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朝盛衰——图说元代(图说人文中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煜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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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朝盛衰——图说元代(图说人文中国)试读：

13世纪初期的世界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拜占庭帝国因此失去了君士坦丁堡；抗击十字军的英雄萨拉丁尸骨未寒，他缔造的阿尤布王朝已经在弟弟和儿子们的争斗中分崩离析；最早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陷入连年混战；花剌子模雄踞中亚，正在努力从古尔王朝手中夺取阿富汗。在亚欧大陆的东部，金朝进入了史称“明昌之治”的鼎盛时期，但是危机四伏。偏安江南的南宋朝野一片“抗金”之声，准备北伐。西夏则正酝酿着一场宫廷政变。这样的环境给原先被金朝控制的中国北方草原的蒙古部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

在历经种种艰苦磨难之后，成吉思汗统一了草原部落，并转化为游牧背景下的国家，然后向文明社会发起了挑战。原始的天命观念使他相信自己受命于上天，应该成为世界的主宰，因此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征服行动。在他死后，他的子孙继承了这个信念。黄金家族的三代人用了六十年左右的时间，营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对欧洲和亚洲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汉语里，他们自称为“大朝”。尽管在内部他们分裂、对立，而且互相攻伐，但在广义上，蒙古人构造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大环境。

作为大蒙古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元朝从建立之初就将自己定位在中原正朔。忽必烈通过推行汉化政策获得了中原士人的支持，获取了竞争最高权力的资本，并且赢得最终胜利，同时他也因此失去了大蒙古国大多数领土。南宋被平定后，中国再次恢复到统一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西藏和云南被添加到中国版图里。这两块土地都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因此元朝政府采取了不同的针对性措施加以管理。

忽必烈将草原国家改造为中原王朝正统的延续，但是又对汉族士人深怀戒心，还要面对来自蒙古保守势力的压力，导致了国家政策总在遵循蒙古旧俗、用回回人理财和执行汉法之间摇摆不定。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国，蒙古人做了许多尝试，但是几乎所有的努力都被他们自己破坏了。实质上存在的民族等级制度使各阶层之间矛盾重重，形成了足以瓦解社会安定的对立。在传统中原王朝里充当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阶层失去了参与政治的机会，虽然仍然保有一定地位和优越待遇，但统治者事实上表现出的漠视令他们更加痛苦。元朝中后期皇位的更替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斗争，草原的后代用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而且失败的一方注定要被清洗。胜利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政策总在发生变化。这些都严重地削弱了这个王朝。

早期的蒙古人对被征服地进行大规模屠杀和掠夺，沉重打击了中国的经济，最明显的是南方与北方间人口差距和经济发展差距的增大。但是随着统治政策的转变，元朝经济还是得到了发展：全国统一结束了以往各地区的经济分隔；蒙古统治者对商业非常重视；政府的重农政策令农业恢复得很快；大蒙古国的广阔疆域带来了中西交通的畅通，使国际贸易进入新境界。这些都是推动经济的有利条件，虽然未能突破两宋时期的高峰，但是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并未受到影响。

从逐水草而居，到拥有自己的城市，蒙古人在征服世界的同时，自身也在发生变化。由于自身文化的落后，蒙古的统治者们希望用自己的传统来抵御被同化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直到退出中原，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宁愿在城市中搭建毡帐生活。他们通过自身的强势地位将本民族的流行文化带入了中原和江南，并且对这个国家的其他各族民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混杂在一起的不同文化之间，完全的隔绝是不可能做到的，尤其在社会生活中，更为先进的文明带来的冲击无处不在，何况来自被征服者丰富多彩的娱乐、享受和生活方式对征服者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

将元朝与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的交通线主要有两大系统，一是以古代丝绸之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陆路，一是延伸了前代贸易路线的海道。大蒙古国的相对统一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干线保障了一个世纪左右的畅通，而海上交通线的增长也与伊利汗国称雄西亚很有关系。元朝统治者从前人那里继承了这份遗产，并加以发扬光大，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驿道交通因此可以从元朝的任何一个地方通达远方的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借助这些路线，中外的旅行家、商人、传教士和使者自由往来，使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起来。

宋朝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的许多科技遗产直接被征服者们接收了。元朝建立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繁荣，也为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保证。原大蒙古国疆域内空前便利的交通，使中外交流更为紧密和深入，也给中国的科学家们接触其他地区的成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些基础上，元代的科技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空前发达的中外关系，又使中国的科技成就得以向西方广泛传播，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即使有一些元朝君主曾经接受过正统的中原教育，但他们仍然无法了解其中的精髓。元朝的统治者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使中国文化能够相对自由地发展。在民族等级制压迫下的传统文人，由于失去了参与政治的可能，于是转而将才能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文人直接参与到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他们的素养为元朝的文化营造出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而文人们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也让他们更为深入地接触生活，给各种艺术形式带来了生命力。

统治者们也希望建立自己的文化模式，然而对于从落后的草原直接闯入文明世界的他们来说，所能认识和了解的文化形式几乎只有宗教，这使他们将各种宗教抬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萨满崇拜决定了蒙古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他们认为宗教人士都在以自己的方法与上天沟通，教派的差别只是因为方法不同。成吉思汗奠定了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的政策，这种做法一直贯穿了蒙元时期。实际上很难说蒙古统治者们真的笃信某种宗教，他们只是利用宗教人士们为自己“告天祝寿”，并通过宗教的力量羁縻人民。虽然元朝建立后，藏传佛教获得了高出其他教派的待遇，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只是因为宗教上的原因，其他宗教也没有因此失去地位。元朝政府的宗教政策十分灵活，每当一种宗教或教派的影响力过于强大，就必然会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总的来说，元朝的宗教政策十分宽松，一些在以往被视为异端的教派也能够很好地发展，他们中的一支直接导致了这个强大帝国的灭亡。政权篇蒙古崛起

在13世纪的漠北草原上散布着一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各部之间、部落内的贵族之间，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土地和属民，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

蒙古部乞颜氏首领铁木真在克烈部首领王罕和札答兰部首领札木合的帮助下，成为草原上的新兴势力。公元1196年，铁木真与王罕联合，帮助金朝军队重创了塔塔儿部，得到了金朝的封赏，大大提高了铁木真的地位。以后几年，铁木真先后消灭了泰赤乌部和塔塔儿部，占领了东部草原，使草原上出现了西面的蒙古部，中间的克烈部和东边的蒙古部三足鼎立的局面。

王罕对铁木真的壮大深感不安，札木合乘机与他联合发动了突然袭击，试图重创铁木真。然而铁木真通过运用计谋，瓦解了反对他的联盟，王罕放松了警惕，札木合投向了乃蛮部。公元1203年的春天，铁木真向王罕发起了最后的攻击，消灭了克烈部。王罕和他的儿子虽然暂时逃脱，但是不久后相继被其他部落杀死。成吉思汗马鞍錾花铜重甲

此后实力非常强大的部落乃蛮和篾儿乞部的残余先后遭到铁木真的致命打击，铁木真成为草原上最后的胜利者，于是他在公元1206年召开了有家族成员、部下将领和归附的部落领袖参加的忽里台大会。忽里台的意思是大聚会，指的是蒙古部落时期，首领们商议选举领袖、决定战争等重大事件的会议。

此次大会推举铁木真为成吉思汗，“成吉思”的明确含义，后人众说纷纭。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原来草原上各有名称的部落归属在大蒙古国的旗下，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萨满服饰成吉思汗的继承人们

公元1227年七月，66岁的成吉思汗在讨伐西夏的战争中去世。他的三子窝阔台在公元1229年召开的忽里台大会上，由于得到二哥察合台的强力支持而登上汗位。窝阔台敦厚而有智略，是成吉思汗各项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在他的领导下，大蒙古国彻底消灭了花剌子模和金，继续了对西方的征服，又开始进行对南宋的进攻。在公元1241年一次出猎的途中，窝阔台因饮酒过量而死。成吉思汗与儿子们窝阔台汗像

在汗位空悬的日子里，窝阔台的第六位皇后脱列哥那获得了摄政的权力，她借此改变了窝阔台传位给孙子失烈门的决定，将自己的儿子贵由推上了大汗的宝座。贵由个性强硬，以执法严峻而闻名，他在母亲死后才开始亲政，亲政后首先做的便是处死母亲所宠信的女巫和回回商人。贵由与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拔都在“长子西征”期间结下深怨，所以在公元1248年他开始西巡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他要前去攻打拔都。蒙古帝国的内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他却在途中不明原因地死去。贵由的正妻斡兀立海迷失顺理成章地成为摄政，这个沉溺于巫术的女人和她的两个儿子将蒙古国搞得一片混乱。

公元1251年夏天，拔都用自己强大的武力做后盾，促成各系诸王和贵族在忽里台大会上共同推举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的长子蒙哥为大汗。这个难以被窝阔台和察合台两系接受的建议，在拖雷的遗孀、蒙古历史上最著名的贤母唆鲁和帖尼的斡旋下最终成为事实。蒙哥“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是蒙古统治者中少有的不喜欢宴饮游乐和奢靡生活的人。为了巩固汗位，他以两个同母弟弟为羽翼，三弟旭烈兀负责新的一次西征，二弟忽必烈则“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并主管灭宋的军事行动。在即位之初，蒙哥试图革除积弊，更新庶政，但几乎没有成效。他曾经自豪地宣称“尊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被蒙古人看作是成吉思汗精神的化身。在蒙哥浓厚的保守色彩与忽必烈的新政之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险些兄弟反目。西藏萨迦寺西藏与云南的归附

窝阔台继位后，派他的次子阔端驻守凉州，正式开始经营西藏地区。公元1240年，蒙古将领多尔达赤率领一支部队深入西藏，对归顺的势力进行招抚，遇到抵抗则武力镇压，很快就顺利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拆除了境内各个地方的武装据点，将全藏纳入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接下来蒙古人需要找到一个能够代表西藏的人，当地的高僧推荐了萨迦班智达。班智达是人们对精通佛法以及各种相关知识的高僧的敬称，萨迦班智达的法名是贡嘎坚赞桑布，出自贵族款氏家族。款式家族借助吐蕃王朝崩溃的机会，建立了宗教权威与世俗势力紧密结合的萨迦派教团，萨迦班智达是第四代领袖。在他的领导下，萨迦派已经成为后藏地区最大的一支地方势力。

萨迦班智达收到了阔端邀请他会面的令旨和礼物，从中看到了能给西藏带来安定，并且使萨迦派发扬光大的机会，于是不顾年老体衰，在公元1244年年底带着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毅然前往凉州。第二年，他与阔端得以见面，并以西藏方面全权代表的身份通过畏兀儿翻译与对方进行会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班智达给西藏僧俗领袖们发出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确认了西藏归附，规定了西藏人应尽的义务，又保证了各方首领降附后的利益，而且还确立了萨迦派在西藏僧俗中的领袖地位。从此，作为疆土的一部分，在蒙古由草原国家向中原正统王朝转化的过程中，西藏正式进入了中国版图。

在蒙哥即位后开始的新一轮征服中，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忽必烈受命攻取大理，为灭亡南宋做准备。这是忽必烈第一次指挥大规模军事行动，他与大将兀良合台于公元1253年秋冬时节率领十万大军借道吐蕃，攻入大理境内。大理的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国都大理城就被攻克。此后，忽必烈北返，将余下的事务交给了兀良合台。大理国王被俘后最终衷心归顺，并且亲自指挥部众带领蒙古军平定了大理全境和周边部落。之后，蒙元政府陆续在大理设立了各级管理机构，使之成为版图中的一部分。大理城门元朝的建立

公元1259年，蒙哥在进攻南宋的战争中病死。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他的突然去世给大蒙古国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公元1260年三月，从征宋前线匆匆赶回的忽必烈迅速召集了一批支持他的宗王，在开平召开了忽里台大会，宣布继任蒙古国的大汗。一个月后，他的幼弟阿里不哥在哈剌和林做了同样的事。战争随即爆发，兄弟间的争夺持续了五年，以阿里不哥的降附告终。

在争夺汗位的过程中，忽必烈在蒙古方面缺少有力的支持，这使他更多地依赖汉地的资源和汉人的力量。幕僚们竭尽全力将这位新任大汗包装成中原皇帝，并且使用了蒙古国第一个年号“中统”，昭告天下忽必烈延续了中原王朝的正统。汗位之争结束后，年号又改为“至元”。在新政府里，机构的设置很像中国传统模式，行政官员也以汉人或者汉化的契丹人和女真人为主。忽必烈像刘秉忠像

然而汉军世侯李璮在公元1262年发动的兵变使忽必烈对众多的汉军世侯和汉人大臣失去了信任，蒙古人在政府中的比重加强，大力提拔不精政治但是擅长聚敛的回回人，以牵制汉人，在政府里逐渐形成了蒙古人为首，汉、回互相制约的局面。

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忽必烈在公元1271年十一月正式将国号改为大元。这个名字出自《易经》，所谓元，意为大到无法形容，用以概括新兴国家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土。此后，大蒙古国这个名称只在蒙文文书中还继续沿用，通常是与大元并称，写作“大元大蒙古国”或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次年，正在兴建中的燕京更名为大都，成为元朝的首都，上都开平变为陪都，完成了统治中心从漠北向中原的转移。再过一年，忽必烈的儿子，31岁的真金正式被册立为皇太子。大一统

窝阔台在位期间，蒙古人已经开始了对南宋的进攻，虽然攻势止步于长江沿线，但完成了将战场推进到南宋疆域、破坏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防御设施，以及通过大规模的抄掠来削弱南宋的力量等几个战略目的。窝阔台病逝后，蒙古政权短时间内几度易主，攻宋的计划无法继续实施，双方陷入相持状态。

忽必烈在继位的第二年，再次下达了进攻南宋的命令，但复杂的局势使这一决策直到公元1268年才得以正式实施。接受了降将刘整的建议，蒙古军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长江中游的襄樊地区。五年后襄阳的陷落，预示了南宋的灭亡只是时间的问题。

公元1274年的正月，忽必烈在刚刚落成的皇宫中主持了在元大都的第一次朝会。之后，灭宋的议题再次成为朝廷的焦点。在臣子们充分发表了意见之后，忽必烈做出了灭亡南宋的决定。来自伊利汗国的伯颜被任命为灭宋主帅，出师前忽必烈借用北宋大将曹彬的故事希望他在江南不要滥杀。这意味着蒙古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公元1276年，南宋政府决定归降，5岁的宋恭帝赵㬎与临安的国库、图书、户籍等一起被送往大都。大德八年大都路铜权

一些忠义之士奉赵㬎的两个兄弟先后为帝继续抵抗元军，可是他们彼此猜疑，各自为战，在元军强大的攻击下逐一被消灭。李庭芝、姜方被杀，文天祥被俘。三年以后，南宋最后的力量在崖山全军覆没。前后用了四十四年时间，南宋终于被平定，中国再次恢复到统一状态，这是一个规模空前的王朝的开端。四大汗国各自为政

在忽必烈争夺汗位的过程中，大蒙古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就各有打算的几个汗国，借此机会纷纷走向独立。从此以后，承继大汗世系的元朝皇帝只是蒙古诸汗国名义上的共主。

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及其次子拔都在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北达今北极圈一带、南越今高加索山直至伊朗的广阔疆域上建立起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钦察汗国通过拥立蒙哥获得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名义上一直尊奉元朝皇帝为宗主，礼仪上处于宗藩地位，两国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往来。拔都的弟弟别儿哥是黄金家族中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君主，14世纪初，钦察汗国已经演变成为伊斯兰国家，不久，开始走上下坡路。公元1502年，钦察汗的正统政权灭亡了。《经世大典》西北地图

察合台汗国的疆域东达今吐鲁番、西及阿姆河、北接花剌子模和塔尔巴哈台山、南临印度。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的时候，察合台的后代阿鲁忽背叛了后者，以此换取忽必烈承认他拥有东自金山、西及阿姆河这片广阔地区的实际控制权。14世纪前期，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前者掌握窝阔台汗国旧地，后者控制河中地区，并改信伊斯兰教。公元1370年，西察合台汗国被帖木儿帝国所灭。公元1487年，在长期的内战以后，东察合台汗国也彻底分裂了。

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是窝阔台得到的封地，他继任大汗以后，将这块土地给了儿子贵由。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战争中，窝阔台孙子海都乘机把窝阔台系宗王的力量网罗到自己部下，与忽必烈展开了长期的对抗。不久，他又将察合台汗国变为附庸，然后四出扩张。海都死后，窝阔台汗国的领地被察合台汗国侵蚀殆尽。察合台汗国银币

公元1264年，忽必烈正式册封旭烈兀为伊利汗，意为从属的汗。伊利汗国的极盛时代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临地中海，领有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北至太和岭和花剌子模，南濒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伊利汗国先与基督教世界结盟，后转向伊斯兰化。在所有汗国中，伊利汗国与元朝之间关系最为紧密，各代伊利汗的袭封都以得到元朝皇帝的批准才为合法，两国间的政治、文化、科技交流都非常密切，双方相互影响，关系始终友好和顺。公元1388年，伊利汗国为新兴的帖木儿帝国所灭。等级制度

为有效地保障蒙古族征服者的优越地位和统治权，对被征服民族进行压制和分化，元朝政府实行了被后人总结为“四等人制”的民族政策。“四等人制”这个词汇并不见于元朝任何典章文献，但当时的许多法律制度都体现了它所包含的精神，在忽必烈时代的后期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制度。类似的制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只是这次以往通常处在最底层的游牧民族登上了金字塔尖，因此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便显得尤其强大。元朝差吏“四等人制”的核心就是将元朝领土内的民众按降附时间的先后和政治上的可靠程度划为四个等级，享有不同的权利。居于最顶端的是以黄金家族为核心的蒙古族。13世纪时，蒙古人不到百万，移居中原的不过三四十万，他们中间除少数权贵官僚外，大多属于军队。在蒙古人之下是用来牵制汉族、协助统治的色目人。色目是各色名目的意思，色目人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主要指以回回人为主，来自西北和西域的人们，西藏人也在其中。对色目人官方没有明确的界定，以致各地执行政策时经常产生疑问，元朝中期有一次中央政府这样指示地方：“除汉人、高丽、蛮子人外”，都是色目人。在中原的色目人大约有三四十万。

第三个等级是汉人，主要指的是淮河以北，原来金朝境内的居民。这部分人有一千万，以汉族为主，也包括已经汉化了的契丹、女真、高丽人。四川、云南各族因为较早被征服，也在这一类里。由于归附元朝最晚，南人处在最底层，在籍人口有五千万，主要也是汉族。从制度上划分汉人和南人，固然有降顺时间先后的原因，同时也是蒙古统治者利用南宋以来南方人和北方人相互间的鄙视和对立，对汉族进行分化的手段。陶侍从俑群

在这种制度下，不同等级的人所受的待遇差别极大。在法律上，同样的罪过，蒙古人所受刑罚比汉人轻得多。如果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许报复，只能向官府投诉，如果违反，就要治罪。蒙古人因为争执打死汉人，不必偿命，只是被罚出征和支付丧葬费用。在出任官职方面，汉人只能担任各国家机构的副手，而且不能参与军务。南人更糟糕，连在中枢机构任职都不可以。科举考试恢复后，蒙古人和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和南人为一榜，题目难易大有不同，但是录取人数却是一样的，从人口比例来讲，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关于个人拥有武器，蒙古人和色目人没有限制，但是汉人和南人被严行禁止。帝位纷争

从忽必烈开始直到亡国之间的十一个皇帝里面，有七个人的寿命不到四十岁，其中五人在三十岁之前就死去，或者失踪。这一百〇八年间七人在位时间没超过五年，尤其在公元1323年到公元1332年的十年里竟更换了五个皇帝，其中两人在位时间仅一个月左右。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和皇帝们的身体状况有关，同时统治者内部永无休止的争斗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有两位皇帝直接死于谋杀，斗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仁宗之子硕德八剌是元朝唯一一个按照汉人长子继承制原则和平登上宝座的皇帝。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教育，渴望在整顿国家上有一番作为，于是推行改革，这一番锐意进取的表现，使他在死后被尊为英宗。但是改革触动了很多皇室和权贵的利益。公元1323年八月，他从上都返回大都，在距上都三十里的南坡过夜时，被反对他的诸王和大臣们夺去生命。这件事史称“南坡事变”。

几年后泰定帝之孙铁木儿在公元1328年病死于上都，引发了新一轮的帝位争夺。有资格竞争大位的两个皇室成员分别在大都和上都宣布继任皇帝，元朝的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两个最高统治者同时在位，王公大臣分为两派互相攻伐的局面，后人称之为“两都之战”。

战争持续的时间不长，上都投降了，武宗海山之子图帖睦尔获得胜利，然而此时他的长兄和世㻋结束了政治流亡者的生涯，正在回来的路上。图帖睦尔宣布要将帝位让还给兄长，没想到和世㻋将计就计接受了这故作姿态的谦让。他甚至等不及回到大都，就在南归的途中戴上了皇冠。几个月后，兄弟二人终于在旺兀察都的行宫（即中都）会合。然而只过了四天，三十岁的和世㻋就“暴崩”，后来有人指出他饮用了弟弟的亲信进上的毒酒。图帖睦尔日夜兼程赶回上都，几天后重新成为元朝的皇帝。随后，和世㻋的妻子在上都被她的妯娌指使人推入烤羊的火坑活活烧死，这场残酷的“旺兀察都事件”才宣告落幕。元英宗的祖母答己太后像元文宗图帖睦尔（左）与元明宗和㻋（右）帝国崩溃前夕

图帖睦尔善绘画，能做诗，汉文化造诣很深，重返帝位后创建奎章阁，编修《经世大典》，因而死后庙号为文宗。然而他在位期间，朝廷被为他夺取皇位的推手燕铁木儿操纵，谋反和起义始终不绝，国势日渐衰颓。弑兄之事更给他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因此临终前他决定将帝位交给兄长的儿子继承。

公元1333年，年仅13岁的妥欢帖睦尔登上皇位，接手了权臣擅权、吏治腐败、财政空虚、社会动荡的元帝国。大臣伯颜执掌着朝廷大权，在他的指挥下，汉人、南人受到了空前的打击，科举考试也在公元1335年废止。他最著名的建议是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这一时期元朝的经济状况再次陷入低谷。几年后，伯颜被其侄子脱脱驱逐出政治舞台，后者因此获得皇帝的信任。国家开始推行新政，科举制度得以恢复，儒家的教育和礼仪制度再次走入宫廷，百姓的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脱脱辞去相位后，皇帝亲政，不但用心攻读圣贤书，而且裁减宫女、宦官，节省御膳、御装，关心政治，常在宣文阁与大臣商谈国事，呈现一派锐意进取的作风。一时间，朝廷竟弥漫着“中兴”的气象。然而新政的主要目的——完善法制、加强廉政、选拔人才——基本上没有达到，土地问题和财政危机更是未曾触及，局势仍在恶化之中。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像

在元朝的最后几年里，水灾、旱灾和瘟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频繁。黄河水患不断，运河受阻，造成朝廷经济紧张。山东、淮北一带哀鸿遍野，死人枕藉。官吏的贪污贿赂之风愈演愈烈，地方官搜刮民间更甚，有所谓拜见钱、撒花钱、追节钱、生日钱、常例钱、人情钱、赍发钱、公事钱等诸多名目。赋役沉重且不均，造成了广大农民的极度贫困，是社会最大的不安定因素。面对这种局面，脱脱决定实施“开河”和“变钞”，解决财政危机，使灾民重返家园。然而新钞“至正中统交钞”发行不久，就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令政府的信誉更加低落。开通运河的决定也受到了质疑，有人提出运河应受治理的一带连年饥荒，如果聚集二十万民工开河，后果恐怕会比河患更严重。所以脱脱接受了这个意见，没有实施“开河”。天下反

元朝建立以来，白莲教因为教义简单，迎合普通大众的心理，信众群日益庞大，影响深入民间。白莲教北方教主韩山童以“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为号召聚集力量，在河南和江淮一带拥有很高威望，并有刘福通等骨干长期追随。趁着“开河”的机会，他们凿了一个只开一眼的石人，在其背上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先埋好，同时散布内容相同的民谣。

公元1351年四月下旬，独眼石人被开河民工挖出，顿时人心惶惶。韩山童趁机在颍州颍上县聚集了三千人，鼓吹自己系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用民族战争的大义抹去了宗教色彩。正当众人誓告天地的时候，遭到官军突然袭击，韩山童被俘牺牲。冲出重围的刘福通率众占领颍州，大起义正式爆发。义军头裹红巾作标志，称红巾军，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又称香军。到九月，红巾军已经有了十万人。

被元政府称为“妖彭”的白莲教南方教主彭莹玉也借机起兵，他的徒众铁工邹普胜、布贩徐寿辉也称红巾军，建立“天完”政权，徐寿辉为帝。徐州的“芝麻李”李二、濠州的郭子兴等也以红巾为名起事。江淮的义军在“双刀赵”赵普胜和“李扒头”李普胜的率领下渡江南下，势如破竹，号称百万水师。河南、湖北一带的“南琐红军”和“北琐红军”也相继起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元朝政府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这时的元军已经退化为将领“但以酒色为务”、士兵“但以剽掠为务”的腐败军队，所以在红巾军起事后最初的两年里一直居于下风。然而各路红巾军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沟通联系，各地的元军则在脱脱的统一指挥下逐渐扭转了局面，形成了围剿的态势。到了公元1353年年底，彭莹玉被杀，天完政权都城陷落，红巾军转入劣势。正在元军全力攻击徐寿辉的时候，盐贩张士诚突然起事，国号大周。于是脱脱亲率各路军马，号称百万，进攻张士诚的中心高邮。眼看胜利在即，脱脱却因为朝中谗言被皇帝夺去了兵权，百万元军不战自溃，从此优势尽丧，再也无法组织大规模军事活动。

各路义军纷纷乘机建立自己的政权。刘福通奉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建立了“宋”，随即在公元1356年兵分三路发动了北伐，其中东路军一度攻到大都近郊，中路军则攻克并烧毁了中都和上都，但是最终全部被元军消灭。刘福通借元军围堵北伐部队的机会，占领了汴梁，但在元军消灭北伐军之后的全力攻击下，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托庇于朱元璋。韩林儿“宋”政权的管军万户府印韩林儿“宋”政权发行的龙凤通宝北走大漠

在元朝政府方面，各地地方武装组成的“义兵”渐渐受到倚重。内迁的畏兀儿人后裔察罕帖木儿和勋贵后代答失八都鲁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在镇压红巾军的战争中都立有大功，为元朝政府大力加以扶持，逐渐形成了北方的两大军阀集团。答失八都鲁死后，他的儿子孛罗帖木儿继续领军，因为势力范围的关系与察罕帖木儿势成水火，双方展开了混战。察罕帖木儿被刺身亡后，他汉名王保保的养子扩廓帖木儿被部下推举为帅。宫廷内部的争斗也卷了进来，皇太子与扩廓帖木儿秘密定约，互为党援。皇帝则是倾向于孛罗帖木儿。这一场内斗以皇太子和扩廓帖木儿的胜利而告终。不久，扩廓帖木儿的两员得力大将又背叛了他，开始了新一轮的混战。

在北方军阀混战之际，一直以来行事比较低调的朱元璋羽翼渐丰，展开了削平江南群雄的行动。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的朱元璋曾经做过和尚，公元1351年成为郭子兴的部下，然后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班底。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掌握了郭的势力。在南方各路义军纷纷称帝称王的时候，朱元璋遵循着幕僚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以宋政权为正统，自己着力于延揽人才，积蓄力量。

朱元璋的统一战争在公元1363年拉开了序幕。陈友谅、张士诚在两年中先后被平定，朱元璋本人也在公元1366年自称吴王。在称王前夕，朱元璋命令手下将名义上的领袖韩林儿、刘福通淹死。公元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的大将徐达和常遇春率领二十五万人马北取中原，在两天后发布的北伐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在另一条战线上，消灭南方各割据势力的战争也全面展开。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

八月二日，徐达等率军攻入大都齐化门。几天前，妥欢帖睦尔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等北奔上都。统治了中国百余年后，大元政权终于崩溃了。公元1371年，明军扫平了所有的残存割据势力，完成了内地的统一。公元1370年四月，妥欢帖睦尔在明军的追击中病死，这位亡国之君反倒是元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朱元璋给了他一个“顺帝”的庙号，表示对他“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的嘉许。被朱元璋称作“天下奇男子”的扩廓帖木儿是明军的头号大敌，智勇双全的徐达也曾败在他的手下，面对朱元璋表示出的百般优遇，他始终不降，不断设法打击明军，直至他在公元1375年病逝。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在父亲死后终于登上帝位，但是只得到了一个史称“北元”的残破政权。朱元璋像人物篇成吉思汗

公元1162年，刚刚战胜了世仇塔塔儿人的蒙古部乞颜氏首领也速该得到了一个儿子，按照蒙古人的风俗，他用俘虏的敌人首领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儿子为铁木真。铁木真9岁的时候，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部众随即星流云散，铁木真和几个弟弟妹妹在母亲诃额伦的艰苦努力下长大，家族逐渐重新兴旺起来。

铁木真与克烈部的首领王罕和札答兰部的首领札木合结成联盟，成为草原上的新兴势力，但是不久，由于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联盟间的摩擦逐步升级，终于分裂，并引发战争。起初铁木真一直处于劣势，但是他的表现被人们认为有君主气度，吸引了更多人前来归附。此后他先后消灭了札答兰部、克烈部，不久又消灭了乃蛮部和篾儿乞部。成吉思汗像蒙古士兵佩戴的圆顶式铁盔

公元1206年，铁木真征服了草原上所有部落，于是召开了由家族成员、部下将领和归附的部落领袖参加的忽里台大会。从这次会议开始，蒙古大汗即位，必须经过忽里台推选成为定例。追随者将“成吉思汗”这个称号献给了铁木真，表示他是普天下的君主。至于“成吉思”的含义，后人众说纷纭，最近的研究成果是它来源于古突厥语，意思是“可怕的”“强健的”。在这次大会上，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原来草原上各有名称的部落归属在大蒙古国的旗下，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蒙古族。

在这个新兴的草原国家里，成吉思汗和他的亲属们组成的“黄金家族”是核心，实施军民合一的千户制度，将国家牢固地控制在大汗手中。成吉思汗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训言，后来编定为《大札撒》。札撒就是“命令”“法令”的意思，《大札撒》就是大蒙古国的法典。

大蒙古国建立以后，成吉思汗带领着臣民开始新的扩张，一方面进攻西夏和金，一方面西征，用三年时间毁灭了当时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花剌子模。在那个时代，成吉思汗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领袖，然而他的归宿却是一个意外。就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征服战争的时候，成吉思汗在射猎时不慎摔落马下，结果伤重不治，于公元1227年逝于围困西夏首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的战役中。忽必烈

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后代继续着开疆拓土的功业。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第四个儿子忽必烈与其他黄金家族成员不同，他愿意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对被征服地区和人民的统治与管理上。

长兄蒙哥继任大蒙古国的第四代大汗后，忽必烈被委以重任，全面管理已被占领的原金、宋疆域的军事、民政事务，并筹备灭宋战争。为此，他开设幕府，广招贤能，于是在他身边聚集了众多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前来追随。尽管根本不懂汉文，但忽必烈还是接受了“儒教大宗师”称号，扮演起中原文化保护者的角色，这使他赢得了更多的支持。

在谋臣们的筹划下，忽必烈用儒家的理论在中原地区开始了他治理国家的尝试。他改变税制，设立屯田，开辟漕运，发行纸钞，加强吏治，推广农业。几年后，这些地区的局面完全改观，人口、赋税大量增加。拖雷与妻子世祖出猎图忽必烈的妻子察必皇后像

在几年后的灭宋战争里，大汗蒙哥突然死于战场，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展开了对大汗宝座的争夺，并且最终获胜。在争夺汗位的过程中，忽必烈在蒙古方面缺少有力的支持，所以他更多地依赖汉地的资源和汉人的力量。幕僚们竭尽全力将这位新任大汗包装成中原皇帝，并且使用了蒙古国第一个年号“中统”。这是在昭告天下，忽必烈延续了中原王朝的正统。

根据谋臣的建议，忽必烈在公元1271年十一月正式将国号改为大元。这个名字出自《易经》，元的意思是大到了极点，这里用以概括新兴国家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土。第二年，忽必烈将正在兴建中的燕京改名为大都，成为元朝的首都，完成了统治中心从蒙古向中原的转移。公元1279年，南宋最后的力量在崖山全军覆没。中国自五代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终于得到了统一。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并存的帝国，疆域包括全部蒙古、中原、江南、云南、西藏、新疆的东部和南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规模空前的。忽必烈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他的统治以汉法为基础，兼收并蓄其他文化的长处，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在他死后，蒙文的谥号是薛禅汗，意思是智者皇帝。八思巴

一手促成西藏归附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于公元1251年在凉州圆寂，去世前他举行仪式传法给侄子八思巴。这位新即位的萨迦法主年仅17岁，本名罗追简赞，八思巴是对他的尊称，意为“圣者”。

八思巴出自于有着悠久历史的贵族款氏家族，先辈有许多著名的僧人。借助吐蕃王朝崩溃的机会，款氏家族占有了颇具规模的领地和属民，当佛教重新在西藏流传，这个家族重投佛法怀抱，建立了宗教权威与世俗势力紧密结合的萨迦派教团，逐渐成为西藏地区最大的一支地方势力。白兰王金印

公元1254年，忽必烈南征大理，邀请八思巴前往六盘山相见。双方相处非常融洽，结成了所谓施主与福田的关系。几年后，忽必烈称帝，八思巴被封为国师，成为全国佛教的最高领袖。至元元年，即1264年，忽必烈迁都北京，设置了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管理西藏地区行政事务，由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管。这样，作为宗教领袖的八思巴正式拥有了行政职权。所以在这一年晚些时候，八思巴与其弟返回阔别二十一年之久的西藏的时候，身份不仅是萨迦派的教主、全国佛教领袖，同时也是蒙古政府的高级官员。八思巴像“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

在西藏，八思巴秉承忽必烈的意旨，会合各派僧俗领袖，对西藏的行政体系进行了规划。他参照蒙古政府的行政体制，以及西藏地区的惯例，将不包括阿里地区在内的卫藏地区划分为十三个万户，并区分俗人民户和寺属民户，明确了僧俗领主与农奴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八思巴建立了代表中央政府在西藏管理地方政教事务的地方政权──萨迦政权。

在这几年里，他还遵从忽必烈的意旨，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蒙古新字”，也即是后世常说的“八思巴字”。公元1270年，带着自己成绩回到大都的八思巴被晋封为帝师，次年，又封大宝法王，大元帝师，赐玉印。从此，帝师成为朝廷的常设职务。帝师的地位极其崇高，既是皇室的宗教导师，又是天下佛教的领袖，同时也是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首领，享有很大的特权。

公元1280 年冬，八思巴在故乡的萨迦寺中逝世，终年46 岁。因为萨迦·班智达和他两代人的努力，萨迦派在元朝的西藏政局中长期占有绝对的优势。赛典赤·赡思丁

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中亚的伊斯兰教徒赛典赤·赡思丁在蒙古西征花剌子模的时候选择了归顺，成为成吉思汗的侍卫。自窝阔台时代，他就已经开始担任重要官职。忽必烈即位后，擅长掌管财赋的他一直是忽必烈的得力臂助，在忽必烈设立中书省的时候，是第一个被起用的回回人，曾经兼理中统宝钞的发行。

大理被蒙元政府征服后，长期处在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中。忽必烈于是决定把大理的军政权力集中起来，设立云南行省，并派赛典赤·赡思丁承担治理的重任。受命以后，赛典赤·赡思丁做了充分的准备，先对云南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公元1274年，他到达云南，首先与敌意很强的宗王脱忽鲁理顺了关系，解决了蒙古高层内部的矛盾，随即将各级军、政长官都置于行省的统属之下，并将行政中心从大理迁至昆明。降附后一直保有优厚待遇的大理国王段氏后裔被提升为大理总管，但失去了大部分权力，而且他们的势力局限在大理地区。同时，全省的地方政权都进行了改革，与全国的行政建置统一起来，置于元朝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彻底结束了自南诏以来五百余年的地方割据状态。

对于当地众多的少数民族势力，赛典赤·赡思丁一改蒙古人的暴力统治作风，采用恩威并施的手段，在不长的时间里基本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做到了历代君主，包括本地的统治者都未能做到的事情。赛典赤·赡思丁非常善于和敢于使用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以段氏后裔为首的这些人在云南行省的各级官吏中占有很大比重，有效地将元朝政府的管理实施到基层。最为云南百姓感念的是赛典赤·赡思丁对云南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大力推动。他在云南开展屯田，兴修水利，引进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并加以推广。虽然大理国时期就对汉文化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而且非常重视教育，推广儒学，但总体来说，云南的文化还是很落后。赛典赤·赡思丁做了许多工作，设立儒学提举，建立文庙、社学，推广中原风俗，使云南的文化水平和民间习俗逐渐与内地趋向一致，中原的儒学文化、生活风尚在云南广为传播。清末的“忠爱”坊，这是人们为了纪念赛典赤·赡思丁而建的

任职六年以后，赛典赤·赡思丁死于云南，他的最大的功业是让云南保持了二三十年的安定与繁荣。忽必烈追封他为咸阳王，其墓至今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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