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骏飞,黄煜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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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传播研究(总)(第一卷第一辑)试读：
写在卷首
我们研究了什么？——1994年以来中国大陆网络[1]传播领域学术进展与趋势分析[2]杜骏飞[摘要]本研究系基于中国大陆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基础数据库的统计分析，目的在于通过对期刊论文内容、种类、数量、趋势、热点的描述和阐释，定量研究1994年以来中国大陆在网络传播（CMC）领域的学术进展、学科间的相关性、外部因素对学术生产的影响力。研究发现：中国大陆的网络传播领域是一个广泛的学科交叉的领域，不同子学科之间是充满渗透性和互动影响的；网络传播学术领域的进展与业界的技术进步、市场景气呈现同步变化——越是应用性的研究，其学术发展越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数量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规模受到了来自国家权力的“外部因素”的强有力的制约，然而，有关意识形态的制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却引起了较为明显的反弹：制约越是严厉，研究越是趋热；总体分析，中国大陆的网络传播学术发展，蕴含着“初期繁荣——沉淀和停滞——深度化——进一步繁荣”的周期变化。
[关键词]网络传播，学术研究，进展，趋势一、研究背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构筑起的电子空间飞速膨胀，短短十余年间，它已经从精英走向了大众，从单纯的信息技术手段变成了改变人类日常生活的交流表达样式的媒介，从单一的业界影响渗透到公众生活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对此，本研究希望从最近十多年中国大陆网络传播领域的学术论文中梳理出一条发展路线，以展现中国学术研究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宏观环境的互动联系的规律。这里所说的网络传播，系指广泛意义上的计算机中介传播，亦涵盖新型的移动互联及手机媒体。考虑到研究者自身的学科视野，本文将研究旨趣明确地限定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具体而言，本研究力图完成以下描述、分析和阐释任务：从定量的角度总结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关于网络研究成果的内容、发表种类、发表数量、研究趋势、研究热点等基本相关内容；基于本研究所划分的分类标准，发现各个不同领域进展之间所潜在的内在联系和互动性；阐释各种“外部因素”对该特殊学术领域的学术生产所起的作用，论文尤其关注网络社会、网络法规、网络民主政治、网络伦理道德的学术研究发展动态，以及学术界发展的规模与业界发展之间的关系。
本文宏旨大致关乎三个方面：文献计量学，新闻与传播学，知识社会学。作者的研究初衷意在通过有关前两者的实证，阐发有关后者的评判。自然，作为发表论文，其目的仍然首先是对1994年以来网络传播的学术进展作一个总体回顾。
从一般意义上说，文献计量学是采用定量的方法，以各类文献为对象，研究文献信息交流过程中存在的数学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学术界一般认为，从文献计量学在科研评价领域的应用进展来看，前景乐观（叶深溪、许为民，2003），有颇多学者曾就文献计量学在探索文献增长规律中的应用方法作出相关探讨（高俊宽，2005）；基于学术文献在信息时代的剧烈增长，文献学家并有多项工作探讨数据库检索系统环境下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为实现文献计量分析自动化提供依据（董建成，2000）；亦有学者基于网络传播环境，根据当前海量数据库的发展，对基于网络平台的海量数据库对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作用、评价指标的扩展、交叉学科分析等作了实例研究（党亚茹，2004）。
基于这一方法论的背景，近年来，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开展学科发展态势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例如仅仅一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在近十年间，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开展学科发展态势和研究所科研绩效评价的研究分析报告就不少于八项（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2002）。相比较而言，在社会科学尤其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相关的学术评估研究却寥寥可数，据本文作者查询所及，其中较为典型者如：李欣人（2006）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将我国1997～2005年有关传播学的文献量、刊载该专题论文较多的期刊、主要作者作了逐一介绍，并就传播学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许欣（2005）根据文献计量学原理，对我国大陆传播学专著出版数量、主题内容、译著、译著国别、合著率、核心著者、多产出版社等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播学发展十分迅速，传播学方面的论文、专著等科研成果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而且其学术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亦有学者就某一学术期刊的文献递增态势作研究，如张莹、申凡（2004）从《现代传播》在1994～2003年之间的论文发表量来“评估我国十年来的传播学研究”。
另一方面，对于学术发表的承载体，杜骏飞（2007）则从文献计量学的视角探讨了广泛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期刊影响力问题，其基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南京大学）数据库的次级研究（通过与其他学科的比较）较为深入地讨论了本领域的知识传播困境与学科危机。对于新闻传播学科专业期刊影响力的部分质化讨论则见诸李良荣（2003）、郝俊慧（2005）、陈洪海（2004）等人的文章。
此前和嗣后，类似的定量研究还包括：较早发表的戴维民（2003）的对五年间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成果所作的引文分析；徐剑（2005）通过对1998～2003年的CSSCI数据指标的分析，指出了当前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核心作者群；肖燕雄（2006）以CNKI（下详）为数据来源对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1994～2003年间论文的引文分析；段京肃、白云（2007）基于CSSCI所作的对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领域五年间（2000～2004年）的论著作者情况、研究机构以及不同地区发表论文情况的分析；段京肃、任亚肃（2006）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最近的两项类似成果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舆论所“方法与指标工作室”（2007A，2007B）的争鸣文章，亦是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科论文发表和被引用状况所作的分析研究。以上研究大多将题旨集中在学科（或作者群）论文的影响力评估上，而没有就整体学科的学术生产规模作宏观研究和学科间比较分析。
仅就学术生产和学科增长的议题来看，显然，更多的文献学研究大多为主体思辨、质化分析和横断研究，例如廖圣清（1998）对我国1978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朱春阳、张国良（2004）对前一年度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回顾，陈力丹、朱至刚（2005）对前一年度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综述等（这方面的例子较多，不一一列举）。比较而言，运用定量方法研究本学科发展脉络和走势的传播学评估研究仍是寥若晨星，至于就一个学科群、学科平台（例如本文所探讨的横跨多个学科学术生产的“网络传播”）进行文献学与知识社会学定量研究、历时性的纵观研究，则迄今付诸阙如。二、研究设计
基于前文所提及的宏观研究目的，本文希望验证的前提假设如下：（1）网络传播领域作为一个广泛的学科交叉的领域，不同子学科之间是充满渗透性和互动影响的。（2）网络传播领域的学术进展与网络传播的技术进步是正相关的。（3）网络传播学术研究受到“外部因素”的强有力的制约，其中，有关意识形态的制约在其人文研究方面是明显的。（4）越是应用性的研究，越具有学术市场，但与此同时，它又受到市场导向和市场需求的左右。（5）在严肃学术的进展方面，有可能存在一个“初期繁荣——沉淀和停滞——深度化——进一步繁荣”的周期变化。
本研究系利用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所做的次级统计研究，其方法主要为利用检索词在CNKI里搜索需要的内容，经过人工筛选后重建本研究的分类数据库，然后进行具体研究。
CNKI是现阶段国内最强大的文献检索数据系统，其主体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图书全文数据库》、《中国引文数据库》几个子部分。而本研究所获得的基本数据来自其中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8000多种重要期刊，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为主，同时收录部分基础教育、大众科普、大众文化和文艺作品类刊物，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全文文献总量近2000万篇，可以全文检索从1994年至今的绝大部分刊物（大部分刊物回溯至创刊，最早回溯至1915年）”。从覆盖的广度来说，本研究所要用到的信息基本上都可以在其中获得，因而本研究的难点也就落在了如何从浩瀚的信息海洋中找到和本研究相关的内容上。
如果采用“穷举法”找出历年来所有文献并加以筛选，从经济、时间、可行性考虑都不可能完成，而且考虑到要尽量减少在过滤所查找文献过程中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本研究尽可能使用基于“关键字检索”的自动检索方法，辅之以最低限度的人为排除工作来去掉检索结果中不相关的文献，最后获得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关于这一研究方法及其选择的过程，有几点需要说明：
检索方法的选择是一个反复斟酌和多次实验优化考虑的结果：研究者反复尝试，在“篇名”、“摘要”、“主题”、“关键词”这几个检索项中选择一个匹配程度高、检索结果符合研究相关性的好的路径。实验的结果是，按“篇名”检索最能符合研究要求（见表1）。
分类指标确定的难度在于：概念的重合、冲突和本身的模糊性都对最终的分类标准的科学性、正确性造成影响，因此，本研究在开始阶段对整体研究围绕网络传播（理论）、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新闻、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网络法制等19个维度展开，基本上涵盖了关于网络传播的理论研究、应用性研究，涉及专业学术领域和新兴的交叉性研究领域。
最初的分类只是笔者一个经验性的判断，该领域存在不存在有价值的相关的研究，按照方案来设计、搜索和研究，其结果究竟是否可以验证相关预设，仍然是个未知数。检索方法或概念设计得不够科学，最终都会影响到结果的输出，必须通过最后的评估和检验才能形成中肯的评价。
匹配关键字搜索的具体操作程序为：首先进行近十年研究的整体过滤，近十年关键词搜索不到两位数的搜索结果，其关键词被排除；其次，在实验过程中增加一些关键词搜索；最后，建立本研究的元数据库以方便汇总和纠错，按照年来构成。
本表篇幅较大，此处为节选。
操作过程说明：
①检索项：篇名+所列检索词+匹配。全部期刊按照年代后推检索，即2006年＞2005年＞……＞1994年。
②将整个数据拷贝到Excel内，记录关键的信息：篇名、作者、出版时间，最后按照所属类型进行编码。
③人工剔除明显不合格的数据（中小学、少年、技术类之类的关键字过滤）。
④用SPSS完成频数分析。
本研究存在一系列具体路径上的难点，研究者分析了产生数据失真的源头，并且探索了减小失真、提高研究质量的可能对策。
尽管从理论上说，CNKI应该是一个学术性的期刊文献检索系统，但是从实际的检索经验来看，效果远不理想。第一，关键字搜索会出现“概念偏移”的情况，按照标题纳入我们的搜索，但是文章的内容不符合研究要求；第二，内容符合研究要求的文章在检索词中没有反映，也就是说“文题不相符”、“标题文学化”、“多重概念”等特征的论文都难以自动进入我们的考察范围内；第三，CNKI本身对基于“摘要”或者“关键词”等学术规范的把关很不严格，以致检索研究对根本没有文章摘要、关键词的各种文章没有任何过滤效果，所以对机器检索必须辅之以人工剔除过程，但人为因素在把握所谓网络传媒研究的“学术取向”上肯定会带来不同程度的误差；第四，讨论两个问题之间关系的文章，究竟将其归入哪一类研究？或者说一篇文章的标题反映的是一个现象，而文章内容是更深入的分析，通过本方法只能将其归入前者而不是后者（例如《网络传播与立法控制》这篇文章的主题在于法制，而依照本研究的机器操作方法只能归结到“网络传播”研究中，其实文章的重心在后者），这是本研究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最后，网络研究和理工类学科、信息科学等联系紧密，如何从中区分文理属性也是一个难点。
对以上困难，本文所采用的提高数据可靠程度的措施如下：（1）人工筛选过程统一到单一操作者身上，在文章内容匹配、最终应该属于哪种分类中做出统一的判断（尽管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达到的）。（2）尽量扩大可以使用的检索词，在样本的代表性和精度上达到优化平衡。比如说把“网络”进一步替换为“互联网”、“因特网”，联合其他关键词一起检索。（3）在搜索引擎中直接排除理工类、电子信息科学类的内容。（4）后期处理时，陆续排除掉一些没有代表性或者不合研究要求的研究维度。比如对于“网络调查”，就因为相关研究深度不足，本文在最后讨论中将其排除出讨论范围。（5）对主题并列的论文，两边同时计入；在统计时，采用单一操作者模式，以抵消一部分失真，并降低人工筛选的工作量——尤其是在对比分析的时候。如此，从精确性上讲有一定损失，但是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三、数据的宏观结果与基本分析
1.基础数据统计结果与汇总情况
表2是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得到的基本数据，随后所有的分析都在其基础上展开。随后的讨论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方面：数量研究、种类和趋势发展研究及讨论。
2.研究领域扩展趋向研究
从图1可以看出，有关网络传播的研究的总体种类一直处在不断增加状态，但是种类增加的趋势变缓。就研究领域的扩展来看，其增长情况可分成三个阶段：图1 研究领域逐年扩展的趋向图（1）萌芽阶段（1994～1995年）：网络新闻、网络社区、网络教育领域成为网络传播研究的肇始领域。（2）持续发展阶段（1996～2001年）：每年都会有2～3个类型概念及其学术领域涌现。（3）稳定阶段（2002～2006年）：类别增长趋缓，研究领域基本上保持稳定。
新出现的类型的相关研究数量比初期的一些类型的数量起点高，增长也更为迅速。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后起的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对外界背景的反应更为迅捷和强烈。
此外，研究者也注意到，在后期，对于网络社会、网络政治、传播理论、网络法制等学术探讨，走向了综合化、系统化研究，这令人感到，随着网络传播学界研究的深入，学术力量逐步在试图指涉当前主流思想的宏观层面。
从图2可以看出，文章发表的整体数量处于一个上升通道，只是有一个短暂的平台整理期（2002～2003年）。进一步考察这一时间段的各个分指标，我们可以看出这段时间的表现，是网络新闻、网络文学、网络广告等研究维度进展下降，以及其他维度进展加速共同作用的结果。
将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研究的相关走势与此作合并考虑，我们看到，在被称为“互联网的严冬”的2001～2002年，业界的萧条对电子商务这一直接受市场支持的领域给予了更大的打击；相反，电子政务与政府意志而非市场供求直接有关，因此，它恰恰在这个时期萌动和崛起（见图3）。图2 整体文献数量按年代汇总统计示意图图3 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两个特殊领域的学术发展示意图
而观察同时期其他所有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下降趋势，而是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姿态。特别是在随后的关于网络发展的反思热潮中，很多严肃的学术领域反而变得愈加繁荣起来。
图4是“加入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两个因素”与“没有加入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两个因素”拟合后得到的一个直观结果。可以看到，从宏观的学术进步格局来探讨，排除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这两个“非纯学术领域”后，网络传播学术研究的进展曲线总体是平滑的，并不受所谓外部因素的影响。图4 加入与不加入特殊领域：拟合后的分析四、不同研究领域的发展历史与趋势分析
在研究之初，研究者希望能从19个维度统一来考虑，但是在过程中却发现基于检索词搜索的结果，关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这两类概念的跨度不仅远超过学术范围的概念，而且数量太多，以至于在整体对比的过程中湮灭了其他数据可以反映的问题。所以本研究采取了折中的策略，即单独考虑这两个维度的发展情况，而不将其计入宏观学术进展讨论范围。以下为余下17个领域的文献汇总分析（见图5）。图5 17个领域的文献汇总分析
依照各领域学术成果数量所处的范围，将其大致归为三类分别考察：数量最多的领域，处在中间层次的领域，以及剩下的发展数量较少的领域。
1.领跑者：网络新闻、网络教育等传统研究领域
从文章的绝对数量看，网络新闻、网络教育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两个维度起步早，从宏观的政策背景看，也处在有利的位置上，因而在数量上两者处于领跑梯队。但是，尽管绝对数量占优，其发展趋势却有下降的苗头（见图6、图7）。图6 网络教育研究领域的发展及趋势图7 网络新闻研究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可以看出，从2001年之后，这两个传统领域都开始了明显的“振荡”态势，这当然可以用假设五（“初期繁荣——沉淀和停滞——深度化——进一步繁荣”的周期变化）作解释，也可以从宏观背景进行考察。网络教育研究在1999～2003年规模急剧上升，与当时宏观政策要求大力发展网络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与此同理，在2003年以后规模下降，则又完全可能是因为此时网络教育出现了一系列的信用、管理和效果危机，以至于中央政策开始放低宣传调门导致的。而网络新闻领域在2000～2004年进入发展低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从2000年开始，国家对互联网的管理从低度管理进入中度管理时期（李永刚，2006）。以下是同时期一系列相关的政策事件：
●2000年5月9日，中宣部、中央外宣办下发了《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纲要（2000～2002年）》，提出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建设的指导原则和奋斗目标，并确定了首批重点新闻宣传网站。
●2000年8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大力加强我国互联网媒体建设》。文章指出：“面对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快信息传播手段的更新改造，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大力加强互联网媒体建设，加强网上新闻宣传。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要“增加必要的投入，特别是加快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重点网站建设，扩大重点新闻网站的知名度，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国外访问者，抢占这个思想舆论阵地的制高点”。
●2000年12月12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央视国际网、国际在线网、中国日报网、中青网等率先成为获得登载新闻许可的重点新闻网站，国家拨付财政专款予以支持。
以上事件说明，中央政府对互联网的认知日渐清晰，相关管理部门对于网络新闻的发展政策已经完全确立，学术界在这样的气候下，众说纷纭的自由讨论减少，研究的进度放缓。
不过，另一个解释同样有效：如前所述，从宏观的学术进步格局来探讨，网络传播学术研究的进展不受所谓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是从微观上说，同时期“互联网严冬”的来临，仍然会对某些敏感领域发生作用，其中，网络新闻应该是一个典型。中国大陆的网络新闻在当时的主导者是商业网站、门户网站，而不是“新闻网站”（甚至到今天为止，政府主办的新闻网站经过多年发展以后，其影响力仍然没有超越前者），因此，“互联网严冬”引发的商业萧条有可能削弱了学术研究的取向。
2.第二方阵：“中等规模”的学术领域
从数量上看，处在第二方阵的是网络信息管理、网络广告、网络语言文学、网络文化艺术、网络游戏，博客和Web2.0等研究领域。它们的共同点是：较为中性。一部分属于无关意识形态的技术和业务层面的研究，另外一部分则是还不被世人深入了解的领域。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游戏和博客的研究。这两个学术领域起步非常晚，2000年是网络游戏研究的起点，2003年是博客研究的起点，然而，相比其他成熟的研究领域，它们的发展却相当迅速（见图8、图9）。图8 博客研究领域的发展及趋势图9 网络游戏研究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2003年成为博客研究的起点，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博客在中国大陆也是在同一时期开始真正走向大众的，博客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学术研究的突飞猛进。事实上，中国学术界很早就意识到，中国互联网异乎寻常的发展与集聚已久的民意的有效释放最为相关。在传统时代，个人试图向大量公众发言，是处处受阻的。在这种情况下，当传媒以虚假的“民意”来牵引舆论时，公众往往只能被迫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互联网的兴起大大改善了公众公开表达民意时的被动局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专门服务的论坛群落或电子社区风行，在这些地方，言论的尺度也可以比传统媒体的官方标准宽松许多。而到了Web2.0时代，博客的勃兴给了民众更好的、更优越的民意释放的可能，因为它几乎就是完全的自由出版（杜骏飞，2004）。与此同理，我们当然也就可以解释在这个领域里面学术的繁荣与喧嚷了。
关于网络游戏的研究开始于2000年，在2004年之前，论文数量非常少，其主要内容也是从经济视角来分析市场问题。而当2004年“盛大—传奇”成为网游界的传奇之后，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有研究者感叹道，到2004年，“网络游戏在中国从一片空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几十亿元直接产值和几百亿元间接产值的庞大的新兴产业。它不但拯救了中国的.com经济于崩溃边缘，还彻底扭转了电子游戏在中国社会的不公平待遇”（月光软件站，2004）。随着玩家人群的极大扩展，其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也出现了爆发型的膨胀。
更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网络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个“time-lag”之后的同步增加、下降趋势，亦即有一定时间差的跟随性变化（见图10）。对此，我们的解释是，由于网络游戏繁荣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是青少年沉迷于游戏不能自拔的情况普遍出现，引起了管理界、教育界和家长的急切关注，于是学术界对于相关学理及其治理对策的研究同步增长。换言之，网游作为起初与“主义”无涉的娱乐科技产品，并不能引发讨论，只有在其产生社会问题之后，人文社会科学才有用武之地，这应该是其研究论文在实践之后略有延宕的主因。如果这个探索性的研究结果可以成立，那么，我们还可以尝试对更广泛的学术研究领域与生产实践的时期对应关系作同样的推断：人文社会科学对于人文社会性题材的反应通常是直接同步的，而对于非人文社会化（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暂时未展现其人文社会影响的）题材的反应通常是间接同步或延宕的。图10 网络游戏研究与网络心理健康研究的拟合
下面是网络信息管理、网络广告、网络伦理道德、网络语言文学、网络文化艺术等学术领域的进展情况：
网络语言文学、网络文化艺术领域的研究，在进入2001年之后处于停滞和波动阶段，我们的解释是，它们进入了一个盘整和稳定期（见图11、图12）。事实上，相当多的这一类领域由于本身性质较为中性，虽然相比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网络广告这类领域出现得晚，总体数量明显少，但是到了中期，也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而由于这些领域的早期研究大多是介绍性的文章和浅表性的学术研究，因此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自然处在一个学理上的饱和期——这种饱和是相对于学术市场需求而言的，因此也是暂时的。无疑，在经历了盘整和波动之后，当该领域的学术深度有所加强之后，学术成果的数量还会持续走高——这是我们对于其历史和未来趋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图11 网络文化艺术研究领域的发展及趋势图12 网络语言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对于文学艺术，我们可以不从“互联网严冬”这个外在因素来解释，而对于网络广告等商业化的领域，就要回到市场议题来阐释了。在2001～2002年，业界的萧条对于这些应用性学术发展的制约还是很明显的（见图13）。图13 网络广告学术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此外，我们将电子商务和网络广告的内容放在一起对比，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见图14，考虑到电子商务类文献数量众多，下面的比较采用了“相当标准化”的制图，以便就其趋势作比较）。显然，这类与商业利益、市场行为有关的学术研究类型，在趋势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并在一段时间内都与业界走势相关（包括与互联网寒冬期的同步）。图14 电子商务与网络广告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的拟合
比较而言，网络信息管理类的学术文献增长基本上呈现了一个不温不火的过程，数量也比较少（见图15）。一个最可能的解释是：这个领域更加中性，并且不受外部因素（包括意识形态、政府意志和市场走势）影响，只与网络规模和技术进步有关。图15 网络信息管理学术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3.特殊方阵：若干敏感的领域
最后一个方阵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较为敏感的学术领域：（作为宏观研究的）网络传播、网络政治、网络心理研究、网络伦理道德研究、网络媒体。从逻辑上说，这些领域属于较为纯粹的、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它们在总量上也落后于其他领域，但它们还是会受到政治敏感因素的调度或影响。
研究表明，这些领域的发展趋势并不平静，如图16和图17，网络政治研究和网络传媒研究在2005年之后出现了“火箭式”的爆炸性增长。图16 网络政治学术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从原表的检索词一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1）网络、互联网、民主、市民社会等概念，从它们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就承担了某种针对读者的启蒙式任务，并且完成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图17 网络媒体宏观学术领域的发展及趋势（2）如果从图8显示的博客等新型媒体急剧发展的程度来看，反映民意的草根媒体的迅猛发展和社会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网络政治的趣味和网络传媒的变革，不可以被当作两个独立命题，因为媒体不可能游离于社会民主化和自身民主化进程之外。（3）实际上，通过媒体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市民社会或者国家运用传播来推动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民主化——和媒体本身的民主化是紧密相关的议题。（4）学术研究与以上实践旨趣是对应的。换言之，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发展，网络政治学术研究仍然是稳步推进的。
在本研究中，网络媒体研究的学术议题大部分是有关领域的宏观研究。就对上面两者的关系而言，网络媒体研究的趋势与网络政治学术发展有极高的相关度和一致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网络媒体的宏观研究并不只是网络政治，从数据中发现，在2006年的85篇网络传播研究文献中，有10篇涉及的是网络政治问题，而从文献发表的其他议题来看，大部分涉及本单元的所有敏感主题。换言之，关于网络传媒的研究，是在其他有关意识形态批评研究的基础上，走向了更加深入的社会分析和跨学科探讨。
从图18可以看出，网络伦理道德研究起步的时间较以上几个领域要早，在仍然处在互联网严冬的2001～2002年出现了一次飞跃性的增长，在数量上每年都超过了三位数，一直不断地拥有研究热点。此后的发展形势平稳，这一方面与信息管理学术发展原因同理——这个领域也是相对较为中性的（国家—社会的两种势力可以在此找到它们的观点交集）；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其折线依然有两个明显的上升拐点，一个是在2000年中央加强互联网管理的起始处，另一个是在2004年国家对于互联网的高度监控起始处。自然，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具有决定性的：2004～2005年Web2.0的全面兴起，竹影青瞳、木子美等一系列的博客事件不断发生，显然引起了更多的社会伦理讨论。这里，学术发展对应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出现。图18 网络伦理道德学术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互联网法制问题从网络产生之初就纳入了学界讨论的话题，但是从本研究能查询到的结果来看，每年的数量都没有超过20篇，而且每年的波动情况也很大（见图19），说明互联网法制学术研究受到有关政策的影响极大：路还很长，其过程也会很艰辛。图19 网络法制学术领域的发展及趋势
总体来看，以上部分敏感领域的发展显然都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关。在一般的意义上，意识形态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按照政治学的分类，意识形态是指：（1）宗教上的信仰与教条；（2）政治上的思想主张；（3）社会改革运动的理想；（4）对观念思想的研究（蔡文辉，1983）。但是，当它成为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统治的基础，服务于现行的统治。意识形态承担着合法化、社会化、简单化、整合、管理和行为引导等功能（申明民，2002），在这个过程中，学术生产自然也概莫能外。
正如罗杰斯所说，“一项创新可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信仰相容，也有可能不相容……但是，很明显，如果新事物、新方案与现存的东西完全相同或完全协调，那么至少在潜在采纳者看来，就不存在所谓的创新了”。如果我们把学术生产也视为创新，那么，学者的工作无疑也是在与系统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博弈，是在不相容与相容之间的山脊小心翼翼地行进。其中，有些落入了左边的山谷，那是危险的象征着不相容的禁区；有些落入了右边的山谷，那是完全相容的陷阱——因为千篇一律而缺乏创新的研究注定都会被学术市场淘汰的。自然，更多的学者是在边缘上继续攀登，有的甚至以困难为砥砺，视畏途为捷径，作出了更多、更好、更新也更被接受的学术成果。
在前文中，我们谈及，从一些应用层面（包括网络新闻这样的业务层面）来看，国家对互联网监管的高峰期就是这个领域学术的相对萧条期（见图20）。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抽象理论”研究却呈现了不同的景观——学术界对那些微观领域发表意见之不足，产生了代偿效应：网络传播、网络政治、网络心理研究、网络伦理道德研究、网络媒体、网络法制等研究在2005年之后出现的爆炸性增长，也与国家控制的增强同步。图20 中国大陆互联网管理的三个时期示意图（李永刚，2005）
研究者认为，由于这些更为敏感的人文社会科学讨论是非直接对抗性的、理论化的，因此，它们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反而会因得到刺激而加强，这源自学术界传统的对于政策和时事的反思意识。或许，我们还有更为特殊视角的解释——麦克卢汉面对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发展的电视就曾经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麦克卢汉，1992）。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运动的代表，尽管网络作为新的政治参与途径在技术手段上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证实，但是从宏观的旨趣上看，它的确在启发人们参与政治言说方面展现出诱人的图景，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政治学术研究取向在学术生产方面顽强增长的特殊性，似乎也成为其中的一个旁证。五、板块效应：更大的类型同步性
在前文中，我们谈及了不少类别之间的学术研究的同步性，并且从数据上检验了它们的拟合度。例如网络广告与电子商务之间，网络游戏与网络心理之间，网络政治与网络媒体之间等。我们的研究初衷是，从时间序列的维度考察，很多研究类型在数量指标的变化上具有同步性，尽管我们不能将它们完全归结为相关关系（因为它们概念本质上的联系不是必然的，或者说多数情况是人为制造的“概念统一体”与“连锁反应”），但是从趋势图中，我们还是可以探索性地将它们加上具有某种“相关性”的标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进一步的研究假设：也许它们背后真的存在某种同一化的力量，等待我们基于新的数据分析以得到完整的发现。
本着这样的研究旨趣，下面，我们将若干相近领域进一步划分为板块，以描述、解释它们之间的更大规模的类型同步性。
1.经济、市场类实用研究板块
我们研究经济、市场类板块，也包括一部分实用性研究，因此，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广告都可以属于这个板块，其发展情况参见图21。
从图中研究发现，这类概念本身出现得早，总体数量来看占很大的比例，但是受到宏观背景的影响极大，波动情况明显，而各个维度的发展趋势有某种时间上的同步性：整体看图中的累加柱伸缩情况，与其组成的各个维度的伸缩情况基本上一致，也与宏观背景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经济、市场类板块的学术生产而言，它们基于市场景气的联动性是极为明晰的，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图21 经济、市场类板块不同学术领域规模累加柱同步变化图
2.学理化研究板块
第二类是具有明显学理取向的板块，包括政治、传播类、伦理学与社会类研究。这类研究出现得晚，但是短短的时间里就已经成为研究热点。根据我们的前述判断，随着社会发展和形形色色社会问题的出现，它们也会是未来网络研究发展的趋势。
在图22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上一板块的整体累加柱伸缩情况与其组成的各个维度基本上一致的同步情况。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理取向的板块来说，它们可以不遵从市场的指挥，但是内在品质的一致性还是使得它们几乎在其领域内部同步变化（即使如上一节所述，它们的内部还有不少细微的差别）。图22 学理类板块不同学术领域规模累加柱同步变化图
3.大众文化、艺术、语言类研究板块
这类研究较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市场商业利益、意识形态对该领域的影响都很小），进入2000年之后，该研究领域有了较大的发展，随后可以看到其发展逐步走入平稳阶段。它们与信息管理之类准理科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是超文科的（接近于无意识形态争议的领域），因此也是较为中性的，可以不受任何扰动而独立生长。它们的同步性，事实上也就是它们较为一致的独立生长性（见图23）。图23 大众文化、艺术、语言类板块不同学术领域规模累加柱同步变化图
除了以上板块和类型外，需要说明的是，余下的第四类应该是更新兴的领域，包括博客、网络游戏、手机媒体等，但是对于它们，由于媒体和相关研究出现的时间很短，做历史性的回顾价值不大，就没有像上面三个类型那样做一个汇总的图表，有兴趣者可以查找表2相应的具体数据。六、假设检验的结果与进一步的讨论
1.对相关假设的验证结果
本研究显示，网络传播不同子学科的融合变迁是确定的，如假设一所言。不同视角的观察研究都表明，网络传播在大的学科概念中出现了各个学科联系、交叉和综合的趋势，比如网络传播、网络政治、博客、网络伦理道德研究等领域出现的交叉，就是明显的例证。而且，从统计中可以看到，它们都经历了一个爆炸性增长的时期，在随后的发展中，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这两类研究内部，也都明显地出现了交叉和综合的趋势，这种趋势的意义在于：（1）它反映了学者眼界的不断开阔和研究的深入，也是传播学这个学科进一步走向繁荣的标志。（2）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交叉和渗透后，可以组成新的有机的学术整体，本身也能更好推动整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本研究的结果完全印证了我们之前所提出的假设二和假设四：（1）网络传播领域的总体学术进展与网络传播的技术进步、发展规模是相关的。（2）狭义地来看，在国内互联网研究中，经济学关注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新业态，行政学重视以电子政务为内容的政府革新等领域，其中具有实用价值的学术报告不仅出现得早，而且研究受到的限制相对来说少得多，所以与政治类、社会类学术领域的学术生产相比，经济、市场类研究在发展规模、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3）越是应用性的研究，越容易与市场出现同步涨跌的趋向；越是具有商业实用性的研究，越具有学术“市场”；但另一方面，它们的宏观发展又受到市场导向和市场需求的左右，从学术产品数量走向与市场景气程度走向的对应上看，它们是依附性的学术，其独立生长性是微弱的。
而社会环境、政治和公共政策显然也是更为强大的外部因素，正如假设三所预见，网络传播学术的某些方面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在社会科学领域是更明显的：（1）对于网络新闻这种受到高度约束的微观学术领域来说，受到政治和公共政策这种意识形态“外部因素”的制约是最大的，它也是具有较大依附性的领域。（2）对于网络社会科学的一般领域而言，它们更多的是受社会环境这种外部因素所左右，它们在社会提出问题后才会更倾向于解答问题。（3）而在若干敏感的学术领域，例如（作为宏观研究的）网络传播、网络政治、网络心理研究、网络伦理道德研究、网络媒体，它们尽管亦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敏感性，但是由于与网络新闻相比，它们更为抽象，理论争辩更为间接，因此反而呈现出与外部环境的负相关——似乎制约越是激烈，研究越是趋热。这是超出研究预设的一个研究结论。
对于最后一点，笔者认为，这是学术反思传统的延续和知识阶层意见的呈现，是极为有价值的，尽管对其意见呈现的质化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这也在某种程度表明，互联网研究将不再仅仅以工具性的视角纳入研究的范畴，而是正在转换为深入的思考，以形成对中国未来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思考。
此外，假设五提及，在严肃学术的进展方面，存在一个“初期繁荣——沉淀和停滞——深度化——进一步繁荣”的周期变化。本研究显示，至本阶段为止，网络传播领域的研究在前十年中基本处在初级阶段，即介绍、描述、简单分析。而当最初的简单研究的“繁荣期”过后，总体研究数量在许多领域呈现下降和盘整格局。从节点上分析，每逢有技术上的新进步，就会产生学术上的短暂繁荣——由技术分析带来的初期研究也从侧面证实了假设中的基本判断。而从近两年的数据形态和领域间的比较分析来看，我们可以相信，目前的网络传播学术研究，处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一方面数量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研究的质量和理论性均有所加强，个别领域（例如网络社会、网络政治）甚至呈现进入第四阶段的迹象。传播学界曾有学者把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介绍引进阶段、探索发展阶段、创新评价阶段，并认为，在创新评价阶段，中国的传播学学者们对传播学作了大量创新评价研究（李欣人，2005）。但从本研究的数据来估测，似乎至少在网络传播学领域，这个“创新评价”还有待展开。
2.学术生产的社会学观察——一个数学表达
广义来看，互联网的发展在过去的约十年中，经历了重大的科技进步，加快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组与整合，也在人文社会领域强化了一系列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观念革命。这些历史性的变化，显然也刺激了相关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如前所述，网络传播学的学术文献增长与外部因素之间发生了一系列“联系”：（1）和宏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发生强烈的共振；（2）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的约束；（3）受到新技术革命的刺激而产生学术解释的动因；（4）因为在实务层面上有重要市场需求而形成依附性的学术供给。
根据文献计量学原理，文献的增长规律是可以描述的。美国韦斯莱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图书馆学家赖德（Ryder）经调查统计，在1944年提出全美国主要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每16年增加一倍，这实际也是藏书量指数增长规律的一种表述。20世纪60年代，普赖斯和弗拉杜茨、纳里莫夫等人提出用logistic曲线来描述文献增长过程的观点，它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指数型增长曲线，还克服了指数型曲线无限增长的缺点。用指数模型和logistic模型描述文献增长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近似成立的，例如美国科学史和情报学专家雷舍（Resher）提出的文献等级增长模型、高夫曼（Goffman）的传染病模型（纪亮，2005）。
在本研究中，笔者试图说明网络传播学的文献增长与以下外部因素之间存在着多种数学意义上的相关性：一般而言，它与社会文化所提出的对话需求成正比，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约束成反比，与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成正比；但本文定义和阐发的“网络传播”不是普通的学科类别，而是一个学科平台，随着不同学科、子学科内部不同领域属性的变化，以上诸种相关性仍呈现不同的强度，因此，这种数学关系需要有一个数学常数来定义不同学科的境况——笔者认为，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说明本文的探讨具有对其他学科文献增长作推论的扩展可能性。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作者在实证研究中产生的领悟，本文用数学假说模型来描述中国该研究领域文献发展趋势的规律——笔者把它命名为“外部因素模型”，如下：
f（a）代表领域a在t时间的文献发表情况；K代表领域a的内在ta发展规律，也就是每个学科不同的内在属性（根据前述讨论，显然文科、理科以及同一学科内部的不同领域之间，其内在属性都可能是不同的），数学意义表示为一个常系数；A表示学界（Academia）在t时t段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大小（根据前述讨论，大多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会倾向于对已经形成的社会问题作出积极回应；换言之，他们的兴趣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E……（t）本身是T,M个随时间t变化的函数，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硬性”外部环境（Environment）变量，包括技术（Technology）进步、市场需求c（Market）等诸多影响因素；PI是指政治（Politics）、意识形态t（Ideaology）控制等特殊因素的作用，一般来说，它们会在学术领域的某些自由讨论中成为“控制约束”变量。
3.本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存在纯技术方面的不足，在获得原始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方面有待加强，尽管目前的筛选和统计方法已经是我们所能够找到的最为可行的路径。
笔者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仅仅从数量上判断学术研究的价值，是未必充分的。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我们需要开辟另一种（质性的）方法路径，来对本议题做更深入的分析和判断。网络传播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尤其是偏向于应用的某些领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业界情况的反映，并为其所直接影响？在本研究当中，我们只能用一种模糊的同步走势来加以描述，希望能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给出更为精确的数据和拟合分析。[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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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the database of Chinese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 By analyzing and elaborating journal articles'content, variety, quantity, tendency and focus, the study aims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interdisciplinary reference and sociopolitical factors to academic production on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1994.The research discovered that, CMC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are highly interdisciplinary and are demonstrating the mutual influence and penetration of other disciplines.The academic activities develop along with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the industry and market signals.The more applicable the research is, the more it is determined by the market requirement.Quantitatively, the academic research has been highly restricted by the“exterior factor”of national power.Notwithstanding, in the field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tudies, the ideological restriction provoked strong revolt：The higher the pressure is, the vigorous the studies go.In general,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CMC in Mainland China experiences a spiral of“primary prosperity—subsiding and accumulating—in-depth developing—neo-prosperity.”
Keywords：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ogress, trend[1]此课题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网络社会的传播与控制研究”资助，并受学术助理苗国等同学大力协助，谨此鸣谢！[2][作者简介]杜骏飞，现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传播学系主任，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CMCRC）负责人，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首期驻院学者，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CCAC）创始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网络社会的传播与控制研究”主持人、首席专家。专业领域：传播与社会，网络传播，新闻理论，传播研究方法。E-mail：dujunfei@vip.sina.com。论文计算机中介传播：理论与回顾[1]吴筱玫
[摘要]本文尝试提出一个理解计算机中介传播的理论架构，作者以传播模式中的几个变项为本，针对传播者、频道、回馈、受播者、效果等元素，将计算机中介传播研究粗分为三大类：一是结合频道与效果，探讨计算机中介的媒介特质；二是结合传播者与受播者的相互回馈，探究计算机中介下的互动；最后谈概念逐渐聚合的传播者与受播者，也就是计算机中介下的人。
在媒体特质方面，本文从“线索缺乏”与“线索补偿”两个概念出发，介绍去线索之相关理论：社会临场、信息丰富与社会脉络取径，另外提出“电子副语”，诠释线索补偿的效果。在互动层面，本文提出“符号互动论”、“结构行动论”、“关系建构论”，将相关理论纳入这三个领域，包括社会认证与去个体化模式、调适性结构行动理论、社会信息处理取径与超人际互动模式。最后，本文尝试探讨计算机中介下的自我，简单介绍后现代主义观点，并就传播者的“虚拟化身”与“观展表演”现象进行探讨，以个人媒体行动做总结。
[关键词]计算机中介传播，去线索，电子副语，关系传播，虚拟化身，观展表演
计算机中介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CMC）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展至今近30年，中介系统从最初的电子邮件、电子布告栏（Bulletin Board System，简称BBS）、泥巴（Multi-user Dungeon，简称MUD，即多人在线互动游戏），到近期流行的博客（blog，或称“网志”）、实时通讯（Instant Messenger，简称IM），甚至行动手机，可谓当今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令人惊讶的是，自70年代末“去线索取径”以降，CMC并没有发展出太多新的理论，相关研究多以旧有理论延伸，却无法提出更新的观点。因此，要发展出一套架构，分析计算机中介的传播理论，有相当的困难度。
大致而言，如果以“传播”的角度为本，舍去一干社会文化面向的探索，CMC有两大研究路线：一是“现代”观点，目的在寻找通则，建构理论，方法以量化为本，也有质化取向；另一是“后现代”观点，反映在放弃通则、拥抱差异上，方法是清一色的质化，有更多不太缜密的论述。如特克（S.Turkle，1995）所言，科技落实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学者对文化的观察，正可用来解释计算机中介的传播现象，这固然是事实，但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便在于它的“不切实际”（Walther, et al.，2005），相关研究仅止于对个案做现象描述，只有少数长时间、大规模的观察、访谈具有研究意义。相较之下，求通则的理论虽然有诸多缺陷，但稍加修正后，仍具有推论之价值。
本文以传播模式中的几个变项为本，针对传播者、频道、回馈、受播者、效果等元素，将计算机中介研究粗分为三大类：一是结合频道与效果，探讨计算机中介的媒介特质；二是结合传播者与受播者的相互回馈，探究计算机中介下的互动；最后谈概念逐渐聚合的传播者与受播者，也就是计算机中介下的人。一、计算机中介的媒介特质
追溯CMC研究的“始祖”，当属媒介特质研究，或称媒介效果研究，着重探讨“科技”本身，如何影响传播行为，相关理论以“去线索取径”为代表。由于属于早期研究，研究对象多为电子邮件和电子会议（E-conferencing），也有相当数量研究针对电子布告栏及新闻群组（newsgroup）进行。在美国，它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风行于80年代，90年代以后逐渐丧失领导地位；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始于90年代中期，不过采用纯媒介特质取向的研究极少。
笔者曾经指出，媒介特质研究有四大缺点：（1）研究发现不一；（2）忽略时间因素；（3）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结果；（4）假设面对面为人最渴望的传播情境（吴筱玫，2003）。但其实还有另一大问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计算机中介”的情境不断变迁、演化，原本纯文字的情境，已逐渐转移成文字与多媒体讯息并用，研究取向也从人际、组织面向，逐渐转向文本、社会与文化。植基于特定时空的媒介形态与特质，自然无法满足新的研究需求。
但是反过来想，也就是因为媒介特质仍不断演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媒介”依然是CMC研究中的重要变项，因此我们仍需对相关理论有所理解。大致而言，媒介特质研究重视“线索”，笔者依早期研究发现与近期科技的发展，将之粗分为“线索缺乏论”与“线索补偿论”。
1.线索缺乏论
电子邮件、电子布告栏、电子会议等科技出现后不久，学者便开始为这些新兴的电讯传播科技，提出可行的研究模式，这其中又以“社会临场理论”、“信息丰富理论”、“社会脉络取径”最为人熟知，库尔南与马蔻斯（Culnan＆Markus，1987）将它们通称为“线索滤除取径”或“去线索取径”（Cues-filtered-out Approach）。
去线索的共同假设是：（1）科技中介后的传播将面对面互动中的许多线索给滤除掉了；（2）不同媒介会滤除不同线索；（3）用计算机中介取代面对面沟通，改变了传播原有的变项，这意味着媒介的结构与频宽（bandwith）将改变讯息本质，以及我们对讯息的解释（Culnan＆Markus，1987）。基本上这个理论相信，如果缺乏实体的近距离呈现，某些传播功能就无法完成。
去线索是一个比较级的字眼，指的是和面对面（face-to-face，简称FTF）比较起来，计算机中介少了些传播线索，因此这样的研究，几乎都是拿计算机中介传播与面对面传播相比较，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以实验法居多。（1）社会临场理论。
以舒特（J.Short）为首的三名学者，在其1976年所出版的新书《电讯传播的社会心理学》（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elecommunications）
中，首度以“社会临场”的概念，诠释中介沟通与面对面沟通的差异，即所谓的社会临场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舒特等人认为，媒介的信息传递能力，除了靠文字这样的语文线索之外，还取决于一些非语文线索，像表情、脸的方向、手势、姿势、穿着等等。非语文线索愈齐全，社会临场感愈高，反之则愈低（Short, et al.，1976）。随后莱斯（R.E.Rice）、席尔兹（S.R.Hiltz）等人将此理论应用至计算机中介情境，将媒介区分为“高度社会临场感”和“低度社会临场感”，以媒介的个人化/非个人化、社交/非社交、冷/热、敏感/不敏感等程度来判定。他们假设：面对面传播时，所有的线索都很齐全，社会临场程度最高，而计算机中介传播由于缺乏非语文回馈，因此社会临场感低，沟通会受到影响（Rice＆Case，1983；Hiltz, et al.，1978）。
沟通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学者以为，当一个媒介传递符码的管道比较少时，媒介使用者（即传播者）比较不会注意到其他参与者的存在，又由于非语文符码挟带着关系讯息，因此计算机中介后的文字讯息会变得更为“非人性”，而使得计算机中介传播变得“非情绪化”与“低度社会化”（Walther＆Burgoon，1992）。此外，学者也相信，传播者在不同的情境下，会依临场感的需要程度来选择媒介。如果参与传播的人彼此间需要沟通，则媒介的社会临场感要高；如果只是单纯的信息交换，低度临场感的媒介就可以了（Rice＆Case，1983）。
社会临场理论提出得早，应用的人多，批评的声浪也大，最常听到的是这类研究太过“任务导向”、“人情味不足”（Culnan＆Markus，1987；Hiltz, et al.，1987；Steinfield，1986；Rice，1984）。但其实还是有它的价值，莱斯（1993）便采纳社会临场的假设，发展出“媒介适用性”的观点，相信传播者只要遵照媒介特性选择媒介，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传播效果。由于这样的选择被视为符合传播者认知且客观、理性，目的在于让媒介配合任务的需要，以达到某种效率，因此这样的模式被概称为“理性选择模式”（Fulk, et al.，1990）。（2）信息丰富理论。
信息丰富理论（Information Richness Theory）最早由戴夫特与蓝杰尔（Daft＆Legel，1986；1984）提出，思考逻辑和社会临场理论相同，只是更为任务导向，也是理性选择模式的一种。戴、蓝二人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研究媒介选择的过程，他们相信，人们选择媒介，会根据任务需要，再依媒介的信息丰富度加以选择。这取决于以下四点：回馈的方便性、线索的多元性、来源的私密性，以及语言的自然程度。
戴、蓝二人将六种不同媒介加以分析，研究它们的信息丰富度，结果发现信息丰富的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亲身接触、电话、电子邮件、私人信件或备忘录、正式文件、计算机印件。为了方便区隔，他们将这些媒介划分为富媒（rich media）与贫媒（lean media），信息愈丰富的媒介，愈能保留传播关系。虽然如此，戴、蓝二人却提出，媒介信息愈丰富，通常成本也愈高，所以在例行事务或是单纯的传播任务上，贫媒远比富媒更适合（Schmitz＆Fulk，1991；Trevino, et al.，1987）。
信息丰富理论主要应用在组织管理与信息系统设计层面，通常是任务导向，社会人文层面的应用并不广泛。莱斯（1993）认为，和社会临场理论比较起来，信息丰富理论更难套用在真实的传播情境上。（3）社会脉络取径。
社会临场理论点出非语文线索的流失，将影响传播的表现，因此选择媒介时应考虑它的适用性，但实际情境不见得如此简单，选择媒介牵扯了许多的社会及脉络因素，诸如个人态度、评量和具影响力者的行为等（Fulk, et al.，1990）。基于这样的认知，研究者开始把研究焦点从单纯的非语文线索转向脉络线索，以补充社会临场理论之不足，学者将此派通称为社会脉络取径（Social Context Approach），亦称“缺乏社会脉络线索”（lack of social context cues）假设，主要研究者包括纪诗乐（S.Kiesler）、史普劳（L.Sproull）、席杰尔（J.Siegel）等人。
主张社会脉络取径的人，视脉络线索的存在与否，为面对面和计算机中介传播中一个重大的分野。这些脉络因素可能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不是非语文线索流失的后果，但计算机的确在其间发挥了“中介”的效用。史普劳与纪诗乐（Sproull＆Kiesler，1991；1986）将社会脉络粗分为三种：传播者彼此的实体距离；传播成员彼此的组织地位；情境因素，包括传播者的个人特质、传播者的相互关系、传播主题、传播情境的规范等等。
学者们认为，社会脉络的情境愈强，传播者所受到的规范就愈多。由于面对面沟通可以借由近距离感、外在事物、实体装饰、个人仪表，以及一连串非语文动作加以传达（Dubrovsky, et al.，1991；Siegel, et al.，1986；Sproull＆Kiesler，1986），等于提供了最完整的脉络线索，因此传播者受到实体空间的规范也多。相对地，计算机中介缺乏这样的线索，参与者人人平等，传播者不再受实体规范约束，使原本不敢说话的人，在受到匿名性（anonymity）的保护下，行为变得大胆（Siegel, et al.，1986；Sproull＆Kiesler，1986；Kiesler, et al.，1984；Hiltz＆Turoff，1978）。夏皮诺与安德森（Shapiro＆Anderson，1985）指出，计算机中介下的文本多为文字讯息，而文字写作缺乏上述脉络线索，这使得计算机中介后的幽默、讽刺、尖酸刻薄、智慧等，往往被曲解。在这样的情境下，传播会变得亢奋、无法克制，因而有激烈论战产生。（4）去线索之研究发现。
去线索取径主要应用在两个领域，其一是组织传播，不论是社会临场或信息丰富理论，都采取任务导向，教导人应如何选择媒介，如何增进工作效率，是典型的媒介效果研究（Walther, et al.，2005）。虽然文献很多，但对研究人文传播者意义不大。另一个则是人际传播，强调人的心理、态度与行为如何受到计算机中介的影响，主要以社会脉络取径为主。在我国台湾地区，这是比较热门、受欢迎的研究取径。
综合去线索的说法，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人们所认知的计算机具有以下特质：①讯息以文字为主，缺乏非语文甚至语文的回馈（Kiesler, et al.，1985；Kiesler, et al.，1984）；②频宽狭窄，社会临场感少，缺乏社会讯息的交换（Rice＆Love，1987；Kiesler, et al.，1984）；③传播者利用计算机沟通的时候，注意力多半放在讯息之上，反而比较不注意正在沟通的人（Kiesler, et al.，1985）；④基于异步传播的特性，传播者的传播过程并不受时间与空间的束缚（Black, Levin, Mehan＆Quinn，1983）；⑤计算机中介传播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社会规范，因此在使用上缺乏标准与伦常（Kiesler, et al.，1985；Shapiro＆Anderson，1985）。
根据上述论点，线索缺乏论者于是认定：基于缺少非语文回馈、社会角色与地位等线索，计算机中介的传播者将在“匿名性”与“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的感觉脉络下沟通（Kesler, et al.，1985），而异步传播的特性，也使得“传播者愈益被动，降低其主导、参与传播过程的责任感”（Sherblom，1988：41）。
匿名与去人性化的结果，使去线索研究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假设：计算机中介传播同时鼓吹保守行为（inhibited behavior）与放任行为（uninhibited behavior）。一方面，缺乏非语文和社会脉络线索，使得社会临场感降低，社会讯息的交换较少，结果传播内容变得很正式、不够自动自发、缺乏社会情绪，而且非常保守（Rice＆Love，1987）；另一方面，匿名性、去人性化、缺乏社会临场感，再加上还没有发展出一套具有共识的行为准则，将使得社会控制力较小，导致传播内容难以控制，内容情绪化，充斥着放任行为（Kiesler, et al.，1985；Rice＆Love，1987）。
这些假设分别获得研究支持。一方面，学者发现计算机中介的讨论比较正式，缺乏自发性，因此有较为保守的传播行为；另一方面，由社会匿名性所引发的去人性化，的确在计算机中介的情境中鼓吹了放任行为（Kesler, et al.，1985）。研究证实，计算机中介情境缺乏社会控制，使团体的决定很难有效达成，由于没有领导阶级，“一个团体可以忽略社会规范、标准、前例，造成抉择的转移与更多的放任的行径”（Kiesler, et al.，1984：1130）。另一项内容分析研究则显示，计算机中介讯息中有“为数可观”（约三分之一）的社会情绪内容，而且当传播者是参与者、主动使用者或长期使用者时，讯息内容将有较多的社会情绪（Rice＆Love，1987）。（5）网络战火研究。
一个与放任行为相似的研究，就是所谓的“战火”（flaming），泛指计算机中介文本中所充斥的激烈论战现象（Millard，1997；Phillips，1996）。战火是计算机中介下的一种修辞设计，几个世纪以来，像战火这样的语言暴力，被视为沟通与论辩的大忌，不过网络上没有这样的忌讳，卫道人士的努力呼吁，只会让战火更为弥漫。有些学者对战火持正面态度，米拉德（Millard，1997）便认为，战火不是一个抓狂的举动，反而是一个具有生产力的诠释工具。
战火的实证研究不多，不过却有许多颇为创新的论述将战火的成因归于四点，前两点与去线索取径的假设有关，后两点则与计算机中介下的群体感有关：①计算机中介的匿名性，使传播者感受到的社会控制较低，而容易有放任行为（Millard，1997）；②计算机中介传播者多使用化名，使真实人格不彰显；人与讯息有效分开的结果是，人们对火爆内容的容忍度较高（Millard，1997）；③计算机中介情境下，同一讯息被一大群看不见的人阅读，总有人的意见与自己相近或相左，这种广大的群体效应，免除个人因单一举动而受到责备的压力，传播者变得更为敢言。同样地，不同立场的人畅所欲言的结果是，更容易产生讯息符码的对立，最终导致彼此互相攻讦；④同上，计算机中介鼓吹了新形态的社会阅读：一大群人同步或异步地参与在阅读活动之中，对一堆混杂的文本进行解读。混杂的论述本质是造成紧张的源泉，而战火便是这种紧张关系下的结果（Connery，1997）。
2.线索补偿论
去线索取径强调线索被滤除后，对人际传播行为造成的影响，相信线索存在的绝对性，一旦非语文线索流失，某些传播功能就不能呈现。不过中介传播另有一派论点，用比较相对的看法对待线索，认为传播者对非语文线索可以漠不关心，把所有注意力放在既有线索之上。或者说，这些非语文线索应有的传播功能，可以被别的方式取代。威廉斯（Williams，1977）对电话所做的研究便发现，当某些线索的频道被媒介滤除掉以后，传播者会倾向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没有被滤除的频道上，并将额外线索推介到这些频道之中，这种现象被称为“线索补偿”（Cues Compensation）。
计算机中介有明显的线索补偿情形，使用者可以利用键盘，克服计算机中无法传递非语文线索的限制。这使得计算机中介下所传递的信息，本质上和其他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一种特殊的传播形式（Shaw，1997；Sproull＆Kiesler，1991；1986；Yates，1982）。可惜的是，相较于去线索取径，线索补偿只有一些零星研究，缺乏缜密有力的理论，因此无法在计算机中介研究中进行较大的篇幅论述。（1）电子副语。
最常用来“补偿”非语文线索的方法，就是采用一些特殊的图形、语言或符号，笔者统称其为电子副语（electronic paralanguage）。在计算机中介情境中，传播者使用副语的情况极其普遍，更是他们的乐趣之一，因此，副语的研究很有必要。
副语的概念最早由爱斯特罗芙（J.F.Asteroff）提出，在其博士论文中，他将副语定义为有别于一般文法构句的语言特征。不同的传播系统，会衍生出不一样的讯息脉络，经由这个脉络化的过程，副语的使用可以为讯息增添更多的意义。一开始，副语被用来传达情绪，爱斯特罗芙在检视电子邮件档案后便发现，电子副语以非常一致的形式存在于邮件之中（Asteroff，1987）。不过随着时间推进，副语俨然形成一种文化，使用副语不见得为了传递情绪，而是单纯地希望讯息有些变化，或是赶流行，或是享受创造语言的乐趣。久而久之，副语不再只是副语，它变成了语言的一部分。
根据特纳（Turner，1988）的观点，常见的副语用法主要有四种：①简写，例如GF指的是“女友”，BTW指“by the way”；②谐音，像KCL是“去死啦”，AV8D表示“everybody”；③转喻，如江西为“干！”，小白是“白目的人”；④图形，也就是利用各种文字、标点符号的组合绘出笑脸、哭泣等各种感觉图形，像凸＾_＾凸为“shit！”，＾_＾｜｜｜是“好尴尬”（林玉婷，2006；吴筱玫，2003）。这些副语刚开始都是由少数人创造的，经过不断地转用，最终成了使用者彼此间的共识。最近流行的3Q得Orz（感激得五体投地），正是简写、谐音外加象形的副语组合。另外还有一种特殊形式，是由科技促成的，当传播者想要抒发自己的情绪，却又不希望某些“外人”看懂时，会利用网络自动编码转换功能，把昵称由中文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如日文），想要了解这段文字的人，必须懂得译码，才能理解昵称的含义。这种被转了码的文字，也可算是副语的一种应用。副语是对语言的解构，人们可以随性创造、借用与拼贴，这是典型的后现代文化现象。（2）科技推介。
另一方面，新科技本身也是一种线索补偿的产物，而这种补偿带有某种后果。以实时通讯软件MSN Messenger（简称MSN）为例，为了提供使用者更多可用资源，新的功能被创造出来，从内建的表情符号、自订的表情符号，到提供使用者利用“忙碌”、“外出用餐”、“显示为离线”等状态控制其在线沟通。科技不断推介新的线索，原希望补充纯文字线索的不足，但在匿名性的运作下，传播者得以“玩弄”自己的符号或状态，这又反射了另一种后现代文化，而造就这种效果的，除了传播者之外，还包括基于计算机中介的媒介特质。二、计算机中介下的“互动”
在传统人际传播领域中，互动一直是一个比较难研究的课题，因为人际沟通多用口语，口语稍纵即逝，相较之下，计算机中介传播大多以文字进行，留下可观的文本，在研究上较为容易。然而，受到科技特性不断变迁的影响，计算机中介下传播者的互动，样貌远比想象的复杂。
柏古恩等人（Burgoon, et al.，2000）曾提出一个分析架构，涵盖所有可能的中介互动情境：（1）互动性，即参与一方之讯息，是否为另一方前一讯息之延续；（2）参与，表示参与者为主动参与，而非被动的观察者或潜伏者；（3）中介性，表示中介传播或面对面互动；（4）同步性，表示实时的或延迟的讯息交换；（5）接近性，即实体距离或其他空间分布；（6）丰富性，即线索的完整程度；（7）认证，即参与者为匿名、化名或具名；（8）并行与否，即讯息之呈现是否允许同时并进，还是须一个接着一个；（9）拟人程度，即计算机接口与人际呈现之相似度。这个架构大致交代了影响传播过程的中介因素，搭配传播者的个人特质、使用动机与沟通策略，可以精确描述计算机中介传播下的互动样貌。
不过，柏古恩等人的架构太过复杂，不利于研究操作，因此与互动相关的研究，焦点仍是传播者如何看待、处理文字或多媒体讯息，对某个人或某个团体进行印象管理，进而与此人或此团体建构计算机中介下的关系。这类研究主要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直到今天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1.符号互动论
CMC研究纳入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企图，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Trevino, et al.，1987），不过并没有获得广泛重视，毕竟符号互动并非量化理论，用量化的方法操作，怎么看怎么奇怪。
符号互动论最早由米德（G.H.Mead，1934）提出，视社会为一个动态的符号网络，而心灵、自我与社会之间，乃经由不断互动与沟通，产制、共享符号的含义。因此，个人对他人行为的反应，并不是直觉作用，而是经过思考和诠释，将他人行为之意义符码化后，再决定其动作的。经由这种“刺激—诠释—反应”之循环，人际互动才算是一种有意义的互动。
符号的产生源自复杂的时间与空间情境，一旦约定俗成，便对我们处理世界上的事物提供了有力的代号与速记方式，透过这样的沟通，个人可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此行为将引起的反应。米德以为，自我具有反省能力，可以跳脱自己的立场，扮演他人角色，以旁观者看待自己，是人类特殊的能力。当他人的可能反应被不断内化到自己的意识中，心灵就成了自我与他人的共构，因此我们可以说，心灵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在人际脉络中成长。
什么是有意义的互动？布鲁默（Blumer，1969）提出三项假设：（1）人对事物所采取之行动，是以该事物对个人之意义为基础的；（2）这个事物的意义源自个人与其同伴的互动，而不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3）当个体应付其所遇到的事物时，会透过自我的诠释，运用和修改这些意义，因此个体行动除了植基于对他人的观察之外，也涉及对自我目标所做的内在控制过程。
早年计算机中介系统多为一对一的人际形式（如电子邮件）、多对多的布告栏形式，或是一对多的出版形式（如全球信息网），符号互动论都很难应用。这几年，点对点（peer-to-peer，简称P2P）与实时通讯系统兴起，个人同时置身于人际与小团体之中，形成一个小的社会网络，符号互动论也有了明确的位置。在MSN中，传播者经由昵称、符号、状态等机制与他人沟通，受播者接收讯息后，经由意义的诠释做出响应（林玉婷，2006）。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状态的操弄：甲明明在线，却“显示为离线”，表示他希望别人认为他不在线，对他来说，“显示为离线”可以让他不受干扰（事物对个人之意义）；乙跟甲很熟，根据经验法则，知道甲“显示为离线”时，一定在线，于是传讯息给甲，此时对甲、乙来说，“显示为离线”的意义并非真的“离线”（事物本身），而是“在线”（互动下的意义）；甲可能选择响应乙，免得让乙认为自己故意不理他（扮演他人角色），或者相应不理，装作真的不在线（自我目标控制）。在此范例中，状态作为一个事物，其意义取决于甲、乙双方之诠释与互动，而不是状态本身在字面上的定义。
2.结构行动论
另一支重要的CMC理论，乃强调团体规范与人际互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计算机中介情境中，除了双向电子邮件或一些私人交谈之外，很少是一对一的沟通，而是一大群人的同步或异步集结，此时传播者如何与他人互动，常会受到团体动力的影响，笔者将此统称为结构行动论，主要理论包括“社会认证与去个体化模式”与“调适性结构行动理论”。（1）社会认证与去个体化模式。
社会认证与去个体化模式（Social Identification/Deindividuation Model，简称SIDE）源自社会认同与自我分类理论（Social Identity/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目的在于研究团体行为。李与史比尔斯（Lea＆Spears，1995；1992）以这个理论为本，加入计算机中介下的“去个体化”情境（也就是看不到对方的身体），进而模塑出SIDE模式。
SIDE原始假设为：每个人都有多层次的自我，至于哪一个面向的自我会凸显，则视情境的需要。例如，电子邮件中的签名文件，便常被拿来做个人化的创作，或者是名人的话，又或者是简单的图像。传播者在决定用签名档时，总会考虑用什么讯息才能呼应对方，因此常会对不同对象使用不同的签名档（Barnes，2003）。SIDE主张，由于计算机中介情境下缺乏像面貌、互动行为之类的个人线索，任何可能出现的社会脉络线索将被赋予更重要的分量。在这样的前提下，语言、文字和情境脉络，成了传播者建构对方刻板印象的依据（Spears＆Lea，1992）。
要了解SIDE，一个浅显的例子是BBS上的讨论版。以“恨版”为例，发言的目的在宣泄愤恨的情绪，没有人会把浪漫的爱情故事贴上这个版，因为大家来到这个版，就受到“恨”字的规范，万一有个“白目的人”写些不相关的事，不是讯息被版主删掉，就是被群起而攻之。每个人上站都有代号或昵称，这个代号或昵称便成为传播者上站后的“在线身份”，他会根据版的需要，选择某一个层次的自我在版上出现，而其他人也是根据这个层次的自我，对发言者留下所谓的刻板印象。
SIDE关注团体规范的运作对人际互动所造成的影响，学者们相信，当计算机中介传播缺乏身体等视觉线索时，个人身份难以凸显，此时在匿名性作用下，反而让传播者倾向依照团体规范行动，进而巩固团体认同（Postmes, et al.，2000；1999；1998）。相反地，如视讯会议这样的情况，个人身体线索出现，将提醒传播者在线沟通对象为个人而非团体，团体认同的效果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Lea, et al.，2001；Lea＆Spears，1995）。
事实上，即便没有身体线索，团体成员还是可以刻意保留个人化的线索，影响团体规范与认同。每名传播者都会对团体成员进行印象管理，利用有限的社会线索，区隔团体成员，因而有“内团体”与“外团体”之分。通常，内团体者希望得到认同，外团体者则希望免于惩罚，或有些时候，干脆扬言自己为外团体的身份（Tanis＆Postmes，2003；Douglas＆McGarty，2001）。在互动过程中，传播参与者认定对方具有和自己相同的社会特质，就会把他们视为自己人，也就是得到“团体认同”，而这些人的行为，很容易就被诠释为团体伦常的一环；如果某个参与者的个别特质太明显，其他参与者只会当他是“个人身份”，缺乏团体性格，相对地，他的文字论述或副语也会被视为异类（Postmes, et al.，1998；Lea＆Spears，1995；Spears＆Lea，1992）。
身份辨识，则是印象管理的首要步骤。先从昵称、电子邮件之地址，以及所在区域判定，更多时候，则是依成员所使用的语言、修辞发展刻板印象（Douglas＆McGarty，2001；Phillips，1996）。研究显示，团体的本质与成员的“可辨识性”，将影响网络战火的程度，这也是为什么计算机中介下的战火并不如去线索假设下的普遍，有些团体的确战火弥漫，但有些团体就是没有战火（Douglas＆McGarty，2001；Lea, et al.，1992）。（2）调适性结构行动理论。
相较于SIDE强调团体行为差异，调适性结构行动理论（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简称AST）则从团体结构的角度出发，强调此结构与行动者间彼此相依的关系，是少数完全从“互动性”或“传播过程”的角度看待结构形成的理论，主要研究成员为迪桑克提（G.DeSanctis）与普里（M.S.Poole）。AST理论非常复杂，要不断观察、比较传播者与其结构因素的关系演进，因此很难提出具体可验证的假设，不过它是建构主义学者与诠释学者的最爱，理论所招致的批判也较少（Walther, et al.，2005）。
AST主张“互动乃结构化历程之关键”（Poole＆DeSanctis，1992：6）。当团体结构不同时，科技的使用与沟通方式也不相同，而科技会引导出新的沟通形式，回过头来影响团体形塑。任何传播科技的出现与使用，本来就是既有社会团体结构与人际互动所共构的（Poole＆DeSanctis，1990），至此共构如何变化？迪、普二人援用复杂科学的“复杂”（complexity）概念加以诠释：小范围的结构化源于两种迥然不同的互动动力，其一是对既有结构，也就是日常活动的生产与重制，即按照一般的社会常规互动；另一方面，当此种互动行动发展到某一节点时，既有结构会产生主要变化，冲击原有的常规。AST主张，当信息科技、互动准则、社会结构与人类互动四者之间的交流产生“复杂”现象时，结构调适的行动便会出现（DeSanctis＆Poole，1994）。但不同于复杂科学强调大系统的质变，AST的应用多半专注于小范围现象，一旦事过境迁，结构可能因此改变，也可能又回到原来的常轨。因此，科技对团体动力而言，只能说有强化的效果，却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
AST是少数不重视传播者的理论，我国台湾地区极少有研究应用，不过这个理论值得进一步探究。电子布告栏中“乡民”动辄“蓝爆”、“推文”的现象，反映的正是一种结构化的团体动力，当乡民过分热情，互动逐渐失去理性时，将使讯息结构产生重大变化，一旦版上的讨论超越了版主所能控制的极限，版主只能删文，甚至隐版，让乡民回归常轨，算是AST的一个范例。
3.关系建构论
去线索取径主张，非语文线索具有关系功能，语文线索则有内容功能（Donohue, et al.，1983），因此非语文线索的缺乏，不利于关系开展。这显然是错的，根据线索补偿的概念，关系讯息仍可靠语文线索补偿（Burgoon, et al.，1987）；另一方面，随着视觉、多媒体形态的非语文线索大量出现，传播者可以选择性地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反而使非语文线索具有了内容功能。关系/内容从二元对立走向二元模糊的结果，让计算机中介传播建构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关系形式。（1）社会信息处理取径。
社会信息处理取径（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简称SIP）最常被用在关系传播（relational communication）领域，其概念起源很早，1977年由萨拉席克和菲佛（Salancik＆Pfeffer，1977）二人提出，不过当时的含义和现在完全不同，萨、菲二人提出的社会信息处理概念，强调社会本身所建构的主观模式将影响人的需求满足与使用态度。傅克等学者（Fulk, et al.，1987）随后将这个模式应用在计算机中介研究上，探讨社会信息如何影响人的媒介选择。他们相信，人虽然会依任务需要选择最适当的媒介，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会考虑现行社会脉络所提供的信息方式，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人。虽然他们发现，人的选择并不直接受某人影响，但任何一种选择，都不会只考虑自己，而是考虑众多的他人。基于这样的认知，傅克等人以“社会影响力模式”取代“社会信息处理”的观点，以别于去线索的“理性选择模式”（Fulk, et al.，1990）。
将SIP正式应用于计算机中介关系研究的人是威尔瑟（J.B.Walther），而他对社会信息处理的定义，又和傅克等人不尽相同。威尔瑟提出，社会信息处理不只是个人对社会媒介信息之处理，而是“个人对社会关系信息及其相关传播行动之认知过程”（Walther，1992：68）。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建立关系需要经历足够的社会穿透过程，早年去线索研究认为计算机中介不容易发展关系，是因为研究多采用实验法，只在短时间内进行，使得穿透过程难以施展。威尔瑟相信，当中介互动的时间拉长、次数变多，传播者就会有更多的线索进行足够的信息交流，进而增进彼此的了解（Walther，1997；Walther＆Burgoon，1992）。换句话说，去线索的效果，是限于刚开始互动的时候，随着互动的增加与时间的拉长，原本去线索的影响将被冲淡，传播者将不断地修正自己对受播者的认知，进而发展出可能的关系。
那么，传播者是基于什么样的线索“修正”自己在互动中的行为呢？威尔瑟等人（Walther＆Burgoon，1992；1993）提出四项指标：（1）传播者本身的关系动机；（2）传播者借由对文本线索的解码，理出对受播者的特殊印象；（3）经由彼此互动的感觉，传播者可以获取“心理层级的知识”，寻求对受播者有更深的了解；（4）如果一切进行顺利，参与双方将对彼此的认知线索进行编码，置放到讯息之中，进而完成关系上的转变。
威尔瑟的研究数量不少，主要发现包括：（1）传播者可以从没有声音、影像的文本中获得线索（Walther, et al.，1994；Walther＆Burgoon，1992；Walther，1992）；（2）去线索的假设，在长时期、异步的计算机中介互动中并不适用（Walther＆Burgoon，1992；Walther，1992）；（3）传播者会针对互动者的文本进行诠释与解读，形成认知，进而累积彼此的认识，不再需要透过非语文线索或面对面接触，如果彼此得到正面的响应，会愿意进一步做自我揭露（Walther，1997；1994；1993）；（4）人很容易在网上自我揭露，不在乎对方是否为陌生人（Walther，1997；1994）；（5）只要沟通的时间够长，计算机中介关系的亲密程度可能更胜于面对面的情境（Walther，1997；1995）。（2）超人际互动模式。
1996年，威尔瑟正式提出“超人际互动模式”（Hyperpersonal Model），作为夸大式关系建构的理论基础。经常上网的人都会发现，素未谋面的网友在线关系的亲密程度、发展速度，常比真实生活更甚、更快。强调长期经营的关系传播研究并不足以解释这个现象，因此，威尔瑟提出新的论点，以传播者、受播者、频道、回馈四个要素，分析在线亲密关系的建构（Walther, et al.，2005；Walther，1996）。
威尔瑟（et al.，2005；1996）认为，超人际互动特别有利于印象建构。就传播者而言，他们可以选择性地自我呈现，彰显其正面特质，回避负面缺点。就频道来看，异步的传播特质，让传播者对自己的讯息建构有更佳的控制能力。根据SIDE模式，计算机中介中的社会线索将被赋予更为重要的分量，于是受播者对传播者的理解有理想化的趋势，特别当传播者特意经营正面的自我呈现时，对受播者更具吸引力。一旦理想化的印象形成，经由彼此不断回馈的结果，传播者与受播者很快便能建立起亲密关系。
虽然超人际互动提出的年代，计算机中介传播多半仍为纯文字情境，威尔瑟自己的研究也相信，多媒体线索会降低传播者彼此的社会吸引力（Walther, et al.，2001），但他的研究乃针对虚拟团队进行，并不是一般的交友状况。可以假定的是，即便今日，不论计算机中介是否允许多媒体线索（照片、影像、声音）的传递，超人际互动模式都能适用。最明显的例子如网络相簿，使用者多半会选用美化自我的图片，作为对外沟通的“接口”，交友网站上的个人资料情况相同，而当今流行的博客也是如此。每个博客的写作者想要呈现哪一面的自我，是一种高度的自我选择，而拜读该博客的忠实读者，总觉得从阅读中更了解写作者的内心世界。事实是，计算机中介可能让传播者彼此交心，让关系进展神速，并不是因为文字或多媒体的影响，而是因为远距离的感觉让传播者更容易放下防备之心，做大量的自我揭露（Barnes，2003；Parks＆Floyd，1996），再加上匿名性的作用，传播者得以经营正面的自我形象，而大量一来一往的回馈，使讯息往复的质与量超越了面对面的接触，最终导致快速的印象管理与关系建构。三、计算机中介下的“人”
传播者一直是计算机中介的研究焦点，然而早期相关研究多沿用既有取径，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本，探索传播者的使用动机与态度。使用与满足理论过分简单，对计算机中介下的传播者诠释有限，因此已逐渐式微。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普遍注意到虚拟化身（avatar）现象，开始探究计算机中介下的自我形塑。2000年以后，“个人媒体”形式兴起，每名传播者都成为可能的网络世界的能动者（agent）。人们如何在网络上塑造自我，并以此“接口”对外沟通，成了学者们亟欲了解的主题。可以说自有传播研究以来，对自我的理解从来没有那么重要过，现在却成了最重要的研究焦点。虽然这方面的研究不少，但相关理论不多，主要研究多采用后现代取径，未来仍有许多空间。
后现代主义非常复杂，此处无法精确描述，仅能提出基本观点供参考。原则上，后现代这个字是针对现代而言，强调和工业社会塑造的“现代性”世界不同，也是一种对现代主义的解放。相对于现代主义强调结构、中心、理性、共识、通则，后现代主义总在谈论解构、去中心、感性、差异、论述。在形式上，后现代有以下特色：（1）文本交互引用频繁，也就是所谓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或“借用”（appropriation）；（2）传播科技使眼花缭乱、相互竞争的符号与影像并置，形成拼贴（collage）；（3）复制品大量流通，使模拟和真实愈来愈不能区隔，最终模拟可能变成真实（Barker，1997；Baudrillard，1994；Poster，1990；Jameson，1984）。总结来说，后现代有三项重要本质：一是去中心，相关概念如“解构”、“解放”、“创造”、“异质化”；二是不稳定，相关概念如“多元”、“动态”、“流动”、“模糊”、“并置”、“玩弄”；三是模拟文化，相关概念如“拟仿”、“拟像”、“虚拟”、“超现实”。了解了后现代主义，就很容易了解计算机中介传播者的主体特质。
波斯特（Poster，1990）认为，有别于传统媒介中单纯的文字处理，计算机中介系统让计算机化书写取代口语沟通，而这种书写形式对于沟通的主体有着深切的影响。首先，在计算机中玩弄身份变得可能，认同成为一种可能的游戏；其次，在匿名的情境下，性别线索被消除了，交流变得去性别化；再者，我们传统对关系的习惯分类如家人、老板、酒肉朋友等，失去了原来的稳定性，人们开始用新的标准对关系进行重组；最后，它使主体与所在的时间、空间分离，从而消除了主体本身。
1.虚拟化身
1995年，特克出版《虚拟化身》（Life on the Screen）一书（译者为谭天、吴佳真，1998），探讨计算机时代的身份认同，并论述了计算机文化的后现代现象，堪称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后所有与自我、虚拟化身相关的研究，几乎都以特克的论述为本（Turkle，1995）。
特克的所在地麻省理工学院（MIT），到处都是计算机天才，长年沉浸在多人在线互动游戏“泥巴”之中。在泥巴里，由于不需要明确的肉体呈现，每名玩家可以有好几种身份，并随自我的需要变换身份、创造自我呈现。又由于计算机屏幕有着“多频道”的特性，使用者可以联结不同的网络，并在不同的窗口之间游移，因而造就了多重身份的可能。
特克发现，MIT学生对此多重身份游刃有余。一位大学男生道格，在三个不同的泥巴里有四种不同的身份，一个是风情万种的女人，一个是沙文主义、牛仔型的男人，有时则是名叫胡萝卜、性别不详的兔子，最后一个他不愿多谈的，则比较像一个买春团的观光客。他可以同时用不同的身份切入一个个窗口，当他从这个窗口跳到另一个窗口时，他的心智也不断地跳跃、分割、并置，而且随着时间的演进，道格的心智分割愈来愈得心应手。特克以为，这样的分割所带来的，是一个去中心的自我，这个时候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只不过是屏幕上的一个窗口。
对此，特克有更进一步的观点：透过因特网，人类了解自我身份的多重性，并开始建构虚拟的自我。当使用者创造一个在线自我时，就进入了一个极具挑战的自我多元实验场域，这种多元的现象，让人们得以重新审视自我是完整个体的传统看法。特克相信，在单一自我和多重自我之间，玩家最终会想象出一个弹性的自我，并鼓吹多面向的对话，结果是“真实”变成了多元身份认同“协商”下的结果。
这种协商有着某种后果。很多玩家以为，在现实世界中拥有另一种自我的他们，在泥巴里找到了“真实的自我”，而这个真实自我其实是他们所扮演众多角色下的混合物，久而久之，他们在屏幕上所显现的人格也成了他们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当他们的自我长期周旋于游戏、角色与模拟事物之间，自我和这些事物之间的区隔都模糊化了，他们学会依接口来理解、掌握事物，开始将实物的表征视为实体的本身，于是“真实”与“人造”的二元区分不再绝对。特克主张，人们应该检视自我与科技的关系，回头来反思什么是人类的本质。
虚拟化身论述中所谈的去中心、多元、创造、并置、流动、模糊，都是典型的后现代论点，因此特克指出，计算机科技乃后现代主义之落实。虽然在真实情境中，玩家多半不是MIT的天才，他们能否自在地扮演角色，在多重身份中游移，有很大的怀疑，但虚拟化身研究至少揭示，在计算机中介的虚拟世界中，人们有创造多重自我、改变性别或身份的可能。后续许多探讨角色扮演（role playing）与性别转移（gender-bending）的研究（如Kendall，2000；Danet，1998；Dietrich，1997），虽然采用了女性主义观点，但研究结果仍未摆脱特克的发现。
2.观展表演
在CMC研究之中，“自我呈现”这个概念屡见不鲜，前述多项理论与研究都提到选择性的自我呈现将影响沟通结果。关于自我呈现的文献不少，高夫曼（E.Goffman）的社会互动论是其中之一，他把社会情境看成“舞台”，自我分成“前台”与“后台”，并提出自我在社会中的互动规则（Goffman，1983；1969）。不过高夫曼的论述着眼于面对面的互动情境，对自我的探讨不及虚拟化身深刻。
阿伯克龙比（N.Abercrombie）与朗赫斯特（B.Longhurst）于1998年提出“观展表演典范”（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简称SPP），作为阅听人研究的最新典范。SPP关注“媒体景象”（mediascapes），理论并不是针对网络设计的，但张玉佩（2005）提出，网络最能代表当今媒体景象的混杂特征，因此很适合用来观察计算机中介下的阅听人或使用者。
SPP将阅听人研究划分为三种典范：（1）行为典范，以效果研究及使用与满足研究为代表；（2）纳编/抗拒典范，主要取径为接收分析与编码/译码模式；（3）观展表演典范，研究重点为日常生活中认同的形成与重塑。并将阅听人区分为三种：（1）直接阅听人（simple audience），泛指直接面对面接触的参与者，参与的表演事件具有基本的庆典与神圣特性，参与过程中阅听人必须非常注意观看，不能做其他事情；（2）大众阅听人（mass audience），在大众媒体的中介下，参与不再是直接的沟通，观看的经验也不再有庆典的特质，阅听人的表演发生在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里，形成接收的私有化，观看不需专注，注意的程度时深时浅；（3）扩散阅听人（diffused audience），指当代社会中，媒介大量相互渗透，人们不再需要亲身观看，都知道有什么媒介内容。沉浸在媒体景象中的阅听人，不看韩剧也知道《大长今》，不用SK-II也知道SK-II好用。信息透过媒体不断交互扩散，每个人都成了扩散的阅听人。
在媒介的大量渗透下，自我开始与媒介相互交流，展开一个形塑自我认同的历程。这个历程如何运作？SPP提出四个主要概念：表演（performance）、观视（spectacle）、自恋（narcissism）与想象（imagination）。表演概念援引自高夫曼的论述，即认为社会生活就是种表演。根据高夫曼的观点，表演乃“当个体在某一特定时期，持续出现在特定观看者之前，并对观看者具有某些影响时，所发生的一切行动”（Goffman，1969：19）。阿、朗二人以为，因为有他人的监督、观看，阅听人不自觉便成为表演者，观视者的注意力愈强，表演者的投入便愈深。观视的概念，强调阅听人观看时的注意力。对阅听人而言，世界上的事物不是理所当然地存在，而是被框架、注意、凝视、注记与控制，这种框架的特征造就了影像的堆栈与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在表演与观视的作用下，阅听人从混杂的媒体景象中建构自我与他人的想象生活，沉醉在此特殊的想象世界中，形成自恋。当想象完成，变成阅听人心目中的理想状态，人们会依照这个理想行动，穿合适的衣服，出入适当的场合，结交理想的朋友。SPP的重点在“人”，以媒体景象论述为本，强调表演者与观视者彼此之间进行表演、观视、自恋、想象的互动，如果稍加扩充发展，很适合应用在博客、网络相簿等个人媒体上。四、结语：个人媒体行动
总结来看，如果说计算机中介传播带来什么全新的经验，大概就是让个人成为表演者与能动者，而科技发展近几年的趋势也是向“个人媒体”的概念靠拢，因此，本文选择以个人媒体行动做总结。然而，这部分并没有强而有力的理论可言，伦高德（H.Rheingold，2002）提出传播者成为“聪明行动族”（张逸安译，2004），吉尔摩（D.Gillmor，2004）也大谈“草根媒体”的力量（陈建勋译，2005），他们举了很多实例，彰显个人成为一个能动者对主流政治或媒体权威形成的压力。不过这些论述多针对新闻学领域，在大谈草根民主的同时，忽略了擅用科技者本身就是社会精英的一群，充其量那是种精英与精英的对抗，并非真正的草根传播力量。
姑不论社会上不分贵贱贫富的所有人，是否真能展开聪明的集体行动，但是每个人成为有力的个人媒体，确有其契机。很多人以为个人媒体指的就是博客，这样的看法并不准确。个人媒体泛指以博客为基础，结合其他相关科技，发展以个人化为本的对外传播形式。就目前来看，可以结合的科技包括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订阅程序的内容联合科技、点对点为本的信息分享科技、实时通讯科技，以及手机、PDA等行动科技，特别当手机这种人人使用的科技成为个人媒体应用的主轴时，行动的点对点实时传播形态便能确立。此时科技如何能符合传播者的需求，都只是系统设计的事。
点对点的行动传播意味着传播形态的变化。它是一种水平式的传播，不是现代社会层级体制下的垂直式传播。过去主体定位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进而形成由上而下的层级控制手段，在网络时代则受到严重挑战，并不是这些控制方式不再具有影响力，而是它不能再完全掌控讯息传递的流程。换句话说，计算机中介传播虽然失去了某些线索，却发展出早年所意料不到的传播形态。最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们彼此“联结”的方式，而社会真实唯有透过对彼此联结方式的分析，以及他们如何行动才能加以理解。计算机中介传播若只重视传播者或互动，就无法看清此传播形式的全貌。毕竟网络上很多概念或活动都是既有的，唯独它们被安排的方式是崭新的经验。
点对点行动联结是一种打破空间限制的网状结构，这个结构形成所谓的网际空间（cyberspace），在一个平行于真实的虚拟世界里，人们可以有和以往不同的“人际组合”，发展出类似于面对面时代的“远”、“近”网络。当传播者参与疏离的网络，目的多在采集信息，至于较亲近的网络，则是基于信念、兴趣及友谊。这些点对点网络的人数可多可少，关系可聚可散，重点是不受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个人的传播范围具有无远弗届的潜能。另一方面，传播者彼此间可以借由“发言”、“响应”、“引用”、“转寄”等功能，飞快地分享信息，而分享二字，冲击的正是传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主从关系。这里指的不是主从位置从此调换了，而是依既有权力形式所形成的主从架构产生了重大变化。个人媒体行动意味着每个人都是阅读者，也是发言者，一旦把信息送上网络，就代表分享信息的意愿，经由点对点信息的大量串联，每个人对社会真实有了个人化的理解。
我们发现计算机中介的传播形态，正在裂解许多现代性时间所建立的典范，却不知道除了水平式传播、由下而上的可能行动模式外，未来的传播行动会往哪个方向走，有什么理论可以说明它？或根本不再需要“理论”？后现代主义之所以盛行，正是因为它的论述反映了这种不确定的时代心情。[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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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up to date.Based upon the variables in a typical communication model, i.e.，communicator, channel, audience, feedback, and effect, three categories of CMC research are formulated including（1）the media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 of CMC，（2）the interaction approach to CMC, and（3）the user or audience of CMC.
In terms of media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 this article categorizes research surrounding“cues，”introducing theories of cues deficiency such as social presence theory, information richness theory, and social context approach, and the concepts for cues compensation such as electronic paralanguage and the techn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interaction approach to CMC, the article allocates research into three subcategories：symbolic interactionism, structural activism, and relationship constructivism, in which accommodate the related theories like the social identification/deindividuation model, the adaptive structuration theory, th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pproach, and the hyperpersonal model.The researcher finally narrates a postmodern perspective on CMC, introducing the avatar theory and the spectacle and performance paradigm to explore the user's self and conclude the article with discussing the emergence of we the media age and its possible consequence.
Keywords：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ues-filtered-out, electronic paralanguage, 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avatar, spectacle and performance[1][作者简介]吴筱玫，现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副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传播博士。研究领域：网络文化、网络传播、网络媒体、传播与哲学。网络新闻学之历史与定义[1]宋昭勋
[摘要]今天，新闻传播领域正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数字化革命，网络新闻学正在或必将成为新闻传媒的主流发展趋势。
网络新闻学之定义与历史无疑应该是该学科最基础的理论知识，然而，到底什么是网络新闻学？为什么说它的定义是一个“移动的标靶”如此难以界定？英语中online journalism、web journalism和digital journalism有何异同？难道真如有的学者所说web journalism一词“取代”online journalism是网络新闻传播研究深化与成熟定型的一个标志？为什么网络新闻学的历史会成为新闻传播研究中一个颇具争议的议题？迄今为止对于网络新闻学的历史又有哪几种主要观点？它们各自的依据又是什么？
本论文在查证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网络新闻学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三种主要版本及其理论依据，同时根据网络新闻学历史的外延范围，在已有的网络新闻学定义基础上对其内涵予以了清晰的界定。
[关键词]网络新闻学，定义，历史
新闻，从公元前59年古罗马的《每日纪闻》（Acta Diurna）算起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而信息数码化及网络媒体则是20世纪电子计算机时代的产物，所以，网络新闻是新闻这一旧概念在网络这一新时代环境下传统与创新的结合（Kawamoto，2003）。
网络新闻的产生、发展与变化之神速，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短短几十年的历史，如今却陷入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境地。且不说网络新闻学五花八门的定义，就连网络新闻的发端，有说20世纪50年代的，有说70年代的，还有说90年代的，相差几十年。
网络新闻学无疑是今后新闻学发展的方向，而网络新闻学的研究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很热门的新兴学科，仅从国内外网络新闻学的教材及论文的数目，即可窥见一斑。然而，对于网络新闻学的历史沿革，除了国外一两篇阐释较为严谨、系统的论文外，其余大多数的论述都极其简略，很多史料经不住推敲，结论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一门学科的历史是该学科的重要基础知识，不是寥寥数语可以绕过的。一、网络新闻学的历史
对于网络新闻学的历史可谓众说纷纭。通过对大量文献的回顾，可以归纳出如下三个版本：1969/1970年版本、1993年版本和1952年版本。
1.1969 /1970年版本
该版本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论著有佛罗里达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交互媒体实验室主任戴维·卡尔森（David Carlson）教授的“网络新闻学历史”（The History of Online Journalism）及其所编的“在线大事年表——在线新闻和信息系统简史”（The Online Timeline：A Capsule History of Online New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美国著名的传媒教育中心潘特学院（Poynter Institute）图书馆馆长戴维·谢登（David Shedden）的“新媒体时间表”（New Media Timeline）（作者特别说明了列表中的新媒体指的是1969年至2004年间的网络新闻学）；克里斯多弗·哈珀（Christopher Harper）的“互联网新闻与信息简史”（News and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A Short History）。
尽管戴维·卡尔森在其颇有影响的“网络新闻学历史”一文中明确宣称，“网络新闻学发端于1970年”（Carlson，2003：31），但是，还是有很多学者把它提前到1969年（Shedden，2004；Harper，1998；Preston，1998），因为这一年美国国防部的阿帕网（ARPANET）运行，成为现代计算机网络诞生的标志，它对传统新闻学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同年也是著名的CompuServe（计算机服务）公司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成立的年份（Carlson，2006）。该公司提供计算机分时服务，对美国消费者在线信息服务业的兴起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1969年至今，网络新闻学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阶段：电传文本阶段、视频文本阶段、消费者在线服[2]务阶段、万维网阶段。（1）电传文本（Teletext）阶段。
1969年计算机网络诞生之时，除了科幻小说家之外，几乎没人能想象得到有一天普通人都能拥有计算机。所以，网络新闻学的开创者们能想到的不是用计算机而是用电视来传播新闻信息。他们用计算机制作和储存信息，通过使用一种特别的译码器，将信息显示在电视屏幕上。
电传文本是以电视广播信号传送纯ASCII格式的文本，是一种电视文字广播系统。该系统1970年在英国研发，1971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取得其专利权，并于1972年10月正式推出西法克斯（Ceefax）系统（Carlson，2003）。电视节目频道和电传文本频道可用手持键盘按钮控制转换，但电视文字广播是单向的，内容由电视台决定，按主题分类，编有页码，有几十页至几百页不等，内容包括经常更新的国内外时事报道、天气预报、市场行情、体育快讯以及旅游、教育、娱乐方面的信息。
电视是世界上极其普遍的电子传媒，对于消费者而言，电传文本系统提供了很多有用的新闻、信息和广告，而且可以免费使用；从商业的角度而言，信息提供者将闲置的部分广播信号利用起来，增加了广告收入（Carlson，2003）。因此，电传文本系统曾经在欧洲盛行一时。但是，电传文本的新闻和信息必须简短，不到100字的消息要用两三个电视屏幕显示，图像效果亦不理想。用户在遥控器上输入号码后，往往需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让人失去耐心。（2）视频文本（Videotex）阶段。
在电传文本发明后不久，另一种网络新闻系统——视频文本系统普列斯特尔（Prestel）1974年由英国邮政局开发并进行了演示（Carlson，2003），主机存储的文字、数字、图形等视频信息通过电话网传送到用户终端，用户从电视机屏幕上的菜单中选择需要浏览的内容。在持续不断的研究、改进后，1979年英国电信正式开始了全世界第一套视讯文本系统的商业营运（林穗芳，2005）。随着技术的进步，该系统后来可以传送较为复杂的图像和照片等。
视频文本系统的推出，使人们开始憧憬其潜力巨大的商业市场，希望能实现在线银行、在线新闻、邮寄订货单和旅游票证等服务。英国的几家报纸，如伦敦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等，开始在普列斯特尔系统上进行电子版报纸信息的传播试验。到1983年1月，约有20万人使用普列斯特尔系统服务（Carlson，2003）。
视频文本系统与电传文本不同的是，它是一种双向的传视系统，可以让消费者传输或接收信息，与视频系统产生互动。这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是当今一切交互式网络系统的先驱。
继英国之后，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纷纷采用视频文本系统进行电子报纸出版的试验（Carlson，2003）。然而，由于该系统需要费用不菲的专业终端设备，又要占用家庭电视和电话，服务费用也很高，信息传输效果并不理想，吸引不到更多的顾客，于是在1994年春停止服务（Carlson，2003）。（3）消费者在线服务（Consumer Online Service）阶段。
鉴于通过电视发行电子报纸的前景不容乐观，美国一些新闻媒体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把目光转向第一代个人计算机用户，因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已有数种型号的个人计算机陆续上市，到1982年美国办公室和家庭用的计算机超过550万台（林穗芳，2005），逐渐形成规模。于是，提供交互式电子报纸技术支持的计算机公司便应运而生。
消费者在线服务是通过电话线或电缆把信息传送给计算机用户的交互式电子信息系统。美国相继出现了一批提供此类服务的公司，计算机服务公司、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和神奇（Prodigy）是美国消费者在线服务的三大巨头。
计算机服务公司于1969年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成立，1979年成为第一家向个人计算机用户提供电子邮件服务和技术支持的信息公司。美国第一家在线报纸（online newspaper）是1980年7月俄亥俄州《哥伦布电讯报》（Columbus Dispatch）通过该公司提供给消费者的（Carlson，2003），随后不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也开始了实验性的传播活动。
著名的昆腾（Quantum）计算机服务公司在1991年正式改名为“美国在线”，第一家在美国在线上发行的电子报纸是1992年《芝加哥论坛报》的电子版，称为“芝加哥在线”（Chicago Online）。
美国另一消费者在线服务明星企业是神奇公司，前身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西尔斯（Sears）、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三巨头在1984年组成的合资企业Trintex，为个人计算机用户提供消费者在线服务。
美国传统报纸通过这些在线服务公司向订户传送报纸的电子版。1991年11月，芝加哥论坛报社（Tribune Company of Chicago）宣布将把旗下所有媒体机构的内容，包括电台、电视和旗舰报纸《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悉数在美国在线推出。芝加哥在线于1992年5月正式推出后，引发新一轮的网络新闻潮，很多新闻机构紧随其后相继推出在线新闻信息服务。到1993年底，三大消费者在线服务公司的用户已近400万（Carlson，2003）。
然而，传统报纸并不满足于通过在线服务公司提供新闻信息服务，也在探索和等待自己发行电子版的时机。1978年发明的电子布告栏系统（Bulletin Board System，缩写为BBS）使传统媒体看到了曙光。当全国性或都市性大报还在积极配合消费者在线服务企业推出和完善电子版之际，那些没来得及赶上与在线服务公司合作发行电子版潮流的地区性小报率先开设了网络BBS服务，远程计算机的订户通过调制解调器和电话线拨号上网，读取BBS刊载的新闻，发表和交换意见，互通电子邮件，下载所需信息。与此同时，已经与消费者在线服务企业合作的大报也意识到电子布告栏系统作为价廉质优的视频文本的潜力，纷纷开始建立电子布告栏，传播新闻信息。据统计，1990年至1994年间，大约有30家美国媒体建立了BBS站点在线版（Carlson，2003）。其中，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论坛报》（Albuquerque Tribune）于1990年12月13日创办了美国第一家个人计算机BBS系统在线版（Carlson，2006）：电子论坛报（The Electronic Trib）。（4）万维网（World Wide Web）阶段。
1990年，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了万维网，同时也发明了第一个网络浏览器。不过这种原始的浏览器专门为NeXT平台所开发，并非普通大众可以使用。真正开启现代互联网时代的浏览器是1993年伊利诺伊大学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s，缩写为NCSA）的马克·安德里森（Mark Andreesen）与恩里克·比纳（Eric Bina）合作编写的Mosaic，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同时将图片与文本在一个窗口中显示的浏览器，从而让普通的计算机用户通过鼠标点击图形接口就可以浏览互联网的程序，从而接触到神奇的互联网。
万维网在Mosaic推出之后，发展一日千里，自然迅速吸引了传媒和新闻记者的眼球。第一个新闻网站是1993年11月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网站；1994年，加利福尼亚的《帕洛阿图周刊》（Palo Alto Weekly）成为第一份定期在万维网上出版的报纸（Carlson，2006），每周将全文张贴两次，供人们免费浏览。
虽然到1995年5月，约150家美国日报拥有某种程度的在线服务，但其中大多数还是通过三大消费者在线服务公司发布的电子版（Carlson，2003）。人们对独立上网持观望态度，因为当时能上网的美国民众不到百分之一，直到美国政府取消了互联网用于商业目的的限制后，神奇、美国在线和计算机服务三大公司才先后在各自的软件包中增加网络浏览器，让订户上网浏览，一夜之间，上网者大增（Carlson，2003）。随后，以《圣何塞信使新闻》（San Jose Mercury News）为首的报刊纷纷脱离与消费者在线服务公司的合作，独立架设和维护自己的新闻网站。
美国西北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帕布洛·波茨考夫斯基博士（Pablo Boczkowski）在其所著的《新闻数码化：网络新闻报纸创新》（Digitizing the News:Invovation in Online Journalism）一书中，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网络报纸探索期开始回顾网络新闻学的历史，而声名卓著的《网络传播学评论》（Online Journalism Review）执行编辑拉里·普莱尔（Larry Pryor）在其“网络新闻学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 of Online Journalism）一文中，也将1982年美国实验性地采用视频文本服务作为网络新闻学第一次浪潮的起点。然而，电传/视频文本的发展自然要追溯到英国邮政局最早推出电传/视频文本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帕布洛·波茨考夫斯基在讨论美国视频文本服务时，亦回顾了英国邮政局视频文本的历史，因此，他们对网络新闻学历史的认知亦可划归为1969/1970年版本。
2.1993 年版本
网络新闻学起源的另一种版本是1993年。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一年万维网浏览器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网络新闻学真正意义上的开始。
2006年3月16日在世界编辑论坛的博客网站上（The Editors Blog）发表了一篇文章“网络新闻学：13年的嬗变”（Online Journalism：13 years in the Making），开宗明义地宣称：网络新闻学始于1993年（Epstein，2006），佛罗里达大学新闻学院的网站被普遍认为是互联网上的第一个新闻网站。同样，很有影响的英国“新闻界”网站（http://
www. journalism.co.uk/features/story1753.shtml）制作了一个“网络新闻学时间表”（The Online Journalism Timeline），也将1993年10月Mosaic浏览器的发布和12月佛罗里达大学新闻学院网站的建立作为网络新闻学的开端（Meek，2006）。马克·杜驰（Mark Deuze）在专门刊登互联网研究论文的First Monda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网络新闻学：成型中的万维网第一代新闻媒体模式”（Online Journalism：Model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News Media on the World Wide Web），将1991年日内瓦研究机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发布万维网至2001年这10年称为第一代网络新闻学，总结了1993年Mosaic浏览器出现之后逐渐形成的四种网络新闻模式，论述了网络新闻学的主要特点，并提出了三种提升网络新闻学潜力的具体策略。所以，可以推断他所认为的网络新闻学的历史，应该从1993年始。
与上述观点相近和相似的学者还有本·斯科特（Ben Scott）和文森特·坎贝尔（Vincent Campbell）等人。斯科特2005年在《电视与新媒体》（Television＆New Media）上发表了“当代网络新闻学历史”（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Digital Journalism）一文，认为网络新闻学真正的发展应从1994年第一个商用网络浏览器网景（Netscape）和1995年微软的IE浏览器算起。文森特·坎贝尔在《信息时代的新闻学》（Information Age Journalism）中认为，早期的互联网主要是文档分享的网络，只有万维网的产生才使网络新闻学变得切实可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持1993年版本观点的学者并没有使用web journalism一词来取代online journalism，由此可知，使用online抑或web并没有时间上的差异。
3.1952 年版本
马克·杜驰认为，互联网对于新闻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网络新闻学，而且还表现在它对新闻编辑部和新闻记者日常采编工作的深远影响与巨大改变，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Computer-assisted Reporting, CAR）应当是网络新闻学研讨的重要内容（Deuze，2001）。许多新闻院校，例如美国俄亥俄大学著名的E.W.Scripps新闻学院、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系等，都将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纳入所开设的网络新闻学课程中。
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主要指新闻从业人员借助计算机收集各种相关数据、发现受访人物、获取背景题材和核对新闻事实等。计算机引入新闻编辑部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早使用计算机来辅助新闻报道的时间在史料中有明确的记载（Computer History Museum，2006）：
1952年11月4日美国大选之夜，CBS新闻借用一台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对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与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竞逐总统宝座的结果进行科学预测。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史蒂文森可能获得压倒性的胜利，然而，通用自动计算机的分析明确显示艾森豪威尔会获胜。民调与计算机预测结果的巨大反差，使得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和查尔斯·科林伍德（Charles Collingwood）怀疑计算机预测的效度，于是，他们迟迟没有宣布计算机预测结果，直到最后阶段。如果新闻记者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收集、数据分析等辅助工作属于网络新闻学的话，那么，网络新闻学历史就应当包括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的发展史。这样一来，网络新闻学的历史便要上溯至1952年了。
至此，我们梳理了网络新闻学历史的三个版本，其中，1969/1970年版本的影响最大，根据与论证也较充分，1993年版本次之，1952年版本最后。
笔者个人认为，网络新闻学的历史应当始于计算机被引入新闻编辑部辅助记者进行新闻报道之时，所以，1952年11月4日应当是网络新闻学值得庆贺的日子，它拉开了网络新闻学的序幕。值得一提的是，1969/1970年版本的代表人物、曾经明确宣称网络新闻学发端于1970年的戴维·卡尔森教授所编的“在线大事年表”，目前已经将网络新闻学的历史提前至1961年，根据推理应当还会提前。
关于网络新闻学，我国流传很广的两种观点需要加以纠正：（1）最早上网报纸的时间。
国内的网络新闻学教材大都言之凿凿地宣称：世界上最早上网的报纸是1987年美国的《圣何塞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 News）。然而，所有这些教材均未能提供出处。对于这样重要的史实，我们既不能在互联网上轻易地找到相关记载，也没能在《圣何塞信使新闻》自己的网络版介绍中得到证实，相信这是以讹传讹的结果。
其实，《圣何塞信使新闻》最早的网站是1993年5月10日在美国在线而不是互联网上开设的，在线版名为“信使中心”（Mercury Center）（Carlson，2006）；1994年12月出万维网测试版；1995年1月20日正式在万维网上完整地推出。它既不是美国第一家通过计算机网络发行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在线版《芝加哥在线》是第一家通过美国在线发行的报纸，时间在1992年，比《圣何塞信使新闻》早一年），也不是美国第一家上万维网的报纸。
另外，人民出版社的林穗芳先生指出，将“San Jose Mercury News”译为《圣何塞信使报》不妥，正确的译法应为《圣何塞信使新闻》。《圣何塞信使报》（San Jose Mercury）是另一家报纸的译名，早在1987年已不存在。《圣何塞信使新闻》是由创办于1851年的《圣何塞信使报》和创办于1883年的《圣何塞新闻》（San Jose News）在1983年合并而成的。（2）网络新闻学英文名称的内涵。
网络新闻学在英文中有很多称谓，如online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cyberjournalism, new media journalism, interactive journalism, multimedia journalism, web journalism等。其中常常被人使用的有online journalism、digital journalism和web journalism，这些称谓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别。在欧美，就是同一本网络传播学著作中这些不同的称谓都经常互用。不过，翻译成中文，“网络新闻学”已约定俗成。《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5期有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网络新闻学的成型之作——评James Glen Stovall著Web Journalism”，该文称，美国亚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的James Glen Stovall教授的著作Web Journalism:Practice and Promise of a New Medium“明确使用‘web journalism’一词取代‘online journalism’，标志美国网络新闻学研究的成熟”；并告诫人们“不要以为使用‘web journalism’一词取代‘online journalism’只是一个无关重要的表面现象。事实上，它是美国网络新闻传播研究深化与成熟定型的一个标志”。
然而，这样的定性似乎过于武断。第一，通读全书我们找不到作者用web journalism代替online journalism的任何根据与说明，而且，该书中online journalism与web journalism两个词并存使用的地方不在少数。所以，对于诸如“美国学者也长期使用‘online journalism’一词，但是这并不准确，也不严谨”这样的批评也就难以成立。第二，在西方众多的网络新闻学教材中，James Glen Stovall教授的这本书只不过是一本基础而实用的教材，既谈不上“标志美国网络新闻学研究的成熟”，也谈不上“美国网络新闻学的定型”之作。
该文还提到，“在美国曾经有个别学者，使用‘digital journalism’一词，但是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共鸣。因为，digital一词的内涵与外延超出了因特网，而且随着数字电视的兴起，digital journalism是否也应该将数字电视纳入研究范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不过，这样的结论既缺乏根据也缺乏前瞻。第一，digital journalism的使用极其普遍，例如，Kevin Kawamoto选编的Digital Journalism:Emerging Media and the Changing Horizons of Journalism影响深远，其使用频率不说高于web journalism一词，至少也是难分伯仲；第二，随着媒体融合科技的发展，人们正在研制具有计算机功能的数字电视，数字电视屏幕变成计算机显示屏的构想正在成为现实，所以，届时digital journalism理所当然地会将数字电视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二、网络新闻学的定义
随着信息传播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新闻的概念与新闻传播机构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使得网络新闻学的定义有如“一个移动的标靶”（Kawamoto，2003：4），很难界定。网络新闻学历史有几个如此不同的版本，就能从一个侧面说明“网络新闻学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物”（Kawamoto，2003：3）。
网络新闻学现时有很多定义，囿于篇幅，我们不能在此一一加以评析。根据上文所回顾的网络新闻学历史的外延范围，本文在Kevin [3]Kawamoto所作的定义基础上，将网络新闻学定义为：使用数码技术检索、制作、发送新闻及信息给计算机使用者。这个定义有几个特点：（1）该定义使用“数码技术”而不是互联网或万维网，不仅可以涵盖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的历史，还能涵盖诸如数字电视、掌上计算机、上网手机等数码传播媒体；（2）“计算机使用者”而不是“广大受众”，强调了网络新闻受众的特点——会使用计算机；（3）在“制作和发送”之前加上“检索”一词，涵盖及凸显出来新闻记者运用计算机辅助新闻报道这一重要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新闻学的定义，不能从汉语“网络”一词去理解，因为网络新闻学的演进历史告诉我们，网络新闻学不仅仅是指万维网（尽管它是目前主要的新闻信息传播方式）。笔者个人认为，汉语译名用“数码新闻学”代替“网络新闻学”，可能更能正确反映这一新式新闻学的内涵与外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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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day, a great digital revolution is rushing in field of journalismand communication, and web journalism is or certainly going to be the mainstream tendency of the mass media.
The definition and history of web journalism should be the most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no doubt. However, what on earth is web journalism？Why is it said that its definition is a“moving target”，which is so difficult to define？A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among online journalism, web journalism and digital journalism in English？Is it true that web journalism's replacing online journalism is a symbol of deepening and ma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just as some scholars proposed？Why has the history of web journalism become a controversial topic in this field？What are the main viewpoints of the history in this field so far？What are the reasons are they depending on？
On the basis of the great amount of literature review,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ree main versions and their theoretical reasons. At the same time, giving a clear definition to the connotation of web journalism based on the former ones, accord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history of web journalism.
Keywords：web journalism, definition, history[1][作者简介]宋昭勋，现任香港树仁学院新闻传播系助理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传播学博士，《传播学论坛》编辑。先后就读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美国俄亥俄大学传播学院。主要教研领域：大众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商务传播、网络传播、非言语传播。[2]有学者认为视频文本这一概念应该包含传统视频文本、计算机留言板、消费者在线服务及万维网（Carlson，2003）。而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CITT）建议使用视频文本这个术语把单向的电传文本和双向视频文本这两种信息传视系统都包括在内（林穗芳，2005）。[3]英文定义为：“the u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research, produce and deliver（or make accessible）news and information to an increasing computer-literate audience”（Kawamoto，2003：4）。[1]论新媒介研究理论体系的建构熊澄宇 何 威
[摘要]新媒介研究的疆域是什么？有哪些可用的理论和方法？这个领域内当下的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是什么？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回溯了传播学的经典理论体系和传播学中“媒介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简单审视了新媒介研究的国内、国际现状，进而对与新媒介研究有关的理论进行了梳理、整合和结构化，提出了一种新媒介研究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新媒介，传播学，媒介研究，互联网，理论体系
我们正身处传播技术革命之中。这场发轫于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革命催生了种种新媒介，不仅改变了人类传播活动的面目，也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秩序和文化，甚至改变着人类自身。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内，新媒介研究也日渐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实践。尽管它现在仍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不能否认它已成为极富活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对于新媒介的定义，学界渐渐达成共识：“new media”是一个相对概念，指的是相对旧有的传播媒介，新近出现的种种传播媒介。就当下而言，从手机到互联网等各种数字媒介是最为常见的新媒介形态。
在中国，新媒介的采纳（adoption）与推广（diffusion）可以称得上与欧美发达国家同步，部分领域内的实践甚至走在了世界前列，但相应的学术研究却未能尽如人意。在视野不断拓展、方兴未艾的传播学热潮中，新媒介研究应获得我们足够的重视。新媒介研究的疆域究竟是什么？它与传播学研究的关系是什么？目前的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有哪些？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理论与方法？这些关键问题有待每一位对新媒介感兴趣的学者回答。
李特约翰（Littlejohn）在关于传播理论的著作中，把理论定义为“所有关于某一具体现象的，经过组织的一系列概念和阐释”；而理论体系，则可以看作同一学科或研究领域内，所有可用的理论构成的集合，这些理论彼此之间存在联系或者渊源，但也有差异甚至冲突。一位学者或者一项研究，不可能同时运用理论体系中的所有理论，只能从中选择认同和适用的，但所有这些理论的并存是必要的，它们能为我们勾勒出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疆域，在描述种种现象之外也提出抽象的概念，并试图揭示现象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研究的基础和工具。理论体系也会告诉研究者，究竟该学科或研究领域涵盖了哪些理论、方法和子领域。一个好的理论体系，不仅是理论的罗列，而且还以揭示种种理论间的内在联系和复杂关系为己任。一、传播学经典理论体系与两类研究范式
新媒介首先是媒介，是人类传播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和因素。新媒介研究也包含在传播学研究的范畴之内。因此，新媒介研究理论体系奠基于传播学理论体系之上。
对于“传播”这一概念的理解，直接导致不同的传播学研究范式，进而催生不一样的理论体系。理解固然多种多样，但大致上有两种最主要的定义的途径：一种将传播视为某个特定过程，在其中A向B发送讯息（message）并导致B产生某种效果（effect）；另一种则把传播视作意义的协商（negotiation）与交换（exchange）过程，此过程中，讯息、身处文化中的人、现实三者间的互动使得意义形成或达成理解。
这两种不同的定义途径，大致上也对应着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范式，分别是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传统/范式以及诠释与批判研究传统/范式（严格来讲，“三分法分类模式”（trichotomous scheme）已经得到了学界较广泛的认同：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和批判研究范式。其中后两者因相似之处颇多，有时也被合称为“诠释与批判论”）。在传播学早期的理论体系中，更多地体现了前一种研究传统/范式，而随着传播学的不断发展，后一种研究传统/范式也在理论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最早出现的完善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应当是“传播学之集大成者”施拉姆在1949年编撰的《大众传播学》一书中所建构的。他为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研究提供的这一完整框架，也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这一大众传播学理论体系包括下面八个方面：
●大众传播学的发展：传播史、媒介史
●大众传播的结构与作用：传播功能、制度和生态
●大众传播的控制与支持：传播制度、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经营管理
●传播过程：语言学、心理学、传播模式
●大众传播的内容：符号学、内容分析
●大众传播的受众：受众研究
●大众传播的效果：效果研究
●大众传播的责任：传播伦理、制度
在此之前，哈罗德·拉斯韦尔所提出的著名的“5W”模式，将传播过程分为Who、What、Whom、What channel和What effect，也直接导致了五个研究方向的产生：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但相比之下，它所描述的仅是施拉姆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作为第一个完善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施拉姆所划定的框架对后来者影响深远。
另一个著名而经典的传播学理论体系，由丹尼斯·麦奎尔在其经典著作《大众传播理论》中提出：
●理论：概念与模式、媒介与社会理论、大众传播与文化
●架构：媒介规范与结构理论
●组织：语境中的组织、媒介文化生产
●内容：事件、概念和话语，文体和分析方法
●受众：理论和研究传统、受众经验的社会特性
●效果：短期效果、长期效果和潜效果
两相对比，不难发现麦奎尔体系同施拉姆体系的相似之处，以及前者的进一步发展。然而不论是哪种传统理论体系，都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尤其当我们想将之应用于新媒介研究理论体系构建的时候。
第一，施拉姆或麦奎尔体系，本质上是关于大众传播研究的体系。如我们所熟知，大众传播仅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子类，而不论是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还是在经由新媒介的传播中时常出现、引人关注的群组传播、人机传播等，均未被传统传播理论体系所涵盖。
第二，如一位学者归纳，传播学理论有七大学术渊源：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学、批判，并由之衍生出九类理论：系统理论、符号与语言理论、话语理论、信息生产理论、信息接收理论、象征互动理论、社会与文化现实理论、经验与阐释理论、批判理论，传统传播理论体系并未能将之完全覆盖。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施拉姆体系几乎完全是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体现，而麦奎尔体系则多少增添了诠释研究范式的新鲜血液，但对于批判研究范式仍是无所涉猎。
第三，这些传统理论体系，诞生于数十年前，今日社会的技术、媒介、文化甚至人类自身较当时，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迥异的媒介环境和社会背景下，旧有的理论体系时常会显得难以解释新的现象，回答新的问题。许多旧的理论，在新媒介研究中也需要改善、修正甚至革新。
近年来，针对这些经典而传统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学者们也努力对它们进行了许多修正、完善，或者以新的方式建构别样的理论体系。其实任何一本针对某层面学生的传播学教科书，或是一部传播学历史的专著，也都在通过全书的结构和阐述来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些对传播学理论体系的修正和革新，包括但不限于下面一些方面：
●随着社会的数字化、信息化、媒介融合等趋势，将计算机、IT、生物科技纳入传播学视野；直面来自认知心理学和生物科学的挑战；更关注新技术、新媒介对个人、社会以及传播学科的影响及其互动；更关注个人（同时是传播者和受众）的传播行为、权利和经验。
●实证研究方面，向信息处理思路转变，以超越特定媒介或技术细节的方式将传播理论公式化。提倡传播科学，将所有定量的、经验主义的、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综合起来形成一种视角，结合了积极受众理论、有限效果研究和人际传播研究。
●尝试结合批判和文化研究理论以及传播科学，提出所谓的“社会符号学”理论。
●注重“发展传播”理论，有意识地利用传播技术和活动促进对社会有益的目标，集中关注通过传播促进发展，重视媒介素养运动。
●随着传媒产业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上升，关注创意产业，传播学也进一步涵盖经营管理和文化艺术表演等领域。
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子领域，新媒介研究的理论体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借鉴甚至脱胎于传播学理论体系。上述这些特点，同样将在新媒介研究理论体系中得到体现。
此外，在新媒介研究中，一方面，新媒介大都在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催生下出现，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思想很自然地会在新媒介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对于新媒介使用与满足、创新扩散、传播效果这些至关重要问题的探讨，也不可避免地让社会科学研究传统/范式成为新媒介研究的首选；但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介不断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其赋予普通受众的力量和地位不断凸显，意义的协商与交换、媒介文本的再生产、草根受众的传播能力等都比以往由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完全主导的“广播时代”表现得更为醒目，因而批判和诠释研究传统/范式也已获得新媒介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在建构新媒介理论体系时，两类范式应该“比翼齐飞”，而不是“一枝独秀”。二、传播学中的媒介研究
严格意义上的媒介研究，或者媒介分析（media analysis），脱胎于传统的“5W”模式中对传播渠道的分析，取向和方法都不脱大众传播理论的窠臼，范围仅限于对媒介的形态、结构、传播特性的观照。“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而“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
我国传播学界对媒介研究的普遍看法，还停留在这种狭义层面上。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成果的《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一书的写作框架和范围，就体现了对“媒介分析”概念的理解。该书包括如下部分：媒介技术与传播学、麦克卢汉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威廉斯的媒介观、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麦克卢汉之后的媒介研究、电脑和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时期国外学者的媒介研究（包括贝尼格的“控制革命论”、桑德拉·鲍尔洛基奇等论新、老传媒的特点、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论”）、中国的媒介分析研究概况和一个研究案例。不难发现，这种视野中的“媒介分析”，涵盖的领域相对狭窄，已有的理论相对较少，且集中于诠释与批判范式的取向。
但这种理解并不代表目前国际传播学界的共识和趋势——如果说有所谓的共识和趋势的话，那也是体现了合流、开放、对话、跨学科等特征，把这一领域拓展得更宽阔了。例如，“media analysis”这个术语，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对媒介内容展开的研究与分析中，最为典型的，就像伯杰运用符号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理论对影视文本进行的阐释和解读。而按照“5W”传播模式衍生的传统理论体系，无疑属于“内容分析”的领域。
更进一步看，“媒介研究”的概念在一些学者看来至少包括四个大的方面：全球化中的媒介、媒介工业和职业、受众与媒介接受、文本和语言。而对待媒介研究的历史，人们有各种看法，“这些观点之间的张力和冲突本身即构成了充满魅力的研究领域”。如果还对照“5W”传播模式来看，所谓的“传者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全都和“媒介研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交集。因此，这种传统的框架已经无法再为我们理解和发展“媒介研究”提供多少帮助，倒不如跳出“5W”的狭窄视野和它曾给我们圈定的“媒介分析”的极为有限的空间，去看看这个充满生机的领域如今已经发展成什么样子了。
两位英国学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丰富的图景。《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一书所体现的媒介研究视野，尽管仍不可能囊括关于媒介研究的所有传统和理论（至少，如英尼斯、麦克卢汉、波兹曼、莱文森等加拿大多伦多学派或与之紧密相关的学者们的媒介观点便未纳入其中），其分类也不可避免是个人观点的体现而绝非唯一，但无疑是富于启发性的。
全书首先选择了一些对整个领域中不同研究传统或方法的关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