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国新,武力,许建国,刘晓,孙大力,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辉煌年代:国史丛书(全12册)试读：
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国
作者：刘国新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12-01ISBN：9787220104749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总序肩负起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神圣使命李捷《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主编刘国新同志要我为丛书写篇序。要说的很多，想来想去，还是从国史的地位和国史研究的意义说起。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就把党史、国史的学习、宣传和研究提到很高的地位。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有助于我们认清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认清肩负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更加坚定自觉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今已经走过近七十年的光辉历程。这个光辉历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的辉煌篇章。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历史任务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纪元。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中国共产党继续承担起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大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重温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为什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而不能由其他政党来领导？为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什么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他的道路为什么走不通？这些本需要从理论上用许多笔墨来阐释的道理，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就不难得到解答。这本身就说明，科学理论的逻辑根植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脉络之中。只要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是抱有某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得出历史的结论。因此，国史同党史一样，都是认清历史方位、历史走向、历史结论最为生动的教科书。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史和发展史。新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理论上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种理论创新，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的结合和运用，更根源于自身的历史和实践，根源于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科学总结党和国家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结果，都是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认识产生新飞跃的结晶。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也是在一代又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经过不断艰辛探索，不断概括总结，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接力发展得来的。尽管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经历过严重的曲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之后，这一探索才真正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改革开放以前成功的探索所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是宝贵财富，改革开放以前严重失误的探索所提供的历史借鉴同样是使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财富。为什么说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说新中国的一切成就，归结到一点，就是开辟形成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学习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深入地了解党的治国理论是如何从自身的历史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是如何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完善、创新、发展的。因此，国史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中国的成功运用和创造性发展最为生动的教科书。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与本质，更加自觉地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则界限，增强辨别真伪、明辨是非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有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严重失误。然而，这些曾经给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失误，都依靠党和国家自身得到了彻底纠正。不仅如此，从这些失误中得到的教训，还转化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推动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成功开辟新路的宝贵财富。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只要我们把这些作为完整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看，既看到党和国家在艰辛探索中犯错误的历史，也看到党和国家自觉纠正错误探寻新路的历史，更看到党和国家在探索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就不难认清新中国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为什么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其深刻的道理就在这里。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国史的主题和主线。一部共和国史，就是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历史，就是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历史。这就是国史的主流和本质。在这方面，通过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形成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对待历史树立了榜样。历史反复证明，把握国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不但不会妨碍对自身所犯错误的反思与纠正，而且正是彻底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科学前提。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区别。因此，国史是启迪人们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最为生动的教科书。学习、宣传和研究国史，还有助于我们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奋斗。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雷锋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等，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亲手培育了这些精神和优良传统作风，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我们党树立了坚持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的精神与道德的楷模。无论在发展顺利之时，还是身处逆境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理想信念的力量，秉持崇高精神的力量，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中国共产党用牺牲了上千万英雄儿女的事实，用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业绩，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感召了全中国各族人民聚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之下，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因此，国史是继承中华文明5000多年优良传统，坚持近代170多年以来形成的革命传统，在当代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最为生动的教科书。研究国史是神圣的事业，一定要投入真感情。也就是说，不仅仅要把研究国史看成是一项工作，有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更要把研究国史看成是一份神圣的事业，一份值得投入精力、倾注感情的事业。有了这份深厚的感情，才能有研究的动力和出发点，也才能取得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科研成果。《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由一批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担纲撰写，他们有专业背景，曾承担过国家级重大课题，也都有个人的研究著述，形成学风严谨、功力扎实的品格。我相信这套丛书是他们用心写就的。如今社会上存在着一种质疑国史和党史的倾向，这种质疑恰恰是对历史缺乏深入了解的结果。一方面，极少数人为了某种目的，想要刻意否定这段历史，因此就把历史上共产党人的缺点和错误无限夸大，这是一种歪曲历史的行为；另一方面，有些人以“历史解密”“历史内幕曝光”为噱头，在网上抛出许多没有依据的、鲜为人知的历史来吸引人们的好奇心和注意力，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误导。这套丛书以正史的姿态普及国史知识。它所选取的12个年份，是有影响和充实着重大事件的12年，构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基本框架。该丛书采用纪事本末体，分别立传，既不歪曲历史也不误导读者。创作理念上以平实为要，不求新奇，不发空论。古代史学家刘知幾认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顾炎武也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即见其指者”，都讲的是论从史出的道理。该丛书秉承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传统。在行文上力求鲜活、生动、明快。内容铺陈上又能做到严谨而不失于呆板，摆脱了偏重政治史的范式，特别注意对社会风尚、时代精神、民间习俗以及大众意识的描述，每一本书相对来说都有一个知识增量。站在今天去理解历史、感知历史，可以更好地把握未来。我们在感知共和国脉搏律动的同时，也在书写共和国不同凡响的篇章。一位老同志曾经说过，共和国千秋万代，国史研究也千秋万代。让我们在千秋万代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一点一滴。总前言刘国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七十周年之际，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付梓，是从事国史研究的专业人士理应做到的分内之事。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把党史、国史的学习提到各项事业前进的必修课的高度，这还是第一次。《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正是落实习近平这个号召的具体行动。它以正史的姿态普及国史知识，用它的品位在“读点国史”中尽一份社会责任。这套《读点国史：辉煌年代国史丛书》选择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或者引起社会加速发展并充实着重大事件的12个年份为时间节点，一年一本，各自成卷，构成了共和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如果从完整的纪年看，1950年无疑是新中国的第一年。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将1950年称作“第一年的新中国”。这一年，我们的共和国到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新社会、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大到国家关系，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们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感受到中国的历史巨变。当然，这仅仅是开始，更为波澜壮阔的变迁还在后面。在共和国历史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它是“一元初始，万象更新”。1954年之所以是“大业宏图”，皆因这一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提出划时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令人信服的实践基础。这一年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第一年，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大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此，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使整个科学文化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1956年的的确确是“意气风发”的一年。从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共和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其中既充满艰辛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这十年间，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未使“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国内形势困难曲折，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印度不断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中国军队被迫自卫反击。中苏两党分歧加剧，国际共运的争论和分歧达到新阶段。用“关山飞渡”来概括这一年，较为贴切。1976年可谓大悲大喜。“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至此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三位伟人相继离世，“四人帮”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损失惨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中国人民在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搏斗中终于再次赢得胜利。噩梦醒来，艳阳高照。所谓“激荡岁月”，暗含这一年各种矛盾胶着、较量，经历着动荡和激变，代表着正义的力量终于取得了胜利的那样一种状态。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经历伟大转折的一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党为肃清“左”的影响，为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遇到阻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党再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政治、思想、组织等领域全面开始了拨乱反正，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伟大转折”成为新的起点。1984年，农村改革使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4亿吨，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政社分离，建立了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对外开放迈出新的步伐，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联合声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这一年，可谓“春潮涌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确立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推进改革开放跃上新台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船“迎风破浪”，驶上新的航程。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回答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邓小平逝世后中国怎样“继往开来”的重大问题。2003年，是中国发展进程中重要而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一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改革开放25年的实践中、从抗击“非典”疫情的斗争中获得重要启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发展观的重大进步，适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2008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也是我们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变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年。中国人民同心同德、顽强拼搏，成功抗击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举办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加强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严峻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一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民隆重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部署。2013年在新中国历史上值得书写，不仅因为这一年是新一届政府产生之年，而且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和纪律切实需要加以整顿，党内腐败蔓延正在侵蚀党的肌体，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改革开放到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如何让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一句漂亮的口号；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付出了太多的资源和环境成本的代价，必须下大决心转变。这一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治党治国治军、改革发展稳定的征程上都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人民永续辉煌的不竭动力。尽管有人把国史看作是中国历史“自然的延伸”，但我觉得国史与历代中国断代史还是有所区别的。中国是历史积淀异常深厚的国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史官文化高度发达，史籍经典延绵不绝，史志资料浩如烟海。按照中国史学的一般传统，是后人记前人事，盖因后人看前人更客观，档案文献的查找也更便利。但也不尽然。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其作者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书中就曾记录了不少当时的人和事，无怪乎有人干脆称《史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今天人讲今天事，当代人修当代史继承的就是中国史学的这一特殊传统，尽管在秉笔直书、正视历史真相方面多多少少还是有距离和难度的。但本套丛书还是做到了“存史”的目的。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写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应了孔子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和刘知幾强调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要求。这套国史丛书由一批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担纲撰写，他们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不会轻易受干扰和动摇。笔者相信这些著作会给读者以不同的感受。引言如果按完整的纪年来看，1950年无疑是新中国的第一年。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她将1950年称作“第一年的新中国”。这一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到处都洋溢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新社会、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困扰了中国长达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根本治理，物价平稳，财经统一，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轰轰烈烈的土地制度改革，使7亿亩土地还家，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两大国结盟，为新中国创造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当朝鲜半岛硝烟骤起时，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劳动党的请求，中国人民毅然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国人民发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同世界头号军事强国较量，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不惧强权的气概。
总之，无论是大到国家大事，还是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们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当然，这仅仅是开始，更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还在后面。
在共和国60多年历史进程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新元初始”。第一章共和国迎来第一个春天一、欢庆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人民日报》历史上的第一个元旦社论◎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纷纷题词祝贺◎黄炎培的新体诗——《1949年除夕》◎北京中山公园、北海公园5万群众大联欢◎上海8大戏院同时献映《新中国诞生》◎重庆10万群众大游行，观者如堵，途为之塞◎民族工业家畅谈“鲜明的对照”◎京汉、粤汉铁路中断了12年的联运恢复通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国歌为开始曲◎英文版《人民中国》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海军》题词
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1950年1月1日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元旦。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迎接1950年元旦》的社论，这是《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表的第一个元旦社论。自此以后，每年元旦，《人民日报》都要发表一篇社论，把新一年的中心任务昭示全党全国。社论指出：“1949年，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胜利，而在1950年，则将全部完成并巩固这个胜利。”并提出了1950年的战斗与生产任务：
第一，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
第二，厉行生产节约，动员全体人民以最大的努力恢复生产。在全国范围内，要求农业生产比1949年增产粮食100亿斤、棉花470万担。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生产得到初步的恢复。在生产节约的总目标下，大力提倡爱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反对浪费。
第三，准备进行或着手进行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第四，继续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继续加强中国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大团结。1950年，各地必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按期召开代表会议，把它变成一种经常的制度，使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组织上更加巩固和完备。
在这四个任务当中，两项属于民主革命内容——解放全中国和土改，一项是发展生产，一项是民主建政。到这年年底，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系列事件，不管多么复杂，还真就是围绕这几项任务展开的。
为了隆重庆祝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的题词在1月1日见报了。
朱德的题词是：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刘少奇的题词是：1949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1950年就要在基本上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的胜利。同胞们！同志们！为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历史性的胜利而战斗啊！
李济深的题词是：一切为着人民。
张澜的题词是：人民维新。
这四位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题词是：人民胜利万岁。
欢庆新年的活动在前一天就开始了。各民主党派12月30日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除夕联欢晚会。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在会上充满感情地朗诵了他的新诗——《1949年除夕》：火炬煌煌，金鼓锵锵，她秧歌，你皮黄，让我新诗独唱。说什么，“蒋家王朝陈家党”，呸！到今朝，只有人民力量。别忘！别忘！十五年前，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
北京市政府在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举行新年联欢，5万多人喜气洋洋地参加了集体游艺、舞蹈、曲艺、越野登高、冰上运动会等活动。上海全市8大戏院同时献映《新中国诞生》的纪录片，数以千计的工人、学生、妇女化装歌舞拜年队出现在全市各街区，他们首先向驻军贺年，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列队回拜。重庆10万人元旦大游行，庆祝重庆、成都和大西南解放，行程30余里，观者如堵，途为之塞。
北京的民族工业家在辞旧迎新之际，面对新旧社会鲜明的对照，不禁感慨万端：一年前今日，正是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城里和城郊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民族工业，本已濒于破产的边缘，再加上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各私营工厂相继被迫停工，很多工厂的机器、厂房遭焚毁，原料也被抢掠一空。
慈型铁工厂在北平私营工厂里算是最大的一家了，总经理宋化如说：“去年新年简直是一个死年，生产完全停顿了，翻砂厂房变成了马号，锅炉上拴着战马，工人只剩了8个人。”而今年元旦，这个厂的工人已达到16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月，生产日见发展，他们给华北水利推进社制造水车，为铁道部铸造锅炉。这些生产任务已经占到总生产的四分之三。宋化如感叹道：“今年我们能把一个被反动军队破坏不堪的厂子发展到这个样子，回想起来，恍如隔世，工人的力量真伟大啊！今年新年我们要好好庆祝。”
大华窑业公司是京津唯一的制造瓷器工厂。总经理陈荫棠说：“去年过年，厂子被军队糟蹋得一塌糊涂，窑被破坏了，碗板子、木架子都被匪军当柴火烧了，厂房里喂上牲畜，缺这个，少那个，根本不像一个工厂了。那时我们的经济状况别说开工了，连买咸菜的钱都没有！北平解放了，人民政府两次对我们贷款扶持，大华才有了今天的生产规模。”大华窑业公司职工由80多人增加到210人，新建房屋44间，增添机器3台、窑1座，设备日臻完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0个月里共出货250万个，比1948年全年生产量增加了4倍多。
欢庆胜利，自然不会忘记人民解放军。诗人钱小山《满江红·1950年元旦劳军献词》以诗化的语言表达了人民的此种心境：解放军来，听到处鼓鼙声歇。有士女壶浆迎候，几番热烈。雨洗烟尘千里路，夜严刁斗中天月。好男儿服务为人民，情何切。旧耻辱，从头雪。反动派，从今灭。看乾坤整顿，金瓯无缺。独立旗飘民主国，自由花发英雄血。庆和平岁首共称觞，瞻京阙。
其中的“独立旗飘民主国，自由花发英雄血”两句，为人们所称颂。
1950年元旦这一天发生的国家大事还有几件。
一件是中共中央就注意处理藏民部落及寺院发出指示。刘少奇代中央起草的在给西北局、西南局及贺龙的电报中说，处理原则应该是向各少数民族极力表示好感，多和他们发生关系，不侵害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论他们是上层或下层，是僧侣或平民。他们要求发给的保护文件应由军区、军政委员会或省政府发给，或由以上机关奉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发给。他们要求派代表来北京，请西北局或西南局弄清情况并提出意见后即可送他们来京。他们的民兵要求联络，可与其联络并指定他们在本地维持治安的任务，但不要送枪给他们，不要故意扩大他们的组织。他们给毛主席来信来电致贺，均请你们以奉毛主席命答复他们，或代毛主席起草复电报主席后答复他们，而不应不理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只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而不知道其他的人，故他们的来信来电，均须答复，不可不答复。此前，西北局报告中央说，松潘、理番、懋功、荗州等地藏民部落及寺院给毛泽东的信和电报，要求发给保护他们的文书，他们的民兵要求与人民政府联络，一起消灭国民党。所以电报指出：此类少数民族事务，必须细心地注意处理，否则，他们必对我们增加疑惧。但中央离他们很远，且不了解情况，不便处理他们的问题，故他们的一切问题应由西北局及西南局处理。
电报表明，中央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问题取慎重稳进的态度。
一件是京汉、粤汉两大铁路全线通车。1950年元旦，京汉、粤汉铁路全线通车。新华社为此发表评论说：“京汉、粤汉两大铁路在元旦全线通车。这是中国大陆完全统一的象征，也是新中国建设事业伟大前途的象征。”“京汉、粤汉两路的通车，使中国由北方国境线上的满洲里至国境南端的广州，可以由铁路交通直达，并使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各大行政区的铁路线连成一片。这对于加强南北物资的交流和政治军事文化的联系，对于克服国家的战后困难，推进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都有极大的意义。”
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用国歌为开始曲。
这一天有两个刊物创刊。一个是英文版《人民中国》半月刊杂志创刊。该刊由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后来的中国外文局）主办，是第一本全面介绍新中国内政和人民生活的对外宣传刊物，下半年增发俄文版。创刊号发表毛泽东《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以及世界工联副主席托列达诺《我看到了新中国——为〈人民中国〉创刊而作》。1958年3月，改刊名为《北京周报》。该报一直是中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另一个是《人民海军》创刊。该刊起初是作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刊物。创刊号上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及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的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朱德的题词是：“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建设一支人民的海军。”二、新政府“新”在哪里◎团结各界贤能，“大家的事大家办”◎党外人士在各级政府中占有很高比例◎“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周恩来首先想到了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大功的傅作义◎周恩来亲自上门请黄炎培担任政府要职◎政务会议每星期召开一次◎罗隆基坦言为什么住着院还要参加政务会议◎要让党外人士“一份职务，一份权力，一份责任，三者不可分离”◎陈云总是将中财委的一切重大事情，用电报形式及时通报给马寅初◎毛泽东说：“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
之所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中国，就在于它有了一个新政府。新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方面体现在它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各级政府对人民负责。另一方面，政府的组成包括了方方面面的人士。共产党打下天下，并没有独坐天下，而是团结各界贤能，“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以后，亲自挑选各部门领导人员的人选，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特别重视选择党外人士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因为，一则中国共产党对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大的国家缺乏经验，而党外人士中不乏人才；再则这种政府成员结构，有利于团结并带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如此，在政务院的4个副总理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
在21个政务委员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他们是：黄炎培、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等。
在各部、委、院、行、署93名负责人中，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42人，他们是：郭沫若 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黄炎培 政务院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谭平山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朱学范 邮电部部长；章伯钧 交通部部长；蒋光鼐 纺织工业部部长；章乃器 粮食部部长；李书城 农业部部长；梁希 林垦部部长；傅作义 水利部部长；史良 司法部部长；沈雁冰 文化部部长；马叙伦 教育部部长；李德全 卫生部部长；何香凝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胡愈之 出版总署署长；马寅初 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丁贵堂 海关总署副署长。
有几位党外人士最初不愿意担任政府职务，周恩来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如工商界主要代表人物、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人。
黄炎培，字任之，清末举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7年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1940年年底，与张澜、沈钧儒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政团同盟。传为佳话的是，黄先生曾于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故事，他后来写了著名的《延安归来》一书。在延安时，他告诫毛泽东，大意是说，历史上的周期律是，革命党开始时聚精会神，用心卖力，待到环境渐好，就惰性发作了。风气养成之后，虽有天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然后就是“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或者“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毛泽东当时信心十足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黄炎培过去曾多次拒绝过旧政府的高官厚禄，这次也不例外。1949年10月11日晚，周恩来亲自前往在安儿胡同的黄炎培家中拜访，诚恳地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炎培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到官了。如今72岁，还能做官吗？”周恩来恳切地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恳谈，黄炎培被说动了，但他表示考虑考虑。次日早，黄炎培征询了江问渔、杨卫玉等好友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在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求贤的盛情邀请之下，应该接受在政务院的职位。这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黄炎培高高兴兴[1]地表示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周恩来又提出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担任农业部部长。当时许多人对李书城还不很熟悉。为什么要委任一位大家不甚了解的人来当农业部部长呢？周恩来解释说：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时在武汉当过革命军总司令黄兴的参谋长，后来又投身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一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周恩来后来专门派薄一波去找李书城谈话，请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
此外，周恩来也请了在旧中国拒绝高官厚禄的耿介之士、著名林业专家梁希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林垦部部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对傅作义的安排。应该说周恩来首先就提出让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下大功的起义将领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当年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实事。周恩来在安排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部长时，特意让李葆华当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工作。周恩来还请傅作义推荐人选进水利部领导班子。傅作义推荐了两位，一位是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技术专家张含英，一位是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北平市市长的刘瑶
[2]章。
再如对蒋光鼐的安排。蒋光鼐曾是国民党第19路军的总指挥，淞沪警备区司令。1933年11月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时，已有61岁。他曾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当个政协委员有地方支薪水就行了”。所以，开始周恩来总理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中央纺织工业部部长，他没同意。后来，[3]总理找李济深帮助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一重任。
周恩来诚恳地请党外人士出任中国第一届“内阁”成员，许多党外人士十分满意，说中国共产党真是“煞费苦心，十分周到”。有人曾经说：周总理是“周”总理啊！这里所说的“周”就是“周到”的[4]意思。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发挥政务会议的作用。参加政务会议的成员是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和政务委员。每星期召开一次，从1949年10月21日到1950年10月20日共举行过55次。一年间开了55次，可见它是作为一项定制执行的。每次政务会议都由周恩来主持，所讨论的内容为政务院的重要决策和人事任免。周恩来把这个会议看作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妥善作出决策的重要方式。因此，会上人人都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据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孙起孟回忆：政务委员之一罗隆基，号努生，是民主同盟的负责人。罗隆基同我谈过他对政务会议的看法，我以为这位非共产党员的政务委员很有代表性。我同罗隆基40年代在昆明就相识，可以随便交谈。有一天我问他：“努生先生，你为什么住医院还要参加政务会议呢？”他稍微沉吟了一下，讲了一段话：“说实在的，有些会我并不乐意参加，觉得参加没有多大意义。可是政务会议在我心目中却大不相同，不论我怎么忙，身体怎么不好，总要参加。这是为什么呢？不是政务会议上的什么事情我都有兴趣，也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讲话我都喜欢听，而是有一点深深地吸引了我，那就是在每次政务会议上，周总理总有一篇讲话，得到的教益很深很深，对我就像是上了一次大课，所以我舍不得不来。周总理的讲话见解精辟，纲举目张，其水平之高是一般领导人所达不到的。然而它的最大特点还不在此，而在于周总理在讲话中把其他人发言时哪怕有一点可取之处，也吸收进去，加以肯定；同时对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与会人员发表的并不正确的意见，采取极其高明的方式实际上加以纠正，使人真正心悦诚服。”
罗隆基上述这些话是真诚的，证明了周总理主持会议、发表讲话，的确收到最佳的政策效应。周总理说过：“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好处在哪里？从根本上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按《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处理国家事务。从作为建设国家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完全有必要虚心听[5]取各种意见，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新政权精心安排非党人士担任重要职务，不是把他们当个摆设，做做样子，而是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认真切实负起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的责任的同时，还要让非党人士有职有权。这一点无论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还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都十分重视。他们提出“一份职务，一份权力，一份责任，三者不可分离”的原则，指示在政府中担任各级正副领导职务的人员之间进行适当分工，要求共产党员尊重非党员的职权，在他们职权范围内，使他们有可能与闻一切应该与闻的事情，同他们商量一切应该商量的事情，向他们报告和请示一切应该报告和请示的事情。同时，帮助他们积极履行责任，做出成绩。
中财委主任陈云不仅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也注重新老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对党外民主人士。在他的主持下，中财委党组专门下发过一个要求党内同志做好党外人士团结工作的通报。通报指出：（一）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这不是句空话，共产党员应保证这句话不折不扣地实现，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就不去同党外人士商量。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作硬性规定。（二）一切重要决定，必须应该有参加的党外人士参加决定。这绝不只是形式，而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感觉到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三）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如电报、公文）和上级来的指示、下级来的报告，均应使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到，使他们知道每天在做什么事情。（四）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该慎重考虑，能用尽量予以录用。陈云不仅这样要求下面，而且自己率先垂范。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马寅初因兼任浙江大学校长，经常不在北京，陈云总是将中财委的一切重大事情，用电报形式及时向他通报，并征求他的意见。
当时，中财委领导了21个部和直属局，各部的部长对本部的工作作报告，非党人士担任部长的就由非党人士作报告，如轻工业部就让黄炎培作报告，水利部就让傅作义作报告。开始他们情况不熟，报告后由副部长补充。久了情况熟了，连补充也不需要。同时有任务也责成他们负责完成，比如河水决口，要水利部负责，傅作义自然会下去布置。有职、有权、有责，自然就发挥出他们的积极性了。
再有，就是允许党外人士议政，提出批评和建议。任何工作都有可能存在不足或缺点错误，敢不敢让人批评，反映了人民政府有无气魄和胸襟，更体现了政治上是否成熟和有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不怕批评，而且欢迎批评，主动征求批评。1950年5月，毛泽东收到黄炎培反映苏南川沙、奉贤等县征粮工作中存在偏差的意见后，两次发电报要求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派人或亲自去调查此事，叮嘱他“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在土改中，北京市组织北大、清华等高等学校教授分赴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实地考察，回来后许多人写文章，作报告，畅谈感想，反映甚好。毛泽东很重视这个经验，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他们的文章，并多次致电各地负责干部，强调只要民主人士、大学教授愿意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对他们戒备，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坏的，要让他们议论纷纷，自由发表意见。同样，毛泽东在镇反运动中，也反复强调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参加审案。
这些做法，在实践中坚持下去，逐渐地形成了一套可遵循的具有操作性的程序、规定和办法，并成为一项制度。把这项制度加以理论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年1998年版，第962页。[2]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3]《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年1998年版，第963页。[5]《人民日报》1994年5月25日。三、崭新的外交风格◎“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和第一份照会◎苏联第一个同中国建交◎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相继同中国建交◎周边国家先后承认中国◎在西方国家中英国最早承认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间，中国人民对外交的切身感受就是洋人可以跑到中国来横行霸道，作威作福，而中国人见了洋人只能卑躬屈膝，点头哈腰。中国接受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没有说半个“不”字。无怪乎不少仁人志士面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屈辱地位，只有痛心疾首地哀叹：“弱国无外交。”
周恩来曾经深刻地指出：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后不久，关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方针，这一重大问题就已经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项外交政策，使新中国外交有了明确的方向和鲜明的风格。“另起炉灶”，说白了就是重新打鼓另开张，就是要同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一刀两断，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任何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将1949年10月以前驻在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各国要同新中国建交，就要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鉴于国民党集团盘踞着台湾并霸占着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因此，建交谈判必须明确三条原则：第一，凡愿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第二，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其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其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就是说要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重新审查处理，在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正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这包括控制中国政治和经济命脉的驻军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等。按照这一方针，新中国不仅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恢复并巩固了中国的独立与主权，而且为同世界各国建立与发展新的平等互利合作关系开辟了道路。“一边倒”。新中国成立时所面对的是美苏两个大国，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国际合作走向战后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对峙形成冷战的世界格局。在既定的国际环境中怎样选择最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方针，是立国兴邦的重要问题。中国革命胜利前后，美国一面无可奈何地承认其“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一面仍顽固地与中国人民为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拒绝承认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不断施加压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尤其令人不能不保持警觉的是，美国大力扶持日本，在对日和约问题上设置障碍。美国及其追随者还对中国大陆实施军事包围和全面的经济封锁。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人民及其革命斗争抱着友好和支持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49年6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访问苏联，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得到苏联的承认，并商谈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援助问题。会谈很顺利。当年8月，斯大林就派出以科瓦廖夫为团长，由200多名副部长以上官员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顾问团到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考虑，以及从哪里可以得到经济援助的现实利益出发，毛泽东在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一边倒，是孙中山的40年经验和共产党的28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40年和28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1]去找。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接受了这一方针。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同一天，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向各国政府发出了公函，内称：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周恩来把公告和信函交给工作人员打印时，兴奋地说：“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2]个照会。”“一边倒”方针得到了迅速的回应。就在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两个多小时，从苏联首都便发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10月2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委托致电周恩来外长：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的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此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苏联政府同时断绝了同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
10月3日，周恩来外长电复葛罗米柯副外长：中央人民政府深信苏联政府具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又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中苏两国立即派出外交代表。中国政府委任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事兼临时代办，苏联政府委任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参事兼临时代办，各自先行开始使馆工作。
接着，双方正式任命了大使。苏联政府任命罗申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政府任命王稼祥为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
10月10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乘专车抵达北京。中国政府给予特殊的礼遇，周恩来、董必武、聂荣臻、沈钧儒、郭沫若等，以及3000多名各界群众到车站迎接。周恩来在致辞中说：“从此，中苏两国邦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罗申大使到达使馆后，使馆升起了苏联国旗。10月16日，罗申大使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
10月20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京，《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的社论。31日，王稼祥抵达莫斯科，受到葛罗米柯副外长及莫斯科市主要负责人的欢迎。从苏联一方来看，这也是超过惯例的礼宾接待。
中苏两国建交，带动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与新中国建交。按照时间顺序，这些国家依次是：保加利亚（10月4日）、罗马尼亚（10月5日）、匈牙利（10月6日）、朝鲜（10月6日）、捷克斯洛伐克（10月6日）、波兰（10月7日）、蒙古（10月16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0月27日）、阿尔巴尼亚（11月23日）。
这一下，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就打开了，其意义可不一般。毛泽东曾经很担心外交承认的问题，他觉得如果新中国成立后3天还没有国家承认，就有问题了。
根据“另起炉灶”的原则，到1950年3月，邻近中国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荷兰等欧洲国家也先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丹麦、瑞典、瑞士等国的建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均很快达成协议，互派了外交使节。同挪威、阿富汗、锡兰等国或因谈判被推迟，或因遇到困难，分别到1954年、1955年和1957年才建交。
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但在美国的影响下，又不愿意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建交条件，建交过程比较复杂。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立场，英国保守党政府又一再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但英国对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仍不明确表态，所以，只同意与英国互换代办，其任务是谈判建交并处理两国间的侨务和贸易问题。
中荷建交谈判同此类似，双方直到1954年11月才同意仿照英国的办法互换代办。
尽管如此，在打破美国孤立新中国这一点上，是新中国外交的胜利。[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5页。[2]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90页。四、中苏两大国结盟◎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访苏的三个目的◎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敲响12点◎斯大林称赞毛泽东：“伟大，真伟大！”◎毛泽东提出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毛泽东为斯大林70寿辰致辞，全场三次起立长时间鼓掌◎英国一家通讯社传出毛泽东被软禁的谣言◎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中苏签订了三个合营股份公司的协定
1949年12月6日，北京刚下过一场大雪。大雪初霁，空气格外清新。毛泽东一行来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特快专列。这次出访苏联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走出国门。在他的一生中总共出过两次国，第一次是苏联，第二次也是苏联。第二次访问苏联是在1957年。
毛泽东此次访问苏联，目的有三：一是祝贺斯大林70寿辰，共同交换对世界形势的意见；二是和苏联订立条约；三是向苏联借款。这三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因为苏联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根据苏、美、英雅尔塔秘密协议签订的，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在新中国成立后理应加以废除而另立新约。
专列经满洲里出境，行驶在广袤无垠的苏联远东平原上。沿贝加尔湖北行，经过11天的旅途颠簸，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当列车徐徐驶进站台时，伊万大帝钟楼上的大钟悠然敲响12下。这不是巧合，而是苏方刻意安排的。顿时，车站鼓乐齐鸣，欢声雷动。毛泽东由登车问候的苏联官员陪同，向人群挥手致意。在车站举行的隆重而简短的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