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与说法(全四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瑞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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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与说法(全四册)试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承认世界上各种事物都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依据这一观点，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它也有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不需要改革，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人类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这种实践不只是个人的直接实践，还包括对纵向历史的继承和对横向经验的借鉴，离开这些就很难谈认识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根据这个观点，改革开放就包含着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和先进经验的借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是中国固有的。我讲这番话的目的就是说，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在中国，不坚持改革开放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而改革开放以后，广大人民群众确实得到了实惠，国力也有了明显的增强。可以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当然，如何将二者在实践中更好地统一起来，还要很好地探索和研究。《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渡边美智雄一行时的谈话》（1991年3月8日）实践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

实践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对改革开放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这一重要观点并没有在所有同志思想上扎根。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这些观点的现象。较为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是只讲文件，不看实践。不加区分，生搬硬套，不顾工作损失，不越雷池一步。二是唯命是从，缺乏主见。不从实际出发，不对群众负责，思想不艰苦，甘当传声筒，工作出现失误，往上一推了之。三是高高在上，不下基层。发号施令，不切下情，群众呼声听之不多，实际情况了解甚少，情况不明决心大，方法不对“点子”多。四是只讲经验，不讲创新；只讲过去，不讲当今。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学马列无兴趣，学别人不服气。五是读书有限，套话连篇；知识浅薄，夸夸其谈。习惯于重复那些背熟了的空洞口号，与实际情况很少沾边。六是爱讲空话，不干实事。只说别人，不看自己，喜欢用过了时的条条框框品头论足。凡此种种，都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的表现。从思想根源上来说，都是离开了实践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我们必须下决心改变这些不良作风。《在中共天津市委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10月26日）改革非常重要，具有革命的性质；改革非常困难，是一个探索过程。

改革是我们全党全国的头等任务，按小平同志的讲法，是一场革命。这个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改革非常重要，具有革命的性质；二是改革非常困难，是一个探索过程。由第一层意思讲，不管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都要坚韧地克服一切困难，有足够勇气坚持改革。由第二层意思讲，改革毕竟是一个新事物，任何人、任何单位在改革过程中都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者是缺点，或者是不完善，包括市政府去年批准的几十个改革方案，现在也正进行修改，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坚持改革的人都得有这样一种精神，勇于坚持正确的，也要勇于及时修正改革过程中的不足的地方，不断地使改革工作完善起来。同时，凡支持改革的同志，不仅在他们正确的时候，获得一片赞扬声的时候，要给予支持，而且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或出现不足的时候，或有某些同志一下子不理解的时候，更需要予以支持。前者检验是不是真心改革，后者检验是不是真心支持改革。《观看轻音乐团演出后的谈话》（1985年12月5日）要加快发展，就要实行改革开放。

要加快发展，就要实行改革开放。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改变与它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入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在探索改革的路子，改革已成为当代世界的潮流。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开始，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从局部的单项的改革开始，逐步发展到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全面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克服了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弊端，调动起广大群众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它摆脱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给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格局；它改变了以往固步自封、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使中国跻身世界范围的经济合作与竞争。改革开放冲破了长期束缚我们的僵化观念，带来了全民族的思想解放，使我们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了实惠，得到人民的支持，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大地。《发展：当代中国的主题——在智利联合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演讲》（1995年6月26日）不讲发展，抱住某些过了时的具体结论不放，这不是真马克思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运动史来讲，从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发展的过程，也可看出坚持改革的必要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而付诸实践的是列宁。列宁搞了没几年就去世了，后来是斯大林搞的。斯大林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设计和实践了有关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方针、政策、方法等等，这是了不起的，许多方面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但也应看到，由于当时苏联国内外历史条件，不可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斯大林一下子把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都搞得那么合理。社会主义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也需要随着各方面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我们不会含糊、不会动摇，但是社会主义也有弊病需要革除，在许多方面还有潜力需要挖掘。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要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这种完善和发展，就是我们所讲的改革。不讲发展，抱住某些过了时的具体结论不放，这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而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列宁如果不根据当时俄国革命实践改变和发展马克思的某些结论，就出不来列宁主义。毛主席如果不根据当时中国革命实践改变和发展马列的某些结论，就出不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如果不是根据当代中国的实际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列和毛主席的理论，也不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听取深圳市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0年1月30日）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社会生产力。

目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有些与改革有关系，但有些并不是改革本身的必然结果。就本来的意义上讲，改革是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的一场革命，它应该表现为稳定状态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社会生产力，带来的应该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改革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论是从长远讲还是从当前讲，给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带来的应该是实惠和生活的不断改善。改革是千百万群众自己创造历史的事业，它得到的应该是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价格改革，目的是理顺价格体系，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培育健康的市场机制，使经济发展走向良性循环，而决不能把价格改革等同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目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有的是属于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有的则与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强调认真总结经验，下决心搞好治理整顿。但必须明确，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目的在于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改进工作，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而决不能否定改革的成就，怀疑改革的方向。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改革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意义，不仅在于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更重要的在于结束了封闭和停滞的局面，开辟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指明了“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中国是根本没有希望的。《在中共天津市委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88年12月25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适应与不适应的问题，不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

过去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提法，比如“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个适应还是不适应的问题。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是好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怎么能称得上是先进的呢？农业只有在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才真正找到了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才解决了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样的生产关系就比“人民公社”好，就是好的生产关系。《听取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讲话》（1992年8月10日）生产力的不断变化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化。[1]

去年10月我会见尼克松时说过，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规定了的。他感到很新鲜，说马克思什么时候讲过改革开放？我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认识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深化，不断地认识真理，但永远不能穷尽真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不断变化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因此，不断地、经常地进行改革，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本来之义。关于开放的意义，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可能比用其他方式更简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个特点：从纵向讲是知识的延续性；从横向讲是知识的借鉴性。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但这里讲的实践指的是人类的社会的实践，不同于把实践局限于自己的直接经验的狭隘经验论。科技、交通、信息发展到了今天的程度，使地球变小了，来往方便了，各国人民都有很多自己的创造，相互借鉴这些经验是理所当然的。有现成的经验不借鉴，自己在那里憋，那是蠢人。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也没有仅仅局限于研究德国，还认真研究和关注了英国、法国的理论成果和社会实践。我们讲改革、开放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理论。《听取深圳市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0年1月30日）改革就是要改掉那些有明文规定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框框。

企业改革是对现行体制的一个突破，改革是以实践为根据。实践和理论、规章制度和最终效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到底是谁检验谁，谁修正谁？这是个根本性问题。现在一大堆的规定，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据，而统统是以哪个文件的规定或哪个人说的为根据；一大堆的不满意，生产者不满意，工厂企业不满意，统统没用，因为部门没说不满意。老是亮着红灯，企业既不能前进，又不能违规，只能绕道而行。这样的体制，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办法，不改变，不废除，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就是开拓，就是创造历史，就是要改掉有些明文规定，就是要冲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框框。研究改革，首先要研究经济上所固有的联系和制约的关系，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万里同志说得好，谁离实际、离实践最近谁最有发言权，谁能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谁叫有真本事。如果群众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生产力没有促起来，企业没有活起来，国家没有富起来，改革就不成功。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在天津市政府研究加快自行车行业改革步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8月2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外国来的，是“进口的”。马克思主义怎么会不主张开放？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知识来源不仅是自己的直接实践，样样都要自己直接经验否则就拒不接受，那是狭隘的经验论。特别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和交通把地球缩小了，所以人类的任何知识更应当互相借鉴。马克思的社会活动就不是在一个国家进行的嘛！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国人，而他们的活动并不局限在德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外国来的，是“进口的”，不是自己国家里生产的。马克思主义怎么会不主张开放？有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僵化保守等同起来，把坚持改革开放与自由化等同起来，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会见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刘吉、曲啸、李燕杰、李永田四同志时的谈话》（1989年10月14日）坚持改革开放，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因为它是从实践中产生并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同时也必须把它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相结合。对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坚信，因为它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历史进程，同时也必须结合实践不断探索和完善。坚持改革开放，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开放难免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有的是理论问题，许多是实践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都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丰富，使社会主义更具活力。《会见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马查多时的谈话》（1999年4月29日）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今天的局面。

2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综合国力逐步增强，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大变化，国际地位也有显著提高，其根本原因就是实行了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今天的局面。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实惠，真心实意地拥护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当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切实解决，否则，就会人心涣散，社会畸形；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碰到了一些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妥善处理，否则，体制无法理顺，改革难以深入。不论出现什么问题，碰到什么困难，都动摇不了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都影响不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改革开放根本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就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为了促进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重大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违背，都不会放弃。《会见阿联酋国民议会议长哈卜图尔时的谈话》（1999年5月16日）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完全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包括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究竟怎么解释取得成就的原因，说法就不一样了。有人说这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误解、是歪曲，恰恰相反，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完全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坚持唯物的观点，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了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坚持发展的观点，大胆解放思想，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开创了改革开放的[2]新局面；我们坚持实践的观点，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用实践作为检验理论和政策的标准，靠实践回答和解决问题；我们坚持生产力的观点，纠正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中心；我们坚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观点，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我们坚持群众的观点，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依靠和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来推进我们的事业。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上曾出现“社会主义失败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用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它的许多基本原理仍然有着现实的重大意义，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是最优越的社会制度。《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时的谈话》（2000年5月30日）注释[1]美国前总统。1972年2月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2]指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2.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也是新时期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冲破了旧体制的束缚，引起了社会结构、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和重新组合，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我国生产力获得了大发展。改革开放，突破了迷信本本、崇奉教条的僵化观念，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全民族的思想新解放。改革开放，破除了长期以来姓“社”姓“资”的争论对人们的困扰，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各项工作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改革开放，打破了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的状态，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大踏步进入国际社会和世界市场，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大大加快。15年的改革开放，确实给人民带来了实惠，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扬。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活力。可以断言，时至今日，改革开放的潮流席卷祖国大地，已势不可挡。任何部门、任何个人都不能观望彷徨，更不能逆流而行，都必须主动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与之相顺应、相合拍、相协调。《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11月5日）要用改革的方式和方法，把长久以来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解决好，把一些想办的事情搞上去，把一些想改掉的东西改掉。

治理整顿既是改革的重要保证，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改革的方向，用改革的方式和方法，把长久以来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解决好，把一些想办的事情搞上去，把一些想改掉的东西改掉。对已被实践证明的正确的改革，要继续坚持并加以完善；对已经看准而且条件基本具备的改革，要积极进行；对实践检验是错了的所谓改革，要坚决纠正。总之，我们必须在治理整顿中坚决而稳妥地、有领导有秩序地全面深化改革。《在中共天津市委五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88年12月25日）过去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改革开放缺乏经验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改革开放。

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对改革开放有一些猜测和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还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与改革开放直接联在一起，这种论调是不对的。造成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有改革开放缺乏经验的原因，但不能说与改革开放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以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毛病来非难改革开放，或者在原则上肯定而在具体上否定，都是不对的。现在有的文章，并不是准确地反映中央的精神。由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开放地区目前有一些顾虑，外商也在观望，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中央领导同志都出来讲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变，目的就是宣传改革，稳定情绪。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实际行动，在具体工作上做一些实事，用一件一件摆出来的事实，说明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我们过去有一些问题是因为改革开放缺乏经验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没别的路，只有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搞好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中找出路。邓小平同志最近再一次指出：中国离开改革开放是没有希望和出路的。在改革开放已经搞了十年的今天，改革开放只能坚持、不断完善。如果停顿不前，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外商不来了，宾馆没人住了，工厂停工了，引进的生产线变成废铜烂铁，剩下一批空房子，背上一屁股债。我们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而且，我们坚信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考察深圳特区时的谈话》（1989年9月9—14日）我们绝不会因为出现问题和困难而动摇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18年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对此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掉以轻心，必须认真对待、切实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是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与我们取得的成就相比是第二位的，也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进行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中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绝不会因为出现这些问题和困难而动摇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方向。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并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得到了实惠，受到他们的真心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生活全方位进入世界市场，有机会学习和借鉴各国的有益经验。所以，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仅不应当改变，也是改变不了的。《会见瑞士联邦主席德拉姆拉时的谈话》（1996年9月17日）改革人心所向，后退不得人心。

经过了11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确确实实得到了实惠，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希望改革，而且要求改得越来越好，改革人心所向，后退不得人心。有的干部给群众做工作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你们不要担心”；群众说：“你们不要担心我们，我们倒是担心你们”。所以说，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能变、也变不了，这叫做历史的大趋势，也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这个“人”包括了所有的人。《在〈人民日报〉国内记者工作会议上的谈话》（1990年4月28日）后退一时可能好过，但后果不堪设想。

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确：改革开放的方针是不应该改变、不应该放弃的，这个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虽然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后退一时可能好过，但后果不堪设想。可以这样断言，离开了改革开放，中国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听取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0年2月9日）只要符合改革的方向，就要解放思想，积极开拓，敢于突破，大胆创新。

改革不能停滞不前，需要探索很多路子。如果束缚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不能大胆设想，不敢大胆突破，改革就很难进行下去。现在企业领导人日子很难过，下面攻他给钱，上面压他完成任务，不改革没有出路。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把权力放给企业。一是可以沿用现有的做法，通过改革变通一下，想办法绕过障碍求得发展；二是从根本上研究出一个突破的法儿，只要这个法儿符合改革的大方向，就要解放思想，积极开拓，敢于突破，大胆创新。《在天津市政府研究加快自行车行业改革步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86年8月2日）首先是当前使上劲，保住这个“前劲”，然后才能谈得上“后劲”。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激励机制比较明显，人们担心会造成短期行为，妨碍企业的后劲。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大问题。如果只顾眼前，榨尽吃光，忽略经济技术的储备，导致后劲不济，就会影响到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改革也难以为继。但是，脱离实际去讲后劲，眼前就过不去，后劲也就失去了基础。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把增收节支任务很快落实下去，确保国家财政收入。首先是当前使上劲，保住这个“前劲”，然后才能谈得上“后劲”。也就是天津在港口改革时讲的，“先救命，后治病”，先解决压港问题，后解决港口建设问题。从企业来讲，只有国家财力雄厚了，国家有了后劲，企业才能真正有后劲。《关于深化改革问题的汇报提纲》（1988年1月9日）经济体制改革三句话：方向不变；总结经验；重在实干。

关于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可用三句话来概括：方向不变；总结经验；重在实干。十多年改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继续改革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哪一个领导人可以违背的。生产力不断发展必然带来诸如生产关系等上层建筑各方面的改变，这本来是正常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各种事物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许多外国朋友关心中国的改革是否会停滞，其实中国人民更关心这个问题。因此，改革方向不会变，我们不会再走回头路。

过去十多年改革我们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不否认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毛病，有一些经验教训。如，应下放的权力下放得不够，应集中的东西又没管住，以至于下面喊限制太多，上面又说控制不了全局。再如，在开放过程中有的不该放开的却放开得太多，诸如盲目引进电冰箱、电视机生产线和高级消费品，大量进口小轿车等。这些做法都脱离了中国当前的经济现状和人民的消费水平，不符合中国国情。而对有些可以放开的东西，胆子又不大。譬如在出让土地引进外资方面，国内有的人想不通，认为会出现新的殖民地、新的香港。因此过去在这方面走得慢了一些，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好的坚持，不好的放弃，并采取了一些勇敢的步骤，如在海南岛的洋浦、上海的浦东和天津的塘沽等地搞成片土地开发，把土地租让给投资者，引进资金技术。我们总结经验是为了使改革开放搞得更好，而不是不搞改革了或后退。

要搞好改革，重在具体实干。改革不在于口头宣传，而在于具体地、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克服困难，使改革稳定地持续下去。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如何调动广大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最基本的方式还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认真实行多劳多得和使一部分能干、贡献大的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接见美国世界事务组织全国委员会代表团访华时的讲话》（1990年6月16日）我们要学会在改革发展的动态中解决问题，而不能因为一时出现的问题又回到老路上去。

内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比如下岗和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奢侈浪费现象仍在蔓延，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有所扩大，有些群众的基本生活发生困难，等等。这些也导致不少群众存在一些不满情绪，有意见，有怨气。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第一要予以足够的重视，不能掉以轻心。要看到这些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妨碍经济建设，影响社会稳定，动摇人民信心，危害四化大业。要深入实际，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及时妥善地加以解决。这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做的。第二决不因此而停止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能简单地把这些问题的发生归到改革开放上，从而动摇改革开放的信心。要看到这些问题是前进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只有在继续前进中才能解决。我们重视这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而不是放弃改革开放。有人慷慨激昂地说，过去就没有那么多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的事。我说，改革开放之前这一类问题确实较少，但那时有那时的问题。我们可以回想一下，那时候经济水平、人民生活、国家实力比今天如何？那时一人一个月28.5斤粮食，一年十几尺布票，请朋友吃顿饭都请不起，出国做不起料子衣服，连部长都要向出国人员服务部门借衣服，回国再还。更不用说政治上，连邓小平都可以随便关起来。那时当“反革命”很容易，早晨出操，向左转，要喊“毛主席万岁”，向右转，要喊“打倒刘少奇”，转来转去就喊错了，有的人就因此当上“反革命”，住进“牛棚”。有多少人包括对我们有意见的人真正愿意回到过去那种状态下去？对事情要分析。黄、赌、毒，当然要清除，不能手软。但是不能说过去没有黄、赌、毒，过去就比现在强。和尚庙里倒是没有黄、赌、毒。我到过一个国家，和尚修炼到最高层次，只能拥有7件东西，这7件东西还包括身上背心、裤衩、钢笔在内。一个国家的人如果都这样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行吗？世界上的事都是利害相随、得失相伴，有利必有害，有得必有失。问题在于权衡利害得失，看哪个是主要的。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搞一个摆着好看的花瓶或《镜花缘》里的君子国。比如，我们过去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是共同贫穷；改革以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但同时也就出现了分配不均现象，有些人没有真本事，又想发财，偷鸡摸狗的事也就多了。我们只能设法抑制那些负面影响，总不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吃“大锅饭”、共同贫穷的状态下去吧！我访问巴西时，同卡多佐总统谈起改革的必要性，我讲过一个比喻：冬天没有苍蝇蚊子，但是冬天也不长庄稼；夏天有苍蝇蚊子，但是夏天长庄稼，所以人们总是更需要、更喜爱夏天。卡多佐也在搞改革，他对这个比喻很感兴趣。我们今天选择的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付出沉重代价才找到的，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稳定的。我们要学会在改革发展的动态中解决问题，而不能因为一时出现的问题又回到老路上去。坚定不移地沿着小平同志开创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实现预期的目标。《同全国政协港澳委员座谈时的谈话》（1998年3月7日）在我们纠正错误的时候，难免有人借治理整顿之名，把已经放了的权偷偷收回去。这种情况要警惕。

11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应该通过总结把它们肯定下来。但与此同时，也确实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也有教训。比如，一手软、一手硬，忽视四项基本原则，在[1]理论、实践、政策上都带来了一些毛病。又如“六害”的出现，卖淫、赌博、拐卖妇女这些社会丑恶现象，过去早已绝迹了，现在又沉渣泛起。不能简单地说这些都是改革造成的，但和改革过程中的工作有联系。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此就不搞改革了，更不能做“没治了”的结论，但教训应当汲取。比如说，进口那么多小汽车干什么，进口那么多水果干什么，进口那么多外国香烟干什么，电视机生产线引进可能也多了一些，等等。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展示了方向的正确性和继续发展下去的潜力，但也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应该总结。我们不是打了败仗才被动地总结经验，而是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使自己得到长进，把工作做得更好些，把改革开放搞得更好些。在我们纠正错误的时候，难免有人借治理整顿之名，违反中央的精神，把已经放了的权偷偷收回去。这种情况要警惕。但有一些确属于不好的东西和做法，必须进行纠正，这不能叫改变方向。有些事情步伐放慢了些，这是从我们这几年的经济状况和目前的实力出发来考虑的。《在〈人民日报〉国内记者工作会议上的谈话》（1990年4月28日）解决改革面临的许多事情和问题，还得依靠实践、依靠群众。

改革是一个创造历史的过程，是一种权力、利益的再分配，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千变万化，错综复杂。应该说，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对当前许多事情和问题，我们仍然处在必然之中，要达到真正的自由，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还得依靠实践，依靠群众，逐步实现。这包括已经进行的改革。《在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与插话》（1986年2月21日）“企业党委是中心，厂长是核心”，二心必须变一心。

对“厂长负责制”问题，当初几次会议也通不过。彭真同志在天[2]津开了几次座谈会，说若搞不成这个法，他死不瞑目。袁宝华同志主持这项工作时，小平同志再次出来说话，“厂长负责制”才得以通过、出台。1989年之后又出来“企业党委是中心，厂长是核心”的说法。1990年我在广州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下面递上条子，问“企业党委是中心，厂长是核心”，该如何解释？我说，核心即中心，中心即核心，实际上回避了这个问题。大家都笑起来。再后来又有新的提法，叫做“二心变一心”。从道德、友谊上这样说可以，在领导体制上二心必须变一心。

《同部分政协委员就经济问题座谈时的谈话》（1998年7月13日）把天津开发区办得更好，就是对小平同志最好的怀念。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区之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特别是1986年8月邓小平同志亲自视察天津开发区，对天津开发区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作了“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3]活，不存在收的问题”等重要指示。他还为天津开发区亲笔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把天津开发区办得更好，就是落实小平同志的指示，就是对小平同志最好的怀念。我们对办好天津开发区、对开发区与摩托罗拉公司的合作充满信心，因为它们与一个伟大的名字——邓小平联系在一起。《会见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董事会主席罗伯特·高尔文一行时的谈话》（1997年4月1日）注释[1]指六种犯罪活动：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2]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3]《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惜时如金，与时俱进。

当前，大多数同志都在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工作，但不可否认仍然存在着许多不珍惜时间的现象：大量宝贵时间或消耗在人浮于事、互相扯皮中，或浪费在文山会海、空话套话中，或耽误在无事生非、无谓争论中，或损失在盲目决策、胡乱指挥中，或荒废在无所用心、无所事事中，甚至消磨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凡此种种，实在令人痛心和忧虑。时间的最大特点是一维性，时不我与、时不我待、时不再来。我们必须下大决心，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改变这种误人误己、误事误国的不良风气。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共产党的领导，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人民勤劳智慧勇敢，拥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能够在各个领域攀登高峰；我们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引，有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利用后发优势逐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事物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类历史上通过跳跃式发展而后来居上的事例屡见不鲜。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惜时如金、与时俱进的精神，坚定信心，集中精力，埋头苦干，使我们的祖国在21世纪以更快的步伐走向现代化的辉煌。《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2000年3月11日）抓紧时间，埋头苦干。

改革开放18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整个国家充满生机与活力。对我们的成就，广大群众充分肯定，国际社会也评价很高。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即便同有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加快发展，经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我们不加倍努力，差距还有拉大的可能；我们曾经失去许多宝贵时间，错过不少发展良机，今后不能再有丝毫的耽误。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所担负的历史重任，解放思想，大胆实践，抓紧时间，埋头苦干，一年一年地苦干，一代一代地苦干，一刻也不放松地苦干。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宏观调控收到很大成效，各项改革措施平稳出台，社会局面保持稳定，从总体上说，经济和社会发展是顺利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在前进过程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数千万人口尚未脱贫，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下岗失业人员增多，等等。这些都是牵动全局、久拖不利但解决起来难度很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努力，需要多种措施，但最基本的是需要抓紧时间，埋头苦干。苦干可以出思路出办法，苦干可以出成绩出经验，苦干可以战胜困难，开拓前进。没有埋头苦干，一切无从谈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举国上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求实务实的精神得到发扬。这是我们的一大进步。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浮躁虚华的风气，存在着不扎实、不艰苦、不谨慎、不负责任、不讲实效、不思进取的现象。这些尽管是局部的，但影响甚坏，危害很大。人民群众希望我们少讲空话，多办实事；希望我们塌下心来，研究问题；希望我们抓紧时间，埋头苦干。《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97年3月12日）要想红旗不落地，卫星必须早上天。

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战胜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人民群众中深深扎根，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最终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经济不发展，国力不增强，人民生活不改善，社会主义制度就难以巩固，更谈不上发展。当前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又是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这里所说的科学技术的竞争，不单是某几项科技成果的比较，而是总体的科学技术能力及其转化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能力的较量。在这个竞争中，谁落后谁就会丧失主动权，就有可能受制于人，甚至被动挨打。苏联国力的衰落，东欧局势的剧变，海湾战争的结局，这些严峻的事实都不能不使一切真正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人警醒起来。对和平演变，对强权政治，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此同时，对现代科学技术在国际竞争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过去“四人帮”用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言论来反对搞四个现代化，这是荒谬的。现在事实越来越清楚：要想红旗不落地，卫星必须早上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前景，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奠定了深厚的物质技术基础。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包括思想道德在内的精神与观念。只有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摆脱愚昧落后状态，劳动者的素质才能提高。发展科技和教育，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它的重要条件。因此，真正巩固社会主义，真正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就应当在世界范围的激烈竞争中集中精力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听取浙江省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1年5月21日）发展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共同主题。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世界总体经济水平迅速提高，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大大加快。任何国家想要跟上时代的潮流，都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解决发展问题。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迫切任务。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低下，人民生活贫困，社会问题突出，国际债务负担日趋沉重，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要改变这种状况，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发展，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近现代历史上多次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长期处于发展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悲惨境地。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也走了不少弯路，特别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耗费了民族的宝贵精力，耽误了国家的发展良机，延误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众所周知，现在中国有12亿人口，每年新增人口就有1600万，人均耕地不足0.08公顷，相当于世界人均数的1/4，其他资源也相对贫乏。中国人民如果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就难以生存，更谈不上赶上发达国家。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就没有出路，就没有希望。这是中国人民从世界的现实和自己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发展：当代中国的主题——在智利联合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演讲》（1995年6月26日）共产党执政后，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首位。

本世纪初以来，共产党在一些国家取得政权，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80年代后在一些国家遭受挫折，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执政后，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放在首要地位，这样，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复杂形势下站稳脚跟，关键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我们自己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8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党实行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理论是正确的。尽管我们现在还面临一些困难，在以后的征程中还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只要按照邓小平理论搞下去，我们的事业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谈话》（1997年9月30日）“痛定思痛”。

中国有句话，叫“痛定思痛”。经历过长期动乱的人们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团结、稳定、和谐局面，迫切希望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新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痛定思痛”。第一次是在1949年，中国结束了长达100多年的战乱，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建设新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干劲，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各项事业发展很快。第二次是在十年“文革”动乱结束后，中国人民尝够了瞎折腾的苦头。我们抓住机遇，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又一次汇成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结果使中国出现了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的好局面。《会见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二首相洪森时的谈话》（1995年12月6日）必须老老实实抓经济。

从新中国建立后5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必须老老实实抓经济。“天下顺治在民富”，只有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广大群众高兴满意，其他事情才能办好。在国家的全部工作中，只有经济建设一个中心，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动摇、干扰和游离这个中心。经济本身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尊重专家意见，不搞长官意志。当然强调经济工作重要，并不是说其他工作不重要。如果科技教育、思想道德、民主法制等方面搞不好，经济工作就很难搞好，即使一时上去了也不可能持久。但所有这些都必须围绕经济这个中心进行。《会见保加利亚总理西美昂时的谈话》（2002年5月17日）在中国，夏天有苍蝇、蚊子，但夏天能长出我们所必需的粮食和各种作物；冬天虽然少一些害虫，但冬天也不长庄稼，因此，谁也不会希望总是过冬天。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衡量各项政策的得失和执政水平的高低，最主要的是看能不能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消极现象。对此，一方面要通过努力提高工作水平切实加以解决，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出现这些问题和由此引发的各种非议而动摇发展的决心。用一句中国的成语，叫做不能“因噎废食”。在中国，夏天有苍蝇、蚊子，但夏天能长出我们所必需的粮食和各种作物；冬天虽然少一些害虫，但冬天也不长庄稼，因此，谁也不会希望总是过冬天。所以，必须从长远和根本、全局和总体的高度看待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必须始终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不放。也只有这样，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才有彻底解决的可能。《会见巴西总统卡多佐时的谈话》（1995年6月22日）一定要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一定要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有些同志认为我们处理某些国际问题太软，不够坚决。其实不是这样。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小平同志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要坚持这个方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个实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举世公认，但对我们的成绩不宜估计过高，我们的绝对水平比人家差得很多，比美国差了几十倍；我们确实发展比较迅速，但即使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不再折腾，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50年乃至更多的时间；我们确实发展比较顺利，但我们绝不可忽视存在着的许许多多的难题。对此，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定要按照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谨慎谨慎再谨慎，冷静冷静再冷静，第一不要挑事，第二不去当头，要抓住时机，埋头苦干，闷着头再干上几十年，到时候我们国力增强了，才会有更大的发言权。

《听取河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9年4月16日）要想多吃西瓜，就得研究种西瓜，不能天天光是研究西瓜怎么切。

我们要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1]就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群众有饭吃、有衣穿，就什么都好说，什么文章都好做。如果经济长期搞不上去，势必会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服从于、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不要脱离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和要求去琢磨生产关系。党的十三大后，有的地方开展生产力标准的讨论，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观点的教育，是必要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打个比方来说，你要想多吃西瓜，就得研究种西瓜，改良西瓜品种，提高西瓜产量，不能天天光是研究西瓜怎么切。过去，我们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上下功夫过少，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听取黑龙江省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0年8月17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内涵很丰富。

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特别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内涵是很丰富的，其基本观点是否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就不可能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注重发展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第二，中国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入手。我国到下世纪中叶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对外开放，首先是为了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学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科技进步，再加上发挥我们的传统政治优势，我们完全可以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干得更好。第三，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研究科学技术是一项基本建设，这方面的投资是基本建设投资。要充分重视发挥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先导作用。第四，中国必须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下个世纪将是高科技的世纪，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搞出一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东西。第五，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知识分子是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证科技人员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去。对科技人员政治上要信任，工作条件要保障，生活待遇要提高，有突出贡献的要给予重奖。第六，为了最大限度地解放科学生产力，必须相应地改革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体制改革必须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利于拔尖人才脱颖而出，有利于科技同经济的结合，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听取浙江省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1年5月21日）科技发展既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也是衡量改革开放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从根本上讲，改革开放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包括科技在内的社会生产力，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既对推进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又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条件。经济建设要进一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科技要进一步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就必须推进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80年代，顺应“面向”和“依靠”的要求，我们先后开放技术市场、改革科研拨款制度、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等，对解放科技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90年代我们将继续深化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经济与科技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推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对于扩大开放来讲，如果我们没有水平较高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能合理地引进，引进后也消化不了；另一方面国内的产品出不去，出去后也要吃亏。回顾这些年，在对外经济技术交往中，由于我们不懂或者不掌握某些方面的科学技术，上当受骗和睁着眼吃亏的事是不少的，有的引进的是过时技术，有的出口商品卖不上好价钱。比如你们的绍兴黄酒，卖的价钱理应比台湾的要好，但是瓶子过不了关，要向外国买瓶子，结果赚钱比台湾少。所以，讲改革，讲开放，都离不开科学技术发展。科技发展既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也是衡量改革开放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听取浙江省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1年5月21日）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是解决我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

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不仅需要大力提高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还必须造就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培养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技术专家，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要加强宣传教育，改变鄙薄知识、轻视人才的陈旧观念，而更重要的是要把科技人员推向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人尽其才，充分显示知识、人才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方面的巨大作用和无穷潜力。现在，农民把科技人员比成“财神爷”，乡镇企业竞相用重金招聘科技人员，就是因为他们对科技和科技人员的作用有切身的感受和迫切的需要。只要我们真正把科学技术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重点，形成向新科技革命进军的社会潮流，就会充分释放国内成千上万科技人才尚未完全发挥的潜能，就会从根本上扭转人才外流的不正常现象，就会吸引一切具有报国之心的海外华夏儿女以各种形式为振兴中华出力献策。因此，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是解决我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听取浙江省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1年5月21日）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转移，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是来之不易的。这里所说的工作重点，就包括科技和教育。经验表明，如果不重视科技、教育，不发展科技、教育，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不完全的，也是难以巩固和持久的。80年代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了建国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90年代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把这个转移推到更高阶段，才能使广大群众不受干扰，专心致志地学文化，钻技术，练本领，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才能保证各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创造性地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才能避免折腾，稳扎稳打，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因此，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深化，同样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听取浙江省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9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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