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弗朗西斯·艾丹·加斯凯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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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1348-1349)：大灾难、大死亡与大萧条试读：
译者序
2003年，我正在读大学。
当年春天，非典肆虐。学校封校，禁止学生出入，实习的学生不能返校，校内的学生要天天上报体温，有发热症状的同学都送到校医院进行隔离。学校的教学也受到影响，大班课程不敢再上。据说，有的学校期末考试也简化了程序，将试卷发放给学生，学生自找地方，作答完成后交回便可。
非典其实就是一场瘟疫。瘟疫爆发突然，传播迅速，防范不易，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重要转折点的背后，都闪烁着瘟疫的影子。
黑死病是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这次瘟疫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死亡人数多，历史影响深远。由于黑死病，罗马教廷权威动摇，人文主义思想兴起。由于黑死病，人口成批死亡，劳动力匮乏，土地大量荒芜，导致欧洲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由于黑死病，欧洲走出了中世纪，开始了现代化进程。除此之外，黑死病对医学、教育等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加斯凯的《黑死病：1348—1349》一书详实记录了1348到1349年黑死病在欧洲爆发、传播和蔓延的过程。其中，他对黑死病在英格兰传播过程的叙述尤其详尽。作者以黑死病为主题，参阅大量资料，尤其是利用了英格兰的主教登记簿、庄园档案等原始资料，阐述了黑死病给英格兰带来的影响。
此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到第四章是黑死病的起源及在意大利、法兰西等欧洲国家的传播情况。第五到第八章叙述了黑死病在英格兰各地的传播。第九章和第十章分析了黑死病造成的巨大影响。尽管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书中充斥着种种数字，但因为作者史料剪裁得体，行文详略有度，整本书读来毫不枯燥。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瘟疫如影随形，时不时爆发，扰乱甚至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与瘟疫斗争的过程中中，人类不断成长壮大。随着现代医学的兴起，人类抵御瘟疫能力大大增强了。然而，在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的当今时代，如果不保护环境，不珍爱自然，那么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随时会出现。
最后，我要交代一下本书翻译的一些细节。本书人名的翻译参考了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版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地名的翻译参考了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年版《世界地名译名词典》。上述书籍中未出现的人名地名，则由译者根据该词读音译出。翻译过程中，我参考并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其中，郭方的《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16世纪英国国家机构与职能的变革》（商务印书馆，2007）、李云飞的《中古英国庄园制度与乡村社会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施诚的《中世纪英国财政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郭方、刘诚、施诚、王丹的《中古时期的基督教与民族》（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和王亚平的《西欧中世纪社会中的基督教教会》（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等书对我启发甚多，谨向上述作者表示感谢！
感谢父母妻女，使我能腾出时间来完成此书的翻译。感谢重庆大学李永毅教授、西南大学陈庆博士和韦罕琳同学和美国伊利诺伊学院南希·泰勒·波特女士为本书翻译提供的指导与帮助。感谢老同学魏立岗，帮助我通读部分译稿，使本书的表达更加流畅。感谢我的学生王电杰百忙之中帮助我从国外查找相关资料。感谢我的学生赵婵婵、王童和曹凯雪，帮助我核对了译稿中的日期、数字及专有名词，使本书避免了许多低级错误。
译事不易，译必有遗，囿于所学，毫厘千里之失，鲁鱼亥豕之误，难免出现，敬请读者批评指正！郑中求于河南科技学院2018年7月
致读者
本书讲述了14世纪中叶英格兰及欧洲诸国爆发的大瘟疫，该瘟疫为害甚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向那些帮助我收集资料及协助我将这些资料编织为连贯叙事的人表示感谢，尤其是我那些善良的朋友们。我要特别感谢已故的F.布里克利（F. Brickley）先生，感谢弗朗西斯·约瑟夫·贝金特先生（Francis Joseph Baigen t），感谢受俸牧师辛吉斯顿·伦道夫。埃德蒙（Edmund）主教给我提出了批评及建议，并不厌其烦地助我校对样稿，我非常感激。
第二版前言
1893年，本书初版，现在绝版已久。二手书也很少出现在书商的目录中，所以极难觅得。因此，重印这部关于大瘟疫的记录，实在有必要。大瘟疫曾蹂躏过全世界。该话题尽管不可避免地令人忧愁感伤，但它因范围之大、影响之远而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本书第一版出版后，适逢印度爆发了瘟疫，人口大量死亡，欧洲诸国亦有爆发瘟疫之虞。于是，人们对淋巴腺鼠疫这个话题的兴趣再起。因为各国的卫生部门小心谨慎，所以欧洲过去几年中零星发生的瘟疫尚能控制，没有发展成可怕的灾难。
根据印度和其他地区对该疾病的性质及起源的研究，人们了解到许多关于该疾病的新情况，这有助于我们搞清楚这场14世纪时发生的大瘟疫。现在，大瘟疫被称为“黑死病”。本书将详细地叙述。报纸上关于印度疫情肆虐的记录，实在骇人听闻。尽管印度疫情严重，但欧洲几乎没有因此丧生者，否则必将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印度当前的这场淋巴腺鼠疫，与1897年10月旁遮普（Punjab）的瘟疫呈现出同样的特征。尽管卫生部门做了充分准备，用尽了所有的现代科学资源，但人们仍然怀疑，卫生部门是否已经将瘟疫消灭干净。1907年4月，西姆拉[印度最北部的政府直辖市、喜马偕尔邦首府。——译者注]（Simla）的一封电报说道，4月13日之前的一周内，印度有七万五千人因瘟疫而死，其中北方省（United Provinces）和旁遮普大约五千人死亡。至此，人们估计，仅旁遮普一地九年来已有大约一百五十万人死于瘟疫。
就目前所能追溯的源头来看，印度这次瘟疫的源头，当然也是1348到1349年大瘟疫的源头是中国这个瘟疫滋生之地。瘟疫可能是由香港传至孟买（Bombay）的。调查发现瘟疫源于船上的老鼠时，疫情已经肆虐开来。据估计，1903年1月至8月，印度有六十万人死于瘟疫。1904年，死亡总数已达九十三万八千人。1905年，死亡数字进一步上升，实在令人震惊。据说从1897到1904年，瘟疫共夺去了三百二十五万人的生命。
人们轰轰烈烈地消灭传播瘟疫的老鼠，但结果不太理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地人的宗教感情，也因为人们不愿离开他们不卫生的家。很明显，不卫生的家是藏匿病菌的地方。并且当地人认为，老鼠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家畜，所以不愿意消灭老鼠。这导致老鼠更容易传播疾病。但非常奇怪的是，印度当地居民好像早就意识到了老鼠与淋巴腺鼠疫之间的关系。印度有句古话“老鼠躺倒，人要快跑”。这句话表明，人们都相信，老鼠大量死亡后会发生瘟疫。但事实现在已经清楚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联系。1905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淋巴腺鼠疫来自一种叫印度客蚤（pulex cheopis）的鼠蚤，这种鼠蚤不仅将鼠疫细菌从一只老鼠传给另一只老鼠，并且几乎可以确信，这种鼠蚤也将鼠疫细菌传给了人。
人们都承认一个事实——疟疾由蚊子叮咬而产生。蚊子这种吸血飞虫叮咬人时将杆菌传播出去，使人患上产生昏迷的疾病。同样，人们都知道，鼠蚤将瘟疫从病鼠传到了人身上。鼠蚤叮咬人时，将致命的淋巴腺鼠疫的杆菌留在人身上。现在甚至有人断言，无论什么时候，这种瘟疫都不可能通过鼠蚤重新传到欧洲了，因为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卫生条件不佳是该病产生及散播的重要根源。存在于城市与乡村贫困区域的跳蚤臭虫，可能是多种疾病的传染途径，这已经得到证实。
这些现代研究的结果读来饶有趣味，也非常重要。它们能说明，为什么1348到1349年的大瘟疫传播速度如此快。如果瘟疫是通过这些吸血的寄生虫传播的——其实这一点已经基本确定了，那么14世纪时人们所住的房屋太有利于瘟疫传播了。西梅翁·吕斯（Siméon Luce）记录了14世纪时法国农村的生活状态，可信度极高——本书第三章引用了。至于我国，我们的祖先所居住的那种不干净的环境，我们的祖先所习惯的那种污泥灰土，是跳蚤滋生的绝佳环境，也可能是滋生其他传播瘟疫的虫子的绝佳土壤。
最后重申一句，除一两处小的更正及若干补充外，本书完全是在上一版的基础上重印的。印度客蚤引言黑死病改变了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曾完整地叙述1348到1349年的大瘟疫。这次瘟疫危害巨大，影响深远，毫无疑问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但事实上，直到最近，人们对大瘟疫仍没有多少关注。
一般书籍都将14世纪中叶看作英格兰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当时，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声望正隆。1346年，英格兰在克雷西Crecy重创法兰西。1347年，英格兰攻占加来，这使爱德华三世的名声达到顶峰。1347年10月14日，爱德华三世头戴着那个时代最辉煌胜利的桂冠，驾临桑威奇Sandwich.整个国家的人们或者说至少是英格兰的王公贵族们正陶醉在爱德华三世的军事胜利之中。编年史作者托马斯·沃尔辛厄姆Thomas Walsingham写道：“好像一轮新日在人群中冉冉升起，一片祥和，万物丰饶。这样的胜利，无比荣耀。随便谁家的女人都拥有几件从卡昂Caen、加来等海对岸的法兰西城镇得来的战利品。”英格兰主妇们用从异国抢来的华丽服装、昂贵首饰骄傲地打扮着自己。这更是骑士精神的黄金年代，爱德华三世为了使自己的军事胜利流芳百世，特设嘉德勋位。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骑士比武来庆祝这一难得盛举。一般历史叙述常将现在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搁置一旁，好像黑死病并非历史发展中的一部分，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旁逸斜出一般。考虑到黑死病发生在克雷西大捷和普瓦捷Poitiers大捷之间，发生在嘉德勋位设立之际，这并不令人奇怪。
于是，从大卫·休谟David Hume堪称经典的英国史，到其他老先生们写的英国史，都将这次灾难几笔带过，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尽管已故的约翰·理查德·格林John Richard Green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分析胜前人一筹，但在叙述黑死病时，他仅将其作为14世纪农业变化的一部分略加提及。读者阅读至此，可能会略感诧异。约翰·理查德·格林虽然提到大约有一半人口死于此次瘟疫，但很明显没有意识到此次瘟疫的巨大影响。无论是对宗教的影响还是对社会的影响，都可以追溯到此次巨大灾难上来。
确实有人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发表了许多精彩的论述，吸引了我们对这个重要话题的注意，如弗雷德里克·西博姆Frederic Seebohm教授、奥古斯塔斯·杰索普Augustus Jessopp博士的文章，以及已故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教授及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博士的政治、社会、经济著作中的若干章节。但就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将黑死病当作一个整体专门论述，或者说，还没有一个人能利用目前的资料对黑死病造成的灾难做一个相对精确的估计。查尔斯·克赖顿Charles Creighton博士将目前的研究收录到其编著的《英国瘟疫》Epidemics in Britain一书中，但此书却少人问津。查尔斯·克赖顿的书出版后，人们发现，该书虽然以瘟疫为研究主题，并以大量的篇幅论及1348到1349年的瘟疫，但并没有使用瘟疫时期的各类文献，并且他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处理并且他处理黑死病这一问题的角度与本书完全不同。
因此，这里要说明一下，本书为什么要详细论述这个并不吸引人的主题。就1348到1349年黑死病本身而言，由专业人士将这次瘟疫作为一系列瘟疫中的一个题目来处理，是非常必要的。但仅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详细叙述这次瘟疫，其中原因很多。但充分了解一下此次瘟疫所造成的结果，对正确理解英格兰中世纪末期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黑死病”使社会遭受重创，给人的情感及行为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人们的宗教情感及行为的影响，丝毫不亚于一场革命。我们只有设身处地真正理解这场瘟疫，才能够正确解释瘟疫过后的英格兰历史的发展，否则就会走上“邪路”。确实，这次大瘟疫是英格兰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真正终结了中世纪时代，真正开启了我们的现代时期。它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瘟疫使人口剧减，进而造成劳工缺乏。人们认识到，底层人有了新的、过高的期望。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劳动人民开始理解自己的价值并维护自己的利益了。
但黑死病的一个重要结果尚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对大多数人而言，回望过去，中世纪时期的英格兰教会持续稳定地发展着。然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1351年时，整个教会系统因瘟疫而全盘打乱，一半以上的教堂、修道院因瘟疫而毁，一切必须重新开始。大瘟疫对教士造成的灾难无法估计，对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保证不可或缺的公共宗教仪式能有人主持，教会不得不让许多不合格的人充任其事，但即便如此，人手仍然缺乏。大瘟疫对普通人最直接的影响是他们的宗教意识麻痹了。无论是英格兰还是欧洲，灾难并没有使人们仰赖上帝，反而使人们陷入绝望。无论哪个国家，都有人记录道，人们的行为因瘟疫而放荡不羁。同时，人们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复兴了，但在许多方面，这是一种以新频道显示的新声音。如果将这种变化简单地描述一下，我认为与以前相比，英格兰人对宗教更虔诚了，更愿意自我反思了。自大瘟疫时期到宗教改革时期，这种情况就存在了。在当前的宗教复兴中，这种情况也显示了出来。特别是一批宗教作家spiritual writer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汉姆波尔的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 of Hampole的作品堪称此类作品的开端。理查德·罗尔本人便因瘟疫而死。瓦尔特·希尔顿Walter Hilton等作家及无数手抄本小册子的匿名作者后来发展了这一传统。这些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般都被归入威克利夫派Wycliffite。这是一种误导人的归类，其成因很容易理解。一方面，这些小册子充满了深深的宗教精神，另一方面，当时的人们深信宗教只是一系列的形式。直到现在，为数不多关注这一主题的人还会毫不犹豫地将宗教作家归为“罗拉德派的宗教复兴”religious revival of the Lollards。他们自然不会相信宗教作家是受到一个“世俗神父已经沦落到追逐私利的教会”的启发的。那些熟悉教导人们对天主教虔诚的作品的人，对这些作品的基调、精神及教义有着丰富的经验。于是他们就会意识到，上文中的小册子在基调、精神及教义上完全是天主教式的，这些小册子与那些受约翰·威克利夫影响而生的小册子有着根本不同。
新的宗教精神既体现在此时涌现出来的众多行会上，也体现在人们对宗教表达虔诚的种种行为上。这些对宗教表达虔诚的行为发展势头实在迅猛了，致使一些人觉得夸张。。新的宗教精神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个人更加信仰圣体the Blessed Sacrament、圣母玛利亚 the Blessed Virgin、五伤the Five Wounds、圣名the Holy Name等平易近人、令人熟悉的表象，这样的表象更容易让人虔诚。这种信仰发展迅速。即便是这个时期与众不同的教堂装饰，也见证着这些变化。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教堂的装饰、家具、器皿、雕像或描以图案，或镶以花边。教堂装饰日见复杂多样，与以往简单明了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这些财富及精雕细琢作品的来源，也反映了整个国家所发生的变化。教堂所得的捐献，再也不是完全由大贵族提供了，至少不是主要由大贵族提供了。现在教堂的捐献主要由城镇居民和中产阶级提供。按照当时的思想感情来看，这种慷慨大方是与人们拥有丰富的物质享受紧密相关的。从19世纪末到现在，这种丰富的物质享受是现代英国家庭的显著特征。事实上，15世纪是一场伟大的中产阶级运动的开始，其源头可以明显地追溯到大瘟疫的影响上来。16世纪时，这场运动因宗教领域的变化而停止。
本书仅简单提及英格兰人宗教生活的改变及其新趋向。如果想搞清楚英格兰宗教后来的发展史，那么将这次社会和宗教上的巨大灾难作为起点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黑死病在英格兰历史上的地位。
本书如果仅仅叙述英格兰的疫情，就会导致读者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因此本书简略回顾了一下瘟疫从欧洲东部发展到欧洲西部海岸的过程。相隔百里甚至千里之遥的叙述者，所述之悲惨疫情几无二致，甚至描述疫情的语言都如出一辙，这种现象有力地证明了这场灾难的真实性。本书对英格兰疫情叙述最详尽，展现了瘟疫从南到北一直传播到苏格兰高地的过程。最后，本书简略叙述了瘟疫结束后英格兰的情况，以期引起读者对瘟疫所造成的直接影响的注意，尤其是瘟疫对英格兰教会生活所产生影响的注意。第1章病源
有人说，从1347年秋开始波及欧洲的黑死病，其源头是在三四年前的东方。但实际上，黑死病仅能追溯到黑海或地中海的几个港口。商人们通过这几个港口将亚洲国家的货物运抵西方。当时的报告曾提及远东的地震等自然灾害，据说，与灾害伴随而来的是特殊的天气，接着便是印度和中国人大量死亡。有人向教皇克雷芒六世汇报道，肆虐在阿维尼翁的瘟疫源自东方，所及之处，蔓延迅速，致人死亡。死于瘟疫者已达四百万至两千万。毫无疑问，这个数字略显夸张。
布拉格的一份记录提及了在中国、印度和波斯传播的流行病。当时的历史学家马泰奥·微拉尼报告道，该病由意大利商人带到欧洲。疾病在黑海东岸的港口流行，商人望风而逃，回到了欧洲。据马泰奥·微拉尼所言，亲眼目睹亚洲情况的热那亚商人说，地震将亚洲摧毁，瘟疫之雾将亚洲笼罩。马泰奥·微拉尼说：“佛罗伦萨一位令人尊重的小兄弟会修士，现在已经是主教了，称他当时就在那个国家的拉麦之城。人们如此震惊，以至于穆罕默德清真寺的一部分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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