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天瑜,姜海龙译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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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篇(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试读：
前言
一近代中国处在社会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1901年，敏感的梁启超指出：“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之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击，为19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载《清议报》第82期）。
面对这种旷古未有的“过渡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政治和文化派别所作出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抗拒“过渡”；有的致力于探究“过渡之道”，但对“过渡之道”所设计的方案又各不相同。就清朝统治阵营内部而言，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便分化出保守派与洋务派两大集团。保守派如同治间大学士倭仁、光绪间大学士徐桐，企图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去抵挡西方工业文明的来袭，他们声言，“道”和“器”均应一仍其旧，纲常教条不得有丝毫改易，从而坚持抗拒“过渡”的立场。洋务派则有限地赞成“过渡”，他们主张“变器不变道”，即在保存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留心西人秘巧”，提倡学习“西技”、“西艺”，也兼及“西政”，并在他们主持的部门和地区兴建近代化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修造铁路、创办学堂、组训新式陆海军。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当朝大臣有奕、桂良、文祥；疆吏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张之洞是后起者。
19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的统治面临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大举入侵与不堪忍受外来侵略和专制压迫的人民揭竿而起这两方面的严重挑战。清廷权衡“御外夷”和“靖内寇”的轻重缓急之后，确立了“靖内寇为先”的方针。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洋务派便具有明显的双重性质：一方面，他们所经营的“制器”、“练兵”、“兴学”等事业，显示了追求近代物质文明的趋向和对外部世界有限的开放态度，从而为中国脱离中世纪故道，纳入近代世界轨迹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他们的事业又未能突破君主专制制度和文化体系的框架，他们学习西方技艺，已由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变为“师夷长技以制民”。洋务派所追索的“过渡之道”并非要通向资本主义的理性王国，而是在保存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实行某种程度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教育的近代化改造。洋务派的这一基本特征，在这个派别的后期巨擘张之洞1898年所著的《劝学篇》中得到充分展现。
19世纪后半叶，与洋务派相伴生，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何启、胡礼垣、郑观应等人也开始了自己推进“过渡之道”的活动。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学说和制度。19世纪中后期登上舞台的西方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反映了新兴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文化给中古末世开明士人带来的觉醒。中国的改良派力倡发展新的生产力，进而倡导学习与这种新生产力相共生的西方科学技术、人文科学以至社会理想，从而成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社会批判的锋芒，其指向已不限于保守派的冥顽不灵、深闭固拒，而且还指向洋务派的种种弊端。他们揭露洋务大吏不过是“以洋务为终南捷径”（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学习西法二十余年来，徒袭其皮毛而已”（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火器说略后跋》）。一些改良主义者（如王韬、郑观应）开始鼓吹变法，成为19世纪末叶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变法维新运动的先声。
如果说早期改良主义者中的某些人，例如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多为洋务大吏的幕僚，依附于洋务派，寄希望于洋务派，企图通过自己的劝谏和建策帮助洋务大吏完成“自强”事业，那么，稍后的何启、胡礼垣生活于西风较烈的香港，目睹了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并感受到民营工商业在“官督”之下的艰难困顿，从而产生摆脱洋务大吏政治控制、经济束缚的要求。于是，他们明确地与洋务派分道扬镳，并且力图突破君主专制制度，发出了求“民权”的呼声——尽管这种呼声还相当微弱、怯懦。何启、胡礼垣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们1899年合撰的直接反驳张之洞《劝学篇》的《〈劝学篇〉书后》中。二《劝学篇》的作者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进士。早年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内阁学士等职，曾是著名的清流党人。光绪七年（1881）补授山西巡抚，开始由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光绪十年（1884）署理两广总督，正式开展洋务建设。中法战争期间，竭力主战，并起用老将冯子材，奏请唐景崧率师入越，会同刘永福所辖黑旗军抗法，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此后在督鄂及暂署两江总督的近二十年间，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筹建芦汉铁路，兴建各类学堂，大量派遣游学生，组训江南自强军、湖北新军，造成一种耸动朝野视听的格局，张氏长期坐镇的武汉，继上海、天津之后，成为又一洋务基地和实力中心，张氏的势力亦“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在鄂行政》）。
19世纪的最后几年，张之洞于湖广、两江经理各项洋务实事的同时，也以老谋深算的重臣身份，参与此间谲诡幻化的政治斗争。在第一次暂署两江期间，因甲午战争中方惨败的刺激，康有为等人受帝党支持，于1895年8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力倡“变法”，张之洞捐五千金，列名北京强学会。10月，康有为南下江宁，运动张之洞出面设立强学会上海和南京分会，张“颇以自认”，遂为上海强学会发起人。不久，慈禧在北京压迫强学会，将帝师翁同龢的两名重要助手革职，示帝党以颜色。张获悉后党反攻消息，立即改变对强学会的态度，借口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下令封查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授意以该报余款交汪康年，由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等于1896年8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该旬刊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为宗旨，数月间，风靡海内外。已于1896年2月返任湖广的张之洞曾对《时务报》表示特别的器重，札饬湖北全省官销，并著文赞扬该刊“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时务报》第六册）。《时务报》创刊发行期间，维新变法运动正向纵深进展，光绪帝也愈益明确地予以赞许，张之洞便试图密切同维新派的联系。1897年元月邀请《时务报》撰述（主笔）梁启超访鄂，待为上宾。然而，《时务报》犀利的政论文章又常常引起张的惊恐，尤其是1897年10月该刊第四十册所载梁启超《知耻学会叙》，谴责清廷丧权辱国。张立即致电陈宝箴、黄遵宪，称梁文“太悖谬”，并令“此册千万勿送”，又授意梁鼎芬致函汪康年，掣肘梁启超。第五十六册以后，该刊即为汪康年、梁鼎芬控制，宗旨大变。对于湖南维新派组织南学会及《湘报》《湘学报》等维新刊物，张也是始而支持，继而扼杀。
1898年初，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坚守纲常名教的张之洞与这个运动的矛盾也愈益尖锐。同时，作为宦场老手的张之洞“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他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实权掌握在反对变法的后党手中。这样，既是为着捍卫纲常名教，也是“预为自保计”，张之洞于1898年4月撰写了《劝学篇》。
张之洞后来这样追述写作《劝学篇》的原委：
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此记托名“弟子”，实为张之洞自述）
可见，张之洞写《劝学篇》，意在两线作战——一方面批评保守派的“守旧”、“不知通”，另一方面批评维新派的“菲薄名教”、“不知本”。他企图在保守派和维新派的主张之间寻找第三条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外篇·设学第三》）。这便是洋务派文化思想的集中概括。其实，张之洞的这一思想酝酿已久，早在他做京官清流时，便常以“体用”这对范畴规范中华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彼此关系；19世纪80年代初，张氏出任山西巡抚时，更提出“体用兼资”、“明体达用”的论点。不过，1898年问世的《劝学篇》将这一思想系统化、理论化了。而作为那一时代的特定产物，《劝学篇》攻击的重点，是被他指为“邪说”的维新理论。诚如张氏的幕僚辜鸿铭所指出的，张在戊戌间新旧两派即将摊牌的关口作《劝学篇》，目的在“绝康梁并谢天下耳”（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第9页）。《劝学篇》共二十四篇，四万余字，“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所谓“本”，指有关世道人心的纲常名教，不可动摇；所谓“通”，指工商学校报馆诸事，可以变通举办。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主张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起”清廷统治之“疾”。张之洞倡导的“新旧兼学”中的“新学”亦包括“西政”，这比早期“中体西用”论者的“西学”＝“西艺”的观点进了一步，然而，张之洞所说的“西政”虽扩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诸项，却对“设议院”等涉及政体的部分讳莫如深（《外篇·设学第三》）。
可见，张氏唯恐西学中那些锋芒直逼君主专制制度本体的内容在中国得以传播。一言以蔽之，张之洞的公式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外篇·会通第十三》）
出于对无力“应世事”的君主专制顽固派那套僵化思想的不满，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多处批评“守旧者”的“不知通”，而“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劝学篇〉序》），他责备守旧者对新学的拒绝是“因噎而食废”（《〈劝学篇〉序》）。并在《劝学篇》的外篇中力主“益智”、“游学”、“广立学堂”、“译西书”、“阅报”、“变法”、“变科举”，倡导发展“农工商学”、“兵学”、“矿学”，主张筑铁路以通血气，会通中西学术以晓固蔽。鉴于国民精神的不振作，张之洞还大声疾呼“知耻”（耻不如日本）、“知惧”（惧为印度）、“知变”、“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劝学篇〉序》）。这些思想言论中无疑包蕴着爱国主义精神和若干合理的、进步的成分。
然而，张之洞的悲剧在于，作为一个专制王朝的封疆大吏，作为一个深受理学熏染的士大夫，他对纲常名教又是全力维护的。他在《〈劝学篇〉序》及《内篇·明纲第三》里揭起了“三纲至上”的旗帜，认定“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在《内篇·正权第六》里，张之洞集中攻击了民权论。他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张之洞还竭力颂扬清朝的“深仁厚泽”与“良法善政”，认为这一切妙不可言，“何必袭议院之名哉！”他甚至为清廷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行径辩护，说朝廷“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议和，不过为爱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内篇·教忠第二》）。《劝学篇》虽有“劝工、劝农、劝商”之倡，但限制在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轨范之内。张之洞说：“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内篇·正权第六》）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只有在官权的保护之下才能实现。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却证明，正是强势官权阻碍了工业化的步伐。可见，张之洞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所开的处方，是不足为训的。当然，《劝学篇》外篇关于学习西政、西艺的主张，包含着不少开明意见，它们是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洋务派学习并推行西方技艺、军事、教育等近代事业的全面概括。《劝学篇》刊行的时机，也活生生地昭示了这部著作特有的政治色彩。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变法运动进入关键时刻。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以后，决定变法；接着又召见梁启超，后又特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办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采取对策，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后四天（6月20日），即迫令光绪帝将翁同龢开缺回籍，“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62页）慈禧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近畿兵权，随时准备朝维新派猛扑过去。光绪帝此刻的处境是，既想变法维新，又“上制于西后，下壅于顽臣”，无所措手足。正在这一微妙时刻，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7月25日，光绪帝“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遂以圣谕形式下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下发。《劝学篇》因有若干新学内容，故为光绪帝所接纳；而其内篇力辟民权论等“维新”理论，又为慈禧太后所欣赏。这正表现了《劝学篇》及张之洞本人的双重色彩。而恰恰是这种双重色彩，使《劝学篇》在多事之秋的戊戌年间能够左右逢源，被帝、后交相嘉许，作为“钦定维新教科书”，“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十日之间，三易版本。据在华洋人估计，刊印不下二百万册，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西方各国对此书也颇为重视，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花甲忆记》也选录了《劝学篇》。清末保守派代言人、以“挽伦纪，扶圣教”自命的苏舆为反对维新运动，编辑“首驳伪学，次揭邪谋”的《翼教丛编》，在收录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咒骂维新运动文章的同时，亦选录了张之洞《劝学篇》中的《教忠第二》《明纲第三》《知类第四》《正权第六》等四篇，并对张之洞和《劝学篇》大加赞颂：“疆臣佼佼厥惟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苏舆：《翼教丛编·序目》）叶昌炽则吹捧张之洞的《劝学篇》是“拯乱之良药”。但因其外篇有若干推崇西艺、西政的内容，所以又曾遭到保守派徐桐的攻击。另一方面，《劝学篇》刊行后不久，也遭到改良派人士的批判。严复等着力批评其体用两橛的理论混乱；而揭起系统清算《劝学篇》旗帜，并侧重抨击其民权思想的，则是长期居住在香港，受过西式教育的何启、胡礼垣，两人专门撰写《〈劝学篇〉书后》，对张之洞维护君主专制纲常的思想，逐篇予以辨难，又以《正权篇辩》详驳君主专制思想，较系统地阐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推翻戊戌变法的宫廷政变，幽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并捕杀谭嗣同等维新“六君子”，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罢免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又将已经开缺回籍的翁同龢“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第18页）。此时，有朝臣称张之洞赞助过维新派，应予惩处。但慈禧太后因张之洞“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此后，清廷一直把撰写《劝学篇》作为张之洞的“一大功绩”，张去世，朝廷的《谕祭文》中有“诏荆楚之髦士，劝学成书；控江汉之上游，典兵有制”（《张文襄公奏稿》卷首，第3页）的赞语。时人评论：张之洞的思想学术“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然其由新学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具见所为《劝学篇》”（《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之学术》）。这是恰当之论。
以后，张之洞在1900年与刘坤一合谋策划“东南互保”，1902年张之洞与刘坤一合奏“变法三疏”，都是《劝学篇》阐明的路线的延伸。尤其是“变法三疏”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如“兴学育才”的四“大端”，以及“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基本上是《劝学篇》（特别是其外篇）的具体化。张之洞也因此而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也可以说，清末“新政”是《劝学篇》各项主张的实践——政治上维持专制体制，经济文化上推行若干新法。时人已透见张之洞不可解的矛盾：（张之洞）笃守儒家藩篱，与欧化不融，则又发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言，实堕宋人体用看成两橛之迷障。（《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事略》）
1909年10月，张之洞在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任内溘然长逝。富于戏剧性的历史场景是：在张氏死后两年，中国第一次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在张氏经营近二十年的湖北省城武昌首先爆发，其经营的机器工业、新式学堂和新军，一并转变为打击清朝的物质力量，专制帝制随之轰然坍塌，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历史自身的逻辑昭显了《劝学篇》内外篇的矛盾性无法在同一框架内共存。三
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全注全译本《劝学篇》，正文底本选自1928年北平文华斋版的《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二和卷二百零三。2008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12册《张之洞全集》，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该书在《张文襄公全集》的基础上进一步辑佚、求真、断句，是目前出版的有关张之洞的史料全编中较为可信的一种。本书正文，又与《张之洞全集》第12册中所载《劝学篇》进行了比对和核查，纠正了若干断句和文字的讹误。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虽距今不远，但因文中用典甚多，普通读者阅读较为困难，所以对文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成语典故、历代典章制度、难解的文字，皆一一做出注释，希望能有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注释之外，本书首次对《劝学篇》进行了全文的白话文翻译，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读懂原文，资以参考。对《劝学篇》的白话文翻译，遵循着求真和达意的原则，一方面，译文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不做脱离原文内容的发挥。在此前提下，对原文言说内容进行反复咀嚼和归纳，力争使白话译文流畅易读，得原文精髓。本书由冯天瑜与姜海龙合作完成。限于学力，其中疏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方家指正。冯天瑜2016年5月30日上谕[1][2]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谕：“本日翰林院奏侍讲黄[3]绍箕呈进张之洞所著《劝学篇》，据呈代奏一折。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4][5]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6][7][8]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钦此！”【译文】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奉光绪皇帝的上谕：“本日翰林院上奏侍讲黄绍箕所呈进的张之洞所写的《劝学篇》，据呈代奏一折。原书内外各篇，我仔细地批阅了，该书立论公平正大而又通情达理，对于学术、人心大有好处。现在我命令将所准备的《劝学篇》四十部副本，由军机处颁发给各省总督、巡抚、学政各一部，使该书广为刊发印行，大力劝导士民，尊重儒家礼法秩序，杜绝违背圣贤名教的言论。钦此！”[1] 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光绪为清德宗年号（1875—1908）。[2] 上：指光绪皇帝。[3] 翰林院：官署名。清代翰林院掌编修国史，记载起居注，进讲经史，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侍讲：唐以来备君主顾问的官员。明清时为翰林院额定之官，掌记载撰著等事。黄绍箕（1854—1908）：清流党人黄体芳之子，1898年授翰林院侍读学士。戊戌政变后，擢左春坊左庶子，派充京师大学堂总办。[4] 军机处：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雍正十年（1732）设置，宣统三年（1911）内阁成立后撤销。督：总督简称。清代地方最高长官，辖一省或二、三省，综理军民要政。抚：巡抚简称。清代省级地方政府长官，总揽一省军事、吏治、刑狱等，地位略次于总督，仍属平行。学政：清代提督学政的简称。因兼考武生，故加提督衔。人选由翰林官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中选派，三年一任，掌管各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之事。[5] 俾（bǐ）：使。[6] 名教：以正名定分为主的礼教。[7] 卮（zhī）言：《庄子·寓言》：“卮言日出。”陆德明《释文》引王叔之云：“夫卮器，满即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己无常主者也。”后人常用为对自己著作的谦称。这里指那些违背圣贤名教的言论。[8] 这段文字为光绪皇帝的上谕，原以红字刊于《劝学篇》首页。《劝学篇》序【题解】
张之洞为什么要在“百日维新”之际写《劝学篇》？为什么要托付门徒黄绍箕进呈给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在道器两个层面，皆有其复杂而值得阐发的原因。从“应世事”的角度来看，《劝学篇》的写就和进呈，体现了张之洞“世事洞明皆学问”的巧宦一面。康梁为首的激烈变法，张之洞最初曾涉入其中，1895年康有为成立强学会，张之洞捐银入会；梁启超在上海所办《时务报》，张曾札饬湖北官场销售。但随着变法的推进，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很快体悟到变法背后的帝党、后党之争，权力的天平始终倾斜在后党这一面。为了摆脱自己曾经襄助维新派的前史，“预为自保”于纷繁复杂的政事纷争中，以疆臣之笔“正论”如何务本会通，揭康梁之“邪说”，无疑是政治上的妙笔妙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劝学篇》写的恰逢其时。戊戌政变之后，曾有人以张之洞与维新派有染为由，请朝廷治罪。慈禧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之名，未惩处张之洞。张之洞1909年故去，清廷的祭祀文中有“诏荆楚之髦士，劝学成书”的赞语，可见《劝学篇》于张之洞一生宦海浮沉的重要。中国的改革举措中的甲乙丙丁固属重要，但具决定性的往往是改革中人事与权力的较量。《劝学篇》的写就不仅仅是“应世事”之举。在与康梁接触的过程中，张之洞与维新派渐行渐远。从根本上说，理学的熏陶、封疆大吏的政治身份与洋务派巨擘的定位，都使张之洞不能赞同康南海的激进之论。《劝学篇》的写就，带有阐发己论，驳斥保守与激进者两面作战的意味。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曾回忆说：“我曾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劝学篇》是在那次会议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劝学篇》也不仅仅是驳斥“邪说”那么简单。事实上，在晚清四大名臣中，曾国藩与张之洞“偏文”，李鸿章、左宗棠“偏武”。而就经营洋务、布行新政的经验与时间来看，以李鸿章、张之洞为最，曾、左两人早逝。过往时人与史学者常讥评洋务运动只注重器物层面的建设，不注重西政西制，对此未有理论上的概括和阐发。张之洞《劝学篇》的重要性正在于此。“偏文”和“洋务”的结合，使张之洞成为躬身实践的大吏中最具可能将洋务实践上升为经验总结的人选。口岸知识分子与改良派幕僚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或者摇笔过之，但未有擘画洋务的实际经验。李鸿章办洋务最有成效，但在“治学”、“文章”上重视不够。所以，是张之洞的《劝学篇》成为基于洋务经验而又有所超越的经典文本。张之洞的洋务经验即来自于湖北的洋务、新政实绩。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湖北假张之洞影响了晚清的变革，而晚清的变革又深深塑造了湖北的近代命运。《劝学篇》同时也不仅仅是洋务的总结。在文化层面，《劝学篇》中所提出的“会通中西，权衡新旧”的响亮口号，是对自明末清初以来四百余年间“中西会通”问题所做的一个系统性回应。自徐光启遭逢利玛窦以来，“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中西文化涵化拉开序幕。但在不同时代，如何应对中西会通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古今问题、本末问题、体用问题、新旧问题，不能一也。张之洞所处的晚清时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国势日蹙，迫使士人去思考文化会通层面这一大问题。“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系统性地回答了这一文化交流层面的大问题。尽管许多人不认为《劝学篇》是那个时代最优、最深刻的文本，但无可回避的是它是最切近现实、可行和受众度最高的流行经典。陈寅恪曾说自己思想介于曾湘乡和张南皮之间，用意在此焉。
如果放在东西文化会通的层面，应该想起日本福泽谕吉的同名之作《劝学篇》（汉译名）。张之洞（1837—1909）与福泽谕吉（1835—1901）所处年代大致相同，两国所遭逢的近代命运有彼此相似之处，二人皆为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张之洞在两湖的教育开拓之功，天下咸知；而福泽谕吉则创办了日本教育史上著名的庆应大学。面对东西文化会通的大势，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福泽谕吉则在东瀛列岛喊出了“和魂洋才”。
回到本篇序言中。张之洞于此具体阐发了三个问题：何以要写作《劝学篇》？《劝学篇》布局谋篇如何？宗旨立意如何？其一，文中开篇举楚庄王居安思危的史实，来引出今日世变的危局，点出作者应世变、调和新旧两学的撰述目的。其二，《劝学篇》的布局谋篇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共九篇，分别是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外篇共十五篇，分别是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内篇用来“务本”、“正人心”，所谓的“本”是指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学术文化传统、孔孟之道的纲常伦理和现实中的皇权政治。外篇是用来务通、开风气的。在正本的前提下以致用的态度学习西政、西学、西艺。其三，《劝学篇》的宗旨立意从大的方面说是“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也即“中体西用”。具而言之，张之洞认为是包括五个方面，即五知：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1][2][3]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讨军实儆其军，[4]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鲁文、宣之际，土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张，齐、晋、秦、宋无敢抗颜行，谁能祸楚者？何为而急迫震[5]惧如是之皇皇耶？【译文】
当初楚庄王称霸，用民生在勤来劝诫楚国百姓，以每日演习军事来使楚国军队保持警惕，用灾祸的到来不可预期来训诫楚国国人。楚国在春秋鲁文公与鲁宣公之际，开疆拓土，军力正强，国家实力渐趋强盛，齐、晋、秦、宋诸国都不敢不看楚国的脸色，谁能祸乱楚国呢？为什么楚庄王要这样急迫而恐惧不安呢？
君子曰：“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6][7][8]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9]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搤捥[10][11][12]。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13][14][15]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16]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17][18]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19][20]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21][22]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译文】
君子说：“不知道自身的灾祸，那么羞辱就要到来；知晓自身的灾祸，那么福就到了。”当今的世事变化，岂是春秋时期所没有，就是自秦汉以至元、明历代也都没有啊。说到当今祸患的严重，共工的狂妄、辛有的悲痛，都不足以比喻。当今圣上勤于政事，天下警觉而风雷激荡，正要像更改琴弦而使琴瑟合奏流畅一样更改典制，进行变革，区分不同等级的人才以为将来的将相做储备，创建学堂，设特科取士，海内有志之士发奋图强。于此之际，那些希望匡救时弊的人倡言西方传入的新学，而担忧破坏道学者固守传统中学，两者不能取得一致。守旧者因噎废食，趋新者找不到富国强兵的真正之路；守旧者不知道变通，趋新者不知道坚守本源。不知道通达变化，就不会有应敌制变的方法；不知道根本所在，就会有否定或看轻名教的心思。如果是这样，那么守旧者越责难趋新者，趋新者越厌恶守旧者，两者交相责怨对方，那些离奇、险诈、背离名教之流，就会发表各种各样的学说来动摇众人之心。学者心神不安，内心中没有定见，荒谬有害的言论得以彰显，放纵、恣肆于天下。敌人已经来到我们无法和他们开战，敌人还未来到我们也无法安然平静。我恐怕中国的祸患，不在中国之外，而是在中国之内啊！[23]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24][25][26]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27]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译文】
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盛衰治乱的气运的显明与昏暗，人才的盛与衰，表面看是在政事，其实内里是在学术。不才我暂任职两湖，负有教导士大夫，感化民众的职责，早晚小心谨慎，希望能对教化民众有所帮助。因此审度时势，综合本末，写作二十四篇议论之作，以此告白于两湖士人，海内有德行的君子，和我有相同志向者，也没有什么隐瞒之言。
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译文】
内篇用来致力于根本，以此来端正人心；外篇用来致力于通达变迁，以此来开通风气。
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康，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28][29]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30][31][32]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33][34][35][36]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曰宗经，[37][38][39][40]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41][42]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43]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约，喜新[44]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曰去毒，洋药涤[45][46][47]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枿也。【译文】
内篇共有九篇：“同心”篇，明确保国家、保礼教、保种族是彼此贯通的。手脚敏捷则头脑、眼睛就会健康，血气旺盛那么心志就会刚强，有德有才的人多，国势自然昌盛。“教忠”篇，叙述本朝恩德泽被深厚，使海内臣民都怀有忠良之心，以此保国家。“明纲”篇，认为三纲是中国历代传承下来最为神圣和完善的教义，阐述礼教和政事的起源和根本，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以此来保礼教。“知类”篇，怜念炎黄子孙，不要相继消亡，以此来保种类。“宗经”篇，辨析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他们的著作虽然各有优点和长处，但也各有缺点和短处，对待诸子的著作，适当地吸取其学说的合理部分，但不能以他们的学说来损害儒家伦理大道，一定要以儒家圣教作为判断学说合理与否的准则。“正权”篇，明辨上下等级，安定民众之志，申斥民权之说败坏政治。“循序”篇，先入者为主，讲求西学必须先通晓中学，是不忘祖。“守约”篇，喜欢趋新者甘甜，爱好传统者辛苦，要保存中学，应该研究中学的主体并且取其要领。“去毒”篇，鸦片麻醉我国人民，我国人民要想生存，必须断绝鸦片让其无法死灰复燃。[48][49][50]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51]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52][53]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54]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55]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56][57]。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
[58][59][60]防也。曰变法，专已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61]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62][63]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64][65][66]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67][68]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69][70][71]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译文】
外篇共有十五篇：“益智”篇讲愚昧的人前来进犯，迷惑者会不利。“游学”篇讲洞明时势，长志气，扩大见闻，增长才智，不去外国游历很难取得效果。“设学”篇讲广泛设立学堂，储备人才为时所用，对那些浸淫于科举八股文者进行启蒙。“学制”篇讲西方国家的强大，是强在学校上，教师有一定的教学之规，学生有所跟从，给正直而有才能的人授予官职，皆出学校之中，我们应该选取西方学校好的地方去学习。“广译”篇讲跟从西师的好处是有限的，但翻译西方著作的益处是无止境的。“阅报”篇讲自己的形貌难以看见，味苦的药很难品尝，通过阅报知晓内在的弊端而很快除掉，知晓外在的祸患而去预防。“变法”篇讲治理国家专擅而又沿袭旧法，是不能自我保存的。“变科举”篇讲学习和致用两者之间，必须互相依托。“农工商学”篇讲安民在于养民，养民在于教民，教民众以农工商学，民利就可以大兴了。“兵学”篇讲教导士卒不如教导将领，教导士兵容易熟练，但教导将领很难取得成就。“矿学”篇提议开发地下矿藏资源。“铁路”篇讲使国家交通畅达。“会通”篇提出知晓西学的精要，使之和中学融会贯通，以此了解既有学问中的狭隘、不通达之处。“非弭兵”篇认为引导民众耽于安逸、享乐而自取灭亡是可耻的。“非攻教”篇认为以发泄个人的愤恨而导致损害国计民生是可耻的。[72]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73][74][75]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76][77][78][79]，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80][81]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82][83]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84]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译文】
二十四篇的意思，用五知来概括：一、知道耻辱，以不如日本为耻，以不如土耳其为耻，以不如泰国为耻，以不如古巴为耻；二、知道惧怕，惧怕成为印度，惧怕成为越南、缅甸、朝鲜，惧怕成为埃及，惧怕成为波兰；三、知道变通，不改变旧有习气就不能改变法令，不改变法令就不能改变名器制度；四、知道切要之处，以旧有的中学去考核、研究古代事物并非最为重要，而是要付诸实用，西学也有所差别，西学中的技艺不是最重要的，西学中有关政治制度与学说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五、知道本源，在国外不忘祖国，看见不同的风俗而不忘本乡本土，增益知识、技能而不忘中华文化传统。[85][86]
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87]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88][89]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90][91]之书，岂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92]齐、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鲁国臣民之聋瞆[93][94][95]，起鲁国诸儒之废疾，望鲁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96]。然则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97]且强。在鲁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98]吾恐海内士大夫狃于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99]甘于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鲁事。《易》曰：“其亡其亡，系于
[100]苞桑。”惟知亡，则知强矣。[101]光绪二十四年三月 南皮张之洞书【译文】
以上所说，我私下曾经对比研究过《中庸》，两者之间有所吻合啊。春秋时期的鲁国，是弱国，鲁哀公向孔子咨询政事，孔子对鲁哀公说：“一个人爱好学习，就接近于智；有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尽力去实现它，就接近于仁；知道了什么是耻辱，就接近于勇。”在结尾的时候说：“如果真能遵行这些道理和方法，那么即使愚昧必然会变得睿智，即使柔弱必然会变得强大。”现在内篇所说的，都是求仁之事；外篇所说的，都是求智、求勇的事。《中庸》这本书，岂是只探求事物的深奥道理、考究事物变化发展所应遵循的尺度和极致吗？孔子当年因鲁国讲究礼仪却长期弱小，齐、邾、吴、越等国都能用兵欺辱，所以才出此言，来打破鲁国臣民的昏聩状态，除去鲁国士人无所事事的毛病，希望鲁国能很快地彻底改变，复兴文王和武王之盛。然而没有知识、没有实力、不知耻辱，就会愚昧而柔弱；有知识、有实力、知道耻辱，就会睿智而强大。对于鲁国是这样，何况是拥有七百万平方公里广大疆土、四亿人民之众的中国呢！我恐怕国内的士大夫习惯于安乐平静，却不知道祸患就要到来，所以才举楚国的事；我又担心国内士人甘于自暴自弃不再追求富强，所以才举鲁国的事。《易经》说：“要亡了，要亡了，才能有根基牢固。”只有知道灭亡，才能知道强国啊。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张之洞写[1] 楚庄王（前？—前591）：春秋时楚国国君。芈姓，名旅（一作吕、侣），前613—前591年在位。他整顿内政，兴修水利，使楚国的力量日益强大，并取得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成为霸主。[2] 箴（zhēn）：劝诫。[3] 军实：战争。《国语·楚语上》：“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韦昭注：“讲，习也；军实，戎事也。”儆（jǐnɡ）：使人警悟，不犯过错。[4] 鲁文、宣：即鲁文公（？—前609）和鲁宣公（前608—前591）。[5] 皇皇：同“惶惶”，心不安貌。[6] 共工：古代神话人物。传说“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辛有：周大夫。平王东迁时，他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其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7] 庙堂：太庙的明堂，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地方，这里指朝廷。旰（ɡàn）食：因心忧事繁而延迟到晚上才吃饭，这里指帝王勤于政事。[8] 乾惕震厉：意为举国上下警觉，神州风雷猛烈。乾、震，皆为八卦名。乾是八卦的首卦，卦形为，象征天；震卦形为，象征雷震。惕，警惕，戒惧。厉，严厉，猛烈。[9] 异等：区分不同的等级。储：储存起来以备应用。[10] 搤捥：同“扼腕”。用手握腕，表示情绪激动、振奋的样子。[11] 新学：由西方传入的近代新文化。[12] 旧学：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13] 歧多而羊亡：语出《列子·说符》。这里比喻事理复杂多变，如果没有正确的方向，仍然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14] 通：通达，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15] 本：事物的根源或根基。[16] 非薄名教：否定或看轻名教。[17] 病：不满，责难。[18] 愈：病。[19] 恢诡：即“恢恑”，离奇。倾危：犹险诈。《史记·张仪列传》：“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乱名：曲解或背离名教。[20] 荡：动摇。[21] 四海：古以中国四境有海环绕，故用四海指代中国。[22] 九州：泛指整个中国。《尚书·禹贡》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尔雅·释地》《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稍有出入。[23] 窃：私自，谦词。惟：想。晦：昏暗。[24] 不佞（nìnɡ）：谦称自己，意为不才（没有才能）。两湖：湖南和湖北。[25] 教士化民：教育士大夫，感化民众。[26] 夙（sù）：早上。兢兢：小心谨慎。[27] 规：规划，引申为审度。[28] 薄海：《尚书·益稷》：“外薄四海。”薄，逼近，谓及于四海。后统称海内为薄海。咸：都。[29] 明纲：认识什么是居于主要或支配地位的事物。纲，本指提网的大绳。此指事物的关键部分。[30] 三纲：专制社会中为了维护等级制度而加以系统化的一套道德准则和礼教教条。三纲指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礼记·乐记》：“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孔颖达疏引《礼纬含文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至教：最高尚、最完善的教义。[31] 原本：起源和根本。原，同“源”。[32] 人禽之大防：人和动物之间的最大区别。防，堤岸。引申为分界线，分水岭。[33] 知类：懂得事物之间相同或不同的关系，进行类推、比较。这里的“类”，特指族类。[34] 闵：同“悯”，怜念。神明之胄裔：犹言炎黄的子孙。神明，神祇，这里借指中华民族的祖先。胄，古代称帝王或贵族的子孙。裔，远代子孙。[35] 沦胥（xū）：意为相率沦丧或陷溺。《诗经·小雅·雨无正》：“若此无罪，沦胥以铺。”[36] 宗经：尊崇儒家经典。[37] 周秦诸子：泛指先秦至汉初各派学者的著作。[38] 瑜不掩瑕：玉的光彩不能掩饰玉上的斑点。瑜，玉的光彩，这里比喻周秦诸子著作的优点、长处。瑕，玉上的斑点，这里比喻周秦诸子著作的缺点和短处。[39] 节：枝节，分枝。比喻周秦诸子著作中某些次要的合理的部分。[40] 破道勿听：意为周秦诸子著作中，凡有损于儒家伦理道德的主张，均不要轻信和采纳。[41] 折衷于圣：用圣教（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判断事物的准则。折衷，亦作“折中”，犹言取正。《史记·孔子世家》：“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42] 正权：辨正有关权势的问题。正，端正。[43] 西学：泛指西方各国文化与学术。中学：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44] 治要：研究（中学的）主体思想。治，研究。要，主要，最重要的部分。[45] 洋药：指鸦片。涤染：污染，麻醉。[46] 活：生存。[47] 萌枿（niè）：萌芽。枿，同“蘖”，意为树木砍去后重新生出来的新芽。《尚书·盘庚上》：“若颠木之有由蘖。”陆德明《释文》：“蘖，本又作枿。”[48] 益智：增益国人的智识。[49] 昧者：愚昧的人。[50] 迷者：迷惑于途的人。[51] 不为功：不能取得成就。功，功效，成绩。[52] 帖括：科举考试文体之名。唐代考试制度，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文献通考·选举考二》：“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后考生因帖经难记，就总括经文编成歌诀，便于熟读，叫帖括。明清八股文有仿于唐之帖括者，亦称之。击蒙：犹言“启蒙”。意为通过宣传教育，使后进者接受新事物而得到进步。[53] 学制：学校教育制度。它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衔接和关系。[54] 授方任能：给正直、有才能的人授职。方，正直的人。[55] 广译：大量地翻译国外文献资料。[56] 无方：没有止境。[57] 眉睫：眉毛和睫毛。泛指人的形貌。[58] 豫：通“预”。[59] 专已袭常：（治理国家）专擅而又总是沿袭过去的一套作法。已，通“以”。[60] 变科举：改变科举制度。科举，隋以后历代王朝设科考试以选拔官吏，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61] 养：养育。[62] 兵学：军事教育。[63] 练：熟练，干练。[64] 兴地利：开发地下矿藏资源。[65] 通血气：使国家交通畅达。[66] 会通：指新学和旧学之间融会贯通。[67] 固蔽：滞于一隅，不能通明。固，鄙陋，执一不通。蔽，如有物壅蔽一样。[68] 弭（mǐ）兵：息兵，停止战争。这里指裁减国家军队。弭，停止，消除。[69] 恶（wù）：耻，以……为耻。下文“恶”同此。教逸欲：“教民以逸欲”之省。自毙：自取灭亡。《左传·隐公元年》：“多行不义必自毙。”[70] 非攻教：停止对西教堂和传教士的攻击。[71] 逞小忿：发泄个人的怨恨。败大计：使国计民生遭受损害。[72] 耻不如日本：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73] 耻不如土耳其：土耳其前身为13世纪建立的奥斯曼帝国，15、16世纪最为强盛，地跨欧、亚、非三洲。16世纪开始衰落，但国力仍较强大。[74] 耻不如暹（xiān）罗：暹罗，泰国的旧称。16世纪起，泰国受到葡、荷、英、法的侵略。19世纪末成为英、法殖民地之间的“缓冲国”。相形之下，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如泰国。参见本书《游学第二》有关段落。[75] 耻不如古巴：16世纪初，古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68—1898年，古巴人民进行了长达30年的解放斗争。[76] 惧为印度：从16世纪起，葡、法、英等国相继侵入印度。1600年英国殖民者成立东印度公司，逐步在印度沿海一带建立殖民据点，1829年，英国占领印度全境。[77] 惧为越南、缅甸、朝鲜：越南，19世纪中叶，法国侵入。1884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缅甸，1824—1826年、1852年、1885年三次英缅战争，皆以缅甸失败告终。缅甸被英国占领，沦为殖民地。朝鲜，10世纪高丽王朝建立。14世纪末李氏王朝代替了高丽王朝，改称朝鲜，国力虚弱。1895年《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对朝鲜进行控制，朝鲜实沦为日本殖民地。[78] 惧为埃及：公元前7至1世纪，埃及曾先后被亚述、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征服。4世纪到7世纪初叶被并入拜占庭帝国。7世纪阿拉伯人迁入后，建立阿拉伯国家。1517年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1882年被英国侵占。[79] 惧为波兰：1772、1793和1795年，波兰先后三次被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瓜分。[80] 器：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81] 要：重要，切要。[82] 西艺：泛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83] 西政：泛指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84] 圣：圣贤，泛指中国文化传统。[85] 《中庸》：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战国时子思所作。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并提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的说法，把“诚”看成是世界的主体。宋代程颐和朱熹把它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合：符合，吻合。[86] 鲁：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国势衰弱。春秋后期公室为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所分。战国时成为小国。前256年为楚所灭。[87] 哀公：鲁国国君，前494—前474年在位。[88] “好学近乎知”几句：语出《中庸》。大意为：一个人爱好学习，就接近于智；有了一个良好的意愿，尽力地去实现它，就接近于仁；知道了什么是耻辱，就接近于勇。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弟子辑其言论为《论语》，是儒学经典之一。[89] 终之：结尾的时候。[90] 原心杪（miǎo）忽：探求事物深奥的道理。原心，推究其本心。杪，树梢，木末。忽，长度和重量的单位，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这里，“杪”、“忽”皆表示事物深奥的道理。校（jiào）理分寸：考究事物发展变化应遵循的尺度和极限。校理，本义为校勘书籍，加以整理，这里引申为考究。分寸，（事物变化）适当的限度或程度。[91] 秉礼：讲究礼义。秉，执持。[92] 齐、邾、吴、越：古国名。邾，即“邹”。[93] 瞆（ɡuì）：视力弱，看不清楚。[94] 起：拔出，取出。引申为除去。[95] 幡然：很快而彻底地（改变）。[96] 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97] 兆：百万为兆。[98] 狃（niǔ）于晏安：习惯于安乐平静。狃，因袭，拘泥。晏安，平静，安逸。[99] 《易》：《周易》的简称。[100] 苞桑：桑树之根，比喻根深柢固。孔颖达疏：“苞，本也。凡物系于桑之苞本，则牢固也。”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唐高祖》：“系国于苞桑之固。”一说“苞桑”是丛生的桑树，喻义相同。[101] 南皮：县名，属直隶（今河北）。张之洞的故乡。内篇同心第一【题解】
本篇为《劝学篇》内篇第一篇，所谓的“同心”，在文中其实有三层意思。第一层，从传统经史典籍中旁征博引，认为天下安危，有赖于士类、臣类、民类皆尽其职，同心协力。第二层，指出应对19世纪末列强环伺、瓜分惨祸迫在眉睫的危局，需要保种、保教、保国三者同时进行，彼此贯通，合保种、保教、保国三心为一心，即是“同心”。第三层，张之洞在保国、保教、保种三者之中，特别提出“保国”的优先意义，此处的“保国”实际上更多指的是保住清廷的统治，他站在朝廷命官的角度批评单纯的保教、保种不足以挽救危亡，而是应以“保国”为前提，方能实现儒家和华种的延续。[1][2]
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3]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顾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虽贱，与有责焉。”【译文】
范仲淹还是秀才的时候，就以天下为己任。程颢说：“一个地位低微的官员，假如有爱物之心，那么对人必然是有所帮助的。”顾炎武说：“保卫天下，平民百姓虽然地位卑微，也是有责任的。”
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几何？一命所济，济者几何？匹夫所责，责[4][5]者几何？然而积天下之秀才，则尽士类；积天下之命官，则尽臣类；积天下之匹夫，则尽民类。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无能倾覆之者。【译文】
一个秀才的担当，能担当多少呢？一个小官所能帮助的，能帮助多少呢？一个平民百姓的责任，能有多少呢？可是聚集天下所有的秀才，就会把读书人囊括在一起；聚集天下的官员，就会把所有的官吏包含其中；聚集天下的平民百姓，就会把所有的民众都算在内。要是所有的这些人都有扶持大局、挽救危难之心，都有冬抱冰夏握火的坚定志向，那么国家就会像磐石一样安稳，没有人能颠覆它。
是故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6][7]天下强。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劝学，官以兴能，朝廷明于上，则[8]人才成于下；艰危之世，士厉其节，民激其气，直言以悟主，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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