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海鹏、李细珠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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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历史研究(第4辑)试读：
专题论文
·茶叶贸易与台湾的经济发展（1870～1965）
宋光宇提要 台湾原本没有贵重的物产足以吸引外国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注意。1861年《天津条约》议定九口通商，淡水是其中的一个港口。最初选择淡水开港的原因不明，事后却证明，茶是淡水开港后最亮眼的出口产品，台湾于是登上现代国际贸易的舞台，这也造就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因为台湾取得这种成就，引来日本人的觊觎，而有乙未割台之惨事。茶如何与台湾人民的祸和福相连，是本文的重点。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眼光放大到近代世界贸易史上，如此才能看出相关的各种联系。本文首先说明英美人民如何喜欢上喝茶，再谈英国人如何找茶，再谈台湾的洋行和茶叶外销。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乌龙茶、包种茶和红茶各自代表不同的政体、政商关系及营销策略和管道。
关键词 茶 工业革命 乌龙茶 包种茶 红茶
喝茶的习惯是中国人发展出来的，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事。2001年考古学家在浙江余姚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了最古的茶树遗迹，年代是距今7000-5500年前，说明茶很可能起源于华中和华南地区。到了佛教风行之后，坐禅者，常饮茶来提神，慢慢地，饮茶之风风行各地。有关中国人如何喝茶，论者很多，无须多论，况且这也不是本文的主题，故暂且放在一边。总之，茶是中国人发明出来的饮料，至于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如何开始喜欢喝茶，又跟台湾有什么关系，是本文探讨的主要课题。
一 英国贵妇、工人都爱喝茶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科技主编斯丹迪奇（Tom Standage）[1]有一本书《历史六瓶装》（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6 Glasses），探讨了人类历史上六种饮料的发展史及其对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影响。他在书中指出，是英国人在提倡喝茶，主要的推手是贵妇和工厂的工人，时间是在17、18世纪。茶最主要的功用一方面是使工人在单调的机器操作时，可以保持清醒；另一方面是茶具有天然抗菌能力，即使沏茶的水没有煮沸，喝茶也同样可以大幅降低水生疾病的流行。
喝茶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欧洲人在17世纪初，方才来到中国。那时，明朝的中国人把欧洲人看成是“洋鬼子”，不许他们在广州居住。同时，政府严格执行定期的朝贡制度，让海外的属国定期到中国来朝贡，兼做贸易。那时的中国人对欧洲的产品并没有兴趣，只愿意拿丝绸和瓷器换取白银。嘉靖三十六年（1557），明朝皇帝终于同意让葡萄牙人定居在广州外海的一个叫“澳门”的小岛上，与广州做生意，不受朝贡制度的限制。这样一来，中国既可以征收关税，又可以防止其他欧洲国家直接到中国来做生意，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接触降到最低。这种见解跟现代人的殖民观念是很不相同的。
欧洲人在1550年代已经注意到中国的茶叶。欧洲水手只是零星地带一些茶叶回欧洲，当作东方的珍奇，馈赠亲友。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荷兰商人方才把茶叶当成商品，运回欧洲。到1630年代，茶业由荷兰传入法国，1650年代传入英国。最初运到欧洲的是中国人一向饮用的绿茶。可是绿茶中往往掺杂太多的假货，如锯木而产生的木屑、柳树叶等，甚至更荒唐的一次记录是掺杂了羊粪。红茶就不容易掺杂这些假货，而且质量稳定，不容易在运输途中发生变质等情事。因此，欧洲人很快就喜欢上红茶，放弃了绿茶。红茶加上糖和牛奶，品尝起来，更加齿颊留香。可是，那时候的中国人都喝绿茶，很少有人喝红茶。于是他们认为外国人只适合饮用红茶。有趣的事情是欧洲人也错误地认为，红茶和绿茶是两种不同的产品。
茶叶传入欧洲之后，是一种奢侈的药用饮料。在1630年代，开始有人辩论茶叶对于人体健康有无帮助，有正、反两面的意见。反对的一方，以丹麦国王的德国籍医生西蒙·鲍利为主。他不但反对茶叶，同时也反对当时另外两种新潮的饮品——咖啡和可可。在1635年他出了本小册子，承认茶叶的确是有一些药效，但是在漫长的运送过程中，由于变质而有毒。他宣称，饮茶会“让年过四十的饮茶者，加速死亡”。他自豪地说，自己倾全力阻止从中国进口茶叶这种疯狂的举动。
赞成的一方，以荷兰医生尼古拉斯·迪尔克为主，他主张“茶叶万能论”。他在1641年宣称，茶叶是一种神奇的植物，“那些坚持每天饮茶的人，都能身体健康，无病痛之苦，而且能享高寿”。另外一位荷兰医生庞德戈更加热衷提倡喝茶。他主张：“我们国家中所有的人每天都要喝茶，如果有条件的话，每小时都要喝茶。最初可以一天喝十杯，然后逐渐增加，以胃的承受力为主。”他建议病人每天至少要喝50杯，而且多多益善，上限是200杯。荷兰东印度公司（中文正式的译名是“联合东印度公司”）为此颁奖给他。可是，他并不赞同当时流行的在茶中加糖的做法，认为糖不利于身体的健康。
欧洲人喝茶，喜欢加糖和牛奶。早在1660年，英国的茶叶广告上，就宣称：加了牛奶的茶可以增强肠胃的功能，减少能量的消耗，大大减轻肠绞痛的症状。从1650年到1770年，法国的贵族喜欢喝奶茶，蔚然成风。可是，奶茶很快就被咖啡和可可所取代，茶却在英国发扬光大，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1662年，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她的嫁妆中，包括丹吉尔和孟买的贸易站，也就是葡萄牙的海外贸易权，这意味着英国人可以从东方买到茶叶。凯瑟琳酷爱用小杯子饮茶。据说那个杯子只有拇指那么大。当她把饮茶嗜好带到英国后，很快就在贵族之间流行开来。饮茶之风席卷英国上层社会，在英国王室贵族中掀起饮中国茶的风潮。英国人赋予红茶优雅的形象及华美的品饮方式，使英国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红茶文化，更将红茶推广成为国际性的饮料。这就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英国下午茶的由来。
在英国，另一个推动饮茶文化的要角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660年代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开董事会时，主要的饮品就是茶。当时的茶叶是船长私人夹带入境的。茶是一种理想的私货，稀有而且珍贵。一吨茶叶所能得到的利润可以抵得上数年的工资。一位船长一次夹带十多吨茶叶是稀松平常的事。这种私运的茶叶数量庞大，刺激了最初的茶叶消费。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86年下令禁止这种私人茶叶贸易行为，改由公司统一处理。
17世纪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亚洲进口的货品主要是辣椒，其次是价格低廉的纺织品，茶叶是附带的东西。由于英国不产茶，所以茶叶的进口就不会冒犯国内商家的利益。英国是纺织工业发达的国家，于是国内的商家极力反对进口纺织品，要求多进口茶叶。这时候的茶[2]叶是昂贵的消费品。在1660年时，每磅茶叶要价6～10英镑。到1700年方才降到4英镑，品质较差的也要1英镑。那时一个贫民家庭的年收入才20英镑，因而饮茶不能普及。到了17世纪末，茶叶受到廉价咖啡的冲击，价格方才下滑，但一杯茶的价格仍是一杯咖啡的5倍。
18世纪以后，英国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茶叶价格也一路下滑。从1718年起，茶叶取代丝绸，成为英国从中国进口货物的最大宗。1721年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了5000吨茶叶。茶叶进口量最大的时候，曾占到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总额的六成。茶税占到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5%左右。1795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破产，从此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完全掌握了全球的茶叶贸易。
茶能在英国普及，要归功于妇女和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历史六瓶装》的作者斯丹迪奇说：“凯瑟琳公主给了茶叶名分，东印度公司给了茶叶在英国的入场券，而新的饮茶方式使茶叶成为社交的一部[3]分。”1717年，伦敦一家咖啡店的老板托马斯·唐宁在他的咖啡店旁边另开了一家茶叶专卖店，专门卖茶叶给女顾客。那时候，咖啡店只允许男人光顾，妇女是不能进去的。家中的主妇又不愿意让仆人去买昂贵的茶叶，那么做，等于是把一大笔钱交给下人。在唐宁的店里，有身份的妇女可以买到各种时尚流行的茶叶，又可以在店中一饱口福，用小杯饮茶。唐宁会根据女顾客的口味，调配不同口味的茶饮，配上不同的糕点。这么一来，茶已不是单纯的饮品，而成为一种新兴的午后餐饮的推动者。
另一个英国人的创新是伦敦出现大大小小的饮茶花园。第一家饮茶花园是沃克斯豪尔，于1732年开张。里面有彩灯点缀的走道，在乐队伴奏下，艺人做各种表演。花园内还卖各种食品，主要是配茶的奶油面包。茶园的胜处就是它提供了一个高雅的场所，也是接触异性的好地方。相比之下，咖啡馆成了粗俗男人聚集的地方，社会地位每况愈下。于是咖啡馆纷纷转型。高档的咖啡馆成了男人的私人俱乐部，或因商业信息的交换而成为证券交易所。档次低的咖啡馆就卖起酒来，与酒馆的差别越来越小。
茶叶的价格直落，再加上茶可以反复冲泡的特性，使得所有的穷人都喝得起茶。茶终于成为除白水之外最低廉的饮品。英国的茶饮由中国的茶加上西印度的糖组合成，是一种奇妙的创意发明。一杯热茶，配上一些凉食，就像是热乎乎地吃了一餐。于是英国社会中非常流行喝茶。斯丹迪奇特别指出：“茶叶从世界最古老的国度款款而来，以其独特的口味和顽强的生命力，扎根并生长于新的帝国。每当英国人举杯啜饮，感悟茶境，唇齿留香之时，就会想起他们日不落帝国是多么的辽阔和强大。茶的兴起伴随着英国成长成为世界的强国，为英国[4]的经济飞腾和殖民扩张奠定基础。”
英国的强盛是基于它的工业革命，而茶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正面功效。1771年发明水力纺织机的阿克莱特，建立大型纺织工厂，推动了工业革命的步伐，不但推动了技术的创新，更带来了组织管理上的变革。第一，不知疲倦的机器取代了熟练的工人；机器使用新的能源，如水力、蒸汽等。第二，工人只需要熟悉某一生产环节，不再需要熟悉整个生产流程任务。机器和人同室工作，意味着受到严密的控制。第三，实行轮班制，确保造价昂贵的机器可以发挥最大的工作效能。第四，为了保证工人能够按时上班，阿克莱特还在工厂附近建造工人宿舍。阿克莱特工厂的每一个工人能够完成50个手工纺纱工的工作量。加上其他生产环节的自动化，生产量大增。到了18世纪末，英国生产的纺织品量大价低，当英国国内销售盈满之后，开始外销印度，一举打垮印度的传统编织业，也打垮了中国的土布业。
18世纪新兴工厂的工人对于饮茶情有独钟，因为茶饮最适合新工厂里的工作性质与时间安排。为此，工厂主人开始提供茶点休息时间，作为工人的基本福利。喝茶不会像喝啤酒那样麻醉神经，相反，因为含有咖啡因，能提神醒脑，让人思路清晰。茶能使工人在长时间、单调而且重复的工作中，保持清醒，集中精力来操作高速运转的机器。手工纺纱的织布工人累了，就可以休息一下，而操作机器的织布工人身不由己，绝不可以忙里偷闲，他们必须像机器上的零件，不停地工作，而茶正是保证工厂顺利运转的润滑剂。
茶业另一个优点是具有天然的抗菌作用。即使沏茶的水没有煮沸，它也能大幅降低罹患水生疾病的可能性。从1730年代开始，伦敦的痢疾病例开始下降。到1796年，在伦敦几乎不再发生任何因饮水而发生的疾病。有了茶叶抗菌的保证，大量的工人可以安心地涌入各个工业城市，聚居在工厂附近，不必担心痢疾等疾病的发生和蔓延。同时，婴儿的死亡率也随之下降，为工业革命储备了大量有用的人力资源。
中国人一直对英国乃至欧洲人的货物不感兴趣，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用黄金、白银来交易，东印度公司深感不方便。在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中国人喜欢吸食鸦片，大量的瘾君子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朝廷屡次下诏禁烟，可是成效不彰。鸦片来自印度，印度又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管辖下。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地种植鸦片，从1770年起，默许鸦片商把鸦片卖给走私贩子，贿赂贪腐的中国官员。到了1830年，出口到中国的鸦片已达1500吨，超过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总额。中英之间贸易形势自此完全逆转。清廷为了遏止这种逆转现象而有林则徐的禁烟行动。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向中国抗议施压不成，便采取军事行动。英国只用两艘战舰就打败了中国水师的29艘战舰，迫使中国签下《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放五口通商。中国自此历经各种内乱和外患，成了西方列强巧取豪夺的对象，沦为半殖民地。
总而言之，茶叶凭着对英国的影响而改变了世界的发展。
1834年东印度公司失去对中国的贸易垄断特权，开始积极寻找新的茶源，终而发现印度阿萨姆有茶的原生种。1840年，开始在阿萨姆种茶。1860年代末期，方才出现机械化的系统生产，茶树成排成列，工人按照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操作，统一住在成排的宿舍中。从1870年开始，茶叶生产完全机械化，分工细密，大大降低生产成本。1872年，茶叶在印度的生产成本跟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大致相当。但是到了1913年之后，印度茶叶的生产成本只有中国的3/4。这么一来，中国的茶叶注定要走下坡路。
台湾淡水开港后设立洋行和茶叶外销，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下的一个外围案例。主角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所经营的洋行，茶叶销售的主要对象是美国的纽约。19世纪末，美国东部，从纽约到费城，西到五大湖区，都是工业发达的地方。这个老牌的英国殖民地的工人，也像英国工人那样喜欢喝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台湾北部的茶叶才有机会登上世界舞台。
二 台湾原生的茶——水沙连茶
台湾原有高山野生茶树，分布在南投山地。康熙五十六年（1717）周钟瑄在《诸罗县志》的《物产志》中曾提到：“茶经云：‘茶者，南方嘉木’，北路无种者。水沙连山中有一种，味别，能消暑[5]瘴。武彝、松萝诸品皆至自内地。”这是最早的台湾方志。根据这条资料，可知台湾北部原本没有茶树，中部水沙连（今南投县竹山、鹿谷、集集、名间一带）的深山中，有一种茶，味道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所喝的茶。一般人日常喝的茶都是福建武夷山和安徽歙县松萝山所产的茶。
同书卷12的《杂记志·外记》中更提到：“水沙连内山，茶甚夥，味别，色绿如松萝，山谷深峻，性严寒，能却暑消胀；然路险，又畏生番，故汉人不敢入采，又不谙制茶之法。若挟能制武彝诸品者，购上番采而造之，当香味益上矣。”显然是知道水沙连的茶质地不错，可无良好的制茶方法，以致质量不高。
康熙六十一年（1722）蓝鼎元在《东征集》中也提到：“水沙连内山，产土茶，色绿如松萝，味甚清冽，能解暑毒，消腹胀，亦佳品[6]云。”
乾隆元年（1736）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卷3云：“水沙连茶。在深山中，众木蔽亏，实露蒙密，晨曦晚照，总不能及。色绿如松萝，性极寒，疗热症最效。每年通事于各番议明，入[7]山焙制。”
朱仕玠在《小琉球漫志》卷6中提到：“水沙连山在诸罗县治内，有十番社。山南与玉山接，大不可极。内山产茶甚夥，色绿如松萝。山谷深峻，性严冷，能却暑消瘴。然路险且畏生番，故汉人不敢入采。土人云：凡客福州会城者，会城人即讨水沙连茶，以能疗赤白[8]痢如神也。”
朱景英在《海东札记》卷3《记土物》中也曾经提到：“地不产茶。水沙连一种，与茗荈相类，产野番丛箐中，曦光不到之处，故性[9]寒可疗热症，然多啜恐胃气受伤。”
从康熙末年到乾隆中叶的50年间，台湾只有一种水沙连茶闻名于世。这种茶具有医疗的效果，可以去热，可以治赤白痢疾。“水沙连”现在也是以产茶著称，可是不再宣称其茶有医疗的效果。据此可以确知，后来北部所发展的制茶业与南部土茶无关。
三 北部茶业的兴起
台湾北部种茶始于19世纪初。嘉庆年间，有位名叫柯朝的人，[10]开始在鱼桀鱼坑种植武夷茶，发育甚佳，收获亦丰。于是逐渐传[11]开，坪林、深坑、石碇、景美、新店等地开始跟进种茶，茶成为北部的一项特产，主要原因是台北地区温湿多雨，适合茶树的生长，一年可以收成四次。
清代台湾茶业最初只是在台湾岛内销售，继而运销厦门和福州。《淡水厅志》卷4《赋役志》“茶厘”云：“北淡石碇、拳山二堡，居民多以植茶为业，道光年间，各商运茶往福州售卖。每茶一担，收入口税银二圆，方准投行售卖。迨同治元年，沪尾开口通商，茶叶遂无庸运往省城。省中既无入口税银可征，台地亦无落地厘银可抽。而茶[12]叶出产，递年愈广。”咸丰十一年（1861）九口通商之后，英国派驻淡水的首任领事郇和（Robert Swindhole）在他的记录中也说：“当[13]时台湾已有巨量茶叶运销大陆。”在淡水海关的记录中，这一年茶叶输出82022公斤。这是在公文书上可以见到的台湾茶叶交易的最早正式记录。
到了咸丰十年（1860），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台北的茶叶开始有机会打进世界市场，大稻埕的贸易网络也随之改变。
四 洋行与茶商
咸丰十一年（1861）淡水开港之后，洋人利用文字魔术，把“淡水港”的范围延伸到大稻埕和万华，到这两地方设立商行、货栈，从事砂糖、米、茶、樟脑和鸦片的买卖，进而改变了台湾的经济结构。
根据J. W. Davidson和连横对台北地区制茶业的记录，可知大稻[14]埕制茶业及其外销跟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引入有关。自从淡水开港以后，逐渐有外商来到艋舺和大稻埕，设立洋行，从事国际贸易。
把台湾带入国际贸易之列者首推苏格兰人托德（John Dodd，又名“让独独”“道先生”）。他最初是颠地洋行（Dent & Co.）驻厦门的代理人。颠地洋行在中国通用的名称是“宝顺洋行”，取“宝贵和顺”之意。在台湾的记录中，宝顺洋行却作Dodd & Co.。咸丰十一年（1861），托德第一次到台湾来探察樟脑生意，就发现台湾北部的气候、土质非常适合栽种茶树。同治四年（1865），托德于淡水设立宝顺洋行，贩卖鸦片、樟脑，同时也从事茶的生意。托德在买办李春生的协助下，从福建安溪运来新的茶种，劝农分植，又贷款给茶农，教以新的烘焙技术。同治六年（1867），托德收购台北所生产的粗制茶，首次试销澳门。由于芳香郁馥，风味独特，此茶获得好评，托德于是信心大增。为免去运往福州加工之劳费，同治七年（1868），他从福州请来制茶的技师，设厂精制乌龙茶，奠定大稻埕往后茶业发展的基
[15]础。这是一种半发酵的茶，接近于红茶，适合英美人士喝茶的口味。同治八年（1869），托德试着给台茶贴上“福岛乌龙茶”（Formosa Oolong Tea）商标，运销美国纽约，数量达2131担，121856公斤。由于质量不错，此茶颇获好评，获利也多。此举为台[16]湾的制茶业和茶叶外销开创新纪元。
同治九年（1870），宝顺洋行输往美国的乌龙茶暴增为10540担，价格也从先前的每担15美元增加为每担30美元。美国成为台湾乌龙茶的主要市场。
从同治九年（1870）开始，台湾茶的名声和市场逐渐建立，茶价也不错，外商渡海来台设厂制茶者也日渐增加。同治十一年（1872），台湾已经有五家洋行从事制茶和外销事业。这五家洋行为宝顺洋行（Dodd & Co.）、德记洋行（Tait & Co.）、爱利士洋行（Elles & Co.）、水陆洋行（Brown & Co.）、和记洋行（Boyd & Co.）。这五家洋行的经营者都是英国商人。后来台湾又增加英商义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后改为怡和洋行）、英商嘉士洋行（Cass & Co.）、西班牙商瑞记洋行（Malcampo & Co.）、德商廉士洋行（James Milish & Co.）、美商惠利洋行（Field Hastus & Co.）、美商新华利洋行（The Anglo-American Deroct Tea Trading Co.）、美商美时洋行（Oliver Carter Macy Inc.）、美商裕达洋行（Reuten Brockelman & Co.）、美商罗百克洋行（Laprack & Co.）等九家洋
[17]行。这14家洋行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也就是说，在台北大稻埕，先后曾经有14家洋行。
本地的商人群起效仿，辟茶园，设茶厂，或运粗制茶到厦门加工，而后运销南洋各地。根据日人在占领台湾之初的调查，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台湾有本地茶商259家，总资本额是1072384元，从业员工有3638人。
依据茶商公会1918年至1937年的会员名录上的记载，包种茶商共有140家，乌龙茶商有216家。这两类茶商没有日本人。乌龙包种茶商60家，其中有4家是日本人经营。红茶商9家，其中有4家是由日本人经营。洋行10家，日本人4家，英国人3家，美国人3家。茶栈113家，其中由日本人经营的只有2家。茶箱商36家，日本人经营者1家。
从茶商公会的会员名录来看，经营包种茶者大多在海外有自己的分店。做乌龙茶生意者由于都是将茶供应给洋行，由洋行运销欧美，都没有海外分店。兹依据这份名录，整理包种茶商海外分店的分布情形，如表1所示。表1 包种茶商海外分店的分布情形（1918年4月1日至1937年3月31日）续表
从表1来看，包种茶商的海外分店，以印度尼西亚（当时称作荷属东印度）最多，有84家贩卖包种茶的分店；泰国则有63家，新加坡有57家。这三国均有相当数量的华人。反而是菲律宾马尼拉有些奇怪，在茶商公会的统计资料上，输往马尼拉的茶数量不少，可是销售的据点却很少，不知为何如此。
以分店数来说，锦记茶行以九家分店居冠，主事者是陈天来。这九家分店分别设在三宝垄、井里汶、巴达维亚、曼谷、满洲、内地、西贡、新加坡、中街。也就是说，在印度尼西亚有三家分店、新加坡有两家分店，其他四地各一家分店。
设有七家分店的茶行有三：芳春、义兴吉和郭河东。
芳春行的主事者为王芳群、王连河等人，分店设在安南、西贡、暹罗、曼谷、新加坡、井里汶、彼南。也就是在越南两家、泰国两家、新马两家、印度尼西亚一家。
义兴吉的主事者是苏登原、苏广泉，分店设在暹罗、曼谷、安南、西贡、琉球、满洲与新加坡。
郭河东的主事者是郭汉泉（1912～1919年、1921年、1926～1931年主事）、郭春秧（1922～1925年主事）。它的分店分别设在三宝垄、巴达维亚、井里汶、东市、东街、厦门、新加坡。也就是说，在新加坡有三家分店，印度尼西亚有三家，厦门有一家。
拥有六家分店的茶行有二：永裕、建泰。永裕茶行的负责人是陈朝煌（1923年主事）、陈朝骏、陈朝波（1932年主事），分店分布在三宝垄、井里汶、巴达维亚、厦门和东街。建泰茶行的负责人是陈松标、陈雨经（1924年主事）、陈松苍（1930年主事），分店分别设在三宝垄、井里汶、巴达维亚、东市、东街、厦门。从分店的分布地来看，这两家茶行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台湾包种茶在南洋乃至东亚的贩卖概况。令人好奇的是马来亚的西岸尤其是马六甲和槟榔屿是中国人聚居最多的地方，可是在这本茶商名录中，只有芳春行在槟榔屿有一家分店，在马六甲没有任何一家茶行前去设立分店。马六甲、新加坡和槟榔屿合称“英国海峡殖民地”，同属一个行政系统，同样都是福建、广东的移民，在选用包种茶方面却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不知是何原因。
五 乌龙茶及其出口贸易
乌龙茶是一种半发酵茶，最初的制造方法来自福建，后经台湾经营者悉心研究，不断改良，方才得以发扬光大。它的特性有四。（1）水色：呈琥珀之金黄色，非常鲜艳。（2）香气：有熟果香的高雅香气，也有梨香或苹果香，随茶树的品种而异。（3）味：香醇而纯和，甘润有回味，入口有如嚼果之味，是乌龙茶最具特色之处。（4）形状：高级茶外形呈红、黄、白三色。能呈现艳丽的鲜花色者，是乌龙茶中的极品。
在光绪七年（1881）之前，台湾茶只有乌龙茶一种而已。我们可从海关的记录得知其每年的出口数量，并间接推知其中一些年份乌龙茶的产量。台湾历年乌龙茶出口数量之统计见表2。表2 历年乌龙茶出口数量之统计续表续表续表
由表2可以看出乌龙茶出口从开始到兴盛，再慢慢转衰的整个起伏经历。在初起的十年中，乌龙茶的出口数量增长迅速。特别是1869年到1870年，乌龙茶的输出量由前一年的200453公斤跃升为后一年的633407公斤，增长了两倍多。1911年，乌龙茶的生产到达顶峰，是日据时代的最高纪录，约为920万公斤。1915～1918年的收成也很好，维持在850万公斤左右，然后逐年下降。这种衰退主要是受到爪哇红茶入侵美国市场的影响，乌龙茶不敌，节节败退。在1919年，乌龙茶的产量大幅下降，就是因为爪哇红茶夺取了乌龙茶的美国市场。自此以后，乌龙茶的输出量节节下降，到了1940年，降为143万公斤。后四年的输出量也很少，日本战败投降的1945年输出数量不足2万公斤。促成乌龙茶经营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台湾的经营者故步自封，不求进步，更有不肖商人用劣质茶鱼目混珠，以致影响声誉，失去美国人的信任。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入侵中国。由于卷入战争，台湾乌龙茶的产量明显下降。1941年，乌龙茶的生产量跌到谷底。这一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时，乌龙茶产量只剩下19500公斤。光复后，台湾又遭逢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危机，旧台币以4万元折换新台币1元，茶的生产和销售都受到很大的阻碍。
在输出场域方面，据1895年日本总督府殖产局特产课所编的《台湾茶业调查》，乌龙茶的输出市场计有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英国等地。到了1934年，乌龙茶的销售国家或地区计有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英属美洲、中国香港等地。
台湾茶商公会有从1917年至1941年各种茶叶的输出记录。乌龙茶全由洋行收购，贩卖至欧美国家。乌龙茶的输出几乎都操控在英美洋行之手。表3所列即为各洋行采购乌龙茶的记录。表3 各洋行历年乌龙茶买入量之统计（1916～1936年）续表
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到，德记洋行一直是最主要的输出者。和记、美时、义和与三井都是先盛后衰。惠利洋行最早退出，华利洋行于1926年改组成“新华利洋行”。日资的浅野物产和三菱洋行，分别出现在1918年和1919年的记录中，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没有多少实质的作用。洋行不直接从事乌龙茶的生产，而是向大稻埕众多的茶厂（铺家）采购。洋行外销益盛，对大稻埕茶厂的采购益多，大稻埕市况也就益加繁荣，霞海城隍庙的祭典庙会也就跟着热闹起来。
乌龙茶最大的市场是美国，英国次之，二者在输入的数量上差距较大。其他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秘鲁、丹麦、西班牙、印度、南非、挪威、德国等也都有少量的输入（见表4）。表4 台湾茶在国际市场上的输出地、输出数量及比率
张我军在《台湾之茶》一文中，也利用1924年到1932年每隔一年的统计资料，来说明乌龙茶输往哪些地区。由表5可见，乌龙茶最大的输出国为美国。表5 乌龙茶的输出地区与数量（1924～1932年）续表
六 包种茶及其出口贸易
同治十二年（1873），乌龙茶外销不顺，部分洋行暂停购买乌龙茶，使得台北茶行仓库堆满了茶叶。在“穷则变，变则通”的指引下，洋商把一部分茶叶运往福州加工，改制成包种茶，贩卖中国大陆各地。八年后，也就是到了光绪七年（1881），福建同安的吴福老来到大稻埕，开设“源隆号”茶厂，经营制造包种茶，开创台湾生产精制茶的[18]先河。同年，该茶厂开始输出包种茶。
接着就有福建安溪的茶商王安定与张占魁合办“建成号”。随后，福建各地茶商接踵而至，生产和贩卖包种茶。于是，包种茶的声势日隆，与乌龙茶并驾齐驱。
台湾的包种茶具有以下的特性：（1）水色：低火候者，呈橙黄色，以鲜丽为贵。高火候者，具有红、黄甚至深红色。（2）香气：以花香为主，其高雅脱俗的自然花香为品茗者所欣赏。最好的花香之特色是“清飘不腻”，主要是用茉莉花、栀子花、素馨花熏制而成。（3）味：分高、低火候二种。高火候者以甘润回味有喉韵为主；低火候者具有上述自然之清飘花香，味以纯和甘滑为主。
台湾包种茶虽然质量很好，不过由于饮用者的口味不同，有人嫌它过于清淡。为了迎合不同嗜好、口味的消费者，于是茶厂用“熏花”[19]的办法，来增加包种茶的香气。熏茶所用的香花主要是茉莉、素[20][21]馨、栀子。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提到包种茶必须“熏花”之事：“南洋各埠前销福州之茶，而台北之包种茶足与匹敌，然非熏以[22]花，其味不浓。”
包种茶的生产带动了“种花”的行业。茶商需要花农就近供应“熏花”所需要的香花。土地种花，每甲可以收入10元以上，比种茶的利益还高。于是在艋舺、大稻埕、大隆同甚至三张犁一带，有许多以种香花为业的花农。
在产量方面，清政府统治时期只能从输出数量来推测产量。光绪七年（1881）第一次有包种茶的输出记录，为18446公斤。日据以后，产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如表6所示。表6 包种茶输出数量统计（1881～1964年）续表续表续表
从表6来看，包种茶的产销比较平稳，不像乌龙茶那样大起大落。从1889年到1896年的8年之间，是包种茶的蛰伏时期。1897年，包种茶输出数量是1101300公斤，到1907年已增加到2164700公斤。此后，包种茶输出量基本保持增长态势。1912年到1923年，每年输出额为300多万公斤，1926年到达顶峰，输出额为540万公斤。
1928年济南事变发生，中国大陆各地发起反日运动，抵制日货。台湾的包种茶因而受连累，出口量下降到4455762公斤。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全中国和南洋各地都爆发大规模的反日运动，抵制日货，包种茶的输出量大受影响，1932年降至200多万公斤。包种茶还能有销路，则是因为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台湾和伪满洲国同属日本殖民地，台北的茶商可以贩卖茶叶[23]到东北，包种茶因而开拓了东北的市场。
自此以后数年里，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益加猖狂，例如1932年又有上海淞沪事变，日军攻击上海。中国南方各省和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强力反日，抵制日货，包种茶成了受殃之池鱼，输出数量益加减少，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降到新的低点。可是一旦抗战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广大的华东、华北地区，包种茶因而又找到新的市场。[24]所以抗战初期，尽管乌龙茶的出口额一落千丈，但包种茶与红茶[25]的出口反而增加。
从1904年到1934年，包种茶的海外市场以爪哇的三宝垄为首位，从1935年起，中国东北起而代之（见表7）。表7 包种茶销往各地之数量（1916～1939年）续表续表
从这个包种茶历年的输出记录来看，爪哇的三宝垄和井里汶一直是主要的包种茶输出地，每年输出的数量都很稳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方才下降。包种茶都是在华人聚居的地方贩卖，虽然世界局势屡有变化，日本人疯狂的侵略行为，带来的战争所在多有；可是，一旦战事过去，地方上又回复往昔的繁荣时，市场很快地也回复先前的热闹景象。日本人很早就注意到战争对商业活动乃至国际贸易有深远的影响，于是日本人在其势力范围内，鼓励通商。包种茶得以在东北伪满洲国大卖，运往大连的包种茶数量增加，就是这种局势的具体表现。
七 红茶及其出口贸易
日人深知乌龙茶和包种茶对台北乃至整个台湾外贸事业的重要性，可是，这两种茶的贩卖主要由中国人和英美商人所控制，日本人一时无法染指，于是另谋发展，引进红茶，以为抗衡之用。
1895年割台之后，台湾总督府公布制茶税率，再一年，又规定茶叶输出税与出港税。这些规定到1910年方才废止。
另外，日本人开始着手改良茶叶。1901年在深坑庄十五分和桃园龟山之枫树坑设立茶树栽培试验所。1903年在桃园草湳坡（现在的桃园平镇）设立机械制茶试验所与茶树栽培试验场。又设分场于苗栗的三叉河，专门研究改良茶树、育种、改进乌龙茶和试制红茶。1914年撤废三叉河分场，草湳坡试验场也在1922年改属中央研究所的平镇茶叶试验支所。
日本人发展红茶始自1899年。三井合名会社首先在台北的海山与桃园的大溪开辟茶园，随之于大豹、大寮、水流东和磺窟等地建立新式的制茶厂，专门生产红茶，名称是“日东红茶”，质量极好，可以跟印度的立顿红茶匹比。“三井合名会社”后来又改名为“三井农林会社”。
1905年，“日本台湾茶业株式会社”成立并借用草湳坡的制茶试验所，同时也收买了苗栗的三叉河茶园，专门经营红茶。
1918年，日本台湾茶业株式会社又为新设立的台湾拓殖制茶株式会社所合并。新成立的会社在桃园大溪开辟茶园，生产红茶。
从此台湾红茶的生产与输出每年都大幅上涨，在国际上颇得好评，成为台湾茶的后起之秀。红茶历年的生产和输出记录见表8。表8 红茶的生产与输出数量及价值之统计续表
张我军在《台湾之茶》一文中对于台湾生产红茶做了两点说明，认为台湾制造红茶的动机有二：一是由于乌龙茶的衰势无法挽回；二是由于红茶生产国爪哇、印度、锡兰等的《国际茶叶限产协议》有利[26]于台湾红茶产业的发展。自民国9年（1920）乌龙茶失却大半市场以来，日本政府虽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回生乏术，乌龙茶的出口无法再爬上千万斤大关。正在苦闷之间，爪哇等红茶生产国苦于生产过剩而自民国22年（1933）协议限产，翌年起限制输出。日本政府乃倾全力奖励红茶的产制，台湾红茶便乘机而起了。红茶市场的分布如表9所示。表9 红茶市场分布
茶商公会所记录的红茶输出记录只有1936～1938年这三年的资料（见表10），更清楚地说明了红茶运销的国家和地区遍及亚洲、非洲、大洋洲和欧洲和南北美洲。表10 红茶输出、移出量统计续表
除红茶之外，台湾还输出红茶粉，其输出、移出数量如表11所示。表11 红茶粉及其他输出数量、移出数量统计续表
红茶是日本台湾总督府大力推动的经济项目，销路也就由日商开拓与掌握，在出口方面，日商的势力最大。由于台湾红茶在欧美各国也有销路，英美洋行也有一些势力。本省茶商除了在中国东北有若干顾客外，在国际上的推销是力有不逮的。兹将经营红茶之商行及其红茶输出量开列如表12所示。表12 1936～1938年经营红茶输出的商行及其输出量
八 清末台湾茶叶外销所带来的祸福
1865年，从淡水港运出的茶有136700斤，到了1885年，则跃升[27]为1227万斤。这种成长率至为惊人，并带动整个大稻埕的市况繁荣。连横在《台湾通史》卷27《农业志》中，对此现象有所描述：
时英人托德来设德记洋行（按：应是宝顺洋行），贩运阿片、樟脑，深知茶业有利，（同治）四年南洋各埠前销福州之茶，而台北之包种茶足与匹敌。然非熏以花，其味不浓。于是又劝农人种花。花之芬者为茉莉、素馨、枙子。每甲收成多至千元。较之种茶尤有利。故艋舺、八甲、大隆同一带多以种花为业。夫乌龙茶为台北独得风味，售之美国，销途日广。自是以来，茶业大兴，岁可值银二百数十万元。厦汕商人之来者，设茶行二、三十家，茶工亦多安溪人，春至冬返。贫家妇女拣茶为生，日得二、三百钱，台北市市况为之一振。及刘铭[28]传任巡抚，复力为奖励，种者愈多。
既然茶叶在19世纪下半期台北地区的经济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而且茶农又普遍地把他们约1/3的收入用于宗教活动方面，那么霞海城隍庙在1879年开始的一年一度规模盛大的迎神赛会，必然跟茶业兴盛、地方繁荣、外销呈现出超，以及连带而来的谢神还愿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仔细检视1870～1895年淡水港的茶叶输出金额，就能发现这项推论完全正确。
从1868年起，淡水港的贸易逆差就不算大，1872年首次出现顺差5万两，按着是三年逆差。但是从1876年起，连续有十八年的顺差。1876年有2万两顺差，翌年顺差增长4倍多，达11万两。再一年，顺差达37万两，1879年达54万两（见表13）。一连三年的顺差当然使大稻埕的茶商以及其他行业的商人雀跃不已，举行盛大的酬神仪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表13 1868～1895年淡水港进出口情形
1876～1894年，淡水关年年享受巨额的顺差，大稻埕也就年年酬神。时间久了，酬神成为惯例。
另外，淡水港茶的外销金额在同一时期整个台湾外贸金额中所占的比例，也总体呈增长趋势（见表14）。当英人托德初次外销茶叶到澳门时，从淡水港运出的茶的价值不过6万多两，占全台外销金额的7%多一点。1876年淡水港开始享受长期的顺差时，茶叶的外销金额首次超过100万两，占全台外销金额的四成。这种变化完全显示茶业在大稻埕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表14 1868～1895年淡水港运出的茶叶在台湾外销商品中的比例
林满红曾经统计了清末台湾几项主要的输出商品的输出额比率，详见表15。表15 清末台湾主要输出商品之金额及在外销总金额中所占比例（1872～1895年）
从表15也可以看出茶业在清末台北外销事业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在1870年代，台湾外销产品的重心是砂糖，先是占比一半以上，然后逐年下降，到了1890年代，砂糖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0%左右。反观茶叶所占的比重一直在上升，1885年到1887年的三年，所占比重更上升到七成以上，由此可见茶叶外销这一项目在清末台湾经济上所占的重要性。
九 结语
台北茶叶外销美国是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商业变化之一，英国人到处开发新的茶叶供应来源，台湾北部的茶叶外销就是这股商业浪潮的一部分。就经济收益来说，台湾在1870～1894年茶业外销的成绩太亮眼，因此才引起日本和美国的注意，在马关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日本坚持要求中国割让台湾，对当时的台湾人民来说，茶叶使其因福得祸，成了战争的祭品。
但是只就台北和大稻埕来说，从以上各部分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乌龙茶、包种茶和红茶在台北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乌龙茶而言，它由洋商从福建引进，并用契约栽种、统筹收购的方式在坪林、石碇、深坑一带种植。此外，茶商还在万华、大龙峒乃至松山、三张犁一带栽种香花，以供“熏花”之用。在洋行的监督下，乌龙茶制成并由各洋行收购后，运往美国纽约等地，整个过程可以看成是洋商所经营的一条生产线，大稻埕的茶商只是货料的供应者而已。这跟后来台湾在1970年代发展“代工”的工业化过程，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模式。当生产成本增高、出现强大的竞争对手、厂家墨守成规或是不诚实经营而以劣质品混充时，商品就会逐渐失去市场，终至无力可回天。
包种茶是中国人自创的品牌，由国人自行研发、生产与销售。于是我们看到经营包种茶的一半以上店家在海外都有分店，销售的对象也是以中国人为主。所以这些销售包种茶的海外分店大都在爪哇、新加坡、曼谷等华人聚居的城市。由于讲求信誉、口碑，顾客稳定，所以包种茶在外销记录上始终表现平稳，即使碰上国际政治的一些波动而减少输出，在第二年也会立即回复先前的水平。这一点也就相当于自建品牌，现在台湾的工商业还不曾学会。
红茶是日本殖民当局——台湾总督府拨款经营，刻意仿效外国而发展出来的产品。从研发到种植、制作、通路和最终端的销售，都掌握在日本人的手中，台湾的茶商只是附带贩卖一些红茶而已。红茶的销售具有更强更大的政治色彩。当它所依附的政治力量衰退或是垮台，红茶的生产与销售立刻受到巨大的影响。
不管是采用哪一种形式，茶叶生产直接受益者是台北的茶商，其次才是茶农。基于中国传统的宗教理念，赚钱是因受到神明的庛佑。一旦赚到了钱，酬神还愿也就成为必须要做的事。霞海城隍庙从1879年开始的隆重的酬神活动，就是在这种“因赚钱而酬神还愿”[29]的心理状态下产生的。笔者所著《城隍爷出巡》，就仔细地分析了酬神还愿与地方经济、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
总括起来说，霞海城隍庙开始一年一度的迎神赛会是拜台北地区经济发展所赐。跟传统的郊商相比，这时期的经济发展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淡水开港，外贸及技术活动本地制造业市场，同时，对外贸易的范围也从中国大陆沿岸港口扩大至世界市场。从此，大稻埕的经济情形跟世界经济的起伏息息相关。在1879年霞海城隍诞辰的祭典和迎神赛会初次举行时，酬神谢恩是为主要目的。但是，这种情况到191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这时期的台湾在日本人的[30]刻意经营下，现代化的新式商业体系逐渐形成。这种新式的商业经营体系完全不同于前清时代的经营系统，因此如何适应新环境，如何建立新的销售管道，就成了当时台湾商人的重要课题。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各国相继实施保护政策，设立关税壁垒，世界性的经济风暴亦偶有发生。那时候的台湾已经是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一环，自然也就难逃经济风暴。大战初起时，台湾商品外销旺畅，到了战争后期，台湾的外销业绩大幅滑落。如何透过本地的销售管道将外销品改变成内销品以促进地方的繁荣，成为当时经济上最大的课题。在缺乏现今惯用的广告媒体的情况下，迎神赛会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参与，于是商人就积极利用各地著名的庙会庆典及其迎神赛会来刺激消费，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从而促进整个台湾社会产生结构性的改变。（作者单位：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1] 斯丹迪奇：《历史六瓶装：啤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与可口可乐的文明史》，吴平、葛文聪、满海霞、郑坚、杨惠君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6。市面上谈茶史的书不少，可是很少提到英国人跟中国茶之间的关系，因此本小节主要参考了此书。
[2] 磅为英美制重量单位，1磅约合0.45公斤。
[3] 斯丹迪奇：《历史六瓶装》，第187页。
[4] 斯丹迪奇：《历史六瓶装》，第187页。
[5] 周钟瑄：《诸罗县志》卷10《物产志·物产》，康熙五十六年（1717），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台湾文献馆编《台湾文献丛刊》第141种，1957。
[6] 蓝鼎元：《东征集》卷6《纪水沙连》，康熙六十一年（1722），《台湾文献丛刊》第12种，1958，第85～86页。
[7]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3《赤崁笔谈·物产》，乾隆元年（1736），《台湾文献丛刊》第4种，第62页。
[8] 朱仕玠：《小琉球漫志》，乾隆三十年（1765），《台湾文献丛刊》第3种，第23～24页。
[9] 朱景英：《海东札记》，乾隆三十八年（1773），《台湾文献丛刊》第19种，第31～45页。
[10] 鱼桀鱼坑究竟指哪个地方，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台北市茶商公会认为是指台北县的瑞芳，是个多雨的地方。参见台北市茶商同业公会编著《台茶输出百年简史》，1965，第2页。另一说是指台北县深坑乡、石碇乡，参见廖庆梁《台湾茶圣经》，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第17页。
[11] 陈培桂：《淡水厅志》卷4，志3《赋役志》，“茶厘”，《台湾史料集成》，《清代台湾方志汇刊》第28册，台北：文建会，2006，第196～197页；连横：《台湾通史》，九州出版社，2008，第402页。
[12] 陈培桂：《淡水厅志》卷4，志3《赋役志》，“茶厘”，第196～197页。
[13] 转引自台北市茶商同业公会编著《台茶输出百年简史》，第2页。
[14] J. W. Davidson，The Island of Formosa：Past and Present， 1903，中译本由台北南天书局于2001年出版；连横：《台湾通史》，第402～403页。
[15] 台湾总督府殖产局特产课：《台湾の茶业》，1937，第1页。
[16] 台湾总督府殖产局特产课：《台湾の茶业》，第1页；台北市茶商同业公会编著《台茶输出百年简史》，第9页。
[17] 台北市茶商同业公会编著《台茶输出百年简史》，第10页。
[18] 台北市茶商同业公会编著《台茶输出百年简史》，第10页。
[19] 双瓣茉莉（拉丁学名：Jasminum sambac，梵文：Mallika）为木犀科素馨属的植物，是一种高1～3米的灌木。分布在印度、菲律宾、缅甸和斯里兰卡。
[20] 素馨（拉丁学名：Jasminum grandiflorum），又名素英、耶悉茗花、野悉蜜、玉芙蓉、素馨针，属木犀科。花多白色，极芳香。原产于岭南。喜温暖、湿润的气候和充足的阳光，宜植于腐殖质丰富的沙壤土。可以压条、扦插法繁殖，亦可用于制作中药。古代常作为妇女的头饰。
[21] 栀子（拉丁学名：Gardenia jasminoides），又名木丹、鲜支、卮子、越桃、水横枝、支子花、枝子花、山栀花、黄鸡子、黄荑子、黄栀子、黄栀、山黄栀、玉荷花、白蟾花，属茜草科栀子属植物。
[22] 连横：《台湾通史》，第403页。
[23] 张我军：《台湾之茶》，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编《台湾特产丛刊》第3种，第10页。
[24] 张我军：《台湾之茶》，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编《台湾特产丛刊》第3种，第10页。
[25] 张我军：《台湾之茶》，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编《台湾特产丛刊》第3种，第10页。
[26] 张我军：《台湾之茶》，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编《台湾特产丛刊》第3种《台湾之茶》，第11页。
[27] 台湾总督府殖产局特产课：《台湾の茶业》，第1页。
[28] 连横：《台湾通史》，第402～403页。
[29] 宋光宇：《城隍爷出巡：台北市、大稻埕与霞海城隍祭典一百二十年的旋荡》，《台湾历史文化专辑》第16～18册，花木兰出版社，2013。
[30] 《台湾日日新报》1915年4月10日。
泰雅人公医乐信·瓦坦的故事
——1918～1924年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时期傅琪贻提要 若论台湾总督府殖民政策，从“医疗卫生”分析，可以凸显1920年代“理蕃”政策的特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处于原因不明的病菌“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的笼罩之下。同时期，日本殖民地统治政策从武力镇压转为“内地延长主义”。“内地延长主义”就是不许殖民地分离或独立自主，而是要使其进一步融入日本国内的同化政策。然在“蕃人”“蕃地”的政策方面，也刚好迈向日本文化大举入侵的转折时期。本文所要探讨的便是“蕃地”公医泰雅人乐信·瓦坦1920年代的医疗活动与“理蕃”政策的关联。
关键词 泰雅人 公医 乐信·瓦坦 “理蕃”政策
一 台湾总督府警政体制下的公医“台湾公医规则”（共11条）于1907年11月以府令第92号公布时，公医直属台湾总督管辖，接受其任免、配置位置及设立管辖区域范围等命令。到1916年9月13日，府令第52号修正“台湾公医规则”时，决定台湾公医隶属于台湾总督府警务局卫生课，并接受地方知事或厅长的任免、配置位置及设定管辖区域范围等指示，且直接接受郡守、支厅长、警察署长、警察分署长的指挥，从事预防传染病、种痘、公娼私娼的卫生管理、伤病救济等第6条内所规定的8项工作。因为公医不是仅从事医疗的一般医生，医疗之外还得负担辅助警察的公共事务，负起公共卫生管理、医事、报告等三大任务。
其中与“蕃地”公共卫生有关的，是第6条之第8项“蕃地蕃人之诊断”、第9项“蕃地卫生”、第10条“蕃人疗养、施药之指导”，以及第11条有关“报告”义务。根据第11条的规定，所有公医皆有义务在一年内分两期（1～6月，7～12月）分别于7月5日和1月5日前，向知事或厅长“报告”有关第6条所规定之医务，以及“依照官命所[1]处理的事项”。但如有“紧急事务”时，则需随时做临时报告。在“依照官命所处理的事项”中，有种痘与吸食鸦片事宜。这属于一般“平地”公医要注意且按时填表缴交的任务。然在这报表的分类项目中，却没有设定有关“蕃地”医疗卫生事务的填写位置。这是因为公医本来是以“平地”为主设计，所以后来追加的“蕃地”医疗卫生在处理医疗事务上归于非常态性质。换言之，“蕃地”医疗卫生并不可被完全视为医疗卫生的事务，而是隶属于维护治安的纯警察系统的公共业务。“蕃地公医”隶属于警政部门，除了第6条中的“医务”以外，更重要的执行项目为“依照官命所处理的杂件”，且有义务向上级的“理蕃”警察报告。因此，“蕃地公医”的医疗，与警察系统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医疗行为是推行“理蕃”政策的手段。
据1916年的“台湾公医规则”，台湾总督府于9月14日依民政长官的民警第188号“有关蕃地配置公医之通达”，通知桃园、新竹、宜兰、花莲港各厅，宣布从今年度起派任受过医学训练的公医，从事[2]诊疗、施药，以求增进对“蕃人”的抚育。《台湾时报》第81号《官场记事》刊载之《蕃地公医》的征人启事，提到1916年4月起，宜兰、新竹、台中、南投、花莲港等5厅所派医务人员月薪100元
[3]等。当局是从4月起实施蕃地公医配置事宜，但似乎找不到有意愿且合乎公医资格者，所以延至9月才公布通达，且只派驻桃园、新竹、宜兰、花莲港4厅。因此，1916年度台湾总督府所公布的“蕃人接受[4]治疗”者人数，只有以上4厅内的2158人。
于是1916年在桃园厅“蕃地”境内，新设置的有公医派驻的[5]“诊疗所”只有角板山与gogan两所，翌年才有日本人的公医赴任。设置了公医“诊疗所”之后，桃园、新竹、南投、花莲港4厅统计出正确的部落与人口动态数据。1918年，官方在桃园厅内设立了3个“疗养所”，在雪雾闹sibnau设立了一所“施药所”，1919年又增设urai[6]施药所。根据记载，1920年改制之后，新竹州大嵙崁支厅大溪郡“蕃地”诊疗所，在gogan与bonbon有两所；“疗养所”除在角板山、taiyakan、marquwan、kauiran等地设立以外，还有控溪、haqawan、balon山、haga等处的4所，总计8所；“施药所”在urai、tinsibou、阿[7]姆坪、kaubou、yohabun等处共设5所。1922年经多方调整位置，相关机构对大溪郡“蕃地”医疗卫生的单位做了如下调整：于9月17日把gogan“诊疗所”移到控溪；于6月9日将原设在lala溪的“疗养所”移到balon山，把taiyakan的移到saqayatin，把haga的移到Taraqas，把控溪的移到gogan；另新增“疗养所”则于12月29日设在竹头角、马武督等地；新增的“施药所”部分，于6月12日设在[8]tayah、萱原，12月26日设在雪雾闹、qarah等地；关闭阿姆坪与马[9]武督的两所“施药所”。一般而言，“诊疗所”是公医常驻，“疗养所”则由公医嘱托或雇员担任医务，“施药所”则由驻在所巡查当中对医务略知晓者兼职。所以公医所在地之管辖内的“疗养所”与“施药所”，皆由公医巡回诊疗，并加以指导医务。
二 泰雅人公医乐信·瓦坦的诞生
出生于大嵙崁前山群大豹群mncaq的泰雅人乐信·瓦坦一生当中拥有三个不同意义的名字；一个是他父亲取的泰雅人名乐信·瓦坦，另外还有上学后取的“渡井三郎”，以及入赘日野家后取得的“日野三郎”两个日本姓名。如再加上1945年日本战败后取得的“林瑞昌”的中国姓名，他一生中共有四个名字。他历经了从“生蕃”到“日本人”，再从“日本人”变成“中国人”的身份变化，其一生充满了苦难与悲剧，是台湾原住民族背负的殖民统治时代共同遭遇的缩影。
Losin Watan是他真正的名字，其中Losin是个人的名字，Watan是父亲的名字，Losin Watan的意思是Watan的儿子Losin。泰雅人因没有姓氏名，只有个人的名字，所以其取日本姓名“渡井三郎”时，借用了与Watan音相接近的“渡井”（Watarai）来表示父亲Watan的[10]第三个孩子“三郎”之意。另外，当时与乐信·瓦坦一起被送去念医学的泰雅人Hayung Usung，在大嵙崁前山群诗朗silung社出生，他也有泰雅人名Hayung Usung、日本名“宇都木一郎”、战后中国名“高启顺”三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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