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海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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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试读：
自序
收入本书的文章，除一两篇例外，都是在2005年到2011年间，也就是我73岁到79岁的时候写成的。
从内容来说，文章大体分成三类：一类可以算是学术论文性质的，主要是对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年来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和反思；第二类是对几部书的评论，和为几部书写的序言；第三类一部分是对学术前辈的缅怀，另一部分是对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
书名采用了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魂牵梦绕的美好理想。几个世纪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呕心沥血，顽强拼搏，甚至无畏、无悔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所以呈现出这样的面貌，是因为我们的民族经历了一次从辉煌到沉沦的痛苦转折，曾经从一个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的文明古国，沦落为一个被人鄙视蔑视，任人蹂躏宰割的几乎亡国灭种的民族和国家。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既不应该忘记，也不应该用轻薄的态度加以对待。最近看到有人发表这样的议论，说什么老是不忘记别人“总是欺侮我们”，成天装得“苦大仇深”，“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过是一种“怨妇心态”；而肯定或者歌颂对强暴的反抗，则是一种“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又打不过人家，“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这不是泼妇是什么？从这里引出的结论是：不能“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看到这些，我突然想起清代人陈宏谋在《从政遗规》中说过：“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难。”我们的先人，面对着列强的侵凌，拍案而起，以身许国，这实在是性命攸关的严肃选择，现在以嘲弄的态度讲几句风凉话是很容易的，在当时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决不是人人都能够轻易做到的。今天我们讲不要忘记被人侵略、被人欺负的历史事实，既不是为了发泄怨气，也不是为了博取同情，更不是为了鼓吹复仇，算历史的旧账，不过是为了尊重历史，让我们不忘曾经经历的民族苦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已。中国近代史确实不仅仅是“反抗的历史”，它还有许多其他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如果列强的侵略和人民的反抗斗争都不应该讲，都无需讲，都不能讲，讲了就是“怨妇心态”和“泼妇心态”，那这样的近代史又将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呢？
进入古稀之年后，朋友见面问得较多的一句话是：“你近来忙点啥呢？”我的回答多半是两个字：“打杂。”这个“打杂”的含义，大致同最近流行的一个网络热词“打酱油”差不多，就是说自己没有什么重任在肩，主要是给别人帮帮忙，做点琐事，类似于打打油盐酱醋之类。有些事情让我去凑凑热闹，敲敲边鼓，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我便欣然从命，起一点摇旗呐喊、站脚助威的作用。有的事情让我去出出主意，发发议论，只要邀请者出于诚意，我也奉命唯谨，去讲几句可供参考或者未必很合时宜的话。就这样，倒也忙忙叨叨，居然“不知老之已至”。这样的“杂事”并不少，但大多是上不了账的，过了一段时间，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也说不清究竟干了些什么。勉强能够记上账的，大概就是收在这书里的几篇或长或短的文字了。还有几篇杂文，则另外编了一本小册子。
编完这部书，恰好是农历除夕，这时离我80岁生日刚刚过去八天。用出一本书来作为自己某个寿辰的纪念，这个办法很多人都乐于采用。例如学术大家梁启超先生，就曾告诉他的朋友林志钧说：“吾年得至六十，当删定生平所为文，使稍稍当意，即以自寿。”（《追忆梁启超》增订本，5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9）不幸梁先生56岁就病逝了，所以这个愿望终于未能实现。不过我在80岁的时候编这本书，却丝毫没有“自寿”的意思，完全是一种巧合。我向来不大关心过生日、过年之类的事情。所谓“天增岁月人增寿”，其实不过是哄人高兴的一句善意的废话。老天爷增不增岁月，对我们普通人实在关系不大；而自己虚度一年光阴，“增寿”一岁，实在说不上有多少值得祝贺的理由。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每增加一岁也就意味着向老年迈进一步。我的不大喜欢过生日，原因就在这里。不过这一回的巧合，我倒是挺高兴的，因为通过编这本文集，乘机对80岁以前这几年的学术生涯作一次盘点，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对于自己的旧作，各人的态度各不相同。鲁迅在《集外集》的序言中说：“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但我对于自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郑板桥在《词钞自序》中则说：“燮年三十至四十，气盛而学勤，阅前作辄欲焚去；至四十五六，便觉得前作好；至五十外，读一过便大得意。可知其心力日浅，学殖日退，忘己丑而信前是，其无成断断矣！”（《千家训》）郑板桥认为能够看出自己“前作”之不足，表明学业有进步，等到只觉得“前作”很好，就说明自己已经“心力日浅，学殖日退”，再不能有新的成就了。在编这本集子的时候，我也想了一想自己对“前作”是个什么态度和心情呢？读一读过去的文章，当然没有“大得意”的感觉，但也确实没有什么后悔之意。过去文章里曾经讲到的一些认识，到现在似乎依然有人在继续思考和争论，比如前面提到的所谓“怨妇心态”、“泼妇心态”的问题，其实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里就所有涉及，当然讲的是另外一番道理。历史是业已逝去的社会生活的记录，是过去了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都无法加以改变。但持有不同历史观的人，对历史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解读。对于学术来说，有不同观点是完全正常的。至于哪一种看法更加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更加客观公正，更加合乎情理，读者心里自然有一杆秤，会作出自己的评判。
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文章汇集成册时，除稍有删节外，基本上未作修改。李光伟同志为核对资料，花了不少心血，在这里谨表谢忱。2012年1月24日初稿，3月31日修改。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
谢谢大家来听这个讲座。我讲的题目是：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实际上是回顾一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着重分析一下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争论和分歧，以及怎样看待这些所谓“热点”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它的重要性反映在胡锦涛同志十七大报告里面的这样两句话。一句话是：“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还有一句话是：“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胡锦涛同志这里讲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一个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一个就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可见，这既是两个历史使命之一，又是必须始终坚持的三个信念之一。
但是我想，如果不把历史搞清楚，如果对这一段历史不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很难对历史使命有深刻认识，也不可能树立自觉的坚定信念，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讲历史。我主要讲四个问题。一、众说纷纭的历史迷雾
第一，民族的沉沦。
我们这个民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著名的汉唐文明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到清代所谓的“康乾盛世”，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总之综合国力在全世界还是名列前茅的。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是“落日的辉煌”，夕阳无限好，只是已经接近黄昏了。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一方面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僵化的、没落的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扼杀了人们的创造精神，阻碍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封建政权没有力量去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另外一方面，英国、美国、法国等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先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挣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实行并且完成了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落在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鸦片战争之后，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加重、加深了中国的落后，使得中国一天天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民族的沉沦从此开始。
对于这样一个从先进转化成落后的过程，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里有这么一段描述。他说：“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的条款，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着猛烈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甚至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富有和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这些事实驳斥了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停滞和颓废的帝国，而更加生机勃勃和更富进取精神的欧洲人可以随时欺侮它。”（179、18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这本书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预言到本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的，所以它决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决不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不必因人废言，不管《大失败》作者写作出发点怎样，这一段描述还是很符合历史实际的。
随着中国的衰落，世界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看法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段时期，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繁荣富强、物产丰富、政治清明，拥有最古老、最优秀的文化，最优雅的艺术，最先进的技术的美好国家。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一度被视为‘样板’的中华帝国产生了轻蔑和敌视的态度，以侮辱和谩骂取代了以前的尊敬和颂扬。贫穷而野蛮，落后而停滞，闭塞而傲慢，道德败坏，极度虚弱。再加上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构成了新的、但显然是否定性的西方人的中国观。”（454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从鸦片战争开始，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日益沉沦的同时，中国人民就开展了顽强的、执著的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苦斗争。一直到党的十五大，我们庄严地宣布，“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基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民族沉沦到民族复兴，中国人民经历了从19世纪到21世纪整整200年的时间。在这200年的时间里，我们民族的经历大概可以概括成3句话12个字：一是多灾多难；二是不屈不挠；三是自立自强。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是客观地、真实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认识我们的民族到底曾经经历了怎样的难以想象的灾难，经历了怎样艰苦卓绝的顽强斗争。
我认为研究这段历史主要是要抓住两个问题，一个是辛酸史，即我们民族经历了怎样的灾难；一个是斗争史，即我们民族经历了什么样的艰苦斗争，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这个领域里存在着许多的混乱。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不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不仅反映在学术界，也反映到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各种日常生活里面。我想思想活跃是好事情，但是其中夹杂着许多错误的观点。这种错误的观点形成了一股思潮，这股思潮又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对青少年影响巨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所以我今天要对这一段历史里面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重要了。
第二，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变。
在介绍我们国家学术界的状况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俄罗斯的情况，这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点借鉴，也加深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2007年6月，俄罗斯召开了一次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专门研讨教科书和学校的历史教育问题，普京参加了会议并且发表了讲话。普京严肃地批评了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造成了社会的思想混乱得像“一锅粥”，教师的头脑里面也是“一锅粥”。他特别批评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他说，过去史学家过于强调苏联历史的污点，造成书刊和教材中有大量的糟粕和泡沫，现在必须剔除这些糟粕，去伪存真。虽然苏联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也曾经有过辉煌显著的成就，苏联历史绝不单单是“肃反”和劳改营。完全否定苏联的历史，说苏联历史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普京还说：“俄罗斯必须抵制国外教师爷的干涉”，“不容许他人以教师爷的身份指挥我们。俄罗斯应加强公民爱国主义教育”。为了扭转历史教育和思想领域的混乱局面，俄罗斯将从改革历史教学和重编历史教科书入手，从青少年抓起，带动全社会珍惜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形成俄罗斯的民族思想。
我觉得俄罗斯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国内的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里面有没有历史虚无主义，有没有媚外思想？有一些问题是不是本来已经很清楚了，现在也弄成“一锅粥”了？
普京为什么对历史问题（包括中学、大学的历史教学）如此敏感，如此重视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接受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对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原因，学术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很多分歧。但是有一点大家基本都承认，就是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切入点首先是从对历史的扭曲开始的。
龚自珍曾说过，“欲灭其国者，必先去其史”。要想颠覆这个国家，首先要重新改造它的历史。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时候，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都是首先篡改历史。一直到今天，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仍然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陈水扁搞“台独”，也首先篡改历史，所谓“去中国化”。大家都知道最近台湾发生的事情，连中正堂的匾也要取掉，蒋氏父子的墓也要迁。周恩来同志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现在围绕着历史问题上的斗争，唯物史观跟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问题。
普京说俄罗斯有按照国外教师爷指挥的情况，中国有没有？我想，中国不但有，而且这个毛病还是很重。在介绍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之前，我再讲一点欧美汉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是怎样看待的，再来看看我们中国的学术界在思想上、学术上的分歧和矛盾。
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教授写过一篇名为《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的文章。他说，当今美国的汉学界，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欧洲的汉学界，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经历了一个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变化的情形。他说，20世纪60、70年代，革命一直是美国汉学界，也是欧洲汉学界历史解释的范式。“不仅近代中国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来书写的，那些并不是直接研究革命问题的著作也是以革命成就为标准，据此来解释、评判其他历史问题的。”尽管当时意见并不一致，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对革命的正面评价：“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的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治，使无权言政的人们得以发言。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
但是德里克教授说，这种看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改变了。“先前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的革命史，现在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写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德里克教授列举了一系列在美国“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有的宣称，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握权力；革命使潜存于中国文化里边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中国革命不仅没有使中国现代化，反而强化了它前现代的状态。
总而言之，他们这些人“或者否定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或者在仍然肯定其中心地位的前提下，把它理解为至少是一场失败和一种中国的发展的障碍”。大家看看这些话，再回顾一下中国学术界这几年对于革命的批评，就会明白原来源头在这里。实际上，上面所说的“范式”变化的情形，几乎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亦步亦趋地得到充分的反映。
第三，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史学领域的表现。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了所谓“告别革命”论。他们说，“如果要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我们的民族患了一种“革命崇拜症”，而“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如果“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所以，“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这种思想在高等学校的学生里面影响巨大。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渗透在对近现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如有的文章说，“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革命很坏，殖民主义很好，“如果没有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流氓价值观”；农民战争杀人如麻、流血成河，“造成对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没有一点积极作用；太平天国是“邪教”，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害国”，辛亥革命更不用说，完完全全是“搞糟了”。
另外一方面，对于在历史上起过消极作用的，甚至起过反动作用（当然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功过都有，不能简单化）的人物高唱赞歌，大肆吹捧。如说鸦片战争时的琦善是“头脑清醒的外交家”；李鸿章是“最伟大的悲剧英雄”；袁世凯是“缔造民国的共和元勋”，是一位前无古人的教育家；慈禧太后是一位文明、高雅的，喜欢法国文化、有政治头脑的“优秀的政治家”，是“真诚地主张进步与革新”的。甚至美化汉奸、歌颂汉奸在一些人那里也成了一种时尚。有人公开发表文章说，汪伪政权并不代表日本人的利益，而是代表沦陷区人民的利益。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情绪化的语言，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最近有一部电影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引起很大争论的《色·戒》。对于《色·戒》这部电影的评价，网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许多网友特别是青年观众，愤怒地批评这部影片是地地道道的“汉奸文艺”。我觉得张爱玲写这部作品不奇怪，李安拍这部作品也不奇怪。问题就是这部电影放映了以后，在中国内地，有一段时间内一片叫好声，这很值得我们深思。中国传媒大学有位叫刘建平的大学生，他针对《色·戒》说了这么一段话：“如果先辈们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被诬蔑而非价值化，如果我们赖以为人处世、立国的民族精神被蚕食，如果我们沉迷于插科打诨的小品式娱乐或者是在肉体横陈的艺术中醉生梦死，这样的全球化对中国来说，就不是文明和进步，而是新的蔑视和奴役。”像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些问题。
那么，在共和国史领域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最近召开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我给大家念两段年会上一些同志的发言。一位同志说：“不能不警惕，一些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还有一位同志说：“由于国史学科的特殊性质，各种反对党的领导、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和思潮，也往往披上国史研究的学术外衣，用貌似客观而实则混淆时空、偷换概念、歪曲事实、以偏赅全等方法，来为他们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制造舆论。人们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几乎没有一个重大事件不被他们攻击和篡改。”
如果把我刚才介绍的这些观点串起来，就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另外一个体系。现在有些人十分热衷的就是要颠覆过去的体系，建造另外一个体系。问题是这个体系到底符合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按照这些观点，中国近现代史就会呈现出另外一副面貌，就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者，甚至汉奸卖国贼都成了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和发展的动力。而革命者、改革者、爱国者，拿起武器斗争的农民们统统成了阻碍现代化、破坏社会生产的捣乱分子。广大人民群众是盲目跟随，被任意愚弄的群盲。
那么，历史的真实面目到底如何呢？二、民族复兴之路的历史考察
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无数的志士仁人、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果把这200年的时间分成两段，那么可以说是前面100年，后面100年。鸦片战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前100年，主要历史内容可以概括成六个字：沉沦、探索、奋斗。
沉沦，就是一步一步地从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灾难越来越深重，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探索，就是我们的先辈探索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我们的民族复兴。奋斗，就是围绕这个探索来实践，来进行斗争，争取中华民族的复兴。
这100年的基调是悲凉的。当时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主要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准备必要的条件。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这个后100年，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00年的时间，主要的历史内容也可以概括成为六个字，就是探索、奋斗、辉煌。首先是探索，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以后的路怎么走，社会主义怎么建设？探索里面有成就、有失败、有挫折，最后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按照十六大的提法，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才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100年，基本上都是为这个做准备。关于民族复兴的内容，十五大报告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它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个任务，前100年主要完成前一个任务，就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100年主要是完成后一个任务，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
民族复兴主要就是做这两件事，主要经过这两个阶段。有利于这两件事的就是对的，就是进步的，就是值得肯定的；不利于这两件事的就是错的，就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就是应该批评的。这个标准很清楚。那么，怎样正确弄清楚这段历史？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清楚。
第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到底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是以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为标志的。那么，如何看待殖民主义的侵略呢？近年来，在应该怎样看待殖民主义侵略的问题上，存在着很明显的分歧。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就是殖民主义的侵略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没有西方文明中国就不能进步。有的人发表文章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错误、很大的问题。他们说近代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口诛笔伐的一种感情宣泄上，大大淡化了研究的理性色彩，只是批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研究。
有的人主张要重新评价近代西方殖民征服，认为过去说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这种观点，使得“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不公正了。他说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中国封建的“超稳定系统”，不但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扩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进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如果没有殖民主义推动，东方民族永远不能向现代化前进。所以有一篇文章总结性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所谓近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按照这些观点，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殖民化在世界范围里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事实果真如此么？
殖民主义是什么？殖民主义是有明确的科学概念的，它的内容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军事征服、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占领、奴役、剥削弱小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将其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侵略政策和制度体系。
殖民主义势力统治或者控制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后，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承认不可避免地会向这些地区传播某些资本主义的文明。比如说把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科学技术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毫无疑问，这一点在客观上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过去我们对于这一点没有给予必要的承认、给予必要的分析，应该纠正。正如马克思所说，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回避，也不应该回避。
我们在揭露和批判殖民主义罪恶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它同时带来的某些客观进步的历史作用。但是不能把这些作用无限夸大，说成是主要的东西。如果那样的话，就把主次颠倒了，把本质、非本质的东西颠倒了。因为殖民主义侵略、统治这些地区和国家，主要是为了从这些地区攫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绝不允许这些地区和国家走向现代化，也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话它就无利可图了。它只允许这些地区成为它的经济附庸，而决不容许成为它的竞争对手。
我跟学生讨论的时候，有些学生经常拿香港作为一个例子来反驳，说香港当了这么长时间的殖民地，不是发展得很快吗？这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所以有的人就说了，中国都应该像香港那样成为殖民地，“中国要康乐富强，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不为过”。我认为这个比喻是没有道理的。
香港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它有一系列的主客观条件。是不是只要当了殖民地的国家都能够发展成香港那样子？很显然不是。只要我们稍微把眼光放大一点，看看全世界的情况就会明白。比如印度，当了多少年的殖民地，但是从来没有发展成像香港那样。甚至一直到今天为止，殖民主义的影响在印度还是很严重的。今天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历史上都是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现在还有很多人口处于饥饿状态之下，还有很多十分贫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地方，主要也都是过去的殖民地。殖民统治确实带来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但是如果不看到它带给殖民地国家的剥削、统治、压榨，就完全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怎样看待弱国反抗强国军事侵略的民族战争？
毛泽东曾说：“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曾经欺凌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直到抗日战争以前，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根本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在一些人中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民族战争都是在敌强我弱的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在中国远远落后于列强总体态势下面，像林则徐这样的抵抗派是“不识时务”，“昧于大势”，“狂妄自大”，“虚骄误国”，正是林则徐这些人的强硬态度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他们应该为战争的失败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负责，所以他们是“千古罪人”。而琦善以及后来的李鸿章等主张妥协求和的人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他们能够了解中国和世界的情势，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国家的利益，所以他们是杰出的、头脑清醒的外交家。
他们这样评价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落后一定要挨打，那么反抗也是没有用的。反抗以后仍然失败，失败了以后只能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那就不如不反抗。这个话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中国是落后的，落后了也确实经常打败仗，那还要不要反抗呢？是不是所有的反抗都是错的呢？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来对这个问题做个回答。
1．“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在屡遭外来侵略的悲惨经历中得出的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完全正确。但是上面所说的观点，把落后就要挨打作了一个不恰当的引申，变成了落后只能挨打，两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个积极的命题，它唤醒我们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我们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够在世界上自立，要通过艰苦的努力，尽快摆脱落后的状况，使自己强盛起来，赶上先进，这样才能以平等的姿态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这样才能够改变任人宰割、听人摆布、受尽屈辱的悲惨命运。落后只能挨打，这是一个消极的命题。它宣扬奴隶主义、顺民哲学，涣散人们的斗争意志，鼓吹在强敌当前、横逆袭来的时候，只能够俯首帖耳、逆来顺受，听凭侵略者作威作福，予取予求。
2．这种观点的假设前提是落后的、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反侵略战斗中就一定要失败。问题是这个前提成立不成立？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必定要失败，反抗就是徒劳无益的，就不如不反抗。但是这个假设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不论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是国内战争，弱小的一方战胜表面上力量强大一方的事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那时美国的力量很弱小。如果按照落后不能反抗的观点，那么美国就不能打败英国。而落后的小国海地也赶走了法国殖民者赢得了独立，取得了反殖民主义的胜利。
从我们国家的历史看，如果因为力量对比的悬殊就放弃了斗争，那就没有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胜利了。胡锦涛同志在讲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特别强调：“中国人民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侵略者决不是偶然的。”（《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5-09-0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济实力落后，武器装备、军事装备远比日本要落后，但是中国胜利了，原因就是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非常重要，但是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政治动员、战争谋略等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作为一种历史的评判，当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在被压迫民族头上的时候，去一味地责备为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而拼死抗争的人，这没有一点起码的公平。
3．既然反抗是徒劳的、错误的，那么当侵略者以军舰、大炮兵临城下的时候，弱小民族应该怎么自处呢？
他们开了两张药方。第一张药方是，先不要抵抗，等到整顿军备、充实武力之后再战。我认为这个药方不过是一张废纸，完全是一句空话。因为战争什么时候发动，不是由你决定的。战争什么时候打，找什么借口来打，从来都是由侵略者决定的。侵略者会等到你整顿军备、充实武力之后再来发动战争么？不存在这种可能，所以这样的研究毫无价值。
第二张药方是，应该放弃抵抗，通过让步来换取跟侵略者缔结一个“相对有利的和约”。实际上在近代历史上，像李鸿章等人一直是用这个办法。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都曾经尽心竭力地，幻想通过各种让步来求得各国的调停，来避免战争。但结果还是避免不了，战火还是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因为侵略者欲壑难填，绝不是一点小的让步就可以满足的。相反你一让步，他必然愈加得寸进尺。所以林华国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讲的一个观点，我以为很有道理，他说：“中外战争史里边，被侵略者以顽强抵抗，迫使侵略者降低侵略要求的事例并不少见，以放弃抵抗赢得侵略者让步的事例则闻所未闻。”
4．既然反侵略的民族战争都失败了，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种令人痛心的事实呢？
能不能根据反侵略战争不断失败的事实，得出根本就不应该进行反侵略战争这样的结论呢？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是非，显然是一种过于肤浅，也过于陈旧的历史观点。
事实上，近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失败的。不能说失败了就不起作用，失败了就是错误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80年来，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均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胜利，但是它最后没有改变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人民受压迫的地位，所以也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些运动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都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些历史事件都是中国人民走向新的、更高形式的斗争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奠基石。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也是一样。甲午战争失败了，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空前的耻辱。但是正是这种情况，中华民族掀起了新的觉醒浪潮，爱国主义得到了新的昂扬，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所以恩格斯曾经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不仅甲午战争是这样，义和团运动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一个落后的、反动的运动。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反对西方文明，既然西方文明比中国的封建文化先进，那么，反对西方文明就是错的。把中外文化冲突这样一个矛盾，不恰当地变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当时学习西方，接受西方的资产阶级文明，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要前进，不可避免地要学习西方，但是这个问题不能决定一切。当时决定一切的是要争取民族独立。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和清朝政府的血腥镇压下也失败了。说老实话，以原始的思想和原始的武器去反抗侵略，是不可能胜利的，所以当时无数的老百姓悲惨地倒在血泊中。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但是，是不是说义和团的斗争就毫无意义呢？义和团运动确确实实是起了一个阻止外国瓜分中国的作用。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曾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义和团》，第3册，86、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赫德比瓦德西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一些。赫德说，“这是一个纯粹爱国主义的启发自愿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经掌握了群众的想象力，它将会像野火一样烧遍全国”，“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146、1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他的眼光是很敏锐的，他作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正确的预言，就是2000年的中国确实跟1900年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了。
第三，怎么看待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
1．革命同现代化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
我不赞同用“现代化史观”来替代“革命史观”的这个提法。并不是不可以或不应该从现代化的角度去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但是所谓用“现代化史观”替代“革命史观”则是错误的。实际上，所谓“革命史观”也是造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历史观叫做革命史观，我们只信奉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去研究革命，也用唯物史观去研究现代化。“革命史观”有人有意把它夸大了。过去我们过于强调政治，相对忽视了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等。这种简单化的思想方法应该改变。如果用唯物史观去研究革命，也用唯物史观去研究现代化，就会发现这两者是统一的。革命是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是近代史的最强音，而现代化实际上是中国人民200年的不懈追求，所以这两者是统一的。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汉学家们的主流意识是以肯定的态度看待中国革命的，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否定了。但是比较权威的学者，如费正清，他写了一本书叫《观察中国》。他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且激发了20世纪的中国革命。他说，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国人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懂得中国的历史。
所以，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其实革命是为现代化创造条件、开辟道路的。要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不革命行吗？帝国主义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吗？要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不革命行吗？就要进行革命。但这个革命是为中国的富强、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前提的。从另一方面说，现代化也为革命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说实话，没有一定的现代化的发展，革命也不能发生。辛亥革命主要是一些留学生发动的，如果没有最初现代化的前进，哪里来的留学生？可以说，革命的思想观念、队伍组成、物质基础、社会条件，都是由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发展创造的条件。而反过来，正是革命，又为现代化的大步前进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人民民主，也不能实现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现代意义的革命也无从发生，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所以，二者之间不是矛盾的关系，不是一个否定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革命与现代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息息相关又不能分离，各有自己的特定内容，不能相互替代。二者有先后、主次之分。在当时的环境下，首先要革命才能够谈得上现代化。在人民没有任何权力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孙中山从懂事时候起就革命，一直到逝世都在革命。孙中山不喜欢现代化么？孙中山非常热切地希望中国现代化。他自己交出了临时大总统的权力以后，提出了一个要求，作铁路督办。他计划用十年时间修20万公里铁路。不是常说“若要富，先修路”吗？要走向现代化，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但是孙中山的铁路能够修得下去吗？袁世凯称皇帝以后，孙中山怎么办？难道你称你的皇帝，我搞我的现代化？那前面革命的流血牺牲全都白费了。他就起来反对帝制，袁世凯就通缉他，孙中山只能流亡，20万公里铁路也就成为泡影。因为他没有政治条件、政治权力、政治环境，现代化也就必然搞不下去了。
2．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不管赞成也好，反对也罢，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这个事实并不因人们的喜欢或者厌恶而有所改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才代替了革命，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革命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客观的历史运动，它不是少数人人为鼓吹、制造的结果，也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产物，这是一种适应社会需要的理性选择。革命不是少数人一呼，大家就跟着革命了，就“崇拜革命”了。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段话：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荡，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所以人们就不得不起来革命。
现在很多人都抽象地讨论历史问题。我经常碰到参加会议的人讨论和平好还是战争好，革命好还是改良好。抽象地提出问题，这本身就很荒唐。谁不喜欢和平？这个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如果有人将战争强加到你头上时，你怎么办？所以不能抽象提出问题。在正常情况下，不使用暴力而取得社会进步当然好，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不革命就不能前进的时候，就必须要革命。到这个时候，革命就成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并不是无条件的，并不是任何时候革命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只有必须要通过武装力量解决问题的时候才是。不这样社会就不会前进。
事实上，我们国家所有的革命家，几乎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毛泽东自己都讲过。孙中山曾说过：我本想和平改革，而且我也曾经向李鸿章上书，希望他支持我，但是李鸿章不理我，最后不得不推翻政权，不得不“易之以强迫”。毛泽东也曾经讲过：我先是教小学后来是教中学，从来没有想起过拿起枪杆子来。后来看，不推翻这个反动政权社会就不能前进了，所以我就拿起枪杆子来参加战斗了。很多人在作为一个革命者之前，都是改良主义者，后来都参加革命了。并不是他们生性喜欢犯上作乱，喜欢闹事，无事生非。在那种社会条件下，不打倒当时的政权，社会就无法前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拿起枪杆子来。
3．没有革命就没有工业化
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工业化，这是没错的。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经过革命，能够实现工业化么？毛泽东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辛亥革命90周年的时候，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一位台湾的学者，针对大陆的一些人否定革命的思潮曾说，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对的。他说，过去你们搞革命的时候，就称赞革命；现在你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了，你们就觉得革命都是错的，就否定革命，哪能够数典忘祖？研究历史能够这样吗？过去的革命是起了它的历史作用的，不能说因为今天革命胜利了，搞现代化建设了，所以革命就错了，革命就应该批评了，那我们今天的根就没有了。台湾的学者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实在值得我们大陆的史学家深思。
总之，只有正确理解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才能对近代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有深切的认识，也才能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有准确的把握。三、民族精神是推进民族复兴的巨大精神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怎样看待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我们民族是否能够自尊自强、有没有民族脊梁、是否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
有一段时期，一些人在学术界散布了很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特别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曾经泛滥过一阵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极力地诋毁和丑化我们的民族，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当时的报纸上充斥着形容和描写我们民族“丑陋”、“愚昧”的文章。有的说，中国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国家，积淀在我们民族血管里的只是“奴性”；缺乏创造力，安于现状，畏怯斗争，逃避现实，“成为整个民族的人格”；也有的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堆糟粕、一堆垃圾，这种“千年不死的劣根”早就应该“后继无人”了，应该“整体地打破和全面否定”；有的人直截了当地公开表示对爱国主义的轻蔑，宣称“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肖子孙，而且以此为荣”。这一套胡说是对历史真实的严重背离。
在现实生活里，历史虚无主义只能起到涣散斗志、搅乱人心、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动摇打击民族自信心的消极作用。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会存在一些消极的、错误的思想或者陋习。其中最坏的一种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就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自己糟践自己，因为这是最没有出息的，最没有骨气的，也是最没有希望的一种思想观念，一种精神状态。一个民族如果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对自己这么看的，那就糟糕了。
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泽民文选》，第2卷，2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对于综合国力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一个过程。我国跟其他国家的竞争主要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十六大报告中说，“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所以我们要提高忧患意识。如果我们综合国力不进步，我们就要被人家甩在后边，我们就要退步，就会丧失自己的国际地位。
综合国力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想得比较简单，认为就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后来把科技也算作综合国力的一个部分。到了1998年抗洪救灾以后，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要把民族精神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综合国力里不仅有物质力量，还有精神力量。到了十六大，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文化也说成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里边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这个认识是一步一步往前进步，从单纯的物质力量扩展到精神领域里边，把精神力量也视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外国人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看法，往往要比我们自己高很多。比如尼克松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前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将来发展起来是不可限量的。前两年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美国某大学的一位美籍华人终身教授，他说来中国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对中国的评价，外国人最高，美籍华人次之，中国人自己最低，他让我解释一下原因。我说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外国人是远远地看中国，他看不到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间经过了多少困难，付出多大的牺牲，存在着多少矛盾，现在还存在着多少消极现象。他们更多的只是看到了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所以他们的评价很高；美籍华人跟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我们民族复兴过程中间的困难以及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一些了解，所以他们的评价稍微低一点；在国内，我们身处庐山之中，我们不仅是看到我们自身的进步，切身感受到我们的变化，同时也感受到为了取得这些变化，我们付出了何等代价，经历了多少困难，以及仍然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自己的评价相对来讲不是那么高。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自己要有自信，对于自己要有一种自尊心、自信心，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带了一份材料，给各位简单地念几段。现在一些国家的历史教科书里边，如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教科书中对于中国的评价，我觉得有不少是积极的、给予应有的肯定的。比如俄罗斯大学前教育10年级和11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世界文明史》里边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她历经数千年仍然完好地保持了文化传播的延续性，这真是个奇迹”。它还说，“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古代文明都曾因为宗教、社会或政治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而发生大的断裂，但中华文明是一个例外”。“古代中国在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总是在本民族理想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出路，她从不盲目地吸收外来经验”，“因此得以孕育出其一脉相承的独特的文化”。“中国人追求自我完善，很有责任感，所以中华文明的道德观念非常发达。”德国高中历史教科书《德国通史》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早在公元13世纪，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文化和贸易中心”，“以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及火药发明为首的众多发明对世界历史和科技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德国小学5年级的一个历史课本里边讲，中国的纸的发明比火药的发明“更加具有造福人类的意义”。美国、印度、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也不乏类似的论述。把这些论述同我前面引用过的我们有些同胞所宣扬的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相对照，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也使人感慨良多。
我们弘扬民族精神，既不是赞成复古主义，也不是赞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定要跟这两者划清界限。刚才讲的历史虚无主义，我就很不赞成，这样来理解我们民族就没有前途了，但是同样也不主张复古主义。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一些复古主义思潮的表现，好像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得不得了，一点缺点都没有。几千年间的东西离我们今天毕竟有很大的距离。大家可以看看十七大报告里边有一段话谈到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好。十七大报告中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我以为这就是我们对待中华文明的正确方针和态度。
复古主义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不加分析，统统对之顶礼膜拜，有的甚至把糟粕当精华，结果恰恰是损害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狭隘民族主义闭目塞听，与世隔绝，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本身就是同我们的民族精神相悖，当然也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潮流。我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要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旷野沃土，又要以宽阔胸怀去吸取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这才是一个有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民族应有的健康心态。四、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三个历史性选择
回顾和总结150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有三条最根本性质的经验，也可以说是三个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性选择，那就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导。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第一，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的团结。如果没有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的共同参与和团结一致的顽强拼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是无法想象的。
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团结，需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一个无数关心国家命运的先辈们梦寐以求并为之英勇献身的宏伟大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是全部社会生活给予我们的带有宏观必然性的珍贵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制定了符合客观实际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到斗争第一线，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它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的先进分子，组织得那么严密和广泛，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那么多牺牲，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前进中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形成并坚持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核心，这正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第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征途上的一个伟大的飞跃。
但是，并不是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就万事大吉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还必须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同中国国情、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个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后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二者同邓小平理论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要抛弃或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好地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老祖宗不能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被实践证明了是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那些基本原理，是不能丢的，丢了就丧失根本。正像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但决不是说可以或者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用“本本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字句和个别结论看做现成的灵丹圣药，以为得了它就可以包医百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也一直是我们党思想理论战线上最重要的内容。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辩证统一地看待“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是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足点。
第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具有本质的内在联系。我们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各种各样复兴民族的方案，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除少数例外，他们的学习对象，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他们所追求的，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他们所设计的道路，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归根结底，跳不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圈子。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在当时也是顺乎时代发展潮流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世界上还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发展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社会在前进道路上首先要跨出的步伐。
但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愿望，却不断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这是由国际国内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从近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止和破坏中国社会的前进，是已经由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历史本质真实。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和强化半殖民地的统治，就必须勾结和支持中国的封建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竭力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更加困难重重。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及社会条件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就不能不是异常软弱的，他们没有力量承担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复兴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06页）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社会主义的制度和道路，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但我在这里，也想强调一点，就是人民和历史选择了我们，如果我们不争气，如果我们自己搞不好，人民和历史也会做别的选择，要有这个观念。这个话不太好听，但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共产党忘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不再为大多数人去谋利益了，我们不再为中国的伟大复兴去奋斗了，不再为我们伟大的事业牺牲自己了，我们没有能力克服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了，有一天人民会不选择你，历史会不选择你。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有这样的忧患意识，这是从反面说。从正面说，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到了这个世纪的中期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就可以完成先辈们所追求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90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如果把它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就可以明显地发现，正是五四运动成为许多重大问题的历史转折点。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而民族复兴的目的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属于无产阶级（通过五四运动后不久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战线上主要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斗争，民族复兴的目的则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些变化，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民族命运来说，也以此为契机，基本扭转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向下沉沦的发展趋向，逐步转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向上发展的轨道。
胡锦涛同志5月2日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追求并为之顽强奋斗的宏伟理想。现在，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当此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对于我们、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族的新觉醒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爱国运动。它的直接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解决战争善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悍然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由此引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权、声讨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维护中国民族尊严、捍卫中国国家主权的广泛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很快扩展到工、商及社会各界，人们响亮地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拒签和约”、“誓死力争”等口号，带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性质，促进了爱国主义的新的昂扬，实现了民族精神的新的觉醒。
有人指责五四时期“救亡压倒了启蒙”，以致使运动走上了歧路。意思是说，由于人们沉浸于狂热的爱国激情，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思想启蒙被冲掉了、夭折了。这个批评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救亡”同“启蒙”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如果不是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如果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人们不可能如此急不可待，如此如饥似渴地去了解、去推介各种各样的“学说”和“主义”，形成五四前夕思潮激荡、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不如说正是救亡推动了思想的启蒙。
其实，对当时来说，“救亡”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历史主题。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国家日益贫弱，人民饥寒交迫，社会战乱不已，民族灾难深重。面对这种国家将被瓜分豆剖的危殆状态和令人窒息的黑暗岁月，“救亡”便不能不成为一种时代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的尊严；对内反对依附于帝国主义并出卖国家主权的反动统治阶级，要求改变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推翻造成祖国贫弱、阻碍民族振兴的封建专制制度。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功绩，就是让民族精神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水平。
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现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早已实现，但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任务，仍然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并着力做好的。这是因为，不论在什么时候，民族精神始终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就更加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思想的新解放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文化运动。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经历过几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的高潮。19世纪末叶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当时的维新派以进化论为武器，勇敢地提出要在思想上“冲决网罗”，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呼吁革除积弊，变法维新，这不仅对随之而来的戊戌政治改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动员作用，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又是一次。当时的革命派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再次发起了对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的冲击，呼吁推翻清朝，创立民国。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虽然革命的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但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大大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历史进步的闸门。
较之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前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斗士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扫荡，给了人们的思想以强烈的震撼。
在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和历史作用的讨论中，如何看待当时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斗争，无疑是争论的重要焦点之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位国民党政要就说：“五四运动，纯为一种文化的破坏工作，以致我国固有文化，摧残无余”，“整个的社会，陷于堕落颓废而毫无秩序的状态；整个的民族，日趋衰落灭亡的悲境”，“凡此种种，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遗毒。”（陈立夫：《中国国民党员与新生活运动》，转引自林甘泉主编：《孔子与20世纪中国》，48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近年来，也颇有人宣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化反传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使我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断裂”，导致全民性价值观的混乱和社会失序。
这样的评判，究竟是不是合乎客观的历史实际呢？
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文化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既包含着极为珍贵的思想精华，也存在着应该摒弃的文化糟粕。五四时期，曾经对以孔子开创的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开展过猛烈的批判和斗争。那么，当时的人们这样做，究竟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究竟是出于盲目冲动，还是存在着充足的历史合理性？离开了对历史条件、历史环境的具体分析，就无法对这些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我们不妨来具体看一看当时的情景。
第一，这是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主的客观需要。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这场革命并没有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政权也很快落到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手里。当人们思索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时，逐渐发现，仅仅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还远远不够。如果不经过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深刻批判，大多数国民缺乏必要的民主意识，共和制度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因此，必须要掀起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狂飙，为辛亥革命补上这一课。
恰恰在这时，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为了对抗共和，复辟帝制，掀起了一场尊孔复古的闹剧。他们公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尊孔祀孔令》，恢复辛亥革命后已被废除的小学读经课程。袁世凯亲率百官至文庙三跪九叩，祀孔行礼。在这样的气氛下，各地尊孔组织纷纷成立。以康有为、陈焕章等为首的孔教会更多次呼吁，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在其中的一个请愿书中，他们说：“凡国家有大事则昭告于孔子，有大疑则折衷于孔子。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所由来也。”他们告诫说：如果不这样，“其祸必至于国粹沦亡，国基颠覆，国性消灭，国俗乖，而国且不保矣”（《孔教十年大事》，卷8）。袁世凯死后，继起的军阀官僚及那些封建卫道士们，仍然大力营造尊孔复古的社会舆论和政治氛围。客观现实充分说明，尊孔与反尊孔的争论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无可回避的严重斗争。李大钊明确指出，对于孔子，“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这就把五四时期反尊孔的实质讲得很清楚了。
第二，这是冲决精神枷锁、促进思想解放的客观需要。
五四时期提出的两个口号，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科学。民主是针对专制而言，科学是针对愚昧而言，包括思想的僵化、迷信的盛行、新知识的缺失等。而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正是反动的专制统治，正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上海所感》）中国人身上的迷信、自私、害群等陋习，都是“历代民贼所经营养成者”（《中国地质略论》）。“制礼作乐，尊孔读经”，就是专制统治者对群众实行文化思想上的钳制束缚的工具。鲁迅无情地揭露那些统治阶级的帮闲们，一味地崇奉国粹，热心复古，其实都是“把痈疽当作宝贝”，“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窒息任何一点有生气的思想，使百姓“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灯下漫笔》）。鲁迅悲愤地慨叹：“‘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通讯》）因此，要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廓清蒙昧，启发理智，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打通传播科学知识的道路，就必须挣脱封建精神枷锁，对尊孔思潮进行一次猛烈的扫荡。李大钊说：“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思想解放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破除对孔学的迷信正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第三，这是反对旧礼教、创建新道德的客观需要。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特别关注新的伦理道德的创建，这也是切中时弊的。这是因为旧的礼教，旧的道德，对于个人，则摧残了个性；对于社会，则扼杀了生机。所以，陈独秀把“伦理的觉悟”看做“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要改造社会，首先要实现“伦理之觉悟”，与吃人的旧礼教做彻底的决裂。在上面的文章里，陈独秀指出：“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讲得更加淋漓尽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一九一六年》）变“以己属人”为“推己及人”，变奴隶道德为主人道德，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将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将更加合乎理性，人们将能够真正体现生命的价值。
其实，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激烈批判儒学的同时，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历史价值。陈独秀就明确指出：“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应绝对承认者。”（《对常乃德来信的答复》）他还说：“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甚至还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李大钊也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至于说他们一笔抹杀、一概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更是无稽之谈。我们可以以鲁迅为例。当有人给鲁迅戴上一顶“虚无主义者”的帽子，指责他的笔下只有一片黑暗，几乎否定了一切时，鲁迅回答说：“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这里所说的“并未抹杀一切”，是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早在辛亥革命前夕，他就在一篇文章中明白指出，不能因为古埃及“以迷信亡”，就“举彼上古文明，胥加呵斥”；更不能因为“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并且说，那种因中国暂时的落后而对自己民族的旧物一概否定的“竖子之见”，“按其由来，实在拾外人之余唾”（《破恶声论》）。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还曾鲜明地提出既不要“笃古”、也不要“蔑古”的主张，认为把现代的一切“学术艺文”，统统看做古已有之，“一切新声”，都不过是“绍述古人”，自然是自欺欺人之谈；但用现代的尺度去衡量“往古人文”，“得其差池，因生不满”，甚至“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者”，也并非是历史的态度。（《科学史教篇》）待到他接受了唯物史观之后，对于包括风俗习惯在内的传统文化，更明确提出必须采取辩证的、分析的态度，“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习惯与改革》）。应该说达到了一个认识的新的高度了。
任何一次历史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由于当时许多人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有时看问题的方法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毛病，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因此不免产生一些片面性和简单化的情况。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回避。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当时反对尊孔及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看不到这场斗争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和历史进步作用，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未免模糊甚至扭曲了对于历史本质真实的认识了。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使人们挣脱了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扫清了基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不把为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旧思想旧文化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新民主主义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更不可能有中国人民在争辩和对比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性认识和坚定信仰。道路的新选择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间，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或者为着挽救民族的危亡，或者为着应对政治的危机，都在思索着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经幻想用按人口均分土地的办法，去取代野蛮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以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是，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缺乏真正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农民自己在思想上也无法挣脱皇权主义的束缚。结果，他们轰轰烈烈掀起的运动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惨遭失败。
此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推行的“洋务运动”，虽然通过创建军事工业，兴办民用工业，建工厂，开矿山，筑铁路，以及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在中国走向近代化方面起到了筚路开山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不敢越封建专制主义的雷池一步，同时，他们所办的企业在资金、设备、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又对西方列强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因此，“洋务运动”也就不能不如维新派所批评的那样，因“根本不净”而“百事皆非”。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残酷的现实，不能不促使人们对救国道路作重新的思考。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认识到，学习西方仅仅局限在物质文明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进一步，按照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大胆的改革。他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并在1898年发动了著名的“百日维新”。但这场政治改革仅只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镇压了。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完整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最后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仍然未曾逃脱失败的命运。
毛泽东同志曾经生动地描述过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民探索救国道路的艰难历程：“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威力，也提供了除资本主义以外的另一种即社会主义制度的样板。国内，由于辛亥革命的积极影响，也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初步发展的机会；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也日益壮大起来。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于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中国发展道路的新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历程中一次伟大的飞跃。
五四运动以后，经过30年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新中国前30年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矢志不渝地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不动摇，不倒退，不折腾，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治保证。
辛亥百年的学术对话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走访了清史专家李文海教授，就辛亥革命研究中若干学术问题进行了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记者：人们把一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称作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您能不能先谈一谈这个伟大历史事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李文海：辛亥革命是怎样发生的？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说一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美国发表了一个《白皮书》，把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归结于“西方的影响”。他们说：“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正是西方带来的许多“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才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对于这个，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加以评析，指出用思想来解释革命的发生，其实是唯心史观的老调。
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告别革命”论。鼓吹者说：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在一些人“丧失理性”、“发疯发狂”的“情绪化”的鼓动下，许多人犯了“革命崇拜症”，“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20世纪选择革命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给社会造成了大破坏”。这个观点依然是用思想来解释革命，而且认为革命是少数人鼓动起来的，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陈旧的观点。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说过：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早已过去了。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归之于思想的作用，更不能归之于少数人的煽动，而要从社会物质生活中去找原因，从社会矛盾中找根源。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向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他们一方面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把封建统治阶级变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一方面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疯狂地进行剥削掠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极大危机，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政治动荡，民不聊生。
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是因为，造成近代中国国弱民贫的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寻求民族振兴的出路，就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压迫和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封建主义。辛亥革命就是在上述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如果要用最简洁明确的语言来回答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那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记者：最近出版的一部专门讲辛亥革命的书中，说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是很稳定的，“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发展”，财政大幅度增加，“工商业呈现兴旺景象”，社会治安良好，所以，“革命形势一直都不够成熟”，“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您觉得当时的客观形势是这样吗？
李文海：讲历史，不能凭主观臆想，而要根据客观事实。当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比较信得过的是当时人和当事人的看法和意见。
当时的革命派对国家、民族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险，可以说是披肝沥胆，大声疾呼，描写得淋漓尽致。读一读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及其他一些革命报刊的文章，就很清楚。孙中山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作了这样的描写：中国的外部环境是“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内状况则是“政治不修，纲维败坏”，“鬻爵卖官，公行贿赂”，“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是一幅何等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
也许有人会说，革命派为了宣传目的，难免有意夸大当时形势的危险性和严重性。那么你可以去看看立宪派的言论。立宪派是不主张推翻清王朝的，但他们也认为民族危殆，险象环生，清政权已危如累卵了。有一部书叫《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其中收录了各派政治力量对时势的各种看法，很多意见并不一致，甚至针锋相对，但对形势的分析，我丝毫也没有看到有同你刚才提到的那部书里那样的观点。
我们还可以看看清朝掌握最高统治权力者是怎样说的。慈禧、光绪死后，宣统继位，由载沣任摄政王，载沣成为继慈禧之后掌握清廷最高统治权力的人。革命起来，载沣被迫辞去摄政王，在辞职的奏折中，他用了这样八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政局：“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人心”也好，“国势”也好，都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哪里还有一点“社会稳定”的影子？事实上，辛亥前夕，清朝的一些高中级官员，在私底下或半公开场合，讲清王朝“气数已尽”、“大势已去”、“大厦将倾”，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还可以举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时三位不同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人物，一个孙中山，一个梁启超，一个李鸿章，曾不约而同地把清王朝比喻成一座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只要一遇急风暴雨，就会轰然倒塌。我在一篇题为《“老屋子”的比喻》的杂文里，就讲到这方面的情况。
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看到清王朝确实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苟延残喘，朝不保夕。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记者：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李文海：我觉得，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但还不是正规意义上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二是说，只有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升到了正规的阶段。
事实上，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追求，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辛亥革命以前，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面前，我国广大爱国将士和民众，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不论是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如此。但由于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这些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欺凌与压迫，拿起原始武器，直接对封建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展开武装斗争。鸦片战争后10年发生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辛亥革命前10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太平天国前后坚持了14年之久，占领了广大地区，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给予封建统治秩序以重大打击。义和团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开展的波澜壮阔的斗争，不仅震动了中国而且震撼了世界，他们以自己的爱国壮举有力地抵制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但是，太平天国所追求的绝对平均主义缺乏真正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农民自己在思想上也无法挣脱皇权主义的束缚；义和团凭借笼统排外主义及迷信思想也无力抗拒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更不能识破和摆脱封建统治者的欺骗与愚弄。结果，这两个运动终于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血腥镇压下惨遭失败。
三是戊戌维新派的政治改革运动。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派总结了清王朝推行洋务运动，企图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物质文明所取得的积极成效和失败教训，决心按照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大胆的改革。1898年，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变法，要求革新封建政治，发展经济文化。这个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大提升了国民的民主意识。但这些改革举措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变法活动进行了103天，在慈禧太后的镇压下夭折。
毛泽东同志指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斗争，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后头又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后接着是辛亥革命。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前面提到的辛亥革命前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反对外国压迫和封建制度压迫的斗争。但是，虽然这些斗争都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但总体来说，都还只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因为它们都只是在个别方面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还没有能够提出较为系统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只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才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就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别是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政治理念，这就把民主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记者：前些年有人鼓吹2008年是“中国宪政百周年”，因为1908年清廷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认为从此开启了民主宪政的历史。对此您怎么看呢？
李文海：是的，前几年确实有人闹过一阵。他们写文章说：“中国人得到自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我们九十年代做的工作，我看了一下，大体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他们说的“九十年代”，是指20世纪的9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观点当然是很荒唐的。其错误，首先是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业”，光绪、宣统搞的所谓“宪政”，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永远维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钦定宪法大纲》的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是“君主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也就是说，这个《宪法大纲》首先维护的是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即独裁政权。独裁同民主正好是相对立的两极，二者冰炭不容，针锋相对。坚持独裁，必然扼杀民主；争取民主，必然要推翻专制统治。说中国人民从那个时候起得到了自由民主，实在有点像天方夜谭。我们现在搞的事业，从政治方面说，不论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好，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好，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就像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事业”，怎么可能是一种相互继承的关系呢？恰恰相反，不否定专制独裁，就不可能有人民民主。不破除旧的制度，就不能开辟新路。如果我们在一百年前不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独裁统治，而是一直沿着光绪、宣统的老路走下去，绝对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境地。这一点，只要不抱偏见，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
记者：“告别革命”论强调“革命只起破坏性的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应该怎样来看待破坏和建设的关系呢？
李文海：这其实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还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改良派就指责革命派只热衷于破坏而无意于建设。对于这种指责，革命派反复说明，他们对于旧制度和旧秩序的破坏，正是为大规模的建设厘清地基，扫除障碍。邹容在《革命军》中说：“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孙中山后来也曾反复讲过：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革命正是为了建设，“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只有推翻了腐朽政权之后，才可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的确，革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既然民族独立地位丧失，国家主权备受侵凌，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既然封建专制政治的统治，剥夺了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成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大障壁，志士仁人们便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去。从现象上看，辛亥革命似乎只是或主要是一种政治行动，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却特意提醒人们，要从政治表象的背后看到经济的目标和推动力。孙中山说：“毫无疑义，最近时期中国的革命运动具有单纯的政治性质，而不是经济的性质。但是它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所以，把辛亥革命同中国的现代化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记者：党的十五大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概括成一句话：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请问，这种进步作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李文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场革命没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被军阀混战所代替。就这个意义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辛亥革命虽然是一个失败了的革命，但却有着十分伟大的意义。它的历史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这种为进步打开闸门的历史作用究竟怎样体现出来呢？概括地说，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几个方面来谈。
从政治上说，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政治上、思想上的大解放。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被推翻，其意义并不仅仅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它在两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观念作了根本性的颠覆。一是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被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一个根本颠倒。二是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早在同盟会时期，革命派就提出“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共理之”；在制订《临时约法》时，孙中山特地要求加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内容。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又一个根本颠倒。这两条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至少在法律上、人们的观念上得到了认可，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这对后来的政治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十分深远的。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形式的反动专制统治都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追根溯源，不能不说同上面提到的政治观念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辛亥革命后，政权虽然落到了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却并没有完全丧失，它不仅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同时也促进了人们民主意识的极大提高，迈出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经济上说，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们，始终把国家富强和民生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期内“迎头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振兴实业，成立了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使当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民国初年，现代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都大大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就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说，辛亥革命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及生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革命活动本身就是对许多陈腐的旧观念的巨大中击和涤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大力革除封建陋习，提倡社会新风。如废除对官吏的跪拜礼，禁称“大人”、“老爷”；废止奴婢，解放“贱民”；男子剪辫，女子放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以及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等。这些措施，使社会一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也对改变社会风气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在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时，不能忽略了它在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方面的积极贡献。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派曾提出过“反满”的口号，这个口号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实质还是反对以满族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独裁政权，而不是反对满族这个民族。等到清王朝一旦覆亡后，革命派就立即高举民族平等的大旗，强调消除民族畛域，促进民族和睦。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另外的文件中，孙中山还强调只有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才能“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这些认识和举措，是以往历代封建政权所从未有过的，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记者：今年既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以后十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历史联系呢？
李文海：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毛泽东明确地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看做“共产党的前身”，这既科学地揭示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同中国共产党产生之间的历史联系，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进步作用。
可以这样说：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准备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有一部分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甚至在同盟会时期就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有一部分是受到辛亥革命重大影响的，就这个意义说，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并公开声称，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国共产党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又继承又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记者：最后，能不能请您讲一讲辛亥革命在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中的历史地位？
李文海：综观我国进入20世纪一直到现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正确认识近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是要正确认识这三次历史性巨变之间的历史联系和辩证关系。没有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也就谈不上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可能有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历史的发展就像长江大河之运行，川流不息，奔腾向前，前后承续，无法切断。又如登临崇山峻岭，必须由卑及高，拾级而上，每一个台阶都是通往顶峰的必经阶梯。看到过去的贡献而无视现实的超越，或者以今天达到的水准去嘲弄昨日之幼稚，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目。这两个赓续相连的重大历史事件，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从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历史启示呢？一、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次运动虽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却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篇章。辛亥革命怎样为中国的进步打开闸门，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毛泽东明确地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看做“共产党的前身”，这既科学地揭示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同中国共产党产生之间的历史联系，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进步作用。辛亥革命是怎样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客观条件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作具体的论述。
首先，辛亥革命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辛亥革命解放了为封建专制统治所禁锢的近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孙中山宣称：“现在民国大局已定，亟当振兴实业，改良商货，方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孙中山全集》，第2卷，1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黄兴也指出：“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黄兴集》，2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实业部，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工商业的章程和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大力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据当时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8年间，全国共设厂6393家，而民国建立后，3年内建厂3669家，年设厂率大大超过了晚清时期。1912年至1918年6年之中投资总额达1.4亿多元，比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16年间的投资总和还多3000多万元。民族资本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壮大的过程。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超过60万人，到1920年，全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二三百万人。可以说，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这一过程的量的积累，在五四运动时就很难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更不可能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两年间成立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因此，辛亥革命是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的一个临界点，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急剧地积聚着阶级力量。
其次，辛亥革命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理论基础。辛亥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解放。1912年元旦，《申报》一篇名为《新祝词》的文章写道：“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新出于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胥吾新国民之新责任也。”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以崭新的实体形式出现在国人面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用立法的手段表明了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及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确认。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应该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这一点，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民主、共和已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由于“专制局破，共和成立”，大大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当时全国报纸的数量已从十多年前的100多种增至近500种，许多报纸议论时政，宣传民主、科学和各种社会政治学说。政党、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初政党数量“殆达三百有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广为传播，五光十色的各种“主义”风起云涌，虽然情况正如邓颖超所描写的：“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女人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样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回忆天津“觉悟社”等情况》）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正是在各种思潮奔涌而至的情况下一起传了进来，并由于主客观社会条件逐渐发展成新思潮的主流。另一方面，“起共和而终帝制”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又使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在感到失望和迷茫的同时，积极寻找探索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外的新路。连孙中山本人也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建国方略》）毛泽东也谈到，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样的情势下，国际国内局势此时恰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威力，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历了五四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了。
再次，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人，或者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运动，甚至在辛亥革命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或者受到辛亥革命的重要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正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朱德、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皆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运动，亲自经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吴玉章在1905年即成为中国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1907年，他和焦达峰、孙武等人在东京创立革命团体共进会，1911年，吴玉章参与策划黄花岗起义，随后赴四川领导荣县起义和内江起义。陈独秀曾是安徽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的总会长，武昌起义后又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朱德称他自己“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辛亥革命回忆》）。另外许多共产党人，如任弼时、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张太雷、赵世炎、李立三、彭湃、王若飞、蔡和森、陈潭秋等，虽未直接参加辛亥革命，但深受它的感染，读过当时的进步书刊或接受过同盟会员的启蒙。如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就说自己青年时代常读《民报》，从报纸上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经过思考，他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最初几批党员中，具有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经历的人数约占三分之一，其中约有10%出身于同盟会会员。二、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晚年的转变
1922年6月，孙中山特别倚重的粤军首领陈炯明公然发动武装叛乱。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各派军阀乘机对他落井下石，孙中山陷入了空前的窘境。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俄都向他伸出友谊之手，热情地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进行新的革命斗争。孙中山的思想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转告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以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达林：《中国回忆录》，1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是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规定民主联合战线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合同动作”，这里实质上即指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大协作。8月，中共负责人李大钊等到上海拜访了孙中山，据李大钊后来回忆说，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李大钊文集》，下册，8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孙中山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够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8月底，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决议中共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根据会议精神，李大钊首先向孙中山提出了加入国民党的要求。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俄代表越飞经过谈判，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此后，孙中山多次指出，国民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俄国的成功经验，“殊可为我党师法”。“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在他看来，“苏俄的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实在暗相符合。吾党与他们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等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孙中山全集》，第8卷，438页）。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对三民主义做出了新的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此次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共41名，其中中共党员有10名，差不多占了四分之一。毛泽东对孙中山晚年思想的转变予以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三、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事业的继承与发展“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虽然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政体的结束，但是，却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了继太平天国提出的平均、平等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方案，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方案先后失败之后，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不能够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辛亥革命为先进的中国人继续探寻救国之路奠定了基础，也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1925年3月，为革命耗尽毕生精力的孙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谆谆嘱愿，溘然长逝。中国共产党忠实地继承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孙中山先生也始终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自己的亲密朋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正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和超越。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辛亥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下，继续高举革命旗帜，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中国人民首先致力于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结束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不失时机地把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满怀豪情地展望：“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做了深情的回应：“四十五年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中国怎么样呢？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的预言完全实现了！今日之中国，到处是发展和进步的蓬勃场面，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昔日积贫积弱的历史旧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日之中国，国家统一，各民族团结，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香港、澳门回到了祖国怀抱。今日之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的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真正实现了令无数辛亥革命先辈们魂牵梦萦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民生幸福的美好理想，完成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志士们未竟的事业，而且把它更加发扬光大。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来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历史阶段，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回顾辛亥革命直至今天的一百年，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其中，第一次伟大历史变革是由孙中山领导的，第二、三次历史性巨变是在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正确认识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是要正确认识这三次历史性巨变之间既相互联系、前后继承又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辩证关系。
100年来的中国历史，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由他亲自起草的《兴中会宣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响亮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呼喊。自此以后的100多年间，“振兴中华”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强大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无数革命先驱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我们应当铭记辛亥志士振兴中华的夙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把几代中国人为之呐喊、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的民族复兴伟业继续推向前进。抚今追昔，展望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清王朝覆亡百年祭
1912年2月12日，以清朝隆裕太后用懿旨名义代表6岁的宣统皇帝发布“退位诏书”为标志，存在了268年的清王朝正式宣告结束。皇冠落地，君权陨灭。这对于有着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历史的中国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
如今，一百年已经过去。时移世易，岁月沧桑，历史的尘埃已经落定。但往事烟云，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依然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诸多历史的印痕，值得我们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做一点冷静的反思。把清王朝覆亡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过程中加以审视
清朝从17世纪中叶建立全国政权，到20世纪初叶覆亡，统治中国将近三个世纪。这段历史，同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全面振兴的客观进程，有很大一部分在时间上是重合的。对待历史，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把它放到一个较长时段中去，审视事件的前因后果，观察各种现象的相互关联和长远影响，往往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了解得更加全面深刻。一百年以前清王朝覆亡这件事情，如果放到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的全过程中，将会给我们呈现一些怎样的面貌呢？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灿烂的中华文明，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华民族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一个逐步衰落又重新复兴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前后大约经过和将要经过四个世纪。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述，是否可以这样说：
18世纪——是中国从强盛开始走向衰落的世纪。
19世纪——是国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时开始民族觉醒的世纪。
20世纪——是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通过革命手段，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世纪。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全面振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纪。
这样的简单概括，肯定不能涵盖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甚至也未必能够抓住历史的本质和核心。但大体反映一个历史趋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譬如，有的认为衰落从明代末年就已开始，有的则认为更早一些，从明成祖以后就逐渐衰落了。我把从强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间，放在18世纪，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所谓中国的衰落，不仅是自己同自己比，更重要的是中国同世界各国相比。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还没有经过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的时候，判定中国已经衰落未免言之过早。二是18世纪毕竟还有一个“康乾盛世”，对“康乾盛世”学术界看法也并不完全相同，但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度发展到最高峰，这好像大家并无多少异议。戴逸同志认为：康乾盛世“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当时清朝确实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工农业产值全部超过当时的欧洲，就是当时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加起来还赶不上一个当时的中国”。“康雍乾时期的中国GDP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从1700—1820年的120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比西欧12国的GDP多增加了40%。”所以，“清朝的生产水平应该是封建时代中最高的”，“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了最高的水平”（《涓水集》，362、24、252、24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当然，戴逸同志同时也指出，“所谓盛世繁荣，不能光看到盛世，不能光看到繁荣，要看到繁荣下面掩盖的阴暗”。因为制度、体制、观念、政策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僵化、落后，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18世纪末的中国没有跨过近代化的门槛，已经是落日余晖，逐渐黯淡下去。”（同上书，25、253页）
中国的由盛转衰过程，通过西方人的“中国观”的变化，得到了十分确切的印证。随着中国的衰落，世界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看法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段时期，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繁荣富强、物产丰盈、政治清明，拥有最古老、最优秀的文化，最优雅的艺术，最先进的技术的美好国家。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一度被视为‘样板’的中华帝国产生了轻蔑和敌视的态度，以侮辱和谩骂取代了以前的尊敬和颂扬。贫穷而野蛮，落后而停滞，闭塞而傲慢，道德败坏，极度虚弱。再加上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构成了新的、但显然是否定性的西方人的中国观。”（454页）郭成康在《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也说：“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伏尔泰、魁奈等著名思想家都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及民众的道德，以至帝王官员的品行才干给予高度评价。”（9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直到后来嘉道中衰之后，别人才把中国视作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国内在讨论发动对华战争是否有取胜的把握时，占主导地位的舆论是英国战胜中国毫无问题，只要派一支小小的舰队就可以制服庞大而不堪一击的老大帝国。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幸而言中。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殖民主义的侵略是开启中国落后的原动力，中国由盛转衰的过程，其实早就开始了。正是落后造成了挨打的局面，为侵略成性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可以予取予夺的对象。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则加重、加深、加快了中国的落后，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整个19世纪，中华民族的命运，从历史走向来讲，基本上是沿着下滑的方向不断沉沦，当然也始终没有停止过挣扎、战斗与抗争，但一直到清王朝覆亡之前，这样的斗争没有能根本扭转民族沉沦的发展趋向。
在导致清王朝覆灭的辛亥革命时期，人们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是它已经是“洋人的朝廷”，也就是一个完全投靠外国侵略势力的政权。这当然是事实。但清王朝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毕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一开始，当殖民主义凭借武力打击和勒索中国时，清朝封建统治者理所当然地表示过不满和反抗。世界上没有一个当权者会心甘情愿地、满心欢喜地去充当别人的傀儡和儿皇帝的，没有人天生有做奴才的癖好，这本来是常识范围的事情。但是在反复较量中，经过多次的失败，终于屈服了，认输了，最终把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甚至某个阶级的利害关系，放置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作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决策，这大概是包括汪精卫这样的大汉奸在内的所有卖身投靠者的共同心路历程。
封建统治者们对列强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从抗拒到屈服再到投靠的变化过程，同样，人民群众对于列强侵略的认识，也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经过一次次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提高了觉悟，增强了能力，每一次斗争的失败，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各自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贡献，终于为20世纪初辛亥革命的发生和清王朝的灭亡做好了思想和物质的各种准备。
20世纪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明显地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半个世纪的主旋律是革命，下半个世纪的主旋律是建设。不论革命还是建设，都充满了艰难的探索，因为这些都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空前宏伟的事业，既没有成功的模式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一切都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对于革命，不论你是赞成还是反对，歌颂还是指斥，无论如何，它确确实实是20世纪上半叶历史发展的最本质的现象。既然如此，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去认真探求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为什么那么多志士仁人和社会精英为革命所吸引，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投身于这个神圣的事业？革命究竟对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社会的巨大变革同革命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从社会运动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预设的观念出发，就不难找到符合历史实际的答案。
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所谓建设，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这段历史中所包含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辉煌业绩和严重失误，巨大胜利和严峻挑战，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在近年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庆祝建国60周年以及建党90周年之际，都进行了认真的、精辟的总结。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这个世纪还刚刚开头，大部分时间还只是未来而并非历史。但是，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毛泽东文集》，第8卷，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前面的历史为中国在这个世纪的腾飞做好了全部准备。在21世纪的上半叶，我们将力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像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所说的：“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就一定能够实现！清朝兴、盛、衰、亡的几点历史启示
中国最后一个、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王朝，从兴起直到最后灭亡的历史行程，蕴涵着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启示。这里我们只是选择几个问题，略加讨论。（一）怎样看待清王朝这个国家政治权力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政治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当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清代在鸦片战争之前，是一个独立的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它的上层建筑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法律观念以及适合于这些观念的制度，当然要反映、维护、巩固封建制度的利益和要求。对这个问题，我们曾经有过某种简单化的认知，认为既然封建制度是黑暗的、落后的，那么作为这个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清王朝自然也是彻底反动和罪恶的。半个世纪前，周恩来总理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周恩来选集》，下卷，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煞”（《周恩来文化文选》，79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他甚至称赞“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同时也指出，“中国当时封建经济的统治比较稳固，工商业不发达，康熙只致力于发展封建文化”，没有能像同时代的俄国彼得大帝一样汲取西欧的经验，推动工商业和科技的发展。（《周恩来选集》，下卷，320页）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不会感到那么强烈的新奇和震撼，但在那个流行“打破王朝体系”和打倒一切帝王将相的年代，不能不说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实际上，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国家权力沿着社会、经济发展同一方向起作用，这时国家权力从主要方面就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二是国家权力逆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那时就会阻碍历史的发展，甚至引起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崩溃；第三种情况是国家权力设法改变原有的发展方向，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但结果不是回归到第一种，就是回归到第二种。有清一代，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几乎都曾发生过。清代前中期，经过长期战乱，国家要求统一，社会要求稳定，经济要求发展，清王朝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这些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政治的安定、经济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正是这样，才迎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到了清代的中晚期，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后来民族矛盾更上升为主要矛盾，政治动荡，民生凋敝，面对这样的局势，清王朝无力应对，因循敷衍，营私腐败，残民以逞，丧权辱国，这时的政权便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这中间，清王朝通过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也曾想某种程度地改变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纳入部分资本主义的因素，但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应的这个政权，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它根本无力解决民族独立及维护国家主权这个根本问题，也就必然失去了解决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前提，最后仍然回到第二种状态，成为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不得不加以推翻的对象。（二）清王朝与“兴亡周期率”。
大家熟知的1945年黄炎培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谈到的“兴亡周期率”，清王朝同其他历朝历代一样，当然没有也无法“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想当年，满族初兴之时，朝气蓬勃，英勇善战，凭着强劲的民族精神和正确的政治军事方略，迅速地一统天下，真所谓“其兴也勃焉”。那时的统治阶级，“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努力去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建立了全国政权之后，继续实行了一系列基本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策，保持了一百多年的社会稳定和繁荣。
然而，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封建统治的各种弊端日益显露，有“政怠患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总之，吏治愈来愈败坏，“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最后免不了“其亡也忽焉”的命运。
清王朝为什么无法跳出这“兴亡周期率”？根本原因是由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在讲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新路”时，强调的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革命情谊》，转引自《中华魂》，2008（4））。“民主”同“君主专制”正好是冰炭不容的两极。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是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臣僚百官对百姓固然可以作威作福，对君上也只是仰其鼻息的奴才，哪里容得了“人民来监督政府”？郭成康同志对这一点有着颇为独到的见解。他在论述康雍乾“盛世光环掩盖下的隐患”时，特别强调“皇权的过度膨胀”，认为这是“康乾盛世的最大隐患”，“这个隐患的逐渐暴露，恐怕对康雍乾时代国势转衰更有其直接的促进作用。”（《康乾盛世历史报告》，64页）他从乾隆中期以后迅速蔓延的政治腐败、事关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决策严重失误和中华民族人才消磨和思想窒息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一个不仅没有人民监督甚至没有任何制约的独断权力，怎样不可避免地不断削弱自己的统治基础，最后导致这个政权分崩离析，众叛亲离，自取灭亡。
拿反对官员贪黩腐败来说，封建帝王并不是不知道反腐肃贪是事关政权存亡的头等大事。康熙皇帝就曾在上谕中多次强调，“官以清廉为本”，“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康熙政要》，卷15）。他在亲撰的《廉静论》中强调说：“自为吏者有贪私之实，而后重廉洁之名，故尤以廉为贵。”“吏苟廉矣，则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守官以勤民，不败官以残民。民安而吏称其职也，吏称其职，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廉为贵也。”（同上书，卷13）他甚至说过：“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同上书，卷15）从康熙到乾隆，皇帝对查出的大臣贪污案件的处理也确实不可谓不严。可是，客观现实却是惩贪愈严，贪风愈炽。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仅仅靠官德的提倡难以抵挡巨大物质利益的诱惑；事发后严刑峻法的惩处也不能完全打消贪官们心存侥幸的妄念。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有赖于对权力有着严密制度化的、多种形式的、有广泛群众参与的有效监督，而这一点，在封建专制政治下自然是无法做到的。（三）清朝统治者对外部世界挑战的应对。
戴逸同志强调清代历史和过去历史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这时候世界和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兴起和发展，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结束了世界各地区的分割和孤立状态，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不管清朝统治者的主观认识和实施的政策如何，都无法抵挡全球一体化的巨大冲击力。
在鸦片战争之前和之后，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外关系，虽然也有过一些政治争端甚至领土纷争，但占主体地位的基本上是一种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而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以后的中外关系就变成了维护还是丧失民族独立地位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
清代的前中期，虽然统治者在对外政策上有过关于实施还是解除“海禁”的争论和政策变化，但总体来说，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还是明显存在的。从清初一批传教士带来西方科学，到以后通过对外贸易导致的大量白银输入，以及在生产领域国外一些高产作物如白薯、玉米、花生等的大力推广和广泛种植，都曾经对清代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面对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确实进退失据，应对乏术。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但是，讲历史责任，也应该实事求是。有一种议论，我以为是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可以对此做一点讨论。
有的文章认为：列强发动侵华战争，不是出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而是由封建统治者措置失当引起的。他们昧于世界大势，不了解国际法，不按照所订条约办事，促使列强不得不用武力迫逼清王朝遵守条约规定，所以，这是清朝统治者“犯贱找抽”，自作自受。这种观点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因为它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混淆了是非界限。封建统治者把国家弄得贫穷落后，使得列强可以对你穷兵黩武，践踏蹂躏，这是封建统治者应负的历史责任。但觊觎别国的领土财富，要拓展殖民地甚至瓜分世界，这却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至于发动战争的借口，即使没有也可以任意制造出来，这已经被中外古今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晚清所订的许多条约，不少带有不平等性质，就连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军全权专使的额尔金都说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难道不遵守这些条约就罪不可逭了吗？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有着切肤之痛，深知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为“达其压迫榨取之目的”而以此“束缚我之桎梏陷阱”，所以在整个近代历史上进行了锲而不舍地废约斗争，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对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如果也横加指责，显然有失公正。（四）清朝统治者的自救努力为什么没有能挽救他们的灭亡。
面对着内忧外患，政权风雨飘摇、朝不虑夕的危急局面，清朝统治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束手待毙。他们采取了两手并用的应急措施：一手是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对威胁统治权力的敌手全力镇压；另一手是在可能范围内实施某些政治、经济变革，力图以此加强统治力量，化解政治危机。这种情况，最明显的发生在19世纪50、60年代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
前面一手，当然是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镇压，这个众所周知，不必多说。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在外敌不过是“肢体之患”、“肘腋之忧”而造反的农民则是“心腹之害”的思想指导下，不惜向刚刚占领过京师、给予清王朝沉重打击的外国侵略军求助，实行“借师助剿”，联合镇压。这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政治本质。
另外一手，则主要表现在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上。
洋务运动和新政、预备立宪，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是不应该忽视和否定的。洋务运动时期，建工厂，修铁路，开矿山，行轮船，在中国首次引入了机器生产；开同文馆，派留学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所有这些，可以说迈开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新政和预备立宪，把学习西方从器物层面伸展到制度层面，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但是，社会实践对这些活动作了最好的评判。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新政和预备立宪，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半途夭折，同清王朝一起成了历史的过眼烟云。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自救努力，终究没有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命运呢？在我看来，这些活动存在着三个致命的弱点：一个叫做“表不治本”，一个叫做“缓不济急”，一个叫做“势不可为”。
先说“表不治本”。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中体西用”，就是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个本体是不可动摇的，西方的“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则可以拿来利用。新政和预备立宪虽然提出某些政治方面的革新，但出发点和归宿依然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皇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宪法大纲》）。在封建主义统治秩序的基础上嫁接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使它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梁启超批评洋务运动是“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戊戌政变记》，卷5），谭嗣同的批评是“不务本而欲齐其末”（《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康有为则指出洋务运动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上清帝第四书》）。这里所说的“本原”、“本”和“根本”，指的就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这个“命根子”，不跳出这个藩篱，就不免“百事皆非”，其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其实这一点，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李鸿章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就坦率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但碰到大风大雨，“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
再说“缓不济急”。洋务运动虽然只是枝节的改革，但在顽固势力看来，已经有“用夷变夏”的危险，所以竭力阻挠和反对。因此洋务运动只能步履维艰，蹒跚前行。仅仅一个修铁路问题，就整整争论了十年。预备立宪时，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接过“立宪”的旗帜，但定计之初，就明确说明“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这句话透露了问题的本质。“立宪”不过是个幌子，并不是打算马上兑现的，至于什么时候实施，不妨推到遥远的将来。整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如此磨磨蹭蹭，一波三折，其实倒是早就确定的既定方针。这不仅使革命派看到清廷预备立宪之虚伪，也使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大失所望，使许多立宪派转到共和主义的立场上去。革命形势一触即发，而清廷却企图用这种拖延战术来应付，正所谓“急惊风碰上慢郎中”，其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最后说“势不可为”。这是指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控制着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列强，决不允许在这里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改革。列强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向这些地区传播某些资本主义的文明，把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科学技术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毫无疑问，这一点在客观上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甚至巨大的积极影响。有些人竭力夸大这一点，宣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没有西方文明中国就不能进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中国封建的“超稳定系统”，不但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扩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这样的说法，就把主次颠倒了，把本质、非本质的东西颠倒了。因为殖民主义侵略、统治这些地区和国家，主要是为了从这些地区攫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绝不允许这些地区和国家走向现代化。正像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入侵印度的影响时指出的，尽管不列颠带给印度蒸汽机和科学，但“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真相。
所以，对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历史作用，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如果认为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甚至认为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的“破坏”和“捣乱”，只要耐心等待清王朝进行有秩序的改革，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这样的设想，自然远离于历史实际，即使不是偏见，至少也是过于天真了。一个朝代的终结和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百年前清王朝被推翻，不仅是一个朝代的终结，而且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与以往历次改朝换代相比，清王朝的覆灭包含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社会内容。党的十五大把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称作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作为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在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的一些方面，宣告了旧轨的结束和新路的开启。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当然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这方面大家谈得已经很多，这里只需简单的提一下。在过去，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彼可取而代也”，推翻旧王朝的胜利者依然登上皇帝的宝座，君主专制统治依旧，不过是天下易姓而已。清王朝的灭亡则不同，它不仅仅是赶跑了一个皇帝，而且彻底埋葬了君主专制制度，把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人们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与此同时，还把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视作国家的主人，在法律条文上正式写上了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内容。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根本颠倒，对后来的政治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十分深远。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形式的反动专制统治都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追根溯源，不能不说同这种政治观念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清朝灭亡后，政权虽然落到了袁世凯手里，人民革命的政治成果却并没有完全丧失，它不仅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同时也促进了人们民主意识的极大提高，迈出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次是使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一个新的升华。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华民族战胜艰难险阻、推动发展进步的巨大精神力量。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分不清国家和朝廷的区别，经常把忠君和爱国混淆在一起。因此，人们在民族危机严重、寻求国家出路时，往往局限在体制范围之内，不能突破现成统治秩序的藩篱。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虽然明确提到爱国“必自辨朝廷与国家之区别始”，但自己在很长时间也仍然以“保皇”为职志。只有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人们才鲜明地提出，要救国，首先要推翻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打倒把天下当作一己私产的独裁皇帝，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辛亥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把爱国主义与民族独立要求相结合，以“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为己任；二是把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建立共和政治而奋斗不息；三是把爱国主义同国家统一相结合，指出只有国家的“统一独立”才有国家的“兴盛”，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才能“达革新之目的”，使“国家蒙共和之福”。这就把近代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再次，晚清以来，人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一直以资本主义为目标，只是到清王朝覆亡之后，人们才在中国发展道路上作了重新抉择，选择了社会主义。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各个阶级，各种社会阶层，各派政治力量，曾经提出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这些方案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除少数例外，他们的学习对象，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他们所追求的，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他们所设计的道路，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归根结底，跳不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圈子。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是顺乎时代发展潮流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世界上还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发展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社会在前进道路上首先要跨出的步伐。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29页）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次次失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得出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同上）的历史结论。这个认识上的飞跃，使中国历史在发展方向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以清王朝的覆亡为标志，中华民族在发展趋向上基本结束了不断沉沦的状态，开始了逐步上升的势头。如前所述，清朝自嘉道以后，开始衰落，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甚至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这中间，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抗击外来侵略和反对腐朽统治的斗争，也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说，并没有能够根本遏制住不断沉沦的趋势。清朝灭亡以后，情况有了重大的变化。清亡后八年，五四运动发生；清亡后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活动风起云涌，通过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而又波澜壮阔的斗争，在20世纪30、40年代取得了中国历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接着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地胜利行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果把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的历史过程画成一条曲线，那么，清王朝的覆亡正处于这条曲线的转折点上。这就是清王朝覆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处的历史方位。
民族复兴之路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努力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内容。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直到今天，无数志士仁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波澜壮阔、曲折悲壮的斗争实践，要求着、呼唤着、推动着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科学理论的苦心寻觅和艰难求索，终于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民族复兴宏伟大业的强大精神动力和锐利思想武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结合、相互推进，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壮丽画卷，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一、对民族复兴之路的艰难求索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明，曾经长时期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束缚，中国渐渐从先进转为落后。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然号称“盛世”，在一些方面也仍然具有优势，其实却已经走到了封建末世，光彩夺目的只是“落日的余晖”。此后，我国同世界先进国家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屡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受到侵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民不聊生。中华民族蒙受着巨大的屈辱和灾难，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
面对着辉煌历史同衰败现实之间的强烈对比，面对着存在“亡国灭种”实际危险的严峻局面，那些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有志之士，合乎逻辑地把“振兴中华”作为最紧迫、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提了出来，其具体内容，一个是“救亡图存”，一个是“发愤图强”，也就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概括的：“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通过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解决和完成这两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呢？这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既没有成功的模式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于是，中国人民开始了对于民族复兴之路的艰苦而执著的探索。各个阶级，各种社会阶层，各派政治力量，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争取国家的富强，提出并实践过各式各样冀求走向民族复兴的救国方案。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幻想在绝对平均主义的基础上构建没有剥削、人人温饱的理想社会。但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缺乏真正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农民自己在思想上也无法挣脱皇权主义的束缚，结果，他们轰轰烈烈掀起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给予封建统治秩序以重大打击，却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惨遭失败。
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通过洋务运动，力图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前提下，依靠西方列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中国的经济，以求取国家的富强。他们一面向外国购买军舰大炮，一面“仿习机器”，先是创建军事工业，接着又兴办民用工业，开工厂，建矿山，筑铁路；同时，还办学堂，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等。所有这些，确实在中国走向现代化方面起到了筚路开山的作用。但是，他们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悉心维护，对西方列强的深度依赖，不能不使他们的洋务事业处于进退维谷、步履维艰的境地，求富求强的愿景也只能最终化为泡影。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面对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局面，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设计了一个依靠光绪皇帝推行维新变法，通过政治变革，有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纲领。他们比前人高明之处，是开始认识到，实现民族振兴，仅仅停留在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进一步，按照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大胆的改革。他们通过光绪皇帝，于1898年夏发动了著名的“百日维新”。这次政治改革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但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坚决镇压下，这个运动犹如流星划过夜空，瞬息即逝了。
早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前的三四年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将它写进了政治纲领，并且以“兴中会”命名自己成立的革命组织。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就迅速发展起来。孙中山将“兴中会”改组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明确宣称只有推翻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的统治，才能避免“瓜分”、“亡国”的命运。他直接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把民主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个运动的结果，是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主宰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帝制的废除和民国的建立，使中国社会一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但是，尽管这次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却依旧是一次失败了的革命，因为它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的这个名句来形容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之路的寻觅过程，实在是最贴切不过了。
也是诗人但更主要是伟大政治家和革命家的毛泽东，不是用诗的语言而是以生动晓畅的写实手法，描述了晚清时期人们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艰难历程：“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69~1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究竟路在何方呢？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导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复兴的漫长征途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这是因为，在这个历史事件的前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增添了两个崭新的内容：一是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征途上的一个伟大的飞跃。
但是，并不是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就万事大吉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还必须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同中国国情、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全部的聪明才智，表现了非凡的理论勇气，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牺牲。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掌握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特色，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并加强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根本转折点。从此以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则为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上，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50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历史表明，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在中国找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也出现了错误和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特点，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认真总结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重大战略思想，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体会：
首先，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要抛弃或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好地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老祖宗不能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被实践证明了是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那些基本原理，是不能丢的，丢了就丧失根本。正像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69页）但决不是说可以或者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用“本本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字句和个别结论看做现成的灵丹圣药，以为得了它就可以包医百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也一直是我们党思想理论战线上最重要的内容。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辩证统一地看待“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是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足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注意“民族性”，又要注意“时代性”。前面我们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最早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怎样“用于中国的实际”，如何同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以创建“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出发的。所以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7页）。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情、中国这块土地上所面临的问题，也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科学理论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人们社会实践的总结。既然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也就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既然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离开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没有出路的。
再次，要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和群众性。这个问题包含着三层意思：一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为着好看，不是为着装点门面，而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只有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是否正确，是不是科学真理，也需要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二是归根结底，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既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又是理论创新的永不枯竭的动力和取之不尽的源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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