。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很难理解那时候的记者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工作的。

车站站台上走过来一个中年人，问樊鸣涛是干嘛的。樊鸣涛大声说：“我是新华社记者，是党中央派来报道灾情的！”

那人一听是党中央派来的新华社记者，激动的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拉着樊鸣涛的手连连摇晃，说：“我是遂平县委常委，七个常委，冲走了六个……”他向樊鸣涛介绍了这个县遭受洪水的情况，很悲观地说：“这个县大概是完了……”

樊鸣涛在遂平火车站拍了一些受灾群众的照片，最后，还胆战心惊地拍下了遂平县火车站正门。拍个车站正门为什么胆战心惊？其实他是想拍门前面那两头死驴，两头驴倒在那里，鼓胀胀的，四条腿上的肉已经全没了……

有人向他诉说，大水冲来，车站只剩下屋顶，水来得很猛，加上下着暴雨，汹涌的水里滚动着许多人，多数人翻腾几下，冒个顶，就不见了……

8月，酷暑热天，洪水灾区那个味儿啊！只能张着嘴呼吸，一闭上嘴喘气就想呕吐……就这样，樊鸣涛在遂平采访了三天，照片拍了不少，一口东西没吃，一口水没喝。到处都是水，可谁也不敢喝一口。

事后，樊鸣涛说，1975年8月11日到13日，对我个人，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也算是一段不寻常的日子：没吃没喝，一分钟都没有合眼，白天晒太阳，夜里地上坐……我不觉得那些照片有多了不起，但是，就在那三天，我敢说，全国就我一个记者在现场。“坐火车头赶路，相机和胶卷就是我的证件”

在遂平县采访了3天，樊鸣涛觉得灾民的照片拍得差不多了，就想着要回分社发稿。

他一个人背着摄影包，裤腿卷到膝盖上，光脚穿着一双软胶凉鞋，沿着铁路线步行了18公里，从遂平县走到了驻马店市。1975年8月11日，直升机将记者送至河南遂平火车站后离开。

在驻马店火车站，救灾指挥部的工作人员看见樊鸣涛，听说新华社记者已经在灾区工作了三天三夜，都很受感动。樊鸣涛说要赶回郑州，好向北京总社发稿，请求指挥部帮忙。指挥部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火车头，两个司机一个司炉，他们对路况很熟悉，但都说火车没法走，铁轨都拧着呢。后来，一听说记者要赶回郑州，要向北京发照片，三个人痛快答应把他送到李辛店，说那里有军用机场。

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头缓缓开动，顺着麻花一样的铁轨慢慢行驶，一路歪歪斜斜到了李辛店。樊鸣涛站在车门旁，突然想起在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列宁乘坐一台火车头从赫尔辛基回到彼得堡的情景。“咱也来了这么一下。”他想。

走出李辛店火车站，樊鸣涛看见路边停着一辆有空军牌照的大轿车，他抬脚就上，坐在第一排座位上。一个自称金干事的军人问他是干什么的，要查他的证件。樊鸣涛又困又饿，说，没带。那人又说，什么证明都行，你拿一张新华社食堂的粮票也算。樊鸣涛“唰”地拉开摄影包的拉链，四周的军人傻眼了：一台禄来，一台徕卡，还有二十多个胶卷。樊鸣涛说：“看看，这就是我的证件：什么人的包里能有这么多照相机？什么人包里能有这么多胶卷？……”一句话把他们给唬住了。“还有，这熬红的眼睛，你们看看。”樊鸣涛翻起眼皮叫军人们看，他说：“三天三夜了，没合眼，也没吃喝……”

汽车一直开到李辛店机场的跑道旁，金干事把樊鸣涛安排到一架去郑州的直升机上。等飞机到了郑州机场，樊鸣涛赶紧给河南分社打电话，让来接人。打完电话，听筒还没放好，他就倒在柜台下面睡着了……

那一天是1975年8月14日，水库溃坝第7天。

1975年，在中原大地上的这场劫难中，樊鸣涛——这位新华社摄影记者最早进入灾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记录了大自然的无情，洪水的肆虐：一片汪洋的灾区，荒凉的村落、被大水冲毁的桥梁、拧成麻花的铁轨；他也拍摄了陆续赶到的救援部队、救灾现场的铁路工人——那时人们手里拿的是铁锨、木棍，抢险现场人拉肩扛，毕竟那是个坚信“人定胜天”的年代。遗憾的是在中国经济极度衰弱的时期，人的生命显得那么渺小、微不足道——以人为本的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信息传播也不够畅通及时，外界很难知晓那次洪灾对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有多大，因而那次灾难远不像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那样牵动和震撼国人。尽管如此，樊鸣涛拍的照片在当时，还是及时向中央提供了灾区的真实情况。“当时规定，记者拍照不署名”

樊鸣涛事后回忆说：“从板桥水库垮坝的8日到10日三天，从郑州到驻马店，我前后飞了五次进行航拍，陆续拍了10多个胶卷，并在飞机上写好照片文字说明。每次飞回郑州着陆，都有分社派来的一位同志接应，即刻乘飞机或火车，把我拍完的胶卷连同写好的文字说明一起转送到总社摄影部。只是按照当时的规定，记者拍摄照片不能署自己的名字，发稿时只写新华社稿。不知道现在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里还能不能找到我拍的那些独家照片。”

其实樊鸣涛也是新华社国内分社中的第一个图片编辑。1958年3月以海军少尉衔转业到地方，被部队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他报考新华社时，主考官是著名摄影理论家蒋齐生。进入新华社后，在总社摄影部实习半年，当时的编辑许必华、刘军、岳国芳负责带他。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后来找他谈话，说：“我们要学习塔斯社（前苏联国家通讯社，编者注），在各省分社也建立摄影部（组）。要在河南建全国第一个分社摄影（组），你就是分社的第一个专职图片编辑。”当年的河南分社还有7个摄影记者、4个暗房工人和1个资料员。

一晃50年过去了，樊鸣涛已是古稀老人了，也是河南分社健在的资格最老的摄影记者。我的工作需要和分社摄影记者密切联系，所以我和他有多年的交情。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什么事到了他嘴里就变得绘声绘色，不管什么时候见，无论诸事顺利还是遇到挫折，他总是嘻嘻哈哈、诙谐幽默。直到他八十高龄，心脏安了一个支架，大腿上接了45公分的动脉血管，左脚锯掉两个脚指头……我在电话里听到的仍然是他爽朗洪亮的声音。他自己说：“我这一生就两个时候最认真：一是拍照片的时候，一是写（图片）说明的时候。”1975年8月13日，记者乘坐的火车头机车过确山后，才能在京广铁路未被损毁的铁轨上正常行驶。文艺青年“颂哥”王颂_摄从部队“文艺青年”到新华社摄影记者

白天，光圈8，快门1/125秒，夏天减少一挡，冬天加一挡。—— 这是35年前王颂笔记本上记录的相机使用指南，是他当时最重要的摄影“宝典”。

1976年，知识青年王颂在农村插队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一支解放军宣传队到王颂插队的农村征兵，浑身充满文艺细胞的王颂做梦都想当兵，眼看着机会到了眼前，他使出浑身解数，吹小号、拉二胡、唱样板戏，又自编自演，朗诵、唱歌，最后“艺术特招”参军，成了一名文艺兵。

王颂到了部队，宣传队每天排练，排练完了就下连队演出。每次演出要留资料，宣传队的领导就叫王颂去新闻科请干事带着相机过来拍。干事拍完后还要冲胶卷，洗照片，就叫着王颂帮忙。渐渐地，王颂对摄影和暗房工作有了兴趣，也学到了一些简单的摄影技法。后来，宣传队下基层演出时，他就借来相机为大家拍照。王颂说，那时他的全部摄影经验，就是笔记本上的那段话。那段话还是从胶卷包装上摘录的。

在部队宣传队两年，王颂练就一套特殊本领，吹、拉、弹、唱样样拿手，有弦能拉，有孔能吹，地方戏、流行歌曲张口就唱，自编自演，一个人一台戏。这套硬功夫，在他以后的摄影记者生涯中，发挥了巨大的优势。尤其是在地方采访，王颂的表演总是最具感染力的，这也使他成为众人娱乐的中心、被采访者瞩目的对象。他最拿手的“列宁在1918”，集流行歌曲与地方戏曲之大成，穿插翻唱，每次都能把在场的人笑翻。王颂，新华社河南分社图片总监，高级记者。生于1956年5月，山东莱州人。1985年开始从事专业新闻摄影报道工作，1991年7月调入新华社河南分社摄影采访室。曾被评为新华社优秀摄影记者、两会报道先进个人、北京奥运会报道先进个人。多幅作品获中国新闻奖铜奖、全国年度好新闻银奖和铜奖、新华社社级好稿。《浅谈晚报新闻摄影》获河南省首届新闻理论年会二等奖，入选第三届中国理论年会论文集。

有一次，王颂与几位记者在陕北采访。早饭时，当地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听说王颂善歌，没有谱也能唱，随手递给他一张菜单，让他唱。人家本意是善意难为，谁知王颂将计就计，表现为盛情难却，拿起菜单就开唱，周围一群听着陕北民歌长大的人当即傻了眼——方知山外有山。

宣传队解散后，王颂被分配到团里的报道组当通讯员，干起了摄影。一台海鸥双镜头照相机，两只碗形闪光灯，一块反光板，这套行头，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也算专业水平了。

王颂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的第一张新闻照片发表在武汉军区《战斗报》的头版，那是在一个基层连队搞“岗位练兵运动”的照片。两年时间，他发了170多张反映部队训练、生活的照片，尽管大多摆布痕迹明显，现在看来，无论内容，还是技术都很幼稚，但那毕竟是他新闻摄影生涯的第一步。

1980年底，王颂从部队复员，分配到郑州市公安局政治部，还是搞摄影。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地方摄影界的老师接触，也有了更多新闻摄影的实践。那段时间，是他对摄影的“痴迷期”。和现在的许多摄影发烧友一样，他一有空就到公园、广场、街头、社区，拍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只要听说有摄影比赛或展览，就千方百计地参加。1985年，他的一张“倒钩救险”的体育照片，获得了河南省年度新闻摄影展览一等奖。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发新闻照片，他渐渐在郑州市的摄影圈里有了知名度，并加入了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河南省摄影家协会。王颂拍摄的这幅《倒钩救险》获得了河南省年度新闻摄影展览一等奖，1985年。

1985年6月，《郑州晚报》社摄影部看中了王颂，委托一位资深摄影记者找王颂谈。当时已是市公安局团委书记的王颂，按同事们的话，是“全局最年轻的中层干部”，却毅然放弃仕途，选择了新闻摄影。

在《郑州晚报》的6年间，王颂先后做过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担任过摄影组长。这是他事业的成长期，对新闻摄影规律的认识、新闻摄影技巧的掌握等都有了明显提高。此间，他获得全国年度好新闻奖一等奖，连续三年获得全省好新闻奖一等奖。业务论文《浅谈晚报新闻摄影》被评为首届河南省新闻摄影理论年会二等奖，并收录进《第三届全国新闻摄影论文集》一书。

上世纪80年代末，王颂隐隐感觉到周围环境的改变，自己事业的发展受到制约。一次，他遇到时任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的赵德润，向他诉说了内心的感受。1991年，赵德润将王颂调到了河南分社，担任摄影记者，那年他34岁。按照新华社当时的规定，新进摄影记者年龄不能超过35岁。王颂说，很庆幸能在这个关口前进入新华社工作。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庆阅兵前夜。位于河南和山东省交界的中原油田是中国重要油田之一。而当地一些农民置法律与自身安全于不顾，用农用塑料薄膜扎成大口袋，擅自打开油区内公路边的油气井开关，偷取油气，抬运回家做生活之用。据统计，中原油田每年因油气被盗损失达2000多万元。这幅《偷盗油气 触目惊心》被评为1997年社级好搞。

进入新华社后，王颂如鱼得水，他对新闻的敏感、应变能力和摄影基本功等综合素质马上凸显出来。在马路边捡新闻

有人说，王颂的新闻敏感源自于他的好奇心和观察力。其实不止于此，王颂好奇，但他更是个有心人。自从入行新闻摄影以来，他一直在努力，锻炼自己提炼新闻主题的能力，从现象中发现新闻要素、亮点，挖掘事实背后的真相。他要求自己伸出去的那只镜头，尽可能要有独特的视角。

1997年，王颂在河南中原油田采访。一天下午，在去一个钻井队的路上，他看到一些当地的农民随便打开路边的油气井开关，往农用塑料薄膜扎成的大口袋内灌液化天然气，然后运回家。他当即让司机停车，拿出相机拍摄。随后，他又顺着这一新闻线索深入采访，了解到中原油田油气被盗，每年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两千万元，发生火灾事故40多起。王颂拍的那张以“偷盗油气，触目惊心”为题的照片，被国内外近百家报刊采用，受到了社总编室的通报表扬，被评为当年的社级好稿。

王颂一直保留着骑自行车的习惯。没有采访任务时，双休日、节假日，他喜欢骑着那辆被妻子“淘汰”下来的自行车，兜里搁着一台卡片式小数码，穿行于城市的街巷之间。正是在路边，他“捡”到一个又一个好新闻。

2005年农历正月初三，王颂骑车路过郑州火车站的一条小街，看到几个民工模样的人蹲在一道墙根下。他心里一动，上前询问，原来，这里是一个自发的劳务市场，从农村来郑州打工的农民弟兄，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只好在此蹲墙根，守株待兔，等着被雇用。郑州是省会城市，每年都有20多万农民进城来找工作，因为劳务市场建设跟不上需求，许多农民进城后，只能靠蹲墙根的办法等机会。王颂想，春节过后，正是农民进城找工作的高峰期，怎么找工作？去哪儿找工作？就成了许多打工者、特别是第一次离家进城的农民面前的难题。因此，为进城务工农民搭建劳务市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已成为当务之急。想到这里，王颂又在几个劳务市场观察了几天，边和等着找工作的农民聊天，边思考照片的主题。一切就绪，他拍摄了一组“农民工找工作何时不再蹲墙根”的专题照片。当时正值两会召开，作为两会报道的配合稿件，这组照片被《新华每日电讯》和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采用，引起了郑州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被写进了政府的文件。很快，在当初农民工“蹲墙根”的附近，建立起一个封闭式的规范的劳务市场，使进城农民求职就业的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2005年夏初，郑州市下了一道“禁令”，禁止农用车进城卖西瓜。一个周日，王颂去菜场买菜，发现路旁有一位瓜农，他把西瓜装在面包车上，向过往的行人叫卖。他当即拍下了这位瓜农在炎炎烈日之下卖瓜的照片。照片拍完，王颂并没有住手，他马上向瓜农打听用面包车卖瓜的初衷，才知道郑州市那道“禁令”，城管人员“围追堵截”，瓜农只得花钱雇能够在城区行驶的小型面包车将瓜运进城，流动销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成本提高了好几倍。这张照片形象、直观地表现了瓜农卖瓜难的问题，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后来，郑州市采取了为进城瓜农搭建临时售瓜点等措施，较好地解决了瓜农售瓜的问题。2006年3月22日，正在中国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到河南省少林寺参观访问。图为普京观看武僧表演后和僧人们合影。（2006年社级好稿）

进新华社以来，王颂一直把新闻摄影作为表现和反映社会的手段。他拍了黑心诊所、二手手机市场、地下赌场、礼品回收店等一大批视觉冲击力强、现场感强的“马路新闻”。由于贴近生活，人物神态自然，内容真实可信。

王颂说，现在国内摄影圈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同行们相互一说起来就是“最近拍到什么大片”、“上哪个国家采访”，好像只有国内外的重大活动、突发事件才能拍出好照片，才能体现摄影记者的价值。他认为，一个称职的新闻摄影记者，除了关键时刻能够冲得上去、拿得下来，更应具备在日常环境下，在平常事物中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素材的本领。更何况关注当地新闻，关注老百姓身边的事，本身就是新华社记者的职责。他就是要把拍摄马路边的新闻，作为培养自己真正把镜头对准基层，对准群众，探索摄影规律，提高影像表现力的一种手段。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

2004年，郑煤集团大平煤矿发生了148人遇难的特大矿难事故。王颂凌晨6点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到事故现场。他想方设法接近事故矿井的井口，拍到了救护队员抬着遇难者遗体走出矿井的照片。这是这场特大矿难事故中，媒体记者唯一拍到的现场抢救过程的照片。

有人会说，新华社记者有特权，可以抵近拍摄，随心所欲地把镜头对准自己想摄取的目标。

这是不懂的人说的轻巧话，或者是懒人的自我解脱。新华社记者固然有机会，但是，机会只会钟情有准备的人。对于没有准备只盼望机会的人，即使你是御用摄影师，特权无边，也只能看着机会从眼前溜走。

2006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专程去河南参观少林寺。少林寺为普京总统准备了精彩的武术表演。当表演结束时，普京总统突然起身，抱起身边一个小和尚，把他托在自己肩上。当时，普京周围有七八个身高在一米八零以上的俄罗斯警卫，所有的摄影记者被拦在圈外。王颂隔着人墙瞥见这精彩的一幕，急中生智，在视线被挡、镜头完全无法伸出去的情况下，将相机高高举过俄罗斯警卫的头顶，估计着普金总统所在位置，在几个警卫目瞪口呆、来不及反应的瞬间，按动了相机的快门。看到这张形象生动、气氛融洽的照片，你不得不佩服王颂灵敏的反应和娴熟的基本功。这张照片先后被国内外400多家媒体采用，被评为2006年新华社社级好稿。

2010年10月12日，中巴篮球热身赛，开赛不到一分钟，就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群殴事件。中国男篮队员朱芳雨在“武斗”时摔倒，距王颂不到两米。机会瞬间即逝，王颂已经来不及换短焦镜头，他将相机对准场内，下意识地连续按动快门，拍下篮球场内上演的“全武行”。随后现场更乱，王颂一边躲避着满场飞舞的矿泉水瓶、火腿肠的袭击，一边抓紧拍摄。任何人，即使你就在现场，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快速反应的能力，场面和机会瞬间消失，你就不可能抓到典型情节。

王颂说，当你走进赛场，真正集中精力去拍摄规定动作照片的时间是有限的，还有大量的时间在干什么呢？等待，等什么呢？如果你是个有心人，只要用心体味，在赛事之外同样能拍到有价值的新闻，甚至是更有新闻价值的照片。其实无论赛场内外，新闻随时都会发生，就看你能否意识到它的存在，能否找准切入点。2010年10月12日当晚，在河南省许昌市进行的中国男篮与巴西男篮的对抗赛中，双方球员发生肢体冲突，巴西队球员随后集体退场。这幅《中巴篮球对抗赛上演“全武行”》被评为2010年社级好稿。

2003年，为响应新华社提出的“一专多能”的口号，王颂主动承担了分社体育报道中文字稿的任务。此后的几年里，他在完成摄影报道的同时，每年发体育文字稿100条以上，其中多数稿件保证了图文在同一时间发出。他自己还总结出了一套体育报道图文互动的工作流程，并对体育比赛的报道有了更深的理解。

王颂认为，体育比赛报道，除了要拍好竞技影像外，要跳出比赛拍比赛，从普通的赛事中、从司空见惯的竞赛场景中寻找新鲜、有趣味、有新闻价值的照片。他说，在关注经典赛事、热门项目、明星大腕的同时，要会逆向思维，冷门项目也有值得关注的地方，甚至也能拍出很好的专题，关键看记者的选取。不待扬鞭自奋蹄

在新华社国内摄影记者中，王颂可算是“大哥大”了。50多岁的人，每天背着十几公斤重的摄影包，行走在采访的路上，重要报道毅然担当，街头巷尾也不懈怠，永远不知疲倦。

1997年10月，黄河小浪底工程大坝合龙。王颂披挂停当，背着相机，冒险爬上大坝旁的一处绝崖，拍下了合龙时壮观的场面。这张照片拍摄角度新颖，现场气氛真实，尤其是整个合龙过程中，典型瞬间的攫取恰到好处，先后被评为当年新华社社级好稿、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和全国好新闻二等奖。

2008年北京奥运会，王颂没有要求在北京采访，而是主动提出去青岛报道奥帆赛。他是唯一获得国家摄影队青岛奥帆赛摄影EP采访证的摄影记者。奥帆赛有6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运动员参加，他一个人要拿下9个级别11个项目的比赛，难度可想而知。

组委会原计划给摄影记者一条船，严格控制人数。王颂想，国外媒体人数多，而且他们更多关注外国运动员。为避免被外国记者牵着走，他主动找组委会申请再派一条船，一是自己可以掌握主动权，二是可以让更多的国内媒体记者有机会乘船拍摄。他最终说服了组委会。其实王颂也多了一个心眼，他回避了自己外语较弱的短板，如果和外媒一条船，沟通起来更麻烦，徒增工作中的不利因素。

比赛期间，王颂每天乘媒体船在海上拍摄，晴天时紫外线强烈，遇到天阴下雨，或者海上风大浪大，海浪、雨水从头浇到脚，雨衣只能用来包裹相机，每天在船上十几个小时穿着湿衣服。为了防止晕船呕吐，他基本不吃中午饭。奥帆赛期间，他发了100多个专题，日均发稿50张，11个项目的金牌无一遗漏。赛事以外，他拍摄青岛街头、广场、运动员、美女……其潇洒，其风光，在他的镜头里应有尽有，真可谓“水天一色，风月无边”。“防火防盗防王颂”

新华社老社长穆青曾经给王颂写过一幅字：工作即爱好，爱好即工作。这句话准确、形象地概述了王颂的工作精神和人生追求。他自己也说，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玩着玩着，把活给干了。”2006年6月18日，在黄河小浪底风景区，观瀑的游客在感受“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意境。小浪底截流成功，摄于1997年。（社级好稿）

近年来，王颂对新闻摄影也有一些深入的思考。他认为，新闻摄影面临着挑战。一是职业危机：现代化音视频技术的发展，给新闻摄影带来冲击，网络技术、手机、户外视频和车载视频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各种视频报道的迅猛崛起，逼得许多新闻单位不得不将发展的重心和资源分配向这些领域倾斜。在奥运会上，许多国外大通讯社和图片社的摄影记者，已经人手一台高清晰便携DV，所拍摄的动态影像，截图的数据，完全可以作为单独的新闻照片使用。2010年1月15日，在建设中的郑州黄河公路铁路两用大桥观看日偏食，别有韵味。

二是信任危机：随着“藏羚羊”、“广场鸽”等新闻照片造假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多的受众对照片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面临危机，不能怨天尤人，只能靠自己，自我救赎。王颂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认为，要在危机下生存，最好的办法是练好自己的“功夫”，坚守自己的信念。

王颂是新华社国内分社参加考核的摄影记者中年龄最大者。在分社，他的工作量惊人，每年发图片稿2000张以上，每天还要签发签约摄影师的图片稿。这样大的工作量，确实很难以想象。他的敬业精神，受到了所有同行的尊重。

在分社，即便是刚入社不久的年轻人，也都称他“颂哥”。大家从不把他当成一个有着30年新闻工作经历的老同志，而是一个与所有年轻人在同一起跑线上拼搏的“同行者”。

王颂是大家公认的点子多、自选动作到位、有想法的摄影记者，加之他扎实的工作风格，编辑部对他十分信任。在一些大型战役报道前期，王颂总会搞出一些不凡的作品，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小专题”。

这些年来，王颂经常出没一些大型摄影活动，不管是到哪个省份或城市，他都不忘用自己手中的照相机，随时拍下有点想法的新闻照片，而这对当地一些摄影记者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刺激”。难怪有些分社摄影记者曾开玩笑地对他说：我们的口号是“防火防盗防王颂”。

其实，王颂是个有底线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抢，什么时候该让。

1996年，当时新华社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缺少有经验的记者，摄影部决定从国内分社调几个摄影记者到北京，拟定的名单上有王颂。能到总社摄影部工作，机会难得，是许多摄影记者梦寐以求的事。可是，当时河南分社也缺人，摄影组几个老同志看好王颂，社长希望他留下。王颂二话不说，爽快答应。多年后我问他，没能来北京工作，后悔吗？王颂说，当初是老赵把我从晚报调到新华社的，人在江湖，情义二字，万万不可忘记。对未来最大的慷慨，就是把所有的都留给现在

王颂近期在做一个以资料照片为主的系列专题：中原文化之民俗大观。

中原地区的民俗文化源远流长，特色鲜明，集中体现在饮食、服饰、日常起居、生产活动、礼仪、信仰、节令、集会等各个方面，是中原地区绚丽多姿的文化记忆，对中国民俗文化乃至民族文化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些年来，王颂拍摄了许多有关河南民俗方面的照片。目前，他已初步拟定了中原民居、中原婚俗、中原古镇、中原社火、中原寻根、中原庙会、中原佛教、中原节令习俗、中原武术文化、中原民间艺术等10个专题。力争将历史资料与现实照片结合，尽快完成全部专题系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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