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玮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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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邓小平试读：
卓琳声声泣喊“老爷子”
1997年2月20日清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
这是一个难忘的早晨。守候在国旗基座周围等待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不停地盯着“升旗时间预告牌”——显示“今日升旗时间：7时01分”，并远远眺望天安门城楼正中的门洞。谁也没有料到：今天，他们将是一个重要历史时刻的经历者和目击者。
黎明中，护旗兵出现了，人们从官兵异样的脸上似乎悟出了非同寻常。
脚步沉重，目光沉重，神情沉重。带队警官王金耀早已持惯了的指挥刀在微微发颤。静默中，国旗护卫队官兵迈过金水桥，跨过长安街，依次列队旗杆下。擎旗手刘跃征用力将国旗递给升旗手郭毅红。两人的目光相遇时，彼此都读懂了一个主题：记住这个时刻，为着一代伟人邓小平，我们将要以降半旗的形式来哀悼昨晚21时08分病逝的敬爱的领袖。“敬礼！”中队长王金耀略带沙哑的嗓音在7时零1分准时下达了升旗口令。国歌激越，国旗如往常一样升高、升高、再升高，直至旗杆顶端。“降——半——旗！”突然，一声低沉而又庄重的口令石破天惊般砸在观众们的心里。旗，就在这一瞬间，在万众瞩目中开始缓缓下降。王金耀流泪了，刘跃征流泪了，郭毅红流泪了，在场的所有人员眼睛湿润了。多年了，护旗兵们习惯的是升旗，降半旗难以接受。霎时，哀思、降旗、中外记者频频亮起的镁光灯，凝成了一个悲壮氛围。
此刻，还有一位人们看不到的护旗兵在流泪。他就是亲手摇动降旗设备的老战士刘静。听到“降半旗”的口令后，他正在基座的地下室里一圈一圈地、以逆时针方向缓缓摇动手柄降旗。泪光依稀中，他默默地数1圈、2圈、3圈……40秒后，他一共摇了40圈，准确按《国旗法》要求把国旗降到1/3处（天安门国旗杆30米高，共折算手摇120圈）。庄严、肃穆、悲壮的历史时刻，在他的缓缓摇动中延续、完成。
于是，一个定格的历史画面：1997年2月20日晨天安门首次为邓小平逝世降半旗志哀，迅速走入各报头版和电视新闻中。国旗卫士将永远铭记：2月20日至25日，北京天安门前每天降半旗那一个个难忘的早晨。
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1997年2月，邓小平病危。这一次，境外的媒体没有谁说什么。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的心脏并没有什么厉害的病，他肝脏也好，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后来神经系统不太好。由于帕金森病就影响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后来只能吞咽，也影响他活动。他患帕金森症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差，再后来就是呼吸的问题了。”医学专家吴蔚然说。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邓小平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每天上午10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301医院)。
从他的家到301医院不过10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10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神州第一街”北京长安街，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可是在301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随身医护人员黄琳一直守护在他身边。
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有一阵子，邓小平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吧？”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12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5年之后，黄琳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谁也没有想到，从那以后，邓小平的病情越来越重。邓小平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琳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除夕夜，邓小平的病情虽较重但较为平稳，营养室主任侯生伟和炊事员做了几个菜，煮好了饺子，拿到三楼餐厅，与邓小平身边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一起吃年饭。他们中有将军，也有战士、服务人员。饭桌上，大家发自内心地祝愿：“祝小平同志早日康复！”
除旧迎新之际，警卫战士们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上，上联是“同吃同住同欢乐同在一个空间”，下联是“爱国爱家爱事业共为一个心愿”，横批是“一切为了首长”。这副对联既是警卫战士的心声，也表达了小平身边全体工作人员的心愿。是啊，全国人民也都盼着小平同志的病情逐渐缓解，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2月7日正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默然不语。整座楼一片寂静。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宝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下午５点多，开饭的时间到了，但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未按时来餐厅吃饭。负责膳食的侯生伟等同志得知病房里正在抢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们多么期盼医学奇迹的出现！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
一代伟人邓小平终因在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离开人世。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4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形成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时08分。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王世斌说，“说实在的，就是跟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所以首长去世后，总觉得不相信这个现实。特别是晚上一睡觉的时候，眼睛一闭，总觉得首长还在办公室坐着。首长的音容笑貌老是摆脱不了。”“他的角膜也贡献出来了，遗体也捐作医学研究，最后，骨灰也撒到祖国的大海里去。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装在我们心里。”黄琳说着说着哭起来。邓小平的确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秘书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他们带着他的内衣、外衣、鞋子和袜子，来到一座锅炉房，把这些东西一一投进炉膛。烈火青烟中，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眼泪再次掉下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穿着破了的衣服，谁能相信啊！”
一声噩耗惊人寰，神州如雨洒江天。老人走了，披着世纪的风云，披着历史的烟尘走了。走得那么安详，走得那样从容。
他走了，的确是走了，留在共和国每一寸土地上的是永生！
从“邓先圣”到“邓希贤”
邓小平生前曾多次说过：我不要别人为我写传，不要过分地宣传个人。他平时对别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讲述他的身世。邓小平谢世后，随着大型文献片《邓小平》的播放，人们才对邓小平的家乡与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四川，天府之国，巴蜀之地。广安，是四川东北部丘陵地区的一个古老的城镇，素有“地枕巴山，城环渝水，东岭茶铁之乡，西溪鱼虾之出”的美誉。广安，位于成都以东200公里、重庆以北100公里处，处于渠江中下游，紧依华蓥山麓，境内丘峦纵横，延绵起伏。“广安”这一名称，取“广土安辑”之意，始自公元969年（宋朝开宝二年）设置的广安军。
邓小平旧居位于广安牌坊村。到过邓小平旧居的人，莫不赞赏四川著名老作家马识途1983年秋撰写的那副楹联：“扶大厦之将倾，此处地灵人杰，解危济困，安邦柱国，万民额手寿巨擘；挽狂澜于既倒，斯郡天宝蕴物华，治山秀水，兴工扶农，千载接踵颂广安。”全联短短56字，却概括了邓小平力挽狂澜、安邦柱国的卓越贡献，表达了人民对邓小平的敬爱之情。全联可谓短小精辟，小中见大。
1994年新春佳节之际，邓小平旧居又添一副长达500字的新联。它红底白字，炫眼夺目，与原来的那副短联，一短一长，相得益彰，引得无数游人驻足联前，高唱低吟，赞不绝口。
上联为：“小事宏观，大事微观，成事纵横观，败事主客观，牢树英雄宇宙观。卓与壮哉！深谋善断，日理万机，争朝夕，筹议唯勤。忆往昔峥嵘岁月，旅法留苏，备尝艰险话长征，桂岭打狼，中原逐鹿，淮海缚龙，巴川捉鳖。为解放鸿基，屡建殊勋，抗群魔，扫重灾，竟落得抄家削籍，愁抱初衷勿悔；耿耿兮，积愤萦怀，笃信马列志弥坚。十年浩劫，几度沉浮，不减英雄本色。九州思治，回挽狂澜，净扫红羊甘受命。昭雪顺民情，错冤假案全甄，洗余污，消余悸，废墟拨乱，弘扬务实精神。无那鼙鼓乍喧，仰赖才通韬略，赫赫军威震障陲，还我金瓯。推贤荐智，古崇舜让尧禅；夺位抢班，近斥江欺林篡。高风亮节，彪炳千秋，举世尊称当代伟人。堂堂仪貌，秧秧德音，岱岳登峰天下小。”
下联为：“平时剑气，战时勇气，穷时傲骨气，达时迈豪气，素标俊彦凌霄气。多且好也！灼见真知，身兼数任，辨是非，指挥若定。看今朝锦绣河山，翔鸾集凤，犹记忧欢国永固，农渔包产，厂矿扩权，税盈同课，党政分工。对共和大业，常抒构想，统一国，存两制，已会签复港收澳，喜传夙愿将酬；拳拳者，至诚置腹，早合台澎心更切。廿纪嘉猷，双番增值，倍钦俊彦襟灵。亿户脱贫，振兴华夏，紧催赤骥欲腾骧。律科孚众望，残陋陈规尽破，开自锢，启自封，肃弊纠偏，控占攻尖领域。漫谓特区刚辟，敬蒙斗盖研桑，频频捷报拓琼岛，琢斯玉璞。革故鼎新，外引欧资美技；择优蕴粹，内联私贾公商。裕庶强邦，晖荣百族，环球盛赞亚洲奇迹。奕奕神功，皇皇正道，乾坤转斗泰阶平。”
这副新联是四川省楹联学会会员刘利创作的，用四块云南红松木精雕细刻而成。许多游客排队在此留影，有的细心抄录这副新楹联，更多的则是见物思情，赞颂小平的丰功伟绩。细心的游人会惊奇地发现，这副长联不只气势恢宏，寓意深邃，而且还是一副绝妙的首尾同字名联，上下联的同字相连又正好为“小平”。细细品赏，真是奇妙绝伦，妙趣横生。
邓小平自参加革命外出后，一离70余载，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故居。如今，邓小平故居小有修葺，宅院整洁，朴素无华。当人们来到这里参观时，见物思人，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公元1904年8月22日（光绪三十七年七月十二日），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一个当地人称为“邓家老院子”的普通农家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悄然降生。这个婴儿除有着邓家人惯有的圆鼻头儿这点明显特征外，其宽额圆脸、稀淡眉毛、白晳皮肤、黑亮眼睛等实在与当时隆生的成千上万个婴儿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婴儿就是今后的伟大政治家邓小平。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天才诞生后的第一声啼哭绝不会是一首诗。只因邓小平后来扬名天下，所以他们家的一些亲属和乡邻便传说他出生时曾经出现过什么吉兆，他的女儿邓榕称都是一些无稽的编造。
这一天，成了邓家上下最为喜庆的日子。邓家祖上自明初由江西迁来，其间虽也曾中过进士，封过翰林，但后来家道渐渐中落。到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这辈时，家境已日益零落困窘，除一所住房外，田地不多，岁收很少，而且人丁不旺，子儿稀疏，已是三代单传。有了儿子，邓绍昌喜形于色，焚香祈拜，愿祖宗的在天之灵保佑儿子长大成人，光宗耀祖，重振门庭。按照邓氏家族谱系的字辈，邓绍昌将儿子取名为邓先圣，希望孩子能像先祖那样建功立业，希望儿子能超过先祖成为“贤才”、“人圣”。邓绍昌把重振邓家家业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长子身上。5岁时就送他进私塾发蒙，6岁时送进家乡的初级小学，11岁时送进全县唯一的高等小学堂，15岁时又送进了广安中学。这对当时的邓家而言，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邓绍昌对此始终不渝，最后通过变卖家产，将年仅16岁的爱子送上了万里求学的漫漫征程。
1909年元宵节刚过，不满5岁的邓小平被叫到父亲跟前。邓绍昌严肃地对儿子说：“娃儿，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今天送你去发蒙。从现在起就要发愤读书，好好听先生的训导。”邓小平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的眼神，认真地点了点头。母亲急忙替他换上一件崭新的土蓝布长衫，并端来一盆清水让他净手。父亲点上两只烛、三炷香，敲了四响铜磬，父子虔诚地向神坛上的列祖列宗牌位叩首祈祷后，便离家去塾馆。
邓小平发蒙的私塾，就设在昔日邓翰林的“翰林院”。这是牌坊村当年最显眼的一所大宅第。只是盛时不再，家道中落，这所声名显赫的“翰林院”竟卖给了外姓旁人。私塾之所以设在这所大宅院的一角，固然是因为其院落颇大，堪以利用，但其中大概也蕴含着欲借助邓翰林的福荫，使牌坊村子弟通过念书得仕，重复翰林昔日荣华的企盼！
塾馆正门上悬有一副妙趣横生的楹联：“老夫耄矣无能为只得犹开子曰铺；蒙童懵焉有何识初来且读科书”，横额为“圣道维新”。此联脍炙人口，师爷远近闻名。厅堂正中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红纸楷书竖写大字，两旁分写着“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贤人”的核桃字。父亲牵着小平径直走到神位前，点上带来的香烛，引导小平先向孔夫子行跪拜礼，然后向端坐侧旁的先生两揖三叩头。
私塾先生是位老夫子，这位落第举子温文尔雅，神采奕奕，受拜时说了些“发愤攻读，显亲扬名”的吉庆话，以示向新学生祝福。接着父亲一揖，双手递上一个红纸包说“请先生笑纳”。
拜师礼毕，邓绍昌一旁落座。先生便问小孩的名字，当时对邓先圣的名字表示不满意。他对邓绍昌说，祖师爷孔夫子不过尊为圣人，区区乡间小儿怎敢僭越为“先圣”呢？于是他自作主张，将邓先圣改名为邓希贤。邓绍昌认可了长子的这个学名，然而对他而言，先圣和希贤并无二意，都能表达他望子成龙的愿望。只是邓绍昌和那位今天谁也记不起他的名字的私塾先生，并未料到，他们给这位发蒙幼童所起的名字竟然真的应验了。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今日的邓小平乃当之无愧的圣人、大贤。
当时私塾除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幼学读物外，主要功课就是描红习字。塾师评定蒙童成绩优劣高下，就是看他背诵是否流畅，习字作业则以红笔圈或打“×”来区别。按照私塾的规矩，头天教的课文，第二天就得熟背。如背诵有错漏或不流畅，先生就用戒尺打学生的手板，并罚跪在孔夫子神位前朗读，直到死记硬背清楚方准回家。习字描红，错写或结构不当的就在旁边划一个“×”，写得好的就画一个圈。蒙童互相之间常常以自己所得圈圈的多少来炫耀自夸。
邓小平资质聪颖，悟性好，记忆力强。在先生教读后，他很快就能流利地背诵课文，深得先生的喜爱，常常被先生叫起来为其他同学示范领读。教室里不时传出他那稚嫩然而十分认真的诵读声。对描红习字，他更是一丝不苟，反复临摹练习。他的习字本上的红圈圈总是最多。邓小平的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十分能干，通晓事理。每当看见放学归来的儿子又得到了好些个红圈圈时，她就照例忙不迭地煮上一个鸡蛋以作奖励。
经过私塾写字课的严格训练，邓小平的书法有了良好的基础，直到晚年他的字依然刚劲有力，这可以说是童年时代私塾学习的最大收益。据说，有一年春节，邓家请来一位能写会画的地主写春联。这个人思想反动，便趁机挖苦讽刺参加过进步党的邓绍昌及其家人。淡氏不识字，把春联贴了出去。邓小平回家后见到对联，童怒大发，愤然撕下，自己上街买了几张红纸，重新写了春联贴到门上。这时，他不过是个10岁左右的孩子，字虽写得并不规范，但却写出邓家的志气。望着儿子亲笔写下的大红春联，母亲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以后，她经常用这件事教育邓小平的弟弟妹妹，鼓励他们向大哥学习，要有骨气，要求上进。
邓小平的舅父淡以兴后来回忆当年他和邓小平孩提生活时曾说：“幼年时，我和小平一起上学念书，我太笨，他很聪明，每回考试他都名列前茅。因此，大家都选小平当学生代表，受到老师的表扬。但我姐夫和姐姐对小平要求很严，向老师提出，不要希贤当代表，表扬多了就会骄傲。”
邓小平不满7岁便结束了私塾的学习，进入了协兴乡的北山小学堂，接受新式考试教育。在学习方面他更加勤奋自觉，刻苦认真。当时，从邓家老院子到北山小学堂是一条近两公里的乡间小道。小路高低不平，曲曲弯弯，一遇雨天，路面十分泥泞而溜滑，很不好走。邓小平年龄虽幼，但从不畏难。不管春夏秋冬，他始终风雨无阻。母亲每当看到他浑身湿透，常常心疼地劝他雨天就留在家里自习。可是，到了雨雪天气，邓小平又照旧说服母亲，坚持按时前去学校。在北山小学四载寒暑中，除了一次因病重无法起床外，邓小平从未落过一次课，一直保持全勤。除了那次因病落到第二名外，每次考试他均拔头筹，成为学校中人见人夸的好学生。
1915年，11岁的邓小平离开北山小学堂，顺利地考入了广安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当时设在广安县城内的一个小山坡上。它是一幢两层的小楼，青瓦砖墙木栏，规模不大，每次只招一两个班，每班20人左右。但它却是当时全县二三十万人唯一的一所高等小学，不是成绩拔尖者是难以考进来的。由于学校距牌坊村有10公里之遥，邓小平平常只在周末回家添些日常用品，其余时间在校住读。父母不在身边，邓小平的学习更是全凭自觉了。
在读高小学堂时，班上曾发生过一件轰动全校的奇事，这便是和邓小平要好的同班同学李再标要割肝救母。李再标出身于广安一个富商家庭，是个深受母亲宠爱的孩子。他对母亲十分孝顺，由于不久前其母得了重病，卧床不起，焦急万分。李再标读了不少旧书，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毒害比较深，于是一些古代离奇古怪的行孝故事启发了他。他认为，只要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母亲吃，便会治好母亲的病。为了表示自己尽孝和挽救病重的母亲，他决定割肝救母，幸亏被及时发现阻止，刀子只在胸脯上划了一个口子。
邓小平听说后当即前去探望。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后严肃地对李再标说：“你是有点科学知识的学生，肝子是药物吗？能治好你母亲的病？你割肝还活命吗？既然你母亲很爱你，她又重病在身，如果你割肝而死，你的母亲一定会为你的死而伤心，以致也随你而去，结果是你想治好母亲的病而适得其反。你说呢？”
邓小平这番直率而又入情入理的话说得李再标羞愧无言。见此情形，邓小平又耐心地安慰说：“你也是读新学的学生，要相信科学，今后再不要做这样的蠢事了。你还是先请几天假回家请医生给母亲治治病，好好照顾她老人家，这才是你作为儿子的真正孝心。”李再标醒悟了，听从邓小平的劝导请假回去侍候沉疴在床的母亲。
邓小平相信科学、能言善辩、开导李再标的事受到了普遍赞扬，一直被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师生传为佳话。
于父母，邓小平是十分孝敬的。在少年时，邓小平在家里尽力帮助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扫地、照看弟妹等样样都干。到了养蚕季节，他便成为母亲的得力助手。邓小平家每年都要喂养几发蚕，家里的正堂屋和两间厢房都摆蚕簸。这时候母亲很辛苦，除了繁重的家务外，还要抽时间来照看蚕宝宝，白天忙家务，晚上侍弄蚕子，经常忙到深夜。邓小平年纪虽小，但很懂事，看到母亲如此忙碌，十分心疼，于是放学后径自回家，帮助母亲做些活儿。不是背着背篼去采桑叶，就是帮着添蚕叶、捉小蚕，总是忙个不停。捉小蚕是一件细致的活，一家人经常捉到很晚。入夜了，母亲再三催促邓小平先去睡觉，但是邓小平总是要坚持到最后和母亲、姐姐把所有的活干完了才肯去睡觉，而这时往往已是深夜了。
奔腾不息的渠江水，流转到广安浓洄镇变得宽阔而明净。四川省重点中学广安一中依山傍水。广安一中的前身是广安县立学堂，邓小平曾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中学时光。因此，如今最令这所学校骄傲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就读于这里。
1918年，邓小平考入全县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广安县立中学堂。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邓小平的眼界逐渐打开。特别是在“五四”风潮的击拍下，他不再满足于中学堂里“之乎者也”一类内容的学习，他渴望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企求能掌握一门可以富国强民的实用技术。当时学校开设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课程，邓小平对每一门功课都十分认真，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对时局也很感兴趣，经常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并开始从当时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中思索着，开始寻求着自己的人生道路。
在广安县立中学堂念书时，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传统的封建礼教、迷信和八股文展开了全面的毫不妥协的宣战，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广安城虽然偏僻闭塞，但《新青年》的进步声音也同样激荡着这个小县城的青年学生。列强对中国的欺辱，社会的腐败落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当时广安县立中学堂师生讨论的热点。少年邓小平与同班同学胡伦常常在一起探讨人生，共话抱负，他们立志要做一个“生理上身体上健康活泼，精神上斩去做官发财思想”的新青年。在学堂组织的声势浩大的爱国游行、罢课斗争等活动中，邓小平积极响应，踊跃参加。
在吴玉章的直接倡导与组织下，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很快就蓬勃发展起来。成都和重庆是四川勤工俭学运动的重要基地。与此同时，蔡元培等在法国成立了华法教育会。1918年暑假，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从重庆回来，带来了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并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中断中学学业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法国学习。邓绍昌做出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决定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是在成都受到几年新式教育的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对军阀统治、教会横行不满，希望儿子到欧洲学点真本事，将来能够光耀门庭，报效社会和国家。对于父亲的意见，邓小平当时是十分高兴的，因为这与他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想法是一致的。65年后，邓小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感到中国衰弱，希望它强大起来，我们认为现代化是必由之路，所以我们到西方去求学。
但是，当时他的母亲却竭力反对，她认为邓小平年纪太小，而且从未出过远门，如果到外国去她很不放心。最后，挡不过父子的劝说，还是为邓小平收拾了行装。邓小平的胞弟后来回忆说：“他走的那个情节，我知道，家里都集中啊，欢送他嘛，然后他嘛就很简单地走了。行李，那个时候，四川农村里面出个门，背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就走了。”
1918年下半年，邓小平和他的远房叔叔邓绍圣、同乡胡明德离开广安，来到了重庆。经过考试，邓小平被录取为留法预备学校的自费生。1919年9月中旬，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开学，共招收学生110人。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制为一年，校址设在市中心重庆孔庙内（俗称夫子祠）。当时在孔庙明伦堂前的泮池周围建造了几间简陋的房子作为上课的教室，条件十分艰苦。所有的学生走读，食宿由学生自己解决。学生也是上课就来，下课就走，组织比较松散。
在留法预备学校中，邓小平是颇令人注目的。他是这些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更何况新式教育普及不久，一般学生的年龄都比较大。再加上邓小平矮小结实的身体，充满稚气的圆圆面庞和神态，使得当时的学友对这位年纪很轻的小同学有着相当深刻的印象。60年后，当年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江克明曾回忆说：“邓小平是稍晚才进入这所预备学校的，他那时就显得非常精神，他的话不多，学习非常刻苦认真。”
15岁的邓小平是以高小毕业并经过1年的中学学习的同等学历进入留法预备学校初级班的。主要课程学法语、中文、数学和工业知识这4门，以法语为主，目的是使学生粗通法语并掌握一定的工业基础知识。在初级班的学生中，邓小平的学历不是最低的。然而，广安县城的新式教育水平与重庆相比是有一定差距的，这对邓小平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于是，他从一开始就投入到认真刻苦的学习中去，每天课上认真听讲，课下努力复习，进步很快。
1920年8月27日下午3时，邓小平等84名学生整队出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告别了山城重庆，起航东下……
经过近9天的航行，途经宜昌、汉口、九江，船于9月5日平安到上海，邓小平和同伴们被安排暂住在“名利”大旅社。在等候乘船期间，这些青年学生便在上海游览。一进黄浦江，邓小平看到到处是外国的商船、兵舰，五花八门的外国旗在海风中摇动。在租界地，到处可以看到外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事情。在外滩，公园门口的木牌上赫然书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字样，使他感到莫大的侮辱。
9月11日上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84名学生以及湖南、江苏等几名青年来到黄浦江的法兰西码头，乘上专供旅客登船用的小艇，行驶20分钟，到达杨树浦，登上了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Andre lebom）。上船那天，尽管大雨如注，可这些年轻的学生只盼早日得见世外新的天地。这倾盆大雨，怎敌他们万里求学之雄心？！
年仅16岁的邓小平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故乡，奔向了世界去寻求救国真谛。那时，邓小平脑子里想的，只是外出学点本事，没有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笑言“个子不高的原因”背后
邓小平等所乘坐的“盎特莱蓬”号轮船是当时世界上较大的轮船，船的首尾是容量很大的货舱。邓小平和同伴们以每张100元的票价，取得了乘货舱旅行的资格。在那半明半暗的货舱中，到处堆放着货物，什么设备也没有，邓小平等人就坐卧在简易的双层床铺上。舱内空气非常污浊、闷热，臭虫很多，蚊子也很厉害。很多同学都头晕目眩，呕吐不止，有的哭天叫地，吵嚷着要回去。邓小平由于身体较好，尚能支持，但肠胃也在翻荡，胸中如有硬物堵塞。入夜，海浪更大，船只摇摆也更厉害……
一路上，邓小平和同伴们亲眼看到了世界之广大、壮观，开阔了眼界。行程中，每逢停靠一个码头，他都要上岸观光、猎奇。也目睹了亚洲与非洲广大地区被帝国主义瓜分掳掠、人民遭受奴役剥削的惨景，了解到了人世间存在的种种不平。
1920年10月19日，航程3100多华里，历时39天，邓小平和同伴们终于结束了漫长的旅途，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抵达马赛。
当“盎特莱蓬”号缓缓驶入马赛时，邓小平等中国留学生齐集在甲板上，看到这个法国的重要港口异常繁忙，“出入货物，不知凡几”。再远远望去，城市“街道整洁宽敞，建筑精美牢固”，这是和沿途经过的各大城市所不能相比的。
带着长途旅行的颠簸困苦所造成的身体消耗，带着对新生活的热望和憧憬，邓小平等踏上了他们向往已久的法国土地。华法教育会派人专程迎接这批新到的学生。第二天，《小马赛人报》这样报道：“……他们的年龄在15岁到25岁之间，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身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华法教育会学生处的处长刘先生给他们致了欢迎词。这些年轻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欧洲，特别是来到法国，心情是非常高兴的，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简单的欢迎仪式结束后，顺利通过行李检查，走出海关。稍作休息，邓小平和同伴们又登上了第一班火车，前往“世界花都”巴黎。
经过16个小时的行程，第二天，他们到达了终点——巴黎西郊的哥伦布，来到了一所三层楼的普通法国建筑前。这里是普安特大街39号，是巴黎华法教育会所在地。只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到处是熟悉的面庞和悦耳的乡音。邓小平和同伴们受到聚集在这里的许多勤工俭学生的欢迎，异国相逢使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经过几天的休整，由华法教育会介绍，邓小平和同伴们分别到巴黎附近的一些学校去补习法语，同时等待工作，正式开始了勤工俭学的生活。很快，这些千里迢迢，远涉重洋而来的勤工俭学生，从美好幻想的天堂跌进了残酷现实的地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从1920年下半年起，欧洲开始呈现了一派萧条的景象。法国失业人数剧增，再加上战后法国政府迭加新税，法郎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难，整个法国经济日益凋敝。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着勤工俭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使他们陷入了欲工不能、欲学不得的困境之中。
另外，华法教育会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腐败作风及其对勤工俭学生的漠视态度，也加剧了当时勤工俭学生生活的危机。
于是，勤工俭学生们被迫过着朝不保夕的穷困生活，为图房租便宜，一些学生只能住进巴黎的贫民窟。至于吃的更是可怜。当时华法教育会发给这些失业的学生每天5法郎的生活维持费，这在物价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只能吃点最低廉的食品，经常是白水煮马铃薯。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也面临着生计无着落的威胁。好在作为自费赴法的勤工俭学生，他自己所带的钱还能维持一段生活。为了节省开支，他离开了生活费用昂贵的巴黎。
1920年10月末，邓小平和邓绍圣等约20名同学来到相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卡尔瓦多斯的小城巴约，进入巴约公学学习。巴约公学是一所市立中学，学膳费相对低些。邓小平分配在第六班补习法语。由于一天到晚生活在法国人中间，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和较大的压力，所以经过不长的时间，他的法语水平就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且，经过一段时间，邓小平适应了异域的生活习惯，并开始喜爱上了法式面包。
巴约公学的膳宿费，每月200多个法郎。除每月每需的膳食宿费以外，邓小平尽量节俭。尽管如此，经过一段时间的生活学习支出，他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家里也无力寄钱给他了。到了1921年3月底、4月初，邓小平不得不结束在巴约公学近半年的学习，回到了巴黎西郊哥伦布华法教育会，希望得到一些资助或是找一份工作。
1921年4月2日，他和邓绍圣等11人来到法国南部的克鲁梭城，进入施奈德钢铁厂。这是法国最大的军工厂之一，有2.5万工人，其中有华工1000多人，勤工俭学生100多人，是勤工俭学生比较集中的一个工厂。在邓小平来此之前，陈毅、萧三等都在这里做过工。与邓小平同进或稍后的有赵世炎、李立三、傅钟等。邓小平是作为散工被招进厂的，随即签订了两年的合同。
在钢铁厂做散工是最苦的。首先是学不到任何技术，每天只在车间做杂活，劳动强度很大；其次是早、晚、夜三班轮流倒，“睡眠颠倒、饮食无常，真和机械一样不分早晚昼夜”。邓小平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当轧钢工。轧钢车间的工作就是把高炉里熔融的钢水先铸成钢锭，再轧成钢板。这项工作不需要专业技术培训，但劳动强度极大，而且常有危险。邓小平就是在达40度高温的车间里，在被钢水映红了的热蒸汽中，用长把铁钳挟着数十斤甚至百余斤重的火红炽热的钢材拖着跑，每周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50多个小时，有时还要加夜班。工作一天，汗流浃背，浑身像散架一样，茶饭不思。特别是上夜班，对不满17岁的邓小平来说，更是苦不堪言。
在这个工厂里，中国学生的工资十分微薄，固定工资每天只有12～14个法郎。按法国的规定，不满18岁的只能当学徒工，而学徒工的工资则更为低廉，每天只有10个法郎。后来，邓小平曾这样回忆：“……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在克鲁梭拉红铁，做了近一个月的苦工，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还倒赔了100多法郎。”
如果说身体上的劳累尚能支撑的话，那么法国工头的歧视与凌辱则令邓小平和同伴们无法忍受。每天上工，工头就像影子一样跟在周围，不允许休息。一天，邓小平和几位同伴一起搬运钢板，由于几天来实在太累，搬得稍慢一点，工头就在后面催促。有人回答说：“我们还不习惯做工，力气也小，干不快的。”工头蛮横地找借口将那位同伴解雇了。由于这种原因，做散工的勤工俭学生日少一日，邓小平终于也忍耐不住，和工头吵了起来，于4月23日离开了施奈德钢铁厂。
60年后，邓小平回忆起这段生活时，特别谈到当时“做很重的劳动”。首次勤工俭学的尝试，尽管时间不长，但对久居学堂、第一次踏入社会的邓小平而言，触动很大，获益良多。他不仅对什么是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和产业工人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且开始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一面，亲身体验到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遇。过去心中无限憧憬的这片美丽富饶、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世界，其斑斓色彩逐渐黯然退去。同时，在施奈德钢铁厂，他结识了较年长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
离开施奈德钢铁厂，邓小平又回到了巴黎华法教育会。这期间，他一方面靠从华法教育会每天领取五六法郎的微薄补助维持生活，另一方面他做过许多工作。在饭馆当招待，在火车站或码头运送货物、搬运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搬瓦、扛水泥，以及做清洁工，清扫垃圾等等。不论轻活、重活或脏活、累活，也不论杂工、临时工或清洁工，邓小平碰上什么干什么，哪里有活就到哪里去干，所得收入加上留学补助方可勉强糊口。
这年9月，法国政府决定停止发放给予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这通告一发出，犹如晴天霹雳。10月，邓小平和其他学生一样，已经毫无生活来源，面临生活绝境。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巴黎第10区的运河边上，有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香布朗工厂，正要招收一批工人。于是，邓小平和他的叔叔邓绍圣及其他学生，共105人于10月22日进入这家小小工厂。这份工作，对于走投无路的学生来说，是十分幸运的事。在这间工厂的工作，是做一批为了在美国募集资金的订货。他们用薄纱和绸子作花然后把花缠在一根铁丝上，再贴上一个小标签，上面写着“阵亡将士的遗孀和孤儿作”。虽然这工作工价很低，但可以暂时借此糊口。但是，好景不长，这批活儿两个星期就做完了，邓小平他们只得被工厂解雇。
失业后，四处找寻工作，没有着落的不稳定状况持续了3个多月。日后，邓小平曾不止一次地开玩笑说，我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做工时活太累、吃不饱。
1922年2月，邓小平再次离开巴黎，来到了卢瓦雷省的小城蒙达尼。这里靠近农村，学费和生活费比较低，因而勤工俭学生们常到这里来做工和学习。2月14日，邓小平成为哈金森橡胶厂的一名临时工人，这个工厂是以生产胶鞋和自行车内外胎而颇有名气。由于邓小平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因而被作为不训练工人派到胶鞋车间，他的编号是4088。工作是极其单调乏味的手工劳动：将鞋底、鞋垫及鞋帮放在木模上，然后和里衬贴起来。很快，邓小平就熟悉并很容易地工作起来。与施奈德钢铁厂相比，这里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当然工资也是很微薄的，每小时仅1法郎。
到法国1年多的邓小平已经开始成熟了，能经受住艰苦工作和简朴生活的考验，并以其所积累的经验，处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难题。业余时间，他和法国工人交往聊天，法语水平进一步提高，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还经常和华工、勤工俭学生们谈心，交流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
1922年6月，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筹备和主持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哥伦布森林中的一个小空场上正式成立。少共成立不久，少共成员王若飞、肖朴生、尹宽等来到哈金森橡胶厂做工。王若飞也被分到胶鞋车间，他与邓小平一同工作了两个多月。做工之余，他们经常在一起散步交谈，赵世炎、王若飞等较年长的少共成员给邓小平以极大的影响和帮助。
到了10月底，已经在哈金森橡胶厂工作半年多的邓小平有了一定的积累，于是打算进一所学校学习。经过朋友介绍，他选择了法国东部第戎附近小镇上的夏蒂荣公学。这所学校以前曾接受过一些勤工俭学生，到邓小平来时大都已相继离开。远离同伴们，远离勤工俭学生政治活动中心，到这偏僻的小城生活，无疑使他有几分寂寞。然而，这里便宜的住宿费和较低的学费，对一直在劳碌奔波的邓小平来说十分难得。但终因学费不足，求学未成。
1923年2月初，邓小平回到了蒙达尼，并再次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这一次他只工作了5个星期，到3月7日便离开了。在蒙达尼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于6月中旬回到了巴黎。此时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一个普通的青年团员成长为积极的活跃成员，并进入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工作。
1925年11月，他进入巴黎近郊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厂做工。这时的邓小平已经21岁了，能说较为流利的法语，具有一定的数理知识和大工厂的劳动实践经验。正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在雷诺汽车厂，邓小平成为一名钳工学徒，开始接触到一些图纸和比较简单的工艺技术。几个月后，他成为一名钳工，有了相对较多的收入。这样，他在这里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当时的邓小平一定没想到，自己在几十年后的“文革”最困难时期，被“流放”到江西省南昌市郊新建县拖拉机配件厂参加劳动，又重新成为一名钳工，而且“干起活来还是那样认真、熟练”。
“小钢炮”的大世界
1922年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少年》，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结广大旅欧华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次年2月17日至19日，少共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其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委委员会”。1923年6月，即参加《少年》杂志编辑工作。
1924年2月1日，《少年》改名为《赤光》。与《少年》相比，《赤光》最显著的特点是更着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配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周恩来、李富春、肖朴生、傅钟等都先后参与过《赤光》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邓小平是《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
在《赤光》编辑部，他得到了周恩来等较年长的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指点。同时，耳濡目染使他增长了才干，锻炼了能力，也是在这个岗位上，他以出色的工作得到大家的依赖和尊重。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直接参与革命工作，是他一生革命生涯的开始。
最初，邓小平的工作是负责《赤光》的刻写和印刷。他经常是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那狭小的房间里，周恩来将写好或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小平把它一笔一划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好，再装订起来。事实上，这种正常的工作程序经常被打乱，有时是因为要开会研究问题，或是正在修改稿件的周恩来被各种来访者打断，有时由于工作需要周恩来去德国和比利时活动。但为了能保证每半月出一期，每期12页左右的内容，常常是在开会以后，或各种客人走后，周恩来马上伏案挥笔著文或改稿，而邓小平则等在一旁，改好一篇，刻写一篇。这个仅有5平方米的小屋里，灯光时常彻夜不熄。饿了啃一羊角面包；渴了喝一杯白开水。在这里，他们一同忘我地工作着，度过暮色苍茫的夜晚，迎来薄雾蒙蒙的黎明。
邓小平刻写的字黑大肥圆、工整、隽秀，力透纸背，印刷清晰，装订简雅，大家对此赞不绝口。他常常左手捏着面包，右手操作印刷。一次，周恩来见到他这副模样，指着他脸上的面包屑和油墨痕迹，大笑说：“小邓，小邓！你可真是一位油印博士啊！”自此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喊他“油印博士”。
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小平就在这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邓小平和长他6岁的周恩来十分接近，邓小平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为他坚定的信仰，那对现实问题清晰正确的分析把握和那英姿勃勃、思路敏捷、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风度所深深吸引，从中学到许多东西。60年后，邓小平谈到周恩来时还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下半年，由于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国内急需大批干部，周恩来等即将回国工作。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李俊杰、徐树屏当选为执委会正式委员，聂荣臻、李林、王锡三为候补委员。7月16日，旅欧团第五届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执行委员会的组织和分工，决定由周唯真、邓小平、余增生3人组成书记局，负责旅欧团的日常行政工作。邓小平具体负责抄写油印及财务管理。这次大会不久，7月31日，周恩来从法国启程回国。于是，邓小平等一批年轻的同志补充进入旅欧党团组织，并逐渐成为负责人。
半年后，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参加了1924年12月下旬召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李富春为大会主席团主任，邓小平负责大会监察处工作。
在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赤光》办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文章切中时弊，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华人中影响很大，被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和“旅法华人的明星”。这中间无疑有着邓小平这个“油印博士”的一份功劳。邓小平以手中的蜡版、钢笔作匕首，作投枪，在《赤光》这个阵地上，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着英勇无畏的斗争。
已经成为旅欧团负责人之一的邓小平，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赤光》上。他一面继续从事刻印、装订等具体工作，一面开始负责《赤光》编辑工作，并亲自撰写文章，积极投入到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之中。
在旅欧留学生中，有一个标榜信仰国家主义的政治派别，即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人们习惯称他们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以法国为中心，以《先声》周报为阵地，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为了戳穿国家主义派的欺骗行为，旅欧共产主义者连续发表文章，把国家主义派的卑劣手段公诸于众。邓小平也投入了战斗，他连续撰写了《请看反革命青年党人士之大肆捏造》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两篇文章，以“希贤”的名字分别发表在《赤光》第18期和第21期上。这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并准确判定的邓小平在《赤光》上发表的最早的两篇文章。与《赤光》上其他文章相比，它有着独特的风格：短小、尖锐、泼辣、有力，富有战斗性。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一批批旅欧共产主义者相继回国或到苏联去学习。到1925年，邓小平成为旅欧党团领导人之一。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
1925年上半年，他来到里昂，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这年夏，邓小平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其他同志共同组织领导旅法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浪潮。旅法华人的这场斗争震动了法国，也几乎震动了整个欧洲。法国当局惶恐不安，派出大批警察，四处检查搜索，掀起了一场逮捕和遣返的浪潮。
法国当局的逮捕和镇压，并没有吓倒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认真总结经验，重新组织队伍，以新的斗争策略和方式继续开展斗争。邓小平是1925年这场轰轰烈烈的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反帝斗争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之一。尽管他没有被逮捕和驱逐，但是同样受到了法国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巴黎警察局派出密探监视邓小平等人的住地和聚会的场所，并掌握了一些情况，这使我们今天能够根据法国有关部门的一些档案中的监视跟踪记录来了解邓小平在法国最后一段时间工作斗争情况，为我们了解青年邓小平的革命生涯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历史资料。这恐怕是法国警察当局所不曾想到的。
1925年8月20日，邓小平搬到了比扬古紧挨着雷诺汽车厂的卡斯特雅街3号一家全是中国人居住的旅馆内。这是邓小平在法国生活工作岁月的最后一站。在5号房间，他和傅钟、杨品荪住在一起，共同领导着旅欧党团的工作。当时的法国警察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和邓希贤住在一起的有他的两个同胞，这两个人似乎同他有着共同的政治观点。邓外出时，他们总是陪着他。”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了演说。他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指出，应“团结苏联政府共同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陈箓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
这是邓小平在法国的最后一次活动。4天后——1月7日，邓小平和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20人离开了巴黎，结束了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向着久已向往的“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进发。
就在邓小平等离开巴黎几个小时之后，一批法国警察闯进了卡斯特雅大街3号的旅馆内，直奔邓小平等住过的5号客房。可是，他们只能是扑了个空。他们在房间中发现了“大量的共产党的中、法文宣传小册子，如《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等，以及一些中文和俄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共刊物《前进》”。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两架带钢板和滚筒的油印机及几包印刷纸。警察局在这次搜查后的报告中写道：“这些人似乎感到自己已被怀疑，就仓促出走了。”10天之后，巴黎有关当局签署了驱逐邓小平、傅钟等人出境的命令，并注上“有待通知”的字样。虽然，它永远不会通知到被驱逐者本人了，但作为一种历史资料却一直保存到今天，从而真实地记录了邓小平青年时代在法国的最后足迹。
当年气势汹汹的法国警察当局，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于20年代驱逐的人，50年后竟然以国宾的身份访问了法国，而且受到法国政府和法国人民极其热情而又隆重的欢迎和接待！
苏联于1925年建立了中山劳动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其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1925年底，在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双方共挑选了312名学生准备送往中山大学培训。第一批学生118人于当年11月抵达莫斯科，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超过87%。1926年1月，又有10名在德国学习的国民党员进入中山大学。不久，中共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派遣20名党团员从法国等地赴苏学习，其中有邓希贤、傅钟、李卓然等人。他们先进入东方大学，不久转入新办的中山大学。
邓小平在前往苏联的途中，曾在德国作过一宿停留。据他后来讲，在德国停留时住在一个老工人的家里，受到了德国工人阶级的热情接待。这位老工人把床铺让给他们，自己一家人则睡在地板上。几十年以后，邓小平仍不忘这件事，称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同志式的热情接待。
在法国，邓小平等人是社会最底层的外国劳工和穷学生，是受到法国警方追捕的秘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而到了苏联，他们则一下子变成了受到热烈欢迎的贵客，成为高级共产主义大学的堂堂正正的学员。苏联党和政府也为中山大学的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生活条件，这与邓小平在法国那种居无定所，衣食难保，参加革命活动还被警察监视的情况有了天壤之别。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讨论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自由开展党团活动，心情是放松的，精神是解放的。
邓小平到这所学校之前的几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时间，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确立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深入系统地研究共产主义理论。
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注重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讲授，注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总结。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6天，每天4小时。中山大学的必修课为：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学习方法是教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次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发言。邓小平利用中山大学优越的学习条件专心致志地学习，课堂上认真听讲、思索，课后阅读大量的书籍。在苏联的学习，邓小平较全面、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其他知识，头脑更为充实，信仰愈坚定。为信仰而斗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成了他的天职。
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都经常到中山大学，就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讲演，使学生们受到许多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学校里有一个组，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被称这“理论家小组”的第七组。这个小组里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等。按邓小平的说法，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组。因此，这个班很有名。当时国共合作过程中的恩恩怨怨，曲曲折折，必然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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