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全集第五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古希腊]阿里斯托芬(著),罗念生(译)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全集第五卷)试读：

编者说明

本卷收集的是罗念生先生翻译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6—约前385）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喜剧家。他生活在雅典于希波战争胜利之后由极盛而转入衰落的时期。雅典在以自己为首的民主派和以斯巴达为首的贵族寡头派两派城邦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中被打败，从而导致雅典及整个古希腊城邦制度的衰落。古希腊喜剧分为以政治讽刺为主的旧喜剧（公元前488—前5世纪末），以谈论文学、哲学及社会问题为主的中期喜剧（公元前4世纪）和描写日常生活的新喜剧（公元前4世纪后期至公元前3世纪中叶）三个发展阶段；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主要属于旧喜剧类型，晚期作品表现出向中期喜剧过渡的特征。阿里斯托芬怀念希波战争时期希腊的光荣；站在普通人民大众的立场，反对内战；反对政治蛊惑家，批评雅典民主制的衰败；反对富有阶层，主张财产平等。

阿里斯托芬一共创作了四十多部喜剧，有十一部完整传世。这里收集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六部剧本，即《

阿卡奈人

骑士

云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将以上三个剧本与周作人译《财神》、杨宪益译《鸟》合编为《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于1954年11月出版，今据此版本整理。罗念生先生为该书撰写的序言系统地论述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创作，这次编辑时把该序言放在本卷的前面，作为总序言。《云》一剧最初于1938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出版，单独成书，署名“阿里斯托法涅斯原著，福尔曼编，罗念生译”。书中有译者序、编者的引言（节译）、原剧说明以及抄本版本与译本说明等，颇有参考价值，这次编辑时一并收入。《马蜂》根据霍尔（F.W.Hall）和吉尔达特（W.M.Geldart）校勘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Aristophanes Comoediae, Oxford，1954）希腊原文译出，并且参考了格雷夫斯（C.E.Graves）校勘的《阿里斯托芬的马蜂》（The Wasps of Aristophanes, Cambridge，1899）一书的注解。《地母节妇女》根据罗杰斯（B.B.Rogers）校勘的《阿里斯托芬的地母节妇女》（The Thesmophoriazusae of Aristophanes, George Bell and Sons, London，1920）希腊原文译出。《马蜂》和《地母节妇女》曾于1981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编成《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出版，这次采用的便是这个译本，而罗先生为该书撰写的主要介绍这两部喜剧的译后记收入其后，以供读者参考。《蛙》根据霍尔（F.W.Hall）与吉尔达特（W.M.Geldart）校勘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Aristophanes Comoediae, Oxford，1954）希腊原文译出。《蛙》原为节译，罗先生译出了第830-1533行，中间略有删略，发表于1988年12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选》一书。这次编辑时，该剧的删节部分由罗先生的孙女罗彤补译（包括第830-1533行间的删略部分）。

书中专名保持译本原有译法，以求尽可能保持译文原貌。译者对译文中的专名一般都附原文（采用的是拉丁字母转写或拉丁化写法），便于读者查对。卷末附有全卷专名索引。《罗念生全集》编辑委员会序

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最勇敢的和平战士，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四十年创作生活中，不断为雅典城邦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他反对希腊民族的同室操戈，提倡泛希腊爱国主义；反对雅典对待盟邦的高压手段，主张温和的民主政策；反对政治煽动家愚弄人民，主张恢复雅典全盛时代的民主精神；他批判当日城市的腐败风俗、奢侈生活，歌颂辛勤的劳动人民和简朴的农村生活；他批判诡辩派的浮华教育，主张恢复马拉松时代的健全训练；他批判文坛上不重视教育意义的倾向，捍卫悲剧的崇高传统。此外，他还批判当日社会根深蒂固的轻视妇女的思想，提出严重的财产不平等问题。总之，他始终没有离开人民立场，没有脱离现实，他通过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为当日的和平、民主而斗争。阿里斯托芬之所以永垂不朽，在于他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他光辉的尽了他的历史使命，而他的战斗精神则永远留给后世以鼓舞。一　诗人的生平及其时代

诗人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城邦日渐衰落的时代，他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当此战乱和衰落时期，为人民的利益，为希腊民族的利益而反对内战，反对不良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诗人的光辉使命是永垂不朽的，可是关于诗人的生平，我们差不多一无所知。所有关于诗人的传说多半是猜测之辞，不甚可靠。至于比较可靠的事实就只能够根据他的作品的内证来推断。阿里斯托芬在《云》的修改本里（第530-531行）说，他的第一部喜剧《宴会》演出时（公元前427年），他还是一个“处女”，不能够抚育这个“婴儿”，因此把她抛弃了，叫旁人去检来抚养。中世纪的注释家就根据这点说，那时候诗人还很年轻。据《苏联大百科全书》所载，诗人约生于公元前446年。

据说诗人籍属库达忒奈翁（Cydathenaion）区（在雅典城内），族名潘狄俄尼斯（Pandionis）。相传克勒翁曾经控告他是外邦人，不应享受雅典的公民权，这传说并不可靠。诗人曾经在《阿卡奈人》里（第652-653行）说，斯巴达人提出了和平建议，要求雅典人割让埃癸那，“他们并不是在乎那个海岛，无非要夺去这个诗人”。但是，我们不能根据这一时的戏语来断定他是埃癸那人，来证明上面的传说。诗人的意思也许仅只是暗指他本人分得过一块那岛上的土地罢了。1

诗人的父亲名菲利波斯（Philippos），母亲名仄诺多拉（Zenodora）。他有三个儿子，他们名字叫菲利波斯（与祖父同名）、阿剌洛斯（Araros）、尼科斯剌托斯（Nicostratos）（或菲勒泰洛斯Philetairos）。据说诗人最后两部喜剧，《科卡罗斯》（Cocalos）和《埃俄罗西孔》（Aiolosicon）（均已失传），是替阿剌洛斯写的，因为他想使他的儿子在喜剧上成名。他这三个儿子后来都成为中期喜剧的作家。2

诗人少年时代大概是生活在农村里，后来才移居于雅典。他的剧作都显出他对农事的熟悉、对劳动的热爱、对大自然的敏感、对民间语言的熟练，可见农村生活曾留给他深刻的印象，成为他创作上的人民性的根源。然而，在雅典，他无疑受过很好的教养，他对希腊文学与艺术就十分熟悉，那时正是雅典的全盛时代，即所谓“伯里克理斯时代”（公元前444—前429年）。年轻的诗人就这样养成了对雅典民主精神的爱好，这种民主精神处处见于他的创作之中。

上文所提及的诗人的第一部喜剧《宴会》（仅存残诗）于公元前427年2月底的“勒奈亚”酒神节演出，剧中写旧派教育和新派教育的冲突。次年（公元前426年）诗人上演他的第二部喜剧《巴比伦人》（仅存残诗）。那次正逢“酒神大节”，有许多外邦使节到雅典来观剧，诗人便借这机会来揭露雅典人对待盟邦的高压手段。他在剧中讥笑雅典盟邦及其使节的轻信和天真，他们受到雅典的权势人物和政治煽动家的欺骗。诗人针对着许多权势人物予以抨击，克勒翁也在内。这位当权人很生气，他控告诗人侮辱雅典公民和议员。诗人无疑受过审判，3但是，由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容许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事情似乎并没有闹得很严重。诗人也许受过一点轻微的惩罚，此后他依然能够参加戏剧竞赛，而且他以后对克勒翁的攻击越来越猛烈。

据说他写过四十四部剧本，其中有四部，是否他的作品，在古代就发生了疑问。他的创作大部分已经散失，到如今只剩下十一部完整的罢了。

阿里斯托芬始终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朋友。柏拉图在他的对话《会饮篇》（这篇对话里的时间是在阿里斯托芬的《云》演出几年之后）里，提起阿里斯托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那最初的人有两副脸，四手四足，后来被分为两半，成为一男一女，再由爱情使男女互相追求，结合为一。这种奇异的幻想和谈笑的风趣都是诗人所特有的。柏拉图很喜欢这位喜剧诗人，他并不因为《云》间接害死了苏格拉底而怨恨他。诗人约死于公元前385年，柏拉图曾经替他写过一首墓志铭：

秀丽之神想要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4

毕竟在阿里斯托芬的灵府里找到了。

今日所知的关于诗人生平事迹的资料，既贫乏，又不很可靠。好在最重要的并不是诗人的生平事迹，而是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和提供他的问题。

自从公元前480年雅典海军击败波斯侵略以后，雅典城邦便一跃而为头等强国，它建立海上霸权，极力发展工商业，城市便日渐繁荣。但是，一方面由于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以高利贷及土地抵押方式出现），他方面由于海外粮食的大量输入，阿提刻农村经济便日渐衰落。这是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矛盾。

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雅典的社会阶级起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奴隶劳动的广泛使用、战时的投机事业、货币经济的发展等等，城市里出现了新兴的富豪（主要是作坊东主、商人及高利贷者）；他方面，由于艺工被奴隶劳动所排斥，农民因战争而流落城市，城市贫民人数激增，而且日益贫困化，这就造成贫民与富豪的矛盾。

就对外政策来说，自从得罗斯同盟成立以来（公元前478年），同盟的领导权就落在雅典人手上。雅典以上邦自居，不但向盟邦榨取经济的利益，而且干涉盟邦的内政。这种经济和政治的压力以及雅典态度的骄横不免引起盟邦的不满，这种不满逐渐酝酿成为公开的叛变，如像那克索斯（Naxos）和塔索斯（Thasos）的叛变，这两起叛变都被雅典残酷的镇压下去了。往后，雅典压迫盟邦更甚，盟邦的地位就俨然如同附庸国。这是雅典和它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

雅典海上势力的强大，特别侵害到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经济利益，它不但霸占了爱琴海和黑海上的商业，还想垄断西西里与南意大利的交通，给伯罗奔尼撒同盟以莫大的威胁；而斯巴达则时常企图瓦解以雅典为首的得罗斯同盟。这是雅典集团与斯巴达集团之间的矛盾。

在国内政治方面，自从伯里克理斯死后，民主党化分为两派，其中一派以地主为主，倾向于寡头政体，由尼喀阿斯领导；另一派以工商界富人为主，实行急进民主政策，由克勒翁领导。寡头党力图推翻当权的急进民主党，急进民主党则竭力压迫寡头党。这是国内党派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情况方面，当日诡辩学说风行，否定传统的信仰和道德，提倡个人主义和怀疑主义，以雄辩代替事实，以理论代替实践，引起教育和文坛上的不良倾向，而往日雅典全盛时代的旧传统却还具有相当势力，一般人民对于诡辩派的学说是不满的。这是社会思想方面的矛盾。

雅典男权社会的传统是轻视妇女的，但是在战时妇女却是家庭手工业的主要生产者（瓶画上描写妇女生产的情景可以作证），诡辩派的兴起和影响使得妇女觉悟起来，思想和情感得到解放，从此妇女就开始挣扎，反抗（欧里庇得斯悲剧所描写的妇女心理可以作证）。这是男权与女权之间的矛盾。

无疑的，在古代奴隶制度之下，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这基本矛盾之上，在历史发展的各阶段中，雅典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是时常浮现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农民要求息战还乡，而当局则竭力主战，这一矛盾表现在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和平》、《吕西斯特剌忒》（Lysistrate）三剧中。《骑士》和《马蜂》揭露政治煽动家对人民的欺骗，《云》和《鸟》表现农民对城市生活及其文化的厌恶，至于反文坛新倾向则表现在《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zai）和《蛙》两剧中。战后的主要矛盾是贫民与富豪的对抗，这表现在《公民大会妇女5》和《财神》两剧中。

诗人对于这一连串的矛盾究竟采取什么立场、观点和态度呢？诗人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早年他维护自耕农的利益；晚年他维护城市贫民的利益。在战时他主要反对内战，反对政治煽动家；在战后，他主要反对财产不平等，反对富人阶级。他竭力维护雅典民主盛世的旧传统（无论在文化教育方面或是文坛倾向方面），因而他反对诡辩派的浮华教育，反对悲剧的不重视道德意义。阿里斯托芬的态度是严肃的，虽然他是个喜剧作家，用诙谐的口吻来批判现实。二　《阿卡奈人》《阿卡奈人》于公元前425年演出。这剧的中心思想是主张和平，反对内战。

内战是怎样发生的呢？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矛盾。上文已经说过雅典海上势力的强大特别侵害到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经济利益。斯巴达的盟邦埃癸那同雅典争夺海外市场，竟于公元前456年被雅典攻陷。科任托斯和墨伽拉也在同雅典争夺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市场，彼此间的经济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是由于政治的矛盾。斯巴达时常想要破坏雅典的民主制度，瓦解得罗斯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诸盟邦庇护雅典的政治流亡人，而雅典则成为斯巴达的敌对分子的居留地，这就使得这两个集团的关系日益恶化。上述两种矛盾都是战争的主要原因。

雅典曾经和斯巴达集团于公元前445年缔结三十年和平协定，但是到了公元前435年以后的几年间，科任托斯和它的殖民地起了纠纷，雅典两次出面干涉，斯巴达集团便认为雅典破坏了和平协定，这是战争的主要导火线。科任托斯同雅典冲突，曾经得到墨伽拉的支持，雅典便借口墨伽拉人垦拓了雅典的圣林，于公元前432年颁布禁令，不许墨伽拉船只进入雅典和得罗斯同盟诸盟邦的各商港。6这是战争的另一导火线。

战争于公元前431年爆发。斯巴达国王阿喀达摩斯首先率重甲兵进袭阿提刻，驻军于阿卡奈。他竭力破坏这乡区，以为这样可以刺激阿卡奈人，使他们怂恿雅典人出城决战，但是伯里克理斯坚守不出，只令海军进袭伯罗奔尼撒沿岸，把整个半岛包围起来。同年秋，斯巴达兵退，次年再度侵袭阿提刻，蹂躏农村更为惨烈。雅典城内因为人口拥挤，街市不洁，于公元前430年发生大瘟疫，同时粮食缺乏，开始饥荒。公元前428年发生密提勒涅（Mytilene）城的叛变。这时候雅典的当权人是皮革商克勒翁。叛变平定后，克勒翁竭力主张严惩密提勒涅人，怂恿雅典公民大会通过决议，把密提勒涅人，不论贵族党人或者民主党人，一律处死。次日大会重开，另作决定，只处死首要人物一千人。雅典的严厉政策于此可见。诗人在《阿卡奈人》第642行里指点出那些盟邦的人民是怎样受雅典的“民主”统治的，他的意思就是暗责这种上邦政策。

以上是内战的起因和战争初期的情况。《阿卡奈人》的“开场”写一个主张与斯巴达人议和的农人狄开俄波利斯首先进场来等候公民大会开会。大会不让主和的阿菲忒俄斯讲话，竟把他赶走。狄开俄波利斯在气愤之下，便私自派阿菲忒俄斯去同斯巴达人议和。他议下了三十年海陆和约后，便带着他一家人举行乡村酒神节游行。

但是那些阿卡奈人（即剧中的歌队），因为他们的葡萄藤被敌人毁坏了，主张向斯巴达人报复，听说有人媾和，便出来反对，要惩罚狄开俄波利斯。狄开俄波利斯只得冒着生命危险去说服他们。于是他在讲话之前先向欧里庇得斯借来了一套破衣服穿在身上，以便取得那些阿卡奈人的同情。狄开俄波利斯在“对驳”场里对阿卡奈人说，他也恨斯巴达人，因为他自己的葡萄藤也被敌人割掉了，可是讲到战争的责任，却不能只怪斯巴达人，雅典当局也难辞其咎。因为，当初原是伯里克理斯为了他的情妇所养着的妓女被墨伽拉人抢走，一怒而封锁墨伽拉的市场，墨伽拉人不得已央求斯巴达人出来转圜设法，请雅典人撤消禁令。斯巴达人斡旋毫无结果，于是战争就爆发了。狄开俄波利斯这话只说服了半队歌队。另一半队便请出当时主战派将领拉马科斯来支持他们。狄开俄波利斯向他们指出拉马科斯是一个只拿官俸而不肯卖命的人，战争只是对于那些主战派的军官才有好处，因此他们也就明白过来，不再反对和议。此后是“插曲”。歌队长这时候直接向观众说起诗人对城邦的贡献和他所起的教育作用。他说他曾经向雅典人指点出雅典对待盟邦的高压手段；他奉劝他们不要听信外邦人的阿谀，不要上他们的当。此后，狄开俄波利斯因为已经独自与斯巴达人订立了和约，便开放和平市场，于是有一个墨伽拉人为饥饿所迫，把他的两个小女儿当猪来卖给狄开俄波利斯。此后进场的是一个玻俄提亚人，他很富有，也带着许多鸟兽来卖给他。后来狄开俄波利斯准备赴“大酒钟节”宴会，拉马科斯却准备去守关口。在“退场”里，狄开俄波利斯赴宴归来，喝得醉醺醺的同两个吹笛女取乐；拉马科斯却自战场上受伤回来，叫苦连天。《阿卡奈人》的政治作用首先在于扫除民众中的主战心理。当日主战派的人数很占优势，包括全体工商业界和一部分乡下人（如像本剧里的阿卡奈人）在内。工商业界受了政治煽动家的鼓动和挑拨，竭力主战，想藉战争来维护和发展他们的经济力量。至于一部分乡下人则是因为受到战争的损失，竭力主张向斯巴达人报复。诗人用阿卡奈人来代表主战派是有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阿卡奈人自来就英勇好战，7他们的乡区于内战爆发时竟出动了三千名重甲兵，这是一个颇不小的数字。他们看见敌人驻在他们的家乡，看见家园被毁，葡萄藤被拔掉，他们更痛恨斯巴达人，很想出城一战。8诗人借狄开俄波利斯的口来说明战争的责任不能完全推到斯巴达人身上，雅典当局也难辞其咎（第三场）。那些代表主战派的阿卡奈人一旦明白了，他们的心理立刻就完全改变了。诗人就这样扫除主战的心理。

本剧的第二个政治作用是指出希腊民族的同室操戈是非正义的战争。内战期中以墨伽拉人所受的祸害最为惨重。战争的第一年伯里克理斯就亲自统率一万三千重甲兵、一百只战舰进攻墨伽拉，尽毁了墨伽拉人的农作物，使得他们无以为生。雅典人还通过一条法案，规定对墨伽拉永不讲和，并且要杀掉阿提刻境内所有的墨伽拉人。雅典的将军于就职的时候要发誓每年攻打墨伽拉两次。雅典人攻打墨伽拉另有作用。他们在军事上处处失利，想重振军威，又不敢北上犯玻俄提亚，只好拿这弱小可欺的墨伽拉来出出气。诗人借墨伽拉人卖猪一景（第四场）来表明战争的残酷，这一景表面上很滑稽，骨子里是很凄惨的。至于没有十分受到战争的祸害的玻俄提亚人却还过着富裕的生活。

本剧的第三个政治作用是把和平与战争作为对比，令人知所选择。狄开俄波利斯准备去赴“大酒钟节”宴会和拉马科斯准备去守关口一景（第六场）是和平与战争的鲜明对比，这一景是很著名的。诗人在“第二合唱歌”里描写和平的美丽与战争的凶恶，这也是一个对比。至于狄开俄波利斯庆祝乡村酒神节一景（进场）则给观众以和平的远景。诗人用这种形象化的手法来描写和平与战争，这几个画面是很能打动人心的。

诗人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雅典帝国政策所招致的后果，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内讧，是非正义的战争。这种战争满足了政治煽动家（如像克勒翁之流）的野心，满足了工商界富人的贪欲，满足了好战的将领（如像拉马科斯之流）的虚荣，却给城邦带来莫大的损失，给农民带来莫大的灾难，所以诗人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坚决加以反对。他主张希腊各城邦互相友好，互相通商，共同准备再对付波斯人的侵略，而不是互派使节去向波斯国王求援乞助，以致中了这真正的敌人的毒计。

诗人在本剧里提出农村的片面媾和，让玩火的人自己烧死。在内战初期，诗人只注意到阿提刻农民所受的痛苦，因此向他们指出战争的责任与和战的利弊。诗人后来在《和平》（公元前421年）一剧里号召全体希腊人起来拯救和平。那时候诗人进而注意到全希腊人民所受的痛苦和他们的和平愿望，因此向他们提出共同拯救全希腊的口号。诗人的和平思想推广了。往后，诗人更在《吕西斯特剌忒》（公元前411年）一剧里呼吁泛希腊的和平与团结。那时候，诗人看出为了争取和平，不但要动员男子，还须动员妇女；不但要大声疾呼，还须采取实际行动，发动政变来中止战争。诗人的和平思想完全成熟了。

然而诗人并不是无原则的反对战争，他反对的是希腊各城邦的自相残杀，对于马拉松时代抗击波斯侵略的卫国战争他却称赞不止。他在本剧里就赞美过阿卡奈人是“老英雄”，“在海上拼得了多少次胜利”，“在马拉松追赶过敌人”。9《阿卡奈人》除了反对战争而外，还涉及一点文艺批评。诗人在剧中讽刺欧里庇得斯把他的角色穿上破烂衣服来引起观众的怜悯（第二场）。本来，欧里庇得斯的办法可以使悲剧更接近现实，但是，在阿里斯托芬看来，借道具来帮助戏剧效果正表示作者的低能。阿里斯托芬后来在《地母节妇女》（公元前411年）一剧里责备欧里庇得斯描写妇女的病态心理，表现妇女的激情冲动，以致引起社会对妇女的轻视。他更在《蛙》（公元前405年）一剧里责备欧里庇得斯创造出一些油腔滑调的、不健康、不道德的人物。总的说来，诗人所重视的并不是文学的技巧，而是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

就《阿卡奈人》的艺术性来说，首先，剧中的情节很是荒诞，但是反战的主题则是很现实的。剧中的私人媾和、个人市场、酒代和约、人当猪卖以及把告密人作陶器运走都是些大笑话。至于对主要将领（拉马科斯）的侮辱、地点的几经变换（由公民大会会场换成三个住家地点，还换成乡村酒神节游行的地点）以及阿菲忒俄斯在只够念四十多行诗的时间内赴斯巴达媾和，往返七八百里路，也近于荒诞。但是这种夸张处理和对地点与时间统一律的破坏是喜剧的传统所容许的。

本剧的结构，前半紧凑，后半松弛。“插曲”以前的各景是剧情的自然发展，各景之间尚能彼此衔接（只是有关欧里庇得斯的“第二场”算是一个穿插），歌队的动作也和剧情的发展连接在一起。至于“插曲”以后的几场则只不过表明和议的后果，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歌队这时候差不多变成了旁观者。

剧中的动作是多样的，变化很快（诗人后来在《公民大会妇女》第582行里说过，喜剧的动作进行要快），个别的场面十分动人，例如对欧里庇得斯的嘲笑一景（第二场）、墨伽拉人卖女一景（第四场）和拉马科斯准备出发一景（第六场）都是有声有色的。

希腊“旧喜剧”没有多少性格描写，但本剧却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爱好和平的农民和主战的将领）。狄开俄波利斯是老实的农民的典型，他头脑清醒，有胆量，有机智，说话俏皮，善于驳倒对方，令人信服。这是诗人最喜爱的人物，他甚至借他的口来叙述他自己怎样受过克勒翁的迫害。10至于拉马科斯则和狄开俄波利斯相反，他头脑糊涂，虚荣心大，喜欢夸口，外强中干。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日主战派的典型人物。

本剧的内容很丰富，牵涉很广。诗人对于他所痛恨的一切，如像主战派的冥顽、雅典对待盟邦的残酷、外交政策的愚蠢、政治煽动家的欺骗、城市生活的堕落、好讼风气、诡辩学说、告密敲诈以及文坛上的不良倾向，都一一加以无情的讽刺；对于他所喜爱的一切，如像马拉松时代的卫国精神、邦际间的友善、诚实勤劳的农人以及乡村生活与自然风景的优美，则加以热烈的赞颂。这无异是诗人替他未来的创作写出了一个总的提纲。《阿卡奈人》虽不是诗人的杰作，但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作品。这位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诗人在内战初期就勇敢的担负起为和平而奋斗的历史使命。从古到今，很少有人敢于像他这样当着为数甚多的反对派大声疾呼，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在这次的喜剧竞赛里竟夺得了头奖，可见他的政治宣传并没有引起反感，而他的艺术力量则已经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三　《骑士》《骑士》于公元前424年演出，得头奖，这是诗人最得意的胜利。这剧反映当日的内战史事与政治斗争。

公元前425年夏，雅典遣派四十只兵舰赴西西里。舰队绕行到伯罗奔尼撒西海岸前，得摩斯忒涅斯、雅典最能干的海军将领，命舰队在皮罗斯建立了一个根据地。斯巴达海军赶到的时候，却被雅典海军击溃了，遗下四百二十名斯巴达重甲兵被困在皮罗斯海前的斯法克忒里亚（Sphacteria）岛上。由于这一队兵士中有许多斯巴达贵族在内，斯巴达因此遣派使节团到雅典来乞和。这是很难得的机会，雅典人很可以藉此光荣的结束战争，但是克勒翁却怂恿他们提出苛刻的条件，拒绝了和谈。11斯法克忒里亚岛上林木很茂，以致得摩斯忒涅斯不敢贸然进攻，拖到冬天，斯巴达人便可能逃跑。雅典人有些后悔了，克勒翁便在公民大会上骂那些将军无能，他说：“如果将军们是好汉，他们可以带着军队前去，很容易就把岛上的敌军俘虏了来；我要是身为将军，就一定干得了。”他料想不到，他的政敌尼喀阿斯会把将军职位让给他。本来，克勒翁只会吹牛皮，并没有胆量，但是他知道得摩斯忒涅斯就要向岛上进攻，他竟大言不惭，答应在二十天以内把岛上的斯巴达人杀得一个不留，或者把他们生擒活捉。可巧野火烧毁了岛上的树林，暴露了敌军的数目。克勒翁到达皮罗斯的时候，得摩斯忒涅斯正准备进攻。一切都按照得摩斯忒涅斯的计划进行，一切由他指挥，岛上的斯巴达人果然投降了。克勒翁身为主帅，他摘取了别人的胜利果实，回到雅典。

上文已经说过，克勒翁是急进民主派的首领。由于当时雅典的政治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克勒翁主张彻底击败斯巴达人，一方面自然是为了争取霸权，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压迫寡头党，使它失去斯巴达的支持。即使战争延长下去，一时不能取胜，战争本身也可以使其他矛盾长期处于次要地位。他本人还可以藉此营私舞弊，混水摸鱼。执政七年，他受贿敲诈，竟积蓄了五十个塔兰同（每塔兰同约合银二千四百两）之多。克勒翁能言善辩，最善于愚弄人民，他曾经把陪审津贴由两个俄玻罗斯提高到三个俄玻罗斯，以收买人心，这就是他愚弄人民的手段之一。

阿里斯托芬的想法和克勒翁的恰好相反。他认为克勒翁是战争的罪魁，是人民的祸害，因此正当克勒翁从皮罗斯胜利归来，威权赫赫的时候，他就上演《骑士》来讥骂他。《骑士》的“开场”写德谟斯（意即“人民”）的仆人得摩斯忒涅斯和尼喀阿斯出来诉苦，说是他们的主人新近买了一个叫作帕佛拉工的奴隶（即克勒翁）来作管家，这家伙善于欺骗主人，压迫同伴。得摩斯忒涅斯和尼喀阿斯趁他喝醉了睡觉的时候，偷来了他密藏的神示。据神示说，一个卖腊肠的小贩会把帕佛拉工撵走。跟着就进来了一个腊肠贩，他勉强担任了打倒帕佛拉工、代他统治雅典城的政治使命。等到帕佛拉工一出场，腊肠贩便想逃跑，好在有二十四个骑士（他们组成剧中的歌队）前来支持他。在第一次“对驳”（第一场）里，腊肠贩和帕佛拉工都说对方有盗窃国库的行为。争吵无结果，帕佛拉工便到议院里去进行诬告。在议院里的一场争辩是由腊肠贩口述的（第二场）。他向议员们报告鳁鱼（暗指斯巴达俘虏）大贱卖，用一些香荽菜便把议员们收买了。后来他们两人当着德谟斯（意即在公民大会上）进行第二次“对驳”。腊肠贩控告帕佛拉工欺骗德谟斯，拒绝和谈，侵吞公款，接受贿赂，还指摘战时的苛重赋税使人民日益贫困。德谟斯渐渐觉悟了，他在第四场里解除了帕佛拉工的职务，交了一个戒指给腊肠贩，叫他作管家。帕佛拉工在第五场里用一些神示来欺骗德谟斯（这一景表示人民的轻信），腊肠贩便用一些神示来揭露帕佛拉工的罪行。两人在第五场里各献了一些食物给德谟斯，但是帕佛拉工的兔子肉却被腊肠贩偷来献给了德谟斯。最后是检查食物篮子。腊肠贩的篮子是空空的，足见食物已经全部献出了，而帕佛拉工的篮子里却装满了许多食物，这都是他偷窃、贪污而得来的。于是德谟斯叫帕佛拉工把金冠摘了下来。腊肠贩胜利以后变作了一个很正派的人，他把德谟斯煮了一煮，使他返老还童，那就是说，使雅典人民恢复了马拉松时代的精神。他还把三个象征和约的女子找出来献给德谟斯。《骑士》的政治作用主要在于揭露政治煽动家的本质。诗人痛恨当日的“德马戈戈伊”（demagogoi），这名词的意义原是“人民领袖”，指民主派的领袖，本来是没有坏意义的。但是，随着雅典政治的演变，阶级斗争的剧烈化，一些野心的政客便利用战时不安定的心理，凭他们的口才骗取人民的信仰，从而掌握政权。他们煽动战争，煽动城邦仇恨，营私舞弊，混水摸鱼。于是“德马戈戈伊”这名词就带上“政治煽动家”的坏意义了。克勒翁是第一个政治煽动家，他最有权势，最能为害，因此诗人拿他来作为政治煽动家的典型人物。诚然，历史人物克勒翁不见得像剧中人物帕佛拉工这样坏，但是这种夸张的写法在讽喻喜剧里是被容许的。《骑士》是雅典盛衰史的缩写，它指出雅典人民在卫国战争的时代朝气勃勃，指出雅典人民在内战初期已经暮气沉沉。诗人力促雅典人民恢复马拉松时代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精神，叫他们自己作主，不要受政客的愚弄。《骑士》也反对战争，主张和平。诗人攻击克勒翁拒绝和谈，他更把三个象征和约的女子交给德谟斯，叫他把她们带到乡下去，这就是诗人息战归农的思想。总的说来，《骑士》是阿里斯托芬最尖锐最有力的政治讽刺剧。

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根据《骑士》一剧，认为阿里斯托芬是寡头党人，这个看法对于诗人简直是莫大的诬蔑。诗人之所以借寡头党人物得摩斯忒涅斯、尼喀阿斯和骑士们（骑士是由雅典次富的贵族地主的子弟组成的）来反对克勒翁，自然是因为他们都是克勒翁的政敌。但是诗人的立场和他们的却大不相同。寡头派之所以反对战争，反对克勒翁是为了党争，是受了斯巴达人的收买，以反战为口实，企图推翻雅典的民主制度，恢复贵族政体。阿里斯托芬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反对战争，反对克勒翁，反对急进民主派。诗人对人民的态度也和他们的不同：寡头政治派轻视人民，害怕人民；阿里斯托芬则重视人民，热爱人民（从诗人怎样处理德谟斯这人物可以得到证明）。以上两点已经足以证明诗人并不是寡头党人，而且古代的文献并没有提及他隶属于任何党派。诗人既非寡头党人，更非急进民主党人，然则，他的政治倾向又怎样呢？在原则上他是赞成民主政治的。他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对于马拉松时代曾经使农民摆脱痛苦的民主运动是很向往的，那时代的民主运动很重视农民的利益，它曾经取消农民所负的债务，拆毁抵押土地的石碑。德谟斯的返老还童正好说明诗人对于马拉松民主精神的向往。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诗人的政治理想是倾向于温和的民主主义的。《骑士》的人物在现存的希腊喜剧中算是最少的，一共只有五个。人物少，动作也就少。诗人选中骑士们来组成剧中的歌队可以说是选得很好的。他们是克勒翁政治上的仇敌，仇人一见，追追打打，就增添不少动作，因此“进场”一景是很热闹的。《骑士》是雅典政治活动的缩写：剧中人物正像一些政见不同的人一样，平日一见面就争辩，相持不下，就到议院去控告，然后诉诸公民大会。剧中的动作便随着这些步骤而发展。双方又用许多种手段来争取德谟斯的欢心，时而奉献衣物（第三场），时而宣读神示（第五场），时而送上吃食（第六场），这就使得剧中动作有了变化，不致单调。这些动作和双方的争辩一直进行到第六场（靠近剧尾）才告结束，所以全剧的结构相当紧凑，只有“退场”一景（只占全剧十四分之一）才表示斗争的结果，这一景是很有声有色的。

帕佛拉工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煽动家，凶恶、贪婪、嘴里乱翻泡、有辩才、有手段、善于诬告同伴，欺骗德谟斯。腊肠贩比帕佛拉工还要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后来的转变，他几乎变成了诗人本人，成为一个正面人物。得摩斯忒涅斯有机智、有胆量、自负、乐观；尼喀阿斯正和他相反。这两个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性格大致符合。

本剧的“第一插曲”在阿里斯托芬的“插曲”中算是最完美的，而且是极宝贵的喜剧史料，里面的两节歌原文极美。剧中最精彩的是第六场，其中又以帕佛拉工最后的失败一景（第1227-1252行）最为美妙，帕佛拉工往下坠的时候还想抓住一根草，靠神示来挽救他，未免可笑。

针对克勒翁的剧本不仅有上述的《骑士》。两年之后（公元前422年），阿里斯托芬上演《马蜂》。《骑士》抨击克勒翁愚弄人民的政策，《马蜂》则讽刺克勒翁提高陪审津贴，以便收买那六千个陪审人员，利用他们来操纵公民大会，迫害他的政敌，巩固他的政治势力，达到他的自私的目的。四　《云》《云》于公元前423年演出，诗人认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哪知比赛结果仅得第三等奖，算是完全失败了。他后来把这剧修改过，但未能再行上演。现存的即是修改本。修改本的“第一插曲”里面，提起公元前421年演出的欧波利斯的《急色儿》，还提起许珀玻罗斯赴“联城”会议。许珀玻罗斯是公元前417年被放逐的，可见这剧本是公元前421年到417年之间修改的。

剧中的农人斯瑞西阿得斯娶了一个城市的贵族女子，生下儿子菲狄庇得斯。这年轻人喜欢战车竞赛，浪费钱财，使他父亲负下许多债务。老头子便到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去学习诡辩术，想用无理的理由来赖债。于是景后的活动台把“思想所”的内景显现出来：一群肮脏的门徒伏在地下，苏格拉底却坐在吊筐里观察天象。这位哲人接受斯瑞西阿得斯入学之后，便祈求云神。云神降临时，苏格拉底便趁这机会谈论了一些关于自然界的哲学，说是“动力”出来代替了宙斯为王。此后老头子才开始受业，哪知他满头满脑的“旧”观念，“新”的东西简直无法接受。然而，他并不灰心，又回家叫了他年轻的儿子来求学。这孩子听了“正直的逻辑”和“歪曲的逻辑”的一场辩论后，便进“思想所”学习。他学成以后，老头子接他回家，利用从他和从苏格拉底学来的诡辩术骂走了债主。正当他在家里设宴，庆祝儿子学业成功的时候，父子俩为了饮酒颂诗的事，发生了口角；结果儿子打了父亲一顿，还利用诡辩，硬说打得有理。这事情伤了老头子的心，到这时，他明白了诡辩派教育对于年轻人的危害，便跑去烧毁了“思想所”。

早在公元前427年阿里斯托芬就在他的第一部喜剧《宴会》里，分析过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矛盾，对城市教育所培养出来的青年的浮华、堕落和诡辩习气加以讽刺。四年以后，他又回到这主题上来，在《云》里对诡辩派学说再加以严厉的批判。

但是诡辩派是怎样兴起的呢？

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雅典急剧的经济演变造成了新兴的城市富豪（包括作坊东主、商人、高利贷者、战时投机商人）。当时富豪子弟的出路不是经营工商业，便是从事政治活动。在社会动荡的时代，在政治煽动风行的时代，政治上的成功全仗能言善辩、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商业及金融的纠纷往往引起诉讼，诉讼上的胜利也有赖于雄辩。所以，当时的雄辩术是具有实际意义的“科学”，在富人子弟的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上述两种社会要求引起了诡辩派的兴起。

诡辩派的思想教育是富豪的思想教育，提倡个人主义与怀疑主义。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中心衡量一切，只顾自身利益，不顾国家与人民利益。怀疑主义，否定旧道德的传统，破坏旧宗教的信仰。诡辩派学说就是这两种思想的结合，它有积极的一面，破除迷信和提倡理性，为科学上的求真理开辟了道路；也有消极的一面，用雄辩代替事实，用理论代替实践。它的消极作用却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但是这种思想教育和农民的思想教育恰好相反。农民重视辛勤诚实的传统道德，重视实践，重视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结合。所以，阿里斯托芬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对诡辩派的思想教育加以抨击。

上述这种富豪的思想意识与农民的思想意识的对抗，在《云》里体现为阿里斯托芬与诡辩派的对抗。诗人在剧中极力抨击诡辩派教育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例如诡辩派教育使理论与实践脱节（空谈诡辩），使智育与体育脱节（不赴健身场），使人与自然脱节（不见阳光和空气），使教育贵族化（收取很高的学费），而且玩弄文字（按字形分辨性别），宣扬错误的教育目的（用诡辩术来赖债），造成教育的恶果（模仿动物生活，儿子可以打父亲），以及文坛上的堕落倾向（青年喜爱不道德的诗歌）。阿里斯托芬认为这种教育对于青年一辈是有害的；旧时代的优良传统不可一概抹煞，所以他提出健身场和音乐师家里的旧教育来和“思想所”里的新教育对照。旧教育培养心灵，锻炼身体，重视礼貌，节制情欲（第四场）。诗人的教育理想是马拉松精神的教育，是雅典民主全盛时代的教育，是集体化、平民化的教育。这就是《云》里所表现的两种教育思想的对立。

有一些学者看见阿里斯托芬反对新兴的诡辩思想，主张旧道德和旧教育，因此断言诗人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那是不公平的。喜剧来自农村，带来了一些小生产者的保守性；诗人来自农村，也养成了一些乡下人的保守性。可是我们要看他所保守的是腐败的一面呢，还是健全的一面。如上所述，诗人所保守的是旧时代的健全教育，所批判的是新时代的腐败教育，他维护雅典民主盛世的传统，抨击雅典民主衰落期的思想。而且诗人并不是一个顽固派人。他自己就受过充分的教育，参加过苏格拉底的哲学谈话（见柏拉图的《会饮篇》），所以他决不会是一个蒙昧主义者，决不会是新思想的顽固敌人。就在《云》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诡辩派学说的积极一面是有所肯定的，例如他借苏格拉底的口来破除宗教迷信，提出当日对天体和气象的科学的说明。

阿里斯托芬在《云》里放进雅典最知名的哲人苏格拉底，但是剧中人物苏格拉底只是一个“讥骂”的对象，与历史人物苏格拉底并没有多大的关系。理由是剧中人物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与历史人物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不相符合，例如苏格拉底注重身体健康，不设馆讲学。还有，诡辩派的学说与苏格拉底的学说也不相符合。诡辩派劝人破坏传统，破坏道德，苏格拉底却劝人为善，劝人注重德行。《云》里的苏格拉底只不过是诡辩派的学说和教育实践的人格化，是喜剧夸张的漫画形象。所以，《云》决不是针对个人的讽刺，而是针对整个社会现象和时代思潮的讽刺。不幸，二十五年后（公元前399年），竟有人借《云》对苏格拉底的讽刺，说他否定国教的神，诱惑青年，判了哲人的死罪。这不但使哲人蒙受冤狱，而且歪曲了诗人的思想。

说到《云》的艺术性，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剧中没有多少粗野的成分，这表示喜剧在向上发展。诗人在本剧里自夸他写了一部高雅的剧本。12《云》，就结构来说，有些像《骑士》，不像《阿卡奈人》。全剧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写斯瑞西阿得斯入学及求学（开场、第一场、第二场），第二部分写菲狄庇得斯入学及求学（第三场、第四场），第三部分写斯瑞西阿得斯赖债（第五场），这是全剧的顶点，第四部分写后果（退场），各部分都能密切结合。“旧喜剧”都有“对驳场”，但本剧里的主要人物之间不可能引起激烈的争辩，只好由“正直的逻辑”与“歪曲的逻辑”来表演“对驳场”（第四场）。这“对驳场”表明全剧的中心思想，前面的各场向着它发展，后面的各场也向着它回顾。

剧中的抒情部分（例如进场歌）写得相当美，可见诗人的抒情才能渐渐成熟了。五　《鸟》《鸟》于公元前414年演出，仅得次奖。这虽是一部以神话为题材的喜剧，但是它和当日的历史事实是有联系的。公元前415年阿尔喀比阿得斯发动西西里远征。水师出发前，雅典城内的赫耳墨斯神像于一夕之间被毁坏了。雅典人认为这是一种渎神的行为，不祥的预兆。有人怀疑是阿尔喀比阿得斯干的，想要拿他来审判，他请求暂留国内静候调查，但未得准许。水师出发后，一些有嫌疑的人被处死刑，还有一些自动逃亡，整个雅典城都笼罩在恐怖之中。阿尔喀比阿得斯到达西西里后，雅典派了萨拉弥尼亚号去传他回国，他却中途逃到斯巴达去了。雅典人判了他死罪，要拿他归案。这就是《鸟》上演前的政治大事。《鸟》的情节如下。两个年老的雅典人，珀斯忒泰洛斯和欧厄尔庇得斯，厌恶城市的苛重捐税和诉讼风气，便离开雅典，四处奔走，想找一个可以逍遥自在的地方，安身立业。到了鸟林，他们去请教戴胜鸟，问世上有没有一个安静的乐土。戴胜推荐了好几个地方，他们都不如意。后来，珀斯忒泰洛斯建议在空中建立一个鸟国，一来可以统治人类，二来可以截断天地的交通，用饥荒来迫使天神向鸟类臣服。戴胜听了便召集众鸟来商议。二十四只各种各样的鸟（歌队）来了，一看见有这两个人（人是鸟类的世仇）在场，它们就暴怒起来，要把他们啄死。戴胜劝众鸟安静下来，听他们说话，于是珀斯忒泰洛斯告诉它们，鸟从前原是世界的统治者，劝它们恢复过去的光荣。众鸟听了，赞成珀斯忒泰洛斯的计划。这两个雅典人跟着也化成了鸟，长了翅膀。这鸟国落成以后，便命名为“云中鹁鸪国”。在庆祝新国成立、举行献祭的时候，来了一个诗人、一个预言家、一个历数家、一个视察员和一个卖法令的人，想从“云中鹁鸪国”得到便宜，但是这些投机分子都被珀斯忒泰洛斯撵走了。城墙修好后，神的使者绮霓打这儿经过，她要到人类那儿去通知他们向天神献祭，也被珀斯忒泰洛斯赶回去了。此后又有一个逆子、一个舞师和一个讼师，前来投奔，也被珀斯忒泰洛斯撵走了。这时，天神普罗米修斯偷偷的前来告诉珀斯忒泰洛斯：因为鸟国的建立截断了天地的交通，神们已经在开始挨饿，不久将有天神的使节前来求和。他去后，海神、赫剌克勒斯和一位北方的蛮神天雷报罗斯就下来讲和。珀斯忒泰洛斯要宙斯把统治权交还鸟类，还须把巴西勒亚（王权）送给他作老婆。这时，赫剌克勒斯由于想吃烤肉，便威胁天雷报罗斯，欺骗海神，使他们也同意了珀斯忒泰洛斯的条件。于是全剧以珀斯忒泰洛斯与巴西勒亚的婚礼收场。

阿里斯托芬所有的剧本都与当日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密切结合，唯独《鸟》以幻想的神话为题材。这剧的思想内容到底是什么？是逃避现实呢，还是讽刺政治？关于这问题历来的学者有许多种不同的答案，其中主要的有三种。

第一种答案是阿里斯托芬预感到远征西西里的败绩，灰心政治，想在幻想中寻找安慰。这个答案并不正确，因为阿尔喀比阿得斯虽然叛国远逃，但是战事还没有显出不利的迹象，阿里斯托芬不可能在公元前414年春天就预料到次年的失败。而且阿里斯托芬所有的作品都是政治性很强的，他决不会在这时候对政治突然感觉灰心。

第二种答案是阿里斯托芬讽刺阿尔喀比阿得斯企图在海外建立新城邦，控制地中海商路，压迫伯罗奔尼撒同盟。提出这一答案的人认为珀斯忒泰洛斯暗射阿尔喀比阿得斯，那头上有三簇羽毛的戴胜暗射那头上有三只翎毛的拉马科斯（远征西西里将领之一），众鸟暗射雅典人，众神则暗射斯巴达人及其盟邦。这答案倒也有趣，但是不合事实。须知《鸟》上演的时候，阿尔喀比阿得斯已经是一个被判有罪的逃亡犯。而且阿里斯托芬对鸟国的态度是肯定的，并不是否定的。主要因为珀斯忒泰洛斯是一个正面人物（此点容后详论）。假如说诗人是在讽刺阿尔喀比阿得斯的野心，那就和他对鸟国的肯定态度不符。

第三种答案是诗人在讽刺当日的政治。许多学者企图在《鸟》中找出政治讽刺的暗示，但是徒劳无功。《鸟》中对政治的讽刺只是片言只语，譬如在红海岸安居，萨拉弥尼亚号便会“带着传票靠岸”（第147行，暗射阿尔喀比阿得斯被传一事），又如“好讼风气”可能暗指渎神案所牵涉的迫害。但是针对某一政治事件的全面的讽刺是没有的。《鸟》的政治讽刺的稀少可以用下面的理由来解释：（一）当时广泛的民主自由受到相当的限制，譬如公元前415年通过的《绪剌科西俄斯（Syracosios）法案》就限制喜剧自由批评。（二）《尼喀阿斯和约》（公元前421年）之后，雅典曾经一度享受和平，政治上的矛盾表面上比较缓和。（三）随着社会发展的复杂化，希腊喜剧也起了质的变化，从讽刺个人和个别事件转而批评广泛的一般性问题，这就是希腊文学史上“旧喜剧”向“新喜剧”的过渡，《鸟》是过渡期间的产物。

如上所述，要用外证来说明《鸟》的思想内容是十分困难的。我们还是倚靠内证来说明。其实，《鸟》的基本主题是很明显的，即厌弃雅典的城市生活，向海外建立理想城邦。这主题决定了它的思想内容：否定方面批判雅典社会的恶劣现象，肯定方面提出理想的社会制度。《鸟》对雅典城市的批判是全面的，而且是多样的。它批判城市生活的恶劣现象：如像诉讼、欺骗、敲诈、宴乐、奸情。它讽刺城市的各种寄生虫，如像预言家、视察员、卖法令的人、舞师、讼师，他们都是被珀斯忒泰洛斯撵走的（由此可以断定珀斯忒泰洛斯是一个正面人物）。这就是《鸟》的社会意义。所以总的说来，《鸟》是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作品，而不是逃避现实、脱离生活的作品。阿里斯托芬一贯的思想是歌颂农村，批判城市，《鸟》也是从这种思想出发的。《鸟》的积极方面是通过鸟的形象来说明诗人的理想社会，来歌颂人民的辛勤刻苦的生活。鸟类的生活是与劳动人民的生活最相似的，鸟国就是鸟类用自己的劳动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国家，劳动是在鸟国中生存的唯一条件。鸟国中没有阶级，没有不合理的法律，没有压迫；那儿不需要金钱，也就没有剥削、敲诈、欺骗等现象。那儿没有道德的常规，一切生活是自然的生活，习惯法是唯一的法律。这个鸟国的理想国是族长制自然经济的农村的理想化，它的现实的根源是阿提刻农村的氏族公社。所以《鸟》也是从阿里斯托芬歌颂农村生活这思想出发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诗人对鸟国的态度是肯定的。

阿里斯托芬无疑是受了当时流行的乌托邦思想的感染。乌托邦思想是对现实不满而发生的，所以包含着批判社会和改革社会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当时生产条件太差，一切的乌托邦思想没有相当的现实资料作为建立理想社会的根据，所以必然会流于幻想与空想，而《鸟》中的理想国思想尤为荒诞，其不同于其他理想国之处便是它以自然经济的氏族公社作为根据。《鸟》中还有一个主题，即是对传统宗教的大胆的嘲笑。诗人借鸟权来对抗神权。剧中对宙斯的反抗、对绮霓的侮辱、对海神的嘲笑都是十分大胆的。上文已经说过，自从诡辩派兴起以来，怀疑主义成为时代的思想，传统信仰首先遭受到破坏。阿里斯托芬对于破除迷信这一点是表示赞同的，所以他在《鸟》中指出神权的衰落，暗示理性的抬头。这剧演出的时候，渎神案尚未解决，由于宗教迷信，整个雅典城正笼罩在恐怖之中，诗人提出这种破除迷信的思想，这对于当日的雅典人就像是一剂清凉散，可以使他们冷静下来。《鸟》，就它的艺术性来说，无疑是阿里斯托芬最优秀的作品。全剧是一首富有神话色彩的美丽的诗。所有关于鸟的民间传说差不多都收在剧中了。剧中的人物和歌队化装为各种各样的鸟出入林间，五彩缤纷，最能引人入胜。诗人的想像力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就结构而论，《鸟》在阿里斯托芬现存的剧中算是最完美的。这剧的上半部写鸟国的建立。两个“插曲”的内容与主题密切联系，使观众对于剧中的动作不致有中断之感。鸟国建立后，还须争取王权，并须与天神联婚，这就使得下半部剧成为有机的发展。直到天神完全同意珀斯忒泰洛斯的条件，剧中的动作才达到顶点（第五场）。此后是退场，迅速的以婚礼告结束。至于第三、四两场里的各种穿插（穿插中来了八个雅典人）虽无助于鸟权的建立，但都是鸟国建立后的自然现象。所以总的说来，整个剧是一个有机的结构，这是阿里斯托芬的戏剧艺术的新发展。《鸟》的抒情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戴胜呼唤夜莺和众鸟的小曲（第209-222行与第227-261行）、第一插曲、第二插曲里面的两节短歌和一些其他的歌都是美妙的抒情诗，其中模仿鸟声的诗句简直是天然的音籁。诗人的抒情才能这时候完全成熟了。六　《财神》《财神》于公元前388年演出。这是阿里斯托芬演出的第二本《财神》，他的第一本同名剧于公元前408年演出。他后来更把这第二本《财神》加以修改，用他的儿子阿剌洛斯的名义来重演，但是这修改本并没有留传下来。

公元前405年雅典海军在羊河之役全军覆没，次年雅典投降，内战结束。战后财产不平等问题变成了雅典主要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的发生本来是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方面是货币经济的发展、海外通商的发展、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奴隶劳动的广泛使用和战时的投机事业等等，造成城市富豪；他方面是货币经济侵入农村，破坏农村经济，土地世代相传，越分越小，收种也就随之越来越少，以致自耕农不得不借债度日，典押土地，出卖土地，少数化为贫农，大多数则于破产后流入城市，成为城市贫民，更由于城市艺工被奴隶劳动所排斥，贫民的人数更是增加。这种财产不平等的状况早已存在于公元前5世纪初叶，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叶便急剧的发展，尤其是在战时，农村受战争的灾难，迅速破产，而城市商人则作粮食投机，变成了暴发户。然而，在战时，因为大敌当前，贫富之间的矛盾落到了次要地位上；一旦战事终了，社会尚未复原，这种矛盾便以更大的力量爆发起来，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贫民对于富豪和剥削者的仇恨是很深的。爱伦堡在讨论《财神》这剧的时候就曾经说过：“革命的酵母已经在下层阶级中酝酿起来了，宗教再也没有力量阻止它了。”虽是革命的酵母尚未能酿成革命，但是从贫民当街暴动、棒打富人的事件毕竟可以看出阶级仇恨的强烈。《财神》的情节如下。一个名叫克瑞密罗斯的阿提刻农人一生穷苦，他眼见好人贫穷，坏人致富的社会现象，便到得尔福去祈求阿波罗的神示：究竟是把他唯一的儿子教养成坏人有利，还是教养成好人有利。阿波罗叫他出庙门的时候，碰见谁就跟谁走。

本剧便从这里开场，写克瑞密罗斯和他的仆人卡里翁跟随着一个衣服破烂的瞎子。克瑞密罗斯发现了那人是财神，他就决心医治他的瞎眼，好叫他复明以后，只去找那些好人，不再登坏人的门。他打发卡里翁去召请他的邻人，阿提刻的穷苦农民（歌队）。歌队进场后，克瑞密罗斯的老朋友布勒西得摩斯也跟着跑来，他听说克瑞密罗斯发了财，疑心他从庙里偷了银钱，答应去替他收买那些政客，叫他们不要告发。克瑞密罗斯把真情告诉他的朋友之后，他们两人便准备把财神带到天医的神庙，给他医治眼病。正在这时候，穷神出现了，她责备他们要抛弃她，同他们争辩贫富的价值问题（对驳场）。她说，贫穷对人类的文化有莫大的贡献，人穷了才肯劳动，一旦人人富裕，还有什么可以逼人劳动呢？克瑞密罗斯却回答说，奴隶会替主人劳动。但是穷神却说，人人都有了钱，谁还肯去贩卖奴隶呢？克瑞密罗斯却不听她那一套，把她撵走了。他和布勒西得摩斯两人终于把财神带到天医庙上去。卡里翁也跟着前去。第二天，卡里翁回来向他的主妇报告说，财神复明了。于是克瑞密罗斯伴着财神回来。这剧的下半部表明财神复明后的自然结果。卡里翁首先说，家里富足了，应有尽有了。跟着就来了一个正直的人，他先前穷苦，现在富有了。倒霉的是一个告密人，他再也不能够靠敲诈为生了。赫耳墨斯，小偷们的主神，也来了，他饿得没办法，向卡里翁讨一点东西吃，情愿在凡人家里作一个仆役。最后，由于人们有了钱不再敬奉宙斯，连宙斯的祭司也跑来找个差事。他们便让他引导游行队，送财神到存放国库的雅典娜庙的后殿里去。全剧到此结束。

阿里斯托芬在战后主要反对财产的不平等。他站在贫民的立场上，对于贫民与富人的矛盾特别敏感。他曾经在《公民大会妇女》（公元前389年）里反映贫民对财产不平等的愤慨，主张实行社会改革，废除私有财产制。他在《财神》里反映贫民反抗富人的心理，反映贫苦农民想把社会财产还给被剥削者的天真思想。诗人对于财产的不平等，对于好人穷困、坏人富裕这一社会现象表示极大的愤概，他认为好人应该富裕，坏人应该穷困。他希望贫民摆脱穷困，可是又找不着出路，只好怀念过去，想恢复雅典民主盛世的农民权利，梦想财产平均分配的幸福生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随个人意志而转移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向前迈进，进入了工商业经济阶段，由于私有财产的积累而形成的货币经济已经破坏了旧日的自然经济，基于奴隶劳动的私有财产制度已经毁灭了古老的氏族公社制度，促使自耕农于破产后化为贫民。剧中穷神反驳克瑞密罗斯的话正好说明这个历史必然性。穷是当日社会的残酷现实，是当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它是生产的推动力，要是人人富有，还有什么可以逼人劳动呢？这论证是克瑞密罗斯（也就是诗人自己）所不能反驳的，因为穷神的论证是从当时的经济现实中抽绎出来的。在未来的岁月中，生产的推动力还会是穷神的鞭策，奴隶制度也还要继续一个很长久的时期。克瑞密罗斯找不到理由来反驳穷神，只好不理她的话，把她赶走，这就表示农民的革命意志。他毅然使财神复明，创造出一个使财产分配合理化的新社会制度。自然，一切违反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而创造出来的社会制度只能够成为乌托邦式的空想。他这空想，在历史发展的道路前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