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祁淑英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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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钱”试读：
美满人写美满人(代序)
蒋子龙人物传记通常需“双向选择”，传主选择作传人，作家选择传主。
居功至伟、被尊为国家路标和界碑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这三位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三钱”的重量级科技大师的传记，竟然都出自祁淑英先生之手。这位被这些影响了历史的天才人物所选中的传记文学作家，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先说她写的第一部“巨人传”——《钱学森》。最早选中她的并不是传主，而是国家。1993年底，中央发文号召全国向五个先进人物学习，其中有唯一的科学家钱学森，花山文艺出版社顺势邀请刚退休的老记者、老编辑祁淑英为其立传。而传主本人却不同意生前立传，本来是“双向选择”的事情，一方不配合，如何能“传”得成？恰恰是多年的记者生涯帮了她的忙，祁淑英在先生魏根发的陪同下，采用了“曲折迂回”“扎根串联”的办法，先从自己认识的科学家入手，继而采访了何祚庥、于光远、傅承义、朱兆祥等科学界的名家，由他们引荐采访了钱学森的同学，继而走进了钱学森亲自创建的力学研究所。力学研究所办公室的负责人为祁淑英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为她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后他们开始占有各大图书馆和大机关资料室里与钱学森有关的资料······历时近两年，她成了“钱学森资料大全”，西安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图书馆得到消息后，专程赶到她家中把全部资料复印收藏。《钱学森》于1997年9月出版，10月末钱学森夫人蒋英，约请祁淑英夫妇来家做客，很动情地对他们说：“我连夜读完了这本书，读着读着就哭了，读完书竟哭湿了两条毛巾。里面有好多细节我都忘记了，你们是怎样挖掘出来的呢？”当时钱学森健在，夫人的这番话可以理解为他们认可了出版社为他们选择的作传人。临别时祁淑英恳请夫人对书提些批评或建议，夫人说：“如果再修改，把学森晚年进行的复杂巨系统和大成智慧学的研究成果补充进去，就更完整了。”
于是《钱学森》一书有了后来的修订版《钱学森传》，获中国图书奖，祁淑英获“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因为书上只署着她的名字，而书稿的完成却是夫妻二人的“流水作业”，她写出一页，魏根发先生在后面连誊清带修改。魏先生是高级编辑，退休前为河北省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写一笔好字，无论毛笔、硬笔。老二位可谓伉俪偕行、珠联璧合。受《钱学森传》成功的鼓舞，两人一鼓作气，用同样方法又完成了《钱三强传》和《钱伟长传》。
同样是被祁淑英的诚意和文字所感动，“几十年来从未接受过任何记者采访”的钱三强夫人、已九十六岁高龄的何泽慧老人，竟邀请她和先生2007年中秋夜到家里品尝月饼。好情致，好氛围，亲切而温馨，老人娓娓话旧，深意款款，对于《钱三强传》给予了充分肯定······就这样，祁淑英好像总是能机缘巧合，一“传”引出下一“传”，写了一“传”又一“传”，用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六位科学大家的传记，堪称皇皇巨著。
在敏感多事、聚讼纷纭的现代社会，文字争端剧增，作家们谨小慎微地躲避着“真人真事”，害怕“触雷”。祁淑英却不躲不闪，直面最为敏感的高端功勋人物最真实的生活，并且连连获奖，好评如潮。这就是她作传的最大特点，对传主怀着一种真实自然的崇敬来作传。在这个流行“戏说”、以“雷人”为时尚的娱乐时代，她作的是“史传”，以史实为根据，为传主立正史，写出他们的生命史、事业史、家庭及情感史。
她的文字敢于面对传主、面对社会、面对历史的考量。
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大科学家的“大”，以及他们“大”在哪里、为何能“大”，从大处着眼，从细处落笔，生动地还原每一个传主横空出世时的国际大背景。钱学森何以被人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他和晚一些的钱伟长同是世界航空航天领域的元老冯·卡门的学生和同事，曾参与设计了美国第一枚“下士”导弹，对“二战”的胜利做出过贡献。
钱学森“用脑子记下了几个大箱子都装不下的资料和数据”，当时的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有句名言：“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但他还是把钱学森说“小”了，钱学森回国领导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战略导弹，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其作为和贡献称得上伟大和不朽。钱三强夫妇也如此。
钱三强曾留学法国十一年，先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得意门生，后成为他们的得力助手。他和夫人何泽慧博士共同发现并解释了铀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1948年回国时，约里奥-居里先生为表达对他的支持与友谊，“将若干个保密的核数据和一包放射源赠送给了钱三强”。他们还为自己的国家购置了第一批核物理实验设备，参与领导和组织研制了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第一枚氢弹和第一枚战略导弹······这样的功勋、这样的人物，才配得起一个“大”字。
这些中国的科学奇才有个共同的特点：家学(源、在国内受到良好的教育，出国则师从当时世界上的顶尖人物。从世界尖端回国后，为国际大势所逼，民族急需，举国重视，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帮助落后的祖国跟上世界尖端，成就大国地位。“伟大的代价是责任”，民族和国家的急需，会使人崇高，祁淑英借几部科学家的大传，勾勒出了能毁灭地球数十次的核威胁的由来：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就在同一天，美、英、苏三巨头聚在一起召开了著名的“波茨坦会议”，用丘吉尔的话说，“杜鲁门像换了一个人，告诉俄国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操纵了整个会议。不可一世的斯大林竟都接受下来”。
三个月后在五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更加蛮横，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嘲讽他：“国务卿先生，你的口袋里是不是装来了一颗原子弹？”贝尔纳斯却有恃无恐：“如果你还继续延长时间不谈正事的话，我就从口袋里拿出个原子弹叫你尝尝！”人造的原子弹，主宰了人类的国际事务。当苏联也有了原子弹后就更牛了，赫鲁晓夫竟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公然进行核恐吓：“我的核按钮在陪伴我演讲，我的氢弹、原子弹在为我伴奏。”
1953年，约里奥-居里夫妇托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带口信：“你回国后告诉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自己必须拥有原子弹。”就在当年，一次毛泽东在向钱三强敬酒的时候下达了命令：“到时候了，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如古人所论，有非常之势，然后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当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发出的第一声感慨是：“现在是应该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原来在没有原子弹前，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一直不能真正挺直腰杆。
陈毅元帅说得更痛快：“有你们这些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就好当了！”至今，这些科学巨匠们创造的业绩，不还在实实在在地支撑我们的大国地位吗？
不能不相信，伟大人物的产生是可遇不可求的，充满天启。那个时代需要巨人，就迎来并创造了自己的巨人，他们的精神却不只温暖和照耀了那一个时代。祁淑英对传记文学的贡献，就是写出了传主的文化史。“三钱”同为五代吴越王钱镠后裔，此一脉群星璀璨，还有钱玄同(钱三强之父)、钱穆、钱钟书等鸿儒硕学。钱学森远行前，其父塞给他一张纸条做礼物，上写：“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这很像诸葛亮式的“锦囊妙计”，成为钱学森的座右铭。后来因为要坚决回国被关进美国监狱，在大牢中他朗声抗辩：“家父告诉我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美国人不解其意，他就可以从容地讲出自己的道理······
钱伟长保存的《钱氏家训》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洁；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
由此可见，文化培养巨人，只有重视文化才能产生巨人。这些科学巨匠生命饱满，人格健朗，就像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一样：“第一流的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与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也往往取决于品格的程度。而且他们的品格将偕同他们的成就一起流传于后人。”或许正是得益于此，祁淑英撰写的这些科学家们，都拥有美满的家庭和婚姻生活。而婚姻，“是所有文化的起源，也是顶峰”。
钱三强的夫人——一代才女何泽慧，终生都牢记还在当姑娘时外婆对她的嘱咐：“作为一个女人，这一生之中要守住一个人，守住一个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毕业考试，她是第一，钱三强是第二，然而在事业上要自己发现自己，在婚姻中要被对方发现，美满的婚姻就是被爱情圣洁化，被生活牢固化。培根有妙论：“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爱就是确信，美满的婚姻就是以整个人生为目标，让婚姻成为两个人一生的凯旋门。美满的婚姻就是“经常恋爱，而恋人不变”。何泽慧用自己的婚姻证明，爱是一种旅程，一种行动，一种聚合力，一种创造力。
钱学森的夫人蒋英是民国时期军事学巨擘蒋百里的千金，以一首钢琴曲为钱学森送行，可谓一曲“定终身”。爱是选择，不仅是选择对方，也是选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钱伟长与夫人孔祥瑛则在战乱年代经历了生死恋情，让一生的相濡以沫有了一个传奇般的壮丽开篇，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祁淑英的笔墨是“从感情上认识伟大的人”，使传记充满情致和色彩。这是因为她自己就婚姻美满。她信仰文字，而老伴是她终身的粉丝、助手、合作者，很多时候还是她的主心骨。美满人写美满人，收获美满，这些传记作品让她的写作生涯变得丰赡厚重、多姿多彩。
【航天之父】钱学森
“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翱翔。”这是父训，深深印在钱学森的心中。钱氏先祖的家训
钱氏家族是显赫的。然而，他们却是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其严格。或许是受到了钱氏先祖《钱氏家训》的影响。
1911年，我国旧历辛亥年的秋季，此时的黄浦江大潮，似乎比往年更加澎湃，更加威武，它象征着汹涌高涨的民主革命力量，向着垂死的清王朝的封建堡垒，发动着最后的冲击。
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在神州大地激起了巨大变化，两个月以后，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从此宣告终结。
就在亿万同胞欢庆大中华新生的时刻，一个小生命伴着锣鼓声来到人间——1911年12月11日晚，教育家、国学家钱均夫的独生子钱学森在大上海呱呱坠地了。这是钱家久久盼望的喜事！
钱均夫祖籍浙江省杭州市。在杭州一带，钱家是一个颇有社会声望的家族——他们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后嗣。钱均夫是钱镠的第三十三代孙。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曾有众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出自这个家族。
当代，也有众多的政治家和学者出自这个家族，诸如钱其琛、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复、钱穆······钱镠的后人不仅人才辈出，而且遍布世界五大洲。据统计，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在临安举办过数次钱王故里文化旅游节，五百多名钱王后裔在武肃王陵举行了庄严肃穆的祭祀仪式。
钱氏后裔为何经久不衰？据史书记载，钱镠临终前曾向子孙留有“心存忠孝，爱民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等家训与遗嘱，这个遗嘱世代相传，激励着钱氏后人。
据《十国春秋》记载，钱氏祖先武肃王钱镠留给后代的训诫，是一份极其严格的《钱氏家训》，这份《钱氏家训》在钱氏家族留传了三十多代。这份《钱氏家训》是钱氏家族的守则，也是传统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钱氏先祖的遗嘱总共十条：
第一，尔等要心存忠孝，爱民恤民；
第二，凡中国之君，虽易异性，宜善事之；
第三，要度德量力，而识事物，如遇真君王，宜速归附，民为贵，免动干戈；
第四，余理政钱塘五十年如一日，孜孜兀兀，视万姓三军，并一家之体；············
第七，多设养济：，收养无告四民，添设育婴室，稽查乳媪，勿凌杀幼童；第八，吴越境内绸绵，教人广种桑麻，教人开辟荒亩，求得岁岁丰盈；第九，吾家世代居衣锦之城郭，子孙后代莫轻弃我祖先；第十，吾立名之后，在子孙少续家风，以明礼教。《钱氏家训》共分四个部分，其个人部分这样写道：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子三省勿忘，程子四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洁；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尽前行者地步窄，向后看者眼界宽；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读经传则根底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
其家庭部分这样写道：
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门闾，须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虽远，祭礼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
据说，在钱氏家族，当新生儿诞生时，总要将全家人召集一起，释读先祖留下的这份《钱氏家训》。这个古今传承的《钱氏家训》，永远是钱氏后人连绵不断的行为准则；他们的先祖，永远是钱氏后人传道不止的行为导师。
钱氏先祖武肃王曾统一两浙，保境安民，重视农桑，兴修水利，捍筑海塘，开拓海运，发展贸易。钱氏后裔，遍布世界五大洲，英才辈出。钱镠执掌吴越国以后，在五代十国之中是最为强盛的国家。赵匡胤南征北战统一了中国，建立北宋时，消灭了八个国家，只有对繁荣发达的吴越国未敢用兵。
当时，钱镠的孙辈钱弘谨遵祖训，为了使生产不被破坏，百姓不遭涂炭，做出了明智的抉择，取消吴越王位，尊赵匡胤为帝，由此实现了中国的统一。
后人在杭州修造了“钱王祠”，以示纪念。北宋流传下来的一部《百家姓》，赵氏排第一位，钱氏排为第二位，足见大宋王朝对钱氏家族的推崇。《钱氏家训》是钱学森少年时代的必修课，他从族训中得到的印象和认识，终其一生而起作用，乃至影响到他的行为和性格的方方面面。《钱氏家训》，成为钱学森永远的规范和准则。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名家治。钱学森的祖父在杭州经营丝绸，钱均夫的青年时代就读于当时主张“维新”的杭州求是学院(浙江大学前身)，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杭州富商章氏很赏识钱均夫的才华，将自己多才多艺的爱女章兰娟许配给钱均夫，并资助他东渡日本求学。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日趋没落的清王朝统治之下，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民主革命的思潮纷纷登场。许多爱国志士四处寻找着救国奇术，寻求济世良方。钱均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他的好友蒋百里一起东渡日本求学。他二人一文一武——蒋百里学习军事学，钱均夫学习教育学，以施展其“兴武救国”“兴教救国”的抱负。后来，钱均夫和蒋百里在日本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就不可能挽救中国。1910年，钱均夫回国后，在上海成立“劝学堂”，教授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就在举国欢庆“中华民国”成立的大喜日子里，钱均夫喜得贵子。这在钱均夫的心目中可说是双喜临门。
善良的母亲
钱学森多次向人们提起：“是我的母亲贤淑善良，是母亲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开启了人世间的善良之窗。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母亲。”
儿时的钱学森，一双大眼睛和那比同龄孩子大出许多的头，特别引人注目。亲友们说，这孩子天生异相，长大以后必成大器。人们说得不错，钱学森的聪慧，在幼年时就令人惊异地显示出来——他有非凡的记忆力，三岁时已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亲友们称钱学森为“神童”。
就在钱学森三岁那年，父亲钱均夫奉命到迁往北京的临时政府教育部任中小学教育科长。于是，钱学森便随父母由上海迁居北京。
在北京，钱学森一家住在一条幽深的胡同里。门洞两侧，是青灰色的砖墙。两扇漆黑的大门上，钉着两个大铜环。大门里面是一座敞亮的四合院。
院里栽种着许多花木，有春季开花的海棠，也有盛夏开花的石榴。最让钱学森感兴趣的，是院子中央那口特大的雕花水缸，以及水缸里养育着的荷花。
幼小的钱学森总爱围着那口荷花缸观察。春末夏初，小荷伸出水面的尖尖角，使他兴奋不已；而盛夏的骄阳下，那一把把巨伞般的荷叶，也使他感到神奇；尤其是那圣洁的怒放的莲朵，更使他心旷神怡。
幼年钱学森，对荷花情有独钟。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她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而且聪颖过人。她的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极强，具有数学天赋。
她心灵手巧，富有想象力，尤善针黹刺绣。她随手绣出的金丝珍珠鞋，可称之为巧夺天工的工艺品。钱学森惊人的天赋，应该说大半是来自母亲的遗传基因。
钱学森最爱听母亲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以及古人头悬梁、锥刺骨、凿壁、囊萤发愤读书的故事；还有诸葛亮忠于汉业，为辅佐蜀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故事。听这些故事时，他总是那么认真、投入，稚气的脸庞上充满了对古人的崇敬与向往。这些古人的高风亮节，在钱学森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章兰娟的一言一行，给儿子注入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钱学森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道：“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
钱家在北京独居的四合院，与下层市民相邻，加上章兰娟是个乐善好施的贤良女性，所以非常熟悉和同情底层市民的疾苦。幼小的钱学森经常看到，自家那副黑漆大门，常常被求救的邻居敲开。这些邻居多是一些缺衣少食的穷困人家，尤其是到了冬季，他们饥寒交迫，度日十分艰难。母亲总是热情地接待这些穷朋友，只要家中有的，尽管拿去。凡贫困人家借走的钱财和柴粮，倘是无力偿还，母亲决不会再提起，更不会登门索要。
记得，那是一个寒冬季节，北京的天气奇冷。夜晚，北风挟裹着大雪呼啸着。这时，钱学森和母亲常会听到墙外一声声比西北风更凄厉、更穿透人心的悲号：“大慈大悲的老爷太太呀，可怜可怜我这受苦受罪的人吧！行行好，赏我一口饭吃吧！”
每当此时，钱学森就会看到慈祥的母亲叹息着，拿起家中最大的瓷碗，盛满饭菜，向大门口走去。而这样的情景，每晚上不止一次。
有一次，一夜大风雪过后，清晨，当女仆打开院门清扫门前的积雪时，发现一个被冻僵了的叫花子横卧在门槛前，仆人惊叫起来。章兰娟听到了，赶忙和仆人一起将这个还有一丝呼吸的叫花子抬进暖烘烘的厢房，亲自熬好了热姜汤，打发仆人端给叫花子喝下去。很快，那叫花子缓了过来，又饱饱地吃了一顿早餐，而后，千恩万谢地离开了钱家。
钱学森目睹母亲做的一件件善事，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善良的种子。
后来，当钱学森忆起这些令人难忘的往事时，总是激动地说：“是母亲为我幼小的心灵开启了人世间的善良之窗。母亲的慈爱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是母亲。”
“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父训，深深印在钱学森幼小的心灵里。生活在这座四合院内的钱氏三人小家庭，是温馨的，幸福的。
可是，钱均夫却显得并不那么开心。章兰娟时常看到丈夫眉宇间锁着愁云。聪慧的章兰娟意识到这个有着爱国胸怀的夫君是为国家、为民族而忧虑。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形势喜人。那时，钱均夫以为有了民国政府，有了民主制度，中国人民便可以团结一致，御外侮，雪国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同享“共和”幸福了。谁知，清政府刚刚被推翻，民国政府成立不久，局势却急转直下。，世凯凭借北洋军阀的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胁迫孙中山让位，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了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并日益暴露了他百般媚日的卖国贼面目。
钱均夫原本是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到国民政府供职的，如今却难偿夙愿，这使他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不过，全国各地讨，运动日趋高涨，这使钱均夫又看到了一线希望。在这种情势下，他只好将自己的精力转向“国学”研究，因此，每天在家中读书和写作的时间也就多了。
钱学森见到父亲天天埋头于古书之中，他便时常悄悄在父亲的书房流连，以羡慕的眼神，看着那一摞摞厚厚的线装书。
钱学森刚满五岁便可读懂《水浒传》了。而且对《水浒传》里梁山泊的人物特别感兴趣。什么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个地煞星，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天，他突然对父亲说：“《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个英雄，原来是天上的一百零八颗星星下凡到人间的。人间的大人物，做大事情的，是不是都是天上的星星呀？”
父亲被儿子提出的问题惊呆了，他一时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儿子的提问。停了一下，钱均夫笑着对儿子说：“《水浒传》是人们编写的故事，其实，所有的英雄和大人物，像岳飞呀，诸葛亮呀，还有现在的孙中山呀，都不是天上的星星，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的人。只是他们从小就爱学习，都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又有决心和毅力，不惧怕困难，所以就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钱学森眨着大眼睛认真地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成为英雄了。”
父亲高兴地说：“你也可以成为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在以后的日子里，钱均夫多次向儿子讲“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道理，这八个大字成了钱均夫的家训，深深地印在了钱学森幼小的心灵里。
天才的成长，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
童年的钱学森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不过，却遇上了特别优越的家庭条件和优良的学习环境。
钱均夫是一位思想开通的父亲，且懂得现代教育。所以，他很早便把钱学森送进北京最早创办的蒙养院(幼儿园)；1917年，钱学森不满六岁，钱均夫便把儿子送进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读书。钱均夫旨在让儿子从小接受现代的正规教育。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是一所办学思想很先进的学校。
钱学森自幼牢记父亲“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教导，上课听讲认真，学习努力。他尊敬老师，遵守纪律，是班里师生公认的优等生。
钱学森在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的第一位班主任叫于士俭，这是一个很会运用启发式教学的优秀老师。于老师擅长书法，担任班里的书法课。他并不是硬性规定学生们练习某一种字体，而是按照学生们的爱好和条件，帮助他们选择，或学颜真卿，或学柳公权，或学欧阳修。钱学森的毛笔字不像其他功课那么出色，但由于于老师教授有方，也使钱学森的毛笔字进步很快。后来，当钱学森回忆这段往事时，亲切地说：“在于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使你不得不喜爱书法艺术。”
钱学森与其他同龄孩子一样，活泼好动。他爱学习，也喜爱做各种游戏。
在课余时间，他和小伙伴们玩得最多的是掷飞镖。
飞镖是用硬一点儿的废纸折成的，头部尖尖的，有一对向后掠去的翅膀，飞起来像燕子。飞镖人人会做，但不一定都能飞得好。有的刚掷出去，头就扎在地下；有的不向前飞，而是绕圈子向后飞；只有钱学森折的飞镖，飞得最远，像一支利箭直插目标。“这是怎么回事呀？”一些大个子学生不服气，一次又一次地与钱学森比赛，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他们嚷嚷着说：“钱学森的飞镖有鬼。”
于是，他们把钱学森的飞镖捡来，拆开。尽管里面什么“鬼”也找不到，他们还是不服气。
这件事被他们的自然课老师发觉了。老师走过来，把钱学森的飞镖复原，又让钱学森掷了一次，飞镖果然飞得又远又稳。
这时，老师笑着把学生们召集在身旁，拿着钱学森的飞镖说：“你们都看到了，飞镖本身没有什么‘鬼’，但是，这里的确有‘秘密’，现在让钱学森同学给大家讲讲他的飞镖飞得又远又稳的秘密吧！”
钱学森说：“我的飞镖没有什么秘密，我也是经过许多次失败，一点儿一点儿改过来的。飞镖的头不能太重，重了就会往下扎；也不能太轻，头轻了，尾巴显得沉重，就会先往上飞，然后沉下来。翅膀太小，就飞不平稳；太大了，就飞不远，爱兜圈子。就是这些。”“说得好极了。”自然课老师高兴地说道，“小小飞镖，这里面有科学。
钱学森同学经过动脑子琢磨，从失败中摸索出飞镖的折叠方法，主要是两条，一条是要保持平衡，第二条是减少阻力，并且能巧妙地借助风力和浮力，这样，飞镖才能飞得又远又稳。大家说对不对呀？”“对！”学生们齐声回答着。
自然课老师望着钱学森，心中不由得惊叹着：这个小同学好聪明啊，他似乎已懂得某些空气力学的常识。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很有作为的科学家······
遨游太空畅想曲
钱学森对父亲说：“我想变成一只大鸟，到蓝天上去遨游。”
钱学森说：“在我幼年的知识启蒙中，是我的父亲首先向我开启了人生智慧之窗。”
钱均夫懂得，教育孩子，帮其学，莫如立其志。要善于开发孩子多方面的才智，并使其才学得到充分发展。
大自然是一本读不完的宝书。住在城市里的孩子，最忌讳与自然界的隔离。因此，钱均夫特别注意培养儿子对大自然的感情。在钱学森少年时代，几乎每年的春秋季节，父亲都要带他到风景优美的香山、西山和郊外去远足，让幼小的儿子懂得餐桌上的饭菜是农民怎样辛苦耕耘、收获得来的；同时，让孩子充分领略祖国河山的壮美。父亲告诉他，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与大自然有一种不能分离的缘分。在父亲的引导与启发下，钱学森自幼就热爱大自然，同田园、山水建立了深厚感情。
父亲最喜欢的地方是香山。香山那特有的地貌，那蓊郁的草木，清澈的泉水，绚丽的山花，晚霞般的红叶，以及众多的寺庙、古建筑，都使他们流连忘返。
有时候，父子俩躺在林荫下的草地上，观察树木为争夺阳光而挺拔向上的情景；有时候，他们登上香山的最高处，欣赏云海彩霞，讨论雨雪雷电的形成。
一次，父子俩游香山，在“餐之后，他们躺在草地上，仰视蓝天。这时，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苍鹰，闯入钱学森的视野。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时远时近的苍鹰，许久许久，直到那只苍鹰已经飞进了白云，飞得无影无踪。钱学森揉了揉一双眼睛对父亲说：“我想变成一只大鸟，到蓝天上去遨游。”
此刻，钱均夫知道儿子一颗美丽的童心已经随着那只苍鹰飞向高空，便不失时机地给儿子讲述了庄周的一则寓言故事。
他说：“我国古代有个叫庄周的人，他就曾渴望遨游太空。他写过一篇寓言，叫《逍遥游》，说北海之中有一条鱼，名字叫作鲲。它是一条十分巨大的鱼，它的背就有几千里长。有一天，它变成了一只大鸟，名字叫鹏。这鹏鸟身子也特别巨大，鹏鸟鼓动翅膀拍击水面三千里。经过拼搏，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它‘绝云气，负青天’，借着大风，从北海飞到南海！”
这时，钱均夫意味深长地说道：“其实，庄周在寓言中说的鹏鸟，正是他自己幻化成的。庄周有远大的抱负，他畅想遨游太空，因此，他想变作一只大鹏鸟，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去俯瞰地球，观察人世。”“太好了，庄周真棒！”钱学森被寓言中大鹏鸟的故事所吸引，也十分称赞庄周的幻想。
钱均夫接着说：“就在这个寓言中，庄周还批评了一些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安于享乐的人。这就是寓言中讲的蝉、小鸠，还有生活在池泽边的小雀，它们讥笑鹏鸟高飞远翔是愚蠢，说它们自己每天在灌木和蓬蒿之间飞上飞下，就很快活了，何必要飞那么高，飞那么远呢？”
钱学森愤愤地说：“我要学大鹏鸟，决不当小雀。”
最后，钱均夫意味深长地对儿子说道：“古人说得好，要‘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翱翔’。”
博学多才的钱均夫先生，为钱学森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启发他树立远大的抱负，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钱学森以后多次向人们提起：“在幼年的知识启蒙里，是我的父亲首先向我开启了人生智慧之窗。”
意大利中世纪伟大诗人但丁说：“要是白松的种子掉在石头缝里，它只会长成一棵很矮小的树，但是，它若被种在南方肥沃的土地里，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
是的，对于钱学森来说，他不仅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有幸在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这块沃土里抽出嫩嫩的枝芽。
钱学森小学毕业以后，升入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坐落在北京宣武区陶然亭附近，当年的陶然亭周围还是一片荒疏的土地，然而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却建造了这所知名学校。也就是这所知名学校，为中华民族科技伟人的茁壮成长，提供了一块肥沃土壤。
中学，对于一个人一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学时期，正处于一个人长身体、长知识的最佳时期。中学时期接受的知识和形成的品格，往往决定人的一生。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这是一所很了不起的学校。这里有一批不甘于祖国沉沦、矢志于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职人员，有一套完善而先进的管理和教学制度。在政府腐败、社会动荡的情况下，竟然在夹缝中为民族、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人才。
学校的校长(那时称主任)是林砺儒先生，这是一位精悍而严肃的教育家。林砺儒先生在新中国建立后，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
钱学森对他的校长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当他回忆起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这段生活时，总是激动地说：“大家可以想想，从1923年到1929年，当时的旧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在那样一种艰难困苦的年代办校真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林砺儒先生却把师大附中办成了一流学校，真是了不起。”
在这所学校里，有一支非常优秀的师资队伍。很多高中教师都是由当年北师大的教授兼任的。
林砺儒先生，既当校长，又亲自教授伦理课。在教学中，林先生特别注重教育学生保持中国传统美德——仁义、善良、勤劳、节俭、守信等，这些对学生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化学老师李士博，也是一位很有创造性的教师。他编写并创立了矿物的十种硬度，合辙押韵地排列出它们的顺序：“滑、膏、方解、萤、磷、长，石英、黄玉、刚、金刚。”这样一来，学生们都易记住，也增强了学生们学习的兴趣。
1982年，年逾古稀的钱学森参加母校八十年校庆时，还将化学老师李先生编写的这则顺口溜背诵给他的新校友们听，在场的同学为李老师昔日的创举，也为钱学森惊人的记忆力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钱学森的印象里，李士博老师的化学课丰富直观，引人入胜，而且善于启发学生的创造力。一次上化学课，做过滤试验用的过滤纸没有了。怎么办？李老师心里明白，就是派学生到总务那里领取，恐怕也是白跑一趟。因为当时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许多教学用的仪器设备无法购买。但是，课又不能因此中断，他便对同学们说：“大家想想办法，看看能用什么东西替代它？”同学们七言八语，议论纷纷。钱学森站起来说：“用纱布眼太大，不能起到过滤的作用。用普通的纸，又不渗水，也不行。是不是可以用冬天糊窗户的那种厚一些的纸，我说不上它的名字来。”“钱学森同学说的这种纸叫高丽纸，我看可以试试。”李老师接过来说。
于是，李老师派同学到他的办公室去取高丽纸。回来一试，果然成功。
李老师为此表扬了钱学森勤于动脑的好品格。
教国语的董鲁安先生，也是钱学森十分敬佩的老师。他虽然是教国语的，实际上，往往把国语课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课。董老师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向往民主。他常常在课堂上用较长的时间讨论时事，抨击时弊，明显地反映了他对北洋政府的憎恶。
钱学森在回忆董老师时说：“中学时代，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头脑里，有两个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马克思。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当局所不容许的。如果说我们能较早地接受一点儿革命道理和爱国主义思想，这主要是从我们的董老师那里得到的。董老师还特别提倡我们要多读鲁迅的文章。
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不论将来做什么工作，都要想到自己的祖国，想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在这些优秀教师的教导下，钱学森从中学时代起，就痛恨腐败的旧社会，关心着祖国的现状和前途。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激励着钱学森的行动。后来的一切，完全证明了他热爱祖国的那颗赤子之心。
几何老师傅种孙，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数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他给读中学的钱学森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上数学课是最枯燥的。然而傅老师的数学课却别有趣味。钱学森第一次聆听傅老师的数学课，便被他那独特的授课方式吸引住了。他用有名的桐城派的古文，自编了几何讲义。上几何课时，拉着读古文的腔调，讲解几何题，别有风趣。
钱学森印象很深的是傅老师把几何的逻辑推理讲得透彻极了，而且也很现代化。傅先生在课堂上讲过一段很精辟的话，久久留在钱学森的脑海里。
傅老师说：“有了公理之后，定理是根据公理逻辑推断的必然结果。只要承认了公理，根据公理推出的定理只能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不但在附中的教室里是如此，在全中国也是如此；不但在全中国如此，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就是到了火星上，也还是如此。”
对于傅老师这段话，成名后的钱学森常常提起，并且十分赞赏。他说：“我看这个讲法好，彻底极了。火星上都是一样的，跑不了的。”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听傅老师讲几何课，使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严谨科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不仅重视文、理等主科的教学，而且对音乐、美术课也很重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高雅的情操。钱学森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在中学时代进一步接受了美学的启蒙与熏陶，因此，音乐与美术便成了他终生的爱好。在这方面，不能不提到附中教美术课的高希舜老师。
高希舜先生，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当时在师大附中任教。在高老师的影响下，钱学森一度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为他的水彩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高希舜老师的指导下，钱学森很注意通过写生锻炼自己的绘画能力。
那时，几乎每个星期日的早晨，他都是早早地起床，用完早点背上画板，悄悄地离开家。穿过宁静的胡同，穿过还在熟睡的古城，向京郊走去。他用心观察美丽的原“，选好景点，张开画板，便认真地画速写。从清晨画到中午，吃几口带来的干粮，喝几口凉白开水，伸伸腰，换一个景点和角度，移动一下画架，又继续画下去。太阳就要落山了，他已是饥肠辘辘，可是，他又觉得晚霞和落日很美，又情不自禁地画起来，一直到黄昏的暮色垂落在画架上，他这才不情愿地将画笔投入笔盒之中。
最使钱学森感兴趣的是高希舜老师在暑期举办的绘画训练班，专门教学生们画油画。父亲支持钱学森参加这个训练班，可是，又舍不得买昂贵的油彩。钱学森只好用水彩颜料学习作画。钱学森的水彩画，画得还很不错，他的水墨画也颇有功底。就是在这个暑期，他画了两幅史前动物生态挂图，由于两幅图画画得十分细微、规范，被老师当作优秀习作保存在学校，成为后来下年级学生学习的“示范画”。这两幅画一直保存到60年代，在十年动乱中丢失了，实为可惜！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几位美术、音乐水平很高的教师，向钱学森开启了一扇艺术之窗，使他喜欢上了绘画和音乐。于是，艺术的缪斯陪伴钱学森由中学到大学，乃至终生。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课业繁重，教学要求高。学校鼓励学生在学好必修课的同时，再选修若干课业，以便能学到更多的知识。这很适合勤奋好学的钱学森的胃口。他除了学好理工部的正课外，还选修了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欧几里得几何学等课程。
钱学森回忆说：“尽管这样多的课程，大家一点儿也没有受不了的感觉。
下午下了课，还要到操场上踢一阵足球，天不黑是不停止的，不踢一身臭汗是不回家的。”
附中的考试制度也很独特。学校的考试也很经常，但学生临考前，从来不要加班加点死背课本。因为老师看一个学生学习的成绩，从来是重在理解。
钱学森在师大附中度过了六年充实而又活泼的中学生活，他对母校优良的校风，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记忆。钱学森称，师大附中的六年中学生活，是他一辈子忘不了的青春年华，他感到当年在师大附中，到处充满了民主的、开拓的、自学的、创造的空气。
鲁迅说：“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泥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上万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就像一碟子绿豆芽。”
北师大附中当年那样一批爱国的优秀教职员，就如同培养天才的泥土。
唯其如此尽职尽责，才能有一批钱学森式的栋梁之材，在这片沃土之中孕育、萌发、成长起来。
同唱一曲《燕双飞》
钱学森与蒋英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儿时，他们同唱一曲《燕双飞》，唱得那样自然、和谐。两个孩子没有想到，儿时的一曲《燕双飞》，竟然成为他们日后结为伉俪的预言。
钱均夫和挚友蒋百里，青年时代二人共同投师于杭州求是学院。同窗三载，且志趣相投，因此，互契文字，结为挚友。后来，他们又同赴日本留学。
蒋百里学习军事，钱均夫学习教育，他们立志共同报效国家。蒋百里在日本留学期间，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日本天皇曾授予蒋百里一把指挥刀。归国后，蒋百里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蒋百里是民国时期的高级军事将领。他一生勤奋好学，著述宏丰，通晓多种外语。除精于军事理论外，他对哲学、历史、经济、文化艺术以及佛学和书法均有研究。曾主编文学杂志，兴办文学社团，他曾先后邀请国际著名学者杜威、罗素、泰戈尔来华讲学；并有《国防论》《欧洲文艺复兴史》等著作问世。他是一位精通古今中外，多才多艺的学者和军事理论家。
说来很有意思。在蒋百里担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期间，由于他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政策强烈不满，曾开枪自戕，幸而没有丧生。谁知这一枪却带来一桩千里姻缘，带来一位异国伴侣。他在住院医伤期间，与一位日本护士小姐左梅一见钟情，结为良缘。婚后，生下五个女儿。
在蒋百里的五个女儿中，要属三女儿蒋英最可爱。她聪明好学，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背诵唐诗宋词，喜欢读历史故事。她能歌善舞，又会弹钢琴，是家中的小天使。
蒋百里为了培养女儿自强的性格，教蒋英学骑马，练游泳。蒋英自幼便养成了勇于进取、战胜困难的良好品格。
蒋家这位多才多艺的三女蒋英，早被只有一个独生子的钱均夫看在眼里。
他多想拥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啊！可是，章兰娟自从生下钱学森之后，一直没有再育。钱均夫倚仗同蒋百里的特殊友谊，竟然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要把蒋英过继到钱家做他们的闺女。
蒋家姑娘是多了些，可是，要把蒋英要走，等于摘下蒋家夫妇的掌上明珠。但是经不起钱均夫的苦苦乞求，三磨两磨，蒋百里只好答应了，便让奶妈陪着蒋英移居到了钱家。高尚的友情就是如此无私，蒋百里愿意让挚友分享拥有女儿的天伦之乐。
蒋英来到钱家后，改名钱学英。从那个时候起，学森与学英就成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终日相随的小伙伴了。
两个孩子都喜欢音乐。一天，他们俩当着两家的父母，唱了一曲《燕双飞》，唱得那样自然、和谐。两家父母都高兴地笑了。
蒋百里听了这曲《燕双飞》，似乎明白了什么：噢，你钱均夫要我的女儿，恐怕不只是缺个闺女吧？但这在当时似乎像是一层窗户纸，谁也未曾捅破。
其实，蒋百里也十分喜欢钱学森，他多次对钱均夫说：“咱的学森，是个天才，好好培养，将来可以成为中国的爱迪生。”
两个孩子当然更没有想到，儿时的一曲《燕双飞》，竟然成为他们日后结为伉俪的预言，也成了他们偕行百年的象征和写照。
自从蒋英来到钱家，钱均夫更加注意对两个孩子的培养和关爱。学森和学英都很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冬天来了，他们特别喜欢大雪天。每当彤云密布，北风呼啸，大雪飘飞的时候，他们总爱站在滴水成冰的四合院里，任凭寒风刺面，依然望着天空那滚滚的乌云，急切地祈盼着大雪快快降落下来。因为大雪天孕育着他们兄妹俩的希望和憧憬——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
他们忘不了，蒋英到钱家的第一年的冬天，一场大雪过后，钱学森给新来的妹妹堆起了两个栩栩如生的雪人，一个圆头圆脑，瞪着一双大眼睛，笑呵呵的，他说这是哥哥；另一个则瘦小秀气，头上还戴着一顶绒线帽，他说这是妹妹。这对小兄妹，看着这对雪人兄妹，会心地笑了。从此以后，他们对于雪天，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
春天到了，蓝天和暖融融的春风召唤着热爱大自然的俩兄妹以及他们的父亲：该到郊外放风筝了。于是钱均夫买来纸和线，从旧帘子上抽出一把竹篾子，招呼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做风筝。
夫妇俩商量了一下，对两个孩子说：“今年我们只做一只大蜈蚣怎么样？”学森和学英拍手赞成。可是，做风筝技术性很强，他俩只好给父母打下手。蒋英给妈妈递剪刀、递纸张；学森则帮着爸爸制作蜈蚣的骨架。不消一天的时间，一条由十几节组成的蜈蚣做完了，只差给蜈蚣着色了。着色这件事自然交给兄妹俩。学森是学校绘画的优等生，他用墨笔勾画轮廓，学英再往上面涂红绿黄紫等各种颜色。他们做得很认真，经过兄妹俩的巧装打扮，一条彩色的蜈蚣风筝悬挂在四合院里。两个孩子高兴得顾不上吃饭，围着这条蜈蚣转圈圈，这里边有他们小兄妹的劳动啊！
清明时节，’仨来到天坛。这一天，天气特别好，放风筝的人也很多。
钱均夫和两个孩子找到一块空地，先把风筝在地上展开。’仨做了分工院钱均夫拉线，学森举蜈蚣的头，学英拉蜈蚣的尾。钱均夫说：“听我的口令，我喊‘放手’！你们就立即将手松开。”
只见钱均夫将拉线放开了几丈长，两个孩子将风筝举过了头顶。这时正好有一阵风刮来，只听钱均夫喊了声“放手”！两个孩子一起将手撒开。钱均夫拖着这条蜈蚣边跑边松线，谁知，没有走多远，风筝便跌落了下来。
两个孩子跑到风筝跟前，焦急地问：“爸爸，风筝有毛病吗？”
钱均夫喘着气走过来说：“是有毛病，拉线和蜈蚣头迎风的角度不合适，我们来调整一下。”他们又将风筝拿回到原来的地方，平放在地面。钱均夫一边细心地调整拉线与风筝的角度，一边耐心地告诉两个孩子，风筝升空的力学道理。调整好了，他们又照第一次放飞的程序，进行了第二次试验。
这次成功了——只见这条长长的花蜈蚣摇头摆尾飞上高高的天空。两个孩子也转忧为喜，对着高空的风筝，欢呼雀跃。
钱均夫把拉线交给两个孩子，让他们亲自感受一下放飞的乐趣，掌握一下放飞的要领。这时，两个孩子的心早已飞到了大蜈蚣那里，他们小声说：“我们若能坐到蜈蚣身上飞向天空该有多好！”“哈哈哈！”钱均夫笑了，“你们想飞到天上去，这个梦想已经在不久前被科学家变成了现实。科学家正是从风筝升空的原理中，得到了启示，制造出了可以载人的飞机。”
在天坛台阶上休憩时，钱均夫给两个孩子讲述了风筝史话：“我国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风筝，传说那时有一个叫公输般的，做了一只木鸢，载人飞到空中去窥探宋城的情况。后来有了纸，就以纸代布，做成纸鸢。所以那时不叫风筝，而叫纸鸢。改称风筝，是在公元九百多年的宫廷中，有人在纸鸢上装了竹笛，风吹笛响，很像弹拨古筝的声音，于是人们称它风筝。“纸鸢也是应战争的需要而出现的。传说楚汉相争时，汉王刘邦率军追击楚王项羽，在垓下将项羽重重围住。为了尽快攻破垓下，擒拿项羽，淮阴侯做了一只奇大的纸鸢，献给刘邦，提出让会唱楚歌的张良乘坐上去，飞到垓下上空，高唱楚歌，与此同时，围城的汉军也高唱楚歌相应，以动摇楚军的军心。“汉王以为可行，就让张良骑坐在那只特大的纸鸢上，趁夜色放飞到垓下的上空。天上地下一起响起了楚歌。楚军将士听到楚歌，顿生思乡之情，军心浮动，不少人跑到汉军中去。项羽听到四面楚歌，大惊失色，以为刘邦已经得了楚地，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于是，他辞别爱姬之后，便率领部下八百余人突围南逃，及至乌江边，仅剩下骑兵十多人。这个不可一世的楚霸王，自知没有脸面再见江东父老，遂拔剑自刎于乌江。”
父亲丰富的知识和生动的传说故事，使两个孩子听得如痴如醉，心中又升起了多少迷离的幻想和美好的憧憬啊！
父母亲的精心培育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高尚的举止，都使钱学森和蒋英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悟性很高的钱学森，在父母的引导下，少年时代便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品格。在他的身上，使人看到均夫的正直、敏感；同时，也看到了兰娟的聪颖、善良。他的心地，像是一片没有任何污染的净土，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纯朴、透明、鲜亮。然而，他对学业和友谊的追求又是那样的执着，对未来充满了渴望，并具有实现这种愿望的充沛精力。
他选择了上海交大
钱学森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火车制造专业，他曾立志改变祖国落后的交通制造业。
钱学森的家庭环境，可以说是十分优越的。但是，这种优越绝不是衣食上的奢侈，而是精神世界的充盈，乃至视野的开阔。这对于钱学森的健康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这里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
正因为如此，钱学森在北师大附中读书的六年，差不多门门功课都在班上名列前茅。
毕业前，数学老师傅种孙叮嘱他，考大学一定要报考数学系，说他在数学方面最有天分；国语老师董鲁安，则预言钱学森一定继续学文。因为，他认为学森同学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大作家；妈妈章兰娟从心中希望学森能继承父业，将来从事教育工作，做一个教育家教书育人。
然而，父亲钱均夫却要他学习工程学。因为在钱均夫的心目中，只有实业才能救国，他以为，当今的中国太缺乏改造中国落后面貌的工程师了。
最后，钱学森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火车制造专业。从学工来看，他是服从了父亲的选择，而学习火车制造却是他个人的选择。说起他选择这样的专业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早在读初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两位来自农村的同学的对话——要“你第一次看到火车是什么时候？”“是来北京读书，你呢？”“我也是。”“你第一次看见火车，觉得它像个啥？”“说不上来它像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家伙。你说它像啥？”“我也说不上来。反正第一次看见那东西，就觉得眼晕。坐上去开起来，就像飞一样快，似乎房屋大树统统倒在了它的脚下，那叫神气！”
两位农村同学的对话，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钱学森心中在震颤，他觉得祖国的工业太落后了，以至于见过火车的人都很少，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富强起来？为此，他决心长大了攻读火车制造专业，造出大批的火车，发展祖国的交通事业。
父亲钱均夫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1929年的初秋季节，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迎来了新学年的一批新校友。这些提着箱包行李的莘莘学子，有的来自沿海，有的来自内地，还有的不远万里来自海外。他们都是慕名而来，仰慕这所具有悠久历史和优良校风的名牌工科大学。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优良教学传统，并以此扬名海内外。
著名的革命家蔡元培，以及张元济、马寅初、吴有训等著名教育家和学者，都曾在上海交大任教。
钱学森跨进了这座高等学府的大门，精神为之一振。他昂首挺胸走在一条长长的很有气派的大道上。道路两旁的林木茂密葱茏，错落有致。
既醒勿睡，
既明勿昧，
精神常提起，
实心实力求实学，
实心实力务实业，
············
钱学森和同学们一起，唱着这支校歌，走向教室，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
这里环境变了，人也变了。教学方法和校风，跟北京师大附中大相径庭。
钱学森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新天地。
原来，上海交大实行的是中西相结合的严厉的传统教学方法——课程编排得很死板，且内容繁多，非常注重考试分数。学期终了，每个学生的平均分数要算到小数点后的两位数。
更使钱学森不习惯的是，这里的一切课程都要学生死记硬背。英语老师不但要求学生熟记课文，而且还要背过附在课文后面的注解。因为考试题连“加注”都要考；化学老师竟然要求学生把一本《分析化学》都背诵下来。
在这种严要求的氛围下，学生们都在为分数而奋斗。钱学森也不例外。
他很快把自己从北京师大附中所习惯的学习方式中调整过来，力争门门功课拿到95分以上。尽管这实在不容易，但是，他很快就做到了。尤其使化学老师惊讶的是，钱学森竟然很快将那本《分析化学》一字不漏地从第一页背诵到最后一页。这里既有钱学森的个人天赋，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牢记父亲提出的“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家训，牢记发展祖国的交通事业的誓言，发愤努力的结果。
在学业负担的重压之下，多数学生的课余时间，被课业全部占去。而钱学森却忙中偷闲，参加了学校的铜管乐队。他实在喜欢音乐，他似乎与艺术有着不解之缘。那时，学校乐队的练习和演出很频繁。开头，他是学校乐队的主力圆号手，后来，又学吹中音号。因此，他既要比不参加乐队的同学多挤出一些课余时间，还要比乐队的其他人多挤出一些练习时间。
由于钱学森对学业和艺术同样痴迷，为此，他付出了沉痛的代价——1930年的暑假，钱学森患了伤寒病，回杭州老家卧病一个多月。后来因为体弱，不胜学业，只好休学一年。
到西方取经去
钱学森决心到西方取经去！他要像希腊神话故事中的普罗米修斯那样，从上帝那里窃取火种，点亮祖国大地，照亮九州四海。
1934年暑假前，钱学森面临着大学毕业后的又一次选择。
读上海交通大学火车制造专业，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曾为此感到骄傲。
那时，他的理想似乎还很简单，他只是想到毕业后要做一名优秀的火车制造业的工程师，设计和制造出大批的机车，发展祖国的交通事业。
然而，自从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大事，他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使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深刻了许多，特别是他还接触到许多国外的信息，令他眼界大开。1934年，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并获学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是世界上科学迅猛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当年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它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 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电力技术革命，那就是爱迪生不仅发明了电灯，还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发电厂，大大加快了美国电气化的进程。钱学森得知，美国科技高速发展历程中，汽车、飞机和无线电技术这三大发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使钱学森感兴趣的，莫过于美国的航空工业——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在滑翔机上安装了12马力汽油发动机，试飞成功，标志着人类进入航空时代。到了30年代初，美国制造成功DC3-7号螺旋桨飞机并投入使用，于是，美国的航空工业。。领先于世界各国。由此，钱学森感悟到，火车制造业固然重要，但已经落后于时代，蒸汽机要让位于电力。作为新一代中国知识青年，应该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便让落后的祖国插上腾飞的翅膀。
1934年暑假，钱学森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美学生，他选择的专业就是飞机设计专业。
钱学森的第二次选择，自然再一次得到了父亲钱均夫的支持。因为，这依然符合钱老先生实业救国的夙愿。
当年，在清华大学指导钱学森学习航空业的有两位导师，一位是王助，另一位是王士倬。
王助教授是我国第一代航空工程师，早年在美国，参与设计了美国第一架波音飞机。以后又参与设计了我国第一代飞机。
两位导师都是我国航空事业的先辈，也是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两位导师不仅注意引导钱学森重视航空工程实践和制造工艺的探讨，而且，也非常注意引导这位即将留学海外的学子全面了解自己的祖国，更加热爱我们的大中华。他二人曾在课堂上讲述了不少我国古老的航空、航天和火箭技术的科学史话。
原来，我国早在三国时期，便出现了火箭这种兵器。当时的火箭，自然非常简单，只是在普通的箭杆前部绑有易燃物，点燃后用弩弓发射出去，中箭的目标便会燃烧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燃烧箭，在冷兵器战争中多用于火攻。当年的赤壁之战，诸葛亮借东风，周瑜火烧曹营战船，使用的便是这种火箭。
公元10世纪，唐末宋初时期，我国开始有了使用火药的火箭。这种火箭的头部绑有火箭筒，筒内装填木炭、硫黄、砒霜、铁漆、磁片等爆炸物混合体。使用时，点燃筒内的火药，用弩弓射出。火药筒向前喷射焰火，以烧毁对方的城寨、库房以及士兵。这种火箭，其原理与现在的火焰喷射器极其相似。
到了元朝时期，我国便发明了依靠喷气推进的火箭。这种火箭以固体黑火药为发射剂，借助于直接反作用力将火箭发射出去，具有发射距离远、穿透力强，同时也可引起目标燃烧等多种功能。它的原理完全符合流体力学。
明代初期，我国曾有一位著名的学者万户，利用火箭进行飞行试验。他先制作了两个大风筝，将一把椅子固定在两个风筝之间的构架上。并在构架上绑了四十七支特制的大火箭。一切就绪之后，万户坐在椅子上，命令手下人用火把同时点燃四十七支火箭。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喷出一股强大的火焰和气浪。烟雾消散后，试验家万户却不见了。万户的实验失败了，但是万户为了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却受到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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