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于国家未来——大学基础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战略研究重大专项)(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苏竣,何晋秋,黄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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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于国家未来——大学基础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战略研究重大专项)试读：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科学活动，基础研究是新知识的源泉，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历史表明，只有强化基础研究，完善知识创新体系，才能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提升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核心竞争能力，催生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

大学具有学科门类综合、创新思维活跃、创新人才众多、学术氛围浓厚等优势，是基础研究的核心力量。大学基础研究的开展，有利于探索科学规律，推动科学发展，形成原创性成果，进而在培养创新人才、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特殊贡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大学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是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是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生力军。”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础研究水平落后，全国只有40多个专门的科研机构从事基础研究。建国后，中央先后提出“向科学进军”、“科教兴国”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等战略目标，并在2012年7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更加振奋人心的“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长远战略目标。为了上述战略目标的实现，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例如《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1986—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纲要》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启动了若干针对基础研究的科学计划，例如1986年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91年启动了旨在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攀登计划”，1998年实施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其他国家科技计划和专项计划也加大了对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和系统部署。在高等教育领域，“211工程”和“985工程”在重点学科建设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总体任务中，对大学的基础研究进行了系统的部署和大力的支持，对加强大学的基础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毋庸置疑的是，在国家对基础研究不断加大的支持下，在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提升了我国的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应用性问题提供了知识保障，为保障国家安全和增强国防实力奠定了基础，为技术创新成果的喷涌而出以及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国际化提供了不竭源泉。与此同时，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在基础研究的实践锻炼中成长起来，成为国家科技领域的中坚力量。

但是，在基础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却仍不容乐观。我国的基础研究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并有进一步拉大差距的危险；基础研究的管理模式和评价机制不能适应基础研究的内在本质需求；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尤为重要的是，作为基础研究的重镇，大学中基础研究式微的倾向相当严重。这种式微的倾向，既表现在大学难以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大学的科学研究提出的挑战，与产业界和其他研究机构脱节，更表现为社会对大学基础研究的关注不足，国家对大学基础研究的投入较少，大学自身也忽视它本应承担的重要社会职能——基础研究。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院校基础研究的质量和水平，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2011年设立了重大研究项目，委托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清华大学科技—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对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政策进行研究，并形成了这本专著。在研究过程中，专家们召集了多次座谈会，走访了十余所高校，动员了五所院校提供了本校的案例，并发放了数百份调查问卷。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及有关部委也给予了多次指导，审查了书籍的初稿。本研究的部分成果已经作为教育部《专家建议》报送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本书从大学基础研究的历史渊源与哲学基础出发，对大学基础研究的作用、政府责任和投入产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着理论性和实践性并重的指导思想，通过经验分析和国际比较，用翔实的数据、丰富的图表描绘出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的现状，在肯定了我国大学基础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基础学科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重大研究成果较少；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不论是总量，还是相对值，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基础研究人员总量少，人均科研经费低。针对目前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本书强调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就是对国家未来的投资，并给出若干加强我国基础研究的政策建议。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希望本书能够引起有关部门和学者对大学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视，共同推动大学基础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部署，为我国抢抓世界科技突破的重大机遇，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高等教育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2012年11月18日第1章绪论

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到近现代其作用日益明显。从大学诞生与研究活动出现起，大学就与基础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大学的发展，研究活动的内涵日益扩大，教学活动与基础研究在客观上融为一体，虽然在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教育与科研被人为地分离，但是，基础研究工作始终是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有社会组织中，大学由于其独特的文化和组织模式，成为从事基础研究最适宜的场所。“基础和前沿研究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科学活动，是新知识的源泉，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往往会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以至推动人类社会发生变革。当代基础和前沿研究，其深度和广度日益拓展，学科分化与交融并进，先导性更加显注1著，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更加密切。”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历史表明，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就是对国家未来的投资。大学是基础研究的重镇，我国大学基础研究在近些年来虽然取得一定的发展，但总的来看，大学基础研究式微的倾向相当严重。这种式微的倾向，既表现在少数大学不能满足社会实践对科学技术的迫切要求，不能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大学的科学研究提出的挑战，与产业界和其他研究机构脱节，也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对大学基础研究的关注减少，国家对大学基础研究的投入减少，大学自身也忽视它本应承担的重要社会职能——基础研究。造成大学基础研究式微的原因是极其复杂和多方面的，既有历史演变进程中的阶段性原因，也与当今社会对那些能够带来“显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的技术需求的重视程度的大幅提升有关。重视和追求经济利益，使得政府愈发缺乏投资于大学基础研究的积极性。此外，当今的大学不可能完全与社会隔绝，在与社会和产业界的日益密切的结合中，宽松、自由和追求真知的大学文化，越来越多地受到强势的企业文化和商业文化的侵蚀，使得大学对于那些具有周期长、探索性强、风险高等特点的基础理论的研究越来越缺乏积极性，使得大学原本清净的环境越来越不利于基础研究的开展和原始创新的发生。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和责任，就是要客观地描述和刻画当今大学基础研究的现状，深刻地剖析大学基础研究式微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因素，唤醒政府和社会，以及大学自身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就是投资于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未来。

在21世纪的前10年，我国陆续制定和实施了科技发展、教育改革与发展及人才发展三个中长期规划纲要，科技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必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在崛起的中国要明确当前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在扎实推进国家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同时，尽可能排除或避开国际干扰及国内消极因素的影响，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能力。同时，要抓住机遇，统筹部署，对我国科学技术工作，特别是大学基础研究作出战略性部署和安排，做好顶层设计，落实改革措施，加快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的发展，有力地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1.1基础研究的内涵和特征

从整体上讲，我国科技工作的战略布局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础研究工作；第二个层次是为提高我国竞争能力奠定基础的新技术和高技术的研究工作；第三个层次是直接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研究和开发工作。通常人们将上述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研究称为应用研究。

虽然在当代，某些基础研究的成果可以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基础研究也可以直接催生新技术和高技术的发展，但是总体而言，基础研究的目的和视野与应用研究是不同的。

基础研究的范围很宽，内容很广，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研究世界物质的结构与变化。例如，物质的最小构成、正粒子和反粒子、物质状态与物质变化、化学反应的本质和选择性调控、化学合成的规律、单分子—超分子、无机—有机、合成—分子设计等。

●研究生命活动。例如，生命的起源、生命的组成形式、生命的遗传规律、生命活动的调控等。

●研究宇宙与地球的组成和规律。例如，宇宙的组成：太阳系、恒星和星系、宇宙暗物质、黑洞和白洞；宇宙的起源、膨胀和未来；地球的奥秘：地球的结构、地球矿产资源的形成规律、地球的生态环境、气象、地震、自然灾害、日—地系统、人—地系统等。

●研究智能的本质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例如，脑和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学习、记忆、思维、心理、物质与精神等。

●探索万物运动和相互作用的规律。例如，宏观物体运动规律，包括万有引力、受力物体的变化规律、流体力学、热力学、电动力学；微观物体的基本相互作用力、量子力学；相对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复杂性理论等。

●研究数、量的关系和空间形式的奥秘。例如，数、量、几何、函数、集合论等。

●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相关问题。例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公共管理学、金融学、史学、美学等。

我们可以说，基础研究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例如水是什么，水为什么既可以变成冰也可以变成气等问题；基础研究还回答“有什么”的问题，例如世界上有多少元素，有多少金属，有多少矿产，有多少物种等问题；基础研究也揭示“能不能”、“能怎样”的问题，诸如，某方程能否求解，光速能不能被超越，世界上最高的温度和最低的温度，最强的磁场、电场、压力能达到什么极限，测量到什么精度，等等。这些问题看起来和经济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于人类探索和征服大自然的实践是非常必要的。

基础研究是基础科学研究的简称。而基础科学是具有特定学科范围的。要判别一门学科是不是基础科学，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考察：

●基础性：这门学科在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是否起着奠基的作用。

●普遍性：这门学科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是否普遍适用。

●前沿性：这门学科是不是继续处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沿。如果一门科学现在在原理和规律方面已无新的发展，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应用的问题，那就成了一门应用科学。

●带动性：这门学科对于其他学科的发展是否具有很强的带动性。

●探索性：这门学科是否具有很强的探索性，甚至有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还不清楚，需要努力探寻新的发现，揭示其规律性。

●系统性：这门学科是否具有系统性的思考和研究框架。

●创造性：这门学科是否具有创造性，需要发现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开拓新的思路和方法，提出新的认识，创造新的理论或规律。

●国际性：一门基础研究的学科及其新的发现一定会在国际科技界得到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础研究具有国际性。

正因为基础科学的上述基本属性，基础研究吸引了无数有识之士不怕任何困难、孜孜不倦、前赴后继地为之奋斗，它也是科技工作者经久不衰、乐之不疲的研究方向。基础研究的成果成为科学家水平和贡献的重要标志。这里的原因远不是简单的功利主义的力量，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科学的幼芽扎根于人类那根深蒂固的、永不停息的尝试之中，试图靠运用理性的思考和活动来理解与支配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

基础科学中最基本的科学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

在20世纪，基础科学的发展较快。量子力学、相对论、原子论、基本粒子和基本相互作用力模型、能带论、基因论和遗传密码的破译、射电天文、计算机理论、信息论、控制论、有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理论等取得重大进展。

20世纪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和丰富的积累为21世纪基础科学的新突破创造了条件。现在，在微观世界的研究中，物理学已深入到基本粒子更深层次，生物学则进入到基因等分子、亚分子的研究。在宏观的发展中，茫茫宇宙、日地空间、全球变化成为科学家共同合作研究的课题。与此同时，一些新学科，例如研究人类的认知和智力的本质与规律的科学——认知科学正在迅速发展。这些研究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强烈追求，对改造自然、造福社会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如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说，“科学技术中最高的层次是基础科学。在今天，科学革命在先，然后导致技术革命，最后出现产业革命。这也说明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有了科学发现，才有跟上来的社会发展”。

现代基础研究的含义也已经大大扩展了。由于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当代的基础研究不仅包括各门自然科学中的纯基础研究，也包括有一定应用背景的定向性基础研究，即应用基础研究。在我国，应用基础研究指的是基础农学、基础医学、资源环境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工程科学、空间科学、海洋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管理科学等。

基础研究以深刻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等为基本使命，是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源泉，是发展新兴科学和技术最重要的内在动力，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当前国家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基础研究引导未来的发展方向。基础研究正在成为国际竞争前沿的战略高地。鉴于基础研究在整个科技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确保基础研究持续稳定地发展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方针。

对基础研究的定义及内涵长期以来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其基本特征却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图1—1中简明地归纳了基础研究的内容、作用及其与科学技术研究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基础研究的成果可以服务于对自然的进一步探索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人类文明进化早期，基础研究更多的是了解和认识自然，包括从物质和精神层面认识宇宙、地球、人类和社会，不管研究者的动机如何，客观上仍然是服务于对自然的进一步认识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研究成果逐渐引申，进入了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服务的阶段，从而必然涉及为国家的发展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服务；在近现代，随着工农业、文化及服务业等的全面发展，迫切需要更广泛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以满足社会需求，在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直至产品生产，直接服务于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更高层次上服务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现阶段，也有某些基础研究成果可直接应用于产品生产，如纳米领域的某些研究成果可作为产品为社会和经济服务。图1—1 基础研究在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1.2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及作用

基础研究的内涵、特征及大量的实例充分证明了基础研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基础研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技术创新的源泉，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基础研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纵观历史，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类文明进步都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开启了人类智慧的大门，不管研究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对于宇宙与自然(包括哲学、宗教、信仰、人类思维的发展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都直接和间接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及社会的进步。近现代的科学研究和基础研究，更是奠定了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和改造人类自身的科学基础，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人类的现代文明及进步。

基础研究探索或揭示自然界规律，基础研究的每一项重大突破都为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客观世界、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科学支撑。如相对论的提出、电磁理论的形成、量子论能带理论的实践、超导与半导体现象，以及生物遗传因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等，无一不对人类了解和认识宇宙、认识物质世界、发展新技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基础科学是技术与创新的源泉，是新发明、新技术的先导。正是基于基础科学的发展，核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和基因重组技术等五大尖端技术在20世纪得以发展，从而带来了以新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1世纪，这种趋势更为明显，也正因为如此，基础科学本身也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前沿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科学原理的重大突破必然成为技术创新的源泉，往往会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以至推动人类社会发生变革，在现代更是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竞争的制高点。经典的例证充分说明了上述论断，如20世纪以来，量子论和相对论促进了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以及核能源和核技术的发展；在纤维光学及激光方面的研究创造了电信技术的历史性突破和变革，为全世界带来了通信领域的极大便捷和进步，也为不少国家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20世纪下半叶DNA作为遗传信息的载体及其双螺旋结构的阐明等方面的研究，推动了生物工艺学及医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在治疗和控制动物、植物疾病的疫苗，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与治疗，以及发展高产量和抗病性谷物、水果、蔬菜等方面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基础研究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基础研究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因为基础研究可以培育人们的思维方法、推理能力，可以在倡导与激励人们在探索未知、追寻自然本源的过程中勇于尝试、勇于创新，进而培养人们的探索精神、创造精神和科学洞察力，具有很强的育人功能。基础研究是培育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因为基础研究成果往往具有系统性、长远性和继承性，基础研究重视逻辑推理、探索真理、坚持真理，有利于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的形成。对人才培养而言，基础研究具有两个关键性的作用：一注2注是对学生的精神或心灵进行训练，开化社会理智，培养科学精神3，学生经过训练来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如记忆、思考、推理和判断等等，即对学生进行思维能力的训练和科学精神的培养；二是对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进行训练，特别是通过实验、研究、分析和个人实践等方面的训练提高其创造性地获取知识、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很显然，以上两方面的训练和培养都是基础研究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在高等教育阶段，不论是本科阶段进行的基本训练，还是博士研究生阶段进行的高级训练，基础研究均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对于高学术水平大学或研究型大学而言，基础研究及基础理论学习均应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

●基础研究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中发展较快的国家都十分重现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意味着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奠定国家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虽然在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中，企业效率与经济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作为创新源泉的基础研究必然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上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然而，我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还有待提高，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十分突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关键是要迅速提高原始创新、自主创新能力，这与提升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基础研究则是实现上述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1.3我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

(1)基础研究的新发现丰富了人类的知识宝库。

我国科学家吴文俊在计算数学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创立和发展了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方法和用机器求解方程的方法，在自动推理研究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被人们称为“吴方法”。“吴方法”的出现对几何学的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国际学术界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致力于对“吴方法”的应用。

郭可信及其集体，在深入系统地研究具有二十面体结构单元的合金相时，在美国学者发现准晶体的同一年(1984年)发现了5次对称。在此基础上，又于1985年春独立地在钛—钒—镍急冷合金中发现了具有5次对称的准晶。在十余种合金中找到了二十面体准晶，并进一步发现了具有8次、10次、12次旋转对称的二维准晶体，使我国的准晶实验研究一直居国际前列。

唐敖庆等人在分子轨道图形理论方法方面提出和发展了一系列新的数学技巧和模型方法，使分子图形的推理方法概括性好、含义直观且广泛应用于化学化工领域，指导分子产品设计。

邹承鲁对蛋白质(包括酶)分子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研究总结和分析了大量实验结果，概括了蛋白质分子的生物活性和必需基团之间的定量关系，用统计学方法给出了确定必需基团性质和数目的定量公式，建立了邹氏作图法。这一方法是当前研究蛋白质功能基团的修饰与其生物活性之间的定量关系的最好方法。它不仅使这一问题的研究由定性描述转入定量，而且为蛋白质工程的设计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手段，从而使我国在这方面处于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在云南保山发掘到人类祖先下颌骨化石。这项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古猿向人类进化的一个缺环，对人类起源及演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家对澄江动物群的研究已被国际古生物学界誉为20世纪全球最大的科学发现之一。这一距今约5.7亿年的古老动物群以其丰富的化石材料及其一系列惊人的发现，揭示了自古生物代以来最早的软体动物的组合面貌。

(2)基础研究推动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产业部门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

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大面积推广，是我国水稻育种的重大突破。这一成果大大丰富了农作物遗传育种和水稻高产栽培的理论与实践，为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我国利用雄性不育杂种优势在许多作物品种(如棉花、小麦、油菜等)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我国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试验通讯卫星及微波测控系统的试验成功，南京长江大桥和葛洲坝二、三期工程的建设，以及亿次银河计算机、千万次向量计算机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成功，表明我国科学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以新技术为基础的产业部门和国防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从中药青蒿中发掘出新类型的抗疟药——青蒿素，被认为是抗疟研究史上的一个突破。我国研制成功的猪瘟兔化弱毒疫苗，其免疫性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已广泛为国外所采用，对控制和消灭欧洲国家的猪瘟作出了贡献。

我国在光学非线性晶体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成果。陈创天等人详细研究了具有优良非线性效应的晶体材料所应具备的微观结构条件，从而为新晶体材料的探索、筛选提出了一套定性结构判据。在此基础上，经过多方面专业人员的综合研究，终于研制出完全由我国首创的偏硼酸钡等若干功能晶体。不仅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扬，而且多种高技术产品已进入国际市场。

遥感技术在国土整治、区域规划、资源调查等方面的应用，计算机—激光汉字编排系统、激光通讯系统的投入使用和计算机软件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合成橡胶、硅氟材料等各种新型材料的研制成功，推动着新技术工业的发展。磁性材料的基础研究推动了我国钕铁硼永磁材料的生产。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浅海声场研究等理论成果，也都在生产中得到了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煤成气的开发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收到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基础研究通过对资源、环境、生态、自然灾害等重大问题的系统调查、研究和预测，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综合性基础资料和开发方案，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避免或减少了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我国地质学家提出的关于沉降带成油理论，以及地球科学方面的一些推断、学说，经过我国西部地区的实践检验，否定了某些外国学者关于中国贫油的说法。这对指导我国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黄汲清等人对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大地三大构造域的概念，对研究中国及邻区地质构造和矿产分布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陈国达在野外实地考察基础上大胆创新，创立了地洼学说，从而开辟了大地构造研究的新领域，指导了找矿及其他生产实践。

黄河大量泥沙淤积，构成对广大华北平原的严重威胁，我国科学工作者证明了造成黄河下游淤积的主要根源是粒径0.005毫米的粗沙，如果首先集中治理黄河中游的10万平方公里的粗沙来源区，即可控制80％的粗泥沙，这是治黄认识的一个重要突破。华南衡阳花岗岩的地质、地球化学及成矿规律的研究，取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直接为矿产资源的有效寻找和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我国的地质工作者应用新构造理论找地下水资源，为我国十几个省市的200多个缺水地区找水，定500个井位，成功率达80％，为解决当地生产、国防建设和生活供水问题作出了贡献。

叶笃正等我国科学家紧密联系我国天气预报的实际，对东亚大气环流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了东亚海陆分布和青藏高原对北半球大气环流的作用，开创了我国近代大气环流和气候学新的研究领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国内对大气环流和天气学的研究起着指导作用。

(4)在思想、文化建设中，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往往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导致人们自然观、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它有利于发扬科学传统，培植科学精神，提高人民的科学素质和理性思维能力。一个民族只有站在最新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的高度上观察和处理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愚昧落后，才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基础科学的研究对中国的哲学和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也带来很大的影响。古代中国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注重应用的科学家，但却存在一些明显的弱点，例如：定性描述多，定量确定少，没有符号系统，使许多关系和规律的简要准确的表达受到严重阻碍。因此，近代基础科学的研究对于提高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影响思维方式，提高人民的科学素质是有重大意义的。1.4基础研究的主体和核心力量

从事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科学技术研究的研究力量主要是独立科研机构、大学及企业的研究机构。独立科研机构根据其承担的任务确定其研究工作的内容，一般都会开展与其学科、专业相关的基础研究，综合性科研机构涉及基础研究范围较广。但是，由于独立科研机构主要承担了服务于本系统、本行业或研究机构内学科等方面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任务，同时多数专业性较强的科研机构其学科相对比较单一，这使得基础研究的深入开展受到一定的局限。企业的研究机构主要是进行技术开发，虽然有的企业也会进行一些与企业发展相关的基础研究，但其学科比较单一，与本企业的实际应用联系更为密切，所以它们不可能成为基础研究的主体。

大学蓬勃发展的400年也是近代科学获得突破性进展的400年。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很多重要的基础研究是在大学进行的，如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研究等。以诺贝尔奖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诺贝尔奖的科学奖项获得者当中有近八成来自世界一流大学。虽然近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一批研究机构，但从基础研究的广度、深度和成果的数量来看，大学仍然是最适合从事基础研究的场所。此外，在西方，即便是一些很有名的研究所在体制机制上也与大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大学通过教学和科研促进了自由奔放的最新演讲与交流，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学术环境，培养了大批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才，孕育了持续创新的巨大动力。如今，世界各地的人口密集的城市都有大学。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成倍增长，大学学科专业体系更加完善，师资力量更加雄厚，高等教育和科研结合的结构更加合理，为人类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学特别是高学术水平大学或研究型大学，学科比较齐全，并有利于发挥学科的综合优势，进行学科交叉、融合，容易在发展边缘学注4科、新兴学科方面出现新的知识生长点，这对于开展基础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大学拥有不同学术水平及不同年龄层次的量大面广的研究及技术人才，而且由于每年的研究生、本科生的进入和离校，大学保持了研究队伍的不断更新，这为开展基础研究提供了最强大的智力保障。另外，大学还具有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生态环境，为研究人员沉下心来从事研究工作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因此，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体和核心力量，在全世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均是如此，在科研方面迅速崛起的中国也不会例外。

在我国，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大学应该是科学研究中心和教育中心的思想指引下，大学的科研工作迅速发展，大学的基础研究力量不断壮大。从每年发表的论文、专利、大学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数量以及大学科学研究机构的数量来看，大学科学研究具有学科齐全、年轻人才多、易于开放流动等综合优势。因而，大学已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1.5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对基础研究认识的提高，我国大学的基础研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培养和吸引了一批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和高层次的领军人物，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现状仍不容乐观。目前比较严重的问题是缺少持续性支持，难以进行自主性研究，一些兴趣导向的原创性基础研究无法开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加大的趋势。有些“冷门”专业或学术领域，由于得不到项目、任务的支持，已经几近消失。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力度不够、成效不大，对我国科技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1)大学基础研究学科体系与自主创新成果。

我国大学基础研究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为我国科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和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础研究取得了一大批重大标志性的创新成果，在载人航天、超级杂交水稻、纳米技术、高性能计算机、铁基超导、诱导多功能干细胞等重点领域都有重大的自主创新突破。

尽管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很多学科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同时，我国发展急需的产业驱动型基础研究未得到重视，相应的研究成果少，严重影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注5力的提高。在世界科技重大成就方面，我国基本上没有相应研究，或者研究不够深入；在世界科技重大课题方面，我国相关研究成果的水平和质量有待提高。

(2)大学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从事基础研究人员数量及其占全国基础研究人员的比重在逐年增加，大学基础研究人才占大学科研人数的比重不断提高，基础研究在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方面的作用也日益显著。然而，长期形成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分离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性改变，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与国家的期望仍有较大差距，大学基础研究与杰出人才培养的联系需要进一步加强。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基础研究人员总量较少，人均科研经费偏低。以人员全时当量为标准，我国基础研究人员投入占我国研发(R&D)人员投入的比重近年来呈快速下降的趋势。我国基础研究人员投入占我国R&D人员投入的比重，1992年为8.6%，1998年曾超过10%，而2010年已下跌至6.7%(如图1—2、图1—3所示)。图1—2 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占R&D人员全时当量的比重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2—2011。图1—3 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占R&D人员全时当量的比重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2—2011。

(3)大学基础研究的投入与产出。

政府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通过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学工程以及各种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了基础研究的发展；大学基础研究经费也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大学成为我国最大的从事基础研究活动的部门；国家、地方及大学纷纷建立了基础研究实验室和基地，同时配置了相应的仪器设备和装置，为大学基础研究的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在基础研究产出方面，我国大学科技论文的产出数量增长较快，科技成果利用数量有明显提升。

但是，与国际先进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水平相比，我国对大学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总量仍旧不足。近年来，我国R&D经费投入强度稳步提高，然而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R&D经费投入的比重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从1987年的6.09%下降至2010年的4.59%(如图1—4、图1—5所示)。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一般都超过R&D经费投入的10%(如图1—6所示)。图1—4 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占R&D经费投入的比重资料来源：中国科技主要指标数据库，2012。图1—5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R&D经费投入的比重资料来源：中国科技主要指标数据库，2012。图1—6 世界主要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R&D经费投入的比重资料来源：OECD，2011。

同时，我国对基础研究投入使用效率不高，未重视将产业驱动型基础研究列入研究规划，大量研发投入成效不够明显；现有基础研究的资助模式不利于基础研究的发展，不能完全满足基础研究需要长期持续支持的特点和需求；大学基础研究的贵重仪器设备和重要设施重复购置，设备利用率低，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大学对研制专用研究设备重视不够，影响了高水平创新成果的产出。

(4)大学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与创新文化。

目前的科研体制不利于大学基础研究的发展，科研体制改革滞后于科研发展的形势，大学的基础研究优势难以发挥；同时，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大学基础研究人才评价机制、基础研究科技评审机制以及监督机制尚未形成，亟待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大学基础研究开展的科技创新文化难以建立，创新生态环境难以形成，真正的创新科学研究难以取得实际的进展，突破性的高水平科研成果难以获得。

我国大学现行的科研体制机制中存在许多与基础研究规律不相适应的地方，比如：过于追求短期效果，而忽视长期发展；过于强化科技计划的竞争性，而缺少对某些类型项目的稳定支持；过于重视重大进展和突破，而缺乏对失败的包容和认可；过于强调论文的影响，而缺乏更为客观、系统的评价与考核机制等。加快大学科研体制改革和创新文化建设，营造更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氛围，已成为当前大学尤注6其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刻不容缓的任务。

(5)大学基础研究的战略部署。

尽管国家提高了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在基础研究的管理模式方面有所进展，但是对基础研究在国家发展建设中的重要性、大学在基础研究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仍亟待加强，在顶层设计上部署并大力支持大学基础研究不足，行动比较迟缓，措施不够有力。

我国基础研究在近些年来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的来看，发展较慢，相对滞后于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在许多方面严重影响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与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的形势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已经成为我国快速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这种趋势如不抓紧采取措施予以扭转，必将日益严重地影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建设事业的发展。1.6抓住机遇，投资于国家未来

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基础研究已经成为国家的一种战略资源，国家之间的竞争开始明显前移到基础研究的竞争。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只有以深入的基础研究作后盾，注7才能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国家发展的后劲。”

当前，我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国际社会正在走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阴影，全球气候变化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孕育重大突破的科技革命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曙光。未来十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快速发展期和战略机遇期。中国必须明确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明确基础研究的地位和作用，认清大学是推动基础研究发展的核心力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高等教育强国，把握住当前即将出现重大突破的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坚定信心，采取有力措施，勇往直前。

然而，尽管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基础研究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投入不断增加，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基础研究的发展仍然面临众多问题和困难。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不足，资助模式不利于基础研究发展，杰出人才的培养与基础研究分离，大学基础研究亟待加强，很多学科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基础研究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投资基础研究，就是投资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要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高等教育强国的步伐，抢抓世界科技突破的重大机遇，必须提升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登高望远，统筹部署，对我国基础研究作出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的部署，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扎实投资于我们国家的未来。1.7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共9章，第一部分共5章，分别为绪论、大学基础研究的历史渊源与哲学基础、大学基础研究与创新、大学基础研究的国际比较、大学基础研究中的政府责任；第二部分共4章，包括中国大学基础研究发展概况与案例分析、中国大学基础研究的投入与产出、中国大学基础研究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中国大学基础研究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前往多所大学进行实地调研和专家访谈。并向国内60所大学发放问卷，结合问卷与访谈内容，对中国大学基础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等四所大学作为案例，介绍了这些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中国大学基础研究发展的对策和建议。本书各章之间的关系如图1—7所示。

本书各章内容的简单介绍：

第1章对基础研究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界定，从多个角度对基础研究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论述，并介绍了我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在对独立科研机构、大学及企业研究机构从事基础研究的情况和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体和核心力量。然后简要地归纳了当前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的现状与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强调了投资基础研究就是投资于国家的未来。最后对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扼要的介绍。图1—7 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2章从历史的、哲学的视角对基础研究的概念、性质与内涵进行分析，基础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资源的分配，需要从历史变革的视角明晰基础研究的概念与内涵。大学作为实施高深研究最适宜之所的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由以下方面形成：大学固有的理性传统，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组织功能以及其保护学术共同体自由探索的组织特性。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奠定了现代研究型大学这一组织的合法性基础，也提供了国家和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前沿知识、创新人才和理性文化。当前，由于大学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职责和使命，受到日益流行的绩效评估文化以及维持大学运作的经费日益膨胀等方面的影响，实施基础研究所需的自由和潜心研究的学术环境、稳定支持的资助制度以及鼓励原创的奖励机制等受到侵蚀，大学赖以存在的理性根基以及社会进步所依赖的高深研究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第3章提出基础研究与大学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大学宽松的学术环境、门类齐全的学科、高水平的科研人才、优秀的科研团队是实施高水平基础研究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高水平的基础研究也推进了大学自身的发展，它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最有效途径，是传承民族理性文化、培养公民科学素养的主要方式，是高水平大学的核心标志。总之，高水平基础研究不仅是大学职能的重要内容，也推进了大学更好地实现其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职能。最后，大学基础研究越来越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联系在一起。高水平的基础研究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创新潜力，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自知识经济时代以来，大部分工业国家逐渐将加大基础研究资助力度、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为其科技政策的着力点，通过开展前沿性、战略性的基础研究占领国际竞争的制胜点。

第4章对世界各国大学参与基础研究的现状、特征以及趋势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基础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有助于我国大学凝练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关键科学问题，深入开展基础研究，承载起繁荣基础研究的历史使命。本章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基础研究的概况、研究型大学参与基础研究的概况、经费来源以及分配机制、基础研究评估机制的分析，发现各国政府对研究型大学从事基础研究非常重视，支持手段和途径各不相同，但是总体来说，各国政府都认为基础研究是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保持对基础研究的持续资助并且一直在加大基础研究在R&D中所占比重，也鼓励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资助，并强调对基础研究的评估。

第5章提出大学基础研究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基础研究的资源配置主要应由国家承担，不可能仅依赖于市场机制。政府责任的履行对推进大学基础研究工作、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大学基础研究中的政府责任是一个多元的、动态的、复杂的体系。本章首先分析了政府责任的内涵，进而从提供经费、制定人才政策、建设国家实验室、组织保障和环境培育等方面归纳分析了发达国家的主要经验做法。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当前我国大学基础研究中政府责任的定位以及相关实践情况，并从明确支持重点、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制度建设与组织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第6章从讨论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的发展历程出发，总结了我国当前大学基础研究中的成就、问题与经验，并重点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与中国农业大学这四所研究型大学为案例，对当前我国大学基础研究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和讨论。

第7章根据1991—2008年大学基础研究投入和产出的数据，分析当前我国大学基础研究投入产出的特点。从基础研究产出看，大学是我国基础研究活动的主力军；从基础研究的投入看，大学经费和人力资源投入强度较低，仍需要相关政策的推动和支持。研究中运用Matlab统计软件对1991—2008年大学基础研究投入和产出的原始数据进行运算处理，利用二次回归运算建立大学基础研究投入及其产出的多种变量的相关性关联模型，同时通过对大学基础研究投入与其被SCI系统收录论文数的相关性测算，发现我国大学基础研究无论是总体投入还是人均投入，对我国大学基础研究产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8章采用问卷调研和实证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大学研究者从事基础研究的动机、大学基础研究的功能、大学从事基础研究的优势、研究者对现状的满意程度、大学基础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改革出路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最后根据问卷和调研分析结果，从存在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大学基础研究者期望完善的政策等三个视角，对大学基础研究的研究经费、评价机制、人力资源及研究环境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第9章在总结国际、国内基础研究的发展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深化认识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推动我国大学基础研究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主要包括：提高大学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做好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加强大学基础研究学科建设，鼓励并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立足国家人才战略需求，加强基础研究优秀人才和高端人才的培育与引进；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力度，改善资助方式和经费管理办法；创新大学科研组织模式，整顿和加强基础研究平台建设；进一步深化大学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基础研究健康发展；建立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人才评价机制和项目评审机制；培育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环境，营造宽松、自由的大学创新文化等八个方面。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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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竣,何晋秋，等.大学与产业合作关系——中国大学知识创新及科技产业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柳卸林,何郁冰.基础研究是中国产业核心技术创新的源泉.中国软科学，2011(4):104-117.

[6]明炬.高校基础研究现状分析与发展建议.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10(9)：13-14.

［7］深情的关怀 倾心的交谈——胡锦涛总书记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吴文俊纪实.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19/content_7452566.htm.

［8］教育部科技委基础研究战略课题组，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清华大学科技—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投资于国家的未来——关于加强我国基础研究的建议.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专家建议,2010 (11).第2章大学基础研究的历史渊源与哲学基础

摘要：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人开始相信基础研究与社会各个领域的技术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伴随着科技日益成为保障民生、国防以及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力量，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被重新提起。在此背景下，对基础研究的概念、性质与内涵进行分析已经超越了语义学的范畴，而是与利益和权力紧密相关。随着越来越多的重要决策日益以之为基础，基础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资源的分配、权利的获得以及地位的取得，因此需要从历史变革的视角明晰基础研究的概念与内涵。

将大学作为实施高深研究最适宜之所的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得益于大学固有的理性传统、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组织功能及其庇护学术共同体自由探索的组织特性。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奠定了现代研究型大学这一关键组织的合法性基础，也提供了国家和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前沿知识、创新人才和理性文化。但伴随着大学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职责和使命以及受到日益流行的绩效评估文化的影响，实施基础研究所需的自由和潜心研究的学术环境、稳定支持的资助制度以及鼓励原创的奖励机制等受到侵蚀，大学赖以存在的理性根基以及社会进步所依赖的高深研究正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这一术语被普遍使用并成为科技政策领域最重要的概念始于二战后，但从整个科学发展史来看，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与丰富的内涵，诸如“纯科学”(pure science)、“纯粹的知识”、“基础的科学”(fundamental science)等术语都与其有着“家族相似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与“技术”间关系的演进以及科学组织方式的变迁，基础研究的概念、内涵与范式也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从实施基础研究的动机来看，它经历了从满足智力好奇到实现组织目标，再到国家战略的演进；从执行主体来看，它从一项非常个人化的活动演变成高度组织化的学术共同体的活动；从资助方式来看，它经历了主要依赖个人资源和私人基金会资助向依赖国家资源的转变；从组织方式上来看，它完成了完全凭借个人旨趣且没有明确目标的松散组织方式逐步向既要尊重自由探索又要兼顾国家目标的战略研究的转型。

或许在所有的这些变迁中，对基础研究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将大学作为实施基础研究主要阵地的制度安排。任何社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并发挥不同的功能，当个体化的零散行为让位于学术共同体高度组织化的活动时，他们必须组织起来寻求一个合适的场所来保护其探索活动。大学固有的理智传统、学术自由和自治的组织特性以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组织功能，使其不仅拥有实施基础研究所必需的学术文化和人力资源，同时在实施基础研究中，大学还能够更好地传承民族的理性文化和培育民族的理性人才，最终确立了基础研究是大学的应有之义、大学是实施基础研究最适宜之所的合法性基础。大学正是凭借这一组织特性和组织功能获得了其运行所需要的社会声望和各种资源，国家也从大学的这一活动中获得了实现国家战略所必备的智力资源。2.1基础研究概念的历史渊源

确定“基础研究”的性质与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概念常常以一种非常模糊的形式运用在科技政策中，边界不清使基础研究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缺乏明确的目标指向，可能导致公共政策失效。尽管一些学者和国际组织试图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进行明确界定，但仍然难以获得一种普适性理解，正如罗斯柴尔德(Lord Rothschild)指出的，在对有关基础研究的性质、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的必然与偶然影响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边界划分上的争论，是注8一项费时费力的事情。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对“科学”的追求曾是一项毫无私利、主要基于个人旨趣并依赖自我资源支持的个体化活动。“纯科学”可以看做基础研究的早期形态，主要指由人的智力好奇所驱动，单纯地增进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的活动。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人将纯科学的价值归因于对自然奥秘的追求，为知识而知识的价值观大为流行。他们认为，自然是由某种本原而非神灵支配，这种本原能够通过理想探索来知晓。这种理性的力量促进了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米利都学派的繁荣。“纯科学”的这一肇端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文明的进化，那些地位较高的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脑力事务上，而当时经济的发展对技术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科学探索并没有被赋予功利属性。因此“纯科学只能是悠闲的上层阶级所追求的”，对自然的探索是以个人旨趣为出发点的个人行为，这时的科学家是牧师或贵族，没有任何自私的物质动机。明确地将“纯科学”与实际应用严格区分并将前者置于更加优越地位的观念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从事哲学探索的人和从事手工技艺的人彻底分开，并赋予前者更高的地位，同时强调知识的价值在其本身。同他的老师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拒绝把应用作为理论探索的目的，他坚信哲学探索有着属于注9自己的“报偿奖赏”。13世纪传入欧洲的科学思想体系延续了古希腊人的这一理念，探索自然以满足智力好奇的信念一直萦绕在欧洲科学家们的思想中。

中世纪以后，随着近代欧洲传播使用技艺的人所处地位的变化，科学中的功利主义思想开始出现，尤其是中世纪的行会赋予了这些技艺相当高的人以优越的地位。新教，特别是清教伦理也赋予手工劳动以不同的意义，认为不论什么行为，只要它“能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注10甜蜜”，能够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在上帝眼里就是善行。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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