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海外华人卷(21世纪主潮文库·文学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颐武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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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海外华人卷(21世纪主潮文库·文学馆)试读：

总序重塑中国的想象力

21世纪已经过去十年，文学和社会一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十年的时光意味着一代人的成长，而和十年前相比，文学的形象和格局所发生的变化的深刻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因为它不仅仅是常规性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产生新的文学的发展和变化，而且是在从文学的媒介和载体到文学的整个结构的异常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文学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的高速的发展而出现了诸多新的形态与新的表达；另一方面，文学的媒介的和载体的变化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单一的以纸质出版为中心的文学。中国文学的想象力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塑的时代。过去一直引导和支撑我们的文学想象力的“新文学”的一套观念与价值已经在新的格局下成为了历史。而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和90年代的“后新时期”也已经成为遥远的故事，当年曾经主导过我们的文化的一代人已经渐渐开始成为舞台的背景，而“新世纪文学”则以我们当年难以想象的形态展现自己。十年前我们觉得大有希望的现在已经凋零，而一些曾经以为是转瞬即逝的现象却一直持续到今天。岁月让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但历史却将我们带到了新的空间之中。

文学置身于一个新的平台之上，它在这十年中的扩张其实是引人瞩目的，同时也是激起了最大的困惑和争议的。我们对于文学判断的困扰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个方面。整个中国的文学领域这些年来其实在经历着一个格局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在原来已经形成的文学界之外出现了仍然以传统的纸质出版为中心的“青春文学”和以网络为载体的“网络文学”，这些新的文学空间经历了这些年的高速的成长已经逐步发展成熟。目前，一方面是纸质出版和“网络文学”双峰并峙；另一方面在纸质出版方面，传统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与“青春文学”的共同发展也已经成为新的趋势。从90年代后期以郭敬明和韩寒等人为代表的“八○后”作家出现到现在，“青春文学”在传统纸质出版业的市场已经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影响力。目前的情况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简单，“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崛起并不是以传统的“纯文学”的萎缩与消逝为前提的，其实三者不是一种互相取代的关系。传统的文学写作仍然在延续和发展，我们发现传统文学界仍然相当活跃。这是新的文学市场的出现，也是文学的一个新的空间的发现，它们和传统的文学界其实是共生共荣的关系，而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它是文学的总量的增多，而不是文学的萎缩。它们跟传统文学既有重合、相交和兼容的一面，也有完全互不兼容、各自发展的一面。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要看到的是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结构性的要素，而不再是一个时间滞后和空间特异的“边缘”的存在。它已经不再是巨大的被忽略的写作，而是一个全球性文学的跨语言和跨文化阅读的必要的“构成”，是所谓“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文学不仅是全球华语文学的中心，也是新的“世界文学”的新空间。我们也可以发现，今天的全球华语文学的面貌也有了新的变化，全球华语写作的活跃和发展也改变了我们对于华语文学的传统认识。

编选这部大系，就是为了全面地梳理“新世纪”全球华语文学的发展，为这十年来华语文学的变化留下它的轨迹。这十部从不同的角度编选的中短篇小说选集，可以说是从四个方面集中地体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特色：

首先，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纯文学的全貌的投射，将中国文学近些年来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尽量全面地收录。力求一编在手，就可以了解中国文学近十年发展的全貌。如王蒙、莫言等人的作品都有收录。

其次，这是全球华语写作的全貌的反映。这里充分考虑到了全球华语文学的发展的意义，对于海外华文写作的状况也有了充分的体现。如哈金、严歌苓等人的作品都有收录。

再次，在本套丛书之前，传奇小说、官场小说、青春小说等小说类型往往被排斥在主流视野之外，本丛书第一次将其纳入，全新的分类方式体现了全新的视角。

最后，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是当下中国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系在对于文学生态的重大变化的充分体察的基础上，对于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这样的新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关切，也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学在这一方面最新的发展。

这部大系是我们的团队从新的视角审视全球华语文学的发展，为读者提供理解文学新途径的一次努力。我们不能说选入了所有好作品，但我们没有选入劣作；我们不能说有权判断文学的是非功过，但我们毕竟在反映文学的新的面貌。它是一个见证，见证了全球华语文学的作家为我们的想象力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展现所作的努力；它是一个集结，集结了全球华语文学最优秀的作品来投射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的华语文化的新的可能性。这是华语作家在重塑中国的想象力的过程中的奋斗结晶。我们的努力正是要向这样的想象力的呈现致敬。我也要感谢我们的团队和出版者共同付出的心血，正是这些心血，让这套书有了独特的价值。

是为序。

卷首语由受难者到闯入者

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正是美国华尔街游行持续了两周的时候，适逢中国国庆长假。欧洲几个发达国家的银行信用纷纷下调，国际股市持续下跌，希腊债务危机持续困扰欧盟和西方世界，作为西方老大的美国也同样遭受百年来最严峻的失业考验。疲软、低迷的西方世界进入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与看上去坚挺、蓬勃的中国刚好形成反差。历史是真正的大手笔。这一现象正成为人们，包括海外华人作家无法忽略的历史大势。虽然判定世界格局走势这样的巨大话题在海外华人作家的笔下不会有直接的回应，但是，历史大趋势所引发的日常思考和个体感受已经露出端倪。在严歌苓《吴川是个黄女孩》、袁劲梅《罗坎村》、哈金《

牛仔炸鸡进城来

本书的15部中短篇小说是从2001年1月以来至2010年12月，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上发表的大量作品中选出来的。海外华人作家在国内发表作品的阵地相当大，《收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小说月报》（原创版）《小说界》《长城》等主要刊物均在他们的选择范围。其中，《上海文学》《小说界》《十月》《青年文学》《人民文学》等先后发过海外华人作家或留学生文学的专号或专栏。《小说界》有持续很长时间的“海外华人作家作品”和“留学生文学”专栏，严力、陈谦、哈金是他们的重要作家。《人民文学》2009年12月号的规模和阵容最为庞大，一次性推出了陈谦《望断南飞雁》、袁劲梅《老康的哲学》、张惠雯《空中图书馆》、陈河《沙捞越战事》（长篇）、林菁《纽约故事》五部作品。老牌文学刊物《收获》是近十年海外华人作家走向大陆文坛的桥头堡，发表作品近20篇。对于一份每期只有两三个中篇、每年只有六期的刊物来说，这需要相当的魄力和眼光。张翎在此发表了《陪读新娘》《尘世》《羊》《向北方》等中篇，王瑞芸发表了《画家与狗》《姑父》，还有陈谦《特雷莎的流氓犯》，陈河《女孩和三文鱼》，哈南《北海道》，严歌苓《灰舞鞋》，虹影《鹤止步》。旅居新加坡的七零后作家张惠雯虽然一直平静，但《收获》和《青年文学》两大刊物都对她青睐有加，从2006年到2008年，《收获》发表张惠雯长、中、短篇五部。《青年文学》2009年9期发表过“留学主题文学”的专栏，推出了张惠雯的《完美的生活》、杨曼舒《读她》两部长篇。张惠雯在《青年文学》先后发表了短篇《极速列车》（2007年2期），《爱情的五个瞬间》（2008年9期），中篇《聚会》（2010年4期），中篇《歌》和《墓室与焰火》同时发表在2010年7期。《上海文学》似乎更偏爱严歌苓和虹影。严歌苓在此发表了《奇才》《白麻雀》《拖鞋大队》《爱犬颗勒》《吴川是个黄女孩》等作品。虹影发表了《利口福酒楼》《同步高潮》《瓶子的故事》《用一个G的字节》等小说。《钟山》也推出过苏炜、张翎、陈谦、飞花、君达、余曦、秋尘、施雨等作家的小说，重点推出了旅美作家白林的三部小说，但影响不大。影响较大的当属苏炜的两部作品《米调》（中篇）和《迷谷》（长篇），后来李陀和苏炜还有一个对话《新的可能性：想象力、浪漫主义、游戏性及其他》，对国内的小说创作进行了“严厉”的反思。《米调》（近8万字）由于篇幅过长，无法入选。另一个海外华人作家发表作品的阵地是福建的《台港文学选刊》，该刊推出的作品大都是短篇，影响力上稍逊于前述期刊，但也向我们打开了一扇眺望海外华人小说的窗口。《北京文学》原创版（精彩阅读）和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也发表或选发过严歌苓、张翎、哈金、陈九、余泽民等多位海外华人的作品。

鉴于近年来国内文学期刊和作家普遍重中篇轻短篇，从这些期刊选优秀短篇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本书中的绝大多数短篇都选自《台港文学选刊》。我在此发现了近年来走红的华人作家哈金的几部新作。描写全球化时代中国打工仔在美国餐馆打工生活的《牛仔炸鸡进城来》是一篇视野独特的小说，描述了跨文化视野中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形象。哈金能够用日常生活的元素，不动声色地制造强烈的喜剧效果和戏剧冲突，并表达深刻的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复杂主题，是全球化时代文学想象中的一道独特风景。哈金原名金雪飞，1985年赴美，以英文写作成名，长篇小说《等待》获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基金会所颁发的“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他是唯一以一本书获此两项奖的作家。2008年哈金在国内发表了《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一文，曾经引起文坛的轰动。“伟大的中国小说”有两个要点：一，它是一种文学乌托邦，是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二，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倾向于一种华人作家的大概念。也就是说，哈金不放弃文化上的民族认同，而且认为文化的认同高于政治的认同。这一文化立场在华人作家中无疑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北美华人作家占据了本书的半壁江山，并非北美华人作家的创作就一定高于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其他地区，也非编选者有意为之，实在是国内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现状使然。当然，北美新移民作家旺盛的创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那里活跃着一大批不领工资、不拿稿费却热心于文学事业的“文化义工”，有文心社、橄榄树、国风等活跃的文学网站，还成立了专门的组织和相对固定的出版平台，如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侨报》等。（参见融融、陈瑞林主编《一代飞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其中最耀眼的明星就是近年来进军中国电影市场的北美作家严歌苓和张翎。

由于联系上的困难和时间所限，一些优秀的作品授权没有取得，只得割爱。如刘墉的《狗肉》（《台港文学选刊》2002/10），王鼎均的《单身温度》（《台港文学选刊》2003/1），哈南的《黄金两钱》（《十月》2006/1），郑宝娟的《收银员之死》（《台港文学选刊》2009/1）、张黎的《朱朱的性感巴黎》（《上海文学》2005/6），白林的《魔鬼的彩带》（《钟山》2002/4），木马的《古狗》（《台港文学选刊》2003/8）。为尽可能向读者提供一个海外华人小说创作的全貌，本文讨论的作品不限于本书的15部作品。二、两大主题，两个形象

大陆的历史记忆与海外的移民生活，是近十年来海外华人小说的两大主题。受难者和闯入者是两个重要的形象。〔1〕

赵毅衡所谓的无根的写作，可能揭示出这些华人作家的身份焦虑与文化困惑。他们更多的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国族认同，而是遭遇海外生活的刺激之后的跨文化想象。既在又不在的“中国”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情结。他们的历史记忆有着海外文化的观照，具有全球化时代的视野；海外移民生活又渗透着浓重的中华文化的记忆，他们需要不断追问自我的来路。这种双重文化的交织，跨文化的想象，是海外华人作家难以绕开的情结。近年来颇为活跃的女作家陈谦的一番话颇能代表这种心理。她说，“是美国教会了我珍惜我的来历，珍惜我父母的出处，这是真心话。美国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个人身份标识的地方。你的经历越独特，你的自我ID，就是所谓身份的标识就越清楚。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长大的，对他们来说是一个〔2〕很根本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海外华人作家关于中国的历史记忆是文化碰撞的结果。

张翎的《余震》是这种跨文化想象的典型文本。《余震》之所以被改编为电影，除了汶川地震所引发的题材上的独特要求，以及灾难题材所包含的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等适销对路的大众文化元素之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所处理的跨文化经验。小说与电影在主题和思想上有巨大差异。正如作者张翎所说，电影表现温暖，而小说写创伤。因此，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只是借用了小说所提供的全球化经验的外壳，试图以一个不远万里、母女跨国相认的传奇故事来赚取观众的眼泪，与小说沉重、哀婉的艺术趣味和深入探讨人性的文化观念大相径庭。小说发表在汶川地震之前，借唐山大地震中发生的灾难和两代人的人生故事，来思考灾难带来的人性伤害。不但包含着天灾所造成的心理伤害，比如家庭破碎造成骨肉分离的痛苦，更包括对母亲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的反思，以及对养父猥亵养女的人性恶的刻骨记忆。这种心理创伤，即使是发达的西方文化也难以治愈，最终只能依靠回到故乡的老屋。这一处理表达了一种海外华人非常复杂的文化心态，即既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清晰和深刻的反思，但又不能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牵绊。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记忆实在已经是一种难解的痛。

张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表作品。先后有《雁过藻溪》《尘世》《羊》《向北方》《余震》《空巢》等，以中篇为主。主人公大多横跨中国与多伦多两地，有自传的影子，但又远为丰富和复杂。在我目力所及的作家中，张翎是最为悠长、婉转和抒情的一位。她抒情的文笔给她的作品带来了庄重、细腻的晚唐气质。《羊》《雁过藻溪》与《余震》在艺术和思想上不分高下，都是华人在海内外生活变迁过程中的两地记忆。时空上的巨大跨越，人生的跌宕起伏，使张翎的作品具备了传统戏剧的剧烈冲突与循环往复的情结结构。跨文化经验的呈现，扩大了汉语小说写作的疆界，我们很难再用中国人／外国人这样的框架来定位作品的人物和心理。

严歌苓是近年来成就斐然的华人作家。她的产量之高、质量之优、影响之大令人惊叹。她的每一部中短篇都极其讲究，闪现出不尽的才华。她的作品有两个类型，一类是关于中国记忆的，讲述红色年代的个人遭遇，特别是女性的遭遇，极其富有戏剧性，突显了一个受难者的形象。《天浴》《拖鞋大队》《角儿朱依锦》《奇才》等，都是如此。《角儿朱依锦》是此类小说的代表。故事讲述一个曾经走红的京剧女主角被打成反革命之后的悲惨遭遇，她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特别是在医院里受到的身体侮辱，不禁使人联想到鲁迅先生描写过的麻木的看客，以及国民的劣根性。女名角遭受群众侮辱的场景使作品迸发出惊心动魄的震撼力。这部作品如此经典，精粹，字字珠玑，简直就是小说写作的教科书。严歌苓的写作既体现出一个学院派作家严格的写作训练所能达到的规范和经典程度，同时绝不缺少生活的磨炼所带来的烟火气以及天才的灵气。讨论严歌苓创作，离开才华恐怕很难讲清楚。她能将每一个细节都变幻出诗意与陌生感。她甚至天生就是一个小说家。篇篇精彩，在选择上颇令选编者难以割舍。

受难者形象在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中是王旭东，在王瑞芸的《姑父》中是姑父，在哈南的《黄金两钱》中是被定为反革命的老板夫妻，在张惠雯的《水晶孩童》中是水晶孩童。在许多海外华人作家笔下，绵长而真切的受难记忆成为改写革命叙事的原动力和灵感来源。哈南的《黄金两钱》是进行历史改写的典型文本。它通过一个主人和仆人的友谊穿越历史海枯石烂的故事，将叙事反转的历史又反转过来。相当一部分海外华人的作品多多少少流露了这样的历史叙述的冲动。在这种历史观的观照下，人性高于主义，个体先于国家。与以往反思、伤痕小说不同的是，控诉的语调转变为冷静的叙述，诗意高过了激情。受难者形象负载了作家对于历史、青春和人生的重要信息，构成了海外华人超负荷的心理积淀。通过这样的书写，他们如今所具有海外与中国双重眼界、反观与远望、自我与他者等多重身份和文化视角相交织的全球化时代的新主体得以确立。

严歌苓的《吴川是个黄女孩》是她的另一类作品。相较于受难者作品系列，这个作品捕捉到了一个中国闯入者的形象。这部小说是典型的跨文化文本。中国想象与异国经验相混杂，有着非常矛盾的文化认同。在生活形态和爱情观念上，小说中同母异父的姐妹两人都趋向于放荡不羁、我行我素的西方化的生活方式。但在家庭和亲缘关系上，依然保留着对中国传统观念的深深眷恋。当姐姐在被白人保安强行脱衣搜身，年少时留在胸口的伤口被公开时，文化差异的主题被突显出来。是她的妹妹最终为她出了这口气，两个人的关系一百八十度转弯，最终回归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亲情。这个文本表达了一种对中国难以摆脱的依赖，亲缘关系像一根线，“我”就像放飞了的风筝，虽已飞离原地，但仍有一根文化的线牵引着。中国会随时闯入“我”的生活，一如香港来的放荡不羁的妹妹。

如果说，类似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等受难者形象多少有些陈旧的话，那么，中国来的新新人类“妹妹”则无疑是一类新的形象。它成为海外华人作家重新认识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一个形象载体。最为典型的文本是袁劲梅的《罗坎村》。《罗坎村》是一部以政治入文学的典型小说，它大胆直白地引入政治议论的写法，特别是在副标题中直接引用罗尔斯的语录，与国内文学界八十年代以来对政治视而不见、小心翼翼的态度截然相反。这个小说更为深层的文化焦虑是，它表明了一种海外华人对于新的中国的难以理解的文化态度，他们对高速发展的中国新的状态和境况一时间失去了清晰和准确的把握。这表明一种非常矛盾的文化认识，即对过去的历史有清晰的判断，而对正在发生的现状却举棋不定。这种现象恐怕不仅存在于海外华人作家身上，而是存在于整个世界。这个五千年的老大帝国、半个多世纪的红色中国，竟然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奇迹，实在是当惊世界殊。中西方的文化亦绝非像八十年代那样黑白分明，高下立判，而是处于一个胶着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胜负难辨，前途混沌。如果按照许多国内批评家的解读，《罗坎村》将中国两千年来的超稳定结构，也就是吃人的制度，或者是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做了一次新的呈现。然而，这个文本还包含了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对新的中国状态的困惑和犹疑。《罗坎村》中那个代表文化痼疾的中国男孩，在美国校园中吻女孩，公开行贿美国法官，在美国的横冲直撞，简直就是对西方文化的冒犯。他粗鲁、野蛮、目中无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中国东亚病夫的形象，也改变了八十年代以来留学生文学中在美国拼命打拼生存艰难的“边缘人”形象，而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强悍的闯入者。这个坏男孩形象与严歌苓《吴川是个黄女孩》的坏女孩形象，都携带着一种无法阻挡的粗犷力量，与风风火火在全球游走的中国形象惊人地神似。由受难者到闯入者，恰恰是中国一百年历史沧桑变迁的结果。也正是因此，《罗坎村》成为必选之作。

同样的闯入者形象是旅美作家陈九的传奇故事《挫指柔》中的中国家长纪季风。这既是一个中国功夫的传奇，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绝妙文本。它在两个方面有着令人震惊的文化想象：一方面是美国弱肉强食的校园文化和令人震惊的校园暴力，特别是美国政治与天主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彻底颠覆了我们通常的美国想象，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历史和文化恐怖阴冷的一面。同时，纪季风不露声色、制人于无形的高超功夫和深不可测的心机又令人胆寒。这个文本透露出双重的焦虑，既颠覆了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对美国的美丽想象，也流露出对中国的恐惧。这个冷酷的闯入者形象也是以前的文本中没有的。

还不仅于此。更令人惊异的是杀气腾腾的闯入者。陈谦的《残雪》（《钟山》2004/2）和陈河的《女孩和三文鱼》（《收获》2006/6）提供了这方面的独特想象。《残雪》讲述一个中国弃妇到美国寻找留学未归的丈夫，路遇另一个中国姑娘，后来才知道，这个姑娘的房东就是她的丈夫。这个女人手上刺青，衣袋里还装了一把手枪，使路遇的中国姑娘始终惊骇不已，整个故事充满了可怕气氛，尽管最终并没有杀人。陈河的《女孩和三文鱼》却杀人了。这是我看到的近十年来海外华人小说中极罕见的杀人的中国人形象。这位名叫周沸冰的中国男孩喜欢上了另一个中国姑娘，由于姑娘的中国房东禁止陌生人留宿，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便诱骗房东的女儿外出并杀害了她。陈河的小说阅历丰富，知识广博，“气象万千”。2010年，他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得郁达夫中篇小说奖。

张黎的《朱朱的性感巴黎》同样有一个闯入者，那就是要和朱朱分手的男朋友。分手的力量不容置疑。小说提到巴黎在“9·11”之后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以及国际大都市梦一般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亚洲FACE，性高潮，巴黎的光怪陆离，都是跨文化视野中出现的全球化景观。那家越南餐厅菜谱中无疑有着鲜明的中国元素：虾仁云吞、蚝油牛肉套餐、茄汁排骨饭、海鲜龙须面、春卷、水晶饺子、南瓜饼等，是全球化时代日常生活的最真实的写照，更成为跨文化想象的生动佐证。《台港文学选刊》还刊登了马来西亚作家黄孟文的一篇千字小小说《一行小小的字》，写一群海外中国留学生出游，死活不想到中国来，最后去了新西兰。疯狂购物之后，他们以为在全球化消费中得到了满足，不料每个人购买的物品上都写了一行小小的字，MADE IN CHINA。这个小说由于篇幅过小未入选，但它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像前述的闯入者一样，闯入这群留学生眼中的是强有力的中国制造。

可见，历史记忆和海外生活成为海外华人作品的两大主题，受难者和闯入者是两个重要形象。一方面，在历史记忆的深处，存放着一个无法磨灭的中国形象，它身上有着历史留下的千疮百孔，另一方面，在感情上又维系着与这些华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血缘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联系。国籍可以改变，但文化的根脉无法割断。三、差异性与个体化

千万不要认为海外华人是一个联系紧密、共性突出的群体，也不要想当然地将他们看作一个整体，这种宏大叙事的思路恐怕是绝大的错误。无论是生活环境，人生经历，还是价值观念和文学风格，这些海外华人作家之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他们的共性。从小说形象来探讨他们的写作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或许是由于距离感，海外华人的写作体现出与国内作家完全不同的风格与题材。除去反转革命历史叙事和艰难曲折的海外生存，放眼全球、五花八门的题材和写作风格向我们展现了海外华人多元化的写作生态。张惠雯的作品《水晶孩童》是一篇非常独特的作品，表明了一种纯艺术的冲动和努力。该作是本书中唯一一部带有童话色彩的作品，主要靠想象完成。而张惠雯小说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纯艺术性。与国内小说相比，她的小说商业气息和故事性并非主打要素。发表在《青年文学》的《爱情的五个瞬间》以不同的场景连缀在一起，传达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心理，带有鲜明的实验色彩。而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朵拉的《空箱故事》和美国华人王鼎钧的《单身温度》都保持了一种让人惊讶的纯文学的写作方式。他们近似于抒情的文字和诗意的笔法，与当下大陆的流行风尚拉开了距离。另外，讲述大都市现代人生活的情感故事，也是许多作家关注的主题。美国华人木马的《古狗》是一篇令人难以割舍的好小说，仅以几千字的篇幅就写出了当下生活的内核，小说把互联网时代的机器对人的挤压表现得淋漓尽致，敏锐而深刻地点出了人类的通病。

所谓跨文化，就不单单是多种文化的重叠或者累加，而是交融，碰撞。虹影的《鹤止步》是一篇非常独特的好看小说。表面上，与我们当下流行的谍战电视剧几无差别，然而，这个故事的内核却有着浓重的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思考。它有些像《断背山》与《潜伏》的混合物。它的思想核心在男人之间的情感，而外壳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框架。

定居匈牙利二十年的余泽民的《空城》，讲述的是在女性主义思潮中诞生的男性反思。被动做爱的男性在与妻子的关系中喊出了自己的不满。男权的维护，恰恰是在海外文化的语境中提出来的。它力图打破女性受压迫的普适神话，而将男性受压抑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是一部以女性主义策略来反思女性主义的独特文本。行文细腻，结构巧妙。它提醒人们，生活的实践需要的是具体而微，而不是盲目追慕那些总体性的话语。总体上看，欧洲华人的写作与北美似乎有一种较为明显的差异。欧洲的中国情结没有那么浓重，他们的书写更多倾向于现代生活和观念，而北美新移民作家对历史情有独钟。法国蓬草《来喝一杯茶》，郑宝娟《收银员之死》，都是对大都市人与人情感冷漠的质疑与反思。包括东南亚的黎紫书《疾》，马来西亚的朵拉《空箱故事》，都着眼于现代人的情感世界。

刘墉一向以散文风行于世，而他的小说《狗肉》，却以精练的文字和突出的思想展现了作家的另一面。它写了一个吃人的故事，表征了一种牢固的中国记忆，即那种缺乏人道主义的、人的生命如草芥般的社会状况。尽管这种文化立场多少有些陈旧。

无论怎样不尽如人意，都希望眼前的这个选本能够有一定的包容性，能够反映海外华人作家小说创作生态的多样性。倘如此，就不算白费工夫。师力斌注释〔1〕参见赵毅衡：《无根有梦：海外华人小说中的漂泊主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2〕黄伟林、陈谦：《“在小说中重构我的故乡”——海外华人作家陈谦访谈录之一》，《东方丛刊》2010年第2期。牛仔炸鸡进城来□哈　金（美国）

哈金，男，著名华人作家。原名金雪飞，1956年生于辽宁，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1984年获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并用英文从事创作。其作品曾获美国笔会／海明威奖、亚裔美国文学奖等多个奖项，英文长篇小说《等待》获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成为第一位同时获此两项奖的华人作家。“把钱退给我！”顾客边说边把盛鸡的盘子丢在柜台上，然后把收据递给我。他大约五十多岁，腰像水牛一样粗。油乎乎的嘴角还黏着一片炸鸡屑。他买了四块炸鸡，现在盘子里只剩下一个鸡腿和一个翅膀。“鸡胸脯和鸡大腿哪儿去了？”我问他。“你们不能这么坑害人。”他鼓暴的眼睛因为恼怒格外闪亮。我认出来他是附近电机厂的一个工人。“我们咋坑害你了？”高个头的白莎不客气地问，手里挥动着一对夹鸡肉的长夹子。她狠狠地瞪着那个男人，那人的头顶刚好够到她的鼻子。

他说，“你们这牛仔炸鸡听着好听，看着好看。实际上就是个名字——根本没有肉。我吃了两块，肚子里啥感觉也没有。”他拍拍肥胖的肚囊。“我不要再吃你们这坑人的玩意儿，你们把钱退我。”“没门儿。”白莎说着晃了晃烫得像喜鹊窝一样蓬松的头发。“你要是没碰这鸡，我们可以退你钱。可是——”“对不起，出了什么事儿？”焦彼德插进一句。他和夏皮洛先生刚好从厨房里走出来。

我们向他解释了顾客的要求，焦彼德一句一句翻译给我们的美国老板听。我们都不做声了，倒要看看我们这位彼德经理如何处理这件事。

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用英语简单说了几句，然后用中文对那个顾客说，“您已经吃了两块鸡了，我们只能退您一半的钱。咱们下不为例。您只要碰了您买的炸鸡，就不能退钱了。”

那个男人一脸不情愿的样子，但还是接过了钱。他嘴里嘟囔着：“妈的假洋鬼子。”他这是说我们这些在牛仔炸鸡店工作的中国人。

这下可把我们惹火了。我们同焦彼德和夏皮洛先生争论说，不应该让这个顾客就这样白占便宜，否则全城的人都可以来免费品尝我们的炸鸡。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小气鬼似的顾客，把他轰出去就完了。夏皮洛先生解释说，我们应该遵照美国做生意的规矩——一定要让顾客满意。当初他雇用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就说过这样一句话：“顾客永远是对的。”但那是美国的生意经，他不知道这是在和中国人打交道——你给他鼻子，他就会上脸。如果夏皮洛先生想当大慈大悲的菩萨，这个地方很快就会乱套。我们已经听到不少城里流传的有关我们炸鸡店的闲言碎语。有人说，“牛仔炸鸡是专喂败家子的”。没错，我们的炸鸡是比木基当地的烧鸡卖得贵，也更油腻。木基的烧鸡讲究火候大，烂得连骨头都可以吃下去。

我拿了块海绵去擦洗那个顾客弄脏的桌子。猩红色塑胶贴膜的桌面油汪汪地扔着鸡骨头，闻起来有股蓖麻油的味道。我每次闻到这种味道都想吐。我擦完了桌子，正要去收拾另外一桌，看见桌旁的椅子上有一个香烟烫出来的黄豆大疤痕。这肯定是那个家伙干的。我们根本不应该退他钱，而应该把他扣起来让他赔偿损失。

我讨厌夏皮洛先生这套虚伪。他任何时候都装出心慈面善、体贴顾客的样子，可是对我们这些雇员却狠得要命。上个月他从我的工资中扣除了四十元，简直像抽了我的肋骨一样心疼，就因为我给了我哥哥所在供电局的一个姑娘八块鸡胸脯。她上次来店里买炸鸡，按照老板的规定，我应该卖给她两个鸡腿、两个鸡大腿、两个翅膀和两个鸡胸脯。她央求我说，“宏文，大方点儿，多给点肉。”不知咋的，她冲我飞了一个笑眼我就答应了。老板当时看见我正在往纸盒子里填最大块的鸡胸脯，但是他啥也没说，等到那姑娘出了店才把我臭骂一顿。他说，“我要是看见你再这么做，你就给我滚蛋。”我当时真吓得半死！后来他罚了我四十元，纯粹是给另外七个中国雇员看的。

夏皮洛先生是个嘴甜心苦的老狐狸。有一次我们问他为啥要在我们木基市做生意，他说他想帮助中国人民。三十年代末的时候，他的父母从苏俄逃出来，曾经在木基住过三年，然后去了澳大利亚。虽然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在木基没有人歧视他们。夏皮洛先生的圆脸上长着络腮胡子，他表情诚恳地解释说，“犹太人和中国人有相同的命运，所以我感觉和你们很亲近。我们都是黑头发。”他说这话的时候嘿嘿笑了，好像说了句笑话。这些都是资本家的屁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吃什么牛仔炸鸡，也不想欣赏他那个粗大的红鼻头和秃脑门，更受不了他那满胳膊浓黑的汗毛。他的牛仔炸鸡公司不仅剥削我们这些城里人，而且还压榨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河北省的几个村子专门给牛仔〔1〕炸鸡店种土豆，因为据说那里的土壤和气候同美国生产土豆的爱达荷州很相似。这个公司还在安徽省开办了几个养鸡场，专门为全中国的牛仔炸鸡连锁店提供鸡肉。这些美国鬼子利用我们中国的产品和劳工从中国消费者身上赚钱，然后把赚来的钱运回美国。夏皮洛先生居然还有脸说他是来帮助我们？我们不需要他这样一个救世主。至于五十年前他父母曾经在木基住过这件事，我们这里的人确实没有歧视犹太人，那是因为在我们看来犹太人也是外国人，和那些白皮肤的洋鬼子没啥两样。咱们中国人哪儿分得清呢？

我们背地里管夏皮洛先生叫“党支书”，因为他就像许多单位的党支书一样啥也不干。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不组织政治学习，不要求我们向他汇报思想。焦彼德是店里的经理，日常的事情都是他管。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了，那时候他还叫焦霈海，是个脸色苍白、学习用功、孤独的男孩子。他脑袋上有四个旋，经常成为别的孩子取笑的对象。他的父亲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担任志愿军的一个排长，后来被美国人俘虏过。战后，霈海的父亲出于爱国热情又回到了祖国。但是他回来以后却被强迫从部队里复员，发配到了我们这个城市北郊的一个农场。当时所有归国的志愿军战俘都被定为可疑的叛徒，有许多人重新进了监狱。霈海的父亲在农场里被监督劳动，但是人们并没有虐待他。他在农场附近的一个村里安了家。我记得他平时不怎么说话，他妻子也是个没嘴葫芦。这个女人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好像是个侵华日军的军官。这两口子唯一的儿子霈海每天要从家里走十多里地去城里上学，我们就给他起了个“乡巴佬”的外号。

他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一九七七年，当大学重新招生的时候，他考进了天津外语学院的英语系。我们当时都去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但是由于报考的人多，考取非常困难。我们高中的三百多个考生中只有两人通过录取分数线。大学毕业后，霈海去了美国留学，在爱荷华大学学历史。后来他改了专业，在同一所大学中拿到了一个商业管理的学位。再后来他就回国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身体强壮而且有钱，头发卷卷的，还起了个外国名儿。他看上去充满了活力，开朗乐观，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上班的时候他永远是穿着很正式，一身西装配上色彩鲜艳的领带。他有一次开玩笑地说，他身上长了五十多斤美国肉。说实话，比起过去的那个焦霈海，我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焦彼德。我经常纳闷儿美国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变化这么大——短短六年的工夫从过去那个笨拙孤独的少年变成一个能干自信的男人。是美国的水？美国的牛奶和牛肉？美国的气候？美国的生活方式？我真是整不明白。更让人佩服的是，彼德讲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比那些木基大学的英语教授们强多了。这些教授从来没出过国，当年学英语靠的是俄国人写的英语教科书。彼德雇我来炸鸡店工作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在学校里从没有欺负过他，再加上我的腿有点瘸。我对他心存感激，从来没有在同事们面前谈起过他的过去。

当初我们这个牛仔炸鸡店开业的时候，市政府里的五十多个官员前来致贺。开业典礼上一个副市长用一把两尺来长的剪子铰开了红绸带。然后，他赠给了夏皮洛先生一个像火钳子那么长的黄铜钥匙。这是干啥使的？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城市的城墙早都拆了，根本没有城门，哪儿有这么大的锁要用这把钥匙去开呢？庆贺的来宾们品尝了我们的炸鸡、薯条、凉拌卷心菜、沙拉、热松饼。可口可乐、姜汁啤酒和橘子水全都免费喝，简直就像水那样敞开了流。来宾们摸摸我们的聚酯座椅、塑胶贴膜的桌面、洗碗机、微波炉、收银机、厨房里的防水地毯，有人甚至探头看看我们的冷库和崭新的厕所。他们对这一整套从美国运来的速食店设施赞不绝口。一个白胡子老干部说，“我们要向美国人学习，学习他们如何满足顾客的要求，学习他们不仅照顾到人口吃的，还照顾到拉出来的。人家每件事情都事先考虑到了。”有些来宾观看了我们在不锈钢油槽里炸牛仔鸡。这种厨具安全卫生，不像中国厨房里用的那些锅底满是油垢的大锅和哧啦作响又放不平稳的炒锅。副市长和我们每个员工都握了手，嘱咐我们要努力工作，同我们的美国老板好好合作。第二天，《木基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牛仔炸鸡店的长篇文章，把牛仔炸鸡落户木基说成是市领导积极引进外资的成功样板。

刚开张的几个星期，我们吸引了大量的顾客，特别是那些急于尝尝美国风味的年轻人更是成群结队地来。因为我们的生意太好了，街上卖小吃的摊子都躲得离我们炸鸡店远远的。有时候我们从那些小吃摊前走过，小贩们往地上吐唾沫，眼睛不看着我们骂：“狗汉奸！”

我们也不示弱地骂回去，“我每天都吃牛仔炸鸡，又香又脆又好吃！”

开始的时候，夏皮洛先生也很卖力气，经常工作到十点半关门为止。但是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就越来越闲起来，经常躲在办公室里看报纸，有时候还嚼一种玻璃纸包的瘦肉香肠。他白天养足了精神，没有事情干，就开始和手下的姑娘们约会。我们店里一共有四个女孩子，两个全工两个半工，都是二十多岁，健康活泼，长得不算特别漂亮。您想想看，每到星期四晚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和一个年轻姑娘出去约会，而且去哪儿都没问题。这使我们这三个夏皮洛先生雇来的男工感到自己就像个太监一样没用。特别是我已经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就更觉得自己窝囊。大多数女孩子对我都不错，但是在她们看来我不过是个心肠好的小伙子，对我只有同情没有爱情，好像我的瘸腿使我不够资格成为男人。照我看，夏皮洛先生只是个下流的糟老头子，但是那些姑娘也好不到哪儿去，随时都可以把自己卖出去——不管卖的是笑、是甜言蜜语，还是肉体。

夏皮洛先生带白莎出去后的第二天，我问她和老头子约会是啥感觉，心里想知道那个胖猪除了有钱以外究竟有啥吸引女孩子的地方。我更想知道他请她们吃饭以后是不是带她们去了他的公寓和他睡觉。这可是非法的事儿。如果他真睡了她们，我们就给他记着账，以后有必要就去告发这个老混蛋。我一边把盘子从洗碗机里拿出来摞在桌子上，一边装得轻松地问，“他家有几个房间？”“我怎么知道？”她怀疑地瞪了我一眼。这个丫头鬼得很，脑筋转得飞快。“昨晚上你们不是在一起吗？”“是啊。我们吃了个饭，就完了。”“饭吃得咋样？”我听说他带姑娘们吃饭都是去农贸市场附近的好运餐厅，那家饭馆可是不咋样。“一般吧。”“你们都吃了些啥？”“炒面和干煸牛肉丝。”“哪天有谁能请我吃顿这样的饭就好了。”“你咋知道是他请客？”“你说啥？他没请你？”我把最后一个盘子摞好。“我们分开付账。我再也不和他出去了，小气鬼。”“如果不是他请客，干啥要约你出去？”“他说这是美国的做法。他给了那个女招待不少小费，十块钱哪。可是人家没要。”“吃完饭你就回家了？”“是啊。我寻思他会请我去看电影或是去唱卡拉OK。可他只说这个晚上过得不错，然后一抬屁股走人。我们出来走到街上，他还打着哈欠说他想念在美国的老婆孩子。”“这可是够怪的。”

我同店里的另外两个男工满友和京林在一块儿议论夏皮洛先生和姑娘约会的怪法子。我们想不出来他到底要干啥。和一个姑娘吃顿饭就算是一个晚上没白过？真让人整不明白。我们又去问彼德，是不是美国男人都这么抠门儿。彼德说美国男人和中国男人一样，请女士吃饭也都是男的付钱。他解释说，“也许夏皮洛先生是想让她们明白，这不是约会，只是个工作晚餐。”

这话谁会相信呢？他为啥不找一个大老爷们共进工作晚餐？我们猜他是在利用这几个中国姑娘，因为如果他带她们去那些高级餐馆，像四海园或者北星宫，那里有专门供外宾消费的地方，他要付比中国顾客高五倍的价钱。我们后来又问了其他几个姑娘，她们承认夏皮洛先生每次都是让她们点菜。他的确付的是中国价钱。怪不得他这一晚上没白过呢，真他妈的是个老狐狸。可是，为啥他不把这几个姑娘领回他的公寓呢？虽说她们不是美人，但是她们年轻肉体的新鲜气味起码可以激起这个老头子的情欲。特别是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身材苗条，又有文化，他为啥也不动心呢？这两个姑娘每个礼拜只在店里干二十个钟头，平时也懒得和我们这些人说上几句话。也可能夏皮洛先生在床上不行，是个真正的太监。

我们的生意没有兴隆多久。有几辆手推车每天到我们炸鸡店附近的和平大街上卖辣味鸡。每辆车上还插个牌子：“请吃爱国鸡——酥脆、鲜嫩、味道好。比牛仔鸡便宜三成。”说实话，牌子上的话倒不都是王婆卖瓜。我们每次看到这些推车，都禁不住气得骂娘。城里的大多数居民，特别是那些老人都愿意买价廉物美的爱国鸡，自然就冷落了我们的生意。有的人也到我们店里吃炸鸡，吃完又在外面骂我们，“真他妈的坑人！这么贵，这牛仔鸡根本就不是给中国人吃的。”这些人再也不会光顾炸鸡店了。这样一来，我们店里的顾客主要是那些追求时髦的年轻人。

有一天，夏皮洛先生突然想出一个开设自助餐的主意。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自助餐”这个词儿，就问老板：“那是啥玩意儿啊？”

焦彼德解释说，“你付一点钱就能随便吃，吃个够。”

太棒了，这主意真是天大的好事！我们都伸长了耳朵仔细听着。我们老板建议自助餐的价格定在十九元九毛五，顾客可以吃到所有种类的牛仔炸鸡、土豆泥、薯条、沙拉和罐头水果。我们还纳闷儿：他为啥不把价格定为二十元，凑成个整数呢？那样听起来实实在在，我们算账找零钱也容易。彼德解释说这也是美国市场的定价方法。“这就是市场心理学，不能用几分钱让顾客感觉是二十块钱的高价位。”他解释了半天，我们还是似懂非懂。总之，夏皮洛先生对开设自助餐简直着了迷，他说即便这样不能吸引到更多的顾客，光是自助餐这个名词就能帮助牛仔炸鸡店扬名，等于做了广告。

彼德倒是不怎么起劲，但是架不住我们都说自助餐是好主意，肯定能使我们炸鸡店出大名。我们当然知道这肯定是赔本生意，我们说它好是因为我们想吃牛仔鸡。夏皮洛先生小气得要命，我们如果自己买炸鸡他从来不给一分钱的折扣。他说公司的规定就是不给员工打折。但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店里买炸鸡的时候，不是要我们给他们大块的鸡胸脯，就是让我们在价钱上打折。我们不敢破坏店里的规矩，不免让亲友觉得没面子。现在可好了，机会来了。我们一分钟也没耽搁，立刻在全城各处贴条子，散布下个星期自助餐开张的消息。整整一个周末，我们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骑车跑遍了木基市的大街小巷，就是要让我们的每一个亲戚朋友和熟人都知道这件事。

星期天晚上下了两尺多深的大雪。第二天早晨全城交通陷于瘫痪，但是我们全都准时来上班。夏皮洛先生担心这么大的雪会把顾客困在〔2〕家里。我们安慰他说，木基人可不是猫冬的熊瞎子，他们一定会来的。他还是不放心，把帽子的护耳放下来包住下颚，走到门外一边抽烟一边看街上的人扫雪。雪片和白色的呵气在他的帽子周围飘动。这么冷的天我们都穿了狗皮裤子或者棉裤，他只是在牛仔裤里穿了一条毛裤。外面的雪地反着寒光，北风吹得电话线上下翻动，像疯鬼一样发出呜呜的呼啸。

满友朝夏皮洛先生的方向努努嘴，跟我们说，“看见了吧。在美国当个老板也够受罪的。你得成天操心你的生意。”“我看他是害怕了。”我说。“他今天总算干点儿事情了。”说话的是个叫费兰的胖乎乎的姑娘，圆圆的脸上长了两个讨人喜欢的酒窝。她和我们还不一样，连高中都没念过，因为考了两年都没考上。

自助餐的台子设在店里的一个角落里。每个不锈钢方盆里都堆满了炸鸡。慢慢有顾客进门了。看到有十几个客人坐下吃起来，夏皮洛先生的脸色放松了。他不停地用手搓着腮帮和耳朵，一定是刚才在外面冻得够呛。他躲进办公室里喝咖啡去了，根本没有想到这十几个人只不过是高潮前的序幕而已。雪后的太阳渐渐升高了，人们来得也越来越多，我们做的炸鸡和薯条根本供应不及了。店里的人声越来越吵，也越来越拥挤，顾客人数已经超过店面能容纳的限量。我们的老板却很开心，他被这热热闹闹的场面感染，在办公室里吹起了口哨。他戴〔3〕着双光眼镜在看英文的《中国日报》。

我爸爸和叔叔就在第一拨进来的顾客里面。他们俩吃完的时候已经快走不动了。他们走了以后，我那个在供电局工作的哥哥带了他的六个小伙子同事一块来了。他们在衣兜里都掖着汽水和白酒，这样就不必买我们店里的饮料。他们进来以后二话不说就朝自助餐的台子扑过去。你看他们吃的那个狼虎啊，就好像这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给他们记了数——平均每个人吃了至少十二块炸鸡。走的时候，每个人手里还拎了一根鸡腿或鸡翅膀。白莎的家人也来了，包括她父亲、叔叔和婶子。满友、京林和费兰的亲友也都来了。那两个做半工的大学生在木基没有家，但是她们俩的同学倒来了十几个。在后面角落的一张桌子上坐了五个人，从他们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扁脸上看得出来是彼德家里的人。其中还有一个怀孕至少七个月的年轻女人。她是彼德的姐姐，看来她肚子里的孩子也需要营养。

谁都看得出这自助餐是赔本的买卖，但是我们并不在乎，仍旧把鸡肉一块一块地炸出来，把盛沙拉和土豆泥的圆盆装满。我们隔一会儿也到自助餐台子拣一块炸鸡拿回到厨房吃，因为今天不会有人登记炸鸡的数量。我们终于自己也能吃个够了。我喜欢炸鸡蘸酱油，就在鸡块上淋了不少酱油。我们几个员工在柜台下面藏了一个酱油碟子。

到了中午的时候，附近农贸市场的小贩也听说了炸鸡店今天有敞开肚皮吃的好事。他们蜂拥进来，个个吃起来像饿狼一样。这些人都是从郊区来做买卖的农民，做梦也想不到城里的饭馆会干这样的傻事儿。

彼德在店里没怎么露面，他早上到税务局去了，下午又到银行去取我们的工资。到了四点钟他回来的时候，看到自助餐消耗了这么多的材料，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我们一共炸了二十箱鸡肉和十八袋薯条——这是我们平时三天的消耗。夏皮洛先生这时候刚好从办公室里出来，彼德向他报告了这个情况，洋老板好像也慌了神儿。彼德建议立即停止自助餐服务，夏皮洛先生的脸红了，喉结上下蠕动着好像在大口咽什么东西。他说，“我们可以再看一看，现在还不知道是否出现了亏损。”

那天晚上为了结算当天的收入，我们提前二十分钟关门。算出来的结果让每个人都吃了一惊：不算我们的工资，我们仍旧亏损了七百多元。

夏皮洛先生的脸都气歪了，但还是坚持把自助餐再延长一天。可能他是要表明这个店里是他说了算，不愿意承认自助餐是个馊主意。我们倒是正中下怀，因为大家都还有一些亲友没能来。

第二天，夏皮洛先生坐在他办公室外面的一把椅子上看着顾客吃自助餐。他就像一条肥壮的恶狗，满脸怒气地盯着顾客。一会儿摇摇头，一会儿发出几声干笑，一会儿又脸色阴沉得眼皮都直哆嗦。我爸爸工厂的几个熟人进店里来了，有两个人甚至想当着我们老板的面跟我聊天。这可把我吓坏了，三言两语打发了他们，生怕夏皮洛先生看出来他们认识我。幸好他听不懂中文，啥也没觉察出来。

我父亲的同事走了以后，一个身穿米黄色夹克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个人高个子，约莫有三十多岁。他交完了钱，把皮帽子放在桌子上，就走到自助餐台子前装了一盘子的鸡大腿和鸡胸脯。他正要回到自己的座位，夏皮洛先生拦住他问，“你为什么又来了？”

那人刚好懂一点英语，他友好地对夏皮洛先生笑笑说，“我是第一次来这儿吃饭。”“你刚才吃了足有几十块炸鸡和土豆泥，怎么这么快就又饿了？”“你这是什么意思？”那人的脸色变了。

彼德走过来，但是他也不敢确定这个男人是否曾经来过。他转身问我们，“你们知道他是第二次来吗？”

还没等我们回答，那个人火了。“我他妈的来了一百次了，怎么样呢？老子掏钱了。”

满友笑了，告诉彼德说，“刚才是有个人和他穿差不多的衣服，不过那不是他。”“没错。”我也插话说。我认识刚才来的那个人——他是我父亲单位的一个会计。现在发火的这个人确实是第一次来，因为他腰里还别着一个传呼机。他很可能是个计程车司机，要不就是做生意的。

彼德向那个人道了歉，让人家安心吃饭。他向夏皮洛先生解释了事情的原委。我们这位洋老板已经有点心神错乱了，他看着哪个顾客都长得差不多。“我怎么能分得清呢？”老板说，“我看他们都是一个模样——都是中国人，每个人都能把一头牛吃下去。”他像个小伙子一样开怀地笑起来。

彼德把他的话翻译给我们听，大家都笑出了声。

这一天算下来，我们又损失了六百多块钱，自助餐终于彻底失败了。还好，夏皮洛先生没有拖欠工钱，第二天就发给我们了。这就是在牛仔炸鸡店做工的好处——工资从来都是按时发给。这可比在中国人的公司里强多了，特别是那些国营企业有时根本就开不出工资来。我妈妈在气象局工作，那里是清水衙门，客户就那么多，也不能开夜校培训学生赚钱，也没有像电力局那样令人畏惧的权力，所以经常是开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妈妈常叹气说，“我的活儿干得越多，就越吃亏啊。”

我爸爸看到我拿回家的四百六十八元工资心里感慨万千。那天晚上他喝多了，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扬着手里抽了一半的香烟对我说，“宏文呐，我参加革命快四十年了，每个月才挣三百块钱。你刚开始工作就能挣这么多钱。爸爸觉得自己真没用啊，这就是我干了一辈子的下场。”

我弟弟插了一句，“爸，您现在要退休也不晚呢。”“住嘴！”我吼了一声。他真是个白痴，看不出来老头子心里难受。我对父亲说，“您想开点吧。您的工资是少了点，但是您端的是铁饭碗。每天您不就是喝茶看报纸聊天吗？每到月底工资一个子儿也不少拿。可我得给资本家干得累断了腰，人家的工钱是按小时付的。”“你拿钱这么多，每顿饭都能吃高蛋白食品，你还不知足？”

我没言声，但是在心里说：我想有个稳定的工作，想和别人一样每天到班上歇八小时。我父亲还在唠叨：“你们那个牛仔炸鸡真好吃。我要是天天都能吃上牛仔炸鸡，喝上可乐，老子就知足了。”

我懒得跟父亲争论。他那天晚上是发神经了。不错，我在炸鸡店是能经常吃上口好吃的，也就是炸薯条和饼干。这样我回家来就不用吃晚饭。我这样做是为了要给家里省点粮食，可是我父亲却以为我每天吃饱了炸鸡，肚子不饿。

自从那次自助餐亏本以后，夏皮洛先生就更依赖彼德了，大小事儿实际上都由彼德说了算。公平地讲，彼德是个能干的经理，对店里的事情也尽心。他开始在城里四处拉关系，说服那些工厂企业的领导在炸鸡店举行工作午餐。这样做的效果很快就显出来了。因为是用公款请客，那些厂长经理们大方得很，经常是要上满桌子的炸鸡和点心，让他们的客人品尝地道的美国风味。东西吃不完就带回家去给老婆孩子们。我们炸鸡店逐渐在工商企业界中出了名，也有了稳定的客源。夏皮洛先生又可以每天早上躲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看杂志，甚至听录音带学中文。

有天下午，木基师范学院院长的二儿子给彼德打电话，说想在炸鸡店里举办结婚的喜宴。我认识这个小子，花花公子一个。去年刚离婚，休掉了老实肯干的原配。现在要娶的这个娘们儿是个小寡妇，四年前放着在剧场当经理的正经工作不干，非要辞职去俄罗斯做生意。现在这两人终于决定结婚了。新郎想要把婚礼弄点外国风情，于是选中了牛仔炸鸡店。

夏皮洛先生听了有点不自在。他对彼德说，“我们只是一个速食店，不具备摆结婚宴席的条件。”“机会难得啊，”彼德说，“中国男人攒一辈子的钱就是要花在结婚上的。”他那双猫头鹰一样的圆眼睛一闪一闪的。“那我们就得在店里卖酒了，对吧？我们可没有卖酒执照啊。”“什么执照不执照的。这是中国，从来没听说过这一套。”彼德有点不耐烦了。

满友能讲几句英文，这时候也插进来说，“夏皮洛先生，彼德是对的。中国男人结婚就要把钱花光，花多多的钱。”他对自己的英语口音有点不好意思，退到一边咬着指甲。

洋老板让步了。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布置店面，准备开办婚宴酒席。夏皮洛先生给北京打电话，要总店用特快专递运来奶酪饼、霜淇淋和加州红酒。彼德雇了两个临时工，在店里挂上彩带和彩灯。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他指挥人们在一个角落里摆上了一尊爱神小像，周围还布满了蜡烛。我们在店门口吊起一对大大的兔子灯笼，象征着即将到来的兔年。彼德要我们在婚礼这天着装整洁——一律是红秋衣〔4〕、黑裤子、绛红色的围裙。

喜筵安排在星期四的晚上。一切都很顺利，来宾都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有教养又不疯闹。新娘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女人，穿了一件天蓝色的丝绸旗袍，头发烫成大卷花，嘴唇抹得猩红，一刻不停地咧嘴笑着。只怪她爹妈没给她生副好看的眼睛，双眼皮又紧又厚，肯定是到医院动手术拉的。白莎说这个女人在莫斯科开着两家礼品店。怪不得她在手上戴了六个闪亮的金戒指，腕子上的那块心形的女表肯定也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她手上戴了那么多的钻石金银，肯定做不了多少家务活儿，是个懒货。但是她的做派倒是落落大方，一看就知道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相比之下，她那位个子高高的新郎官却像个绣花枕头——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名贵西服，系着一条印着小喜鹊的黄领带，脚上人造革的靴子闪着亮光，缀着黄铜色的扣襻儿。他的嗓音沙哑，笑起来喉咙里好像有气泡冒出来的声音。他要是冲你一笑，脸上只看得见那张像鳄鱼一样的大嘴了。他的父母坐在儿子的对面。他们头发花白：文静寡言，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部。

主婚人站起来，简单地讲了一些祝福这对新人白头到老的吉祥话。接着，他称赞了简单朴素的婚礼。来宾鼓掌之后，主婚人转向我们的洋老板说，“我们感谢我们的美国朋友肯·夏皮洛先生。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么洁净美好的地方和如此可口的饭菜。这就是洋为中用的一个完美的典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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