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宪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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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张宪文卷试读：
以更多的学术名家名品引领和推进江苏社科强省建设
厉以宁《江苏社科名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收集的成果是由10位首届“江苏社科名家”完成的，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这些成果展现出儿个方面的鲜明特色。
开阔的学术视野。从时间维度看，《文库》的内容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发展阶段，是以历史与现实相对接的思维，是对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深邃思考，也是对30多年来的体制转型与发展转型实践的理论提炼。从空间维度看，《文库》成果从不发达区域到发达区域、从省内到省外、从国内到国外，全方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其中既有区域研究的战略思考、地域特色的人文探讨，也有江苏发展的实践总结、学术前沿的讨论争鸣。
独有的思维张力。《文库》的10位作者分别对多学科的众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中既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阐释，也有让人十分叹服的实践分析。无论是胡福明在政治学领域对真理检验标准的探索，还是沈立人、洪银兴在经济学领域分别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开放理论和创新型经济理论的开拓；无论是张宪文、茅家琦、蒋赞初分别对民国史、台湾史、南京史的深层次研究，周勋初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宋林飞对现代社会学理论创新的探索；无论是顾焕章对农业技术经济研究的突破，还是鲁洁在教育理论研究上的拓展，都凸现了独有的思维张力，以及引起国内外同行们关注的开拓精神。
质朴的行文风格。细细浏览之后，感到《文库》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引用经典而不晦涩，系统阐述但不乏味。作者们的行文没有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更没有“要如何如何”的说教，而是用叙述取代推演，用事实取代空议，寓理论于事件、故事之中，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表述方式接地气，用语质朴亲切。阅读《文库》，犹如在听作者讲见闻、讲故事，在轻松有趣的交流中了解深刻的社会科学道理。《文库》是江苏社科发展的缩影。与《文库》的光芒相辉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拓展。
一是涌现出一大批有创见、有价值的理论精品，创出了具有江苏特色的社科品牌。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坚持与时代同进步、与实践共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始终站在时代潮头，以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探索、发现中华历史文化的精髓和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各自长期从事的专业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观点，推出了一批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仅在江苏甚至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由匡亚明发起主编、共200部6000万字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成为我国影响重大的原创性思想文化项目；由全省160多名社科专家编撰的14卷本430多万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是目前国内第一套全面研究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范畴的系列研究著作，得到全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是致力于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改革开放之初，以胡福明为代表的一批社科工作者，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与束缚，推动全民族思想大解放，开启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历史新时期，发挥了应有作用。在经济建设大潮中，以沈立人、洪银兴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人，在提炼“苏南模式”、总结园区发展经验、完善创新驱动战略、优化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建设目标内涵等方面，先后出版了近百部专著，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提出了近万条决策咨询建议，为江苏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撑。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决策咨询的重任，成立于1997年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已连续举办33次，先后有五任省委书记在论坛活动中向500余位专家学者问计。《文库》的鲜明特点和江苏社科界取得的相应成就决定了它的出版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价值。
首先，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系统推出10位名家的个人专集，从一个侧面展示江苏深厚、丰富的社科研究底蕴，反映江苏社科界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创新理论的探索历程，彰显江苏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辉煌成就，打造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原和高峰，传播江苏学人丰硕的研究成果、严谨的治学态度、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德学双馨的人格魅力。这是对江苏社科强省建设成果的最好展示，是对江苏社科名家影响力的再宣传、再放大，必将有助于增强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从而有助于促进江苏社科人才队伍建设。
其次，有助于引导和激励江苏社科工作者更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2月在江苏视察指导工作时殷切希望江苏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光荣使命，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实现习总书记为江苏发展明确的新坐标和新任务，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以便更好地指导和引领新的发展实践。《文库》的出版，将进一步发挥江苏社科名家对整个江苏社科界的引领、示范和激励作用，从而增强江苏广大社科工作者的责任心和主动性，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伟大实践。
我是江苏仪征人，1948年毕业于南京金陵中学高中部。我在这里衷心地向故乡的杰出学者们致敬，希望他们在各自专长的领域内做出新成绩。
(2015年5月27日）
学术小传
一 泰山之子1934年10月27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县。泰安，寓意国泰民安，历史上曾设州、府，居五岳之首的泰山南麓。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名句广为流传。泰山道观佛寺遍布，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更为历代帝王封禅祭天的神山。其间的碧霞元君祠，自1759年始，清朝皇帝每年登山祭祀，成为定制。历代帝王所到之处，建庙塑像，刻石题字，古刹名寺留下众多文物古迹。
我生于泰安南关一个大家族。作为家族长孙，小时候得到爷爷奶奶的百般宠爱。娇惯的孩子常常生病，有人说到庙里认个师父，可免却病灾。家人带我到泰山斗母宫认了师父，排正字辈，取名正海。又因族谱为宪字辈，取名宪文。
中小学时代，大部分时间处于日伪和国民党统治下。日伪时期，汪精卫的“和平军”开进泰安。听大人说，汪精卫是南京政府的，重庆还有个蒋介石。那时年少，懵懵懂懂，不知他们是干什么的，相互关系如何。
大概是1942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天才蒙蒙亮，就听见家里的狗一阵狂吠，一群日本鬼子（那时我们都这样称呼日本人）持枪闯入家门，把我爷爷和爷爷的五弟带走，关进宪兵队。日军对他们进行拷打，用烧红的烙铁烫其胸背，要他们交代怎样“通八路”的。我爷爷是地方名士，长期服务家乡，家族中虽然人口多，但没有听说哪个人与共产党、八路军有往来。日军抓不到把柄，13天后把我爷爷放回家。那时候我虽年幼，对这件事却记忆深刻。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挺进山东，在各地建立游击区，泰安南部的徂徕山有游击队活动。盘踞泰安的日军多在早上下乡扫荡，傍晚时分匆匆收缩回城，不敢在乡下久留。我常见日军骑着战马狼狈返城的景象。
1939年虚岁6岁时，家里送我去念小学，年龄实在太小，实际才5足岁。家里人前脚走，我后脚跟着回家。这样，只好第二年重新读。
1943年，我七爷爷送我去徐州念书。当时，父亲在徐州做事，母亲和弟弟、妹妹都随在身边。我和七爷爷乘的火车到滕县、临城间突然停下了，听说前面铁轨被八路军游击队扒掉了。火车停了几个小时，铁轨修好后继续向前开动，眼见路旁倒了几节车厢。新中国成立后才听说这一带当时有著名的铁道游击队活动。50年代，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到南京大学给学生作过报告，介绍他们当年英勇抗敌的事迹。
1945年8月15日听到广播，说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了！日军有些将领接受不了这一事实，剖腹自杀，以表示效忠天皇。那时我刚刚小学六年级，也懂事了。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每人手持三角彩旗，欢呼抗战胜利。徐州地处沦陷区，深受日伪统治的苦难，期盼国民政府、国军赶快回来。当时，蒋介石身着戎装的头像满街飞，其威望达于高峰。不少抗战将领成了青少年崇拜的英雄。
抗日战争胜利了，经历了八年战争劫难的广大民众，迫切需要重建家园，休养生息。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一度出现和平曙光。可是，蒋介石因坚持一党立场，没有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国共两党未能达成共识，中国大地重燃战火。国共内战三年，我在徐州经历了再临战争的苦难。
抗战胜利的喜悦，瞬间即逝。中央军军纪松弛，接收大员据国库为己有，政府官员掠夺、贪腐，收复区百姓，“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政府拉大了与民众的距离。国统区经济不断下滑，危机四伏，政府虽实施金圆券币制改革，却已难挽财政经济崩溃的厄运。决定国民党命运的淮海战役，1948年底在徐州打响。淮海战役进行了两个多月，国民政府所辖部队损失了22个军约55万人，其参战精锐嫡系大部被歼，伤兵、败兵大量流落徐州街头。战争虽然在徐州四郊进行，但城内充满战争气氛。到了夜晚，战场上的照明弹腾空而起，照亮南郊上空。我家老小和邻居们不断躲进院内自挖的防空洞。随着战争的发展，国共双方的战斗转至皖北永城陈官庄、青龙集一带。
徐州解放那天早上，听邻居讲，街上已有不少八路军。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仍习惯称其为“八路”我一个人跑上街，眼见一队队军人走过。他们穿着不那么合体的土布黄军装，显得有些土气。这第一眼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国民党败退，对失掉的城市进行疯狂报复。记得有一天，我奉母命上街购物，忽听警报声响起，我拼命往家跑。这时，敌机已临上空，炸弹像下元宵一样，一串串丢下来，在阳光的照射下分外耀眼。回家后，听说飞机炸了火车站。我家住的顺河街，距火车站不远，炸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我一生经历过三次飞机轰炸。一次是家乡泰安沦陷时，日机轰炸泰城，炸弹就在头上飞过，二叔把我扑倒在空地上；一次是抗战胜利前夕，中国飞机轰炸徐州，我和母亲、弟弟、妹妹每天躲到云龙山；第三次就是上述国共战争期间。二 入读南大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再也不受西方列强的欺侮。可是，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两次大战争已把中国社会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仅钢铁一项在1949年产量已下降至60万吨，其他经济项目也已十分薄弱。
建国初期，在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之后，1953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了“一化三改造”的政策，即实现工业化和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老大哥”对中国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主要设置于东北地区。
百废待兴，人才稀缺。在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形势下，高级人才更显稀缺。1952年大学招生5万人，报考人数只有5万余人，记得那一届只要未考“零蛋”都能被录取。知识分子受传统思想影响，仍然相信“学而优则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我的理想也很简单，被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所吸引，想当一名工程师，对进入工厂工作十分羡慕和向往。可是，1954年我报考大学却报了财政经济专业，志愿填的是北京、上海、沈阳三所财经学院。日夜奋战了几个月，到考试那天我只吃了一个烧饼，即赴考场。那一届招生9万人，全国报考人数为13万人，录取名单都发表在各大区的主要党报上。华东地区的刊登在上海《解放日报》上。1954年8月15日，终于等来了发榜的那一天。学生们都拥在邮局门口，争购当日的《解放日报》。我遍查三校录取名单，没有我的名字。是不是没有被录取？听说志愿填报只供参考，国家需要才是主要的。我不死心，再查其他学校录取名单，突然发现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名单中有个张宪文。这个人是不是我呢？是否重名呢？狐疑中，忽见《大众日报》刊载了山东劳动模范张宪文发表的谈话。我想哪里来了这么多张宪文。苦等三天，收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一封历史系学生会欢迎新同学的来信。这样，我就与历史学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为什么学历史，学历史有什么用？我当时没有感觉，更无理性认识。中学时代，我读的是天主教办的徐州昕昕中学，男女生实行分校，有一年历史课考试，我是男女生中唯一考了100分的，受到老师的表扬。记得后来1960年翦伯赞教授访问南京大学，在历史系举行的座谈会上，有的青年教师问翦伯赞学历史有什么用，翦老也未告知明确答案。
中学时代，我喜欢体育运动，并受体育教师影响，爱好体操。由徐州回山东后，1953年7月，我参加了在青岛举行的山东省人民体育大会，获男子普通组体操第3名。接着作为山东省队运动员出席华东六省一市举办的华东区运动大会。由此，我与山东省体委熟悉。当他们知道我考取南京大学以后，动员我别学历史，打算介绍我去上海体育学院学习。我爱好体育运动，但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愿意一辈子从事体育工作，仍坚持到南京大学历史系报到。
1954年8月24日，我由济南乘火车踏上去南京的旅途，从此走上漫长的历史研究的道路。
50年代，受经济条件限制，学生离家上学，携带的生活用品都很简单。我打了一个行李卷，里面捆了一条被子、一条褥子、一条床单、一个枕头、几件换洗衣服和冬天穿的棉袄、绒裤。另外，用网袋装了一个脸盆、一个水瓶和喝水用的搪瓷杯等。多数同学都是这种简单的行装。除家境较富裕的同学外，难得有人带箱子，穿皮鞋，戴手表。
1954年，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发大水。我在火车上沿途看到各地遭遇水灾。从安徽蚌埠往南，许多乡镇、农田都泡在水里，洪水漫过铁道，火车基本上是在水里行进，隐约可见水中的铁轨。车过临淮关，其城墙也有半截浸在水中。当时尚未修建长江大桥，火车抵达浦口后，车厢被拉上长江轮渡，乘客依然坐在车厢内。经过差不多两小时的折腾，轮渡把火车运至江南，抵达下关火车站。候车室内有南大的一群老同学在迎接新生。
大学四年，终生难以忘怀。我们班上50多位同学，有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调干生。大家思想都很单纯，遵守校纪校规，听党组织的话。班上共产党员多，有党支部、团支部，我在入学第二年加入共青团。
南京大学在1949年前原名中央大学，设于成贤街。那里地方小，无法进一步发展。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将工学院留在原址，成立南京工学院，而将文、理学科院系迁往地处天津路、汉口路的金陵大学，合并建立新的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周边空地多，有许多菜地、农田、树林、高坡，甚至还有坟地。依照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设想，像南京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要发展成万人大学。当1954年我们入学时，南大的学生有3300人，原来中央大学的一些社会学科、经济学科、法学院系，不是被撤销，就是被并入其他大学。当时，文科只剩下中文、历史、西语（英、德、法语）和俄语系。
我们入学时，生活标准都很低，伙食标准每月9元3角，应届高中毕业生由国家全包，各种费用全免，调干生也只缴纳伙食费。那时南大没有像样的学生餐厅，只在南园盖了两个特大草棚。学生用餐、全校师生大会，包括学生晚自习都在这两个大草棚内。学生用餐，8个人一桌，每顿饭都由一个学生轮流值日分菜，每人一份。草棚中央放着若干大饭桶，学生自由取饭，从未感到不够吃的。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大学教育全面学习苏联，否定欧美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当时两种教育制度优劣在何处，对刚入学的年轻人来说，根本就弄不清楚。我们1954级新生每人收到一个小型的蓝布封面记分册，最后一页印着学习完毕“经国家考试合格，换取专家证书”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怎么会成为专家呢？没有哪位老师解释过，那个时候也未看到哪个系的同学参加过国家考试和获得专家文凭。这大概也是苏联教育制度的一个表现吧！
历史系除开设两门通史课程及一些历史学选修课外，还开设了几门考古学课程，如梁白泉先生讲授的“原始社会史”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讲授的“秦汉考古”曾院长是中国著名的女考古学家，早年留学英国，终生未嫁，是晚清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后裔。在阶级斗争意识泛滥的年代，这种无法选择的出身成为沉重的政治包褓。1964年她在南京灵谷寺跳塔自杀，十分遗憾。我受曾昭燏院长影响，也读过一些考古学的著作，因而对考古产生浓厚兴趣，以至于今天我仍十分关注考古事业的发展。大学四年级时遇上南京博物院组织力量第三次发掘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个遗址在长江以南具有代表性。我和同班瞿季木、宋堃等7位同学参加发掘实习，成立考古队，于1958年4月3日在南京博物院著名考古学家尹焕章先生等指导下，开始了发掘工作。我们每个同学负责一个坑位。整个发掘工作进行了大约两个月时间，我们学会了如何判断历史文化堆积层，熟悉了新石器时代的各种器物。该遗址清理出大量文物，其中包括各种石器、陶器和珍贵的卜骨、卜甲等，还有若干具当时的人类骨架，我们都会小心翼翼地用特制工具将骨架挑剔出来。实践中我们学会了考古发掘的一些基本技能。
我们都以该遗址为主撰写毕业论文，我选定的论文题目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特征”这篇毕业论文在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曾被校方选送至北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勤工俭学科研成果展览。论文被《考古学报》看中，准备发表。我将文章送给南京博物院征求修改意见，他们却阻挠发表，说是要等他们发表了发掘报告之后，才允许发表我的论文，其学术垄断的作风可见一斑。我作为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也无可奈何。事实上，北阴阳营遗址的发掘报告，在许多年之后才整理出版。
那个年代，南京大学的学习气氛还是比较浓厚的，学生的活动也比较多，对校长、著名学者特别关注，议论也多。1957年“反右”后，中央加强高校领导，原云南省省长郭影秋调任南京大学校长。南大以及后来郭校长就职的中国人民大学，都流传着他的许多“佳话”他曾手持介绍信去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报到，惊呆了人事处的干部。他不仅关注国家政治及学校发展，也十分关注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他常深入学生房间和学生食堂。我在担任学生会体育部长时，有一年国家运动队一大批著名运动员来南京活动，我通过熟悉的运动员把他们请来南大与学生联欢，在灯光球场举行舞会。事后，郭校长批评我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请他出面接待。那时，我作为一名学生，既想不到什么礼节，更不敢去惊动校长。1957年他刚调来南大，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学生们都争睹新校长风采。散会时，他请全体女生留下来坐在操场中间，用自己背的相机给女同学照了一张合影。有的男同学对此有点“吃醋”次年，一位男生给他贴大字报，问他为什么只给女生照相？郭校长在复信中说：我为什么不能给女同学照相？”郭校长在南大工作6年，在师生中威信很高，大家都很尊敬他。他在南大工作中的最大缺失是不盖房子，每年都将基建经费上缴。他在教师大会上说：国家有困难，我们要勒紧裤腰带熬。”他的治校风格与后任校长匡亚明完全不同。匡校长一到南大，就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说：国家给你钱，你就应该花掉，否则是破坏国家计划。后来，郭影秋校长也认识到不盖房子，确实给南大带来许多困难。郭校长十分喜欢历史，他在云南工作时，作过李定国的历史调查，编辑出版了《李定国纪年》。他多次与历史系师生研讨明清史。他用《李定国纪年》的稿费2000元，给学生会买了一套大型乐器。
我对学习历史的目的性虽然不那么明确，但是学习态度还是认真的。1955年5月20日校庆纪念大会上，表彰了全校160名学习较好的同学，我和历史系其他的同学共12名也在其中。是年12月10日，学校领导又在大操场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宣布1954至1955学年优秀生和优秀班级名单。学生们都坐在操场上。会议由团委副书记陈炳湘主持，副校长李方训讲话并颁奖。全校共评选出甲级优秀生7名，乙级优秀生39名。历史系甲级优秀生为陈得芝，乙级优秀生为孙应祥和我。学校给每个人颁发奖章一枚和奖金若干（甲级30元，乙级10元）。当时，全校有3000多名学生，历史系也有100多名学生。当喊到我的名字到前面领奖时，我从没想到自己会获奖。
1954年我考入南大时，正好有山东师范学院体育系刘德池、马庆贺两位老师来南大任教。他们认识我，并在体育教研室宣传历史系有一个新生体操练得不错，是山东省代表队的成员。这样，我就被拉到学生会体育部当了一名干事。当然，在体育部的学生工作都是业余的、自愿的。后来，高年级同学离开，由我担任了体育部长和团委军体委员。三年间，我常协助体育教研室组织学生参加省、市的一些学生运动会和其他竞赛活动。那个时候，南大的体育活动十分活跃。同学们都十分注意锻炼身体，每天下午4点钟，操场上跑步的同学如潮水一般，少说也在千人以上。四年级时，我放弃了学生会的义务工作，回到班级被选担任团支部书记。1958年7月4日毕业前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京大学历史上也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流行性感冒，时间大约在1956年春夏之交，迅速在全校学生中蔓延开来。由于传染性强，患病学生达数百人。学校临时将大操场西边的两个特大平房教室（每间可容200人）作为病房，用一部三轮小汽车往返南园与北园间拉送病员。我们班上也有许多同学病倒，我多次往返护送他们。大家痊愈多日之后，我也病倒了。我拿着铺盖离开宿舍找了个地方自我隔离了几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居住条件简陋以及人们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在集体生活环境中，各种寄生虫很多，当时南大学生宿舍有很多臭虫或跳蚤，大家想方设法灭虫。除在床缝里抹上许多六六粉等杀虫剂外，到了夏天，学校多次集体行动消灭臭虫。总务处在南园空地上放一些大铁桶烧开水，许多同学将自己的草席放进滚开的热水中，将臭虫烫死。这种土办法确实有效。几次灭虫大战，南园宿舍的臭虫基本被消灭光。这段校园生活俭朴而又快乐。
新中国建立以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多数民众生活在紧张的政治空气之中。
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中，坚持进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取得政权初期，实施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以及抗美援朝运动之后，在知识界和干部队伍中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
第一炮瞄准了电影《武训传》。武训，出生于清道光年间的1838年，山东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武庄人。家境贫寒，一生靠乞讨兴办义学，在当时和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誉。民国时期，其义学精神也广为传颂。1951年2月在全国各地上映了由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主演的《武训传》，受到社会各方的好评。但是，几个月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年5月20日）说这部电影是歌颂和宣传“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号召开展关于《武训传》的讨论，矛头直指编导孙瑜和演员赵丹。当时，江青还组织所谓的调查组去山东武训家乡调查，事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完全歪曲事实，把武训描写成向封建势力奴颜婢膝的“奴才”。
出于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握政权后，在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加强清理资产阶级思想，并试图消灭资产阶级思想。
大约在1952年上半年，在高等院校开展了最早的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每一位教师都检查了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表现。1954年，即我们刚刚入学的那一年，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范围广阔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国共产党认定胡适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最重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要清理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资产阶级观点在学术界各领域的表现，就必须批判胡适。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胡适个人及其各种学术思想和观点作了全面批判，可以说除白话文以外，把胡适说得一钱不值，批得体无完肤。不少文章缺乏理论和事实根据，常常无限上纲，把胡适痛批一通。有关批判文章汇集成多卷本的《胡适思想批判》，在全国广为发行。高等学校文科学生也卷入了这场批判运动。但是由于对胡适思想缺乏了解，学生自身更缺乏理论修养，所谓批判，也只能起着呼喊口号的作用。经过这场批判运动，胡适的形象在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受到很大损害。
1955年，毛泽东主导发起了对胡风的批判。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出胡风和学界朋友之间的往来信函，这些信函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很快，胡风和他的朋友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49年后第一个发生在精英知识分子中的冤案。从此，中国知识界鲜有敢说真话的人了。这一事件，不久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在各党政机关和高等院校全面展开，南京大学也不例外，正常的教学科研受到干扰和冲击。可以说，肃反运动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除“三反”以外，在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内部开展的一场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在1949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由农村转入城市之初，确使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出现一片清新气象；干部也比较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甚受民众好评。可是，进城没有几年时间，许多共产党干部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开始变化，不少人日益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严重，贪污腐败滋生蔓延。面对这一影响全局的严重现象，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特别要求党外朋友帮助整风。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许多群众也卷入“大鸣大放”曾经和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一些民主人士，向共产党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意见，流露了对官僚领导的不满情绪，有的也仅仅是向自己的领导指出了些不痛不痒的缺点。对于这些推心置腹的意见，中共的领导人坐不住了。
南京大学师生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表现活跃。在“大鸣大放”阶段，有几件事很有影响。一是南京大学部分师生在新街口的《新华日报》社贴大字报。在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当时学生与市民群众堵塞了新街口的交通，这件事惊动了毛泽东。另一件事是毛泽东批评南大党委书记陈毅人右倾。当时陈对压制群众大鸣大放的做法有些想不通。再一件事就是历史系讲师刘敬坤（中央大学时期中共地下党员）在南大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是什么东西害了南京大学”向南大党委提了几条在今天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缺点。后来，刘敬坤被打成“极右派”送去“劳动教养”还有一件事就是学生冲击斗鸡闸“将军住宅”。1956年至1957年间，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上将住在南大附近的斗鸡闸（原何应钦公馆，今为南京大学国际交流处办公室）。斗鸡闸大门坐落在当时较为简单的南大北园校门之内。钟期光经常晚上回家甚迟，座车司机常与南大门卫发生纠纷，从而引起部分学生不满，认为钟期光上将搞特权。大鸣大放阶段，不少学生贴钟期光将军的大字报，向斗鸡闸院内扔石块。这些学生后来有的也被划为右派。
毛泽东十分关注南京大学在整风反右中的表现，据说后来还补拍了一些纪录片。南京大学师生中大约有两百多人被划成资产阶级右派。历史系教师党支部三位支部委员均被划为右派，这三名支委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其中，支部书记郭勋没有任何所谓右派言论，只是不满南大党委将支委刘敬坤划为右派，因而郭本人也被划为右派，其后郭勋在校内被监督劳动，吃尽苦头。“反右”斗争中，历史系除一年级外，每个年级都有5名至7名学生被划为右派。值得一提的是，广大师生被划分为左派、右派和中间派，中间派又分为中左、中中和中右，中左是靠拢党的，中中是政治态度不明朗的，中右则与右派差一步之遥。许多所谓中右分子的材料装入个人档案，本人并不知道。据说，当时全国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数有五六十万。“文革”后，给右派摘帽平反，恢复名誉。北京只保留了几个大右派。南京大学也曾试图保留刘敬坤一个人为右派，遭到历史系党总支委员的一致反对。“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在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派员携草案赴各省征求意见。我曾在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听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廖盖隆宣读决议草案，其中讲到反右运动整个是错误的。可是，该决议正式形成后，反右运动被改为“扩大化”，这在政治上和实践中如何理解、如何说得清楚，人们是有疑问的。三 初出茅庐
留校任教
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1958年7月开始毕业分配，照例学政策、表决心、宣布分配方案、整理行装、办理离校手续。时间大约一周到十天。那时，我们每人都要表示决心，服从分配，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时期政治空气仍十分浓厚。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有人提出，大学毕业生的待遇太高了，要降低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由最低59元降为53元。新形势下，我们1958年毕业生到底去向何处？这是应届同学最为关心的。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以祖国需要为理想，甚少有同学想回原籍工作，只希望有一个专业对口的岗位。当得知我班分配方案有4名去青海、3名去山西、2名去黑龙江等边远地区后，不知为什么我总认为自己可能被分配去青海，因此整理行李用品做了去青海的准备。有一天走在校园内，遇到校团委书记潘洁同志。她向我打招呼，告诉我说：“你留校了。”听到这一消息，思想上并未荡起太大波澜。
大学四年，我为南大的学生体育作了一点贡献，与体育老师们相处较好。毕业了，体育教研室以全体教师的名义送我一份礼物——纪念册。体育教研室主任钟季卿教授以浓重的宁波口音找我谈话，动员我去体育教研室工作。我依然坚持自己的理念，体育运动是我的爱好，可我不愿以此作为终身职业。我十分礼貌地谢绝了钟季卿老师的诚意。
我到历史系报到，当了一名历史学科的助教。
报到第一天，系主任韩儒林教授找我班留校的4个同学谈话，宣布我教中国现代史。一下子把我从最喜欢的考古学拉到了比较为难的现代史教学。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被安排。当时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只有6位教师，即陈恭禄教授、王栻教授，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师，另外4位年轻教师中年龄最大的是茅家琦，31岁，年龄最小的是我，24岁。用今天的年龄标准衡量，陈、王两位仍可说是中年教师，可是他们当时已是享誉史坛的著名史学家。我初登史学教学讲台，不知道应该如何授课，系党政领导为我举行了试讲活动。我不知道如何写讲稿，借了王荣先的讲稿来参考。王荣先是由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调到历史系的，原来教中共党史，比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有教学经验。那个年代教中国现代史有诸多困难，第一，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教学体系中要突出红线（革命力量）、批判黑线（反革命势力），多讲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第二，要以毛泽东著作为教材，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与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只能作为参考书。毛泽东的著作，大家都很熟悉，但如何进行教学是很大的困难。第三，没有任何教学参考资料，只有一套《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活页，中宣部编印，时称“三口袋”，并限定只给中共党员教师阅读。实际上这套资料只是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文件，没有任何保密性。第四，谈不上科学研究，没有研究著作出版，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或解读。当时出版的两套丛书，一是《红旗飘飘》，一是《星火燎原》，基本上是革命史和革命战争回忆录。
任教后，我尝试着做点学术研究的工作。195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40周年纪念日，我写了两篇关于五四运动的文章，一篇为《谈谈五四运动领导问题》，一篇为《五四运动在南京》。两篇文章虽然都由系里印出来，但未正式发表，特别是第一篇受当时的意识形态观念影响甚浓。60年代初，又写了一篇关于五四时期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认识的文章，内容涉及孙中山、陈独秀和李大钊，文章交给《南京大学学报》后也未发表。几年后，原南京大学党委主管意识形态的戈平副书记在闲谈时告诉我，李大钊在1927年被捕后有变节行为，因此那篇文章不能发表。同时我也发现报刊上介绍李大钊事迹的文章确实少了。“文革”后1978年，我又写了关于李大钊的文章，题目为“李大钊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主旨是为李大钊恢复名誉。文章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张静如教授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李大钊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是“文革”后最早客观评价李大钊的文章，从而受到当时学界的关注与肯定。
那个年代从事中国现代史或中共党史教学的教师，不太敢搞本专业方面的学术研究，因其内容的敏感性，生怕犯政治错误。茅家琦老师由南大教务处调到历史系后被安排在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工作，除教中国近代史主干课程外，还开设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我们两人商量，他研究民族资本主义，我研究官僚资本主义。当时，我坚持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身）查阅有关经济史的档案，也做了不少资料卡片。差不多做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我感到自己缺乏经济学理论功底，最终没有继续下去。后来我与王荣先老师商量，合作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中国历史，把研究的目标和范围放在五四时期文化运动方面。两人多次一起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五四时期的期刊和报纸。实际上也没有坚持下去。
从1958年毕业留校工作，我主要给历史系各年级讲授中国现代史。进入60年代，教研室的教师不断增加。那个年代，国内高校学术交流甚少，国际交流更谈不上，学术上十分闭塞。大概在I960年前后，我们发现南大有一大批中央大学时期由重庆运回南京尚未开箱的图书，都堆放在北园东南角的大草棚内。既然自1946年后十多年无人过问，我们决心把它弄到历史系来。我和杨振亚、黄双宝老师花大力气打开一个个木箱，发现有些书不仅已经霉烂，而且虫蛀十分严重。我们用了几天时间，选了一大批民国时期的珍贵出版物，弄回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辑目录、上架陈列，供教师教学研究参考。不久，被校图书馆发现，想将其中一部分书要回去，我们“耍赖皮”没有给他们。
大跃进年代
1958年，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号召下，农村掀起了建设人民公社的高潮，城市则开始到处大炼钢铁。面对三面红旗，南京大学师生不能置身事外，必须要以实际行动积极投入。南京大学大炼钢铁，是由历史系我们班级开始的。当时，中共中央提出15年“超英赶美”全国要年产1070万吨钢。
我们年级虽面临毕业，在党支部带领下，仍最早投入了炼钢行动。我们在南园8舍南面东南角的平地上，挖了一个大坑，大约有一人多深，从化学系实验室借来一个坩埚。这种坩埚是用来熔化金属或其他物质的，它多用陶土或白金制成，能耐高温。我们把所谓“炼钢原料”放入坩埚，点着燃料，用鼓风机吹，其中的温度至少1000度以上，我们这些科技盲也搞不清楚如何操作，总之，将原料都熬化了。班上指定我和周继中两人，穿着耐火衣，手持钢钎在坩埚内搅拌。由于温度过高，在坑边也只能停留十多秒钟，最后用大金属夹子将埚提出来，把“钢水”倒入预先准备好的灰堆上，等待冷却。炼出来的是钢还是铁渣，谁也搞不清楚。这种行动，获得校党委的充分肯定。接下来，大炼钢铁在全国遍地开花。南京大学指定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学生炼钢铁。中文系由政治辅导员陆锡书（后来调到南京建筑工程学院任党委书记）负责，历史系则由我和吕作燮老师负责。我们带领学生在上海路和金银街交汇处路西的空地上，用耐火砖砌了一个小高炉。这些耐火砖主要是同学从校内民国时期建筑“小洋房”的壁炉中扒出来的，还拆了校内一些房屋的钢窗。当时，孙叔平副校长住在小粉桥一号（今拉贝故居）同学们去他家拆壁炉时，听说他十分不高兴，也只好忍着。同学们还到其他地方弄来石英石、铁矿石等原材料，就这样敲敲打打地炼起来，却也炼出一些“钢水”由于把钢窗也拿来炼钢，同学们戏称是“以钢炼钢”大家抬着炼出的“钢块”扎上红绸子，敲锣打鼓地去党委报喜。校党委书记、校长郭影秋站在戊字楼前热情地给同学们以鼓励。有一天，炉子坏了，同学们昼夜连续干了几天，十分劳累，我和吕老师决定让他们回南园宿舍睡觉休息。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南京市政府决定第二天“放卫星”要全市炼出XX吨钢。南京大学也接到通知，要报告钢产量，而我们的小高炉炉膛坏了，怎么办？历史系党总支要求我们立即把同学喊回来修炉子。我说炉子修好，也干不了啊！我勉强快步去南园学生宿舍大声喊同学起床，赶快去工地修炉子。当时，我和吕老师已几天几夜守在高炉旁，累得眼睛一闭就打瞌睡。我们只好买包香烟抽，以刺激一下神经，坚持工作。
大跃进不光大炼钢铁，所有工作都要大跃进。最典型的是体育也要大跃进，当时规定同学的体育成绩都要达到劳卫制合格。其中百米及格成绩为13秒8,许多同学达不到。于是“挑灯夜战”晚上一次一次地在操场上跑。有的干脆弄虚作假，当同学跑出10米之外，才开始掐码表计时，这样成绩自然合格，班干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着没看见。
伴随着社会上各行各业大跃进，教育战线也开展了教育革命。一方面，教师带着学生编教材，譬如一年级同学编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给三年级同学学习。因为中国现代史课到三年级时才开出。每个年级每个小组都办“杂志”由小组把每个同学的课程作业、读书报告，汇集在一起，装订成册，起个名，画个封面，就是一本“杂志”每个年级可以办许多“杂志”另一方面，全系对老教师的著述、学术思想开始大批判，最具代表性的是1958年10月16日在校大礼堂举行了批判陈恭禄教授的大会。陈恭禄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撰写那部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后来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部定大学教科书。大学毕业后，他从武汉转南京金陵大学历史学系教书。一生除做学问、教书外，未参与过政治活动。他未出过国或留学，戏称自己是土博士，王绳祖是洋博士（王教授早年与陈恭禄教授在金陵大学是同事，两人关系很好。王留学英国牛津大学）陈恭禄教授因那部著名的《中国近代史》而遭难。陈伯达批判他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导致陈老师终生不得翻身。对那次批判大会，陈恭禄教授并不服气，我清楚记得他由大礼堂返回教研室后，将雨衣（那一天是阴雨天气)往桌上一摔，表示对批判会的不满。陈老师学术造诣深厚，他开设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课程，对我影响甚大。“文革”结束后，我开设了“中国现代史史料学”课程。陈老师对太平天国历史与史料十分熟悉，茅家琦老师研究太平天国史，应该受陈恭禄影响。“文革”前夕的1965年下半年，陈老师查出胃癌，我送他去鼓楼医院住院。1966年秋，“文革”开始后，陈老师被红卫兵拉到学校批斗过一次，不久去世。两年前，工人出版社再版了陈恭禄教授的《中国近代史》。
高等学校开展教育革命，培养人才，提出“两个结合”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工农相结合”在大跃进年代及其以后的时期，我常常被系领导安排带领学生下厂矿、去农村劳动，编写厂矿史。1958年11月7日，我带领1955级的唐玉田、吴家坤、霍光汉、翟国璋、杨如林、王迅、曹惠民等7位同学，去贾汪煤矿编写“贾汪煤矿史”当时该矿隶属于徐州矿务管理局。徐州是矿区，周边多煤田。我们先到徐州市委、徐州矿务局作了汇报，带着介绍信乘短途火车直达贾汪。我们8个人住在一起，在工人食堂吃饭，每天到各科室搜集材料，找老工人和部分干部谈话。依照规定，我们必须下矿井体验工人劳动生活。我们常跟着工人师傅去“掌子面”（采煤的地方）我们不会使用采煤机，也只是在旁边看看，下班后再跟着工人返回井上。工人最危险的工作是回收矿柱。当一些“掌子面”的煤采完后，支撑在那里的矿柱都要收回来，移往他处使用。而那些采空的“掌子面”往往会塌陷下来，再也不能去那里。矿区地面出现下凹的现象，即是这种原因造成的。有一天，工人回收矿柱，我们8个人分配给8位8级工（工人最高技术级别）带领下井。带我的工人为防危险，不让我去“掌子面”让我坐在巷道边等候，他去拖矿柱。除头顶上矿灯有一丝光亮外，周边一片黑暗，死一般的寂静。我当时想，如果工人把我忘掉或找不到我了，后果真难设想。矿上生活留给我最不好的记忆是食堂满是苍蝇，我们就在这种环境中吃了50多天，根本谈不上卫生。
12月30日结束编写“贾汪煤矿史”的任务，回到了久别的南京。晚上参加教师元旦联欢会，已调往南大幼儿园工作的历史系教务员戴淑庄老师也回来参加联欢会。戴老师是数学系主任叶南薰教授的夫人，孙钟秀院士的岳母。那时，一个系的工作人员很少，历史系有一个工勤员，一个教务员，一个系秘书。戴淑庄像大管家一样，管着系里的种种事务。她在联欢会后拉住我，要介绍南大幼儿园刘可文老师与我认识。我答应了，并约好元旦那天上午去幼儿园见面，中午到小桃园戴家用午餐。
大跃进期间，编写各种厂矿史、农村史，遍地开花，进入高潮。历史系先后派师生到宜兴编陶都史，到常州编大成纱厂史，到苏北盐城编新四军军部史和苏北盐场史。1959年正值新中国建立十周年，江苏省委宣传部拟组织队伍编江苏十年史。早在1958年10月20日，省委宣传部长欧阳惠林召集会议，动员历史学系一批学生下基层搜集材料。1959年春，调南大历史系几位教师，其中有蒋孟引、王荣先、洪家义和我等人，先后集中在中山东路、洪武路口的江苏省历史研究所，和该所研究人员以及从外地借调来的人员，共同进行江苏十年史的编写工作。这项工作花费几个月时间，后来搬到中央路历史所办公新址继续工作。经过多次修改，顺利完成了这部著作。
1959年秋，系里决定1956级同学分成两批外出做社会调查。一批由洪焕椿老师带领明清史组去苏州进行明末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史料调查，一批由我带领去南通唐家闸大生纱厂进行张謇企业历史调查，与我同行的有陈恭禄、王栻两位教授。同学除参加部分劳动外，主要搜集、整理大生纱厂的企业档案。大生纱厂的档案很多，装在木箱内，堆满一个房间。同学们翻箱倒柜，进行整理，做了大量卡片。因为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完全靠人工抄写。几十个同学抄的卡片，后来带回历史系，放在系资料室，“文革”中均不知去向。
在大生纱厂进行社会调查，差不多用了两个月时间。工作结束前，陈恭禄要去上海师范学院探望朋友。南通、上海间只有轮船通行。茅家琦老师不放心陈恭禄一个人去上海，建议我与他同行，以便照顾。当时我们两人坐船抵达上海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找旅馆住宿十分困难。陈恭禄有些抱怨，说如果只他一个人的话，可以去朋友家住，我说咱们只好住澡堂。五六十年代，许多城市的澡堂在晚上洗浴结束后，均接待旅客住宿，价格也很便宜，都是睡在躺椅上。陈恭禄唉声叹气，说一辈子第一次住澡堂，很不愉快。像陈恭禄这种大教授，哪里遇到过这种低层次的待遇。第二天，他也不去看朋友了，我们两人买了火车票直接回南京。当时南京下关火车站所在地热河路正在翻修，马路挖了很长的深沟，上面放了一些木板条供路人行走。这些木板条颤动着，陈恭禄胆小不敢走动，怕掉入坑内。我搀扶着他，艰难地一步一步走过热河路才上了公共汽车。后来他在教研室的老师面前，一再向我表示感谢，说如果没有我陪同帮忙，他即使回到南京也无法回家。
大跃进期间，不断地搞爱国卫生运动，周末不是全校大扫除，就是除“四害”经过全校的集体行动，学生宿舍中的臭虫，早已消灭殆尽，但是老师的集体宿舍，臭虫还很猖狂。有的老师不怕臭虫。记得我刚毕业时，校产科分配我与某老师同住一间房，我坚决不干。我知道他不怕臭虫，其房间臭虫到处爬，半夜里开灯捉臭虫，实在可怕。有一位外系教师，其父与他同住，这位老爷子，房间墙壁上满是他摁死的臭虫血，触目惊心。有一天，南京市统一行动，要消灭“四害”之一的麻雀。全市各家各户、机关、学校，大家一齐在上午10点钟，敲打各种铁器，如脸盆等，吓得麻雀不敢落地而一直飞，最后累死坠地。全民动员用这种土办法灭杀许多麻雀。
我系除八九位老教师外，基本上都是年轻教师。许多教师结婚，都是我帮忙张罗。教师按习惯送份子钱，最初是每人5角钱，后来改为1元钱，加在一起有几十元钱，还是很顶用的。青年教师结婚，学校可以分配一间房，房租不到1元钱。校产科可以借给一张棕绷木床、一张双抽桌、两只木凳。结婚典礼常在晚上进行，将会议室布置一下，摆些糖果、茶水，由领导讲讲话，致些贺词，教师们闹腾一番，最主要的节目是叫新郎、新娘讲恋爱史，让两人共啃吊在空中的苹果，然后送新人去洞房。南大住房一向很紧张。青年夫妇生了小孩，家中来了老人帮忙照顾，常常是两家家属同住一间房，左右各一半，“互不侵犯”。
三年灾害
大跃进，这种史无前例的盲动行为，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当时不断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架桥梁”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共产主义似乎已在眼前。有的群众扬言“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干部能下海，群众能擒龙”许多干部头脑发热，说现在粮食亩产万斤，粮食多了，要赶快盖仓库。南大党委副书记陆子敏一天晚上在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党员大会上说：南大明年吃饭不要钱。”全体党员热烈鼓掌。学校宣传城市里也要成立人民公社，大家都要吃食堂。在教研室讨论时，王栻教授说，我有十二指肠溃疡，吃食堂不方便，怎么办？王栻是3级教授，当时的工资为230元，能够养活8口人，他的子女很多，有6个儿子。他住小粉桥陶园宿舍区，平时饮食比较讲究，早上从珠江路买回的早点，要师母先尝尝，如果好吃，王老师才动筷子。王老师是浙江温州人，家乡养成的生活习惯，比镇江出身的陈恭禄老师讲究得多。实际上那时的生活质量远不如今天。老教师们的住房也不宽裕，家里有两只布质小沙发、华生牌的小电扇，就很使人羡慕。记得“文革”结束后，南大仪器厂为全校教职工做台式电扇，每人只许买一台，价格50多元。历史系刘毓璜老师的夫人舍不得花钱买，同事们一再说服刘师母买一台。
1959年下半年，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社会破坏性已经开始显露。彭德怀回湖南家乡调查，将发现的诸多问题，坦诚地报告毛泽东主席。可是，庐山会议却批判彭德怀为右倾机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这种斗争，按照以往做法，会上挂下连。南大也批判了两位中层干部，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宣布他们的所谓错误。历史系经过摸底，两位老党员教师受到批判，一位被批革命意志衰退，一位被批闹个人主义，他们两人多次在党支部大会上作检查。
I960年，人们的生活日用品开始紧张起来，各种生活必需品要凭票供应。除粮票外，食油、鸡、鱼、猪肉、蛋、布、棉花等，也要凭票供应，买家具要凭结婚证，自行车、手表也要凭票购买。记得有一年历史系分得一张自行车票，系办公室主任询问我要不要。学生时代，我的饭量大，大家混在一块吃食堂，显不出来。毕业留校后，教师每人每月28斤粮票，我一个月的饭票20天就吃光，每个月都由系里的女教师和刘可文支援我。1960年以后，大家肚子里的油水少了，连带粮食也紧张了。我和妻子刘可文每天计划着吃粮，有时晚上饿得不行，两人把第二天的早餐也吃掉了。老师们都在校园里或宿舍旁种菜，有的还种胡萝卜和蚕豆，作为主食的补充。各个系都把校园里的草坪挖掉，集体种蔬菜。我常带领全系教师种菜，收割后只能卖给南园食堂，不许集体私分。我们把卖菜的钱积攒起来，抽空一起到街上高级餐馆吃一顿。一方面解馋，另一方面也是想增加点油水。困难时期，政府允许一部分餐馆高价供应鱼肉等荤食，食品店也有高价点心供应。记得有一天，我系种菜已经攒了一些钱，决定全系教职工去中山陵博爱坊左侧的餐馆吃鱼。全体老师乘公共汽车下午3点多钟到达，先占好餐桌席位，在那里看书聊天。5点多钟吃完饭后，纷纷起身乘车回城。那一天特别冷，我因吃了荤菜，加上天冷受凉，回到家后，半夜里上吐下泻。这顿饭，营养没有补上，反而遭了罪，得不偿失。由于家家户户粮食紧张，副食品供应不足，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闹浮肿。有人饿了，就吃辣酱、喝酱油。当时说，三年经济困难，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华大合唱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我们认为天灾和苏联逼债是客观事实，那时大量优质农产品输往苏联，如花生、鸡蛋等，但是人祸尤为重要。大跃进、人民公社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破坏了生产力，搞乱了生产关系。
1962年虽然实践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经济的整顿、提升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毛泽东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面对困难的经济形势，毛泽东仍然继续强调抓阶级斗争。各地开展的“四清”运动，在农村干部中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青也由“后宫”走向前台，借搞革命样板戏，否定传统戏剧，称传统戏剧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中，英雄人物被典型化、偶像化，描绘得完美无缺。这些英雄人物形象都是“高、大、全”没有家庭、没有爱情、没有温情，没有七情六欲，只有空洞生硬的革命说教。党和群众都被抽象化、概念化了，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使人们感到可望而不可即。
1961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董必武在纪念大会上再次号召重修清史，研究民国史。可是，由于毛泽东不断强化阶级斗争，故无人敢于响应董必武的号召。民国史仍然是人们望而生畏的学术荒地和研究禁区。“文革”之难
1964年“四清”运动（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内容，前期在农村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之后，匡亚明提出要建南京大学溧阳分校，使文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以发扬延安抗大精神。为了加强战备，中央决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化工学院和南京大学四个学校的尖端专业内迁，新建校址代号为651、652、653、654工程。南京大学选定京广铁路以西属于三线地区的湖南常德郊区，以654(965年第4号）工程名义建设湖南分校。从1965年至1966年“文革”开始，差不多用了近两年时间在常德建成了一座相当于南京大学本部规模的新校区。我临时抽调至校办搞迁校。回顾南京大学的办校历史，多次受到折腾。先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如前所述，南京大学的一些院系被撤销或拆散或调离。1958年，以历史系学生为主，在栖霞山开垦农场，实际上要建与工农相结合的分校，后来到60年代初被撤销，至今还留有公共汽车“南大农场”站这个历史遗迹。1965年至1966年开始建设湖南分校和溧阳分校，后又因“文革”两分校师生全部返回南京。
1966年6月2日，继北京大学“六一”事件之后，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发生“六二”事件，矛头直指校长匡亚明。学校秩序开始混乱，两个分校的建设也停顿下来。我提出回历史系去，党委领导让我留在校办帮忙。南大师生最初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个阵营，继而在“1•26夺权”后保守派消失，造反派占据统治地位，成立了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学校各级党政机构、各系各专业，都陷入瘫痪状态，出现无政府主义局面。运动开始时，声称学校停课半年，搞“文化革命”工人、农民不得介入。谁知越闹越大，工人、农民都陆续参与进来，局面越来越难收拾，最终演化成为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
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断在晚间新闻联播时发布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干部、群众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电台广播，不少人一字一句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一个不漏地记录下来。听完广播则排着队敲锣打鼓去江苏省革委会“报喜”实际上省革委根本无人，完全是一种“仪式”“报喜”群众往往是在马路上绕一圈各自回家，次日必然组织学习，领会“最高指示”精神。有一次，毛泽东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要办。人们则把其理解为文科可以不办了，对文科师生造成很大迷茫。
在“文革”混乱状态下，湖南分校决定不办了，全部校产转给军事系统，他们办了一个国防工厂。当年教育部投资870万元，这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后来连一个板凳也未拿回南京。混乱状态稍平稳后，我回到了历史系。
1969年10月的一天下午，大约4点多钟，学校广播台通知，要求全校教职员工迅速到大操场集合，听候传达“重要指示”不久，校军宣队王政委乘吉普车从省里赶回学校，在大操场宣布了林彪的第一号战备命令。说现在要准备打仗，疏散人口，全校师生全部步行去溧阳农场，次日晨7时在校门口集合，留气象系守护校园。这突然的决定使全校7000多名师生毫无思想准备，教职工们来不及安排家庭生活，老人小孩也无法安顿好，甚至有的老师身边没有粮票，外出怎么生活。我的邻居孟克夫妇（后来孟克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有两个年幼小孩，儿子10岁，女儿7岁，无人照看，只好请同事家属代为照应。
南京距溧阳农场200华里，学校安排步行4天，平均每天走50华里。大家背着如解放军那样的行李卷，成群结队一步步走在宁杭公路上，晚上住宿在农村，或公共场所，或农民家里。我走到第二天大约90华里时，脚上已经磨出水泡，无法再继续行走。学校安排了卡车随行，沿途收容“残兵”病号。我上了汽车，提前到达溧阳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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