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本实业出版社,茂木健一郎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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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学问的门类（4大门类，图解36个具体学科的的知识总览， 是准大学生提前了解专业的入门钥匙。）试读：
前言
何为现代的“文化修养”我们身边的环境正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和智能手机等设备的普及，人们瞬间就能获取到想要的信息，即使是海外的消息也几乎能够即时获取。使用“谷歌学术搜索”等搜索引擎，任何人都可以阅读到专家发表的论文。说得极端一点，即使是小学生也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学术信息。
在此背景下，我们现代社会的“文化修养”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语言能力”。国语自不必说，英语也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上最尖端的“知识”都是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一个人若想参与其中，首先必须具备运用英语的能力。
其次是“数学”。这里所说的数学并不是指解答复杂数学式的能力，而是指能够理解支撑着现代文明的 IT 技术以及计算机的逻辑结构，也就是一种理论化的、缜密的思维能力。
还有“关于网络的知识和感知能力”。网络连接着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非特定人群，使得各类信息得以流通、过滤和积累，理解网络的结构和理论，具备一定的网络实践能力和感知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信息素养”也是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信息素养是指一个人能够理解信息产生、加工以及流通的过程，并能够对信息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总之，不能对媒体所提供的信息不加思考就全盘接受，而应该冷静地判断出网络所特有的敌意和错误信息，在亲自对信息进行确认前都应该保留判断。
此外，人们还需要具备“理解多元价值观”“平等地对待他人”“不过度自信，时刻保持怀疑精神”“遵守平等交流的规则”等多种素养。
当我们试着列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文化修养”的各要素时，就会得到这样一张数量相当庞大的清单。如此一来，以大学入学考试的偏差值和笔试成绩为评判依据的“知识”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总而言之，现在已经进入了要求人们具备“综合能力”和“社会能力”的时代。跨学科的重要性
现代社会的发展瞬息万变、难以预测，如果一个人只钻研某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的话，很有可能会难以发挥价值，迅速被时代淘汰。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即使看似是在走弯路，人们也要从基础开始巩固自己的文化修养，并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多接触“真知”，培养出能够看穿事物本质的眼力，也就是所谓的“博雅”教育思想。
因此，在学习这一点上，我坚决支持跨学科学习和横向学习。日本的大学教育分为“文科”和“理科”两种不同的培养方向，文科生不会运用数学和逻辑，理科生不明白自己的研究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简直是荒谬至极。只有取消了文、理科的区分，进行横向的、跨学科的学习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学习。
我从东京大学理学部毕业后，又攻读了东京大学法学部的学士学位。刚进大学的时候我所考虑的仅仅是我想研究科学，在经历了很多事、遇到了各种人之后才逐渐领悟到科学家也是要与社会相联系的。
我是一名脑科学家，对脑的本质性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十分广泛，除了物理和数学外，还需要学习生物学、脑生理学、认知科学、信息科学，甚至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不广泛学习的话就无法研究到“本质”。
信息和研究成果每一天都在更新，不时常进行学习就无法使自己立足于该领域的最前沿，这一点对于任何领域的职业人士来说都是一样的。
只要拿到了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就能一生无忧的时代早已结束。当代社会是一个不进行跨学科学习就没有未来的社会，仅靠大学的学习已经不足以应对社会的发展，还需要靠自己广泛涉猎，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由非典型性才智创造价值的时代
21世纪毫无疑问是一个由“才智”，也就是 intelligence 引领世界的时代。运用才智可以帮助我们规避风险，创造财富，推动经济的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才智”并不是以 IQ 测试为评估标准的“典型性才智”，而是指与此相反的“非典型性才智”。在全球化的竞争背景下，典型性才智越来越平庸化和廉价化，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例如，首个成为 MIT（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主任的日本人——伊藤穰一曾两次从大学退学。他虽然只有高中学历，却具有十分宽广的知识面，接连提出了大量让人耳目一新的构想，并担任《纽约时报》和索尼公司的董事，堪称“非典型才智”的代表人物。乔布斯、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也具有非常高的“非典型才智”。
当代所需要的才智是一种建立在一定专业性基础上的、广泛的文化修养，而拥有“非典型性才智”的人才将以革新的方式引领时代的发展。人脑具有无限的学习能力
才智水平并非天生就注定了的。例如对于才智的其中一个衡量标准 IQ（智商）而言，遗传性影响约占50%，剩下的部分则由后天环境和学习所决定。也就是说，通过学习可以提高才智水平，而人脑的学习能力又是不存在界限的，所以越学习就越能开发才智。
当我们通过做某件事情而感到快乐的时候，大脑会分泌一种名为多巴胺的物质，使在该行动中所形成的神经细胞的连接得到强化，这就是所谓的“强化学习”。
幸运的是，我从小就能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当“学习”这件事本身得到强化学习后，就会产生“继续学习”的意愿，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强化学习的循环，使大脑不断得到锻炼。强化学习的循环越重复越能够得到强化。
这种循环是没有界限的，人类可以无止境地进行开放式的学习。例如“阅读历史书”→“分泌多巴胺”后，会使“阅读历史书”这一行为得到强化，强化后会“继续阅读历史书”→“分泌多巴胺”，这种不断的循环使得“阅读历史书”这一行为越来越得到强化。
反过来说，自认为“不擅长学历史”的人，实际上并非不能够理解历史，而仅仅是因为没有形成强化学习的循环而已。
大家可能也有自认为擅长、不擅长的领域。但所谓的擅长或者不擅长并不是由遗传决定的，而是由于没有形成强化学习的循环。难度略高一点更有助于强化学习的形成
在大脑的学习能力上，还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实。
当全力完成某件难度相当高的事情时，大脑所分泌的多巴胺质量最佳，强化学习的循环运转也最为有力。
例如，解答稍难一些的数学问题，比解答简单的数学问题更有助于大脑分泌出优质的多巴胺，所获得的喜悦感和成就感也更为强烈。问题太容易或者太难都无法使大脑分泌多巴胺，这是由于太容易的话无法对大脑产生刺激，太难则容易使大脑产生无力感，但有时“离谱”的挑战也会成为一种很好的刺激。
积极应对目前的自己所难以解决的难题，时而通过达成一些“离谱的挑战”获得成就感，更有助于形成优质的强化学习的循环。提升自我
我的学习态度是自小就养成的。
我始终保持着“自己给自己限定时间，自己的责任自己承担”的态度。小时候我曾沉迷于昆虫采集，进行过关于蝴蝶的研究，还加入了日本鳞翅学会。念小学时，我在阅读了爱因斯坦的传记后，开始有了一个明确的理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为了能成为科学家，我自小不仅阅读了大量理科方面的书籍，还广泛阅读了文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的著作。
小学时我甚至阅读过父亲书架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自己也隐约明白“这并不是给小孩子读的书”，但还是刻意给自己施加了难度较高的障碍，这或许也有助于我形成强化学习的循环。
我的这种学习态度直到现在也未曾发生改变。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为了能够立足于第一线，在自我的提升上丝毫不曾有过懈怠。“学习”是一件最能让大脑感到开心的事情。通过阅读某本书而得到启发、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使得知识逐渐得到积累后，它们就会像腐叶土一样发酵，成为你大脑中的优质土壤。例如，阅读在某一个学科领域中最广为流传的名著，最有助于了解该学科的来龙去脉，这是由于这样的书大多充满了能得到任何人都认同的洞察力。*
本书的编写目的是希望打破文科和理科的界限，从宏观的角度俯瞰整个“学科”的世界。简练易懂地对某个学科在人类所有“知识”中所处的位置、确立过程、发展史以及取得了划时代成就的科学家们的足迹等进行解说。相信通过对不同种类的各种学科的接触，能让读者们发现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视点和联系。
希望读者们能以本书为媒介，踏上一场“知识世界”之旅，并能从书中某一个感兴趣的部分出发，展开更进一步的研究，培养出适用于当代社会的“文化修养”和“才智”。2016年3月凡例
◎本书中使用的缩写词如下：[阿]阿根廷[爱]爱尔兰[埃]埃及[奥]奥地利[澳]澳大利亚[比]比利时[波]波兰[丹]丹麦[德]德国[典]瑞典[俄]俄罗斯、苏联[法]法国[芬]芬兰[荷]荷兰[加]加拿大[捷]捷克[拉]拉脱维亚[罗]罗马尼亚[美]美国[挪]挪威[葡]葡萄牙[瑞]瑞士[土]土耳其[希]希腊[西]西班牙[新]新西兰[匈]匈牙利[英]英国[以]以色列[意]意大利[印]印度[中]中国
◎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的标记遵从惯有标记规则。
◎年号一般采用公历。
◎本书中（）中的数字，用于人名后的表示该人物的生卒年，此外则表示出版年代、创作完成年代。
<例>根据米歇尔·福柯（法1926—1984）所著的《词与物》（1996）一书……
◎《》内表示书名、杂志名，“”内表示引用的语句或概念。
◎卷末的人名索引收录的是正文中出现的人物，省略了图表中出现的人物。
※本书是对1996年1月出版的《通识：学问的门类》的大幅度润色和修正。序言 学科的门类学科的起源
古希腊人在继承了古代东方文明的经验性知识的同时，发展出了独立于自然的自律性的思考方式，确立了学科的基础。
学问是什么？人类为什么想要学习？迄今为止学了什么？话说起来，对于人类而言所谓的求知欲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系列疑问最终又会回到“学问是什么”这一最初的问题上。
如此一来，自然而然就会得出学问就是探究“什么是学问”这一让人似懂非懂的结论。然而事实上使这种自我指称式的疑问得以成立的正是学问本身，也就是始于古希腊的西方学科的发展史。
古希腊以前的“学问”，比如古埃及的测量术和医术，都是在自然与人的直接性联系中诞生的，也就是所谓的生活的智慧。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将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条件认定为是对“生产资料的运用”，也就是对自然的加工和改造，这种生活的智慧或许标志着人类在经历了古代东方文明之后，到古希腊时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对自然的“对象化”过程。
然而，直到古希腊，人类才首次客观认识到了“将自然对象化了”的这一意识，也就是说开始出现了思考的自律性。
古代东方文明确实在经验性知识的积累上有远远凌驾于古希腊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古希腊之前，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都存在着某种明显的断绝。
对于古希腊以前的文明而言，知识说到底只是对顺应自然秩序的经验的一种积累。宗教也是人类对自然的“惊异”的对象化，依然受到自然秩序的支配。然而，古希腊的人们则将自然秩序从现实的自然中独立出来，通过自发性的思考实现了自然秩序的自律化。
例如，最早的哲学家（即最早的学问的实践者）——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曾探究过世界的本源。然而，比起这些自然哲学家们将什么看作是世界的本原，真正使我们感兴趣的其实是究竟是什么使得他们开始想要探究本原问题。
因为如果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依然被神话和宗教世界所束缚的话，他们是不会想要去探究本原问题的，就算他们真的尝试着去探究这一问题，应该也只能得出一些神话或宗教性的结论。
文化史学家杰克伯·布克哈特（瑞1818—1897）在其巨著《希腊文化史》（1897）中表示，使古希腊人产生了哲学思想的原因在于“从各种具象事物中完全分离出来了的语言世界”，而古埃及语则缺乏“非具象性表达的能力”。也就是说，古希腊人是在摆脱了自然束缚的语言世界中，逐渐实现了自律性的思考。
柏拉图对这种自然（世界）与人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释，并将思维世界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理念”。他主张唯有“理念”才是绝对真实的，作为知觉对象的个体事物都只是对“理念”的模仿和假象。
这种“实在”与“观念”的二元论的出现，使得西方学问甚至是西方文明都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与此同时，二元论却也引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这是由于事物与思维的分离虽然使得对自然的客观性认识（从事物的秩序本身出发看待事物）得以实现，但另一方面，却也助长了理性的绝对化，将人类抬高至“征服自然的独裁者”这一地位。
如果说柏拉图奠定了西方学问的基础，那么其后的亚里士多德则使得学问细化成为各个学科，并奠定了各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基础。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运用柏拉图所建立起来的思想框架，对自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对象化，使学问实现了体系化的发展。
不同于柏拉图将个体事物看作是对理念的模仿与假象，亚里士多德将“理念”称为“形式”，并认为形式存在于个体事物之中。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并试图从事物的形成过程出发理解事物。
这种关于自然的研究方法，既扩展了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又为自然（世界）的细分化和对象化提供了可能性，促成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出现。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曾将之前的古希腊时代的知识分为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前者包括神学、数学、自然科学，后者包括政治学的伦理学，首次尝试着对知识进行了体系化的分类。
至此终于形成了作为现代学科源头的各学科的雏形。学科的发展
近代学科的确立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在摆脱了基督教的束缚后，通过语言的发展引发表象秩序与物质秩序分离，对事物世界进行分类和秩序化的过程。
起源于古希腊的诸学科在经历了希腊化时代、罗马时代、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中世纪时代的发展后，最终演化成了近代学科。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各学科在古希腊以后实际上并未取得太大的进展，甚至可以说是走向了下坡路。
虽然古希腊的学科传统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被埃及和亚历山大里亚所继承，在数学和医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在罗马帝国内部，却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巨大成就。而就这一情况，历史学家们也曾给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
例如：罗马人本身就对理论性知识缺乏兴趣，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城市遭到破坏，又逐渐失去了支撑着学科发展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基督教的诞生进一步加快了学科发展的衰落。
然而，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将我们的理性当成了“进步的过程”，但学科的发展历程不应是其趋于完善的历史，而应是“事物以及使事物分类形成知识体系的秩序等的历史”。简单来说，学科的发展历程应该是“世界观的变化”。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将支撑着“世界观”的根源性秩序称为“知识型（知识的无意识性基础）”。
根据米歇尔·福柯所著的《词与物》（1996）一书，在文艺复兴后期，也就是16世纪末以前，文化知识的构成原则是“相似关系”，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以“相似”为基础得以秩序化。在该时期，词与物处于同一个水平，二者是统一的。然而，自16世纪末开始进入古典时代后，语言作为一种表象从事物的世界中独立出来，也就是说实现了表象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的分离。
然而，在16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古典时代，表象的秩序与自然的秩序并不完全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事物。表象指的是事物的透明性表象，即用词指向某物时，可以正确地表象该事物。由此，语言使客观的物得到了分类和秩序，博物学逐渐发展成了生物学，对于财富的分析发展成了经济学，对于言语的研究演变成了文献学。
实际上，只要对各学科的确立过程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学科几乎都在17世纪前后形成了该学科的近代性基础。
从文艺复兴时期起至近代的学科的发展历程，与从继承了古代东方文明到确立了学科基础的古希腊时代的发展历程十分相似。可以说，近代学科的确立过程是对古希腊思考方式的一种回归。
实际上，近代学科的奠基人笛卡尔的思想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是极为相似的。但笛卡尔的理性与感性、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使各自的秩序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分离出来，为客观性物质世界的法则性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学科的发展。
与此同时，近代学科的形成过程也是各学科领域不断细分化的过程，是学科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明确化，研究方法逐步得以确立的过程。而使得这种现象得以出现的原因，则是以笛卡尔的哲学为代表的，将“物质世界”作为独立事物看待的思考方式。
当然，每一个学科在发展成为近代学科的时间上都存在着差异。例如物理学和化学就相差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虽然以什么为依据判定其发展成了近代学科确实是个问题，但如果单从学科方法论的确立这一点来看的话，在化学界诞生与物理学界的牛顿相当的人物，确实要等到18世纪的拉瓦锡了。
如果将学科整体比作一条奔腾的大河，试着对其流势变化进行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各种学科在其中时而融汇时而分化，不断形成新的学科，或是旧的学科又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而使这些流势变化得以形成的原因，则是某种观念的出现，或者是构成学科的认识论上的秩序，也就是福柯所说的“知识型”。现代学科
以“人类”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近代学科，在21世纪面临着全新结构下的学科重建。
根据福柯的《词与物》一书的记述，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转变相似的断裂性在18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这次转变成了一直持续至今的现代知识型的起点。
福柯认为，古典时代的词与物的关系具有透明性，而以18世纪末为分界点，词与物的关系开始呈现出了不透明性。也就是说语言从它所表象的物体中分离了出来，开始关注其自身的特性，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而从这种词与物的关系的错位和断裂中呈现出来的，则是作为欲望主体的“人类”。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试着将古典时代的笛卡尔与18世纪末的康德进行比较。虽然笛卡尔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将“我思”与“我在”相分离，但使“我在”这种现实世界（物质世界）得以成立的，依然是“我思”这一表象。也就是说，名为“我在”的现实世界，是由“我思”这一透明性表象推导出来的。
而康德则认为“我在”这一现实世界存在于“我思”这一表象性世界之外。这是由于在“我在”的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作为欲望主体的“人类”，而作为欲望主体的“人类”是不属于“我思”，即表象性世界的。
当然，我真正想强调的并非是18世纪末突然出现了作为欲望主体的“人类”这件事。而是在古典时代，事物可以通过语言得到直接再现，而在18世纪末以后，这逐渐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是由于出现“人类”这一语言所难以解释的存在。也就是说，在词与物的映射关系中，出现了“人类”这一画蛇添足性的中介。
此后，近代学科开始围绕着对“人类”这一有限性存在的分析不断展开。
实际上，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许多学科都在对“人类”所具有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的认识下，重新得以构建。这里所说的人类的有限性，是指现实世界中的经验，与相关主体间的互相限制、制约，甚至是矛盾。这也代表着人类对人乃是自然中的一个客体，一种历史性存在的自知。
脑的解剖、生产费用的结构、印欧语系的体系化等知识结构，都是从对“人类”的有限性的认识出发产生的需求，并发展成了对各学科的历史性和固有法则的探究。实际上在经过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后，历史以及将法则作为一种结构进行的研究成了各学科的主题。
从黑格尔开始直到马克思、萨特为止，哲学的中心课题始终是历史中的人类存在。经济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物理学等学科也都通过将对象作为一种结构进行研究，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天体物理学领域，人们对于宇宙的探索甚至深入到了宇宙的诞生，试图探明宇宙整体的历史性。计算机等高科技也是基于对人类有限性的认识而产生的人类能力的一种延伸。
然而另一方面，近代学科始终以“人类”为中心，却也导致了对自然的过度支配。21世纪的学科发展若想在新的思想形态下，谋求学科的重建，就必须要凭借着质疑的精神跨越近代思想本身。
因此，不应再将从古希腊至今的学科的发展历程理解为“理性的进步”，而应将重点放在随着时代的变化，世界是怎么为人类所认知、分类以及秩序化的。这一点对于西方学科以外的学科的发展历程来说也是一样的。
虽然本书主要以介绍西方学科为中心，但学科的发展当然并不仅仅出现于西方，了解西方以外的学科的发展历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今时代正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变革期，在此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通过追寻各学科的发展历程，摆脱单一视角，从多元化的角度对世界进行全局性的认知。学科的确立过程人文科学—— HUMANITY ——哲学Philosophy哲学的起源
从神话世界迈向“逻各斯”理性世界，诸学科之母——古希腊哲学。
哲学（philosophy）一词源于希腊语 philosophia，其中 sophia 是名词，指智慧，philein 是动词，指爱和追求，哲学（philosophy）意即爱智慧，因此在古希腊，所有的学问都可以被称为哲学。
最初，一些古希腊思想家开始反思宗教神话对世界的解释，他们经过新一轮的探索和思考，对世界做出了理性统一的解释，由此产生了最早的学问。古希腊人将这种理性和统一性称之为“逻各斯”。逻各斯原始的含义是“拢集”（采集和聚拢，以便妥善庇护和保存），受逻各斯的影响，世界在同一个理性的秩序下运转。后来，逻各斯也开始指“逻辑”或“逻辑学”。
从神话和感性的束缚中脱离出来的古希腊人，开始争论自然是永恒不变的还是运动变化的。在爱奥尼亚地区（现在的土耳其）出现了西方第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泰勒斯。泰勒斯认为水是不变的本体，是万物的始基（始基：万物的根源或基本）。这一追寻万物之源的问题，拉开了人类从哲学视角审视世界的大幕。
而毕达哥拉斯则认为“数（数的法则=逻各斯）”是万物的本原，到这里，事物与思维才被完全区分开，思维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存在，这一西方哲学的基础开始萌芽。赫拉克利特主张“万物流变”，这一观点随后被智者学派所接受，而与擅长辩论术的智者学派生活于同一时代的苏格拉底则追寻“向上的生活”，他运用“问答法”使人“自知无知”，苏格拉底开创了希腊哲学的新方向，使哲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苏格拉底的弟子、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对世界（自然）的“变化”与“静止”进行了最理论化和体系化的阐释。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亚里士多德批判性地继承了柏拉图的这一主张，认为“形式”是事物不变的本质，“物质”与“意识”，“实在”与“理念”，“感性”与“理性”，在之后的西方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二元论”就此成立，成为了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都是苏格拉底所追寻的“善”，也就是坚持以理性的方式认识世界。西方哲学的成立——①古希腊哲学西方哲学的成立——②中世纪哲学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哲学
中世纪哲学是古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基督教思想结合的产物，在这一时期，哲学成为了神学的婢女。
古希腊哲学经过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最终与中世纪的官方意识形态基督教合流，形成了中世纪哲学。基督教用神的超越性冲淡了希腊哲学认识论中的理性色彩，认为神才是无限而永恒不变的超越存在，希伯来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共同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两大源头。
从希腊化时代到罗马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是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这一时期的哲学与古希腊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有一些相似之处，伊壁鸠鲁倡导“快乐主义”，斯多葛学派则认为全体人类都应该遵守“神明律法”。
随着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迅速传播，神秘主义开始在地中海东部沿岸流行开来，以普罗丁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对构建基督教神学的理论基础产生了巨大影响。普罗丁进一步发挥了希腊哲学的神秘主义思想，他认为神也就是“太一”，是万物的起源。在中世纪，哲学最终成为了神学的婢女。
早期基督教教会的神父们确立了基督教神学，其思想被称为“教父哲学”。其中，奥古斯丁教父构建了基督教神学体系的思想基础，并且确立了之后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教义。随后，基督教神学的完成者托马斯·阿奎那，最终成功将被伊斯兰文化圈所继承下来的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教义巧妙融合在了一起。
托马斯·阿奎那所建立起的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体系对之后的中世纪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Schola 这个词原本是闲暇的意思，自中世纪开始指在学校里研究形成的神学。经院哲学认为信仰与理性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哲学是对上帝存在的理性论证。
然而，随着经院哲学的发展，在其内部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即发生在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的重大争论——“共相争论”。唯名论的代表人物奥卡姆强调直观和感觉认识的重要性，他倡导“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奥卡姆的剃刀”，这一思想最终成为了近代英国经验论哲学的重要来源。近代哲学的形成与发展
笛卡尔的二元论奠定了近代哲学的基础，形成了近代世界观。
弗朗西斯·培根被称为“近代哲学的先驱者”，而笛卡尔则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哲学之父”。帕斯卡尔对笛卡尔提出质疑的时代，也是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时代，出现了诸如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近代自然科学从之前亚里士多德式的关注“个别事物的个别性质”中脱离出来，开始探寻事物间的普遍规律。笛卡尔为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发展提供了哲学引导。
笛卡尔创立了“心物二元论”的近代哲学体系。他认为心灵和物体是独立存在的两个实体，对物体间关系的清晰认识就是数学的、物理的以及科学的思考。然而，笛卡尔的二元论在说明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关系问题时，陷入了困境：既然心灵与物体是两种相互独立、互不相关的实体，又如何解释身心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互关系呢。毫无疑问，将“物质”与“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感觉，虽然之后的英国经验论指出了感觉所发挥的这一重要作用，然而在笛卡尔的哲学体系里，片面地夸大感觉的相对性，从而贬低了感觉在认识真理中的作用，因此，笛卡尔的二元论始终是一种彻底的唯理主义认识论。
大陆唯理论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试图克服笛卡尔二元论的缺点。
斯宾诺莎认为“自然内在的能动性”是唯一的实体，“思想”与“广延”作为唯一实体的两个属性是彼此独立，互相平行的，即“心物平行论”。莱布尼茨则主张世界是由不可分的单子构成的，世间万物的流动变化来自于构成事物的元素——单子的差别与变化。在莱布尼茨看来，每一个单子之所以能与其他单子协调一致，形成和谐的宇宙秩序，这是因为上帝在创世之初，已把每个单子的全部发展过程安排好了，即所谓的“前定和谐”。
大陆唯理论认为知识只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英国经验论则主张经验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约翰·洛克和休谟对笛卡尔的唯理主义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感觉经验上的,我们因为能观察所知觉到的外部客观事物,能观察所知觉、所反省到的内部的心理活动,所以人的理解才能得到思想的一切材料。然而，如果固守感觉经验的立场，知识就不可能有普遍必然性。经验论在知识的真理性问题上，由于其自身的矛盾钻进了认识论的死胡同。
康德的“批判哲学”是对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的调和，康德再次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进行了思考，重新考查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和界限。近代哲学的终结与20世纪
黑格尔哲学既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最高综合，也是20世纪哲学史激荡的源头。
从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以费希德、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继承了康德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改革和发展。
黑格尔认为人们在认识物质和精神、客体和主体的关系时，应该摒弃非此即彼的对立思想，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来理解。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绝对精神”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根据，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遵循“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轨迹而进行的过程。在黑格尔所建立起的完整哲学体系中，通过将主观性绝对化，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由“绝对精神”的运动发展来实现的。
黑格尔的事后性哲学，只能对已发生的事做事后的总结，马克思则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试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内部矛盾，其矛盾分析的对象直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类的主观意识，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传统的“唯物论”和“唯心论”是将“物质”或“精神”设定为本原，然而，如果我们简单地以这种极端主义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便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了与观念和实在交错在一起的复杂因素。其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资本论》，就是他集中分析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各种复杂因素，试图揭示其内部矛盾的集大成之作。
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的思想构成了20世纪历史发展的理论源泉，无论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还是被继承的对象，马克思的思想都为整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由尼采开创的又被称为现代思想的“现代哲学”开始登上20世纪的历史舞台，现代哲学对传统的宗教观和人类理性表现出强烈的怀疑态度，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的鼻祖克尔凯郭尔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胡塞尔的“现象学”，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为存在主义定义的萨特等等，这一系列哲学家或哲学思想，都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历史矛盾不无关系。西方哲学的成立——③近代哲学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世界上存在着多元化思想和立场”这一事实，动摇了西方中心主义哲学观。
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人是绝对自由自主的存在”，列维-斯特劳斯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这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作祟下的自以为是而已，由列维-斯特劳斯所引发的“结构主义”思潮，开始关注对多元文化和社会现象的研究。
例如，福柯于1969年发表的著作《知识考古学》，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知识和权力的历史。以德里达和德勒兹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既坚持了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从内部完成了对西方哲学的批判。
德里达在批判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构”理论。德勒兹则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观进行了解说。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基本倾向是批判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一切西方传统哲学。经过明治维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向欧美化的日本，也受到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利奥塔在其著作《后现代状况》中论述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于法国兴起后不久波及日本，然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颠覆宣布了“哲学的终结”，关于真理、国家、科学等“宏大的叙事”失去了其可信性，取而代之的则是个人的兴趣和嗜好，以及不同民族的异文化价值观等“细小的叙事”，“价值观的多样性”开始受到重视。
包括2001年9月11日美国多地同时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在内，宗教和战争、民族纷争、女性问题、教育、生命科学、环境问题等，都正如安东尼奥·内格里和迈克尔·哈特所论述的那样：“在全球化秩序下，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权力——帝国。”世界已经进入了伦理与哲学、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相融合的新时代。西方哲学的成立——④现代哲学日本哲学门类
岛国多样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多神教，神道与外来的佛教相融合，形成了日本独特的“神佛习合”现象，与西方文化交汇碰撞。
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日本四季分明，孕育了源于“自然崇拜”的多神教——神道，在国家形态初步形成之时，佛教也从中国传到了日本，由此而来的“神佛习合”奠定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基础。
日本的国民性具有一种尊崇“和”的精神。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西田几多郎为首的“京都学派”进行了划时代的探索，他们并不只是一味地学习西方哲学，而是用西方哲学语言重新诠释了日本原有的哲学思想，并使之体系化。其后，和辻哲郎建立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庞大的伦理学体系。而田边元则逐渐摆脱西田哲学，提出了解读国家等社会共同体的“种的逻辑”这一概念。
当今时代，哲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旧的传统哲学走向了终结”，经过了与西方哲学的交流与碰撞之后，日本哲学也走上了探索自身发展的道路。入门者须知功利主义
英国法学家边沁所创立的哲学体系。边沁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进行合理的功利计算，社会就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团体。其思想核心是认为幸福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后来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源泉。合理主义
合理主义是一种重视理性，以理性的思维来理解世界的哲学倾向，即排除特殊性和偶然性，在一个普遍通用的法则下认识世界的态度。合理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一大特征。实证主义
19世纪产生于法国的哲学流派，创始人为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孔德反对抽象的形而上学，强调只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知识体系才能形成社会的共同信仰。约翰·穆勒和斯宾塞等人的英国经验主义思想也深受其影响。实证主义是近代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上帝之死
德国哲学家尼采在其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及的言论。为了批判长久以来统治着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基督教，尼采发出了“上帝已死”的呼喊，这一言论同时也宣告了无神论时代的到来。事实上，“上帝之死”可以看成是尼采之后，所有西方现代哲学的出发点。现象学
奥裔哲学家胡塞尔所创立的哲学体系。胡赛尔反对心理主义将逻辑思考理解为经验心理规律的做法。作为其纯粹逻辑学的基础，胡塞尔阐释了自己的现象学学说：首先，他提出现象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现象学还原”法，即用加括号的方法，把一切传统经验和定论“悬置”起来，达到对意识对象的本质的认识，再通过对此直观意识现象的研究，推导出万物的存在意义。
胡塞尔的现象学，不仅深刻影响了萨特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并且在经过约翰·穆勒等哲学家的丰富和发展后，对现代思想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存在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广义的存在主义也包括海德格尔和亚斯贝斯的思想，但一般情况下多指萨特的哲学思想。
萨特认为存在就是一种超越现在，面向未来，将自己置于开放性状态的投射。存在主义是最后一个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哲学。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起源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索绪尔首先运用结构分析方法研究普通语言学。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结构主义思潮以法国为中心在欧美广泛传播。结构主义与强调个人主义、主观精神的存在主义不同，它更加重视对超越个体的“结构”的研究，认为人类只是一种历史性的事物而已。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反对结构主义对历史及宗教的轻视。后结构主义既继承了结构主义所提出的“结构”思想，又为其注入了历史性元素。由此，后结构主义研究的对象不再是静止的结构，而是有生命力的流动结构。多元决定
多元决定一词起源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将其运用于解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
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元决定的，而是由多元决定的。
同时,阿尔都塞还指出，决定一个事物发展的诸要素绝不是平等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 hierarchy（等级秩序）。阿尔都塞认为，历史分析的重点就是要究明多元决定间等级秩序的特征。后现代主义
批判以理性启蒙为基础的近代社会制度和一元思想。它试图探索在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背景下，知识和实践的走向，是一种思想或文化上的倾向和概念。哲学门类历史学Historical Science历史编纂史
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人们就开始撰写历史。中世纪时期，神学史观占据了统治地位。
西方史学源于古希腊，开山之作是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该书以希波战争为中心，杂以传说故事，记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帝国与雅典、斯巴达等希腊城邦联合军之间的战争，因此，后世尊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
修昔底德详细记录了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为了争夺希腊霸权而爆发的战争，著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也称《历史》）。修昔底德将记述的主题限定于政治-军事史，他着眼于史实的传达，崇尚客观严谨的叙述方式。然而，在当时的希腊，历史还并不是人们认识的对象，也不存在“世界史”这一观念。
公元前后的古罗马，出现了李维和塔西佗等重要的历史学家。李维的著作《罗马史》，全书共142卷（现仅存35卷），记述了罗马自建城以来7个多世纪的历史。塔西佗憎恨罗马帝国的黑暗腐败，他认为在被视为蛮族的民族中也有像日耳曼人这样情操高尚的民族，其于公元98年出版的《日耳曼尼亚志》，记述了日耳曼人的淳朴刚毅。
4世纪至5世纪时的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勒留·奥古斯丁，依照上帝六天创造世界的思想，将人类历史分为六个时代，以耶稣诞生为起点的第六时代最终将迎来末日审判。末日审判之后，便是永恒的惩罚与幸福的时代。基督教历史观长期统治了中世纪西欧史学界，日耳曼等国建国之后，6世纪的都尔主教格雷戈里、7至8世纪英国的比德等诸多基督教神职人员，基于神学史观撰写了一系列的编年体诸国史。
12世纪的鄂图，被誉为“中世纪最伟大的编年史家”。14世纪至15世纪的编年史作家傅华萨所著的《编年史（闻见录）》，是记录英法百年战争的重要史料。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在东方世界的中国，出现了秦汉统一王朝之后，“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写成了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记载和总结了从上古黄帝到汉武帝时代共约三千年的历史。公元1世纪时，班固所著的断代史《汉书》问世，只记载了西汉王朝一朝的历史。《史记》与《汉书》堪称后世中国正史的典范。
而在伊斯兰世界，进入了阿拔斯王朝之后，9世纪时以塔百里为代表的历史学家辈出，他们突破宗教、地域和种族的局限，开始自由客观地记述伊斯兰历史。14世纪时，伊本·赫勒敦在其著作《历史绪论》中，提出了王朝兴亡的历史发展理论，他认为沙漠生活将人们联系起来，都市化的发展冲淡了这种联系，继而又被另一支更强悍的沙漠部落所征服，历史的进程取决于沙漠生活和定居生活两股力量的消长与均衡。历史编纂的进程近代历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19世纪的德国，基于史料批判的近代历史学得以形成与发展。
地理大发现打破了欧洲昔日的闭塞状态，文艺复兴运动出露端倪，人文主义的发展将历史学从神学史观中解放出来。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认为，若要统一长期战乱分裂的意大利，就必须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其著作《君主论》之中。宗教改革时期，历史神学和古文书研究的代表人物马比荣所著的《古文书学》，堪称西欧古文献学的奠基之作。在绝对主义的鼎盛时期，意大利的乔瓦尼·巴蒂斯塔·维科在其著作《新科学》中提出了循环论历史观。
开始于英国和法国的启蒙主义，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力图使人们从中世纪的蒙昧中摆脱出来，他们在历史发展中探求人类精神的进步。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所撰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从因果关系的角度阐明了历史的演变过程。法国的另一位思想家孔多赛所著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指出了人类进步的法则。孔多赛认为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是教育、政治改革以及道德的形成。
在当时欧洲的后起国家德国，兴起了“浪漫主义”史学潮流。浪漫主义作为启蒙主义的对立面，更加注重感性，倾向于通过个体性来把握普遍性。18世纪后半叶，赫尔德为浪漫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世纪出现了“历史主义的始祖”利奥波德·冯·兰克，此前的黑格尔认为历史是“自由意志”的发展过程，历史的运动发展是有规律的。兰克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提出质疑，他否认人类历史的进步，认为史学家应该注重各时代以及各民族的特点和个性。由此，史学的发展进入了近代历史学的新篇章。
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进步，历史学家们希望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因此，以法国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应运而生。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史学家兰普勒希特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兰普勒希特批判当时在德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史，积极倡导文化史研究。德国的卡尔·马克思吸取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认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兰克史学的影响下，德国史学开始了专业化的进程，优秀的史学家层出不穷。20世纪初的马克斯·韦伯反对以政治为目的的历史学，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发现历史事实的本质，为此，他将“理念类型”这一概念引入了拒绝抽象化的历史主义之中。近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现代史学
历史编纂的重点从政治史转向社会史，脱离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束缚
20世纪，随着欧美工业化和大众社会的发展，历史学关注的对象逐渐从政治家和外交官身上转移到了大众生活和社会发展上。人们意识到历史是以史学家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开始倡导向史料提出问题的“问题史学”，而不再是客观事实的如实直书，欧洲文化的优势地位和历史的直线式发展也开始受到质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通过对亚、非、拉国家的研究，认为西欧的近代化与非欧地区的殖民地化互为表里，息息相关。美国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近代世界体系论”中，将世界区分为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个部分，并讨论了这些地区之间的支配和依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之后，“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广泛影响了包括日本史学会在内的全球史学界。以往的历史学只关注上层权力者的政治史，年鉴学派则开始编纂反映民众生活和意识的社会史。
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国的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追求对历史的整体性把握，倡导“总体史”研究道路。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布罗代尔注重从深层历史中寻找对历史起直接作用的不变力量，他认为普通杂事经长期反复而取得一般性,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他撰写了一系列非欧洲国家近代以前的历史，其中多有文化人类学的影子。在布罗代尔的影响下，不只是传统的文献资料，工具、图画、口述等各种形式的史料都开始受到史学家们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影响，为了更加结构性和总体性地把握历史，其研究的重点逐渐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精神史和文化史。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关注革命主体的形成，撰写了一系列城乡工人和农民运动的历史。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E.P.汤普森提倡注重对下层人民历史的社会史研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汤普森对在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确立过程中，工人团体如何形成了自身的阶级意识进行了考查。此外，苏联东欧史学界也发生了变革，阿伦·古列维奇的中世纪民众文化研究为西欧学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性历史观”也开始在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从宏观角度理解世界的尝试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然而就现阶段而言，依然缺乏稳定的方法论体系。入门者须知鄂图
西欧中世纪最伟大的编年史家，神圣罗马帝国法兰克尼亚王朝皇帝亨利四世的外祖父，霍亨斯陶芬王朝皇帝康拉德三世同母异父的兄弟，腓特烈一世的叔父。鄂图在巴黎求学之后，在德国南部弗莱辛地区担任主教，对罗马帝国的政治发展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以典型的西欧中世纪“世界编年史”风格撰写了一部八卷本的《编年史》，亦称《双城史》，该书被誉为基督教神学历史编纂的最高峰。历史学与历史编纂
历史学虽不属于自然科学，却也一样需要实证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历史学的成果一般是以“历史编纂（史书）”的形式呈现，因而不仅仅是客观性，历史学家本人的主观性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里的主观性并不是指历史学家个人的主观思想，而是历史学家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来唤起读者的同感。如果没有客观依据，那么这部史书就不是一部足以传世的优秀史作。
兰克十分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他认为排除掉史料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主观因素，如实直书才能达到真正的历史。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对此提出质疑。克罗齐认为，历史是自由的展现，而不仅仅是追求如实直书。世界史
将全球史作为整体来研究的历史学科，世界史学科的任务是阐明全人类历史的发展及其内在联系。在古中国和古罗马，人们默认世界史就是本文化圈的历史。而欧洲人虽然发现了新大陆，并且长期统治着殖民地，却依然坚信欧洲是世界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殖民地相继独立，全球交通和贸易迅速发展，出现了足以威胁全人类生命的核武器，这一系列变化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全球历史，世界史研究由此走上正轨。
日本于“二战”后的1949年开始在高中开设“世界史”课程，然而其课程内容却遭到相关人士的指责，称其只是将战前的西方史与东方史相结合，再稍微加入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史而已，根本不能算是世界史。
如果能像英国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所倡导的那样，特定的史学家通过一定的视角对世界史做出整体性的考查，自然是十分理想的。然而事实上这相当困难，因为现在的史学家已经非常细化。对于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我们寄希望于史学家们的共同合作。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汤因比，20世纪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出生于英国，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古代史，后以外交官的身份参加过巴黎和会。受聘担任伦敦大学教授后，对国际问题研究也有涉猎。他的伯父是确立了“工业革命”这一概念的阿诺德·汤因比。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提倡史学家通过一定的视角，独自完成对世界史的考查。在其毕生最高杰作《历史研究》一书中，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综合探讨了全球历史的发展，将人类历史划分成21个文明圈。这种通过对文明圈分类来把握世界历史的方法，对日本梅棹忠夫的著作《文明的生态史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线发展说与多线发展说
马克思主义史观认为，根据生产关系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历原始共产社会、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五个阶段。这种认为人类社会只有一条发展路线的观点就是“单线发展说”。马克思同时指出，这种单线发展模式只适用于西欧社会。东西方冷战时期，美国的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反对意见，按照罗斯托对经济成长阶段的划分，人类社会可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其成长阶段论认为最具有关键意义的是起飞阶段。然而罗斯托的这种划分方法依然是“单线发展说”。
不同于“单线发展说”，“多线发展说”主张社会发展的路线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一些批判“多线发展说”的人指出，“多线发展说”大都没有系统的历史观，也没有提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展望。依附理论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而拉丁美洲是外围，是卫星地区，拉丁美洲长期受欧洲压榨，处于不发达的发展状态。这种认为“欠发达与发达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的观点就是依附理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在15世纪末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制，当今世界正处于将全球纳入这种分工体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于把国家作为研究单位，这一“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进而来分析其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年鉴学派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团体，注重“社会史”研究，核心刊物是《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年鉴学派的开端是亨利·贝尔创办的杂志《历史综合评论》，贝尔旨在批判法国史学界当时以政治史编纂为中心的状况，他主张历史学应该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需要科学分析和综合研究。
年鉴学派的两位创始人吕西安·费舍尔和马克·布洛赫也先后参加过《历史综合评论》的编辑工作。费舍尔注重对历史全貌的研究，包括科学、艺术、宗教、工业、商业、阶级、社会集团的发展等各个方面。布洛赫摈弃只从现成文献中了解历史的传统观念，热衷于搜集支离破碎的史料，以考古学式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费弗尔和布洛赫共同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非常关注经济、社会结构与“精神状态”间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年鉴学派的基地转移到了巴黎高等试验研究院第六部（现在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罗兰·巴特等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符号学家的交流日益频繁。“Conjuncture（经济和社会、人口、政治等状况）”也开始以数据形式为切入口纳入历史研究。
虽然也有一些批判年鉴学派的声音认为该学派过于无视政治事件的作用，追寻缺乏根据的历史，几乎毫不涉及工业化社会。然而年鉴学派的研究关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于包括东欧在内的欧洲、美国等全世界的史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西方史研究学者阿部谨也和日本史研究学者纲野善彦等均受到了年鉴学派的影响。现代史学宗教学Religious Studies宗教学的确立
大航海时代“异教”的发现——宗教学创立的起点。
宗教学的起源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而在学术界，一般以麦克斯·缪勒的《宗教学导论》为近代宗教学创立的起点。缪勒认为“谁如果只知道一种宗教，对宗教就一无所知”。其主编的《东方圣典》丛书，于1879年开始陆续出版了佛教、道教、耆那教等多种亚洲宗教经典的英译本，为宗教学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的基础资料。因此，在宗教学的最初发展阶段十分强调各宗教间的“比较”研究。
基督教作为中世纪人类社会的规范，保持了长久的精神主导地位，在近代以前的欧洲，宗教学基本上都离不开对于基督教的绝对信仰。如文艺复兴时期的马丁·路德。路德以批判天主教的宗教改革运动而闻名，然而他的言论说到底依然是为了保护基督教神学。而伊拉斯谟的《愚神颂》抨击了神学对人类思想的束缚，主张人性解放，昭示了欧洲宗教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15—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是宗教学确立的重要时期。欧洲人发现了世界各地的非基督教信仰，开始关注“异教（基督教排斥其他宗教时对其他宗教的称呼）”研究。18世纪以后，与宗教学相关联的神话学、人类学、语言学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宗教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扩展到了古代宗教，开始了横向与纵向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弗雷泽的《金枝》一书，详尽查阅了世界各地的大量文献资料，阐明了从古至今的宗教现象都拥有“死与重生不断循环带来永生”这一相同结构。
此外，缪勒也是一位印度学学者，主要从事宗教的比较研究。缪勒因其首次提出了“宗教学”这一概念，被誉为“宗教学的始祖”。宗教学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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