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值这回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裘山山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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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这回事试读：

近日去一个老友家做客，在聊到数十次进藏采访时，老友忽然说起一个我们都熟悉的领导。他说那个人真好，厚道。我心下暗暗诧异，因为我对那人印象可不好，感觉是个没啥能力只会说套话的人。老友回忆，20世纪90年代他们去西藏边关拍一个大型纪录片，路很烂很危险，保障他们的吉普车一路走一路坏，几次险出车祸。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给那个领导，他和领导也就见过一面。不承想领导听了后马上说，用我的车保障你们，你们的安全很重要。说罢立即下令，把自己的丰田越野车派给了摄制组。老友说他们当时惊喜不已，非常感动。

那我为什么对他印象不好呢？话说也是下部队采访，我在某个演习场地遇到他，一见面他就叫错我名字，把我叫成“袭山山”，而且当有人婉转提示是“裘山山”时，他居然很自负地摆手说，袭山山我还能不认识吗？我很尴尬，也不便当众纠正，心里却留下了此人没文化的印象。后来我又听人说，他的儿子本来不咋样，靠着他提拔很快。这下对他的坏印象就坐实了。

可是面对老友的感慨，我不好意思再吐槽了。作为一个经常去西藏采访的人，我知道那路有多险，更知道一辆好车有多重要。他能立即把自己的车给摄制组，说明他的确是个厚道人。他原本可以打个官腔，让其他人去处理的。而且老友还说，其他下属也反映说，他是个经常帮下面解决困难的领导。

由此可见，人绝不是单一的好或单一的不好，只是由于我们不能即时获得完整的信息，便容易做出不完整的判断，甚至以偏概全。也许，时间才是修正我们眼光的精密仪器。这样的经验，我估计每个人都有：多年以后，发现某个人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坏，或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好。甚至，自己曾粗暴地对待过某个人，心生愧疚。

记得在我三十岁出头那年，当时孩子小，工作重，过得很辛苦。有个黄昏，我从幼儿园接回孩子，忙着做饭。正要炒菜的时候来了一对中年夫妻。他们说是经朋友的朋友介绍来找我的，我只好关了火请他们进屋坐。原来，他们的儿子马上要从军校毕业了，他们想托我帮他们把儿子分到成都，不要去偏远的部队。我一口回绝，我说我没这个能力。这是实话，同时以我当时非黑即白的性格，很厌恶做这样的事。我说既然考了军校，就应该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去部队锻炼一下没什么不好。我一边说一边开始烦躁，锅里是炒了一半的菜，地上是正在玩水的儿子，真恨不能他们马上离开。可他们就是不走，反反复复说着那几句话：儿子身体不好，受不了太艰苦的生活；请我帮帮忙。我看不松口他们是不会走的，只好说我去问问。他们两个马上眉开眼笑，立即从地上拿起旅行袋往外掏东西，仿佛交订金一般。我一下就火了，估计脸都涨红了，大声说不要这样。可是大妈把我按在沙发上，大叔往外拿东西，我完全没有办法。其实，就是两瓶白酒，七八个砀山梨。他们走后，一个梨从茶几上滚了下来，我满腔怒火上去就是一脚，把梨踢得粉碎，把儿子吓哭了。故事还没完。第二天我去服务社看了下酒的价钱，然后按他们留下的地址写了封信，义正词严地说，我不会帮这个忙的，也希望他们的儿子勇敢一点，不要让父母出面做这样的事。然后连同钱一起寄了出去。

过了这么多年想起这事，真的是心生愧疚。不是说我当时应该帮忙，而是我的态度，我太不体恤他们了，那么生硬，轻蔑。我至少应该安抚他们一下，多给他们一些笑容。他们很可能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来的，从很远的郊区坐公交车赶过来，东问西问问到我的家，拎着那么重的东西，厚着老脸来求一个年轻人，可我却“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们。我对二十多年前那个“义正词严”的自己，实在是太不喜欢了。

为什么要过这么多年，我才能明白？

若干年前的秋天，我应邀去一个小城采风。采风结束时，主人家让大家留下“墨宝”，我连忙闪开。作为一个毛笔字很臭的人，遇到这种场合除了逃跑别无他法。可是，那位负责接待的先生，却三番五次来动员我，我一再说我不会写毛笔字，他就是不信。也许是我的钢笔字误导了他，我给他送书时写的那几笔，让他认为我的字不错。他说，你现在不愿写，那就回去写了寄给我。我以为是个台阶，连忙顺势而下，说好的好的。

哪知回到成都，他又是写信又是发短信，一再催问我写了没有。看来他不是客套，是真的想要。我看实在是躲不过了，就找出笔墨试着写了几个字，真不成样子。可他继续动员：我们就是想做个纪念，你随便写几个字吧，写什么都行。我便临时抱佛脚，练了三五天，然后找我们创作室的书法家要了两张好纸，并问清了应该怎样落款怎样盖章，总算勉强完成了任务，寄了出去。过了十天，他来短信问我寄出了吗？我说寄出了呀，寄出好多天了。他说没收到，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还是没收到。我说也许是寄丢了吧，他说那太可惜了。幸亏他没再让我写了。

过了好多年好多年，去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想认真学写一下毛笔字，就找了个教学视频来看，一看才知道，我当初写的哪里是毛笔字，完全没有章法，就是在用毛笔写钢笔字。于是忽然明白：那年我寄去的“墨宝”肯定没丢，他肯定收到了，只是打开一看，出乎他的预料，根本拿不出手，为了维护我的面子，他只好说丢了。虽然我没去跟他确认，但心里已肯定无误了。

生活藏满了秘密，而答案，往往挂在我们去往未来的树上，你不走到那一天，就无法看到。

再说个长点儿的故事吧。

1983年夏天，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儿跑到我刚刚就职的教导队来找我，告诉我她考上大学了。她是我大学实习时教过的学生，教过四十天。1982年秋天，我到一所县中学实习，教高二。我当时二十四岁，说一口普通话，充满了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热情和浪漫。比如会利用晚自习时间，给全班学生朗读海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希望他们珍惜生命珍惜青春；还比如晚自习时，发现教室外的晚霞非常美丽，就停下讲课让所有同学走出去，站在长廊上看晚霞，直到晚霞消失，然后让他们就此写一篇作文。我还以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一定要努力考上大学，一定要走出家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的这些做派很对高中生的胃口，学生们因此都喜欢我。特别有几个女生，总围着我转，一下课就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这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儿，就是其中一个。

据她后来告诉我，当时我看她穿了一身很破旧的衣服非常着急，问她：你就穿这个去上大学吗？她说她只有这身衣服，家里四个孩子，父母务农，生活很困难。我便把她带回家，从自己不多的衣服里找了几件给她，有牛仔裤，有衬衣，有T恤，好像还有件毛衣。因为她个子比我略矮，都能穿。

这件事我完全忘了，只记得她来看过我。二十多年后的某一天，她突然打电话找到了我，她在电话里激动得语无伦次：裘老师我好想你啊，我一直在找你。裘老师你知道吗？我上大学时你送我的那几件衣服我一直穿到毕业。后来我们家情况好些了，我就把你送的衣服洗干净包起来，放在柜子里。每次搬家我妈妈都要说，这是裘老师送你的衣服，不能丢。我们搬了五次家，这包旧衣服还在我们家柜子里。

接到这样的电话，对我来说不啻是领到了上天的奖赏。

而这个当年的小姑娘，如今的高中数学老师，仍在源源不断地奖赏我：她亲手剥花生米寄给我，亲手灌香肠做腊肉寄给我，亲手绣十字绣寄给我，无论我怎么劝说，都挡不住她做这些事。

最让我感动的是2013年元旦，当时我正经历着一生中最寒冷的日子：父亲罹患重症，母亲身体也不好。一个在医院，一个在家。由于每日来回奔波，天气寒冷，我也病倒了，发烧，头痛。晚上躺在母亲身边，一边安抚母亲，一边忍受着感冒带来的折磨，心情实在是阴冷到了极点。

忽然叮咚一声，我接到了一条短信：

裘老师：偌大的地球上能和您相遇，真的不容易。感谢上天让我们相识于1982年。您让一个从未奢望上大学的穷孩子有了上大学的梦，并最终实现了梦。从此她的家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她的弟妹也努力学习，一家四个娃都上了大

学，而他们的父母几乎是一字不识，这是一个奇迹。感谢您

裘老师！元旦来临，祝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您的学生罗

花容。

我的眼泪瞬间涌出。我知道她并不了解我当时的情况，她只是在表达她的感情。而这份感情之于我，在那一刻实在是太重要了，是寒冷的冬夜里最温暖的一束火光，让我的心重新热起来，亮起来。我忽然明白，原来三十年前二十多岁的我，给三十年后五十多岁的我，留下了一根火柴。

很多感情和心境，我们总要在多年以后才能体验。有的，或许已转化成生活的礼物；有的，则铸成一生的遗憾。

一月里的某一天，阳光明媚，气温却很低，有点北方冷冻的感觉。我参加完军区部队的转隶交接仪式，一个人穿过操场，走向办公大楼。四周很安静，我知道这安静里正孕育着风云激荡，中国军队将面临全新的格局，对这样的全新格局我们充满期待。但一个有着六十一年历史的军区也将因此消失。而我，在这个军区里整整服役了四十年，也将转身离开。那种心情，真是无法诉说。

我一个人走着，忽然想起了父亲。父亲是在1982年中国军队第七次大裁军中离开部队的，他所在的铁道兵被成建制撤销了，他因此提前退休脱下了军装。那个时候父亲曾无限感慨地对我说：我读的北洋大学没有了，我当了一辈子的铁道兵也没有了。今后我都没有老部队可回了。而我，只是随口安慰了他一句：提前退休不是更好吗？辛苦了一辈子，正好早点儿休息。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忽然明白了当时父亲的心情。因为我此刻的境遇与父亲完全相同；而我此刻的年龄也与父亲当时的年龄完全相同。虽然到了今天，我也没想出更熨帖的话来安慰父亲，我仍为自己当初的漫不经心感到内疚。

等我今天明白时，早已物是人非。对于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父亲，我还能说什么呢？人生的很多遗憾，就是这样留下来的吧。这些日子我反复在想，我当时到底该怎样安慰父亲呢？老实说，将心比心，没有什么安慰能让他好受。也许，当父亲生发出那样的感慨时，我最应该做的，就是陪着他一起沉默。

因为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很多感情，难以言说。

也许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失落和释然的过程。那些失落和伤怀让我们更能理解他人，而那些释然和感动，则让我们活得更加开阔。2016年2月于成都正好花园颜值这回事

最近整理家书，在一封大学时期写给父亲的信里，我看到了自己对容貌的自卑。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照片可能没有姐姐的好，因为被照的对象质量差。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照片有过自豪感，甚至在与旁人的对比中，还会有一种小小的悲哀。女孩子总是想美一些的，但上帝已造就了我这副样子，并且连这副样子也难保持长久。当然，我是无怨言的，我相信命运。爸爸，我是有宿命思想的。

这封信写于1982年，我二十四岁，读大三。

也就是说，我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依然为自己的容貌自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觉得自己颜值太低。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算草花有主了，也不乏“主”之外的追求者。但我依然认定自己长得难看，并且还由容貌谈到了宿命，可见思想包袱之重。

我对容貌的自卑始于少女时代。小时候妈妈带我和姐姐外出，一给人家介绍，这是我大女儿，人家马上就说，好可爱，真漂亮。但一介绍我，这是我小女儿，人家只会说，哦，挺文静的。“文静”这个词，婉转地表达了不好看的意思。我那时虽然只有六七岁，也是明白的，但照样爬墙上树满世界疯耍，连“文静”这个词也索性不要了。等到了中学开始在意容貌了，却越发难看了。十三四岁应该是女孩子一生中颜值最低的时期，而我又黄又瘦又涩，更加不堪，加上小时候的疯劲儿也没有了，就一瘪塌塌的黄毛丫头。

因为自卑，见了人没点儿笑容，总是紧紧抿着嘴唇。不好看的人不笑就加倍不好看。也因为自卑，拍照时特别紧张，老是闭眼。不好看的人闭眼就加两倍的不好看。所以当父亲写信告诉我，我们家的合影已经取回时，我马上就心虚地说，我拍的肯定没有姐姐的好看（事实也是如此）。

父亲收到我这封信，肯定是好好安慰了我一番，我不记得具体内容了，只记得他用了苏轼那句著名的诗来激励我：腹有诗书气自华。

你别说，这句诗对我还挺管用的。我单纯地想，对啊，我不好看就更要好好读书了，书读多了气质就会好。于是我用这句诗做题目写了一篇随笔，中心思想是，女孩子长得丑，更要好好读书。

父亲还给我讲过苏小妹的故事，说苏轼有个妹妹长得不好看，额头外凸，眼睛下凹。苏轼就拿她调侃，作诗一首：未出堂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前；几回拭泪深难到，留得汪汪两道泉。苏小妹虽然不好看，人却极聪明，当即赋诗回敬哥哥：一丛衰草出唇间，须发连鬓耳杳然；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写完感觉不过瘾，再仔细端详哥哥，发现他长了一张马脸，且眼距很宽，五官不成比例，于是再作一诗：天平地阔路三千，遥望双眉云汉间；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到耳腮边。最后这两句，估计是对马脸最别致的描写了。

老实说，这故事让我觉得，苏小妹的才气比西施的颜值更让我心生羡慕。

当然，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只是觉得有趣，并不是针对我，我自忖还没到那程度。但这些故事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让我觉得相比于相貌，还是聪明更重要。我们邻居有个漂亮女孩，成绩不太好，母亲说到她时用了一句俗语：聪明相貌笨肚肠。我暗想，那我宁可笨相貌，也不要笨肚肠。

母亲是不会认为自己孩子难看的。所以母亲总是感性而直截了当地鼓励我。我给她看我和女同学的合影，羡慕地说，她长得真好看。母亲看了一眼说，她哪有你好看？五官都挤到一起了，你看你长得多舒展。我这才知道，一张脸布局也很重要。还有一次我说，某某的眼睛好大啊，还是双眼皮呢。母亲就说，鼻子那么塌，眼大有什么用。我这才知道，原来鼻子对长相也有重要贡献。

斗胆说，我母亲也不算漂亮，属清秀类。有一天她下班回来跟我说，哎呀，今天我在公共汽车上见到一个女人，长得太难看了。真的，我当即就在心里感谢我妈妈，没把我生得那么难看，把我生得普普通通。母亲手抚胸口，一副很庆幸的样子。我被母亲逗乐了。还真是，比起那些长相有缺陷的人来说，长得普普通通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毕竟高颜值属于金勺子，含着它出生的人不多。之后，我也时常在心里感谢我的母亲，把我生得普普通通。

后来看书，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很厉害的“七大丑女”。排第一的就是我华夏祖先，黄帝的妻子嫫母，黄帝竟然用她的相貌来驱邪！尽管是传说，也够励志的。后头跟着的几个丑女，也都是君王之妻或名士之妻，让人觉得古（男）人更看重心灵美，因为这几个丑女都是德才兼备的。比如齐宣王之妻钟离春，额头前突，双眼下凹，鼻孔向上翻翘（俗称猪鼻孔），头发稀疏干黄，骨节粗大，颈部喉结比男人的还要大。四十岁了都没嫁出去。但她饱读诗书，志向远大，还敢于给齐宣王进言，说他第一不重视人才，第二不虚心采纳他人意见，第三沉湎于女色，第四超标建设楼堂馆所。齐宣王也是了不起，居然接受了批评。为表示痛改前非，让这丑女子做了皇后。真是稀少的官场、婚姻双重佳话。再说一个，东晋名士许允，进洞房一看到新娘子阮氏那么丑，转身要跑，被阮氏一把拽住。许允挣扎说：妇有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你不合标准啊。阮氏说：读书人有百行，百行德为首，你好色不好德，也不合标准啊。许允被她说得哑口无言，心生敬意，不但与她完婚，还一辈子相敬如宾。最后再说说诸葛亮之妻黄月英，据传这黄女士也是生得又黑又小，一头黄发，样貌猥琐（这个词真把她黑得好惨）。但她不但能诗善文，勤劳持家，还有军事才干，据传诸葛亮行军作战的利器“木牛流马”“连弩”等都是她教他的（本人不负责考证）。而且黄女士还研制出避瘴气用的“诸葛行军散”“卧龙丹”等药（真乃全才），强有力地助她夫君成就了千秋大业。

在翻阅这些著名丑女时，我发现两个现象，第一，那个时候的丑女都很聪明，是不是她们在进化过程中先进化了大脑，五官被滞后了呢？第二，“七大丑女”都是南北朝之前的，之后没再出现过著名的丑女了（就一个苏小妹）。是女人们好看起来了，还是丑女们的智商降低了？抑或是男人们不再看重心灵美了？（史书都是男人写的呀。）

有“七大丑女”还有“四大美女”（显然美女入选更严格）。虽然“四大美女”也都不笨，至少情商不低，但学识才华什么的，都赶不上前面七个丑女。最要命的是，美女们（四大之外还有好多）至今都背着红颜祸水的名声，男人们经常会把失败倒霉的事儿赖到她们头上。

如此，让我越来越觉得，没必要做美女（好像有的选似的）。于是，对自己的容貌，逐渐变得心安理得起来。

但偶尔，还是会受刺激的。当年男朋友追我的时候，也有其他女孩子在追他。我就问他，为什么不答应某某，或者某某，在我眼里，她们都比我颜值高。男友居然说，我奶奶说不要找太漂亮的女孩子当老婆。我当即嗔道：你的意思是我难看了？他连忙说不是的不是的，你也好看的。但此话已落下口实，成为后来无数次吵架时我的常规武器。其实我心里明白，是我自己有潜在的自卑感。

之后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穿过那片树林》（发表在1985年《青春》杂志上），主人公苏铁就是一个丑女子，但是倔强努力，不肯认输。大体上是在写我自己。可见我当时的自我认知。

大学毕业我分到教导队教书。我们教导队有六个女教官，个个英姿飒爽。有一次吃饭，我就依次夸她们，某某，你的皮肤太好了，玉脂一样；某某，你的丹凤眼好迷人；某某，你的身材真是窈窕动人；某某，你的欧式鼻子真洋气；某某，你的樱桃小嘴好可爱。

她们全都乐了，然后一起问，那你呢？我？我愣了一下，想了想回答说，我嘛，一样都不出色，但总体还算和谐。那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长相作鉴定。

婚后有了孩子，更顾不上自己的容貌了，加上人在部队，军装是主打服装，所以从来没在化妆和时装上，投入过太多的精力和钱财。偶尔穿件新衣服，或换个新发型，一照镜子，又泄气了，感觉怎么都不对，遂不去想它。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然被人夸奖了。外出开会或者参加笔会，总会遇到几个夸我好看的人，有男有女。记得有一次遇到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作家，她竟然说，你这么好看，能安心在家写作吗？我心里既高兴又困惑，就回家问先生，他们都说我好看，我是真的好看呢，还是他们哄我高兴呢？先生打量了我一下说，中年妇女嘛，气质好就可以了。

这，这……真的实现了“腹有诗书气自华”吗？

后来就有了“美女作家”一说，老实说，我特别不喜欢。有几年很流行，外出被人介绍是作家时，对方马上跟拜年似的来一句“美女作家呀”。我真觉得闹心，因为这顶帽子对我来说死沉死沉，感觉自己瞬间矮了几分。当场扔回去吧，拂了人家的好意；不扔吧，只能佝偻着身子。

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另一个说法，中等美女。据说还有一首同名歌。我一听到这首歌就对号入座了，坐得极为踏实。尽管人家说“中等美女”是带有安慰性质的提法，就好像说笨人很厚道一样，但我还是极为认可。“中等美女”有太多好处了。第一，毕竟中等，不至于太自卑，而（丑女）多作怪；第二，毕竟中等，不需要在容貌上花太多时间和钞票；第三，毕竟中等，没那么多人围观打赏（以致浮躁）；第四，毕竟中等，不会为红颜易老、美人迟暮而伤感——咱中等美女，老了无非就是更慈祥嘛。

其实在我看来，颜值这回事，就看你怎么想，你完全可以把它拓宽来想。我认识一个女人，长相一般，但声音特别好听，迷倒不少人。由此我想，假若你相貌一般，但你的谈吐颜值高，你写的字颜值高，你的歌声颜值高，你穿衣有品位，你举止得体，你健健康康充满活力，你开朗乐观喜欢大笑，那你就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人生何处无颜值？2017年3月8日女人节才艺这回事

今年4月1日那天，我本想在朋友圈发一组照片“愚”一下大家的，就是把我拍的风景照用软件做成油画，骗大家说我最近在学画画，今天选几幅作品给大家看看。肯定能骗几十个点赞的大拇指。后来终因缺乏勇气而作罢。

之所以想到这么个恶作剧，实在是对那些又会写又会画（又会这又会那）的人心生嫉妒。真是这样，我认识的作家里，才艺两栖的比比皆是。首先有好多会画画的，油画、国画、水粉画，个别人还会少见的漆画；画画之外，有不少作家书法很棒，写出来就可以裱了挂墙上；书法之外，还有作家善乐器，还有作家会跳舞，还有作家歌声曼妙，还有作家围棋上段位，还有作家乒乓水平可以参赛，对了，还有作家动辄马拉松。说起来，那才华都是“横七竖八”的。可是我呢，除了对着电脑敲字，啥才艺也没有。

不是妄自菲薄，我真是没有任何文艺细胞。唱歌不会，跳舞不会，乐器不会，画画更是找不到北。体育也很差，跑不快，跳不高。就连跟朋友出去玩儿，在野地里撒个欢儿，我都没别人蹦得高。可以用上一句狠话——笨到家了。

原本想把这个责任推到老爸老妈身上的，遗传基因嘛。可是，我姐会跳舞，在中学里参加过校宣传队。而且，她还会画画。一个爹妈生的呀。那么，只能归到我自己身上了，问世时太着急，把文艺细胞落到前世了。

为了不让自己过于自卑，我细细梳理了一下前半生，好像还是找到些可以称之为演艺生涯的往事，或者说，还是从事过文体事业的。敝帚自珍，一一道来。

读小学时赶上“文革”，所有人都疯疯癫癫的，我们学校也不上课了。家长怕我们跑到外面去惹祸，就把我们组织起来，在单元门口排练节目，好让我们每天在他们眼皮底下多待会儿。姐姐领头，大家有跳舞的，有吹口琴的，有唱样板戏的，就我，啥也不会。只好安排到集体舞里混，跳《我爱北京天安门》什么的。我就左手左脚地跟着大家跳，到结尾一句“指引我们向前进”，一个人就站到另一个人腿上，手指前方集体造型。那个手指前方的人就是我，不是我姐开后门，是因为我在里面最瘦。于是每次跳舞，我就盼着最后那一下成为中心人物。

这个算是我早期的演艺生涯，应该算演过主角吧？

小时候所有课里最怵体育课。每逢上体育课，就找各种借口请假，鞋带断了、肚子疼、腿抽筋，等等，轮番使用。幸好，父亲所在学院有个游泳池，我成天去水里玩儿，学会了狗刨（好歹挽回一点面子）。读初中第一年，学校组织篮球联赛，每个班都要参加，女生也要组队。我们班讨论组队时，有个女生说，班长参加他们才参加。班长就是我。说这话的女生年龄比我大，个子高，会打篮球。但我得罪了她。那时候学校要求每天下课跑步，我看她连着两天不跑就去批评她。她很骄傲地说，我有特殊情况。我当时才十二岁，不懂，就说你有什么特殊情况？你明明在玩儿。她撇嘴说，你又不懂，还来管我！所以她提出“班长参加我们才参加”，分明是要为难我。我只好说，参加就参加。

于是从没摸过篮球的我，就直接参赛了。上场之前，我对篮球的唯一了解，就是要把球投到篮板上那个网子里，其他的一概不知。我们班几个女生一上场就来劲儿了，朝气蓬勃的，奔跑不停，我就跟在她们屁股后面，她们往东我往东，她们往西我往西，累得气喘吁吁。十几分钟后高个子女生忍不住喊：换人换人！然后她走过来对我说，算了，你还是下去观战吧。我如释重负，张着一双白净的一次也没碰到过篮球的手下了场。直到整个赛程结束，她们都没再让我上场了。

但好歹，我也算参加过赛事。

器乐方面，我也不是一张白纸。我父亲有位同事，也是工程师，姓梁，我叫他梁伯伯。他妻子孩儿都在北京，他就经常来我们家改善伙食。次数多了有些不好意思，有一个周末来吃饭时，就拿了把二胡，进门说山山，我给你买了把二胡，有空儿学学。我很兴奋，当即开始拉，吱呀吱呀的十分刺耳。我妈妈眉头紧锁，当着梁伯伯的面又不好说，就让我赶紧去帮她洗菜。梁伯伯走后，我妈跟我爸吐槽说，这个老梁，买什么不好非买把二胡，还不如给我们买几斤鸡蛋呢（据说那二胡五元钱）。以后我一拉二胡，我妈就各种打岔，我自己也觉得很难听，吱呀吱呀的，像挑扁担的来了。新鲜了两天后，就钉了个钉子，把二胡挂了起来。直到我们搬家走，那把二胡还在墙上。

但好歹，我也算摸过乐器了。

读高中我继续当班干部，20世纪70年代竟然也是分数挂帅，只要成绩好就当班干部。学校举行歌咏比赛，我们的音乐老师属于比较小资的，在无数的革命歌曲里，挑了一首有些难度的歌，四分之三节拍，旋律很优美。我至今还记得那几句唱词：幸福的伽倻琴在海兰江边激荡，热烈的达甫鼓在天山南北敲响，欢快的芦笛吹奏在槟榔树下，深情的马头琴回响在内蒙草原上……

既然是合唱，就需要一个指挥。同学们都说不会（肯定不会嘛）。于是班干部又被揪出来了。老师指着我说，你来。我真是吓得不轻，脸都吓白了。老师说，不要那么紧张，下课到我房间来，我教你。

下课后我就去她房间，她先给我讲解了指挥的作用是什么，然后讲解了什么是四分之三拍。我懵懂地看着她，估计比文盲直接读博士还要懵懂。她播放音乐开始教我，我举起两只僵硬的胳膊在她的指导下比画，无论如何也画不到点子上。老师叹气，忽然问，画三角你会不会？我点头说会。她说，其实这个节拍就是画三角形，你看……她在空中给我比画：哒哒哒！一二三！一二三！哒哒哒！哦，我好像找到了一点儿感觉。老师说，记住，等过门儿完了，一开唱“江山万里”你就给我画三角形。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明白了吗？

于是歌咏比赛开始时，我就站在台子上，面对全班四十多个同学，画了十几分钟的三角形。当然，我们班啥名次也没得到。下来后有同学小声叽咕说，我根本不看她，一看她就要唱错。

羞愧难言。但好歹，也算是当过指挥了。

当兵，连队开晚会，人人都要表演。我看躲不过，就和我们分队的一个北京兵一起，朗诵了一首诗。是什么诗，怎么朗诵的，已毫无记忆。但我写信告诉了父母，信上说，我们的诗歌朗诵受到了战友们的称赞，战友们说我有文艺细胞。

战友们真的很宽容。

上大学，20世纪80年代，校园里生机勃勃。我经常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去食堂的路上，听到吹口琴的声音，拉提琴的声音，弹吉他的声音，于是也想学个啥。咨询了一下，大家说吉他好学，不需要童子功。我就跟父亲说了我的愿望。父亲寄钱给我，我买了一把红棉牌吉他（三十五元）。但从买来到毕业，我就用它摆拍过两次照片，一次也没认真学过。我妈还用厚实的方格子布帮我缝了一个吉他套子，我把吉他装在那个套子里，带到第一个工作单位凤凰山，再带到第二个工作单位北校场，然后结婚成家，那把吉他始终没见过天日。儿子上高中后表示想学吉他，我赶紧送给儿子了。

实在是对不起爹妈。但好歹，也算是摸过两种乐器了。

但是，如同体育方面再不济我也会走路一样，表演方面再不济我也会说话。所以，我终于有了一次成功案例。你们想想，要没有一次成功案例，我能写这篇东西吗？就靠这最后一子把一盘棋救活呀。

大学毕业时，我们年级为了纪念四年的大学生活，排演了一出话剧。我被迫参加，并分配扮演女二号，一个性格古怪的没有男朋友的大龄女班长。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努力去揣摩一个老姑娘的心态，自己设计一些动作，设计一些语气和神情。刚开始上台时，我总是犯傻，不是忘词，就是被其他同学逗笑。后来慢慢适应了，能跟上大家节奏了。但始终觉得只是应付而已。直到某一天，省话剧院一位老师前来指导，老师指着我说，那个女生不错，有潜力。

我简直是，惊呆了。

不只是我，所有人都惊呆了。因为没人觉得我演得好，我的声音很小，他们总说听不清。老师接下来说，在戏剧表演上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斯坦尼斯拉夫体系的，主张体验，一个是布莱希特体系的，主张表现。这个同学属于后者。其他同学多为前者。虽然各有千秋，但我个人还是更欣赏布氏的表现型。

原来，我不但有潜力，还属于高大上的布莱希特体系！我兴奋得简直找不到北了。

但遗憾的是，本演员的嗓门太小，用行话说就是音域太窄。排练时感觉不明显，正式演出就不行了，无论我怎么努力，下面都听不清我的声音。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好的音响设备，全靠天然嗓门。就因为这小细嗓子，葬送了我的艺术生涯。想演话剧，管你是斯氏还是布氏，先得有个好嗓子啊。

从此我没再上过舞台。

文章写到这儿，我接到了《小说月报》编辑部的函，希望我回答读者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除了写作之外，您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哈，正好戳到我的痛处了。我回答说，除了写作之外，我哪种才华都特别想拥有。唱歌、跳舞、弹钢琴、拉小提琴、画画、书法，等等。尤其唱歌，我经常想我要会唱歌多好，有事无事唱一唱，既有利于身体健康，又能振奋精神。但我实在是太缺少文艺细胞了，打小缺失。之所以前半生一直在老老实实写作，这也算个重要原因吧。

这么一想，就想到了缺少才艺的好处。甚安慰。2017年4月总有些故事留在了书店

很早的时候，只有一种书店，就是国营新华书店。差不多每个城市，包括那些偏远的边疆小城，都会在最繁华的市中心，立一家新华书店，它和百货公司、人民公园、人民医院、邮局等，构成一个城市的心脏。记得当兵的时候，下到连队后的第一次外出，就先去找新华书店，找到了心里才踏实。其实那个时候，是买不起书的，一个月只有六七元钱。

我们连队有个图书室，但毕竟是20世纪70年代末，藏书极少，且大多是电工学、电路学之类（我们是通信连）。我发现图书室后，天天缠着连队文书打开图书室的门，很快就把里面仅有的几本文学书看完了。于是只要能请假进城，我就往新华书店跑，一钻进去就不想出来，一遍遍看着那些渴望拥有的书，暗暗吞咽口水。那个时候书店不是开放式的，你要某本书，只能让售货员取给你。如果你拿在手上老不买，售货员会不耐烦地说：“到底要不要啊？”只好尴尬地还回去。不像现在，就是不买，也能在书店里看上半天。

终于有一回，我过足了买书的瘾。

那是当兵第二年，我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一篇千字散文，得到了此生的第一笔稿费，七元钱。我一取到钱就请假进城，坐在公交车上，生怕七元钱被小偷摸了去，时时用手按着。到了站，迫不及待地冲到新华书店，就是那个我常常流口水的地方，然后土豪一样选了一摞书，全是我眼馋了很久的小说，中外都有。70年代末，书是几毛钱一本，很厚的才一块多，七块钱买了十几本。我拿回来，先把书捐给连队图书馆，然后再一本本借出来看（为什么如此？是因为第一次拿到其他战友没有的钱，不知如何是好）。没过多久，我又在军区报纸上发表了第二篇散文，这次字数多，拿到了八块钱稿费，我又迫不及待地跑到新华书店去，又选了一摞书，再次捐给连队图书室，再次一本本借出来。

那两次去书店，可以说是我最愉快的出行了。去时兴奋不已，回来时幸福不已。我至今能清楚地想起那家书店的样子，它在街道上的位置和它里面的格局。后来，我们连一个战友也去了，跑回来兴奋地告诉我：新华书店又进了一批新书，你快去买呀！他哪里知道，稿费没那么好挣的——我没有钱了。

幸运的是，在那不久之后，我考上了大学，终于有了随时可以免费看书的地方——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的书多到让我目瞪口呆，单是里面扬起的灰尘，就足以淹没我。我一次次去，一摞摞借，过足了阅读的瘾。不过，我依然喜欢去书店，依然会从每个月的伙食费里抠出几个大洋，买上几本。总有些书，是你读过了依然想拥有的。

成都毕竟是省城，新华书店不止一家，还有专门的外文书店、古籍书店、少儿书店等。而且书店总是在最好的地段，规模也不输给百货公司。后来，进入90年代，便眼看着它一点点被流行服饰包围，被大小商场蚕食，最终被无边无际的喧闹淹没，直至消失。

就在新华书店渐行渐远的时候，无数的小书店应运而生，最繁荣最鼎盛的时期，成都市中心的展览馆成了书市，周遭全是书店，有五六十家，都是极为简陋的棚子，却堆满了书。我们再买书时，就不去书店了，而是去展览馆。骑上自行车奔去，一家家地逛。有时为了找一本书，弯腰低头在无数家的小店里穿梭。现在想来，那才是最早的淘宝。感觉那个时候，全民都在淘书，全民都在读书。真是令人怀念。

记得有一回，我去买余华的《活着》，开始我问：你们这儿有余华的《活着》吗？被问的书店老板茫然摇头，好奇地反问我：那书名就叫《活着》？我说是。他说我们从来没进过这样的书。走到下一家，我简化了一下问：请问你们有余华的书吗？老板回答：我们没有语法书。我说不是语法，是小说。他说小学语法也没有。我没辙了，只好退出。这样问了一家又一家，问了十家以上，都没找到。

我走进最后一家书店。这家店里的文学书比较多，我在其中看到了很多自己认识的朋友写的书。我一排排地看，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站起来，那样子引起了书店女老板的注意。她走过来问，你想找什么书？我不抱任何希望地说：余华的书。她抱歉地说，我们只有《活着》。我惊喜地说，我就是要《活着》。

不知情的人听见这样的对话，还以为我们在比赛格言。

她马上将一本薄薄的、装帧很漂亮的书递到了我的手上。的确是余华的《活着》。我连忙付钱。为了感谢她，我还特意在她店里多选了几本书。女老板一边收款一边对我说，这本书的确写得好，我从头到尾看完了。你看人家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坎坷，承受了那么多苦难，可是回忆起来还是心平气和的。真了不起。

我听了很感慨。随便一个女人，就给我上了一课。

再后来，展览馆那一圈书店忽地消失了，消失得一家不剩。就像它们莫名其妙火起来一样，也莫名其妙地没了。也许它们是散落到了城市深深浅浅的街巷里。

大概是新千年以后，我有了固定去的书店，就好像有固定去的美发厅、洗衣店一样。这家书店就在我们大院街对面，每次吃过晚饭散步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去这家书店。出大门，过马路，就到了。

书店很小，只有十几平方米，光线也不太好，白天都需要开灯。长方形的房间，书柜呈“7”字形摆放。书柜只有两米高，四五排的架子，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书。也许是因为小本经营吧，每种书都只有一两本，但品种非常丰富，文学、政治、经济、少儿，五花八门。书柜对面墙上，是各种期刊。那么小一个书店，也藏着乾坤。

遗憾的是，我忘了那家书店的名字，也许它没什么特色，既不是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也不是三味书屋。那个时候好多私营书店叫这样的名字。但店里的女店主我记得很清楚，是个三十岁左右的清瘦的女人，很文静。

由于常去，女店主和我熟稔了，卖给我的书总是八折。有时我也买杂志，杂志是不打折的。有时我想要的书她店里没有，她就会替我去找，哪怕是已经下架的书、过气的书，她也会去找，而且百分之九十都能找到，就好像她是我的搜索引擎。一旦找到了，她就打电话告诉我，我吃过晚饭去散步的时候，就感觉很有劲头。后来，我时常把我想要的书，提前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告诉她，像预订一样。

每次去我都要待好一会儿，有时候并没有想要的书，但还是喜欢一行行地在书架上浏览。发现自己喜欢的书，就拿出来告诉她这本书非常好哦。她会用心记下。那时，我的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销售还不错，她也进了好几本。一有读者买这本书，她会告诉人家，她认识这本书的作者。读者很惊喜，就请她索要我的签名。她就答应下来，等我去书店时拿出书让我签。她起初还有些忐忑，说这样会不会给我添麻烦？我连说不麻烦，举手之劳。其实心里面是窃喜的。

2006年起，我学会了网上购书，就再没去那家小书店了，我甚至连个招呼都没打，就将它遗忘了。有一天收到当当网送来的书，忽然就想起那家书店了，很惦念，于是吃过晚饭就特意去看它。依然是走出大院，依然是穿过大街，却意外地发现它已经不在了，取代它的是个小面馆。

我很有些伤感，站在那里看了半天，不知它是何时关掉的，也不知书店的女主人去了哪里，现在以何谋生。

我无法否认网络购书的便捷，以及便宜。我甚至都不习惯再到书店架子上一排排找书了。有时候睡觉前突然想看某本书，下单，第二天上午就送来了。我为这样的便捷迷惑，忘记了去书店的路。所以，当听到朋友们在痛惜实体书店的消亡，或者谴责实体书店的消亡时，我总是心下有愧，不敢言语。因为那消亡里，也有我的一份原因。

曾经看到一句话，在书中遇见最好的自己。在我，是去书店的路上，遇到最美的自己。如今，不再走这条路的我，也不再美丽。可是总有些变化，是我们阻挡不了的。也总有些故事，留在了书店。2015年5月26日让文字从心里走过

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神奇，是在少年时代。

记得是十二岁那年的夏天，有一天我突然很想去游泳，我们家附近有所大学有游泳池，可是妈妈规定不能一个人去，要有伴儿。我就去约我们班一个女生。她偏偏不在家。她妈妈告诉我，她下午要去舅舅家，可能去不了。我抱着一线希望给她留了个纸条，大意是说，这么热的天，一头扎进凉凉的泳池里多好啊，听着知了在树上叫，比赛谁憋气的时间长，痛痛快快地玩儿一下午……放下纸条我就回家了，回家就忘了。却不知道纸条的魔力出现：刚吃过午饭，女同学就带着泳衣兴冲冲来找我。我喜出望外，说：你不是要去舅舅家吗？她说：我看了你写的纸条马上就动心了，明天再去舅舅家。

噢，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文字的神奇。原来文字是可以改变人想法的。母亲曾跟我说，她读小学时因作文写得好，班上一富家子弟就找她要作文本。她不肯，因为她只有一个本子，怕弄丢了。那富家子弟便马上跑去买了两个新本子。她高兴坏了，当即成交。因为对她来说，写篇文章是容易的，买两个本子却十分不易（而对富家子弟来说刚好相反）。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那篇作文对那个富家子弟到底有何意义，已成为历史幽深处的一个谜。而我只记住了那个最肤浅的结局：文字可以变成物质财富。

中学里我渐渐喜欢上了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它能满足我的虚荣心。作为一个家境不好从小自卑的女孩儿，唯一的亮点，就是老师总在课堂上念她的作文了。其实我自己并没觉得有多好，我只是为了赢得老师欢心才那样写的。扪心自问，没有一篇是动了真心的，今天若拿出来看，一定不忍卒读。后来上了大学，被浩如烟海的经典名著淹没，方知自己的浅薄和渺小，再不敢轻易写什么了。那种对文字的畏惧，几乎废掉了我的写作爱好。

某个暑假结束，我从杭州返校，穷学生只能买硬座票，可是因为中途转车，硬座票也没买到。只好挤进卧铺车厢蹭座。到了晚上列车员来清理车厢，毫不客气地像赶鸭子那样地赶我走。我旁边一位中年人大约是同情，小声说，还有空铺位，你可以补张票。我咬咬牙，拿出十七元钱补了一张，那张只睡了一晚上的卧铺票，耗去了父亲给我的一学期书费（总共二十元）。父亲对我历来要求严格，若知道我受不了苦买了卧铺，一定会生气的。回到学校我便硬着头皮给他写信，殷殷诉说着路途的艰辛和被列车员撵出车厢的尴尬，不得已买了卧铺票……不久父亲回信了，汇来二十元钱。父亲说，那种情况下你买张卧铺票是应该的，这个钱爸爸出。

我惊喜交集，当然不是因为我的文字终于也和母亲一样“换了钱”，而是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字能力。还意识到，真正的文字能力，不是体现在作文上（得高分的作文往往是循着某种模式写出来的），而是体现在只为表达心情所写的文字上，比如书信，比如日记。我的写作热情再次被点燃。

后来做了文学编辑，并开始写作，日日与文字纠缠，越是接近文字便越是敬畏。虽然常常感到“词不达意”，恨自己没有“力透纸背”的功力，写不出那种振聋发聩直击灵魂的大作，但有一点我始终坚持着，就是诚恳的写作态度，不哗众取宠，不故弄玄虚，也不为赋新词强说愁。因为我相信，老老实实地写，用心写，那文字，总会与某一颗心相遇。

忘了是哪一年，我写了一篇随笔《城里的树》，对城里人不但不爱护自己的树，还把乡村大树移进城里的做法深感不满。当然写过便放下了。不承想前年去部队采访，却与此文邂逅，一位曾与我同在机关工作的少将对我说，你知道吗，那一年胡主任看了你写的《城里的树》，马上打电话把我叫去（他当时是管理处处长），他说，你看看，作家都写文章批评我们了，说我们不爱惜树，你们还不赶快改正？我知道胡主任说的是这段文字：

在我上班的路上，有一棵树，是香樟。它的脚下不知何时被人们抹上了水泥，可能是为了平整路面。但抹水泥的人竟一直把水泥抹到了它的脚底下，紧贴着树干，一点空隙也不给它留，好像它是根电线杆。每次我从那里过，都感到呼吸困难，很想拿把镐头把它脚下的水泥凿开，让它脚下的泥土能见到阳光，能吸收水分。不过让我钦佩的是，这棵香樟树竟然没有被憋死，一年四季都绿在路上。也许它知道它是那条路上唯一的树，责任重大。每每看到它，我都内疚不安，我帮不了它，却享受着它的绿荫。

让我意外的是，这位胡主任从来不是个细腻柔情的人，作为一位曾经驻守西藏边关几十年的军人，他刚硬甚至有些粗暴。却被这么一篇小小的文章打动。这位当年的管理处处长接了指示，立即派人去找到那棵树，把那树下的水泥凿开，给它以通畅的呼吸和雨露。而我因为搬出了大院，没再去关注这棵树。时隔多年听到这个故事，心里半是欣慰半是惊异。原来这篇小文章，竟救了一棵树。

同样发生在我们政治部的，还有另一件有意思的事。大约四年前，我写了一篇《会议合影》，初衷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目的，只是对时下所有会议都要合影这样一个做法感到不满，觉得它既劳民伤财又毫无意义。在文章里我对此事冷嘲热讽一番，而且主要冲着那些“大人物”。文章发出后被我们政治部吴主任看到了，让我意外的是，他不但没恼，反而很欣赏。也许他虽贵为将军，也与我有同样体会。据传他经常向人推荐这篇随笔，包括他的上司。

三年之后他调走了，我们机关全体欢送他，照例要合影。我依然躲了没去，相信他不会怪罪我。当大家站到架子上等更大的领导来合影时，吴主任笑说，你们先下来吧，站在上面又累又晒，裘山山早就替你们发过牢骚了。

有同事把这事告诉我，我很开心。只有千把字的小文又发挥作用了。虽然作用很小，但至少，它替很多人说了心里话。敢于说出不满，也许是改变的开始。

但有些读者与我作品之间的故事，不但不能让我欣慰，反而让我紧张不安。比如一位男青年因读了我的《穿过那片树林》而决定和一个不漂亮的女孩子结婚（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个丑姑娘），一个女友看了我的《拉萨童话》而决定去盲童学校做志愿者，一位军校生因为看了《我在天堂等你》而选择进藏，等等。我怕他们在做出决定后会后悔，在遇到挫折后后悔，或者现实让他们失望，他们却无力回头。每每这种时候我就扪心自问，在写这些作品时，是否真诚？回答是肯定的。我的每一部每一篇作品，都是以诚恳之态度写出。遂心安。

我知道，每一位作家都能说出很多自己的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故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感受。在我，每每得知有人因为我的作品感动落泪，或者受到启发，或者开怀大笑时，我都会在感受到文字的神奇的同时，更加敬畏文字，或者说，更加谨慎地对待文字。

如今，网络的普及，QQ、论坛、短信以及微博的兴盛，让文字的表达变得越来越普及了。只要认识个三两千字，都可以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看法，并借助媒体平台传播开来，或者与人沟通。文字不再是少数人的表达工具。这时你会发现，不管写作者是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能真正被人们喜爱乃至能四下里流传的，依然是那些真诚的文字。

于是我再次告诫自己，永远都不要肆意挥霍你认识的那些字，永远都不要随意处置你熟悉的那些字，永远都先让文字从心里过一遍，再问世。2012年3月21日阅读的愉悦

张爱玲有一句名言，叫出名要趁早。但在我看来，应该是读书要趁早。至少应该早到读中学。因为那个时候精力旺盛，记忆力超强，还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好视力）。拿起一本书，可以连续读几个小时，真是快乐无比。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看“厚”书，由于认字太少，一本书要读一个星期。我那个时期可以读到的书，就是《高玉宝》《欧阳海之歌》等。还有本散文集我印象深刻，叫作《冰凌花》。即使看得很慢（应该叫啃书），也喜欢。当一星期后看完一本书时，怅然若失，好像一个熟悉的朋友离开了。那个年代偏偏没什么书可读。家里的四大名著全被扫“四旧”扫了。无奈之下只好看传单，看大字报，看旧报纸，凡是有字的都看，语文课本一发下来就全部看完。

看多了人就发呆，吃饭时，我常常机械地扒拉着碗，眼睛盯着窗外发直，母亲用筷子在我面前一晃，我吓一个激灵。母亲以为是窗外有什么稀罕景物，就把我换到面向墙壁的座位，但我仍是发呆，母亲才知道我什么也没看，就是走神。

上初中后就更痴迷了，见到什么书眼睛都发亮，谁有书我就跟谁套近乎。一旦获得一本喜欢的书，那真是欣喜若狂废寝忘食，下课看，上课也看。为了不让老师发现，我专门在做清洁卫生时给自己换了一张书桌，那桌子上有个洞，我把书放在抽屉里，通过那个洞看书。但还是被老师发现了。老师警告我若再看就告诉母亲。我只好把书放在家里，一放学，两只脚像有绳子在拉一样往家冲。回到家一边做饭一边看，那时做饭是煤炉，火候不好把握，我常常因为看书把饭烧煳。有一次看《铁道游击队》，把一锅饭完全烧煳了，母亲干完活儿回来，又累又饿，闻到满屋子焦煳味真是气坏了，抓起书就往炉子里塞。我跳脚大喊，是别人的是别人的！母亲这才住手，下台阶说，我今天没空，以后慢慢烧。

其实母亲是个文化人，曾是省报编辑，也曾迷恋文字，却在才华横溢的年龄被打为“右派”，失去了工作。所以她对读书和写作，都有着本能的担忧，怕我将来跟她一样吃文字的苦头。往往我一抱起书她就骂，全家就你认字吗？母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那时的我越来越像个书呆子了。有一次去买肉，提个篮子在排队，排在我前面的一个男人正在看书，我就凑上去看。因为他个子高我看不到，就拼命踮脚。他发现了，蹲下来和我一起看。我们俩看得津津有味，后面的人早把我们绕过去买光了肉。我空手回家，又挨了骂。

后来我发现街上有个图书馆，就跟母亲要求去图书馆看书。母亲虽然很烦我这么迷书，但还是无法拒绝这样的要求。于是我每个星期天下午都去图书馆。每次都读到黄昏，管理员高喊：关门了，同学！你该回家了！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有一回从图书馆出来，碰上了我的语文老师，她问我干吗，我如实说了。老师大为吃惊。竟然在那个时候，还有个孩子自己上图书馆看书？！那是个不读书的年代，是个文化饥荒的年代啊。老师在班上把我好好表扬了一顿，而我，不过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而已。

当兵以后，连队图书室的书很有限，很快被我看完了，我又在驻地附近发现了图书馆。那时没有士兵证，我就从营部开了一个证明，一到星期天，就请假去那里看书。当兵的第二年我发表了一篇散文，得到七元钱的稿费，立即就跑去买了书，先捐给连队图书馆，然后借出来看，好好过了下书瘾。

当然，彻底解决掉我对书的饥渴，是上大学以后。可以说我的阅读积累，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

工作之后，成家以后，就再也没有那么集中地看过书了，再也没有那么快乐过了，虽然家里的书堆积如山。昨天阳光晴好，我坐下来读一本书，忽然被其中的文字打动，那文字仿佛一只手，拨动了我心里的弦，放下书很久，仍有余音缭绕。这让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读书的愉悦了。

早年我曾写过一篇《快乐读书》，说的是自己忙里偷闲读书的乐趣。因为太忙，连洗衣机搅衣服的时候，烧水水没开的时候，我都拿本书看。那时候我最向往一种闲散舒适的读书境界，比如某个雨夜，秋雨春雨皆可，独自一人坐在台灯下，慢慢地品点儿红酒，读书；或者，在一个有阳光的日子，秋日冬日最佳，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暖暖的阳光，端一杯热茶，读书。作为女性，自然从来没想过“红袖添香”之类，若身边有先生，最多也就是“黑指升烟”。

现在终于得些空闲了，才突然发现，刚才说的两种读书境界，都不是最佳境界。虽然有诗意，适宜渲染，适宜作文，但读书的效果，却不是最佳的。

好几次，雨夜里我读书，听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思绪就从书上飞走了，往事如雨水，从天而至，弥漫四周，将我整个儿包裹住。哪里还读得进书！飘忽飘忽的，就不知身在何处了。

同样，有阳光的日子，亦难读书。比如这两天，成都难得晴朗，我坐在阳台上，一切都如我想的那样，暖暖的阳光，热热的绿茶，手捧一本书。可是看了一会儿，我就心神不宁了，窗外的阳光总在诱惑我，多好的天气啊，在家待着多可惜啊，约几个朋友出去走走吧，在草地上坐坐吧，河边转转吧。甚至还有更实际的：晒晒被子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能闻到太阳的香味儿了。

总而言之，太美的时候，我读不进书。骨子里的享乐和小资情调全出来了。

不过认真一想，我还是有两种读书效果极佳的时候。说出来跟大家分享。

一种是开会的时候。每每接到通知，要开大会，我就在头一天准备好要看的书，那种不太厚，亦不太吃力的书，一两百页。一进会场，听个开头，就开始看书了。因为是在会场里，严肃、严谨、严密，风声雨声什么声都没有，除了读书，你无法产生其他任何念头的，只能专心致志，其效果非常好，我已有了数次经验，一个上午的报告，我通常能读完一本书。而且还有个附带的好处，你不会打哈欠，不会交头接耳，比之这两种状况，你对做报告的人尊重多了。

当然要声明，我不是所有报告都看书，偶尔也有不知不觉听进去的，就是那种讲得很有内容很生动的报告。

此为第一种佳境。第二种佳境是旅途上。凡出差，我必带上一至两本书。候机大厅里，飞机上，都是绝好的读书时光。一读进去，即使晚上一会儿半会儿的，你也不会不耐烦。因为认真看书，也免去旁人跟你搭讪，也免去空中的焦虑不安。而且手机关了，玩儿不成，没有任何人打搅，还有人送茶（亦可夸张为仙女送茶），多好！

数次经历证明，这种境况下读书，效果也是极佳的。我的好几本书，是在旅途上读完的，包括火车，只是这两年火车坐得少些了。

在家里，还有一种读书佳境，已经被许多文人墨客写过了，即如厕读书。肯定也算一种。我有个朋友，家里厕所堆满了书，朋友去他家参观时，走到厕所，他说，这是我的阅览室。呵呵。我家厕所，也是有个小书架的，而且随时摆着一副老花镜。

不过，若把读书当作享受，而不是苦修，那么，我还是很向往那种有情调的读书境界的，比如在杜甫草堂的竹林里读书，在我的故乡西子湖畔读书，或者在丽江的小街边读书。那样的读书即使有点儿作秀的意思，也是很美的啊。

本来读书就是人类最美的状态。我以为。

遗憾的是，现如今人们读书越来越少了，一双眼承担的任务太多，要看电视电影，要看报纸杂志，还要上网，还要打游戏，还要玩儿手机……单是玩儿手机，就要占去一多半时间，真正安静下来读书，几近奢侈。但我还是想说，不能放弃读书。

加拿大著名医学教育家奥斯勒，规定自己每天晚上睡觉前，无论多忙都抽出十五分钟时间读书。许多年后奥斯勒对自己的读书效果进行了统计：在正常情况下一分钟能够读三百字，这样十五分钟就能读四千五百字，一个月就能读十三万字，一年就能读一百五十多万字。相当可观啊。就算你比奥斯勒先生还忙，每天至少也应该读十分钟的书吧，这样一年也能读百把万字了。

当你感到无聊或困惑时，有两件事永远不会做错，一是拿起电话问候父母，二是坐下来读书。2009年4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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