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宇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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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大崩溃试读：
一、摄政王的悲哀
二、康熙历案与帝国闹剧
三、太平天国悲歌
四、捻军的最后一击
五、刘铭传的无奈
六、1898：短命的变法
七、袁世凯：权力的游戏
八、徐锡麟的血性
九、1911年的谋杀案
十、大清帝国
参考书目
一、摄政王的悲哀十二月的塞外已进入寒冬季节。朔风凛冽，万里荒漠，一片萧瑟。就在这样的天气里，从远离北京八百多里的喀喇城传来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死讯。这个消息来得十分突然，自然引起种种猜测。据事后对外公布的消息说，摄政王狩猎时从马上摔下来，伤了膝盖，因为处置不当，抹以凉膏，导致病情恶化。但这种说法似乎很难让人相信。
喀喇城即今天的河北滦县。多尔衮病逝的时间是在清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夜间，时年三十九岁。多尔衮由于常年征战，年逾三十之后，身体每况愈下。史料记载，他患有风疾、痰疾和偏头痛等多种疾病。不过，就在他离世的当年，身体尚健，起码表面上是如此。因为正月他还纳肃王之妻；五月，至连山迎朝鲜国之女成婚；虽然下半年生了一场大病，险些不起，但到十一月下旬，病情已有好转，此后他专程前往古北口外狩猎解闷儿，没想到十几天后便传出了死讯。
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他是对大清王朝的建立有大功的人。用清史大家孟森先生的话说，“清入关创业，为多尔衮一手所为”，并说“其功高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评价之高，实不多见。
不过，如同众多历史人物一样，对于多尔衮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虽然他定鼎北京，统一中原，厥功至伟，但他入关之初，推行三大弊政，对汉人的镇压也极为残酷，光一个“剃发令”就不知多少人头落地。可是，尽管负面的评价不少，但他的功绩谁也否定不了。大清的前身是后金汗国。它是由大清鼻祖努尔哈赤亲手开创。之后，皇太极继位，改女真为满洲，定国号为大清，两征朝鲜，三征蒙古，功劳也有目共睹。然而，真正率兵进关，入主中原，摄政七年，奠定了清帝国三百年基业的却是多尔衮。
纵观顺治朝十八年，前七年的朝政几乎是由多尔衮一人说了算。他不是皇帝，胜似皇帝，而他的悲哀也正在这里。因为权力再大，毕竟不是皇帝。帝与臣，一字之差，却差之十万八千里。其实，多尔衮本来是有机会当皇帝的。不仅有，而且还不止一次，但都阴差阳错，失之交臂，这对他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多尔衮的父亲、大清的开创者努尔哈赤死于沈阳以南的瑗鸡堡，终年六十八岁。关于努尔哈赤的死，有多种说法。最流行的说法是死于炮伤。自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发动对明的战争以来，短短几年便横扫辽东，直逼山海关。明军望风披靡，溃不成军。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小小的宁远城却成了努尔哈赤的伤心之地。
宁远，即今天的辽宁兴城，距沈阳约三百里。当时驻守宁远的是宁前道参政袁崇焕，他手上的兵力满打满算不过区区两万，面对努尔哈赤二十万大军，这几乎是一个绝望的抵抗。没有人认为他能守住宁远，包括他的上司高第(时任兵部尚书)在内。他下令袁崇焕撤回关内，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但袁崇焕义无反顾，决心以死相拼。他说：“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意思是说，我是宁前道参政，与宁远共存亡是我的职责。我哪儿也不会去，我在此做官，就应当死在这里。这就是袁崇焕的回答，也是他的誓言。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将不畏死，奈何以强惧之？一个人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果然，袁崇焕创造了奇迹。他不仅守住了宁远，而且重创后金大军。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胜利，袁崇焕以自己的决心和勇气，击溃了强大的对手。而在这次战斗中，最大亮点便是他使用从澳门运抵的红夷大炮有效地杀伤了敌军，并使凶悍的八旗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宁远退兵几个月后，努尔哈赤便含恨而死。
努尔哈赤一死，便有人说，他的死是由于宁远之战受炮伤所致，尽管后金拒不承认，但这种可能并不排除。红夷大炮，又称红衣大炮，是来自西洋的新式武器。这种火炮不仅射程远，而且炮口具有旋转功能，炮火覆盖面达二百七十度范围。16 21年3月，后金连克沈阳、辽阳，形势危殆，崇祯皇帝急召西方传教士协造火炮。宁远之战前从澳门运抵该城的红衣大炮有十一门，炮手经过葡萄牙教官的训练，在战斗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清史稿》中称：“天寒土冻，凿城不隳，城上放西洋砲，(后金军)颇伤士卒，乃罢攻。”说明西洋火炮是造成后金“罢攻”的重要原因之一。另据《明熹宗实录》称，交战中明军大炮击中后金一大头目，手下官兵放声大哭，用红布包裹将其抬走。这个大头目是谁？《实录》中并未交代，不过有人认为，这个被击中的人可能就是努尔哈赤。这个推断不无道理。确实，如果不是努尔哈赤受伤，后金岂肯轻易退兵？
当然，这一说法只是推测，未有定论。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另一说法是因“身患毒疽”而亡。据清太祖、高皇帝两朝实录说，虽然宁远失利，但努尔哈赤并未停止征战。他还发兵喀尔喀，帮助蒙古科尔沁部平乱。之后，当科尔沁部贝勒奥巴前来晋见时，他还亲率贝勒、大臣，出郊十里迎接，似乎看不出伤重的样子。《清史稿》上说：“秋七月，上不豫，幸清河汤泉。八月丙午，上大渐，乘舟回。庚戌，至爱（瑗）鸡堡，上崩，入宫发丧。”从这些记载中都看不到努尔哈赤的死与炮伤有关。
尽管对努尔哈赤的死因存在不同看法，但宁远之战无疑是他心头之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上说：“帝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东华录》上也说，兵败宁远后，汗王曾不无唏嘘地对左右言：“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耶?” 其懊丧之情，溢于言表。
努尔哈赤死后，汗位继承旋成焦点。由于努尔哈赤生前没有立储，这就留下了巨大的悬念。其实，努尔哈赤生前不是不想立储，而是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他立的第一个太子是长子禇英。可禇英辜负了他的期望。他不仅心胸狭窄，跋扈嚣张，而且贪婪霸道，尤其是虐待诸弟，恃强凌弱，结果搞得天怨人怒，导致他的兄弟们联合诸臣一起向汗王告状。最后禇英被废，凄惨而死。
禇英死后，努尔哈赤第二个想立的是次子代善。代善与其兄长禇英为一母所生，手中掌握八旗中的正红、镶红两旗，军功卓著，地位显赫。当初努尔哈赤设立四大贝勒，以佐国政，代善位列首席，人称大贝勒。太子禇英犯了众怒被扳倒，那个联合诸弟和诸臣带头向父王告状的就是大贝勒代善。禇英一倒，代善上位的机会来了。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就在努尔哈赤有意立他为储时，一桩令汗王大动肝火的事发生了。
有人告发代善与大妃乌拉那拉.阿巴亥有染。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罪名。阿巴亥是努尔哈赤的第四任大福晋，十二岁时嫁给努尔哈赤，年轻貌美，并为努尔哈赤生下了三个儿子，即英亲王阿济格、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努尔哈赤欲立代善为储时曾说过：“等我百年之后，大福晋(指阿巴亥)和诸幼子都交给大阿哥(指代善)收养。”他这话的意思是，在他死后代善可收娶大妃。按照满族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婚俗，这本不是问题，问题是一切要等到努尔哈赤死后。可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自此之后代善与大妃竟在暗中有了来往。也许他们认为这是迟早的事，可这却犯了大忌。有人一状告到努尔哈赤那里。罪证是大福晋多次给大贝勒送食物，还深夜造访大贝勒府，并在一些聚会时打扮得花枝招展，与大贝勒眉来眼去。这些证据虽然看上去并不那么充分，但努尔哈赤还是天颜震怒，不仅严厉处罚了大福晋，而且迁怒于代善。打这以后，代善当太子的希望便彻底断送了。不仅如此，经过这次打击，代善的心性也委顿下来，从此心灰意懒，一蹶不振。
那么，究竟是谁吃了豹子胆，敢于告发大妃和代善呢？而且这事不早不晚偏巧发生在努尔哈赤即将立代善为储的节骨眼上，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更蹊跷的是，这个告状者，地位并不高，只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小妃子，名叫德因泽，由于没有生育，就连《清史稿》都没有记载。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不计后果，以下犯上，不仅告倒了大妃，而且告倒了即将为储的大阿哥。她哪来那么大的胆量和能量？她的动机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争宠吗？在她背后是不是有人指使呢？这些都引起了种种猜测。直到几年后，努尔哈赤病薨，皇太极登上汗位，人们又联想起此事，更相信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如果说在这件事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这只手最大的可能就是皇太极，因为他是这件事最大的受益者。试想，如果代善被立为太子，他还能够顺利地登上汗位吗？
两次立储未成，努尔哈赤失去了信心，开始另谋出路。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他发表了八王共执国政的“汗谕”，即由八大贝勒共同主政。这大约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据《满洲老档》载，努尔哈赤召集八贝勒说，八个人的意见总比一个人强，未来的国主由你们共同推举，就不会失败。如果继承汗王的人不听你们的话，你们可以换掉他，拥立听你们话的好人。这就是所谓“八王共治”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所有的军国大事都得由八王共同商议决定，包括汗位的继承，甚至连汗王本身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在努尔哈赤看来，这是比立储更稳妥的办法，也可避免在他死后发生不必要的汗位之争。
努尔哈赤的想法当然是好的，不过在专制时代，再好的做法最后都得人来执行，这就不可避免要发生偏差。八王共治的原则同样如此。
所谓八王，即八大贝勒。清朝创业，以军队立国，军分八旗，每旗由一贝勒统领，号称八大贝勒。八大贝勒又称八大和硕贝勒。和硕，满语一方土地，而贝勒是清代贵族世袭封爵。和硕贝勒，意为一方之主。在后金时期，贝勒为汗王之下最高爵位(改清后始设亲王、郡王之衔，贝勒之位才降至亲王、郡王之下)。努尔哈赤登基之初，曾立四大贝勒，后又增设四小贝勒，统称八大贝勒。按照八王共治的原则，八王即八大贝勒享有同等权力，但实际上，四小贝勒的地位明显低于四大贝勒，而四大贝勒中影响最大的则是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在四大贝勒中排序为四，故称四贝勒。皇太极本非其原名，而是来自满语“黄台吉”的音译。台吉，是蒙古部落首领的一种称呼，使用时前边可加“红”或“黄”。台吉译成汉语有王太子之意。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有人吹捧他说，此乃天意，因为黄台吉发音即为皇太子，继承汗位也理所当然。后来黄台吉写为皇太极，便成了固定的称呼。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有人指责他的汗位系“夺立”，说这话的人就是多尔衮。因为努尔哈赤临终前曾留有遗命，汗位传于十四子多尔衮，由大贝勒代善辅政，待其成年后再行归政。如果按照这道遗命，登上汗位的将不是皇太极而是多尔衮。
然而，这道遗命并没有得到执行。因为它的真实性遭到质疑。努尔哈赤患病后，去清河疗养时，病情加重，准备返回沈阳，曾召大福晋阿巴亥来见。临终前，他口授了“多尔衮继位，代善辅政”的遗命，当时只有阿巴亥一人在侧。努尔哈赤死后，阿巴亥向诸贝勒传达遗命时，四大贝勒并不认可。不仅不认可，而且他们还拿出了另一道遗命。
这道遗命也是努尔哈赤口授的，内容是要求阿巴亥在汗王死后殉葬。遗命中说，大福晋丰美仪而心未纯善，常拂上意。汗王在时尚可制住她，而死后恐乱于国。因此，“我身后必令之殉”。这样的结果大出阿巴亥的意料。她不知道这道遗命真实与否，也不知道这道遗命是早已准备好的，还是在她口传汗王遗命后，四大贝勒拿出的一种反制措施。总之，她一下子被推向了绝境。尽管阿巴亥是一个聪明机巧之人，但她忘了一点，权力是荣耀，也是凶险。一方面是荣华富贵，另一方面则是祸福难测，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阿巴亥当然不愿死，她对汗王的这份遗命同样表示怀疑，可四大贝勒手握重权。他们可以质疑她，而她却质疑不了他们。尽管她身为大福晋，享有国母之尊，但全无用处。万般无奈之下，她提出两个孩子年纪尚幼，需要照顾，请求诸贝勒放过她。阿巴亥说的是实情，当时她的三个儿子，除了阿济格十九岁，已成年外，多尔衮和多铎，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都还年幼，但问题在于严酷的权力斗争没有丝毫的温情和怜悯可言。四大贝勒心中清楚，阿巴亥是一个危险的对手。除了汗王大福晋的身份外，她的三个儿子中，长子阿济格掌管镶红旗，次子多尔衮、三子多铎分别是正白旗和镶白旗旗主，在八旗中占了三旗，其势力超过了所有的贝勒，包括掌管两黄旗的皇太极。如果让她存在下去，将来他们母子内外结合，这对于任何人都是极大的威胁。因此，阿巴亥必须死，不论她是否口传遗诏，结果都是一样的，而口传遗诏只不过是加速她的死亡而已。
据《清列朝后妃传稿》载，在诸贝勒的苦逼之下，“大妃于辛亥（八月十二日，即努尔哈赤死后第二天）辰刻以身殉焉，年三十有七，与上同殓”，临死前，她哭着对诸贝勒说：“吾年十二事先帝，丰衣美食二十六年，何忍离也，但吾二幼子，多尔衮、多铎，幸恩养之。”后自缢而死，一说用弓弦勒亡。
阿巴亥死后，她口传的遗命自然不作数了，之后皇太极登上汗位，多尔衮也失去了第一次称汗的可能。为此，他耿耿于怀，许多年之后，当他成为摄政王后，仍没忘掉这件事，并公开指责皇太极的汗位系“夺立”，显然这口恶气仍未出掉。
皇太极登上汗位后，在位十七年，崇德八年(1643年)驾崩。皇太极一死，多尔衮的机会又来了。如果说，多尔衮第一次与汗位擦肩而过，那时他尚年幼，看着母亲被逼生殉，他内心万般痛苦，却无法改变，只能以泪洗面。然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此时的多尔衮已经三十二岁，不再是年幼无知的孩子，而且在皇太极执政期间，他先后参与征战蒙古察哈尔部和朝鲜，并在松锦之战中击败明朝著名将领洪承畴，立下无数军功，其羽翼渐丰，在八旗旗主中地位显赫，并位列亲王，成了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然而，要想登上皇位并非易事。由于皇太极生前没有立嗣，皇位的继承便由诸王共举。当时，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不在少数，然呼声高者有三，即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和肃亲王豪格。在这三人中，代善虽然年资最高，但由于犯过错误，受过处罚，自感不足，努尔哈赤死后，他主动让位于皇太极，如今年事已高，早对皇位失去了野心，因此对于多尔衮来说，他最大的对手只剩下豪格了。
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时年三十五岁，与多尔衮是叔侄关系。虽然他辈分小于多尔衮，但年龄却比乃叔大三岁。豪格久经战阵，军功突出，作为皇长子，在这场皇位争夺中，他得到了上三旗的誓死效忠。所谓上三旗，为正黄、镶黄和正蓝，由皇帝亲统，体制高贵，地位优厚，乃皇帝亲兵。皇太极死后，为了确保自身优势地位不变，上三旗誓死拥立豪格，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向。这是豪格的一个优势所在。
不过，相比之下，多尔衮的实力也不弱。支持他的有正白、镶白两旗，还有他的胞兄弟英郡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也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除此之外，多尔衮还有一个优势，即太祖(努尔哈赤)死后曾有传位于十四子的说法，尽管这个说法是由大福晋阿巴亥口头转述，并没有得到认可，但这毕竟也是一种无形资本，为他增添了筹码。
除了以上五旗各自站边外，剩下的三旗（正红、镶红和镶蓝）尚在观望之中。不过，镶蓝旗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暗中倾向豪格，而由代善父子统领的正红、镶红两旗中也有多人拥戴多尔衮，包括代善之子硕托和代善之孙阿礼达。
双方势均力敌。据《清史稿.索尼传》记载，太宗(皇太极)驾崩五天后，多尔衮曾召索尼至三官庙商议册立之事。索尼是清朝开国功臣，时任正黄旗甲喇章京(相当于参将)，为正黄旗重臣。多尔衮找他来，就是为了试探他的态度，没想到索尼旗帜鲜明，一口咬定，先帝有皇子在，要立就立皇子。
索尼的态度当然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了两黄旗的立场。多尔衮一听便深感事情棘手。果然，次日开会讨论继位之事时，两黄旗便提前布置。索尼前一晚已得知开会的消息，便与图尔格、图赖和鳌拜等两黄旗大臣盟誓于大清门，誓死拥立豪格，并布置两黄旗兵马围住大殿，形成威慑。
第二天开会的地点是在崇政殿的东庑殿(时皇太极棺木尚停放在殿内)，诸王到达后，各按本旗位次而坐。会议一开始，气氛便极为紧张。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抢先发言，认为父死子承，非皇子不立。多尔衮见此，并不慌张，尽管两黄旗大臣有备而来，但他早有准备，声称太祖有命，由八王共执国政，臣子不得发言。意思是说，你们资格不够，别在这里乱起哄。索尼等人无言以对，只好退下。剩下来参会的只有诸位王爷，而在诸王中，多尔衮的胞兄弟就占了三人。形势随即发生逆转，开始有利于多尔衮了。
此后，英郡王阿济格(多尔衮的胞兄)和豫郡王多铎(多尔衮的胞弟)先后发言，主张由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正在考虑如何回应，多铎急了，说：“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所谓太祖遗诏是什么？并不清楚。或许是努尔哈赤生前留下了一份关于继承人的名单，也未可知。多尔衮说：“肃亲王(豪格)也在遗诏，不独王(多铎)也!”从他这话判断，遗诏上的名字可能有多人。
多铎说，不立我也行，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哪知代善马上就推辞了。他说，睿亲王(多尔衮)答应继位，这是国家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了，哪能任此重任啊？
代善是会议的主持者，他的话虽然两边都不得罪，但仔细玩味，却话中有话，已有倾向于豪格之意。
这一来，豪格的砝码加重。本来局面大好，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豪格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他看到局面翻转，以为事成定局，便故作姿态，假意推让，声称自己“福薄德浅”，难胜大任，并退出了会议。
豪格这样做当然不是要放弃皇位，而是以退为进，欲擒故纵。当年，他父亲皇太极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大家要推他继位，他便一再推让，直到众人反复劝进，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半天，等到做足了秀才欣然接受。自古谦让就被视作君王的美德，这是一种权力的游戏。然而，玩这种游戏也是有条件的。豪格不是皇太极，皇太极谦让有人劝进，可豪格就不一定了。果然，他一退出大殿就后悔了，因为诸王中根本无人来劝。这一来，麻烦大了，他退出去便进不来了。
眼看局势不妙，两黄旗大臣便一齐佩剑入殿，以死相挟，声称我们受先帝皇恩，如果不立先帝之子为君，我等宁可一死，追随先帝于地下。
面对两黄旗的咄咄逼人，代善以年老不干预政事为由，甩手而去。此后，双方陷入僵局，谁也不肯让步。会议持续多日，最终有人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即由太宗的另一个儿子，六岁的福临继位，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共同辅政，分掌八旗兵马。这个方案对双方来说，都有所迁就。一方面满足了两黄旗立太子的主张；另一方面，对多尔衮来说，排除豪格，而他作为辅政之一，执掌朝政，也是可以接受的。于是，双方各退一步，问题才勉强解决。
据《沈阳状启》和《清实录》中说，提出这一方案的是多尔衮，称他“思谋出奇”，主张“当立帝之第三子(应为第九子，指福临)”，但也有专家表示反对，认为提出这一方案的并非多尔衮，而是济尔哈朗。尽管这一说法存在争议，但结果对多尔衮都是一样的——在事隔十七年后，他再一次与皇位失之交臂，而且这一次是他距离皇位最近的一次。
福临继位后，关于多尔衮与皇位的话题并没有结束，相反却引起更多的议论。应该说，多尔衮让位于福临，是情势所迫。在当时两派“定议之策，未及归一”的僵持局面下，如果坚持不退让，势必引起内乱，这是事实。但是，除了这个因素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在起作用呢？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了早死的三个外，尚有八子。那么，为何在剩下的八子中，单单选中了福临而不是其他皇子呢？如果说，多尔衮想挑个年幼的皇子继位便于控制，那么，在福临之下，尚有五岁的第十子韬塞和三岁的第十一子穆博果尔。这其中原因何在？是不是另有玄机？
答案是肯定的。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即便天上掉馅饼，也不会无缘无故地砸到头上。众所周知，同样生在帝王家，都是龙子龙孙，但皇子和皇子也不一样，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原因自然各不相同。而福临上位，拼的是娘。
福临有一个好母亲，她的母亲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庄太后。孝庄太后名叫布尔布泰，出生于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该家族的老王爷，即科尔沁部的首领莽古思，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他曾先后将自己的女儿哲哲，还有两个孙女布尔布泰和海兰珠嫁给了皇太极。姑侄三人同时嫁给一个人，虽然有悖于汉族伦理，但对北方游牧民族来说不是问题。在莽古思把女儿哲哲和孙女布尔布泰嫁给皇太极时，皇太极在努尔哈赤的子侄中并不是最突出的，在当时也不会有人想到日后他会荣登大宝。因此，要说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是有远见的，一点也不夸张。此后，皇太极继承汗位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又把另一位公主海兰珠(布尔布泰的姐姐)嫁给了皇太极，进一步巩固了与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
崇德元年(1636年)七月，皇太极改清称帝后，册封后宫五大福晋。在这五大福晋中，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一门姑侄就占了三人，即中宫大福晋哲哲，东宫福晋海兰珠和西次宫侧福晋布尔布泰。虽然在五大福晋中，布尔布泰排名最后，但排在前两位的中宫哲哲和东宫海兰珠，一个是她的姑姑，一个是她的姐姐，这样的背景让她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布尔布泰产下一子，即皇太极的第九子，名为爱新觉罗.福临。在皇太极诸多的皇子中，福临地位尊崇，原因在于他的母亲位列五大福晋之中，虽然不是正宫所出，但较其他皇子仍要高出一头。因为包括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在内，都是庶妃所出，无法相比。正宫大福晋哲哲一直没有产子，东宫福晋海兰珠虽产有一子(皇八子)，但命运不济，产下数月便不幸夭折，连个名字都没落下。五大福晋中另两位福晋也没有皇子，只有布尔布泰生下了福临。因此从正宗角度而言，福临最有资格继承帝位，何况他的母亲还是后宫中势力很大，并得到中宫大福晋哲哲全力支持的科尔沁后妃呢？
由此可见，福临登上皇位，并不令人意外。意外的是多尔衮，居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就算皇太极死后，由于各方力量相持，他不得不扶持福临继位，那么随后几年情况则完全不同。特别是清军挥师入关后，多尔衮的威望和影响已达顶点。不仅废除了八王共治的制度，而且排挤掉了另一个辅政的大臣济尔哈朗。他还逼死了豪格，把自己辅政头衔改为摄政，并废除诸王分管六部的旧例，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一人之手。后来礼亲王代善病逝，朝中更无制约他的力量。此时的多尔衮可谓乾纲独断，一言九鼎，诸王贝勒、满朝文武已无出其右者。此时的他完全可以废掉福临，君临天下，把失去的皇位重新夺回来。而且他似乎也有过这样的打算，据说他私下里已准备好了龙袍，但最终并没有这样做。
那么，原因何在？历史上有各种说法，而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与孝庄太后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隐秘传闻。
其实，关于多尔衮与孝庄太后之间的事，正史并无记载，更没见到确凿的文献资料，倒是稗史轶闻流传甚广，其中《清朝野史大观》中就有多处记述此事。
其一，多尔衮建都北京后，迎顺治母子入京，其“出入宫禁，时与嫂侄居处，如家人父子然”。当然，那时福临还小，并不懂事，但孝庄太后盛年寡居，认为多尔衮功劳大，且把帝位给自己的儿子，非以身相许不足以报答，“是以遂通焉”。
其二，多尔衮把世祖(福临)迎至北京，与大学士范文程密议，让太后下嫁于己。于是，范文程便在朝上提出倡议，说摄政王功高望重，而又谦虚自持，道德之崇高，确实为古来所无。我们的皇上虽然想报答，又没有办法报答。不过，摄政王既然把皇上视作亲生儿子，那么皇上就应该把摄政王看作自己的父亲。众说可乎？
众答可。
范文程又说，摄政王最近死了王妃，而皇太后又寡居无偶。皇上既然把摄政王看作父亲，就不能让父母分居两处，应该请摄政王与皇后同居一宫。
众又说可。
于是，群臣纷上贺表，由朝廷颁布恩诏，把这一喜事诏示天下。诏文节略如下：“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奉养太后，只能奉养太后之身，无法奉养太后之心，而圣母因丧偶之故，整天处于愁烦忧郁之中，如此又如何教天下人行孝道呢？皇叔摄政王现刚鳏居，其身份容貌为中国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顺应母亲的意愿，敬谨遵行。一应典礼，令相关部门妥为筹办。”
其三，孝庄皇后下嫁睿亲王，以国母之尊，竟以嫁叔，不以为嫌，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也。顺治朝有国母下嫁礼仪请旨奏章，顺治三年（1646年）后，群臣上奏都称多尔衮为“皇父”，他的名字与皇帝名字并列。当时上谕也称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摄政王死后，其丧仪与皇帝同，并被尊为“成宗义皇帝”。此后，太后出居睿亲王府直至去世，而且死后也没有与先帝合葬。
以上诸条，言之凿凿，不容你不信。当然，除了《大观》一书，清人蒋良骐的《东华录》上也说到顺治临朝后给多尔衮定罪时，有“身到皇宫内院”一语。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下嫁”真实存在，为何不见正史记载，而那些所谓的诏书、奏章又至今无人见过？对此，野史中也有解释，说是乾隆朝时，大臣纪晓岚看到此事的记载，认为此类丑事不应流传，于是请示乾隆帝，将其删除，因此后世便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对于这些说法，有人深信不疑。有好事者甚至凭空附会，认为早在皇太极在世时，多尔衮与太后就有了一腿，而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之所以支持福临继位，也与私情有关。还有人大胆假设，认为皇太极的死，也可能是多尔衮和太后合谋暗害所致。当然，这种说法已近于荒谬了。
那么，太后究竟是否下嫁，这件事究竟是否存在？很多学者都持否定的看法。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在其《三大疑案考实》中做过详尽的考证。他认为，世传太后下嫁，唯一能见到的文字只有张苍水的那首诗。该诗有十首，其中一首写道：“上寿称为合巹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合巹樽，指交杯酒；慈宁宫是太后的寝宫，大婚指太后下嫁。张苍水是南明遗臣，曾在南明鲁王政权做事。此诗写于顺治七年(1650年)，名为《建夷宫词》，收在《苍水诗集》中，为当时人写当时事，似有所据。张苍水作为明朝遗臣，出于敌对的仇恨，凭借传闻而作此诗加以丑化，并不能令人信服。
这个说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事实上，如果仅从“私情论”出发，并把多尔衮放弃皇位，保全福临归结于此，是根本说不通的。
多尔衮是一个枭雄似的人物。他才智超群，野心也很大。尽管他喜好女人，可他并不缺少女人。他的妻妾多达十数人，逼死豪格后，又把豪格之妃纳为己有。他的元妃去世后，他又派人到朝鲜去挑选王族女子为妃。诚然，孝庄太后为了保住他们母子的地位，向执掌大权的多尔衮示好，甚至产生某种情感，这种可能并不排除，但多尔衮绝不可能仅仅因为私情就放弃皇帝的梦想。
实际上，顺治继位后，多尔衮对于皇位并未死心。从现有史料看，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东华录》上说，福临继位三天后，多罗郡王阿达礼来对多尔衮说，你正大位，我就跟着你。固山贝子硕托也派人表忠心，说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人都听我的，王可自立。后来，阿达礼和硕托又跑到代善家中游说，可老于世故的代善装聋作哑并不表态。之后，由于事情泄露，多尔衮便翻脸不认账，杀了阿达礼和硕托以掩盖真相。
多尔衮摄政七年，在这期间他是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在逐一清除异己之后，他大权独揽，权倾朝野，年幼的小皇帝已根本不在他眼里。他“初称摄政，次称皇父，继而称圣旨”，俨然太上皇。当他进入北京后，明朝百姓朝他三呼万岁，他并不制止。他下令建功德碑以彰显自己的功劳，他还公然无视皇权，把自己的仪仗搞得和皇帝一样，其王府也与皇宫无异。他还开创了文武百官向摄政王下跪参拜的先例，并把皇帝的印信违规放在自己的府中。顺治虽为皇帝，可朝野上下，“咸知有多尔衮，而不知有世祖也”。后来顺治曾抱怨道：“睿王（多尔衮）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此外，为了控制皇帝，多尔衮还反对给顺治请老师讲解学问，以至于顺治亲政后，连大臣们的奏章都看不懂。多尔衮的专权欺上，恣意妄为，不仅暴露了他的野心，而且也使小皇帝受到严重的威胁，以至于多尔衮当权时，顺治不得不伪装自己，整天嬉闹渔猎，做出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以麻痹对方，“使摄政安意无猜，得以善全”。
据德国人魏特所著的《汤若望传》中说，多尔衮为自己建筑的功德碑，所采用的大理石体积庞大，“碑重四万磅，碑下龟座七万磅”，是由传教士汤若望用新制的机器才把这两块巨大的石头运到地点，并竖立起来。其时，这位摄政王图谋最高权位，自为皇帝的心思已经明显流露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还计划建造一座城堡，将顺治皇帝囚禁其间。面对他愚狂的举动，无人敢于劝谏，最后还是汤若望上了一本。他从天象和各地政局不利的角度，劝说多尔衮放弃这一工程，才使他暂时搁置了这一计划。此后不久，天不假年，摄政王因病去世，笼罩在顺治头上的阴云才算散去。
然而，对于多尔衮悖逆，年幼的小皇帝并没有忘记。在他死后不到两个月，亲政不久的顺治便下令将其“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严厉的处罚都加诸于他。意大利传教士《鞑靼战纪》中说，他们把多尔衮的尸体掘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有人说，福临小皇帝为什么对多尔衮如此仇恨，大加挞伐，是因为太后下嫁，使他蒙受羞辱，才招致如此咬牙切齿的报复。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太后下嫁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按女真习俗，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样的婚制相沿已久，不足为奇，只是满人入关，逐步汉化，才视为不齿。而在清初，顺治不可能因为这件事而对多尔衮大加挞伐。
真正的原因还在于多尔衮生前的举止威胁到了皇权，对他的清算实际上是顺治皇帝在发泄多年来的压抑。悲哉，多尔衮!可以说，终其一生，他都在君与臣之间苦苦挣扎。至于他为何没有迈出最后一步，应该说，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顺治初年（1644年），大局未定。从外部说，清军入关，明朝和大顺军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从内部说，虽然自己的权势越来越大，但一旦夺位仍有可能招致反对，并引起分裂。尤其是后宫皇太后，作为两黄旗的女主子，势力不可小觑。这些都使多尔衮不得不有所顾忌。是的，作为手握军政大权的摄政王，他可以为所欲为，一手遮天，但最后的底线万万不能触碰。当然，如果他能活得再长久一点，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不过，在他短暂的执政期间，尽管离帝位一步之遥，尽管做皇帝的野心一直潜伏于心，尽管他的内心也十分纠结，然而最终权衡利弊，没有轻举妄动。
应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对多尔衮来说，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也许是一种遗憾，但对大清王朝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相比之下，他比二百多年后洪宪称帝的袁世凯要聪明得多了。仅此一点，他就配得上政治家的称号。二、康熙历案与帝国闹剧
杨光先死了，死在遣返回籍的路上。关于他的死，一说是死于背疽发作，一说是为传教士所害。
几百年来，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他作出各种评价。有人说他是疯子、小人、骗子、无赖、偏执狂，也有人说他是豪杰、壮士和奇男子。而我每次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嘴里唱着“手执钢鞭将你打”的模样，显得滑稽可笑。
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十七岁的杨光先走出家乡，来到京城。当时，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天灾人祸，盗贼蜂起，“山西饥，人相食”，南阳发生了母亲煮女儿肉吃的事情。各地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天下大乱。更让朝廷不省心的是东北，后金国皇太极继位，改国号为大清，第三次举兵入塞，兵锋直指居庸关。明政权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京城出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件。
事件的主人公叫陈启新。他是淮安武举，家境贫寒，据说智商也不高，《明史纪事本末》称：“启新本庸人。”可偏偏就是这个庸人，不知怎么灵光乍现，居然跑到京城来上书了。开始也没人理睬他，他便在正阳门外跪了三天，引起了崇祯皇帝的注意，及至看了他的奏疏，皇帝感到很新奇。陈启新在奏疏中说，现在国家用人有三大病，即“科举取人”“资格用人”和“推知行取科道”（即通过考察学问品行选用科道官员），阻碍了人才的使用。因此，他提出要废除八股科举考试，扫清论资排辈的陋习，废除原先选用科道官员的办法，把真正有办事能力的人提拔上来。他还建议，减轻赋税，纾民之困，给大将以专有权，以便他们便宜行事，这样要不了多久，民怨就会平息，叛乱便会停止。也许是这个意见比较新颖，皇帝便说好，这是个人才，于是提拔他做了吏科给事中。
给事中属科道言官，品秩并不高，一般只有七品或从七品，可它的准入门槛却很高，非进士不能获得。也就是说你不是进士出身，那连资格也没有。更重要的是，这个官职地位尊崇，出入宫禁，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是能够和皇上说得上话的人。陈启新一个小小的武举，就因为胡说八道了几句便获此殊荣，破格提拔，这让很多人愤愤不平，尤其是那些进士出身的人（他们十载寒窗考上进士，这难道容易吗）。况且，陈启新在奏疏中还公然诋毁那些高学历的人，把他们归于“科目取人”“资格用人”的“积横之习”之中。
于是，有人站出来反对了。他们说，陈启新乃一武生，“一言契合，立置清华”，诚不可取。因为这样导向不正确，会使投机分子纷纷效仿，“徒取一切可喜之术”，以至于“事事仰承独断而谄谀之风日长”。
他们的担心似乎不无道理。果然，没几个月，又一个武生李琎也来“投机”了。他上书说：“致治在足国，请搜括巨室助饷。”意思是说，治乱没钱不行，请把富家巨室中的钱都搜括出来以助军饷。我的天啦，这不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吗？朝中一片大哗，都认为此议太过荒唐，认为“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
可是，皇帝对这些反对意见一概听不进去。不仅如此，他还非常恼怒。带头反对陈启新的工部右侍郎刘宗周，他的奏疏被扣了下去——“疏入，不报”。大学士钱士升也受到切责，以至于“引咎回籍”。御史詹尔选看不下去了，站出来为钱士升抱不平，上怒诘之，“声色俱厉”。尽管詹尔选坚持己见，当场辩驳，但皇帝愈加愤怒，最后詹尔选被“命颈系直庐，下都察院论罪”。
这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朝野一片哗然。其实，陈启新上疏并非偶然。他本是一个平常之人，哪来如此灵感？后来才得知，原来是政府中有人揣测上意，认为皇帝革新图存，必广开官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因此暗中授意陈启新，而太监曹化淳得知内幕，也从中协助，把陈的奏疏递给了皇上。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拉拢利用陈启新，打击异己。于是，这幕好戏便上演了。
崇祯十年（1637年）夏，即陈启新上书一年多之后，杨光先来到了京城。他一到立即卷入了这场纷争之中。那么，这事与他有关系吗？没有。他与陈启新素不相识，而且八竿子打不到边儿，况且他还是一个布衣，所谓“身不列于宫墙，名不挂于仕版”。虽曾世袭新安卫副千户，但此时已让职于其弟。可以说无官无职，根本用不着去管这闲事。可是，杨光先偏不如此。他不仅要管，而且还像打了鸡血似的，以少有的激烈态度一下子冲到了纷争的最前列，好像这事与他有天大的关系。当然，他这样做你可以说他是以天下为己任，也可以说他是为了出风头。总之，他不顾一切，全力以赴。
首先是上书弹劾陈启新，揭发他出身贱役，徇私纳贿，朝廷不予理睬。《杨公神道碑》中称“帝悉不究”。但杨光先并不罢手，紧接着弹劾升级，把矛头直指中极殿大学士温体仁。
温体仁何许人也？他是朝中首辅，权势极大。在陈启新一事上，他迎合皇上，压制反对派的意见，当然没起好作用。不过，温体仁把持朝政多年，甚得皇上恩宠，尽管“当国既久，劾者尤多”，而且这些弹劾他的人中不乏高官宗藩，但没有一个能告倒他的。相反，那些告他的人倒一个个下场很惨，不是遭贬、下狱，就是流放、廷杖。可是，杨光先根本不管这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且他还破釜沉舟，不留后路，上疏那天让人备好棺材抬到了宫门外，大有不告倒温体仁绝不罢休的架势。这一下，朝野震动，皇帝也不能不理睬了。《明史纪事本末》载：“上怒，廷杖戍辽西。”就是说将他打了一顿板子，流放辽西。此事轰动一时。《始信录序》中说：“当其(指杨)舁棺之日，赠诗者盈棺，廷杖之日，观者万人，靡不为先生称佛名号，而先生之奇始信天下。”可见影响之大!
这一状虽没告成，但从此杨光先告出了名气。
那么，杨光先究竟是何许人也？
据史料记载，杨光先，字长公，徽州府歙县人氏。他的先祖杨升原为钱塘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中乡试，后任徽州府学，从此世代定居于徽州，“遂为歙人”。杨升有一个儿子，名杨宁，字彦谧，明宣德五年（1430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后调南京刑部尚书。这是杨氏家族中官当得最大的一个，相当于正部长级。由于他的战功，子孙世袭新安卫副千户，传至杨光先已六代。
杨光先早年在家乡的生活，史料记载并不多。我曾多方查找，所获甚少。前不久去歙县在当地朋友帮助下，于县城斗山街找到一处杨家大院。大院已破败，当地人也不知此院主人为谁，只知原是一处官宦人家的住宅。但查《歙县志》，上有杨光先为“府城斗山街人”的记载，而斗山街在明清时是当地富商达官聚住区，而该街只有一处杨家大院，由此推断，此处应为杨光先的祖居无疑。至于杨光先是否在这里居住过，以及他早年在歙县的生活状况则资料不详。如今，我们只能在杨光先自述中找到一些零星的记述。据他自己说，他自幼性格不好(原话为“生性下劣”，“气质粗暴，毫无雍容敬谨之风，纯是鲁莽灭裂之气。与人言事，无论兵刑礼乐，上下尊卑，必高声怒目，如斗似争”)，因此父亲告诫他，像你这种性格，如果做官，必遭杀身之祸。虽然父亲每天督促他读书，希望改变他的气质，但未能如愿。后来竟连科举考试也不让他参加，以绝其仕途。后来，他主动让出世袭职位，由其弟光弼承袭。用他的话说则是：“守父教也。”不过，这只是他个人的说法。因为就在他放弃世袭职位后，并未守父教，老实待在家里，而是“孑身入京师”，似乎另有所图，并不甘心就此碌碌一生。
杨光先入京，时为崇祯九年（1636年）。他一进京便参劾权贵，“舁棺自随”，一举成名。在他成名后，有人称他为“奇男子”，把他比作黄山始信峰，称“先生之奇始信于后世”；当然，也有人说他是小人、骗子，所作所为不过是沽名钓誉，借敢言直谏以博取高名。至于杨光先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一时很难定论。但他出头参劾温体仁和陈启新，倒也顺应了当时的舆情。因为无论温体仁还是陈启新，都不是什么好人。温大学士把持朝政，奸庸误国，而陈启新也根本不是什么人才。他得到提拔后尸位素餐，什么事也不干，整天乘着破车，驾着老马，故作俭朴之状以迎合皇帝的心意。因此，杨光先的行动立刻得到朝野和士林的盛赞和追捧。特别是，在他参劾温体仁之后不到数十天，温体仁便倒台了，陈启新几年后也被追查，吓得逃之夭夭。虽然温、陈的垮台，其功劳不能直接记到杨光先的头上，但他从此声名雀起。崇祯十六年（1643年），即杨光先流放辽西六年后，明朝政权已江河日下，朝廷急需人才，有人向皇帝推荐杨光先。皇帝问：“是那个抬棺材的杨光先吗？”推荐人回答：“是。”崇祯说赶紧把他召回来，授大将军，但为时已晚。还没等杨光先回来，北京已经陷落，崇祯皇帝也吊死于景山之上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岁次甲申。这一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因此纪年表上亦称顺治元年。改朝换代，大乱大变。这期间，一个小小的杨光先自然不值得关注。从顺治元年至十六年（1659年），整整十几年时间里，杨光先在做些什么？史料鲜有记载，只有德国人魏特所著的《汤若望传》中稍有提及。汤若望是西方著名的传教士，也是顺治十七年（1660年）教案中最主要的当事人。杨光先把他视为“主要仇敌”。魏特站在传教士的立场上，当然对杨光先没有丝毫好感。在他的笔下，杨光先是一个性格充满黑暗、诡诈、嫉妒和刻毒的老头儿。他说：“他(杨光先)做了一生诬蔑陷害，与毁灭洁白无过失的人们的事体。”他还说，受他陷害冤死的人有“百名以上”。他的打击目标主要是那些富有阶级，以至于那些人不得不花钱消灾。杨光先就是通过这样的无赖举动，赚了一份可观的家私。“满人战胜之后，他(指杨光先)又返回南京，照旧做他那诬蔑讹诈的事业，有一次几乎丧失了自己的脑袋。但是，他乘机逃亡北京，而在北京便获得了一位亲王的宠幸。这样，他便算有了资格，可以出入朝中，奔走于各衙门之间了。”
从以上文字看，明政权崩溃后，杨光先曾去过南京。他去南京干什么？崇祯十七年（1644年），南京是明朝陪都，曾建立过短暂的福王政权，持续了一年之久。杨光先去南京是否为了投效福王政权？不得而知；而他有一次差点丢了脑袋，事出何因？也未说明。之后，杨光先又逃往北京，时在何年？又如何获得宠幸，如何出入朝中的？均语焉不详。但是，有一点几乎可以认定，杨光先结束流放后，并没闲着。他一直在四处活动，这再次说明他是一个不甘寂寞之人。当然，对于魏特的说法也有专家提出质疑。历史学家陈占山教授就认为，魏特的说法“因无他籍旁证，此说不可全信”。
准确地说，杨光先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应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前后。这期间，他再次引起注意，是因为进京上疏，反对西教。明亡之后，杨光先重新回到京城已是七十老翁，但他好斗的性格依然未改。这一次，他是与西方传教士较上了劲，一门心思，死缠烂打。在他余生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几乎成了他的全部生活重心。当然，杨光先这么做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蓄势已久。
西方传教士早在明嘉靖年间就来到了中国澳门，但直到万历年间才进入中国的京城。最早来到中国京城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曾两次进入北京，第二次才算留了下来。尽管他第二次进京并不顺利，一路上跋山涉水，费尽周折，中途还一度遭受拘押，在天津关了将近半年。但有幸的是，在他进京之后却受到了朝廷的礼遇。先是被安排住进了官方招待外国使节的四夷馆，后来又获准在宣武门内建造一座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有种说法，利玛窦在京期间曾受到万历皇帝的召见，但对此有人表示否定，认为皇帝从来没有召见过他，包括和他一起进京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据说有一次，利玛窦和各国使臣一道进宫准备接受召见，但不知何因，皇帝并没有露面，最后众人只好失望地对着皇帝的龙椅行礼了事。尽管对于传教士，皇帝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过对他们赠送的自鸣钟、钢琴和地图倒是颇感兴趣。这可能也是利玛窦获得皇帝好感的原因之一。在他死后，皇帝还赐予利氏一块墓地，以供其安葬。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颇费周章。为了在中国立足，他们往往是以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手段，来达到传教的目的。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的科技文化有了长足的飞跃。由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先进天文学、兵工学、数学、地理学、医学和西洋绘画、音乐等等，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具有很大吸引力。在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人并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利玛窦印行的《山海舆地全图》，首次让中国人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他用铜铁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讲解地球的位置和各星球的轨道，让人耳目一新。与利玛窦一起来京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还奉朝廷之命，帮助修改历法，并绘制了四大洲地图。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的科学文化，促进了中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在天文历法方面，西方传教士所掌握的新的科技文化知识受到中国官方的极大重视。许多传教士，包括汤若望、南怀仁等之所以受到重用，都与精通天文历法有关。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历朝历代都对历法的修订十分重视。所谓历法，国之大典。因为历法不仅与农业密切相关，而且与天道、天象乃至国运不可分割。明代实行的《大统历》推验天象，屡屡出错，多年来修历的呼声不绝于耳。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他们带来的欧洲天文学方法经过推验显然更为先进。因此，崇祯二年（1629年），礼部奏请开局修历，得到批准。在礼部侍郎徐光启的主持下，设局于北京宣武门内，先后聘请多名传教士入局修历。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在这些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汤若望。
徐光启是明末官场开放派的代表。他一向主张向西方学习，并对西方科技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早年跟随利玛窦学习多年，并受洗加入天主教，教名保禄。作为崇祯朝的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他身居高位，但从历史上看，他在中外交流和科技上的贡献却远大于他的官职。他不仅翻译和整理过《几何原本》(前6卷)《泰西水法》《测量法义》《勾股义》等十多部西方科技著作，而且还编撰一部享誉中外的《农政全书》。该书具有很高的价值，与《齐民要术》等书一起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农书”。在修历方面，徐光启也功不可没。他大胆聘用西方传教士，以西法为基础，对旧历进行全面改造，历时六年完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五卷。该书卷帙浩繁，工程浩大，不仅系统全面地译介和引进西方天文学体系，而且采用新的理念、新的计算方法和新的观察测量手段。如，它在计算方法上采用了几何体系，相较于中国传统的数学体系有了质的提升；它还采用了西方较为精确的天文数据和通行的度量单位，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虽然在成书前一年，徐光启已经去世，但经他审定的部分高达一百零五卷，占总卷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功劳显而易见。
从明末的情况看，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已逐步打开局面，并卓有成效。尤其是利玛窦等人通过结交朝廷高官，巩固了自身的地位。在他之后，汤若望等人也受到朝廷的礼遇，并与部分政府高官保持了良好的交往。有学者统计，明末士大夫中秀才以上入教的有三百多人，其中一品官员十四人，进士十人，举人七人；另有皇室成员一百四十人，太监四十人。至于普通民众则人数更多。早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去世时，北京的天主教徒已达四百多人，而全国的教徒人数则达两千人之众。
虽然如此，但反教的风波从未停止，激烈的文化冲突也不断发生。在利玛窦去世六年后，礼部侍郎沈榷，连续三次上疏，发起了对传教士的激烈攻击。他以“散布异端邪说，反对儒学经典”“宣扬天主，而不承认皇上的权威”“秘密结社，图谋不轨”等罪名向朝廷提出指控。这些罪名都上纲上线，大得可怕，任何一条都足以置对手于死地。更可笑的是，他还把信徒手划十字，视为发动叛乱的暗号加以揭露。尽管这些指控证据并不充分，但还是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强烈呼应。南昌三百多名秀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皇帝禁止传教，驱除异端。这股风潮来势凶猛，而此时朝中东林党正在失势，而阉党魏忠贤为了打击东林人士，也与沈榷结成同盟。面对这一局面，徐光启也无能为力。此时他官阶尚低，仅为翰林院检讨。虽然上疏为天主教辩解，但人微言轻。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七月，皇帝下令禁教，逮捕或驱逐教会人士，史称南京教案。
南京教案发生不是偶然的。在这之前，民间已发生大小教案五十余起。这一方面说明，西教在明末传播迅速，另一方面也说明信教和反教的矛盾在不断积累，最终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
南京教案发生后，天主教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传教活动并未停止，而且传教士的境遇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部分传教士甚至继续受到朝廷的礼遇。这也可以看出，明朝廷对洋教的态度还是比较宽松的。到了崇祯年间，情况进一步好转。此时，徐光启升任礼部尚书，授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受到重用。在他主持历局期间，先后起用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入局修历。邓玉函死后，他又奏请朝廷，聘用汤若望、罗雅谷到局任事。传教士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汤若望也正是从这时起逐步脱颖而出。此后他名望日高，成为与利玛窦齐名的明末清初最著名的传教士，向有“利汤”之称。
汤若望出生于德国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知识广博，这为他日后来中国传教提供了便利。
明天启二年（1622年），汤若望受耶稣教会的派遣进入中国。这一年他刚入而立之年。不久，汤若望来到北京，以其数理天算等方面的知识引起朝中人士的关注，此后他被徐光启引入历局。明亡清兴，他继续主持历局工作多年，对明末清初的历法修撰作出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他在明末和清初都受到朝廷重视，而在清朝初年，他受到的恩宠更是史无前例。这也是他后来遭到杨光先和保守派猛烈攻击的原因之一。
公元1644年，即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北京经历了一个极为动荡和混乱的时期。三月，李自成大军围攻北京，传教士一片恐慌，开始陆续撤离，只有汤若望一人仍留守城中。北京传教会会长龙华民在撤离前曾劝说汤若望一块儿离开，但汤若望没有听从。他想尽自己的职责保护教堂和教友。事实上，他真的做到了。面对闯兵烧杀奸淫，不少教民纷纷躲进教堂避难，尤其是一些女教友在他的保护下躲过了一场劫难。对于这些农民起义军，汤若望显然没有好感，他称他们为“强盗”。据他在回忆中说，他曾被带至匪首处，罪名是有人告发教会藏有大量财宝，这是“强盗们”最感兴趣的东西。所幸的是，告发者并未得逞，那个号称“二王爷”的闯兵首领并没有为难他。他称呼汤若望为“大法师”，并把他带入内室，以茶酒款待。从二王爷那里回来后，他的安全便有了保证。一个月后，清军攻入北京，起义军仓皇败退。临走前，他们奉命四下放火，打算烧掉全城。但在大火弥漫之中，唯有天主教堂没有着火，尽管“匪兵”曾七次向教堂投掷火把，但这些火把都自行熄灭了。汤若望把这一奇迹归功于信仰的力量。因为他一直都在向天主祈祷，他还把一些圣牌、圣像投到了房上，以求天主的庇佑。
五月一日，清军进入了这个他们曾经多次围困而无法得手的北京。明朝的文武百官和百姓在饱受起义军的祸害之后，不仅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而且还有不少人出城五里以外跪迎清军。现在，这些明朝的敌人竟像解放者一样受到了欢迎。清军统帅多尔衮入城时，人们更是山呼万岁。
然而，对汤若望来说，麻烦并未过去。满族军队刚进城不久便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北城居民必须在三日之内限期迁出，这当然也包括耶稣教会的教士。
汤若望请求得到恩免。因为一来教堂无法搬走；二来教堂内有许多圣书、圣像以及供研究之用的仪器设备，数量甚大，其中仅欧洲书籍就有三千卷，三天之内根本无法搬迁；此外，汤若望还保存了一大批印制历书的刻板，这些刻板一经移动必致损坏。他来到内阁举行会议的大殿外，向新政府求情。此时大殿前已跪满了人，汤若望也在人群中跪了下来，等待呈递禀帖。不过，人群很快就被驱散了，卫兵们用皮鞭和棍棒抽打他们，把他们从大殿前赶走，只有汤若望被留了下来。之后，一个姓范的大臣走到他的面前，接过他的禀帖，看过之后向他询问了一些情况，然后便让他回去，第二天再来听候批复。
据《汤若望传》记载，他回去不久，便有两个满族官员前来核实情况，发现汤若望所禀俱实。第二天，批复便下来了。一个官员当面向他宣读了公文，不仅准许他继续留住北城，而且还以皇帝的谕令，要求八旗各部谨遵此命，不得滋扰。汤若望拿到公文，如获至宝。当即回到住所，这时糟糕的情况正在发生：一些满人已经占据了教堂，正在进行布置。他们俨然主人，一见汤若望就把他往外赶。可当汤若望亮出上谕时，他们才一个个目瞪口呆，被迫离去。此后，汤若望把那道公文悬于教堂门前，这如同一把上方宝剑，从此无人再敢骚扰了。
汤若望无疑是幸运的，无论是被他称作“强盗”的闯王军队，还是满族的新政权，都没有为难他。然而，他当时并不知道，更大的幸运还在等待着他。
有一种说法是，汤若望与新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始于他的主动报效。为了报答清政府的保护之恩，他向多尔衮进呈了修历建议，并受到多尔衮的重用。而另外一种说法则是，多尔衮主动找到他，请他出山帮助修历。不论哪种说法正确，都与修历有关。
历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新朝的建立能否与天象合一，则是长治久安的标志。满人入关前有自己的历书，但他们的历书科学程度不高，错误较多。建都北京后，钦天监的官员们为了向新政府示好，忙不迭地向摄政王多尔衮进呈改制的明朝历书，但摄政王对此很不满意。因为这部历书舛错百出，既不能上合天象，亦不能下应地事。后来，他听说欧洲人汤若望做过较好的历书，便下令把他找来。
钦天监的官员们当然不想去找汤若望，故意拖延此事。明崇祯年间，钦天监推算不合天行，日食失验，皇帝一怒之下，“欲罪台官”，差点把钦天监的官员给办了。后来，徐光启奏请设局修历，引进西人，钦天监中的旧员逐渐受到冷落，自然是对汤若望等传教士心怀不满。尽管他们拒不执行多尔衮的指令，可是汤若望还是被找来了。当内廷的差官把他领进宫时，他并不知道召他所为何事，及至见到摄政王多尔衮本人后，方知是为了修历之事。于是，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这次会面是他们友好交往的开始。汤若望决定进呈新修的历书，并报效新朝。
汤若望进呈的新修历书是在《崇祯历书》基础上修订的。该书由徐光启和李天经先后主编完成，是明代修历的重要成果，全书一百三十五卷。虽然此书早在崇祯七年（1634年）业已完成，但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才颁诏通行天下，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历书采用西法，不合祖制，致使崇祯帝首鼠两端，犹豫不决，迟迟未予颁行。等到决定颁行时，大明江山气数已尽，因此这本历书并没有真正用过。不过，对于《崇祯历书》，汤若望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曾亲自参与修订，深知这部历书的得失所在。虽然它在某些方面，参用西法，具有新的突破，但由于保守思想的影响，并未真正打破《大统历》的系统框架。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得不削足适履，以迎合旧制，以至于一些先进的西方理念和技术并未运用到位，推验多误。汤若望在向多尔衮进呈这部历书时，也把此书的优劣详细作了报告，并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他还把自己用新法推验出来的本年度八月初一的日食时间和图像进呈，请求派员测验。多尔衮听了很高兴，他把钦天监官员送呈的历书也交与汤若望过目，并请他做出专业评判。第二天，经过检查，汤若望找出该历书存在的七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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