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洁西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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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东亚学书系)试读：
前言
一在16世纪末的东亚世界里，活跃着这么一种特殊群体：他们或是外国人，因为特殊因缘跨出国界，最终效力于明朝军队；或是明朝人，穿梭往返于东亚海域，最后却终老于日本。而当时发生的东亚国际战争——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则为这些跨境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活动舞台。
众所周知，万历朝鲜战争是发生于16世纪末的一场东亚国际战争。这场战争由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挑起，以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军登陆釜山为开始，以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日军在明、朝两国军队的联合打击下全线撤军回国为结束，历时长达7年之久。丰臣秀吉的军事侵略导致朝鲜王朝几近亡国。当时的明朝“扶危字小”，始终救护，最终将日本侵略军全部驱逐出境。这场战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保卫了朝鲜的领土和主权，巩固了明朝的封贡体系，确保了东亚300年的和平，其意义极为深远。
东亚人错综交叉的跨境活动是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特色。在这场战争中，不少日本兵在战斗中成为明军俘虏，而在和平谈判的战争间歇期（1593—1597），又有不少留驻朝鲜的日本兵不断主动向驻朝明军投降，这些日本兵多为明朝军队所收编，成为明军里掌握先进鸟铳战术的日本兵集团。而除了日本兵之外，明朝军队里还有暹罗兵、黑人兵等跨境兵团，与日本兵一样，他们也都是明朝军队的有机组成部分。战争前后的在日明人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群体，其社会构成颇为复杂，已经较深地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他们的出身各自不同，赴日因缘彼此相异，但都为时代所推动，不由自主地卷进了万历朝鲜战争这场大规模的东亚国际战争中。这些在日明人中，甘为汉奸、为虎作伥、一意卖国者有之，不忘故国、矢志忠心、舍身报国者亦不乏其人。以上两类跨境群体的生息状况，折射出了当时东亚世界错综复杂的跨境活动和文化交流情况。二
在万历朝鲜战争前夜，因为明朝的封贡体系和当时的东亚海上贸易，不少日本情报经由多种渠道在事先已经传入明朝。战争爆发后，相关各国之间的人员往来比以往更为频繁，随之而来的是迅速膨胀的信息流通量。为了把握战争形势、谋求战略主动权，明朝开始积极主动地搜集和研究日本情报，专门派遣间谍潜入日本展开谍报工作。这些明朝间谍在日本各地展开各种情报活动，搜集和带回大量日本情报，对当时明朝的对日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当时的日本情报中，因为直接关乎战局的进退，明朝对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的相关情报要更为关心。战争期间关于丰臣秀吉的两种情报——丰臣秀吉中国人说和丰臣秀吉死亡情报的出现，无疑是明朝高度关注日本情报的集中体现。
作为明朝的一个重要藩属国，琉球在明朝的对日情报网络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战争前夜，虽有民间渠道将日本情报传入明朝，但在最初并未引起明朝政府的足够重视。琉球以明朝藩属国的身份向明朝所提供的日本情报，对明朝来讲更加真实可信，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明朝的对日备战战略。此后，琉球加入明朝的对日情报体系，参与了明朝的对日情报活动。作为明朝对日情报网络中的一个环节，琉球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所提供的日本情报在明朝对日认识和对日战略上都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三
从东亚人的跨境活动和当时的情报网络来看，16世纪末的东亚已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万历朝鲜战争对明朝封贡体系的冲击无疑是东亚整体性问题在国际政治上的又一重要体现。
众所周知，14—16世纪东亚主要的国际性问题是倭寇。对明朝来讲，倭寇作为“南倭北虏”两大问题之一，几与明朝相始终。到了16世纪末，东亚海域的倭寇虽然已非大患，但这个问题并未完全消失，而且还存在再次恶化的可能。事实上，在万历朝鲜战争前夜，明朝也一直认为即将发生的是一场传统的“倭寇战争”，预想“倭寇”将在东部沿海大规模登陆，明朝军队则预先在东部沿海设防备战，所以明朝在战前的一切战略准备都是为了应付来自海上的“倭寇”。但最终的结果是，丰臣秀吉发动的是另外一场全新的“倭寇战争”，以大规模军团登陆朝鲜半岛，试图在吞并朝鲜后继续向内陆纵深推进。丰臣秀吉的“倭寇战争”使得以明朝为核心国的东亚封贡体系面临重大危机。因为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明朝介入了这场战争，而接下来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军事冲突，其实已经脱离预想的“倭寇战争”模式，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外交关系开始浮出东亚水面。
面对来自日本的挑战，当时的明朝有过两种危机应对战略。
一是战。因为假想“倭寇战争”即将发生，明朝最初在东部沿海设防备战。明朝在战争爆发后实施的对日战略，一般被认为是出兵援朝作战战略。出兵援朝主要通过以武力将日本势力驱逐出朝鲜的形式，恢复遭到日本破坏的封贡体系。但事实上，在当时的明朝，另外还出现过征讨日本本土的战略动议。从战争前一年到战争结束当年，明朝内部多次出现征讨日本本土的战略提案，其中部分提案得到采纳并被纳入实施计划。该战略对日本的打击最为严厉，其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日本（倭寇）问题，维护东亚封贡体系，最大程度上确保明朝及其藩属国的国际安全。虽然该战略后来因故停止而未能最终付诸实施，对整场战争也无太过深远的影响，但其突出体现了明朝的危机应急机制，就认识明朝的整体对日战略而言，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二是和。万历朝鲜战争虽然历时长达7年之久，但在这7年期间，实际的战争状态总共仅有2年，更长的则是持续4年之久的外交交涉期（1593—1597）。在此期间，明、朝方和日方一度谋求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冲突，但最终未获成功。明朝在外交活动中以册封丰臣秀吉为其封贡体系下的“日本国王”的形式重新吸收日本为藩属国，试图通过扩大封贡圈解决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日本在军事行动受挫之后，也确实考虑重新加入明朝的封贡体系，在形式上认可明朝的权威，但仍坚持对朝鲜的特殊优越地位，其外交活动既有回归东亚封贡体系的外在表象，又有提升其国际地位的实质内涵。日本的这一外交设想最终不为明朝所认可，东亚和平问题最终重新诉诸武力。四
本书是关于上述相关问题的专题性研究，通过考察两类群体的越境活动以及当时的情报网络探讨东亚整体性问题；通过考察日本丰臣政权对明朝封贡体系的挑战以及明朝的战争与外交两种应对战略探讨封贡体系在当时的危机及其重构问题，认为16世纪末的东亚已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面对来自日本的挑战，明朝具备较强的应急能力，其作为东亚封贡体系核心国的权威不容动摇。
本书侧重从认识史的角度考察万历朝鲜战争背景下的东亚实态，在篇章安排上尽可能避开已有较多研究成果的选题，降低重复研究的可能。在材料运用上，尽可能采用当时的中、日、朝三方的一手资料，力争存真求实。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各个篇章，在此不再一一赘言。第一编跨境人员第一章明朝军队里的外国兵
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和后金之间爆发了影响深远的“萨尔浒之战”。明军在此战中遭遇惨败，名将刘綎阵亡。作为当时明军诸将中最为骁勇的大将，刘綎之死给明朝带来的冲击极为巨大，《明史》称明朝为此“举朝大悚”，“边事日为难矣”。是时，自署“援辽效用儒士”的龚利用向朝廷上了一道揭帖，讨论征调精兵一事，建议朝廷调用原隶刘綎麾下的500名“降倭铳手”北上赴援与后金作战：
蜀镇远营之降倭铳手五百，乃先都督綎之旧人，与松潘、柳杨、天全、石砫之众技亦相等。……且川兵切故主之仇，意气有特奋者，则义勇足用矣。……恤故将精兵，谕以复仇大义，示之报国赤诚，人期用命，师克先和，审天时，度地理，秘方略，察敌情，以正合，以奇变，妙在更番进退，如是而兵之所出，地无险易，敌无强弱，以战则胜，攻则克，守则固，其于犁庭扫穴讨罪雪耻也，如执劵以索偿，探囊而取物耳。
顾名思义，“倭”指日本人，“降倭”指的是投降明朝的日本人，“降倭铳手”指的是早年投降明朝且被编入明朝军队的日本鸟铳手。据龚利用的揭帖可知，当时在四川镇远营为明朝戍守边疆的“降倭铳手”达500名之多，这批日本兵原属刘綎麾下，其掌握先进的热兵器“鸟铳”，具备极强的作战能力，毫不逊色于明朝社会所公认的地方精锐“松潘、柳杨、天全、石砫之众”，再加上这批日本兵切痛于旧主刘綎之死，复仇意气极为高涨，调用他们与后金作战，其义勇足恃，取胜如“执劵以索偿，探囊而取物”。龚利用揭帖里出现的这批“降倭铳手”是明朝军队里的一个日本兵集团，这对饱受倭患之苦的明朝来说颇为不可思议。明朝何以接纳这些日本兵，又何以确立对他们的有效管辖？要究明这一问题，不得不回追溯到16世纪末的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
众所周知，万历朝鲜战争是发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场东亚国际战争。这场战争由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挑起，其军事侵略导致朝鲜王朝几近亡国。当时的明朝“扶危字小”，始终救护，和朝鲜军民并肩作战，最终将日本侵略军全部驱逐出境。这场战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保卫了朝鲜的领土和主权，巩固了中朝两国友谊，确保了东亚300年的和平，其意义极为深远。在这场长达7年之久国际战争中，不少日本兵在战斗中成为明朝和朝鲜的俘虏，而在和平谈判的战争间歇期（1593—1597），又有不少留驻朝鲜的日本兵不断主动向明军投降，这些日本兵在后来大部分为明军所收编。此外，在当时的明朝军队里还出现了暹罗兵和黑人兵，其同日本兵一样，也都是明朝军队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明朝军队里的外国兵，久芳崇和李铉淙已经在其论考中有所涉及，但迄今并无系统性研究。本章以16世纪末的万历朝鲜战争为背景，全面探讨战争期间明朝军队里的日本兵、暹罗兵、黑人兵等跨境群体在东亚错综复杂的活动情况。第一节明朝军队里的日本兵一、从降倭到明军日本兵
明朝军队里历来有日本兵的存在。在万历朝鲜战争前夜，就有关于当时辽东军中的日本兵活动情况的记载。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丙戌、丁亥间，顾冲庵养谦抚辽左，俘得海上零倭数十，皆贷命以实行伍。私念大虏目未识岛夷，可以奇胜之。一日，报虏骑入犯，命诸倭仍故装匿中军，候战酣时，忽执刀跳跃齐出，虏惊未定，则霜刃及马足，皆踣仆就戮，余骑并散。顾因以奏功。他日虏再入，复命如前法赴斗，遂无一人还者。盖虏奴知其技止此，已先为备矣。
丙戌系指万历十四年（1586），丁亥为万历十五年（1587）。顾养谦于万历十三年（1585）由蓟州兵备副使升擢辽东巡抚，至万历十七年（1588）转任南京户部侍郎。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间，顾养谦在辽东海上的御倭战争中俘获到数十名“零倭”，并将其编入当时的明朝辽东军中。这批“零倭”曾在对北虏作战中以“执刀跳跃齐出”的战术出奇制胜，但后因战略失误而全军覆没，以致未能参加后来的万历朝鲜战争。
万历朝鲜战争爆发后，明军起先有意识地收降通晓中日两国语言的日本兵以备信息咨询和对日交涉之用。如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祖承训所部明军攻入平壤城时虽遭败绩，但当时有一名名叫仍仇知的日本兵投降于明军游击刘崇正。仍仇知最初被安置于辽东的宽奠堡，两年后成为明朝对日交涉代表游击周弘谟的家丁，随其南下与日军交涉。周弘谟之所以带仍仇知南下，是需要其担当“传语”之用，可见仇仍知在当时是通晓中日两国语言的。又如明朝间谍沈惟敬在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再入日营时，曾经策反过一名浙江籍的日军通事张大膳，明方在当时称其为“抚用倭巢通事”。
当时以兵部右侍郎身份经略朝鲜御倭军务的宋应昌在其所著的《经略复国要编》卷八、卷九两卷中记录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到七月间明军收降日本兵的情况，其详情如表1所示。表1 投降明军的日本兵统计表（万历二十一年五月到七月）
据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可知，仅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十七日至七月十一日两个月间，其所经手处理的降倭就从五月的90余名上升到了七月的150名，这些日本兵一部分被安置在辽东的宽奠堡等军事要塞，一部分被解送到北京。宋应昌之所以将降倭解送北京，是为了让北京朝廷可以“面审其情”。关于当时的“面审”情况，内阁首辅王锡爵在事后有如下一段记录：
近该朝鲜解到降倭二十名，臣等昨相约会于射所，同九卿众官面审其情。臣等每亲问之，据通官逐句传报，云倭寇有十万是真，前被我兵在平壤等处杀去二万余，尚有五六万见在釜山停住；又问其何以不去、倭酋关白尚在否，答云彼众不知，只闻关白之子已死；又问何以归降，答云彼畏中国兵威，欲来报效求用；又问其此来诸人归降莫为倭奴作奸细否，答云并不敢怀此心。臣等再三研审，委无别情。
经内阁辅臣和九卿众臣对降倭的“亲问”和通事的“逐句传报”答语，北京朝廷对日本情况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而对于这批降倭的处置情况，王锡爵向明神宗提议“今此降倭俱系壮丁，宜并前八十四名俱发送宣、大、蓟镇各边收养以备御虏之用”，建议分发各地“收养以备御虏之用”。此议得到了明神宗的允准，明朝将这些日本兵分别解往蓟镇、宣府、大同编入明朝军中。
以上为宋应昌在万历二十一年五月到七月仅两个月间经手处理的降倭情况，但未经宋应昌处理而由个别明朝将领私自收降的日本兵，其数当远不止此。如副总兵刘綎在明日讲和期间就不失时机地收编了大量日本兵，但其最初对明朝和朝鲜两国政府颇为隐讳。《宣祖实录》“二十七年（1594）正月朔庚辰”条有如下一则记录：
接待都监启曰：“臣德馨，闻宋经略委官来到南大门外，令通事宋业男往见探问，则乃是自大丘回来者。傍有一天兵，不通言语，业男怪而问之，则是倭子云云。臣不胜惊愕，更令宋业男偕倭通事朴遇春往问，则说称小西飞差我与唐人二名持文书到浦平行长处，还到京中有日云。城中人虑有杂人潜隐之弊，令通事等多般搜访，则书吏金允丁家有倭子，作唐人貌样，与天兵同处云。令宋业男、朴遇春等往问，则说称投降刘总兵，总兵率来云。倭子之来已久，而家主金允丁不为陈告，请推考治罪。”
据此可知，因为言语不通而露出破绽，朝鲜方面发现了两名日本兵，其中一名已经被编入刘綎军中。朝鲜方面对之极为愤慨，接待都监的处置方案是将日本兵“据义曳出斩之”，但因刘綎已将此日本兵“养为家丁”，而朝鲜在军事上仍然需要借助刘綎所部明军，备边司以及朝鲜大臣柳成龙的最终处置意见是：
倭贼来在城外，臣等不胜痛心切齿。……我国威灵不振，制命于天将，虽有至痛，不能自由。……今若曳出斩之，则所谓率来委官者势必禁止，或生意外之变，此则前启所谓无益而难处者也。城内病倭，更为详问，则乃是投降刘总兵营下而养为家丁者云。总兵既已受降为兵，则似难任意处之，姑先驱出城外，勿使留在近处，且移咨于总兵，痛为禁断，庶或可也。
因本国“制命于天将”，朝鲜虽然对日本兵进入王京之事深感痛切，但是只能听任，唯一能做的就是请求将日本兵“驱出城外”，另外打算移咨刘綎，请其以后“痛为禁绝”。《宣祖实录》并无记载朝鲜移咨刘綎要求停止招降日本士兵的记录，后来朝鲜对明军招降日本兵的行为似乎作了默许。
刘綎在朝鲜招降日本兵编入自己帐下，恐怕与麾下数百名的士兵减员有关。万历二十二年（1594）七月，刘綎对朝鲜副承旨李德悦称：“见兵五千亦可抵当数万，而物故数百，好汉不多，何能有为。”刘綎麾下原有五千之数，但不幸物故“数百”，其遗憾之念可想而知。其当时私自收降日本兵，恰可补充军中的减员。而刘綎也确向朝方透露过自己私下收降日本兵的情况：
倭贼之意不在于封贡，实欲求亲割地。求亲者，关白为其侄求婚于天朝；割地者，欲割汉江以南属之倭奴，以北属之天朝。俺营里降倭前后出来者甚多，其言皆一样。
刘綎军中的日本兵自日军营中“前后出来”，连续不断向其投降，其为数“甚多”，并向其提供了重要的日本情报。但刘綎收降日本兵的人数，在当时并无具体数据。二、刘綎麾下的“倭千总”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明军与日军在朝鲜进入对峙期。是时，第二次到朝鲜参战的明朝西路军大将刘綎与日军大将小西行长之间，进行了一次讲和活动。所谓的这次讲和，其实是刘綎设计的一个诱捕小西行长的圈套。关于小西行长一行从刘綎的圈套里逃脱的经纬，诸葛元声在其《两朝平攘录》中有如下叙述：
行长初未信，后通事累次往，綎皆单骑候于中道以示不疑，行长觇之，因信诺。八月一日，相与约定。行长将出赴会，而綎部中一倭千总密泄其谋。行长大惊起，中道遁去，綎计不就，遂率兵进攻，失利回。监军王士琦闻报，怒綎不用力，传令缚綎坐营。綎惧不敢归，乃督诸将奋勇还战，遂大胜倭，斩获颇众。倭败，入釜营，不敢复出。
这次阴谋，因为刘綎部下的一名“倭千总”的告密而遭到泄漏，获悉刘綎阴谋的小西行长在往赴与刘綎会谈的途中逃回本军阵中。
关于此事，日本方面的另一大将岛津义弘的年谱《义弘公御谱中》中亦有相关记载，其经纬大致相同：
庆长三年（1598）七月，刘綎屯于水原，欲攻顺天。綎谓诱行长而执之。即遣吴宗道于顺天……行长初疑之。宗道辞辨尤恳，且刘綎单骑驰出而迎行长于此。行长迷焉，约地而定会期。时刘綎阵中有日本人，即来于顺天，以綎谋告行长，行长大惊，不与綎相会，依是綎亦空归。
那么，《两朝平攘录》中所见的“千总”，究竟是何等规格的明军将领？考察明朝的军事制度，可知明朝军队里有一种叫“营”的军事单位，一“营”之中通常有三四名千总。可见，千总在明朝的军队体系中可以算是中等程度职位的将校。关于其所辖的士兵数量，《大明会典》有如下记录：
把总领二百五十人，千总领五百人。教练有成，即当优荐，听补中军号。
即平时千总统辖约五百名的士兵并对之施以训练，如“教练有成”，则有机会补为中军。但千总也有直接带兵出征的情况，其所统辖士兵，则往往超出平日所训兵员数目，一般多达千人之数。如嘉靖年间的抗倭将领朱先麾下的千总王绪统领一千余名北方士兵参战。万历二十一年（1593）与刘綎同时留驻朝鲜的明军将校中有千总邓永和之名，其麾下有“山西兵一千名”。
据上述《两朝平攘录》可知，当时的刘綎军队中，有一名升职至千总的日本兵。该年因为激战鲜有日军投降者，所以可以推测这名“倭千总”很有可能是在万历二十一、二十二年明日讲和期间主动向刘綎投降的一名日本兵。他在投降后立下诸多战功而升至千总之职，有可能作为刘綎帐下的重要将领参与了诱捕小西行长的阴谋，但最终因故旧之情而向小西行长泄密。
关于这名官至千总的日本兵，宋应昌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十八日的《移本部咨》所引刘綎呈文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名色指挥刘朝元，久历戎行，屡经征战，多收斩获之功，堪备冲锋之用。名色千总王维镇，从事多年，束兵不扰，征剿累多俘斩，防守益借堵安。此二员者，俱堪实授把总之任。但刘朝元原以髠夷，他日方宜别用。……以上六员，才力虽有不同，悉皆得于试用，故敢冒昧呈举，如蒙不以卑职之言为谬，俯赐俞允，特为具题，将刘天佑等授以实职，仍发卑职标下领兵备倭，则赳赳武夫，咸知立功异域，图报将无纪极。
据刘綎呈文可知，其麾下的名色指挥刘朝元原系“髡夷”。按“髡”原指剃去男子头发的一种刑罚，“夷”原指东方部族，但在这里，“夷”当专指日本，“髡”则有可能是日本武士剃去顶部头发的月代形发型。可见，刘綎麾下的名色指挥“髡夷”刘朝元原本可能就是一名日本武士，其在投降后改为汉名，并因军功卓著而被刘綎荐举“实授把总之任”。刘綎的呈文经赞画刘黄裳会同提督李如松详议后禀报宋应昌，并由宋应昌出面向兵部提议“准从”。刘綎军中的这名“倭千总”，极有可能就是“髡夷”出身的“名色指挥”刘朝元，其在万历二十一年被刘綎荐举“实授把总之任”，并有可能在5年之后升授“千总”，后在诱捕小西行长时“密泄其谋”。三、四川镇远营中的五百“降倭铳手”
如前所述，万历四十七年（1619）爆发的“萨尔浒之战”使得四川镇远营中的五百“降倭铳手”浮出历史水面。这批“降倭铳手”主要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刘綎到达朝鲜王京）后至次年九月（刘綎离开朝鲜归国）期间投降刘綎的日本兵。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跟随刘綎再次履足朝鲜与日军作战之际，降倭中的一名“千总”向日军将领小西行长告密，帮助小西行长逃脱了刘綎设计的圈套。
万历二十七年（1599）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这些日本兵跟随刘綎归国往征播州杨应龙的叛乱，在当时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但是，此后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时任四川总兵官的刘綎因为殴打四川马湖知府事件而被革职回家。因受革职处分而被遣回老家的刘綎按规定不能带兵回家，所以这些自朝鲜战场编入刘綎军队的日本兵只能留在四川的镇远营为明朝戍守边疆。
明朝和后金的“萨尔浒之战”之后，在龚利用揭帖中被提到的镇远营500名“降倭铳手”是否被明朝政府征发未见史籍记载。但是，一年之后的天启元年（1621），当四川发生“蔺贼之乱”时，镇守该“镇远营”的士兵仅有七百名之额。
在“营”这一军事单位里，一般情况下应该有3000余士兵，即使在明朝后期军备废弛的情况下，千名以上的士兵基本上还是可以保证的。但当时的镇远营却只仅剩下了700名营兵。一种推测是，在龚利用上呈揭帖后，明朝有可能在随后将镇远营中的500名“降倭铳手”悉数调往北方战场，结果造成了镇远营在天启元年（1621）仅剩700名营兵的情况。四、编入明军的其他日本兵集团
万历朝鲜战争中的日本兵，并不仅限于刘綎军团。朝鲜之役后，明朝军队里出现了复数的日本兵集团。
上述提及的投降明军的日本兵，其处理模式为编入明军。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投降明军的日本兵，明朝政府作了如下的收编处置：
李如松先后收降、解到经略军前者计一百六十余名，除解蓟八十四名，内该督臣留蓟镇六十四名，分置各路。其解京二十名，本部于译审次日，即分发宣、大两镇。
除了蓟镇、宣府、大同的日本兵，辽东军中也再次出现了日本兵，其被再次投入到了对北虏的作战之中。据朝鲜方面的传闻，当时的“广宁总兵”（实际上为辽东总兵）董一元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以降倭十许人，破NFDA6虏累万骑”。而赵士祯的《神器谱》也记录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明朝辽东军中的降倭以鸟铳击杀北虏之事：
前岁（1597），辽左降倭二十余人用铳杀虏数十。次日再出，虏觉其无应援，蜂拥而来，损伤强半。
这些日本兵与万历朝鲜战争前夜辽东巡抚顾养谦所降用“零倭”的“执刀跳跃”的作战方式有所不同，是以先进的鸟铳为主要武器。
万历三十六年（1608），时任辽东巡按的熊廷弼就当时辽东的军事改革问题向明神宗提交了一份奏疏。在这份奏疏中，熊廷弼就当时分作十营的广宁镇镇兵，提出了重归原先的“正兵”以及“左右两翼”共三营的建议。关于其中最为重要的“正兵”构成，熊廷弼提出了如下的分配建议：
正兵营，分拨见在家丁二千四百九十一名，军士一千四百五十名，火器手一百三十名，拨夜二百名，降夷三百九十九名，降倭一百二名，共四千七百七十二名，俱属标下中军统摄，原委小中军一员，设千总四员，把总八员管理。
此处所见的“降倭一百二名”，无疑就是在十年前的万历朝鲜战争中投降明军的日本兵。鉴于这些日本兵擅长鸟铳等先进武器，熊廷弼认为应该将他们编入最为精锐的“正兵营”。
编入明军的日本兵集团，似乎并不仅仅局限于明朝的地方军队。在作为明朝最为精锐的军队“京营”中，曾经出现过关于设置“倭营”的讨论。万历后期的顾文纲就日益坐大的后金的处理对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三点建议，在其第一条建议的“曰简练举尤可以急需”中，顾文纲提出了应照先年所议之旧例，在“京营”中专设“倭营”：
仍于京营，照先年议设倭营事例，挑选精壮，另悉一枝，以备缓急，犹紧着也。
顾文纲认为，应该照先年所议之旧例，挑选精壮的日本兵，在“京营”中专设一个名为“倭营”的军事单位以备缓急之需。可见，当时明朝的中央和地方军队中，确实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在编日本兵，其人数恐有上千之多，可备一个营的兵力所需。第二节朝鲜战场上的暹罗兵
除了日本兵，明朝军队里也出现了来自东南亚的暹罗兵。韩国学者李铉淙较早注意到了朝鲜战场上暹罗兵的动向，其在《壬辰倭乱与东南亚人之来援——作为大明军的构成成员而被动员起来的琉球、暹罗、印度军之参战记录》一文中，将整场万历朝鲜战争视为以朝鲜为舞台，明朝与琉球、暹罗、天竺等东南亚各国来援参战的东亚大战，而琉球、暹罗、天竺等国的参战，乃是出于明朝的动员体制。但这一提法值得重新探讨。
最早见到暹罗兵的朝鲜大臣应该是礼曹判书尹根寿。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尹根寿在向朝鲜国王汇报情况时首次提到了刘綎帐下暹罗兵的到来：
四川、贵州之兵及暹罗人皆来。（刘）綎之为人，最为雅淡，秋毫不犯。
数日后，另一朝鲜官员李恒福在给国王的启文中再次提到了刘綎军队的练兵实况。启文中出现了“诸藩向化”这一概念：
臣问所领各处苗蛮名号、所用技艺，则总兵即呼暹罗、都蛮等诸藩向化摆列左右，各执其器，次次来呈，殊形怪状，种种不一，眩矅人目。
这些所谓的“诸藩向化”的暹罗人等究竟因何集中到刘綎帐下，是否果真如李铉淙所说的“响应明朝的动员令而来援助战”？这可在刘綎与李恒福的对话中找到答案：
总兵曰：“我自十三岁时从父亲领兵征战，横行天下。将外国向化者作为家丁。今所统率虽只五千，水陆之战皆可用，倭贼不足畏也。且我惯于倭战，熟知其情。”
可见，李恒福所谓的作为“诸藩向化”的暹罗兵，正是刘綎所说的“家丁”。也正是因为领兵征战各地的刘綎有一种收降“外国向化者”“作为家丁”的惯例，朝鲜战场上的刘綎部队才带有如此浓烈的国际情趣。
不难想象，刘綎在驾驭外国部队时能受到朝鲜大臣“秋毫不犯”的赞誉，而没有出现两广总督萧彦所担心的“所过为墟”的“地方之忧”，正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暹罗、都蛮、天竺等“外国部队”充其量不过是刘綎本人可以严格管束的私人家丁而已。
刘綎之收罗暹罗兵等“外国向化者”作为家丁，主要是通过西南一隅的对外战争。如万历十三年（1585）刘綎平定云南罗雄的刘继荣叛乱时，其所招降到的部众达万余人之多：
……贼尽平。时首功止五十余级，而抚降者万余人。
但是，刘綎所率赴援朝鲜的川兵总数也就5000，其属下家丁员额的有限可想而知。史籍上并未留下刘綎属下家丁的具体数据，但是与他时代相当、名望相齐的大将陈璘在此次赴朝参战中也有募带亲兵的记录。
时为补任神机七营参将的陈璘因为广东防汛已毕，朝廷要求他火速进京赴任，以备援朝之役。但是，接到命令之后的陈璘并没有马上进京，而是向朝廷提出了募带亲兵的要求：
摧锋陷阵，非得服习之兵，利害俱与，恩信相洽者，难奏成功。……职固尝养士，亦颇精强，但为数不多，必须添募，乃可启行。……除职见有家丁随带充役……将见在营兵，挑选精锐，部领启程。
朝廷同意了陈璘的要求，但对他募带亲兵的数额作了限制：
但有堪用选锋之兵，悉听陈璘募带，以五百名为率。
可见，陈璘所能募带的亲兵总数充其量不过500名，而其中的家丁数额更是寥寥可数。而与陈璘职衔相当、经历相似的刘綎属下的家丁数量应该不可能超出陈璘所能募带的亲兵数量太多，其帐下外国血统的家丁应当更为有限，暹罗兵应该是其中微乎其微的小众群体。
据上可见，刘綎麾下的暹罗等外国兵，与其说是“响应明朝动员体制的联合国军”，勿宁说是刘綎赴援朝鲜的“川兵”中的辅助成分——他们是“刘氏家丁”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节参加对日作战的黑人兵
万历十九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企图侵略明朝的消息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了明朝。明朝对日本的侵略企图有着足够的警惕，并提出了诸多的对策。是年十一月，两广总督刘继文上奏明神宗，提出了诱引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出兵擒斩丰臣秀吉的计策。《明神宗实录》记载为：
总督两广侍郎刘继文备陈防倭条议。……仍将倭奴入犯情节晓谕澳夷，令其擒斩关白入献，重加赏赉，尤销患安邦之一策也。着如议行。
该计策后来并未见效，而各种公私史籍上也并无葡萄牙出兵与日本作战的记录，其是否实施不得而知。但是，原本隶属葡萄牙人的黑人奴隶中确有一部分参加了后来的万历朝鲜战争。
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朝鲜国王李昖拜访了赴朝参战的明军游击彭信古。彭信古向李昖展示了其麾下“异面神兵”的风采：
上幸彭游击信古处，设酌。上曰：“大人在京乎？南下乎？”游击曰：“过一月后，欲为南下矣。”且曰：“带来异面神兵，使之进见。”上曰：“何地之人，而何技能为耶？”游击曰：“自湖广极南，波浪国人也。渡三海，方抵湖广也。距朝鲜十五万余里也。其人善鸟铳及诸武艺。一名海鬼，黄瞳漆面，四支手足，一身皆黑，须发卷卷短曲如黑羊毛，而顶则秃脱，一匹黄绢盘结如蟠桃状而着之头上。能潜于海下，可戕贼船，且数日能在水底解食水族。中原人亦罕见也。”
此处所见“异面神兵”来自湖广极南的“波浪国”，所谓“波浪”，实乃“葡萄牙”之音译。这些所谓的葡萄牙人，并非真正本色的葡萄牙人，他们是葡萄牙人所役使的黑人奴隶，故又有一个更加符合其形象的名称——“海鬼”。“海鬼”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黑”，蜡黄的瞳孔，漆黑的面孔，四肢手足，通身漆黑。这些“海鬼”被彭信古誉为“异面神兵”，不仅仅是因为通身漆黑的“异面”特征，更由于他们“善鸟铳及诸武艺”，“能潜于海下，可戕贼船，且数日能在水底解食水族”的通神本领。
朝鲜人笔下的黑人“海鬼”在中国的典籍中往往写作“黑鬼”。万历年间的广州布政使蔡汝贤在其《东夷图说》“黑鬼”条中的描述与彭信古所介绍的内容大致相同：
黑鬼即黑番鬼，号曰鬼奴，言语嗜欲，不通性悫，无他肠，能扞主。其色黑如墨，目圆发鬈而黄……绝有力，一人可负数百斤。临敌不畏死。入水可经行一二日。尝见将官买以冲锋，其值颇厚。配以华妇，生子亦黑，久畜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为诸夷役使，如中国之奴仆也。或曰猛过白番鬼云。
这些黑人往往“为诸夷役使”，其奴隶的身份确信无疑。彭信古手下的黑人兵虽然来历不明，但是因为他们的骁勇善战，被明朝将官“买以冲锋”的可能性很大。时人王士性的《广志绎》中对黑人的描述中还涉及了他们的买卖价格：（香山岙）番舶有一等人，名昆仑奴者，俗称黑鬼。……其人止认其所衣食之主人，即主人之亲友皆不认也。其生死惟主人所命……买之一头，值五六十金。
一名黑鬼价值五六十两银子，可见在当时确实价值不菲。
彭信古帐下的黑人兵在朝鲜战场上的具体表现，因为史料的阙如不得而知。关于他们的最终归宿，虽然并无直接史料的记载，但是大致可以推测。《两朝平攘录》对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九、十月中路明军与岛津军团作战的“泗州之战”的经纬有如下一段描述：
十月初一日，茅国器、叶邦荣、彭信古步兵三营直抵寨下攻打。其郝三聘、师道立、马呈文、蓝芳威四营马兵分作左右堵伏，止留步兵一枝守老营。于是茅、叶二将自卯力攻，至巳，用大将军木杠已打破大门一扇，城垛数处。而彭信古兵皆京城亡赖，素不习战，亦不善火器，忽木杠破，药发，冲起半天俱黑，各兵一时自惊乱，倭因乘隙从前小门杀出直冲，彭兵皆溃走。郝、师马骑兵方环城而射，一见兵溃，各望风遁走。茅、叶两营殊死斗，然已在重围中，众寡不敌，杀伤甚众。蓝芳威驻兵十里外断后，亦走。董帅不能约止，各兵遂大溃，堕崖落穽不可胜纪。彭兵三千，止存五六十。茅兵亦损六七百。茅营中军徐世卿被捉去，不屈而死。
彭信古麾下的3000明军，虽然有一部分“善鸟铳及诸武艺”的黑人兵，但是因为主要的构成者是不擅作战的“京城亡赖”，所以在战斗中面临火药爆炸这一突变，彭军“一时自惊乱”，结果全线溃走，损失惨重，其3000兵众仅存五六十人，而其中最为英勇善战的黑人兵，很有可能在战斗中也遭到了重大损失。
另据《再造藩邦志》记载，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二月，首次赴朝参战的刘綎帐下也有过黑人兵：
刘綎字于坤，号省吾，江西南昌府洪都县人，领川蜀兵五千人，其中有海鬼数十名，其种出南番，面色深黑如鬼，能潜行海底。又有长人，形体绝大，几二丈，不堪骑马，乘车而来。又以两猕猴服弓矢骑马前导，亦能入贼中解马缰。
刘綎麾下黑人兵的形象及其作战能力，与彭信古军中的黑人兵并无二致，其数量则是相当可观的数十名。由此可见，刘綎不仅仅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骁勇的大将，还可以说是极具国际向心力的明军将领。但关于这些黑人兵的其他情况，因史料的阙如不得其详。结语
参加万历朝鲜战争的明军中的外国兵，除了上述的暹罗兵、黑人兵、日本兵之外，还有来自其他东南亚地区的成员。
朝鲜宣祖二十六年（1593）四月甲午，曾经拜访过刘綎的朝鲜兵曹判书李恒福向国王汇报了刘綎军中的练兵实况：（刘綎）仍出示所用各样军器，又令所率暹罗、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国、苗子、西番、三塞、缅国、播州、镗钯等投顺人列立于左右，次次各呈其技，终日阅视。
这里所见的“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国、苗子、西番、三塞、缅国、播州、镗钯”等各个国家或地区民族的士兵，与上述的日本兵、暹罗兵、黑人兵一样，都是投降明朝而被编入明军的外国兵。但是，因为在中、日、韩三国史料中很少有关于他们的记录，所以更多的详情不得而知。
万历朝鲜战争中的明朝军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其军中的外国兵，以日本兵为主要构成，辅以暹罗兵、黑人兵，数量自数十、数百乃至上千不等，他们一般都具备较为良好的作战能力，通过各个不同的渠道被收编到明朝军队之中，并最终来到了朝鲜战场参加支援朝鲜的对日作战，为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明朝军队里的外国兵是当时一个重要的跨境群体，其活动情况折射出了当时东亚频繁的人员往来和交流情况。第二章战争前后的在日明人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二十日，明朝刑部在北京西市的刑场上处决了61名犯人。这61名犯人是去年、前年明军在朝鲜战场上捕获的日军战俘。当时的苏州文人张大复目击了这场处决，并在其记实文《观东征献俘》中对当时刑场的一隅作了如下的一个镜头描写：
时有一跛卒及一人坐沙上。……其一人曰：“虏缚象所时，有与其故人言者，余就其人问故，曰：‘此绍兴某也，杀其兄而投虏，冀免诛，今竟悬首西市，岂非天道哉！’”
张大复从两名看客的交谈中获悉，在这61名日军战俘中竟然夹杂着一名逃亡日本的明人。此人原籍浙江绍兴府，因犯下杀兄大罪亡命日本，后来参加了丰臣秀吉的侵朝日军，结果在朝鲜战场上沦为明军俘虏，最终戏剧性地被处死在了北京的刑场之上。这名被当作日军俘虏而以死刑论处的明人，仅仅是千千万万从明朝远航日本、在日本居住生息的在日明人的一个缩影，他是万历朝鲜战争前后明朝和日本关系史上的一个突出例子，折射出当时东亚人错综复杂的跨境活动。
关于在日明人这一跨境群体，当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曾派人对他们做过专门调查。为了侦察日本敌情，许孚远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派遣间谍潜入日本。次年三月，回国复命的间谍许豫在调查报告中称，因被倭寇掳掠而居住日本的明人，以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为多，他们杂居于日本66州之内，所占比例高达3/10之多。许豫的调查范围仅限九州一隅，其结果可能有所夸大，但是由此亦足以考见当时定居日本的明人之多。许豫还透露了一个重要情报，数量如此庞大的在日明人，多有归国立功之志，这对处于对日交战状态下的明朝来说无疑是一股值得重视的有生力量。故而许孚远后来在上呈明神宗的《请计处倭酋疏》中提议：“其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住居倭国之人，不论岁月久近、有罪无罪，但有归志，诏令跟附差去使客船只回还。”建议朝廷招还这些在日明人，让他们为国家效力。但许孚远的招抚计划最终似乎并未实现，更多的在日明人没能回来报效祖国，而是留在了日本，有些甚至被编入了侵朝日军远赴朝鲜作战，这其中就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以61名战俘之一的身份而被处决于北京西市刑场的绍兴人。
事实上，战争背景下的在日明人确实人数众多，其社会构成也颇为复杂，杂居于日本66州之内，渗透于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具体而言，这些在日明人中有短期滞留日本的季节性海商，有特殊时期的赴日间谍、使节。这些跨境群体，用“赴日明人”来表述可能更为明确。而长期定居日本的则有明人奴隶、在日明商、在日明人倭寇以及包括明人通事、明人医士在内的侵朝日军中的明人等，其中部分明人以其特殊才艺受到日本地方领主青睐，跻身武士阶层。可见，这些在日明人已经逐渐深入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日本社会的重要构成。第一节赴日明人群体
赴日明人群体主要为短期滞留于日本的季节性海商，特殊时期的赴日间谍、使节。关于这个群体，以下略作分类考述。一、赴日海商
关于当时的赴日海商，台湾学者刘序枫曾指出：“1592及1596年，丰臣秀吉两次侵略朝鲜，赴日商船一时绝迹。”认为因为战争的爆发，影响了中日之间以贸易活动为代表的民间往来。但事实上，战争形势并未造成“赴日商船一时绝迹”的局面，明人的赴日走私贸易仍然不断见诸当时文献。
日本方面的相关记载不多。增田胜机考察了当时的两份日本古文书，推断出文书中涉及的“唐船”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期间的明朝赴日海商的商船。
明朝方面的相关记载则相对较多。万历十九年（1591）自日本逃回的台州渔民苏八当时就搭乘了明朝赴日海商的商船。其当时所乘坐的是福建漳州“振峰货船”，途经吕宋（今菲律宾）中转到福建漳州登陆。因当时仍对日本实施海禁，明朝商船多通过福建—吕宋—日本三角航道开展对日走私贸易。
万历二十一年（1593），福建地方政府雇用了泉州海商许豫（后被委任为明朝军官）的商船搭载间谍史世用一行潜入日本。史世用完成谍报工作后，其所搭乘的是另一赴日海商海澄县人吴左沂的商船回国。而当时的贸易地并不局限于九州一岛，明朝商人赴日本京畿地带（京都、大坂一带）贸易已呈常态，当时在京畿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的赴日海商有张一学、张一治、黄加、黄枝、姚明、姚治衢等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建地方政府继续雇用许豫的商船以贸易名义再次赴日搜集情报。
日本方面对明朝的赴日海商亦有所利用。赴日海商们当时需将各种违禁物品输入日本，而日本方面的间谍则亦搭乘明朝商船入境刺探明朝情报。二、明朝间谍
关于明朝的对日间谍活动，笔者曾撰文做过介绍，兹略作简述。
万历二十一年（1593），以史世用为首的明朝间谍潜入日本，对九州南部的萨摩州、日本侵朝大本营名护屋城以及京都、大坂（今大阪）等地做了较为彻底的调查。次年正月开始，这些间谍分四批陆续回国。
万历二十二年（1594），以刘可贤为首的间谍再次潜入日本，企图策反萨摩岛津氏与明朝合作，以武力颠覆丰臣政权。次年，岛津氏遣使僧玄龙与刘可贤一道返回福建协商相关事宜，但因明廷已经定议册封丰臣秀吉而告失败。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丰臣秀吉第二次侵略朝鲜，明朝再兴对日间谍活动。目前能够判明的对日间谍活动有如下几起：福建方面的林震虩奉巡抚金学曾之命潜入日本，除了搜集相关的日本情报之外，他们还与在日明人许仪后取得了联系，通过许仪后等人的从中转圜，促成了侵朝日军岛津氏军团的撤军。另有以把总刘志迈、吴从周为首的间谍亦于同年受金学曾委派潜入日本，其部分成员于万历二十八年四月回到明朝。两广方面的吴汝实奉总督陈大科之命潜入日本打探倭情，其滞日期间得到丰臣秀吉的病死消息后回国。南京方面的龚威卿奉当时的南京兵部右侍郎许孚远之命潜入日本，也打探到了丰臣秀吉的病死消息。三、使节
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明朝的遣使日本活动有两次。
第一次遣使活动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当年四月，明使谢用梓、徐一贯受经略宋应昌派遣赴王京（今首尔）日营议和，其一行在日将小西行长等人的带引下渡海远赴九州北部的名护屋城面见丰臣秀吉。关于当时的交涉情形，丰臣秀吉的外交代表玄圃灵三在其《玄圃和尚大明敕使笔谈记录》中有详细笔录，而时人小濑甫庵的《太阁记》对事件的前后经过所述颇详。谢、徐二使于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天与丰臣秀吉的代理者玄圃灵三进行了正式谈判。日方提出了七项条件：①明公主下嫁日本天皇；②两国复开勘合贸易；③明日高官誓约通好；④割朝鲜南部四道予日本；⑤朝鲜王子及大臣渡日为质；⑥交还被俘朝鲜王子陪臣；⑦朝鲜永誓不叛日本。谢、徐二使据理反驳，认为这些条目几乎都有问题。谈判的焦点最后集中于明日通婚和割让朝鲜南方四道两个问题上。明使最后拒绝了日方的和亲要求，但答应回国后向朝廷转奏日方割占朝鲜领土的要求。
第二次遣使活动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其目的是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封贡体系下的“日本国王”。其中宣谕使（当年五月升格为册封副使）沈惟敬于当年正月渡海赴日，正使杨方亨于当年六月渡海赴日。前批使节团成员有268名，后批有六百余名之多。明使一行于九月初二日在大坂城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其后不久即启程回国。关于这次遣使册封活动，以往的定说认为两国外交活动者一直欺瞒各自的最高统治者，但在册封典礼举行之际呈露破绽，结果册封失败，导致次年战事再起。不过，近年的研究表明，册封失败的点在于日方所要求的朝鲜王子入质日本问题。
另外，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战争结束之际，为了谋求日方的和平撤兵，援朝明军向日方提供了一批人质，其以中路军游击将军茅国器麾下的指挥毛国科为首。这批人质在当时亦以讲和使者的名义进入日营，在日军撤退时被当作人质带往日本，两年后被日本统治者德川家康遣返回国。第二节在日明人群体
在日明人群体以长期旅居日本的明人奴隶、在日明商、在日明人倭寇以及包括明人通事、明人医士在内的侵朝日军中的明人等。一、明人奴隶
早期在日明人中奴隶的比重比较大。嘉靖朝的浙江总督杨宜所遣“宣谕日本使”郑舜功在其《日本一鉴》中曾经将这些明人奴隶统称为“被虏人种”，极称其人数之多，并举当时萨摩高洲的明人奴隶情况为例：
本（高）洲民居约百家，我民之被驱虏为夷奴者约二三百人。
据郑舜功所述，当时高洲平均每户日本人有明人奴隶二至三人，可见当时日本社会中明人奴隶人数之多。
隆庆朝和万历朝前期的倭寇活动虽然并不像此前的嘉靖倭患那么剧烈，但其仍是东亚海域人口流动的一大要因。16世纪末的在日明人奴隶亦起因于倭寇的人口掳掠和奴隶贸易。万历二十二年（1594）海商许豫回自日本的报告称“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人民被虏日本，生长杂居六十六州之中十有其三，住居年久”，可见被掳至日本的明人为数颇多。但其称明人占当地人口3/10，似乎有所夸张。这些被掳至日本的明人，其最初一般被卖做奴隶，后各以特殊因缘在日本社会各阶层内重新流动，其中多有脱离奴隶阶层的情况。苏八、朱均旺和许仪后可谓三个代表性案例。（一）苏八
万历八年（1580）四月，浙江台州渔民苏八等8人于近海捕鱼时被倭寇抓走，其中5人在海上被杀，3人被带回日本贩做奴隶。苏八以4两银子的价格被卖与萨摩州的陈公寺为奴，两年后又被寺院转卖给在日明商。苏八最终于万历十六年（1588）积攒足4两银子将自身赎回，脱身为自由民，继而成为在日明商，后来又从军参加当地的日本武装。（二）许仪后与朱均旺
许仪后又称许三官，原籍江西吉安，于隆庆五年（1571）在广东被倭寇掳获带至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其在日本的最初情形不得其详，但应该逃脱不了像苏八、朱均旺一样被卖做奴隶的命运。所幸许仪后擅长医术，后来不但被提拔为九州萨摩藩的御用医师，而且还成为萨摩岛津家当主岛津义久的政治高参，跻身上等武士阶层。许仪后和另一在日明人朱均旺在万历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向明朝投递日本情报报效祖国。
许仪后与大多数“市肆村居，不达国务”在日明人不同，当其听闻丰臣秀吉企图侵略明朝的消息后，其深为警惕，意识到日本的侵略关乎祖国的生死存亡。许仪后在当时欲“亲奔告陈”，打算亲自回国报告日本情报，但不得离岛津义久之侧片刻，且有日本的妻子儿女之重累，故而只能托付明朝海商将情报带回祖国。许仪后最初曾在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初三日和初九日两次托人传书，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日夜忧哭，仰天长叹”之际，被掳商人朱均旺提出情愿亲抱陈情状词，奋身往赴明朝陈报。
朱均旺系江西临川县民，万历五年（1577）年往交趾（今越南北部）贸易时遭遇倭寇而被掳往日本。他先是被卖给寺院抄写佛经，后因遇到同乡许仪后而得以获释。这份题名为《许仪后陈机密事情》、署名为“陈情人许仪后、郭国安，报国人朱均旺”的陈情书，最终于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二十八日由朱均旺送达福建。
陈情书约五千余言，除了前面的自叙部分之外，分以下几个方面分别陈述日本情报：“一陈日本国之详”“一陈日本入寇之由”“一陈御寇之策”“一陈日本关白之由”“一陈日本六十六国之名”“敢复陈未尽之事以竭赤子报国之情”，末附《许仪后赠朱均旺别诗》一首。该陈情书极为详尽地介绍了日本的时事情况，除了最为核心的军事情报“日本入寇之由”“日本关白之由”之外，许仪后还特意留心日本情状，悉数介绍日本66州的情况，并献御寇之策若干于明朝。许仪后还在获得新情报之后，又特意追加“复陈未尽之事”，其报国之忠心，可见一斑。二、在日明商
16世纪末的赴日明商中，有一部分人后来长年定居了下来，当时文献称这些在日明商为“走番人”。这些在日明商长年生活在日本，在日本购置和役使奴隶。与苏八一起被倭寇掳至日本的刘庆就曾被卖给某未具姓名的“走番人”，其具体情况不详。苏八最初被卖在萨摩州，后来被卖往对马岛，其买主亦为“走番人”。这名“走番人”名叫曾六哥，原籍福建漳州。曾六哥指派给苏八的工作为“打柴、种田、卖布”，可见其常年定居于对马岛，在当地拥有田产，从事着布匹贸易。苏八赎身后迁居“飞兰岛（即平户）”，“卖布卖鱼为活”，亦变身为在日明商。不过总体上看，当时的在日明商还是极其少见的。明人朱国祯称“自三十六年至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指出万历三十年代后期的长崎明商尚且不到二十余人，可以想见当时在日明商为数之少。在日明商到万历四十年代以后方始急剧增加。三、在日明人倭寇
嘉靖朝的倭寇本来以明朝为主要劫掠地，但因明朝政府的大力剿杀而被迫退回日本本土。退回日本后的倭寇此后发生分化，一部分接受日本官方的招安，一部分仍然重操旧业为患日本边海。重操旧业的倭寇后来亦不断遭到日本政府的镇压。
接受招安的明人倭寇对后来丰臣秀吉的战略决策有所影响。万历二十年（1592）许仪后向明朝提供的情报中有如下一段记录：
既而，召曩时汪五峰之党问之，答曰：“大唐执五峰时，吾辈三百余人自南京地方劫掠，横下福建，过一年，全甲而归。唐畏日本如虎，欲大唐如反掌耳。”关白曰：“以吾之智，行吾之兵，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国不亡。吾帝大唐矣。”
许仪后称这些倭寇极为藐视明朝的军事力量，称“唐畏日本如虎，欲大唐如反掌”，怂恿丰臣秀吉发动对明战争，丰臣秀吉因此狂言“吾帝大唐”，着手发动侵略战争。关于丰臣秀吉对这些倭寇的战略配置设想，战争前夜有“入福广浙直者令唐人为之向导”之传闻，但战事最终仅局限于朝鲜一隅，该传闻无由得以证实。其后的侵朝日军中有明人倭寇出身的战斗人员，但因其身份低微，大多难以考见其姓名事迹。
对于继续为患日本边海的倭寇，萨摩岛津家当主岛津义久在许仪后的建言下曾经对之加以剿杀，当时被镇压的明人倭寇有陈和吾、钱少峰等十余人，其余党逃往柬埔寨、暹罗（今泰国）、吕宋（今菲律宾）等地。丰臣秀吉征伐九州之时（1586—1587），这批倭寇余党再肆跳梁，但很快又被丰臣秀吉镇压。万历二十一年（1593）谢用梓、徐一贯二使赴名护屋城谈判之际，丰臣秀吉即以其镇压倭寇的作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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