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希凡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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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凡文集(第三卷)——论鲁迅的“五种创作”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希凡文集．第3卷，论鲁迅的“五种创作”／李希凡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1
ISBN 978-7-5473-0634-5
Ⅰ．①李… Ⅱ．①李… Ⅲ．①李希凡—文集②鲁迅杂文杂—著评论—文集 Ⅳ．①I206.7②I210.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6474号责任编辑：梁 惠责任印制：徐儒静装帧设计：一步设计李希凡文集（第三卷）——论鲁迅的“五种创作”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邮政编码：200336电 话：021-62417400印 刷：开 本：710×1020毫米 1/16印 张：39.75字 数：585千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0634-5定 价：80.00元（精装）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52069798民族魂（代序）——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
1936年10月，当鲁迅不幸逝世的时候，宋庆龄同志在“答记者问”中就曾庄严地指出：“……鲁迅先生既然为中国民族求解放而奋斗不懈，死后我们便得拿他这种精神去宣扬给全国的民众。纪念他的办法，则是把他的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1）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绩和伟业。”在宋庆龄同志主持的鲁迅葬礼中，覆盖在鲁迅棺木上的，是一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旗。“民族魂”，这是中国人民对鲁迅的最高的褒奖！
鲁迅的一生，是为着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爱国者的一生。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在其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并指出中国革命道路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给予鲁迅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以崇高的评价。他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终其一生，是生活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对这满目疮痍的祖国，鲁迅满怀着痛苦而深厚的爱。他的著名的《自题小像》诗，曾用无法逃脱爱神射箭的比喻，来形容自己和祖国不能不相爱，以反衬爱之深切（“灵台无计逃神矢”），用献出鲜血和生命的决心来表达自己矢志于救国事业的宏愿（“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诗反映了鲁迅热爱祖国的伟大精神，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了牢固的基础。当然，鲁迅并没有死在敌人的牢狱中或刀枪之下，但鲁迅在一切敌人面前，“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他的敌我的分明，热烈的爱憎，坚韧的战斗，显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语）。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剥削，这是鲁迅所生活的时代的现实，他的“灵台无计”“风雨飘摇”的悲愤情绪，就浸透着对祖国身处危境的深切的体会和感受。因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从一开始就萌生着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早在1906年写的《中国地质略论》里，鲁迅就一方面满怀激情地赞颂祖国的美好河山：“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一方面痛斥清王朝“引盗入室”的卖国政策，大声疾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不容外族之觊觎”，强烈地表现了他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进行掠夺的鲜明的民族立场。到了20年代的五卅运动中，当帝国主义的洋枪在上海造成流血惨案的时候，鲁迅就抨击过那些高等华人的“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2）睛，向世界搜求公道”的奴颜婢膝的态度，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的“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3）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
同时，鲁迅又深知，外来侵略者的逞凶使威，却是靠了那些“见了羊显凶兽相，见了凶兽则显羊相”的走狗奴才们，官僚军阀，买办文人，均属此类。正是他们，对国民专横，向外人柔媚，为帝国主义的各种侵略行径开道，并恭顺地为他们安排了“人肉的筵宴”。所以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是和彻底的反封建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争取民族解放同争取人民民主的要求，是血肉一体的。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阶级早已匍匐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成为它们侵略和压迫本国人民的代理人。鲁迅对于中国封建势力的这一特点，一向观察得很透彻，把握得很准确。他的匕首和投枪，在猛掷帝国主义虎狼的同时，从不放松对为虎作伥者的打击，他是把内贼和外敌放在一起进行解剖的。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他的笔攻击帝国主义的鹰犬奴仆，要比攻击他们的主子更为辛辣、更为严厉，这也是贯串着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大特色。
但是，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是同国粹主义、民族自大狂水火不相容的。他反对闭关锁国，“抱残守阙”，要求祖国在革新道路上不断进步，以摆脱落后和贫困。他痛心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民族的灾难，也痛心于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所造成的“国民”的麻木，（4）他十分憎恨“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沉重积习。因此，他对于一切阻碍民族进步的道德、理论、习俗等等，毕其一生，持之以恒地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揭露和鞭挞。在他的爱国主义思想里，一开始就交流着启蒙主义的要求，他甚至把思想解放看作是民族解放的最重要的前提，即救国必先“立人”，“立人”必先启蒙。在《文化偏至论》里，他曾热情地宣传启迪人民自觉，争取建立“人国”的理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
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
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
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当然，这所谓“人国”，如果不驱逐帝国主义，不推翻封建势力压迫，还不过是乌托邦幻想。但是，即使如此，对于弥漫着“愚民的专制”的当时，也是给了一个“惊醒”，有其光辉的战斗意义。因为鲁迅在这里所展示的“人国”的理想，是对愚弱的“沙聚之邦”的明显否定，而它所要争得的，却是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以及人民的自觉的实现。他在1903年写的《斯巴达之魂》就正是他的初期的爱国主义、民族战斗精神的结晶；而小说《狂人日记》、《药》，特别是他的伟大杰作《阿Q正传》，则又是他的启蒙主义解放思想的要求在艺术上的集中体现。
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长期的野蛮的封建统治，陈腐的伦常礼教和“祖传”“老例”的精神文明，不仅把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引向腐朽落后的绝境，也使人民的精神状态陷入了愚昧和萎靡，造成了所谓“愚弱的国民性”或“不长进的民族病态”，压迫着中国人民的精神活力，阻遏着中国革新的道路，这使爱国者的鲁迅深感痛苦。因此，在他的前期创作活动中，曾把所谓暴露民族“病态”，揭发“国民性”弱点，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唤起民族的自觉，作为主要的战斗目标，他大声疾呼：“苟有阻碍这前途者……全部踏倒他。”（5）
鲁迅初期的爱国主义精神中的这种启蒙主义思想，虽然还属于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范围，但由于他“从旧垒中来”，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所遗留的一整套反动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在人民精神面貌中所造成的毒瘤和伤疤，有着痛切的体验和深入的观察，因而，十分重视启迪人民的自觉，倡导勇于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反戈一击。这些主张即使在今天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也仍有其现实的借鉴意义。“吾将上下而求索”
祖国风雨飘摇在浓重的黑暗之中，同胞又还没有觉醒，要改革这猥劣的现实从何着手呢？救国的道路在哪里？革命的力量在哪里？这在中国近百年史上，先进的中国人，都曾前仆后继，以自身的奋斗寻求答案。鲁迅就是这些先进的中国人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而那艰苦求索革命真理的精神，更是贯穿着他全生命，是他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显著个性特点之一。
鲁迅诞生于一百年前的1881年，这是鸦片战争后的四十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后的十七年，中国正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鲁迅的整个童年，也是在这灾难深重的岁月中度过的。封建官僚们的“洋务运动”方兴未艾，到了鲁迅的少年时代，康梁资产阶级改良派已开始活动。这两种社会现实都在冲击出身于绅士之家的鲁迅。家族的衰落和破产，使他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而“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群里”，又使他能“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瞿秋白语），以切身的体验，感受着“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人民的不幸”。这一切，都启示了他在少年时代就寻找“异路”，开始了他的叛逆绅士阶级的思想变迁。
1898年，在戊戌变法的高潮声中，18岁的鲁迅，为了寻找有悖于传统的“异路”，寻找“别样的人们”，怀着朦胧的救国救民的愿望，来到了南京。那些官办的“学堂”虽然腐朽不堪，但他却得到了接近新知识的机会，如饥如渴地阅读着如《天演论》之类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著作，形成了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且萌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终于在矿路学堂结业后，怀着这样的理想东渡日本，又把学籍列在一所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如他自己在《呐喊•自序》中所说：因为“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这使“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这可以说是鲁迅求索到的医学或科学救国的第一个方案。在这段时间里（1903至1906年），我们所知道的他的译著，大都是在自然科学范围，如《月界旅行》、《说钼》、《中国地质略论》、《地底旅行》、《中国矿产志》、《物理新诠》、《北极探险记》等，它们既介绍了实际的科学知识，也抒发了他的“科学与爱国”的思想。
但是，也正因为鲁迅是把科学与爱国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为了救国，才准备献身科学的，而且是要以科学从事政治革新的，所以当他一发现这“美满的梦”在“科学”的途径上难以实现时，他立即决然地放弃了这种“理想”，中止了仙台的“学业”。《呐喊•自序》详细叙述了他在强烈刺激下的这种理想的“变迁”：“……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一张画片的“偶然”的触媒，竟成就了这位中华民族现代伟人的事业的开端，或许是始料不及的。但我们从鲁迅这一坚决果断的行动里，也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他的崇高而深厚的爱国热情。
由科学救国一变而为以文艺启迪人民，号召反抗，这是鲁迅爱国主义思想的新的发展。因为实际上鲁迅一到日本，就投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维新”信仰的破灭已成必然。而“国民精神之发扬”，又是当时革命思潮在共同探讨的一个主题。鲁迅当时认为，要改造“愚弱”的国民意识，必须有“精神界之战士”。但是，“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为了培养革命的反抗精神，他主张要“别求新声于异邦”。他的《摩罗诗力说》，大力介绍了西欧的“摩罗诗派”，所谓把“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如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等。鲁迅认为，他们发出的是“力足振人，语有深趣”的“新声”。鲁迅介绍的这些摩罗诗人的战斗风格，实际上也正显示了他自己的作为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个性特征。
当然，鲁迅倡导文艺运动的计划又遇挫折，拟议中的《新生》终于“并未产生”，使鲁迅初步体验了一个热心改革者如置身荒原般的寂寞。但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著作中所表现的这些观点，所反映的这种汹涌澎湃的浪漫主义的爱国热情，却正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准备。
是的，鲁迅确曾有过“沉默”的十年，从1909年回国，他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又到教育部任职。用他自己的话说，曾“经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即“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6）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他还说：为了“驱除寂寞”，不得不“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但是，怀疑，沉默，并非真的在“麻醉自己的灵魂”，而是要从中探求“使人类苏生”的新的方向。
鲁迅虽然欢迎了辛亥革命，肯定了它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并对它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始终怀有崇高的敬意，称誉他“……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直到临终之际，他（7）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是，他又是最早看到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也可以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这时已开始在他的思想里破灭。所以当“五四”风云终于促使他抬头“呐喊”的时候，不断地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也就成了他求索新的救国道路的起点。
从《狂人日记》开始的鲁迅的小说创作，以及经他倡导并得到独创性发展的杂文的写作，虽然没有了“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火一样的浪漫热情和沸腾的愤激，这时已化为冷静的观察、探索、解剖，现实主义取代了浪漫主义。但是，鲁迅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鲁迅的倡导文艺运动以启迪人民的宿愿，却都在这“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勇猛战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
尽管这时的鲁迅，也还没有求索出真正能救中国的真理和道路，同时，在“五四”以后，当革命的深入发展，又多次面临“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的同一战阵的星云流散的局面，这也使他有过“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重压之感，并产生了短暂的苦闷与彷徨。但是，这些都再也不能阻滞他向反动势力冲锋陷阵的前进步伐。为了“创造中国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他以身作则，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既严肃地解剖着自己，不断地克服思想上的矛盾，又积极进行战斗和寻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鲁迅的小说集《彷徨》扉页上节录屈原《离骚》的题词。“望崦嵫而勿迫，恐鹈之先鸣”，这是鲁迅一直悬挂在北京故居“老虎尾巴”墙壁上的自集屈原《离骚》的联语。
它们既反映了鲁迅在“五四”以后艰苦求索革命真理的决心，也深切表达了鲁迅努力鞭策自己，加快步伐，以寻求革命道路，为祖国献身，决不愿作时代落伍者的热烈愿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鲁迅的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追求民族进步与人民解放的坚强信念，正是使他不断前进的伟大推动力。“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这是《野草•题辞》中的名句，《题辞》写于1927年4月26日，这距离上海“四一二”和广州的“四一五”大屠杀，不过十几天。血腥的现实，虽使鲁迅“目瞪口呆”——“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但是，环境愈险恶，他的意志愈坚贞。血，不仅没有使鲁迅退缩畏惧，消沉悲观，反而使他的世界观在这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获得了大飞跃。“五四”以来，鲁迅就开始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为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而呐喊，而奋斗，当他处身于大革命风暴中的广州，和共产党人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加之他自己的丰富斗争经验，对那时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早已有了敏锐的观察和认识。所以他能在“四一二”前夕，就写出《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那样的预言，警告人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他号召“永远进击”！也因为同样的缘故，他坚信血腥的镇压，决扑不灭革命的烈火，地下火必将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而且就在这杀戮、呻吟声中，他还曾傲然地宣称：（8）“……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总之，在写这篇《野草•题辞》的日子里，鲁迅已扫清了前期独战悲凉的情绪，洋溢着反抗战斗的心灵的火焰，显示了明朗、坚定、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我们可以把它看作鲁迅思想走向后期的具体界标。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从此有了新的升华。但这一切，并非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条件下，而恰恰是发生在它失败流血的时刻，因而，这也就更值得处于今天顺境中的我们深长思之！
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9）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鲁迅掌握并运用这一“工具”观察国家的命运，时间虽然要较迟一些，但是正如瞿秋白同志所指出的：“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10）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所以当他的斗争实践一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便显示出强大威力，并在斗争中，很快成为共产主义“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当然，鲁迅世界观的飞跃，不是突然跳出来的，他是通过自己的战斗实践和历史教训的总结，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如他庄严声明的那样：“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11）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鲁迅就是这样，在长期艰苦求索中，从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最终走向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纠正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光芒的照耀下，清醒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未来。他向往着中国的明天，一定会像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那样：“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12）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在他最后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是以一个伟大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概领导了左翼文化战线的战斗，走到了一生的光辉的顶点。在这十年间，他像中流砥柱一样屹立在左翼文化战线上，用他的更加锋利的如椽大笔，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者、“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论语”派等，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论战与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为中国革命文化的发展，扫除了垃圾，开拓了道路。白色恐怖虽然时时在威胁着他，但他却和青年战友们一起，无畏地肩负起冲锋陷阵的艰巨任务，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十年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事实的教训”，对于鲁迅的思想发展，有着光辉的实践意义，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鲁迅从不写空头文章，从不做无目的的事。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中，他已多次看到和体验过革命失败的教训，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才使他真正看到了为民族和人民解放而浴血奋战的革命领导力量，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而鲁迅的深厚的祖国爱，也必然要把他引向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早在30年代初，就已成为鲁迅的历史的结论和不可动摇的信念。他的高度的党性原则，不仅表现在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坚决意志上，而且表现在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坚决拥护，以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友谊上。他在个人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不忘反击托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并自豪地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13）是自以为光荣的。”面对着战友的误解和攻击，他严正地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14）确的。”
革命决不会一帆风顺，它总要碰到艰难曲折，鲁迅早在30年代就向青年战友们发出过这样的警告：“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15）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
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鲁迅所说的“麻烦”的建设，却是我们面对的严肃的现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十年动乱，又确实给我们带来意外的破坏。我们有痛苦，也有难题，但我们更有敢于正视错误，也勇于改正错误的伟大的党，在领导着十亿人民奋斗不息。鲁迅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对祖国、对人民、对党，还有那样光明的展望，胜利的确信，那么，今天遇到的这点艰难曲折，难道能使我们丧失自信力吗？正如鲁迅所启示我们的那样，在革命进行中，今天或者明天，都还要出现各种各样的艰难曲折。关键在于，要像鲁迅那样，不断总结教训，时刻准备为祖国而献身。
几十年来，鲁迅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求索真理，寻找道路，进行了忘我的战斗。鲁迅走过的道路，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道路。因而，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鲁迅的道路照耀着我们整个时代，至今仍然给人以深切的启示。
鲁迅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直至最后一息！他虽然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却给新中国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我们一定要学习鲁迅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发扬他艰苦求索革命真理的韧战精神，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与党同心同德，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贡献力量，而努力奋斗，这也就是我们对他一生的事迹和伟业的最好的继承和发展。1981年8月2日北京盛夏之夜（1）《鲁迅先生纪念集•逝世消息》。（2）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十）》。（3）同上。（4）鲁迅：《坟•摩罗诗力说》。（5）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6）鲁迅：《〈自选集〉自序》。（7）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8）鲁迅：《小约翰•引言》。（9）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0）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1）鲁迅：《二心集•序言》。（12）鲁迅：《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13）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4）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5）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五四”文学革命的反封建的檄文——从《狂人日记》看鲁迅小说“呐喊”（1）的主题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
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
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
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
这是散文诗《野草》的《淡淡的血痕中》的名句。是鲁迅在“三一八”惨案之后，“已经出离愤怒”时写下的。淡红的血色，使他看见了微茫的希望，他热情赞颂这样的“叛逆的猛士”。他坚信，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总要产生它的对立物——在血泊中继续战斗的“真的猛士”。这样的猛士洞察一切，记得一切，正视一切，深知一切，并不因时光的流逝而忘却；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决不会为它们所吓倒。
这个对叛逆的猛士的含义深广的诗的概括，既蕴蓄着对新一代的希望和期待，又揭示了鲁迅自己“五四”以来战斗生涯的心灵历程。从《狂人日记》开始的鲁迅小说创作《呐喊》、《彷徨》的问世，就正是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以“叛逆的猛士”的姿态，激烈冲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罗网的战斗记录。（2）“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不过是鲁迅的自谦之词。《呐喊》的纸上声，不仅没有空留，而且是以文学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响彻天宇，载入史册，至今仍能激励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勇气，不惮于前驱。《狂人日记》既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声春雷，也是鲁迅小说创作中的反封建的第一声“呐喊”，作者虽说无暇顾及“是勇猛或（3）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但历史已经证明，这第一声春雷和呐喊，是开辟一个划时代文学的最强音。一
鲁迅出生在19世纪末，活跃在20世纪的20和30年代的文化战线上。鲁迅开手写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时候（1918年4月2日），已经38岁了。在这以前的38年，或者更早一点，在鲁迅出生前41年，亦即1840年，在中国土地上发生了著名的中英鸦片战争。英国帝国主义者以其利舰重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大清帝国，迫使中国封建社会迅速解体。西方帝国主义从此在东方占取了最大的经济掠夺市场和殖民扩张的肥沃土壤。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盘剥和摧残下，中国很快就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濒于沦落、破产，遭受着空前深重的灾难。而另一方面，封建经济的解体，西方资本主义的“榜样”，也催生了中国“土著”资产阶级的活动。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运动，相继发生，更给中国社会和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冲击。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4）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五四”以前的鲁迅，在他生活的38年中，正是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受到严酷历史考验的时代，而且他就是这种进行不断探求、苦斗、怀疑、失望和希望的“先进中国人”最杰出的代表者之一。青年时代的鲁迅，也曾歌颂破坏，号召战斗。他赞美过“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向旧世界进攻的伟大的诗人们。他倡导对中国固有文明“主张破坏，无稍假借”的革新精神。他寻求和期望我们祖国能出现“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作温煦之音，援吾人出于（5）岁寒”的“精神界之战士”。但是，当时他没有得到“赞和”——“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梦”的挫折使他陷入寂寞，后来又曾“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即“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6）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使他的革命热忱，在这荒原般寂寞的重压下，只得潜藏在心之底层去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驱除这寂寞，他不得不“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这是在麻醉自己的灵魂吗？不，他是在探求“使人类苏生”的前进方向。“沉入于国民中”，使他更加看清了，残酷的封建统治怎样在军阀混战的新形势下，利用政治和武力继续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怎样压榨人民的血汗，怎样继续利用它的纲常名教、祖传老例作为桎梏人民的精神镣铐，把广大人民沉陷在驯服、愚昧的麻痹状态中。在这样悲惨的局面下，“中华民国”只剩下了字面的躯壳：“仿佛久没有所谓中（7）华民国……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回到古代去”，使他更加认识到，“屠杀现在”的僵尸，正是“传统思想的长城”。鲁迅举起锋利的解剖刀，直刺入封建专制主义的心脏，剥露了中国四千年吃人的历史。不过在这野蛮的制度下，“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8）动弹了”。而这历史在史书里却又被“仁义道德”的伪装包裹着。《狂人日记》所发出的第一声战叫，就正是这“回到古代去”的回声——“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9）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经受着重压，潜藏在心底的，是还没有找到出口处的革命熔岩，并不是绝望的冰块。“于无声处听惊雷”，当中国的新兴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掀起革命波澜的时代一来临，那熔岩就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将令，火一般地喷射出来，冲向封建势力，冲向帝国主义，冲向一切吃人的精神文明，绽开出“文学革命”的灿烂花朵——“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这不过是战前的准备。正因为他有过这样的历程，他才能洞见一切，记得一切，正视一切，深知一切。待到他终于从沉默中抬起头来，以叛逆的猛士的雄姿跃上战场，向着“希望是在于将来”的历史新潮满帆疾驶，迸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冲破铁屋的呐喊，从此以后，蕴蓄、积累、压缩在寂寞中的鲁迅的革命热忱，通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英勇献身，“便一发而不可收”，而《狂人日记》，则深刻地概括了鲁迅“五四”前后作品中的反封建精神的全部纲领。二《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五四运动前一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上。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指出：“从1918年5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介绍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1834年顷，俄国的果戈里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只不过“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
这“忧愤深广”所以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正是由于它是那样彻底、坚决，而又那样深广、猛烈地抨击了整个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从他这第一篇作品开始，就使中国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质的变化，因此，《狂人日记》可以称得起是“五四”文化革命运动中最鲜明的反封建宣言书。
小说在形式上是描绘了一个患有“迫害狂”病症的“狂人”，以及他心目中所经历的社会和人生。实质上则是通过这特有的形式，用寓意深刻的象征性的手法，激动人心的热烈的诗的语言，对于中国的封建宗法社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孔孟之道的精神文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形象地揭示了它们所造成的血迹斑斑的吃人的社会图景；明确地向人们告白：历代统治者颂扬的所谓古圣先贤，都不过是“吃人”哲学的宣传者。
这狂人，并非真正的狂人，实是新时代的觉醒者，反封建的叛逆猛士。他呼喊的是“五四”时代的革命要求；他抗争的是传统的旧礼教、旧思想。他说出了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的吃人的真相，当然就不能见容于他所生活的黑暗现实。在小说里，鲁迅运用象征性的艺术手法愤怒地控诉了封建宗法的家族制度给予反叛的“异类”以怎样非人的境遇：“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狂人”心目中的这幅现实生活的图景，不正是对封建的人间关系的写照吗？这是鲜血淋漓的吃人与被吃的关系。在这个社会里，一方面是吃人的人，如赵贵翁，古久先生，大哥，刽子手扮成医生的姓何的老头子；另一方面是狂人，妹子，佃户，徐锡林，被称为“恶人”的革命者等等，都是被吃的食料。无论是赵贵翁和他的狗，古久先生和他的陈年流水簿子；也无论是在路上或街上，“吃人”者“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即使你没有踹过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只要你怀疑他们的“从来如此”，反对旧制度、旧传统，他们就会变出各种花样“吃”掉你。
这血淋淋的现实迫使“狂人”在不眠之夜开始思索了：“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掩盖在“仁义道德”美名之下的中国封建制度的“吃人”与“被吃”的历史，这就是古久先生陈年流水簿子所记载的一切，就是中国封建主义的精神文明所造成的传统。建立在封建经济剥削基础上的地主阶级的统治，也是靠这种反动盔甲的精神武装，制定着“吃人”的律条，所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
（10）也”。他们也就靠着这“天下之通义”，把整个社会变成暴虐、贪婪、自私以及瞒和骗的大泽，“吸血吃肉”，排下了“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却还要嚎叫着“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要被吃者安于这不公正的无止境的剥削和压迫。而食人者，却有着他们应该“吃人”的理论根据，所谓“易子而食”，“食肉寝皮”，这是天经地义古已有之的，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心安理得，世袭罔替。
这种吃人与被吃的关系，不仅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中的普遍存在，而且也渗透在家族伦理关系中。小说巧妙地通过“狂人”对自己家族关系的观察，渲染了家族间的吃人与被吃的关系，发出了撕裂人心的呼喊：“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作者用这种象征性的艺术概括，满怀悲愤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关系及其精神文明的血腥罪恶。
小说就这样一层层地剥露着封建制度的一切虚伪、欺骗和隐瞒，将血淋淋的历史本来面目显示给人们。这个社会的大大小小统治者，怀着“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整个社会满撒着“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罗网，制造着任意宰割的所谓忠臣孝子、烈士节妇的“榜样”，力图永久地维持这一整套吃人的制度和吃人的文明。小说对狂人的生活环境富有色彩的象征性的渲染和刻画，实际上是对整个封建社会人吃人本质的艺术概括。
小说并没有着意地塑造人物，但它的格式的特别，表现的深切，却使得这昏暗的黑漆漆的夜，闪烁着晶莹的星光——那就是勇猛地搏击着黑夜的狂人的形象。他的呐喊和反抗，决不是一个“狂人”的错杂无伦次的“荒唐之言”，而是一个正在觉醒的受害者所发出的悲愤的控诉和勇猛的挑战。因而这“狂人”，也不是被黑暗现实扼杀的悲剧人物，而是迎接伟大新时代的叛逆的猛士。他大胆地揭开了那装饰着华美词藻的历史帷幕——踹了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剥露了被遮掩着的鲜血淋漓的吃人的社会图景。
是的，“狂人”毕竟来自吃人的“家族”，肩负着因袭的重担——“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这使他有时感到“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但是他又十分清楚，这沉重，不过是那陈旧的濒于腐朽灭亡前夕的压力，只是空虚的假象，禁不起“义勇和正气”的光照，而他热烈地向往着光明的未来，也敢于挣脱那旧传统对他的束缚。他真诚地自省着：“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但是，为了创造那容不得吃人的新生代，他勇于肩负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广阔光明的地方去。他大声疾呼：“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当然，这个“狂人”还不是新时代的“真的人”，他诅咒“吃人的人”，猛烈地抨击封建社会一切吃人的鬼花样——封建家族制度和纲常名教，却又希望他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他虽然也看出：“他们岂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好继续吃人的阴谋”，却还是想“劝转”他们放弃“吃人的心思”，以便能和平地进入“容不得吃人”的时代，“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对吃人者“劝转”的思想明显地反映了鲁迅这一时期的进化论观点。殊不知封建统治者——吃人的人，不仅是劝不转的，而且他们也决不甘心自动填平路上的深渊，为历史的新生面让路！这说明了“狂人”还没有逾越出的阶级局限。但“狂人”毕竟是勇于和“四千年吃人履历”进行彻底决裂的第一代真正的叛逆者。这“狂人”使我们想起了《呐喊•自序》中讲述着的“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已“不惮于前驱”，不甘于麻醉自己的灵魂，“从昏睡入死灭”，奋力冲出那“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发出了低沉而勇猛的呐喊，唤醒了昏睡的人们，共同去寻找新生的道路。这狂人，反映了彻底反封建的时代要求的战斗实践！代表着叛逆的觉醒者的光辉形象！
因此，我们可以说，《狂人日记》是《呐喊》、《彷徨》反封建主题的纲领和序言，其后的不少作品，就沿着这一纲领和序言生发开去，从各个不同角度更广泛、更深入地表现了被吃者的悲惨命运，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进行了更尖锐的揭发和批判。三
我国著名的作家茅盾（沈雁冰），在1922年发表的《读〈呐喊〉》一文中，曾这样写下了他的印象：“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只觉得受着一种痛苦的刺激，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耀眼的阳光。”这是多么准确而生动地说明了《狂人日记》出现在“五四”运动前夕文坛上的时代意义啊！
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在这篇小说里被挖掘得如此之深刻！这在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似乎不足为奇。但是，当时的鲁迅却并非马克思主义者（那时马克思主义也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这篇小说对封建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他却凭着长期的观察，凭着深深培植在被压迫人民中间的朴素的思想感情，敏锐地感受到了那个社会的阶级对立和精神文明的血腥气味，从而塑造了反动统治者及其鹰犬的生动的形象。
在这里，虽极尽夸张而又富有隐寓意味，但历史的本来面目却被剥露了，活生生的现实，也以吃人与被吃的关系赤裸裸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幅血淋淋的图画，尽管时时要更换它们的斑斓外衣，但它已经支配中国几千年了，而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却直到鲁迅才第一次给它勾画出真实的轮廓，显示了前所未有的鲜明色彩。
我们说，《狂人日记》是鲁迅小说创作的反封建主题的纲领性的艺术概括；又说，封建宗法统治的社会关系是鲁迅真正给它勾画出真实的轮廓，那是因为继《狂人日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的《呐喊》、《彷徨》的创作，以至这一时期的杂文，都在发展和深化《狂人日记》的反封建的主题。《狂人日记》的封建社会关系的轮廓画，在《呐喊》、《彷徨》的不少短篇里，丰富多彩地具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深刻的典型和形象。“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这个象征性的历史概括，在《呐喊》的第三个短篇《药》里，就有了撼动人心的艺术表现。
清末革命党人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被杀害，恩铭的卫队把他的心肝挖出炒食。封建统治者对革命党人灭绝人性的残害，激起了鲁迅的强烈愤慨。徐锡麟被杀后几天，他的战友秋瑾也在绍兴被杀。那时，鲁迅还在日本东京，曾参加东京绍兴同乡集会，哀悼被害的烈士，坚决主张发电声讨清政府的残暴罪行。徐、秋二烈士的被害，给鲁迅的思想感情留下了深刻的伤痕，他不断地在杂文中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在《药》里，鲁迅把革命者的被吃心肝的事迹同生痨病的人吃犯人血浸馒头的传说融合起来，生发出一个新的主题。小说虽然热情地歌颂了革命者夏瑜的英勇顽强，但同时也写出了这些革命先驱者们脱离群众和不为群众所理解。夏瑜的满腔热血空洒在愚昧迷信的国土上，染红了的馒头，成为他企图解救的人们替儿子医痨病的“妙药”。
最后是两个衣裙褴褛的老母亲在墓地里会见了，用鲜血染红了馒头和吞食了人血馒头的新生代，都埋在那尖圆的坟顶下了。小说结尾作者虽然删削黑暗，装点欢容，给夏瑜的坟顶上加上了一圈整齐的红白的花，但在这残酷而真实的描写里，蕴蓄着作者何等深沉的悲愤啊！《药》的收束，分明留着“阴冷”，但这正是残酷的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吃人与被吃，首先发生在革命者与反动封建统治的搏斗中。
革命者被吃，是因为他们要攻击那烹人肉的旧中国，推翻那吃人的旧制度。那么，安分守己，诚实的劳动者就不被吃了吗？《明天》里的单四嫂子和《祝福》里的祥林嫂，是怎样的纯朴、善良和安分呵！在她们的生活里，完全没有一点“分外”的要求，她们为了起码的生存条件整日里不停歇地劳动着，她们被压榨得已经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旧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打击——贫和病夺去了她们的丈夫，她们几乎毫无怨言，因为在这东方精神文明熏陶下，她们已经麻木了，失去了“没有爱的悲哀”。中国古训里早已规定好了律条：死了丈夫，不准另行改嫁，只能守节。苦难的生活给予她们的微茫的希望，只是为了养大孩子挣扎着、奋斗着。而当这微茫的希望也幻灭了的时候，死了丈夫又死了孩子的单四嫂子，只能把“无所可爱的悲哀”寄托在宝儿的魂魄入梦上。
被迫再嫁的祥林嫂，古训更有一大堆吃掉她的“合理根据”，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一文里，叙述过这样一个冷酷的历史记载：“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而祥林嫂却连这种不安于境遇也没有，她是被卖，被迫而再嫁，更其何罪之有？但人间最残酷的折磨却降临到她的头上。他的“老主人”鲁四老爷，因为她曾经再嫁而斥之为“伤风败俗”、“不干不净”，不把她当人看。她死去了爱子的悲哀，不仅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反而受到了“又尖又冷”的嘲弄。周围的人们咀嚼她痛苦的记忆，赏鉴她心灵上的创伤，以寻求填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这还不够，根据封建的道德观念和宗教迷信的规戒，祥林嫂因为曾经再嫁，到阴间还要被两个丈夫争夺，由阎罗大王锯成两半分给他们。这岂不要比现世的一切痛苦遭遇而更可怖吗？
总之，一切的一切，政治的、家族的、宗教的、道德的封建主义的罗网，封建统治阶级的僵死的器官，有形的和无形的黑暗势力，在这里，都张开了血盆大口，要把祥林嫂从骨肉到灵魂吞食净尽。《狂人日记》“通红崭新”的吃人的主题和象征性的历史概括，在这里取得了活生生的残酷而真实的表现。它启示着人们，建筑在骷髅上的旧中国，吃人的不只是赵贵翁、鲁四老爷之流的个别封建统治者，而是一种社会制度，一个统治和渗透到一切方面的腐朽的封建制度。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由于与农民有着深刻的思想感情的联系，因而，他对封建的家族制度和礼教文明对农民的精神上的残害，才有这样透彻的观察和深切的表现。四
作品的主题思想开掘得越深，社会生活面反映得越广阔、越丰满，所谓“吃人”与被吃的封建的社会关系，也越加会在真实的生活画面上显示出阶级对立的尖锐性和残酷性。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的思想在发展，体现在《呐喊》和《彷徨》里的反封建的主题，也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
在《狂人日记》里，鲁迅透过那历史的帷幕，曾用他当时所信奉的进化论观点解释社会的发展，因而认为，只有孩子——人的新生代，才是没有吃人履历的无罪的人，沉痛而又充满热情地喊出“救救孩子”的口号。这和《热风•随感录二十五》里，呼喊“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要求有“‘人’之父”，《随感录四十》中提出，勾消“四千年的旧账”，就是要“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的主张是一致的。这时的鲁迅是寄希望于父辈们从现在开始，就做出自我牺牲，为拯救人类的新生代而开辟光明幸福的未来。但是，正如上面所说，阶级社会的历史是决不可能有和平“进化”的前途的。吃人的制度和吃人的精神文明，只有靠斗争、靠革命才能解决。即使只是封建宗法统治下培育出来的父兄和长辈，他们可能并不是吃人的主犯，但是，如果他们曾经是利害的参与者，他们也不会放弃“祖传”“老例”的特权，也是不可能“劝转”过来的。所以鲁迅在继续深入现实斗争的境遇里，很快自己就发现，“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11）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因而，当他在《长明灯》中，再次接触这一主题，而且也采用象征性的历史概括予以表现的时候，它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的体现者——“疯子”，就不再有“劝转”的幻想，而是采取了决绝的态度，以高昂的战叫揭露了吃人制度的残酷统治。《长明灯》中的小小的吉光屯，实际上也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顽固的封建势力统治着一切，“只留下造成的老天地，教少年驼着吃
（12）苦”极力阻挠着生活的变革。吉光屯社庙里的长明灯，就是象征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落后，腐朽和灾难的根源。它长年不熄，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像鬼火一样闪着绿莹莹的光。吉光屯的腐朽势力的代表者们，把这鬼火般的长明灯视为统治生命的依托，梦想凭借这“僵硬的传统”来卫护旧世界的永存。然而，时代毕竟在前进，“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的道德伦常，“堆在道路上的祖传老例”，再也“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于是，一个被视为“疯子”的叛逆者出现了，他并未高声叫喊，只是以“一种微细沉实的声息——‘熄掉他吧！’”回荡在吉光屯停滞沉闷的空气里。
看看那些“长明灯”的“保卫者”们在这叛逆的“疯子”面前，显得怎样的卑琐和慌张吧！“你干什么？”但三角脸终于走上一步，诘问了。“我叫老黑开门，”他低声，温和地说。“就因为那一盏
灯必须吹熄……”……“你还是回去罢！……灯么，我替你吹。……”阔亭大声
说。他两眼更发出闪闪的光来，钉一般看定阔亭的眼，使阔
亭的眼光赶紧辟易了。“你吹？”他嘲笑似的微笑，但接着就坚定地说，“不
能！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
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
…………“你没法开！”“那么，就用别的法子来。”他转脸向他们一瞥，沉静
地说。“哼，看你有什么别的法。”……“我放火。”……“我放火！”
对死一般沉寂的吉光屯，对绿莹莹鬼火般灯光下的“蛰居人”来说，这当然有如春雷，顿时使得“周围的活物都在其中凝结了”。放火，这就不只是要熄掉长明灯的鬼火，而且要把它化为灰烬，点燃起烧毁旧世界的熊熊烈火。放火，这是又一个向黑暗的封建势力发起勇猛冲击的响亮口号。故而“吉光屯全局顿然扰动了。许多人们的耳朵里，心里，都有了一个可怕的声音：放火！”
鲁迅用饱含诗情的笔塑造了一个刚毅顽强、生气勃勃的“疯子”形象：“……他似乎并不留心别的事，只闪烁着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火种。”
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五）》里，这样大声呼唤着：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
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
的时代！《长明灯》（写于1925年3月1日）正是在号召青年们，决然地摆脱一切旧有的羁縻和束缚，点燃起猛攻旧中国黑暗牢狱的革命烈火，去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这时的鲁迅，历史观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跃进。《狂人日记》里掩盖在“仁义道德”字面下的通红崭新的象征性的“吃人”的幻相，在写《长明灯》时，已延伸发展为贫富对立的明确观念，进一步揭穿了那颠倒错乱蒙着斑斓外衣的历史奥秘：即“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13）这人肉筵宴的厨房”。“黑暗及其附着物”，“吃人”的旧制度，虽然迟早要归于灭亡，但“老衰和腐败”的黑暗势力决不会自动让位给新生的光明势力的。吉光屯里的城狐社鼠，也是决不肯熄灭长明灯的。因为，“……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靠“救救孩子”是解决不了的，“吃人”者则更不可能会被“劝转”的。于是，鲁迅大声疾呼地号召：“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14）
自然，《长明灯》中的叛逆者，虽已有了“血的蒸气”，显示了“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但他仍然像“狂人”一样，是一个孤独的战斗者，笼罩着他的，还是无边的浓重的黑暗，需要长时间的持久的战斗。但他已经给了旧世界猛力的一击，造成了吉光屯人们的紧张和不安。这“放火”的战叫，终究会唤起昏睡中人们的觉醒，熄掉那长明的鬼火，让革命的烈焰烧毁整个旧世界。《狂人日记》和《长明灯》，都具有象征性艺术概括的特点，但又都饱含着烈火般的现实战斗精神。从《狂人日记》到《长明灯》（也就是从《呐喊》到《彷徨》），我们不仅看到了鲁迅小说创作的“呐喊”的反封建主题的延续，而且看到这一主题的不断丰富和深化。在这丰富和深化中，震响着时代行进的足音，也烙印着伟大鲁迅思想跃进的脚步。1979年8月30日修改（1）1978年4月2日为纪念《狂人日记》创作60周年而作。（2）鲁迅：《题〈呐喊〉》。（3）鲁迅：《呐喊•自序》。（4）《毛泽东选集》，第1474、1475页。（5）鲁迅：《坟•摩罗诗力说》。（6）鲁迅：《自选集•自序》。（7）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三）》。（8）鲁迅：《坟•灯下漫笔》。（9）鲁迅：《致许寿裳》，1918年8月20日。（10）《孟子•滕文公章句上》。（11）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12）鲁迅：《随感录四十九》。（13）鲁迅：《坟•灯下漫笔》。（14）鲁迅：《坟•灯下漫笔》。辛亥革命与鲁迅的小说创作
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所以能站在时代斗争的前列，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喊出不灭的心声，总是适应了历史的需要，反映着历史的必然。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五四”运动以来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战斗的创作生涯，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十年（1907~1936），而他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却给两个紧密衔接的革命时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勾画出鲜明的轮廓和分界，做出了历史教训的多面的总结。鲁迅是旧中国的勇敢的破坏者，又是新中国的坚决的催生者。他不仅以那富有独创风格的艺术性政论和杂文，感应敏锐地反映着革命巨变中的迫切形势，而且以他的《呐喊》和《彷徨》这两本“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的短篇小说集，强烈地映照出中国近代社会色彩丰富的历史风貌，特别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做出了深刻的形象的总结，与他的战斗的杂文一起，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史诗。“失望”与“希望”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曾概括地叙述过自己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讲了医学救国的美梦的破灭，讲了“第一要着”要改变国民精神而提倡文艺运动的失败，终至由“叫喊于生人中”，“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而陷入无可措手的悲哀和寂寞。此后又曾经历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三十多年的生活中，鲁迅一直和近代中国政治斗争的几次重大事变，以及在这些政治巨变中的几个重要的阶级、阶层有着密切的接触，这是使他对中国近代社会始终能进行周密的分析、观察和深刻的艺术概括的基础。
青年时代的鲁迅，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1902年，他满怀寻求真理的革命热情，东渡日本留学。第二年，在他23岁时，他就毅然决然地把清代统治者强加给各族人民的屈辱标志——辫子一刀剪掉，拍照留念，并写下了气势磅礴的《自题小像》的七言绝句：“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可以说是他毕生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战斗誓言。而这时在留日学生中间，正卷起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狂澜。鲁迅一方面在弘文学院学习日文，一方面也“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满怀革命激情地投入了爱国志士的反清革命活动。
1906到1907年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的保皇派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围绕着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是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激烈地展开着。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年）、《箴新党论》（1906年），孙中山发表了《论保皇报》（1904年）、《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13日在东京欢迎大会上的演说词），对康梁保皇党的种种谬说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扩大了革命舆论的影响，使得革命力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深受当时革命思潮的冲击，在1903年，鲁迅也开始了反对保皇派的改良主义的斗争，他的《中国地质略论》一文，坚决否定了君主立宪的论调。他说：“犹谭人类史者，昌言专制立宪共和，为政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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