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广智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西方史学史（第三版）试读：
前言
”中一开始就这样指出：本书旨在对历史学之现状作出评估，审视在史学方法和观点上的革新，以及它与古老的学术模式之间的连续性。编者们自问：在沟通意识分歧与过去割裂学术的民族传统方面，新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取得(14)了成功或是遭致失败。
这里，“作出评估”一词，亦即对史学自身进行自我检讨与回顾总结，这种如同白寿彝所说的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自觉性，充分显示在他所写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一书的“导论”中。这篇从历史学角度看历史研究变革的出色史论，回顾与探索了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著作的学术模式直至20世纪法国的年鉴学派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其中无不充溢着这种对前人史学工作的“评估”。其实，他的其他史学史著作也无不贯穿着前面所说的那种浓烈的问题意识，这对于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尤其是它的开拓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综观伊格尔斯的史学史研究，其中对兰克史学、年鉴派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判性分析详尽而又缜密，这在他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书中有具体的反映。但在我个人看来，更具学术功力的是伊格尔斯对德国史学传统所作的解释性和批判性的卓越分析，特别是他对“历史主义”的精到的研究，由是观之，他的《德国的历史观》在他的史学史研究中更显重要的学术地位，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理论高度。四、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九十年
中国史学有史，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0年，李大钊编《史学思想史》。1922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1926—1927年梁氏在清华重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其讲义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问世，书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史学应该“独立做史”，并又为之设计了“独立做史”的“四部曲”：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和最近史学的趋势。“史学史”作为一门“文化专史”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历史上，意义非同凡响。
我们以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发端，应当从李大钊说起，他于1920年编纂的《史学思想史》，究其内容，实际上是一门近代西方史学史课程，也可称得上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西方史学史作品，为中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由此开始了中国的西方史学之史。
从学科史发展的视角来总结，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时期。
1.萌芽时期：20世纪20—50年代
本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时段：一为1949年前，一为1949年后。先说194年前。简略地说来，这一阶段除李大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外，还值得说及的是30年代前后西方史学译著的大量移译成中文出版，出现了西方史学输入国的第一次高潮，我国学者开始在相关著述（如“史学概要”之类）中介绍西方史学史。另外，已有少数学校开设“西洋史学史”或外国史学名著之类的课程如早在1931年朱谦之就在暨南大学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但寥若晨星，还成不了气候。正如同瞿林东把20世纪30—40年代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草创时期一样，那个时候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更呈现出“开创性与幼稚性(15)并存”的特点。
再说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后，在整个50年代，我国史学出现了一次“路标转换”，从引进、吸纳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转而引入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总体上来看，随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于50年代初开始进入勃发时期，联史学亦以迅猛之势传入中国，深深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史学发展。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史学上的这种转折，有其历史必然性，苏联史学输入中国，不全是消极影响，也应当看到它的积极意义，不能一笔抹杀。这里还要提及的另一点是，借助苏联史学，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竟成了西方史学进入中国的主要渠道，让我们从夹缝中看到了被扭曲了的西方史学；然而，历史地看，这对于我们当时了解西方史学仍起过一点积极作用的，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参照系，不乏借鉴价值。
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还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它尚处在萌芽时期。
2.奠立时期：20世纪60年代前期
从6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进入了它的奠基阶段，其契机源于一次重要的会议。1961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此次会议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明确提出，既不照搬苏联，也不照搬西方，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教材的任务，会议确定由耿淡如师主编《外国史学史》。是年底，又在上海召开了该教材的编写会议，与会者除耿淡如师之外，另有一批享誉国内学界的治西方史学的名家，如齐思和、吴于廑等。于是，“史学史热”由此兴起，(16)中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史问题的大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史学史（也包括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在笔者看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地位的奠立应具备以下一些条件，而这些在60年代初都大体齐备了，它们是：应当充分认识到西方史学史的重要性，并应把它列入高等学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这一点在上面所说的那次会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此后在不少高校中得到了贯彻；教材的编纂与起步，耿师在上述会议前后即为编写部定外国史学史教材作了许多前期的准备工作；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也在起步，经教育部批准的以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为培养目标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在1964年得到了实现；不可或缺的是，西方史学原著的移译增强了，西方史学学术研究水平提高了，如在1961年之后的两三年中，耿师、齐思和与吴于廑等都写出了至今看来仍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吴于廑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更是为那时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推波助澜。他们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以当时那种发展势头，上述诸项，当会取得更多的成绩。
3.停滞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中止了一切学术文化的研究工作。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就更说不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把原本正在奠基中的脆弱的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摧毁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还要等到新时期到来，才能再现光华、谱写新篇。
4.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回顾近30多年的中国西方史学史之史，如果细分，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78—1983年为复苏阶段，其主要的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估西方史学。（2）1983—1990年为活跃阶段，大规模地引介西方新史学是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在此，需要指出的是，1983年在中国史学编年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论者所指出的：“1983年是一个转变之年，是史学理论这一领域觉醒和建设的开端。”(17)当然，这也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面向新目标的开端，笔者也曾在是年《光明日报》上撰文，呼吁加强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18)因为这也关系到史学工作者自身建设的需要。（3）1990年至今。此时，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追随20世纪90年代由激情昂扬、宽泛高疏转向理性思辨、凝重缜密的整体学术走向，在“西学热”中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逐渐消退的同时，研究工作也逐渐趋向深入。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大致沿着这一路径继续前行，其发展也同步深入。
倘以前述“奠立时期”所说的几点条件而言，笔者以为在这一时期，中国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发展达到了新水平：对西方史学史学科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其在各高校的普遍开设、相关教材与论著的纷纷出版、研究生培养（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研究生）的制度化及其年轻一代专业人才的茁壮成长、西方史学译著大量移译成中文出版、学者对西方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等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平实而言，在发展时期，张广智和他的弟子们作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为推进中国新时期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留下了有价值的一笔。
由此可以看出，新时期，尤其是1983年以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步入了“快车道”，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而又不断更新的“发展时期”。五、如何研究西方史学史
史学史是一种学科史，从门类来分，属于专业性的学术史。它的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学术史大体相同。研究西方史学史也应如此。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历代西方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正如前述，它应包括史家对历史发展客观进程的认识（历史观），也应包括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史学观）。特别要研究历代重要的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因为他们往往以其高远的史学思想，或奠立一个史学流派（如兰克），或创立一种史学新范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足以影响几代人，乃至在一个长时段中对史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西方历史学家所处的历史环境，研究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因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化，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要研究社会转型与历史转折时期的史学思潮，研究这种史学思潮的特点及走向，研究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趋向，如近代初期人文主义史学思潮、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思潮等。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西方史学流派，研究它们的过去与现在、繁荣与式微、成就与问题。特别要研究那些重大的史学流派，研究体现某一时代史学发展潮流与方向的史学流派，因为一个史学流派的发展史，往往能折射时代的风云，反映社会的转折和政治、经济的变化，更可发现文化的流变，如20世纪风行一时的法国年鉴史学派等。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在西方史学的流变中作出动态的考察，即对西方的某一史家、某一作品、某一流派的研究，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唯其如此，方能顾及整体，全面考察；纵横比较，上下连贯；透过现象，洞察本质。如19世纪50年代前后的英国史家托马斯·卡莱尔的史学思想的变化，便是一显例。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开拓视野，扩展知识领域，即不能把它当作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要把它看作全部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部西方史学史在其发展进程中，充满了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与相互交融的事实。西方史学与各个时代的哲学、文学思潮的交互影响尤甚。在现时代，与史学发生相互影响的学科更多，联系也更为密切了。因此，我们研究西方史学史，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积累，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研究西方史学史，应从世界史学发展的总进程中，从空间上对它与其他地区史学的发展进行比较分析。对我国学者而言，当然会更留意中西史学之间的比较分析，如对中西方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19世纪末以来中西史学直接接触，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相互冲突与相互交汇的历史进程，为这种研究增添了更多的新内容。我们认为，史学史的研究，除了研究某国或某地区史学发展的情况外，也应探讨某国某地区的史学向外传播及其在异域发生的影响，如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如何传入中国，又如何在中国抗战时期影响“战国策派”学者的。反之亦然，如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如何传入欧洲，又如何影响西方理性主义史学奠基者伏尔泰的。可以这样说，中西史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比较研究，是中国的史学史研究迫切需要开拓的学术课题，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总之，研究西方史学史，应有一种正确的历史观的指引。对我们而言，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把握西方史学发展的全过程，对西方史学的发展规律及其未来走向作出深入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与借鉴西方史学，也才能逐渐确立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或指引），而非替代，更与昔日那种僵化的、教条的东西不可同日而语。
在此我们强调，要构建与发展当代中国新史学，不能舍弃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的传统史学；二是外来的史学，主要是西方史学。史学更新的动力也应包括外力的推动，为此，我们需要以科学的眼光与求真的精神，审视包括西方史学在内的域外史学的一切优秀遗产，以充实自己，推动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客观的历史不会改变，但历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却是与时变易。为此，历史需要不断地被重写。只要历史之树是常青的，那么历史学之树也将是常青的。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包括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必将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我们期盼着这样的景象，这样的史学文化的景象。【注释】
(1)巴特菲尔德：《人类论述它的过去：史学史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英文版，第14页。
(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重版前言，中华书局1962年新版。
(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4)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见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译序，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
(5)白寿彝：《中国史学的童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关于“史学史之史”等问题，可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座谈中国史学史之史》，《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6)何兆武：《对历史的反思》，见《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译序，第3页。
(7)参见伊格尔斯：《1760—1860年的哥丁根大学和历史学的演变》，《国际史学史》杂志（英文）1982年第2期。
(8)德文“科学”（wissenschaft）一词所包含的意义比英文“科学”（science）一词的意义更为广泛，它除指“系统化的科学”外，还含有“学问”之义。兰克所创立的“历史科学”不仅是总结和预测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还是认识和理解历史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即历史主义的历史研究的“学问”。对此，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
(9)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所书馆1989年版，第179页。
(10)巴恩斯著《历史编纂史》（H .E.Barnes，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1937年初版，1963年再版，一卷本，至今未见中译本。绍特威尔著《史学史》（第1卷）（J.T.Shotwell，The History of History），1939年英文版。1929年由商务印务馆推出的何炳松、郭斌佳的中译本《西洋史学史》，译自同一作者的“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一书，1939年出的《史学史》（第一卷）源出于前书。J·W·汤普森著《历史编纂史》（J.W .Thompson，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1942年出版英文两卷本。该书有中译本共4册，名为《历史著作史》，译者谢德风、孙秉莹，商务所书馆1988年、1992年版。
(11)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55年英文版，第8～10页。
(12)同上书，第133页。
(13)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页。
(14)伊格尔斯等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本处译文据1979年英文原版重译。
(15)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6年版。
(16)参阅《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17)瞿林东、赵世瑜：《史学理论》，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8)张广智：《给西方史学史一席之地》，《光明日报》1983年3月16日。第一章 古典史学（Ⅰ）
在世界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西方古典史学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形成了诸多的优良传统，对西方也对世界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西方古典史学，广义地说，通常指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史学，它是西方史学的母体。人们不难从西方古典史学的图景中，寻觅到色彩斑斓的西方近现代史学的原生形态和历史源流。
西方古典史学肇始于古希腊人的天才创造。先是“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为西方史学的奠立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其后由于修昔底德的努力，为后世的西方史学确立了一种范型，一种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支配西方史学的范型。西方古典史学因希腊历史学家的卓越成就而显示出夺目的光彩，从而登上了当时世界史学的前沿。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古希腊史学既是西方史学的源头，也是西方古典史学的核心。一、城邦社会与城邦文明
古希腊大体包括巴尔干半岛南部（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岸一带地区。在希腊本土，没有宽广的平原，也没有浩瀚的大江，这里山脉纵横，河道交叉，土地贫瘠，不适于农耕。但它与海洋紧密的联系，养成了古希腊人“两栖类式的生活，使他们能够随心(2)所欲地凌波往来，无异于陆上行走”。这种近海的地理环境，不仅造就了古希腊人勇于探求与多思的民族性格，而且非常有利于他们通商航海和吸收他国文化的成果。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希腊半岛上就有人类栖居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北方陆续迁入印欧语族的亚加亚人、爱奥尼亚人、伊奥利亚人和多利亚人，逐渐分布于希腊各地，他们构成了古希腊人的祖先。
古希腊历史可以远溯到爱琴文明时代，即属于青铜器时代的克里特和迈锡尼文化。自公元前12世纪至前8世纪是希腊史上的荷马时代，在荷马时代末期，遍布希腊世界的城邦国家陆续产生。
我们认为，古希腊文明是城邦文明，这一断语既与具有悠久历史与广阔领域的古代东方诸文明大国有别，也与从城邦最后走向“世界帝国”的古罗马文明相异。作为城邦文明，古希腊城邦具有古代世界城邦的一般特征，也有自己的独特性。这里只能说个大概。
古希腊所建立的城邦国家，发展十分充分，具有惊人的生命力。在早期希腊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希腊世界先后形成了200多个奴隶制城邦。这些城邦，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的若干村落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其特点之一是小国寡民。位于阿提卡中心的雅典，是古希腊遐迩闻名的一个城邦，它的面积2650平方公里，当其全盛时代，亦不过拥有30多万人口。其他希腊城邦的人口很少有超过5万的，其中一半以上是异邦人和奴隶。
城邦是一个公民的集体。当城邦制度占优势之日，公民一般是该城邦中的土地所有者，其中多数为小土地所有者。小农经济是奴隶制城邦的经济基础。在希腊人看来，城邦乃是一种天然的生活形式，被称为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绝对合理的、最高的存在。
希腊城邦还具有明显的自治性质。在这种自治的城邦共同体内，一方面，它实施公民之间的平等原则，亦即实施“主权在民”与“轮番执政”，这构成了古希腊城邦的本质特征。可以这样说，在当时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并不存在希腊城邦民主制那种含义上的民主政治，它似乎只为希腊所独有。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我们把希腊城邦称之为“古典城邦”也未尝不可。
另一方面，每个公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我意识的个人生活的权利；同时，又被个人对国家的服从这样一种最高的道德信念所制约。不过，就城邦制总体而言，此种政制与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有紧密联系的，城邦制下的民众，首先是有自主权的公民，而非臣民，他们的这种政治上的观念，也必然导致历史意识的产生。他们还认为，用武力捍卫与发展自己的城邦，这是每个城邦公民的职责。“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对雅典公民誓死捍卫本城邦利益的讴歌，伯里克利在国葬演说中对殉难将士的称颂，都是号召每个公民为了城邦利益而英勇献身的范例。随着人口的繁衍，原有的城邦土地不足了，这就要向外移民。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希腊开展了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其范围遍及黑海沿岸和西部地中海地区。移民的结果是建立了更多的小邦，它们与母邦的关系，往往在政治上保持独立地位，但在经济上则采用共同的传统制度。这些城邦的建立，大大加强了希腊本部和海外各地的商业联系，为希腊接触并汲取西亚、北非等地的文化提供了方便。
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希腊社会，史称“古典时代”。马克思(3)所指出的希腊内部的极盛时期“伯里克利时代”，正是出现在这个时期。是时，在希腊世界逐渐形成的两大城邦集团——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海上同盟，终于从互争雄长到兵戎相见，发生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这场两大城邦集团之间的争霸战争，不管其结局如何，都将预示着城邦制的衰微。古希腊历史令人瞩目的特点之一，便是各个城邦在政治上独立的历史发展，即使在结盟的各个城邦之间，也是始终保持各自的独立地位。一般来说，在古希腊历史和文明的领域内，并不存在什么能够有权要求管辖全希腊的和某个地区的最高政治权力，但是在全体希腊人之间，“某种性质的团结是存在的，一种精神上的并且是愈来愈紧密的团结：宗教、语言、制度、(4)风尚、观念、情感，全都趋向于这种团结”。所有这些，都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狭隘的城邦政治体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有力地把所有希腊城邦都维系在一起，即使在公元前337年希腊各邦臣服马其顿，乃至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征服以后它也未曾消失。事实上，古希腊人的文化传统终经罗马人之手发展成蔚为壮观的“古典文化”传统，从而对西方文化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二、“童年时代”1.遗产的传承
希腊史学发生的文化背景，从外部来说是东方文化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古希腊人是个后来居上者。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和东北非尼罗河下游地区，就出现了人类文明最早的曙光。当希腊人四出活动之日，西亚、北非已建立起丰饶的农业文明的奴隶制国家了。可以说，在世界古代诸文明中，只有希腊文明这个后起之秀，是直接得力于先行的埃及、巴比伦文明之益，才完成了“希腊的奇迹”的伟业。以希腊国土之贫瘠，在其文明发轫之际，更需要有赖于东方文明之助益了。
学界认为，从公元前750年至前650年的100年间，东方文化的影响成为希腊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据此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在(5)1993年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的观念。这一观念立即被学界普遍接受，这个新的观念第一次全面地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也为现代考古发掘所证实。英国考古学家伍雷于1936年至1939年在叙利亚的奥伦特河入海处不远的阿尔·明纳（今属土耳其）发掘出了一个古希腊人的商站，它从公元前9世纪便已存在，一直兴盛了好几百年。古希腊人在埃及也建有商站，建在尼罗河支流卡诺色斯河上的商站纳乌克拉提斯以及希腊各邦商民在此地的汇集，都说明了希腊人来东方经商之盛。被称为“原始科林斯风格”（约在公元前720年至前640年间）时期的陶器，就有明显的仿效东方艺术的倾向。这些东方化的陶器普遍采用从东方纺织品或金银工艺品上撷取的图案、动物形象及神话人物。现已出土的许多陶器碎片也在阿尔·明纳商站的废墟中发现，这都表明希腊人与东方联系的密切以及所受到的影响。希腊字母文字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希腊文明的兴起，但是希腊字母是继承与革新了腓尼基字母文字的结果。而腓尼基字母又是直接吸收埃及象形文字的产物。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位居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岛成了东方文化传播到西方的枢纽，希腊人正是从克里特方面承受了东方文化的遗产。它在整个希腊文明的发展史上，尤其在它的发蒙时期，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希腊史学发生的文化背景，从内部来说，应当论及古希腊哲学。希腊哲学一开始就提出了宇宙组成的问题。希腊哲学的创始派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泰勒斯就认为：“水是万物的来源，也是万物的归(6)宿。”此后，阿拉克西米尼提出了宇宙的本体是气，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恩培多克勒认为是火、气、水、土四个原素，由这些原素的(7)分合聚散，而引起万物的生灭成毁，这就是万物之间的变化。思考宇宙的组成问题，构成为希腊思想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特色。这种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与史学的发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公元前5世纪中叶前后，古希腊社会新思想与旧传统的激烈抗衡，对史学的发展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不管是阿那克萨哥拉提出的“物种论”，还是德谟克利特所主张的“原子说”，都旨在说明构成客观万物的是无数不可再分的极微物质的不同组合，于是支配自然现象的已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各种神祗，而是存在于物质自身的规律。阿那克萨哥拉之后，希腊的思想转向了，由研究自然转向研究人事，智者派代表普罗太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在希腊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力地冲击着那些视传统的宗教、道德、法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陈腐观念。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们所反复探讨的正是人世间的问题。哲学上这种蔑视旧传统、研究人世、探讨现实社会的风气，也日益渗透到当时文化领域的其他部门中，如在戏剧方面，剧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极尽嬉笑怒骂、褒贬抑扬之能事，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和典型塑造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人的伟大、人的品质则逐渐成了剧作家所热情讴歌的主题了。在绘画和雕刻方面，画家们的创作也旨在刻画人的心理与人类的心灵美。这就是希腊史学发生与繁荣的内在的文化背景。
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希腊人并不是最早记录历史的，早在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古代东方一些文明古国就为后世留下了最早的历史记录。在埃及，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就有了编年史，最早的记载保留在著名的巴勒摩石碑上，这是埃及第五王朝（即公元前2750年至前2625年）时的作品。在古代西亚诸国，统治者往往树立记功碑，上面刻有各君主史事年表以传之后世。印度的古文献《吠陀经》等作品，保留了该国上古时代的不少史料。古代希伯来人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很早也有了历史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