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盐野七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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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14：基督的胜利试读：
银币故事
自从罗马帝国变为基督徒的国度之后，帝国的执政者也从为民众治世变成为上帝服务。
理所当然，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皇帝是由上帝选定的，他的权力并不是罗马公民和罗马元老院赋予的。无论是谁，总是对掌控自己命运的人言听计从。
成了基督徒的罗马人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坐在圆形竞技场里，向入场的皇帝发出嘘声，以示不满，彰显民意。
理所当然，民众可以向某个人发出抗议，却不能向一个接受了上帝旨意的人抗议。因为向他抗议，就等于向上帝抗议。
正因为如此，钱币上执政者的脸都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大家不妨对比一下，帝国在基督教国教化之前的钱币。盐野七生2010年初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尤里安被称为“叛教者”，时至今日，他仍然是基督教世界里的一个罪人。在罗马帝国逐渐走向基督教国教化的形势下，他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少数罗马人之一。
然而，他的抵抗，在19个月之后就分崩瓦解了。即便是皇帝，也无回天之力。
不过，必须承认，正因为他年轻，才有这份英雄气概。倘若这枚奥里斯金币上的侧面头像，能有助于大家去理解这位在1700年前匆匆走过一生的年轻人，实属幸事。
现在，我一手拿着金币，一手描写着仲夏夜之梦一般飘逝的尤里安的生涯……盐野七生2010年初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无论在基督教国教化之后，还是在此之前，金、银、铜币至少在形状上是相同的，始终都是代表罗马帝国的流通货币。然而，在帝国即将走向终结之际，我深深感悟到一点，那就是宗教并没有挽救经济的能力。
罗马帝国从多神教转变为一神教之后，衰退的经济状况依然毫无起色。尽管货币表面的颜色仍然呈金、银、铜色，但其内在，即代表货币真正价值的材质却日益劣化。
在发掘出来的文物中，极少有这个时代的货币，这证明品质低劣的货币，大家都想赶紧用掉。而那些纯度高的货币就成了民众“压箱底”的宝贝。能在钱币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通常都是那些藏在罐子里长眠多年的硬通货。盐野七生2010年初夏于罗马推荐序1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2011年8月8日推荐序2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变。◇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2011年8月6日◎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盐野七生2011年夏于罗马◎致读者
从罗马市区前往郊外，只要3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可以看到许多古罗马时代留下的别墅。有一些像“哈德良别墅”（Hadrian’s Villa）那样，经过细致的考古研究之后，如今已成为著名的观光景点。还有一部分则由于特别的理由，比如原屋主赫赫有名、建筑规模宏大壮丽，或者是因为地板的花纹图案极其罕见、大理石圆柱的材料非常珍贵等，因而被列为考古学的重要遗迹。这些地方由意大利以及西欧其他国家的考古队负责挖掘、整理，一般人既无法靠近一探究竟，更别想随意地倚靠在旧石柱上缅怀一下往昔。
不过，名不见经传的遗迹仍然比比皆是。古罗马人对郊外的别墅与市内的住宅同样重视，应该说更偏重于后者。别墅是一个环绕大自然而建的农庄，Villa（别墅）这个词语原本就带有“田园之家”的含义。
由于数量过多，纵使欧美所有大学的考古学者倾巢而出，也不可能逐一理清。因此，有不少遗址委托给地方政府负责观光的部门管理。然而，他们除了对遗迹做一些例行的灌木修剪以及清扫之外，并没有进一步的维修管理。这些地方通常人烟稀少、寂寥幽静。近几年，我养成一个习惯，专门去看这些无人问津的遗址，并不是为了学术调查，仅仅是在这些历史废墟中作独自的冥思。《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写到第12卷《迷途帝国》时，我的视线和脚步伸展到古罗马帝国的整个疆土，它们涵括了欧洲、中东、北非等辽阔的地区。如今，从罗马去那些地方，坐飞机不过60多分钟，即使是边境地区，时间也不会超过2个小时。每次前往这些地方，总让我不解：为何那些古罗马的精英能够抛弃首都罗马的舒适生活，义无反顾地奔赴这些条件恶劣的地区，担当起防卫和治理的任务？举例来说，寒冬腊月时我曾经前往多瑙河一带，被俗称匈牙利落山风的寒风冻得几乎全身麻木；相反，当我去参观古代要塞、眺望撒哈拉沙漠时，又被灼热的烈日晒得晕头转向，根本无心再思考什么帝国边界线问题，一心只想仿效古罗马人做一盆清凉的冰沙来消暑解渴。
如今，我一边游走于帝国首都罗马附近的别墅遗迹之中，一边猜测着公元4世纪时住在这里的主人的心情。我仿佛跟随着古罗马人共同思考、一起走过了1000多年，眼看着即将落幕的帝国结局。
眼前这所别墅的主人年龄在40多岁，属于元老院阶层的世家子弟，他本人也在元老院中占有一席。不过，他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位于古罗马广场的元老院会场，与议员们的交往仅仅维持在最低限度的接触。他在罗马市内的宅邸，卖给了因经营基督教教会而发了财的新贵，房价由着对方，完全没有讨价还价、恋恋不舍的意思。他单身，无儿无女。像他这样的状况并非特例，在那个对帝国未来不抱希望的时代，许多人选择了终身独身。
原本度假用的别墅如今成了他的日常居所（casa）。别墅的规模不算很大，但还是有足够的面积将主人的居住区和仆人的活动场所隔开，保持一定的距离。别墅忠实地按照古罗马传统的设计，周边种着橄榄树以及其他果树，有专人悉心打理；边上是饲养家畜的牧场以及保证自家用的小麦田。农田附近有涓涓的清溪流过，再往后是茂密的森林，可享受打猎和采蘑菇的乐趣。顺便提一句，罗马人特别爱吃蘑菇。总之，只要不像公元1世纪的美食家卢库勒斯（Lucullus）那般追求奢侈的盛宴，别墅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主人有足够的心思和财力，想模仿早年的富豪们的做派，不远千里地寻来山珍海味，让宾客大开眼界、大快朵颐，在那个时代也没了这个可能。随着“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结束，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圈已走向终结，曾经遍布帝国全境的交通网络，变得支离破碎，蛮族以及强盗的频频袭击，使得运输成本节节上涨，对于公元4世纪的罗马人而言，就算不想去刻意追求素朴的生活，现实也迫使大家不得不尽量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
罗马式的别墅原本就是按照自给自足的理念建造的。别墅中有小型加工厂，除了一些需要特别高等技术的东西，一般的产品以及加工用的工具都可以在此制作。
仆人是维持别墅正常运转的关键。他们虽然是奴隶，但都是在主人家出生、成长的家奴，其中一些人甚至是第二、第三代的世袭奴隶，已经成了家族的一员。但奴隶们不会过度地涉入主人的生活，主仆之间谨守礼仪，在和谐、温暖的气氛中，共度郊外别墅的时光。
尽管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主人家却不认为他是弃世隐居或者逃避现实，他只是选择了离开而已。他也不打算奋起反抗，因为一切逆时代的作为都是徒劳。尽管已远离政治的旋涡，毕竟是来自世代担任国政的上层家庭，他仍然会不由自主地关注时代潮流的变迁，即世间的动态。虽然元老院议员的身份已徒有虚名，自幼接受的领导阶层必不可缺的“教养科目”造就了其敏感的政治触觉。
他如果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或许会跟随着尤里乌斯·恺撒渡过卢比孔河；如果是公元1世纪的话，也许会成为奥古斯都的秘书官之一，为各项制度的改革及巩固而劳心劳神，无暇回到别墅享受悠闲的田园生活。或者再晚一点，身处公元2世纪，那么他可能会陪伴着哈德良皇帝在帝国的各个边境视察，重新探讨和部署辽阔的罗马帝国的国防安全以及统治制度，在年富力强时，为国家作出贡献。遗憾的是，他所处的是公元4世纪的罗马。
即使有满腔的热情愿意为国防安全尽一己之力，元老院也没有资格涉入军事。当时罗马皇帝的统治手段，已逐渐趋向于东方国家专制的君主制，对于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来自罗马传统的元老院阶层的人而言，面前似乎立着一座无形的高墙，就算选择在皇帝手下做一名官员，也是前途莫测。这就是公元4世纪时的罗马的现状。不过，像他这样知识渊博、精力充沛的男子，只要有心，即使在不尽如人意的形势下，仍然有一条光明之路可走。
他可以成为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是否曾经接受过洗礼并不重要，事实上，许多人都是在担任了神职之后，才接受洗礼的。尤其是像他这样来自上层社会、具有良好的教养和渊博学识的人，甚至不需要从底层做起，直接就可以担任主教。
但是，他不愿意向现实再三妥协。这倒并不意味着他对罗马传统的多神教有强烈的信仰，只是不想皈依基督教而已。在那个时代，和他有着类似想法的人，大多会醉心于希腊哲学的某一神秘的教派。然而在他看来，那些东西不具备宣导、说服人民的力量，完全属于知识人小圈子里的自我满足。他不喜欢与这类人物打交道，就算是聚餐闲聊，也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情。
他作出了选择。既然现实如此，索性就做一个被基督教徒所蔑视的“异教徒”，度过余生。无论世间如何变化，只要有这个别墅得以安身就好。
生活在时代变迁期间的人们，有以下三种生存方式可以选择：
一、顺势而为。
二、逆流而上。
三、全身而退。
接下来在本书中，我要讲述的就是选择了这三种不同生存方式的男人们的故事。我会站在别墅主人的立场，即选择了全身而退的人的视角来展开论述。这并不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帝国即将终结的命运，刻意采用这个角度切入主题，而是与其他两种生存方式相比，我对第三种选择更有共鸣。
最后，请允许我再补充一点。
在迄今为止《罗马人的故事》系列的各册中，我都尽量地多向大家介绍一些“罗马人的脸”，希望大家先观察一下古人的脸，再进入故事。本书中介绍的罗马人，与以往出现的各种面孔非常之不同。大家看了或许会有所怀疑：这真是罗马人的长相吗？本书封面挑选的是享有圣人之誉的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Ambrosius，又译安布罗斯）。在公元4世纪的历史名人中，安布罗西乌斯是为数不多的出身于首都罗马的罗马人。与他出身背景相似的，还有在《罗马人的故事1·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的尤尼乌斯·布鲁图、《罗马人的故事2·汉尼拔战争》中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以及《罗马人的故事·恺撒时代》中的主人公尤里乌斯·恺撒。如果各位对安布罗西乌斯的容貌感到不可思议，不妨请参考一下我以下的论述。
在描绘人物的相貌，尤其是统治者的相貌时，除了忠实于事实，作者更想传达的是他对笔下人物的观感。因此出现在作品中的达官贵人或一朝天子，往往都是创作者心目中能够代表时代的人物形象。即使是最接近于事实的照片，它所反映的内容，也会因为摄影者的视角不同而产生背离现实的现象。手工制作的雕像或者镶嵌画之类的作品，就更容易掺入创作者主观的诠释。
我在作品中向大家推荐的，都是领导时代的风云人物的脸，它们都是艺术家们根据那个时代人民理想中的领袖形象制作而成。因此，迄今为止我所介绍的“罗马人的脸”，是主人公实际的长相和人民所期望的形象的混合体。
鉴于以上理由，安布罗西乌斯的面容，才会和与他同样出身于首都罗马的西庇阿、恺撒在观感上有如此悬殊的差异。同样，出身于行省的图拉真、哈德良的风貌，也与出身于首都的公元4世纪的这位圣人千差万别。即使是君临天下的领袖，其容貌也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公元4世纪中叶的罗马帝国版图█君士坦丁王朝族系第一章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公元337—361年在位）铲除异己
第一位承认基督教为合法的宗教、因而被后人尊称为“大帝”（magnus）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us I Magnus）死于公元337年5月22日。当时，他亲自率军参加波斯战争，离开帝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渡海到达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Nicomedia）之后不久，一病不起，最终与世长辞，享年62岁。君士坦丁的在位时间，如果从他早年争夺皇位时期算起，长达30年；从他战胜了对手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统治了西罗马帝国之后开始计算，也有25年。而他击败了最后一个对手李锡尼（Licinius），成为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统治者则有13年。可以说君士坦丁是在实现了他一生所有的野心之后离开了人世。因此，世间对他的死亡没有产生疑问，更没有阴谋、暗杀之类的传闻。不算他最初负责军务的“恺撒”（副帝）时代，从他一手掌握了帝国军政两大权力，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奥古斯都”（正帝）的公元312年开始，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超过了以政权稳固而著名的五贤帝。在历代的罗马皇帝中，他的在位时间仅次于在位40年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皇帝统治时间的长久，意味着其制定的政策大多都能在其生前得到贯彻落实，想来君士坦丁应该是死而无憾。至于同大国波斯的战争，由于还没有正式开战，可以随时中止。当时的形势并非因受到波斯国王的攻击而不得不战，中止战争并不会给罗马带来不利。换言之，波斯王国对公元337年的罗马帝国而言，根本构不成威胁，不过是期望开战的罗马因为最高司令官的死亡，将战争延期罢了。虽然君士坦丁在前往波斯战争的途中死亡，却没有给人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印象。罗马帝国西起泰晤士河，东至幼发拉底河，北沿莱茵河、多瑙河，南到撒哈拉大沙漠的辽阔疆土，在他生前始终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即便不是基督徒，罗马市民大概也不会反对授予他“大帝”的尊称。依照传统，他应该被授予“神君”（divus）的称号，然而一神教的基督教，非但不承认其他神灵，甚至就连近似█君士坦丁大帝神的存在也不认同，因此君士坦丁的尊称只能改为与英文great同义的magnus（大帝）。顺便提一笔，君士坦丁在临终前接受了洗礼成了基督徒，所以，他的遗体没有以罗马传统的方式火葬，而是遵照基督教的习惯进行了土葬。
对于最高执政者而言，其任期中最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决定接班人，以及为权力平稳交接铺平道路。君士坦丁大帝生前对此也作了详细的部署。在他去世的前两年，已经将广阔的帝国划分为五个区域，选定了各个区域负责防卫与治理的统治者，并将此决定公之于世。这是君士坦丁为了避免在自己身后发生继承权之争所采取的预防措施。他自己为了铲除对手，消耗了大半的壮年时期，个人的经历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内乱必须掐灭在萌芽期。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当年点燃内乱之火的，正是青年时期就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本人。
凭借着过人的本领登上权力最高峰的君士坦丁，膝下有四个亲生的儿子。不过，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克里斯普斯（Crispus），虽然获得了“恺撒”（副帝）的地位，却因为与继母、皇后法乌斯塔（Fausta）乱伦私通，被君士坦丁处死。同时被处死的法乌斯塔皇后生前与君士坦丁生有三个儿子，按照年龄顺序，依次是君士坦丁二世（Flavius Claudius Constantinus）、君士坦提乌斯（Flavius Iulius Constantius）、君士坦斯（Flavius Julius Constans）。君士坦丁去世时，他们分别是20岁、19岁和17岁，当时都已经拥有“恺撒”的称号。如果君士坦丁大帝将帝国交给自己的儿子们，似乎也很合乎常理，不过他没有这样做。
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Constantine Chlorus）在成为“副帝”之后，与第一任妻子、小酒馆老板之女海伦娜离婚，与时任“正帝”的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狄奥多拉再婚。对于君士坦丁而言，继母狄奥多拉所生的孩子，是同父异母的弟弟。君士坦丁去世时，他的两位异母弟弟还健在，并且各自都有两个儿子，他们的这四个儿子与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属于堂兄弟关系。
按照年龄的长幼，这四位堂兄弟分别是德鲁马特乌斯（Dalmatius）、汉尼拔利阿努斯（Hannibalianus）、加卢斯（Flavius Claudius Constantius Gallus）和尤里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两位年长兄弟的具体年龄不详，似乎比君士坦丁的三个儿子稍大一些，年幼的加卢斯和尤里安，在君士坦丁去世时，分别是12岁和6岁。
君士坦丁在去世前两年的公元335年，授予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恺撒”的称号，这意味着他指定的治理以及保卫帝国的继承人，除了三个亲生儿子，还加上了两个侄子，一共五个人。引发内乱的原因，并非一定是继承人本人的野心所致，很多情况下，是被那些反对现有势力或对现状心存不满的人当成了煽动的幌子。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两人的“皇室血统”，比君士坦丁的三个亲生儿子更加纯正，君士坦丁大帝将一部分权力分给他们，想必是想借此消灭内讧的可能性。在君士坦丁去世的前两年，他们已经在各自的地区，履行起统治者的职责。五位继承人各自所拥有的地域见下：
长子君士坦丁二世——高卢、西班牙、不列颠。
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
三子君士坦斯——意大利本土、潘诺尼亚、北非。
侄子德鲁马特乌斯——达契亚、色雷斯、马其顿、希腊。
侄子汉尼拔利阿努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亚美尼亚王国。█君士坦丁大帝的继位人事图
当时的亚美尼亚是由亲罗马派的国王所统治的独立王国。君士坦丁大帝远征波斯的真正用意，除了要战胜波斯王国，强化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势力之外，或许还希望彻底掌控亚美尼亚的统治权。因为波斯王国对这个地区觊觎已久，这里经常成为罗马与波斯战争的导火线。
如果能够实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与其背后的亚美尼亚王国一体化，那么东方大国的心脏地带、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整个地区就尽在罗马掌控之下。按照现代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区是约旦、叙利亚以及土耳其三国，从地图上看，正好是从西、北两面包围住伊拉克的地形。君士坦丁大帝打算在这项战略目标实现之后，将这个地区交给侄子汉尼拔利阿努斯。为了加深与这位未来的亚美尼亚国王的关系，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汉尼拔利阿努斯。这样，未来的亚美尼亚国王，不仅是罗马皇帝的侄子，还是他的女婿。
以上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安排的继位者人事。这项计划如果能够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大帝去世之后，就不会发生流血事件，皇位可以和平地转交到继承人儿子以及侄子们的手里。
大帝的遗体运回到帝都，大约是在5月底6月初前后。他是在5月22日去世的，从尼科米底亚到君士坦丁堡的距离不到100公里，因此，运送过程应该不需要花费太久的时间。尼科米底亚和君士坦丁堡都是临海城市，走海路似乎也很合情合理。不过，皇帝死后依然是光环人物，既然生前出行都要威风凛凛地率领着大批的军队，那么死后的葬礼势必也会声势浩大。所以，我觉得，运送大帝的遗体不太会选择便利但不引人注目的海路，而是选择陆路，穿越街道、村镇，行进在川流不息的大路上，引来众人的注目。如果是用牛车陆路运送，至少需要5天的时间。
据史料推测，君士坦丁的葬礼是在6月初举行的，自然是采用了基督教的形式。除了从安条克赶回来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其他两个儿子都没有能够出席。那时，长子君士坦丁二世正在莱茵河附近的特里尔，小儿子君士坦斯在多瑙河一带，由于距离君士坦丁堡路途遥远，又时值夏季，不宜拖得太久，最终，只有以下五位亲人出现在君士坦丁大帝壮观的葬礼上：
三位拥有“恺撒”称号、身兼副帝和皇位继承人身份的年经人——大帝的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侄子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
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的生父，即已故大帝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弗拉维乌斯·德鲁马特乌斯。
弗拉维乌斯·德鲁马特乌斯的胞弟尤里乌斯·君士坦提乌斯（Julius Constantius）。他是12岁的加卢斯和6岁的尤里安的父亲。两个孩子可能因为年纪太小，没有出席葬礼。
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期间，他的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都没有能够凭借皇室成员的特殊身份而获得显要的公职或者担当过重要的国务，似乎是一直待在皇宫里虚度人生。
按照惯例，先帝的葬礼结束之后，元老院就应该立即作出决议，将“恺撒”升格为“奥古斯都”，即副帝晋升为正帝。然而，不知何故，元老院没有在公元337年6月通过这个决议。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正帝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就在这个时候，帝都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内发生了一场血腥的惨案。由于没有任何历史记录，所以无法确定惨案发生的具体时间，根据推测大约在7月的某一天。
除了君士坦提乌斯之外，出席葬礼的皇室成员全部遇害。大帝的其他亲属中活下来的只有12岁的加卢斯和6岁的尤里安。或许是因为他们年纪太小，让凶手动了恻隐之心，也可能是这场惨案的幕后凶手下令要保全两个孩子的性命。两位少年在无人保护的情况下，能够躲过一劫，其中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原因。
除了大帝的血亲，他生前的亲信也成了这场惨案的牺牲者，近卫军团长官阿布拉维乌斯便是其中一人。在公元4世纪的罗马，近卫军团长官虽属军职，实际却担任着首相的职务，权力次于皇帝。与阿布拉维乌斯同时遇难的，还有他手下的不少高官。
众多的位高权重者一夜之间死于非命，按常理判断，凶手必定在事前经过了周密的安排。如果背后没有一个清晰的指挥系统，皇宫内的屠杀行动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然而，这场发生在帝国首都的皇宫内、死亡人数据说超过50人的血案，最终能够确认身份的只有四五个人而已。事情究竟发生在何月何日，直接行凶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一概不明。既然连这些基本的情况都不明不白，当然就更别想了解谁是真正的幕后主谋。即使众人心中存疑，在那个时代也只能噤声不语，更不敢留下只字片语。
包括两位副帝在内的大帝的四位亲属以及众多的重臣遭到了杀害，君士坦提乌斯终究不能够装聋作哑。毕竟，案发当日他人在现场的事实，众所周知。于是，这位19岁的年轻人发表了简短的声明。
声明表示，虽然他本人案发时在皇宫，但与此次事件毫无关系。凶手们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发动了这场暗杀，因为他们认为罗马帝国的皇位应该由先帝的三个亲生儿子来继承。
自打一开始，大家就认定大屠杀的行凶者是君士坦提乌斯手下的官兵。但是这些人的姓名从未被公开，也没有任何人因此受到惩罚。灾难中幸免的12岁和6岁的两位少年，托付给了由尼科米底亚主教晋升为君士坦丁堡主教的优西比乌（Eusebius），正是他为临终前的君士坦丁大帝主持了受洗仪式。优西比乌是与三位一体派对立的阿里乌斯派（Arianism）的代表人物。他非常清楚，君士坦提乌斯将两位王子交给他，并不是希望他能够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而是要他监视这两位潜在的皇位竞争者。优西比乌日后对于两位王子的管教异常严格，这种执着似乎不像是出于对皇帝的忠诚，而是来自他个人对基督上帝虔诚的信仰。
尽管皇室半数的成员以及众多的高官在一夜之间惨遭杀害，世间的反应却表现得异常迟缓，准确地说是沉默。仿佛巨大的岩石落入湖中，却没有溅起半点水花，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或许是因为事件之后需要一段冷静期，让那些双手沾满了鲜血、处于异常亢奋状态的刽子手逐渐恢复平静。尤其是这些人原本就以杀人为业，为了避免他们激烈的情绪进一步上扬而导致局势失控，必须加以严格管制。这对幕后主谋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事后处理。
血案的善后具体用了多少时间，不得而知。估计在一个月左右。因为9月之前，君士坦提乌斯离开了帝都，前往潘诺尼亚行省，他的胞弟君士坦斯在那里等候他。同时，长兄君士坦丁二世也从高卢出发，来到这个濒临多瑙河中游的地区，这里军事基地的官兵人数远远超过了驻守帝都的部队人数。三位亲兄弟在大帝死后，首次展开了会谈。
被官方认定为由士官们自作主张杀死的德鲁马特乌斯和汉尼拔利阿努斯所属的领地，三兄弟经过磋商之后重新将它们分割。原本属于德鲁马特乌斯的多瑙河下游地区，作为抵御北方蛮族的防线，处于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如上图所示，被称为达契亚的多瑙河南岸以及南方的马其顿、希腊，划分到三弟君士坦斯的管辖之下；多瑙河汇入黑海的一带区域则归次子君士坦提乌斯所有。而原本属于汉尼拔利阿努斯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理所当然地被君士坦提乌斯所吞并。█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个儿子分别所属的帝国领土
三兄弟在领土分割问题上达成协议之后，立即派人携带文书，前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要求元老院承认他们从“恺撒”晋升为“奥古斯都”，即从副帝升为正帝的资格。两帝都的元老院毫无悬念地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
就这样，只有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位嫡子最后成功地获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这也是继君士坦丁大帝之后，他的儿子们治国的开始。帝国三分
卓越不凡的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们继承了他的皇位。在经历了君士坦丁30年的统治之后，国家交给了年龄分别为20岁、19岁以及17岁的三个年轻人，自然会有许多人对此感到忐忑不安。“皇帝”一词来源于军事用语“凯旋将军”（Imperator）。由此可见，罗马皇帝的首要责任是保卫帝国全体民众的安全。换言之，就是抵御外敌，以防国土遭受侵略。然而，继承了皇位、正式成为“恺撒·奥古斯都·皇帝”的三兄弟都没有上过战场。对此或许可以解释说，他们刚到入伍的年龄，或者是在父皇君士坦丁大帝强硬统治的时代，他们的少年时期没有发生过足以威胁帝国安全的战争。
话说回来，将军的战绩通常取决于他在率兵打仗前建立起的人际关系。而探究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往往有助于了解其成年后的人际关系。然而，在君士坦丁大帝生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儿子，他们的私生活却完全不为人所知。不知道这是不是帝国末期的一个特征：对神灵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而对人的兴趣却日益消退。
这三位同胞兄弟，与亲信之间的关系非常之不同。长兄君士坦丁二世，在这方面完全不用心思，相反，次子君士坦提乌斯又用心过度，他甚至偏执地认为一旦做了皇帝，就是与最亲近的人也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性格谨慎但阴郁。而小儿子君士坦斯，则是典型的上流社会子弟的做派，一起打猎、吃喝聚会的玩伴，就是这位17岁阳光少年的知己。
要说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除了都没有军事上的实际成绩之外，还有另外两点：首先，他们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其次，他们都是在宦官把持的宫廷中成长的。“宦官”希腊语称为Eunuchus，他们不仅是用来伺候统治者的妻妾，由于生理上的缺陷，被认为没有正常男人的野心，所以还是放在统治者身边的理想人选。重用宦官原本是东方专制君主国家的习俗，西方的罗马国家，不消说共和时代，就是进入了元首制时代，也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长子君士坦丁二世█次子君士坦提乌斯█三子君士坦斯
然而，罗马帝国从戴克里先（Diocletianus）时代开始，皇帝的作风趋向于东方君主，皇宫内开始出现了宦官。不过，当时宦官的职权还仅限于类似官邸内的管家，直到进入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他们的权力才开始变大。从戴克里先皇帝开始的后期帝国，皇帝刻意与臣子拉开距离。而能够在两者之间穿针引线、为数不多的人物就是宦官，他们的重要性因此不断得到提升。
宦官们并没有放弃之前作为管家的权力，在君主专制的制度下，越是接近权力者，所能获得的利益就越丰厚。他们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集团和组织机构。这意味着，于公于私原本都应该属于皇帝的皇宫内，如今却布满了宦官的势力。
这股宦官势力，较之其他的小圈子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虽然喜怒不言于表，但他们的内心都充满了对健全男人的仇恨。这种情绪发展的结果，自然就会在组织内形成一种与憎恨互为表里的嫉妒情绪。嫉妒容易演变为阴谋，为了自保而建立起的排他性组织，最终往往会变成间谍组织。公元3世纪的罗马皇帝们，如果对士兵的不满掉以轻心，会引来杀身之祸；而在公元4世纪，皇帝们则要时常提防着宦官们的嫉妒之心。日趋东方化的皇宫，没有宦官会陷入瘫痪，但过度听信他们的谗言，又可能会将国家的栋梁之才送上刑场。一人退场公元337年9月在潘诺尼亚行省，由三位“奥古斯都”（正帝）决定了分治帝国的方针。由于这是亲兄弟之间的协议，所以大家都认为能够持续长久。何况，当初会谈的气氛平和，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争执。可是在议席上爽快答应的一个人，不久之后就开始起了疑心，感觉自己吃了亏。这种事后反悔型的人，身边如果█君士坦丁二世有人能及时地给予提醒，让他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不过是一种被害妄想，那么事情可能也就到此结束了。可惜，君士坦丁二世的身边没有这样能够作出冷静判断的亲信，或者是因为这位才20岁出头、政治经验不足的年轻人，过度听信了宦官们的谗言。
兄弟三人的会谈结束了，从多瑙河中游一带回到莱茵河地区没过多久，长兄君士坦丁二世满脑子全是受骗上当的想法。二弟君士坦提乌斯不仅全盘收获了被杀的汉尼拔利阿努斯所属的领地，而且还将德鲁马特乌斯所管辖的色雷斯也占为己有。三弟君士坦斯则接收了包括达契亚、马其顿以及希腊在内的德鲁马特乌斯所属的半数以上的区域，扩大了原本的势力范围。而君士坦丁二世作为长兄，却没有任何的改变，这让他深感不满。按理说，如果有什么要求，应该在事情决定之前提出。不过，君士坦丁大帝的这位长子的性格似乎爱事后反悔。他向三弟提出了割让北非的要求，被君士坦斯一口拒绝。此刻，唯一能够介入兄弟之争的君士坦提乌斯又远在东方，波斯王国利用大帝死亡之际，正频频地发起挑衅，形势不容他返回西方调解兄弟间的纠纷。
于是，大哥与小弟之间就北非归属权问题争吵不断，小弟对大哥的要求好像没有完全当真，态度上有些敷衍了事，大哥终于忍耐不住了。
君士坦丁二世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攻入了意大利北部。这场军事行动尽管利用了君士坦斯前往达契亚、人不在军营的好机会，却没有在事前作好周密的部署。最初军队轻松地穿越了北意大利，但在前往君士坦斯的大本营潘诺尼亚的途中，遭到了君士坦斯部队的阻击。
这场发生在阿奎莱亚（Aquileia）附近的战斗，很快就决出了胜负。打了败仗的士兵四处逃散，无人护驾成了光杆司令的君士坦丁二世被俘，像一名小卒般地遭到杀害，遗体被扔进附近的河里。人在达契亚的君士坦斯，是在事后才从手下那里得知了长兄率兵袭击以及战败身亡的消息。君士坦丁大帝一世的长子，就这样早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年仅23岁。由于没有找到遗体，所以身后连墓碑都没有一块。他没有接受过洗礼，基督教教会对他的死也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君士坦丁二世死于公元340年，与他父皇的辞世仅隔了三年。█兄弟二人分治帝国
君士坦丁二世死后，有关他所属区域的分割，剩下的两兄弟竟然没有经过协商，三弟君士坦斯名正言顺般地接收了曾经属于长兄的不列颠、高卢以及西班牙。这位20岁的年轻人，如上图所示，占有了罗马帝国三分之二的疆域。作为二哥的君士坦提乌斯容忍了弟弟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甚至没有作出口头上的抗议。
一方面是因为他要全力以赴对付步步紧逼的波斯国王，没有余暇去处理帝国西部疆土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避免亲兄弟之间的纷争。虽然不是出于单纯的亲情，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维持父亲留下的帝国的稳定，不断重复上演手足相残的惨剧，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轻率地挑起战争的长兄，在没有将整个帝国的西部卷入长期内战之前就离开人世，站在维持帝国安定的立场来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幸事。而失去了统领的不列颠、高卢以及西班牙的全体军政要员，也非常不可思议地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新主子君士坦斯。
自此，罗马帝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归属于君士坦斯，余下的三分之一由君士坦提乌斯管辖。这种局面从公元340年至公元350年，维持了10年，继位时年仅20岁的君士坦斯已经是30岁的成年人。
归属君士坦斯的帝国领土，按照现代地理位置，涵盖了西欧、中欧以至北非。一个年仅20余岁的年轻人竟然能够统治以及保卫着如此广大的地域，何况其中还包括了经常会遭受北方蛮族侵略的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这一点不得不让人钦佩。
君士坦斯并不像那些古代名将才华横溢，但在与入侵的蛮族的对抗中，他还是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战绩。其父皇君士坦丁大帝是一名优秀的战将，三兄弟中继承了父亲这份才华的，似乎只有君士坦斯。
包括了属于危险地带的莱茵河以及多瑙河在内的罗马帝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在一位非军事天才的年轻皇帝的统治下，国土安全之所以能维持10年之久，其实另有原因。君士坦斯的手下有一批优秀的将领，这些人都是先帝君士坦丁留下的遗产。大帝在选拔军事人才上，彻底贯彻了实力主义。不仅对罗马人不问社会阶层，即便来自蛮族，同样也有晋升将军的机会。
这项政策的执行，使得罗马军团作战会议的大半席位，都被那些一听名字就知道是蛮族出身的将领所占。当时的罗马军队，延续了元首制时代的政策，异族出身的军人，只要晋升为大队长，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若是掌握了罗马军的公用语拉丁语，这些异族人就是名副其实的罗马将军了。
但是，与公元1、2世纪时罗马军中那些行省出身的将领相比，公元4世纪的这些蛮族出身的军官，没有强烈的归属罗马帝国的意识。可这并不代表他们仍然心系故乡。莱茵河以及多瑙河的对岸，住着他们少年时的伙伴，阻击这些时常渡河入侵的同胞，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而在执行任务时，他们往往要比那些纯正的罗马人更加勇猛善战。
如果将这些蛮族出身的官兵算做一类的话，那么投入罗马皇帝麾下的蛮族军人还有另外一类。前者属于独狼般的独行侠，后者则是由族长率领整个部落，成了罗马军团的雇佣军。他们与罗马皇帝签下契约，在罗马军官的指挥下执行任务。对罗马军团而言，这些人增强了军队的实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这些人在为罗马军团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负面的影响。由于他们是以部落为单位集体行动，如果不以明确的方式让他们感受到加入罗马军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一旦他们集体投向敌营，十有八九会导致罗马军失利。
也许有人会不解，在元首制时代，除了行省出身的将官，罗马军中不是同样也有来自蛮族的士兵吗？他们的情况与当下有何不同呢？其实，在那个时代，罗马军队有足够的实力向投诚的异族人，提供各种他们乐于接受的条件。
第一，罗马军实力强大。虽然不能说百战百胜，但获胜的几率很高，这意味着军人活着服完25年兵役的可能性极大。
第二，主力军由拥有罗马公民权的士兵担任。行省以及蛮族出身的军人，只作为辅助兵力。所以，即使这些异族人叛变投靠敌方，也不会给罗马军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第三，作为保卫帝国的报酬，向异族军人颁发的罗马公民权，在当时有着相当的魅力。
军团规定，由行省民组成的辅助部队的大队长可以列席作战会议。或许是因为参加会议的人需要相应的身份，所以，在晋升大队长的同时，立刻就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就算是一名下等士兵，在服完25年的兵役退伍之后，同样也可以得到罗马公民权。尽管后来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修改了政策，向除奴隶之外的帝国全境所有的自由民颁发了罗马公民权，不过，这项唯独军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一直延续到公元212年。对于行省或蛮族出身的人而言，仅仅是不用再缴纳占收入一成的行省税这一项优惠，罗马公民权就有足够的吸引力。
罗马在共和时代，已经是“公民法”与“外国人法”并立的国家。公民权相当于现代人的国籍，因此外国人一旦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就意味着他与世代拥有罗马国籍的本地人拥有平等的地位。倘若有足够的实力和运气，甚至可以敲开元老院的大门，成为其中的一员。
至于第四点好处，是退伍军人回归平民之后的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这个保障来自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制定的、在古代历史上唯有罗马帝国实施的军人退役金制度。即便只是一介士卒，退伍时一样可以以现金或土地的方式获得退伍费，这项制度既解决了退伍军人可能沦落为社会边缘人的人道问题，又消除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然而，元首制时代充分发挥了功效的以上四大优势，在公元4世纪的罗马帝国，完全适得其反。
其一，罗马军队获胜的机会很少。换句话说，打败仗已成为家常便饭，这意味着士兵战死或被俘的风险增大。
其二，行省或蛮族出身的军人成了主力军。
其三，罗马公民权不再限于有特定资格的人，帝国境内的出生者人人皆有，因此很少会有人为了获取公民权而冒死参军。
其四，由于退役金制度的瓦解，军人只希望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军中以获取俸禄。正规军20年的兵役期，已经成为历史旧话。当然，还是会出现一部分被淘汰、不得不退役的军人，这些人最终的出路就是作奸犯科，成为社会的败类。
以上就是公元4世纪罗马军的状况。率领这样的军队作战，那个时代的罗马皇帝们所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只要稍有闪失，就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第二人的退场
公元350年，君士坦丁大帝留下的帝国在长子死后，由次子和小儿子分治的局面，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此时，负责管辖帝国东部的二哥君士坦提乌斯32岁，帝国西部的统治者、小弟君士坦斯也已经30岁。这10年，君士坦提乌斯是在应付波斯王国不断的攻击中匆匆度过的。而统治西方的君士坦斯，为击退北方蛮族周而复始的挑衅，几乎消耗了所有的精力。君士坦斯将这10年的战果归功于他个人的军事才华，得意忘形之际，犯下了把内政交给他人管理的大错。所谓的他人，就是由宦官们结成的黑暗势力，他们像蜘蛛网一般布满皇宫。在君士坦斯统治的地区，征税者的利益不断膨胀，纳税人的生活每况愈下。这个地区可不是什么弹丸之地，而是占据了帝国三分之二的疆土。
留意到民众不满和绝望情绪的，是这10年来在君士坦斯皇帝麾下与蛮族人打仗、同样也是来自异族的将领。在罗马军中服役的异族军人中，他们属于第一类，即很早就与自己的部落断绝了关系，天涯孤独，无牵无挂。他们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与同胞厮杀，但是无法忍受最高司令官完全无视他们所作出的贡献。
虽然无法考证这些蛮族将官对皇帝的不满，是在何时爆发、又是如何酝酿而成的，但可以明确的，是君士坦斯手下蛮族出身的将领，同时也是主谋者的马格嫩提乌斯（Flavius Magnus Magnentius）在决定起兵造反时，得到了手下的支持。谋反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由谁来接替皇位。马格嫩提乌斯似乎预料到，如果由蛮族出身的他本人继位，会伤害罗马民众的感情，因此他挑选了意大利出身、一直在君士坦斯手下担任行政官僚的马塞利努斯（Marcellinus）作为接位人。这个人好像世代都是罗马公民。
君士坦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击退来袭的蛮族，因此不会长久地驻扎在一地。一旦发现敌情，必须立即开拔。所以，军队长年累月不停地在转换战场。公元350年，君士坦斯率领的队伍由里昂前往巴黎，向北行进了约三分之一的路程，中途在欧坦宿营休息。
那一夜，不知是由哪一位出面招待，皇帝手下的所有将官都收到了宴会的邀请。然而，宴席上却没有看到他们的长官——君士坦斯皇帝的身影。大帝的这位30岁的小儿子喜爱打猎，每当部队换防到达一个新地方，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马去营地附近的山中寻找猎物。众人同食共饮的宴会原本是与手下进行交流的一个好机会，可是君士坦斯优先选择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继承父位13年，屡屡击败蛮族发起的大规模侵略，也许是这些功绩让他产生了过度的自信，放松了警惕。
废除君士坦斯、拥立马塞利努斯继位，好像就是在那晚的宴会上决定的。宴会侍应的一个小奴隶听到将领们的对话，偷偷溜出会场，向君士坦斯作了通报。
得知消息的君士坦斯连夜逃跑。莱茵河附近的基地有其他的军团宿营，按理说他应该往东北方向逃，可不知为何他却选择了朝西南走。或许他打算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沿着西班牙行省一路南下，渡过古代称为“赫丘利之柱”的直布罗陀海峡，抵达北非，然后以富饶的北非作为根据地，伺机卷土重来。
可是，君士坦斯在逃到比利牛斯山脉的山脚下时，被一队骑兵追上，骑兵队长大概接到了格杀勿论的指令，君士坦斯在被俘的同时遭到杀害。尸体被遗弃在山野中，成了野狗的食饵，这就是统治了帝国三分之二领土10年之久的罗马皇帝的最终命运。
10年前兄长被杀，10年后小弟重蹈覆辙。君士坦丁大帝的三个儿子，如今只有次子君士坦提乌斯还在人世。罗马历史上大多时期是由一位皇帝统治整个帝国，所以目前的状况也可以看做是恢复了常态。君士坦提乌斯的父皇，在位最后的13年，也是帝国独一无二的奥古斯都（正帝）。
刚开始，32岁的君士坦提乌斯也打算独自一人担当起治理及保卫整个帝国的大任。可是，形势又不允许他在中东和西欧同时树敌。一面与波斯王国开战，一面又要歼灭欧洲的皇位篡权者，这绝对是无能为力。就算是帝国鼎盛时期的五贤帝时代的皇帝们，都尽量避免在距离遥远的两地同时开战，何况公元4世纪的罗马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
君士坦提乌斯决定向波斯国王沙普尔（Shapor）提出休战，先解决大权被蛮族将军马格嫩提乌斯所操控的帝国西部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蛮族人的叛乱，帝国西部的不列颠、高卢、西班牙以及意大利，毫无疑问地会被日耳曼人占领。那么，大帝留下的罗马帝国在他儿子这一代就不得不失去西方的版图，只能屈尊█君士坦斯为东罗马帝国。
我认为君士坦提乌斯优先解决西方问题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就像考试，先从那些易解的题目开始答起。对于公元350年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而言，虽然同时面临东、西两面的敌人，但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东方之敌波斯王国虽然不断挑衅，却没有进一步侵略到罗马境内。两国开战的战场，不是在长久以来作为罗马帝国与波斯王国疆界的幼发拉底河流域，而是在位于东面的底格里斯河附近。
相反，西方的敌人则是皇帝的手下，大多是蛮族出身的将领，因此是渗透在帝国内部的敌人，铲除他们是首要的任务。
其次是战场的所在地。仗是在对方的地盘上打，还是在本国境内，情况大不相同。如果想解决波斯问题，势必要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向位于其中部的首都发起进攻，这意味着战场在敌方境内。与之相比，欧洲本土有着完整的后勤供给系统，在国内打仗拥有相对的优势。还有一点是君士坦提乌斯作为皇帝拥有的优势，那就是皇帝有权以叛国罪惩处杀害正统皇帝君士坦斯的谋权篡位者，加上叛乱者是军队的将官，所以还可以对他们再追加一条反叛最高司令官的罪名。也就是说，这些人同时触犯了帝国法律的刑事法和军事法。因此，皇帝作为帝国司法和军事的最高执行者，率军西进█沙普尔二世讨伐叛逆者的行为名正言顺，足以获得帝国民众的认可。民众认可等同于支持。这代表战争期间皇帝的军队在军粮补给等各方面都不会有后顾之忧。出乎意料的是，波斯国王沙普尔爽快地答应了君士坦提乌斯提出的停战协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波斯军队向罗马最东端的城塞尼西比斯（Nisibis）发起的进攻接连失败，让亲自指挥战斗的沙普尔颜面扫地。古罗马时代的尼西比斯，现今是与叙利亚国境接壤的土耳其的努塞宾（Nusaybin）。公元338年，波斯军队曾经对这个城市发起了连续60天的进攻，之后在公元346年用了80天的时间以及眼下的公元350年消耗了百日以上，每每以失败告终。这主要归功于罗马军的顽强抵抗，然而，在波斯方面看来，12年间发起三次进攻，都无法攻破尼西比斯这样一个小城塞，实属无能，沙普尔在宫廷内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战场失利的同时，波斯王国的东北部又遭到蛮族的入境。这个地区如今位于伊朗和阿富汗的北部。如果罗马的边境多瑙河流域遭到蛮族的大举侵略，罗马帝国的皇帝无论人在罗马还是在君士坦丁堡，都不能坐视不理。同样，波斯国王沙普尔也无法对设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在今伊拉克境内）的首都的危机袖手旁观。特别是像波斯王国那种君主专制色彩浓厚的国家，心怀不满的臣子们经常会利用外敌入侵的机会推翻现有的政权。因此对于波斯国王而言，对付侵略国土的北方蛮族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
鉴于以上的原因，罗马皇帝提出的停战协议，对于波斯国王沙普尔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停战协定之所以能够迅速地签署，正因为双方利害关系一致。这样，罗马皇帝无须担心东方的战情，集中精力对付西方的敌人，而波斯国王也可以心无旁骛地迎战来自北方的蛮族。
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率军西进的消息，也传到了高卢的僭主马格嫩提乌斯那里。最初他考虑到自己是蛮族出身，恐怕引发民众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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