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游宇明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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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试读：

在文学上，游宇明先生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界定的人物。有人说他是美文家，他的美文佳作不时出现在《散文》、《青年文学》、《北京日报》等众多纸媒上，并被央视“子午书简”栏目三次播出，选入教材、文集，其数量之多，恐怕他自己也无法准确计算了。前一段又听说《读者》、《格言》等受众广大的刊物纷纷与他签约，更证明了其美文的影响力。有人说他是杂文家，《杂文报》、《杂文月刊》、《湘声报》等杂文主阵地时有他攻城略地的身影，国内各种杂文奖项经常闪烁他的名字，最权威的几种杂文年选总有他一席之地，《杂文选刊》曾为他做专辑、专访，大为红火。

近几年，游先生开始把精力和视角投向民国时期的大师巨子，以及那些有担当、有风骨、坚守民族大义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物，这个转变正如游先生对我的剖白：“也许是因为对过去的事情有些好奇，最近四五年，我颇痴迷于史书，读过的史书少说也有一两百本，读史书又喜欢关注那些活得元气充沛的人，时间长了，眼前经常人影飘动。”那么，在游先生的眼前飘动的是些什么人呢？从《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是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张伯苓、辜鸿铭、胡适、鲁迅、朱自清、梅贻琦、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陈寅恪、吴宓、丰子恺、弘一大师、杨树达、叶企孙、吴有训、顾颉刚、成舍我、林语堂、傅斯年、赵元任、刘文典、叶公超、钱穆、钱锺书、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梁宗岱、严怪愚，等等，正是这一批人物，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留下了不朽的盛业和一大笔值得后人追思缅怀的精神遗产。

回眸民国时期的人物与文化，很像一部现代版的春秋战国史，人才辈出、大师如林、百家争鸣、精神昂扬、思想自由、学术文化如同星河灿烂繁荣，令人心向往之……面对这一盛景和精神高地，连同站在高地上的鸿学硕儒，游先生在观察和书写中，没有刻意去描绘全貌、全景，或进行宏大叙事，而是捕捉人物的侧面和生活中不太为人看重或易被忽略的细枝末节，从这些小处勾勒出人物的音容风貌，传递一种真性情、真精神和大境界，给读者以启迪心灵的洗礼。

从书中的第一辑可以看到，被学界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发现自己任职的清华理工学院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因而自己也连续两年未请假一点钟。按陈氏的说法，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但自己心中默默有个誓约，非有特殊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课的情况。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说当年的清华如何如何了得，出了多少人才，培养了多少大师云云，须知培养大师是有条件和要付出代价的，从陈寅恪先生透露的这件小事上，可窥知和领悟到一点什么。

像陈寅恪这种宁可自己付出代价也要坚守规则的事，同样体现在傅斯年身上。抗战时期，傅斯年率领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昆明迁到了四川南溪李庄，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坚决拒绝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欲聘时在桂林的陈寅恪遥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职并支专任之薪。陈傅二人既是柏林大学的同学，又有亲戚关系，表面看起来傅似乎有点无情，但恰恰通过“无情”这一点，可证那一代文化人视原则、规程的重要几乎超过了生命，亦证其人格力量的伟岸和风骨所在。——走笔至此，我想读者看过《傅斯年当年的忧虑》这一篇短文之后，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自己是陈寅恪或傅斯年，能不能具有这样的品质，能不能在彼时彼地这样做并在社会的现实里有所坚持？这或许是游宇明先生暗中为读者出的一道促其反思人生的试题吧。

顺便说一下，书中第一辑的“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小标题，不是随便拟出来的，实是引自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句子。范氏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赞美他的老师严子陵。这个句子被游先生借来做提纲挈领的引子，确实是恰到好处。在这个小标题之下，我们看到大师们群体的雕像和仰之弥高的精神风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校长梅贻琦的话，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现实和学术界的追求目标。正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环境和精神支柱，才有抗战爆发后的西南联大时期，哲学教授金岳霖冒着敌机轰炸，写出了力作《论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才有了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跑警报之余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才有了社会学家陶云逵冒着被敌人炸死的危险跑遍云南全省，调查少数民族社会经济、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地理环境，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等丰功伟绩。而从这些鲜活的例证中，后来者才更加直感地触摸到自由知识分子背后那一根瘦弱与坚硬的脊梁。所谓铁肩担道义，世事多舛而情怀不改、信念不衰，在这一群大师们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成为我们的民族记忆中最温热的一部分。

当然，正如冯友兰教授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所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概。”大师也有大师性格中的差异和不足，师生、同事间的口舌、义气之争自是难免。如书中毫不隐讳地再现了鲁迅与史学家顾颉刚之争，国学大师刘文典等对作家沈从文的鄙视等尴尬之事。而我认为游先生写得最为出色的一篇是《两种“谢本师”》，文中，作者特别择取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谢本师”事件加以叙述。其事发生在清代著名朴学大师章太炎与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之间。俞樾当年科举考试以一句“花落春仍在”深得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后把讲舍命名为“春在堂”。章是俞的学生，俞对章氏出校之后结交维新人物、倡言革命、剪掉辫子等举动极为不满。1901年，章太炎去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拜访住在苏州曲园的俞樾，俞氏声色俱厉，对章的行为大加指责。章太炎很不服气，当即反驳，后写下《谢本师》一文，宣布离开师门，但两人并未真的断绝师生关系。1907年俞樾去世，章太炎作《俞先生传》，虽然文章中不乏微词，整个基调却充满敬意。章太炎寓居上海时，有次专程赴苏州凭吊俞樾故居。看到大厅中一幅写着“春在堂”的匾额，认出是先师俞樾的遗墨，立即命同行的陈存仁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之礼。走到左厢房，章太炎辨认出这是他旧时的读书处，请房主拿出纸笔留字，房主只有笔墨而无纸张，章太炎在墙上留了两首诗，黯然而别，故事到此结束。

游宇明文章的老到和技高一筹之处在于，在看似故事结束之后继续书接上回，笔锋一转，点出周作人与沈启无师徒反目的事例示众。如此对比，文章的立意、境界和所达到的高度就显得大不同了。沈启无是周作人的学生，曾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等并称“周门四大弟子”。此人最初对周作人亦步亦趋，抗战期间，周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一职，沈启无担任伪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图书馆主任。但沈觉得老师当了大官，自己的官帽子太小，对周作人深怀不满，竟至反目成仇，最后发展到相互在文章中讥讽、攻击对方……对上述两次“谢本师”事件，游宇明认为不可同日而语，章太炎的“谢本师”为公不为私，所以，章在不得已的“辞谢”里有对师恩的念念不忘和对老师出自内心的敬重。这样的“谢”虽然也是悲剧，但沉痛中自有一份温暖，能够得到后人充分的理解和尊敬。而沈启无的“谢本师”却完全源于个人的私欲，而且这私欲还与他们师徒在民族大义上的失节联系在一起。因此，其“谢师”也就“谢”得鬼鬼祟祟、有气无力，师徒都被后人看不起。“谢本师”本身无所谓对错，因什么而谢却标示着一种品位和思想境界。

——思往事，立斜阳，而今风云已更改，当时却道寻常。《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正是把民国时代看似寻常的事重新发掘、展示出来，以期让读者在新的现实和语境中得到启发和教益，于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中重塑失落的民族之魂。岳南，1962年生，长期致力于纪实文学的创作，著有《复活的军团》、《日暮东陵》、《风雪定陵》（合著）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12部。另著有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情感命运为主体脉络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南渡北归》等十部。其中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已达数百万册。现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驻校作家。第一辑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悲观论学人的选择

读过不少民国史著作，深为一些前辈学人对国家、民族的那种责任感而感动。以前总认为那些杰出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要逃离沦陷区奔赴大后方，是因为他们对抗战前途非常乐观，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光复国土，自己可以继续以前的安宁生活。事实却告诉我，其时很有一些爱国学人对时局的看法是悲观的。

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收录了抗战初期一些学人的诗作，从这些诗作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学者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1937年底，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冯友兰和临时大学的学者游览衡山，拜谒二贤祠（为纪念朱熹、张栻的论学而建），情不自禁，吟诗两首：“二贤祠里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繁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1938年2月，因为几次大的战争失利，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昆明，冯友兰、陈岱孙、朱自清等人途经桂林、柳州时，乘船游览了桂林山水。想到战时局势，朱自清不禁悲从中来，作《漓江绝句》：“招携南渡乱烽催，碌碌湘衡小住才。谁分漓江清浅水，征人又照鬓丝来。”与冯友兰、朱自清相比，吴宓和陈寅恪诗中的悲观情绪更深一层。吴宓《大劫一首》云：“绮梦空时大动临，西迁南渡共浮沉。魂依京阙烟尘黯，愁对潇湘雾雨深。入郢焚麋仍苦战，碎瓯焦土费筹吟。惟祁更始全邦梦，万众安危在帝心。”云南蒙自有一南湖，湖中有一个叫松岛的小岛，一天傍晚，陈寅恪与吴宓从松岛散步回来，看着湖面的荷花，听着桥旁酒楼里的划拳、碰杯声，不禁悲从中来：“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冯友兰陈岱孙

冯友兰、朱自清、吴宓、陈寅恪四人的诗中都提到“南渡”一词。在中国文化中，“南渡”是有特定的含义的，借用冯友兰所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的话说是：“稽之往史，我民族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所以堪哀，是因为历史上，“南渡之人，未有能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西南联大的一些学者对时局持悲观态度，并非完全没有原因。一是因为连年内战，中国的国力、军力薄弱，物质储备、人员素质都很难支撑长期的消耗战；二是几千年的专制制度造成社会不公、官民不睦，沦陷区的主要汉奸政权就有三四个，抗日战争期间自愿、半自愿为日寇充当炮灰的伪军居然超过百万人。所有这些，都使学人们忧心忡忡。朱自清与妻子陈竹隐

对战时形势的估算如此悲观，然而，这些来到大后方的杰出学人从未想过卖身求荣，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自己苦难的祖国共进退，用知识打造民族的心力。他们知道，国家就像一栋大房子，不要说这栋房子全部倒塌，就是屋顶烂个窟窿，公民也会遭受无数的风雪雨霜。个人要想活得有人格有尊严，就必须千方百计保住国家这栋房子。何况，国家越是危难，越需要大家团结一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只有这样，国家才有机会起死回生。

认为某种国事不可为却偏要执著地付出自己的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正是那一代“悲观”论学人们最值得后人敬佩的地方。好人蔡元培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物。他身为前清翰林，却热心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加入同盟会，革命信念终生不渝。他从旧时代过来，却有着非常前卫的教育思想，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宣扬劳工神圣，“以美育代宗教”。一句话，作为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都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影响十分深远。

然而，对蔡元培，也许最恰切的评价应该是：他首先是一个好人，一个时刻准备燃烧自己温暖别人的好人。

毛子水《对于蔡先生的一些回忆》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蔡元培有次跟钱玄同聊天，钱玄同突然问：“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么能够考得翰林？”蔡元培笑嘻嘻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蔡元培1912年就是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是标准的高官；年纪也比钱玄同大19岁，算是长辈。然而，他对钱玄同的冒犯毫不在意，充分反映了他的宽容。

蔡元培特别关心别人。民国21年春天，蔡元培到武昌珞珈山小住，武汉大学的同人热烈地欢迎他。当时学生辈的陈西滢正病卧在床，不能行动。蔡元培走上百余级石阶专门去看陈西滢。一年夏末，陈西滢与蔡元培一同去北平。车快到北平时，蔡元培对陈西滢说跟他一起乘车是不用花钱的，这一次一个钱也没花，心里觉得很不安，饭车的钱希望陈西滢让他开销。蔡元培说得这样委婉诚恳，陈西滢也不好坚持。第二天早晨发现不但饭费，连睡车上茶房的小费他都付过了。车到站时，蔡元培又说他带了一个当差，并且有人来接，行李有人招呼，劝陈西滢将行李放到一处运去。陈西滢非常感动，后来专门写文章提到这些事。汪精卫

蔡元培待人宽容、热情，却也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当朋友做了错事，他敢于直言不讳地指出来。罗家伦《伟大与崇高》一文回忆：1935年，蔡元培到南京，当时还是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请他吃晚餐。蔡元培苦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铁心抗日。蔡元培说这些的时候流下了眼泪，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靠事业标定价值的，希望自己在某个领域出人头地，赢得他人的尊敬甚至膜拜，也是人之常情。但人又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动物，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他人发生影响，因此，做一个好人，给所有路过你生命的人带来快乐和幸福，应该成为我们的第一追求。做好人与干大事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做好人要关心别人的冷暖，似乎耽误了做事业的时间，实际上不是这样。一个人善待别人，别人也会帮助你，你干事业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一生做好人的蔡元培，最后不是成就了大事业吗？

真正的好人不会把做好人看作一种投资，但时间一定会主动付给你应有的补偿。骨头的重量

也许是因为对过去的事情有些好奇，最近四五年，我颇痴迷于史书，读过的史书少说也有一两百本，读史书又喜欢关注那些活得元气充沛的人，不觉间常常被前人的事迹深深打动。徐中舒邵瑞彭信札

邵瑞彭是来自浙江淳安的一个参议员，这位浙江省立优级师范的毕业生，先后加入过光复会、同盟会，热心于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制度。1912年12月，他当选为众议员。1923年，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看上了总统的位子，曹锟这个人无德无才，想通过正规的选举上台几乎没有可能，他决定贿赂议员。10月1日，在曹锟的授意下，由设在北京甘石桥的总统选举筹备处向在京议员分赠支票一张，面额5000银圆，约定选后三天兑现。绝大多数众议员都被收买了，投了曹锟的票，做了“猪仔”议员，唯独邵瑞彭不干。收到5000银圆的贿选支票后，他立即拍照寄往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发表，同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诉，顿时全国舆论一片哗然。邵瑞彭的正义之举受到了社会普遍的尊敬，当他躲避追杀抵达严州、淳安时，淳逐旅严同乡会、石峡师范讲习所、雉山小学等机构都举行盛大集会欢迎他，会场打的横幅统一写着“揭发五千贿选，先生万里归来”的字样。徐悲鸿画作《灵鹫》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画家之一，因为看不惯国民党的一些做法，他对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傅国涌《民国年间那人这事》载：1929年，国民党政府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他拒绝参加。与他一向保持友好关系的戴季陶、朱家骅想联名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他不愿意。1935年，朋友张道藩请他给蒋介石画像，他一口回绝，说自己对蒋介石不感兴趣。1943年，他在重庆展示了一幅国画《灵鹫》，笔力雄健，意境深远，一位美国将军特别喜欢。抗战胜利之后，美国将军回国，蒋介石要送礼物，此人什么都不要，只想要徐悲鸿那幅《灵鹫》，然而，无论国民党官员开价多少，徐悲鸿就是不卖。

徐百柯《民国那些人》写到四川大学教授徐中舒的一件旧事。极“左”时期，有次开《海瑞罢官》讨论会，当时很多先生都“学聪明了”，一看风向不对，包括某些和吴晗私交很好的人都开始变得滑头，说话不知所云。徐中舒却说：“吴晗写这个东西是不是为彭德怀翻案，我不知道，我也不认识吴晗。但姚文元的说法我觉得不对，清官总是比贪官好吧，怎么连清官一块儿批呢？”徐中舒的意见一发表完，记录这次会议的小册子立即从“学习辅导材料”变成了“供批判用”，徐中舒成为“文革”中四川大学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

每一个人都有一副父母赐予的骨头，有的人骨头很轻很软，一顿饭、一包烟、一瓶酒、一次色诱、一个荣誉就可以将其收买；有的人骨头很重很硬，金钱、权势、安逸的生活、旷世的名声都无法使之改变自己的坚守。原因很简单，前者的骨头只是一般的骨头，而后者的骨头却加入了一种精神养分，这种精神养分我们称之为骨气。

因为有了杰出者的骨气，我们的世界多了阳光雨露、碧草蓝天。老派学人的真气

最近一些年，“会来事”、“会做人”似有成为褒义语之势。然而，就在这种人人琢磨怎样赢得他人青睐的氛围里，真正让人内心生出喜欢的实心人和性情中人却越来越少，这不免让人怀念已经离开我们的一些老派学人的真气。所谓真气，就是一个人想说什么说什么，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脾性。

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曾经做过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做事原则性很强，最肯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朱自清先生在辞去图书馆代理馆长职务准备办理移交时，特地将一个不称职的馆员辞退。朱自清说：我不能把确实无法胜任在图书馆工作的人留给继任的图书馆馆长，让我充好人而继任馆长当恶人。朱自清

在原则问题上，闻一多先生也是不会“来事”、不懂得“做人”的。汪修荣先生《民国教授往事》介绍：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有吸鸦片的坏习惯。当时距昆明千里之遥的磨黑有个叫张孟希的富豪想从昆明请一位著名大学教授去磨黑，为其母亲写墓志铭，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托人找到刘文典，表示除供给刘鸦片、承担刘一家三口的生活费之外，刘回昆明时再送50两“云土”为谢。在战争年代，这个条件相当优厚，刘文典自然高高兴兴地接受了邀请。没想到，刘文典回到昆明后，虽然学校聘任委员会同意聘任刘文典，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却拒不发给其聘书。闻一多认为刘文典去磨黑的行为不足以为人师表。刘文典不服气，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申诉，但闻一多不肯通融，刘在此事上也确实授人以柄，梅贻琦爱莫能助。刘文典找到闻一多，两人大吵了一架，不得已，刘文典只好离开西南联大，去了云南大学执教。

钱理群先生《论北大》一书讲到逻辑学家金岳霖一件轶事。金岳霖年轻时曾经热烈追求过一代美女兼才女林徽因，但林最后却选择了建筑学家梁思成，金岳霖遂终身不娶。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岳霖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都很纳闷，到了之后，金岳霖才郑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全场肃然动容。

我们的社会无疑需要真气，真气意味着一个人交出自己的心让别人反复察看、抚摸，不忌讳他人评头品足，不惧怕他人误会中伤，它是光明磊落、坚守内心准则的一种象征，也是正义的化身。闻一多

然而，真气又是最不容易获得的。上述这些老派学人身上焕发着勃勃真气，当然与他们自身真率、纯净的本质有关。真气本质上就是对一个人灵魂中的污秽、阴谋、野心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的抵抗，没有这种抵抗，真气就没有落脚的地方。老派学人的真气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血肉相连，这一点往往被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忙于打仗，对大学的控制力相对较弱，学术在大学里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学人在校内外较受尊重。金岳霖请客之举虽然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他秉承的也还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大学学人的作派。没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定的时代环境，没有当时的权力对学术的相对宽容，学人就不可能活得这样真气充盈、性灵飘飘。

无数事实证明：仅仅依靠学人的坚守，真气不可能长久，更不可能成为一种风尚。梅贻琦的操守

20世纪上半叶，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特别活跃，学生们经常驱赶校长，清华大学的校长当得很狼狈。然而，梅贻琦在清华做了17年校长，任何时期，清华学生喊出的口号都是“拥护梅校长”。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大家把他安葬在他亲自创办的清华原子能研究所（后改称新竹“清华大学”），他的墓地被称为梅园，一年一度，新竹清华人都会举行盛大的祭“梅”活动，以纪念这位杰出的教育老人。

梅贻琦受到清华师生如此崇敬，当然与他确立的“教授治校”的清华传统有关。在清华，做一个好教授永远是最神气的，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还说：“我这个大学校长是帮教授搬凳子的。”不过，有一点，我们绝对不可以忽视，梅贻琦之所以影响巨大，也由于他崇高的道德操守。龙　云潘光旦

作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有着极强的规则意识。1938年，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了西南联大最大的支持。有一天，龙云特地来拜访梅贻琦，说孩子没有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录取。梅贻琦留龙云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席间，梅贻琦先生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辅导龙云的孩子，等明年再考，并且言明老师的家教费得由龙主席支付。对别人坚守规矩，对自己的子侄更不例外。当年，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过清华大学，因为成绩不合格，一个去了北洋大学北京分部（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工学院），一个去了燕京大学。梅贻琦做了那么多年的清华大学校长，没有凭个人关系录取过一个“自己人”，他曾嘱咐秘书和有关招生的老师，凡要求破例录取的信件，不必转给他本人，一律按规定办事。费正清

梅贻琦特别廉洁，首先是使用公款非常节省。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介绍：抗战之初，梅贻琦刚到昆明，就退掉司机，将个人使用的小汽车拿来公用。他外出有公务，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梦麟或别人的车。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了飞机票，此时恰好又有个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想到乘邮政汽车可以给公家节约两百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地退掉了飞机票。钱端升

梅贻琦非常鄙夷化公为私的行为，宁可委屈自己，也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20世纪30年代初，梅贻琦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特权”。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师生基本生活极难维持，梅贻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一些补助金，有给老师的，有给学生的。梅贻琦的四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却不让妻子领取补助金。其实，梅贻琦一家也过得非常清苦，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其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寄卖以补家用。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请其吃饭，本来完全可以用公款报销，他却为费正清举办家宴，一顿饭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当时的月薪不足600元。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身边的人打开他病中一直携带的一个箱子，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数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

现在一些大学校长常常为人诟病，官僚气、势利、以权谋私、浪费、学术腐败都是其显见的病灶，他们与梅贻琦等过去的校长的区别，既体现在学识上，更体现在个人操守上。名流的脾气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脾气绝对不是一个好词。它往往与不理智、冲动、不会做人等负面信息联系在一起。我们似乎很少想过一个道理：脾气到底有没有价值？

其实，杰出的人往往是有脾气的。1940年蔡元培先生在香港辞世，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空缺。依当时的体制，应该由中研院聘请的评议员民主推选三位候选人，再由民国政府最高领导者从中圈出一位。正当选举即将展开，蒋介石下一条子，要求大家举顾孟余出来。陈寅恪觉得蒋的行为破坏了游戏规则，极为不满，当即表示自己只投胡适的票，还说如果要把顾孟余选出，胡适也必须选出。选举期间，有人请蒋介石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席上蒋氏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陈寅恪想起蒋介石下条子的事情，就非常看不起他，宴罢赋诗一首：“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写完，陈寅恪亲抄一份给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品评，吴心有灵犀，立即将诗收入《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据吴宓考证，陈寅恪的诗还借“食蛤”的典故，骂蒋介石为小人。蒋介石

与陈寅恪相比，蔡元培的脾气似乎更大。岳南《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载：1922年12月，北洋政府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等人为了在派系斗争中取胜，向总统黎元洪举报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与奥地利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时收受贿赂（后来证明此事子虚乌有），胁迫总统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司法当局经过一番调查取证，觉得这是一桩冤案，宣布无罪释放罗文干。然而，只过了四天，国务院一帮政客再度开会，由教育总长彭允彝提案，再次将罗文干逮捕入狱。此时，身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坐不住了。1923年1月17日，他向总统黎元洪递交辞去北大校长的呈文，以示强烈抗议。蔡元培在呈文中说：“钧座尊重司法独立的命令朝下，身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国务会议。似此行为，士林痛恨！佥谓彭允彝此次自告奋勇，侵越权限，无非为欲见好于一般政客，以为交换同意票之条件耳。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7月20日，蔡元培登船赴欧洲考察、进修，一走就是三年，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他所挚爱的北大校园。

所谓脾气，其实就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喜欢、不赞成的事表态时的激烈程度。对于个人意气之争，我们当然要尽可能抑制自己的脾气，让自己冷静再冷静，交一个朋友要花许多工夫，得罪一个人只需一句话。但对于原则性的问题，尤其是故意的权力侵害，我们不妨拿出点脾气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个时候，脾气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意见选择，而变成了一种血性、一种勇气、一种面对邪恶的凛然正义，此种脾气只会让人仰视。罗文干黎元洪蔡元培

当然，一个人的脾气也是不容易发的。我们要取得发脾气的资格，需要走过两座桥梁：一是你得有本事；二是你的意见代表真理。有本事，你发了脾气才有影响力，就算那些得罪你的人不把你当回事，你至少可以争取民心。意见代表真理，你发的脾气才能体现出价值，也才可能在悠悠岁月中留下应有的痕迹。世界上因为某件事发过脾气的人不知凡几，但只有陈寅恪、蔡元培等少数人所发的脾气被历史记录下来，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的环境与陈寅恪、蔡元培所处的时代自然有很大不同，为社会和谐计，遇事多进行心平气和的沟通，尽可能少发脾气，理应成为一种人生选择。不过，如果有人利用我们的善良肆无忌惮地干污浊事，我们同样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鞭挞。原因很简单：黑暗最害怕阳光，只有阳光才能使黑暗遁形并最终消灭黑暗。为逝者践诺

看过不少古今中外的名人、伟人们如何历尽艰难履行自己承诺的故事，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丰子恺当年对弘一法师的一次践诺。弘一法师

1927年，弘一法师云游到上海，住在其早年的学生丰子恺家，两人朝夕相处两个月，丰子恺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向佛之心，决定拜大师为师，正式皈依佛门。这年秋天，这对师生商定了一个宣传仁爱的计划——编绘出版《护生画集》，由丰子恺作画50幅，弘一大师配诗并书写，“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为宗趣”，规劝人们戒杀护生、慈悲为怀。丰子恺特地将《护生画集》第一集安排在1929年2月出版，以庆祝弘一大师来年50岁的生日。10年后，丰子恺为庆贺弘一大师60岁大寿，作《护生画集》续集，绘了60幅画。看了这些画，弘一大师非常高兴，给丰子恺写信说：“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其70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80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90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100幅。”丰子恺当即复信承诺：“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护生画集》续集由夏丏尊作序，弘一大师书文写跋出版。1949年是第三个10年，此时弘一大师已在7年前离开人世，丰子恺没有忘记老师的嘱托，用心绘制《护生画集》第三集。为了集中精力，丰子恺停止刊布润例，闭门谢客，在厦门一住三个月。绘稿完成，丰子恺特地到香港，请精通佛学的书法家叶恭绰书写诗文。其时，叶恭绰年迈体弱，只能抄写，不能作诗。丰子恺自己作了一些，还选了些古诗，画集终于如期出版。《护生画集》护生画

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公务虽然繁忙，他却没有忘记绘制《护生画集》第四集。当时国内一些人将佛教视为封建迷信，绘护生画不便公开，画集也不可能在大陆出版，丰子恺随时选材作画，陆续寄到新加坡某友人处。第五集本应在1970年出版，但丰子恺担心中途出现变故，1965年就提前画好了。两册画集都由友人在海外募集资金出版。“文革”时，丰子恺失去了写作和作画的自由，《护生画集》亦被列为“反动书刊”，然而，即使在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丰子恺依然牢牢记着自己当年对老师的承诺，他白天在“牛棚”受批挨斗，晚上拉严窗帘偷偷作画，终于在1973年完成了原计划在1980年才完成的《护生画集》第六集。残酷的批斗摧毁了他的健康，丰子恺担心自己看不到画集出版，为了防止画集印制时顺序被搞错，他特地在每一幅画上都标明了页码。从1927年开始到1973年止，为承诺过老师的这套《护生画集》，丰子恺整整画了46年。面对这样的诚信佳话，就是千年顽石也一定会为之动容！丰子恺

仔细一想，我们对别人的承诺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面对活人的，一是面对死人的。世人要兑现面对活人的承诺不难。被承诺者在世间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承诺者的一种提醒和催促，你有诺不践，肯定会遭到被承诺者和周围人的鄙夷。再说，一个人履行对活人的承诺不太可能完全没有回报，就算没有得到物质报答，至少你会得到被承诺者精神的嘉许。但兑现面对死人的承诺就不同了。被承诺者既然已经死去，你违诺，不会有人谴责你；你践诺，不会有人表扬你、奖励你，此时，你唯一需要过的坎只是个人的良心和自我的道德评价。而这种个人的良心和自我的道德评价，对一些人也许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对另一些人，则不过是一块随时准备用来丢弃的破抹布。正因为兑现对死人的诺言，我们依凭的只能是内心的力量，其难度自然也比兑现对活人的承诺大得多。

一个人不受利益支配只为内心安宁去兑现承诺的时候，其实也正是我们的生命大放异彩的时候。世界上最难的学问

每次读到叶企孙先生的事迹，总会产生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因时间流逝而淡化；相反，时间愈长，我的敬重愈是深厚。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叶企孙先生自有一份骄人的成就。他才华横溢，读博士时就以《普朗克（Planck）常数的测定》让世界物理学界刮目相看；他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对他们一生影响至大；他培养的学生，相当数量成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先后走出过50多位两院院士。

然而，叶企孙先生最为人称道的并不是他事业上的成就，而是他作为至性之人的巨大的人格魅力。

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充满批判精神，崇尚思想独立，叶企孙正是这样做的。1951年，内地报刊充满“集体主义”、“阶级斗争”这样的说辞，叶企孙却在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对于朝鲜战争，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战略考虑，是针对苏联极权主义阴谋的”。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有的教授批评他“对政治太不热情，在旁观”，有的希望他“以后不应再认为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两不相干”，叶企孙却说自己“对狂风暴雨式的批评方式不太习惯，希望对批评者提提改进意见，有所进步就算是能过去了”。一句话，叶企孙判断一个事物是怎样的性质，依据的不是上面的文件，也不是别人的看法，而是自己的独立思考。

叶企孙非常关心自己的学生。李政道刚入西南联大，叶企孙发现其理论水平高过别的同学，自学能力也特别强，便建议他不听物理方面的理论课，但要认真学实验课。李政道当年有一张理论课试卷，卷面只扣了两分，总分却只有83分。原因是李政道当年实验成绩不好，叶企孙把他的两门功课加起来算分，以此提醒他，理论必须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1945年，西南联大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接到国民政府通知，让其挑送两个学生去美国留学。吴大猷挑了物理系助教朱光亚。知道此事后，叶企孙主动找到吴大猷，劝其破格录用大二学生李政道。叶企孙去世后，人们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保存了60多年的李政道的考卷。李政道这才知道，离开大陆后，老师一直在牵挂他。

关爱学生，自然不愿意给学生添麻烦。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一书记载：“文革”时，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叶企孙，钱三强是叶企孙的学生，素来敬重老师，看到叶企孙，立即跑上去打招呼，对老师嘘寒问暖。叶企孙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叶企孙生怕自己的“政治问题”牵连了钱三强。

叶企孙极其无私。1928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将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的高，以示尊重。同事一段时间，叶企孙发现吴有训工作能力特别强，堪当重任，1934年推荐吴做物理系主任。1937年，叶企孙又辞去理学院院长职务，推荐吴有训接任。叶企孙的辞职，不是因为年龄偏大（此时他年仅38岁），也不是因为个人能力不够或是遭遇了谁的反对，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由于他的无私举荐，吴有训脱颖而出，后来做了中央大学校长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

对于知识分子，国人最看重的往往是其专业上的学问，某个人专业成就越高，人们越愿意支付自己的尊敬。知识分子的专业成就当然于社会有益，起码它可以一步步推动人类的文明。不过，我觉得，要让知识分子认真治学并不难。一个人具有高超的专业技能，不仅有利于社会进步，同时也会给他们个人带来种种好处，比如衣食之资，比如精神荣誉。想让知识分子选择高尚的人格则难得多。一个人走向这样的人格，往往意味着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良知、甘心付出。世界上的人多如草芥，有几个愿意长期“亏待”自己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格其实是世界上最难修炼和抵达的一种学问。胡适先生的另类“利息”

看过不少有关胡适先生的文章，留下一种印象：此人胸襟非同一般。胡适对年青人特别友善，他在给一位女作家的信里说：“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学。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以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胡适这样说，也这样做。当年的北大学生千家驹思想“左”倾，是“北大学生捣乱的头儿”（胡适语），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却尽力帮助他，千家驹大学毕业后，胡适介绍他到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推荐他到北大兼课，千家驹结婚时，胡适又当他的证婚人。胡　适

胡适更可贵的地方在于对自己的宿敌非常宽容。1936年11月，苏雪林写信给胡适，称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宣布要“向鲁党挑战”，劝胡适出面领导这个工作。胡适与鲁迅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他们早年虽然一起编过《新青年》，共同扛过科学民主的大旗，随着《新青年》的分裂，两人后来分道扬镳。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好政府主义”等主张，都曾遭到鲁迅的无情抨击。换作旁人，很可能与苏雪林同流合污。胡适却回信严厉批评了苏雪林，说：“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避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千家驹

博大的胸襟当然有益于他人，它能给别人一种好心情。但它更有益于自己，首先，它可以改善你的人文环境。一个人睚眦必报，别人说你一句闲话，你一定要找个机会去反击、报复，你的身边就会缺少朋友；相反，一个人对别人的批评大度些，能够不作反应就不作反应，甚至有时还不妨以德报怨，别人迟早会体悟到你的正直和善意，就算你的敌人感觉不到，旁边的人也会感觉到。胡适先生不是得到了我们的好评吗？

人的胸襟越宽广，越有可能走向事业的成功。人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动物，你再小心谨慎，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与人为善，也难免遭到别人的误解。深圳的爱心人士陈观玉把自己买股票赚得的钱都用来帮助穷人，还有人说她是“傻瓜”呢！一个具有大胸襟的人只会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合适，不会过多考量做了这件事之后会得到多少人的表扬，更不会对别人的批评耿耿于怀。正因为他没有把太多的心思放在琢磨人上，也就保证了在事业上投入足够的精力与时间，因而有更多的机会抵达人生的高度。

想起胡适的另一个故事。胡适早年资助一个青年学生赴美国留学，这位学生学成归来后，想将资助款还给胡适，胡适不愿接，说要“长留利息在人间”。其实，胡适留在人间的“利息”，又何止是金钱上的慷慨呢？苏雪林爱惜自己的羽毛

一个人很容易膜拜别人的华彩，明星的粉丝、官员的吹捧者都是这方面的高手，难的是认识并爱惜自己的羽毛，对他人不依不傍，让我们的生命呈示着内在的独立、性灵。这方面，前辈学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钱　穆

汪修荣《民国教授往事》谈到这样一件事。胡适在北大任教时，非常欣赏钱穆，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有关问题，胡适便让他们找钱穆，说你们不要找我，钱穆是这方面专家，你们找他。名满天下的胡适这样推崇钱穆，其他人自然也对钱穆刮目相看，这对刚进北大的钱穆帮助是非常大的。有次胡适生病，许多人都争先前去看望，联络感情，只有钱穆按兵不动。朋友知道后，责备钱穆，觉得他太寡情，对不起胡适。钱穆说：“这是两回事，怎能混为一谈？如果他帮助过我，说过我好话我就去看他，那叫我今后怎么做人？”

当年像钱穆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并不少见，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是其中之一。陈寅恪跟鲁迅是日本弘文学院的同学，两人很早就认识，后来也有交往，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这样的记载。鲁迅后来在文坛上的声望如日中天，陈寅恪却很少向人道及他们当年的交往。他晚年解释说：正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初以“民族魂”覆棺，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说的“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陈寅恪

与胡适相比，当时的钱穆有功底，缺少声名；与鲁迅相较，当时的陈寅恪在政治上不受信任，按照一般人的行事逻辑，如果钱穆拜一下胡适的码头，陈寅恪透露一下自己跟鲁迅当年的关系也未尝不可，至少不会被人当作是无耻的事情。然而，钱穆和陈寅恪都是非常自尊的人，他们并不鄙薄自己，他们知道自己暂时的受屈，不是因为自己的品德有什么差错，也不是因为个人的能力、学识不足，而是因为环境没有及时接纳自己，他们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能被正直的人看不起。

一个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做到不依傍别人，有容易的一面，更有困难的一面。说它容易，选择不依不傍，不会被罚款、拘留，更不需要上刀山下火海，只要我们拥有一颗独立的心、一种自我奋斗的精神就已经足够。说它困难，是因为依傍他人，可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比如拍拍领导（提携者）的马屁，领导（提携者）有好事就会想着你，你在事业上就有了一个较高的基座；透露一下自己跟某个“牛人”、“红人”的亲密关系，周围的人会觉得你经历非凡，对你产生羡慕之心。人是一种趋利的动物，依傍他人有这么多好处，要放弃非得下大决心不可。

钱穆与陈寅恪先生已经作古，但他们这种爱惜自己的羽毛、不依傍别人权力、名声的精神，将辉映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天空中，成为一代代学人仰望的对象。善待带“刺”的真理顾颉刚谭其骧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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