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铁成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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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训大全集试读：
前言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他21岁考取秀才，28岁考中进士，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为了剿灭太平天国义军，他在家乡拉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他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为“文正”。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其生前毁誉参半，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著名革命家章太炎称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但不管怎么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整整地影响了几代人。他的门生李鸿章、左宗棠、弟弟曾国荃、儿子曾纪泽等都秉承他的教导而成为出将入相的显赫人物。
曾国藩在仕途上官运亨通，十年之中连升十级，并在京师赢得了较好的声望。他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身、养性，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
在乱世中，他由一介布衣而位极人臣，一生功名显赫，为清廷建立了丰功伟业。他被奉为官场“楷模”，成为官场中以老成持重、灵活多变、坚忍不拔著称的“理想人物”。他不是军人，却为清廷建立了丰功伟业；他不是哲人，但留下的文稿字字珠玑，饱含人生的哲理。
曾国藩穷其一生都在自我修炼，在家教上也是极为严苛。他说过：“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有一整套教育子弟的方法。训诫，是曾国藩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家教方法。他把为人处世之道、修身养性之方，直接地教导、告诫子弟，明确要求子弟为或不为，开诚布公，循循善诱。他常把一些对子弟的要求通过警句和隽语的形式加以概括，以期引起子弟的重视。
他还时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剖析，把自己行为的对错得失告诉家人，以作为曾门子弟的借鉴，这也是他家教的方法之一。
对家人的缺点错误，曾国藩能直接批评，使受批评者因受到指责而感到羞愧。批评之后，他还能指出改正的方向，态度严肃中肯且平和，令家人心悦诚服地去改正不当的言行。
曾国藩不仅培养出了三个封侯拜将的兄弟，还培养出了几代人才辈出的子孙。儿孙们成名成家、流芳千古的已超过了五世。直到如今，杰出的曾氏后人依然遍布海内外。他的家书仍然被当做最佳的家教经典；他教育子弟的很多理念和具体方法，仍被广泛借鉴。曾国藩的家教之道，值得每个望子成龙的现代家长和追求卓越的年轻人好好学习。
一、正心诚意，修身以达天德
中国知识分子，最富忧患意识和报国情怀。历代仁人志士莫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管曾国藩也有十分强烈的立功、立言的追求，但他从来就是将“尊德性”的立德置于最高地位，并以具有崇高德性作为理想人格的根本标志。他认为任何人在面临各种人生处境中，都应该通过“正心诚意”的德性修养，最终达“民胞物与”的崇高道德境界。对于修身养德，在数十年的身体力行中他多有体悟，并灵活地运用在了家教之中。
一定要在品行修为方面下足工夫
曾国藩最为尊崇的孔圣人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意思是：“品德不加以修养，学问不加以钻研，听到了义却不能遵循去做，不对的地方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忧惧的。”
儒家强调，对于君子来说，除了理想和追求外，道德修养极为重要，要经得住困难的考验：“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也。”看到贤德之人就向人学习，看到不好的人就引以为鉴反省自己：“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说：“君子关怀的是道德修养，小人关心的是土地。君子关心仁义，小人关心物质利益。君子能反省自己，小人则怨天尤人。君子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小人则不断走向沉沦。”可见，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主要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小人是指缺乏道德修养的人，而圣人则是指对道德理想充分实现的人，是人格的圆满实现。《论语》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意思是：“我厌恶用紫色代替红色；厌恶用郑国的音乐搞乱古雅的音乐，厌恶用花言巧语的利口颠覆国家。”春秋时代以红为正色，以郑国的民间音乐为淫声俗乐。许多诸侯的服装用紫色代替红色，用郑声代替庙堂音乐，让孔子产生不安和厌恶。人们常把这几句夫子语录解释成是孔子的保守思想，其实这是孔子主张“正”，提倡“君子”的又一说法：不能让歪门邪道取正道而代之。
曾国藩经常教育弟子：一个人要过上美好而成功的生活，就必须具备与之相符的良好的道德品格。
曾国藩从骨子里想做一个“道德完人”。考究了历代宦官之家兴衰史之后，曾国藩精心营造一种滋润子嗣、泽被后世的家庭家族文化。他语重心长地嘱咐子侄们，勤俭持家，不可骄奢淫逸，当以“考、宝、早、扫、书、蔬、鱼、猎”八字为本；“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意思是说，即使一人独处，也要严格要求小心谨慎，不妄取妄为；要有一种敬重严肃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要有一副仁爱慈善之心；要靠勤勉劳作、不懒惰获得社会地位；“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字”、“八本”，是曾国藩自己遵从也要求子女们遵从的一根根墨绳，如今仍闪烁着理性和人性的光芒。
曾国藩既是四方学人的楷模，也是家庭家族的楷模。自曾氏兄弟以下，先后出过外交家、数学家、翰林、诗人、画家、教育家、考古学家、化学家、女革命家、中科院院士、新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家族盛及五代，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与曾氏的家训严明不无关联。
曾国藩终生手不释卷，枕书而眠，为后世留下1500万字的文字，尤以散文创作成就著称。他的文人学者情结甚重，终身追求炉火纯青的千古美文和流芳百世的道德文章。他给家人写了1400多封家书，坚持记日记达200多万字，著多篇经典范文，可谓字字珠玑，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才搁笔。他还编纂了《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籍。他对书法、绘画、诗文、收藏等多方面有精深的造诣和见地，其书论、画论、文论、书评等精当深刻，为后世效摹。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的这些论著多在风声鹤唳的军营中、颠沛流离的车轿里、危机四伏的城墙边、军旗猎猎的战船上进行，多在夜深人静时、灯火阑珊处进行。
这种品行的修为功夫自然不是常人所能及的，因此，他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令常人所望尘莫及。
在困窘潦倒时坚忍不拔，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在北京师事唐鉴、倭仁时，就立志“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所谓“克己之学”，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他认为，“克己之学”非常重要。大而言之，古今多少圣贤豪杰之所以能成为圣贤豪杰，就是重视“克己之学”；小而言之，“克己之学”可以减少自己许多遮掩和装饰的丑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写道：“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曾国藩一生致力于“克己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
道光十一年（1831年），21岁的曾国藩就学于家乡的涟滨书院时，将自己的号伯涵（当时名子城）改为涤生。这中便含有“克己”的意思。他自述道：“所谓涤，取涤除过去所染泥污之意；所谓生，取明代袁了凡所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
9年之后，他已身为翰林，回忆起改号之事，又自省道：“改号至今九年，还像从前一样不学习，岂不可叹！我今年三十岁了，资质鲁钝，精神亏损，往后还能又有什么成就？只求勤俭有恒，克制自己，不丧元气，做事勉励，希有所得，不失身为翰林的体面。”他就是如此克己自励，数十年如一日。
曾国藩“克己”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治学治家至个人生活，从治政治军到处事待人，无不自察自省。例如，他年轻时爱抽烟，时常捧着一把水烟壶。他自觉抽烟无益有害，力求戒除，但戒而复吸，前后三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感到精神空虚，六神无主。戒烟想不到这么难！看来不挟破釜沉舟之势，就不能成功！”
他终于挟破釜沉舟之势，在严肃的“克己”中戒掉了吸烟恶习。此虽小事，却见其“克己”的力量。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争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军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死亡相继，士气低沉。正在这个时候，李秀成率20万大军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荃部，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到长江，冲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势。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
此外，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亡地荒，满目疮痍。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1862年）下半年。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余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余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军中粮饷非常匮乏，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行军于往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终日不见住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时才了？”
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7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饱一顿地过日子，士气何由提高？这是曾国藩当年于军事危急之外的另一大苦恼。然而，正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在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于这年九月，截留了供应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运折银五万两，并获朝廷准允。这不啻使曾国藩雪上加霜。
他在日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郁的心情，例如九月十四日写道：“今天因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虑过度，又因为江西诸事掣肘，烦闷不堪。”十八日又写道：“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沈葆桢发泄这些愤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强迫下级如何如何。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淡地说：近来，“幸亏军饷来数较多，这在今年还是没有的事，勉强还行。如果像这个月入款，以后就是全停江西漕银的接济也能支持。唯恐以后入款不常像此月一样。万一不行时，我去信尊处相商通融办理。”这是多么宽厚的长者风度！
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不加节制，于第二年（1863年）再次截留经朝廷批准解送曾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1864年）第三次奏请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的最后决裂。曾国藩则截然相反，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于沈葆桢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
同治元年九月十八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谏何已！”
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励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这两段文字，实可作为如何对待下级“拂逆”的千古法范。当时，曾国藩对这种下级的“拂逆”与上级的偏袒，有时也不免发两句牢骚。例如，同治三年沈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于三月十二日上《沈保帧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摸可以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就是以民困而论，皖南及江宁所属各地人吃人，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还没到这地步。”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分析道：“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
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藩大营各一半，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中写道：“皇上仿佛偏袒巡抚，仍命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考虑到围攻金陵正处于关键时刻，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不明也。”这是曾国藩运用“克己之学”的典型一例。
综观曾国藩的一生行止，他的“克己之学”，使他在困窘潦倒时坚忍不拔，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使他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风暴，越过了满汉矛盾的险滩，走出了同僚倾轧的陋巷；使他学识渊博，为人清正，终身谦洁，晚节纯粹。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
修身有道，循理而行的“课程十二条。”
曾国藩曾这样写道：
古代的君子是如何竭其心力，修养德行的情形，我们是不能见到得了；他们修养身心，整治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全部秉持的是礼。从内部来说，如果舍弃了礼就无所谓道德，从外边来说，舍弃了礼就无所谓政务。所以六卿之官设置完备，而记录的书籍以《周礼》为书名。春秋时代，士大夫通晓礼，善于游说辞令的人常常能够说服人，而使他的国家强盛。战国以后，以仪式外表华美琐碎为礼，就是叔齐也要讥讽的。荀卿、张载小心谨慎地以礼为实务，可以称得上知晓根本，喜好古风，不去追逐流俗。近代张尔歧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也可以从中看到先王教化的最大的原貌。秦蕙田编《五礼通考》，把天文、算学录入观象授时门一类；把地理、州郡录入体国经野门一类；这样做，对于著书意义和条例来讲，有点繁杂不精了；但该书对古代经理世事的礼则全具备了，这也说不上失误。
他总是向子弟们强调，“修身有道，循理而行”，他规定了这样的《课程十二条》——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画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二十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意思是说——
衣冠外貌要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用来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读书要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他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要多阅读史书。从前，我在丙申年购置了一套《廿三史》，家父对我训诫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读一遍，才算是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之后，我每天都仔细读上十页，间断的话就对不起父亲，是不孝呀。
说话要谨慎。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的最重要的功夫。
要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作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
要爱护身体。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书说：“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应该时刻以此作为健体祛病的准则。
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刻意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葆养真气的强弱。却不能完全沉溺于其中，因为这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
饭后写半个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
夜晚不出屋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
对于修身，最大的障碍是外界的诱惑。曾国藩的应对措施是“谨慎”、“求过”、“自律”。诱惑，是修身的毒药，如不能抗拒，与修身的追求背道而驰。善修身者以“谨慎”防失误、以“求过”寻进步、以“自律”求正果，最终达到——宁静致远。
曾国藩慎之又慎，防身陷泥。总结其一生，有五慎。
一是“慎”择友。曾国藩一生诤友颇多，对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的朋友曾有激烈的矛盾，如左宗棠，但曾去世后，左在挽联中写道：“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生平”。
二是“慎”择业。曾国藩对子弟择业指导有方，他说：“吾不愿子弟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只要“习劳作、多读书、勤耕作”，无愁“没饭吃”。
三是“慎”说话。君子敏于事，慎于言。曾国藩在自己慎言的情况下，要求弟弟慎言，告诫弟弟，在情况掌握不多的情况下，决不妄下断语。
四是“慎”为官。对功名利禄，曾国藩追求的是“花未开全月未圆”，不使之盈满，而留有余地。要常有“畏惧”，畏惧良心，畏惧左右，畏惧公众。
五是“慎”处世。处理事情秉公在先，“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
曾国藩以“求过”之心时时自警，“求过”之法有二：一是自己求过。在日记中自己给写出自己的过失，然后加以评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常人难以做到。二是请他人“指过”，要求他人不断忠告自己，“喜闻诤言”。曾国藩勇于自律，堪为他人榜样。自警的人，一定非常自律，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其一生最能感人之处，在于能说能做，说了便做，不说也做，言教身教并举，对人起着示范作用。他生活上自律，工作上自律，读书上自律，修养上自律，孝友上自律，清廉上自律，堪为一代楷模。
“诚”必须出自内心，达到至极
曾国藩身为朝廷重臣，对为封建统治者劳心尽力的人，大力提倡“诚”，并在“诚”字前加一“血”字，谓之“血诚”，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达到至极。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他的那种“诚”有阶级的局限性。但是，我们也知道，忠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有特定的时代，“忠诚”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他常引用程颢的“诚便是忠信”的话，并说：“君子之道，应首先为天下倡导忠诚。”在曾国藩看来，臣诚，必尽忠于君；僚属诚，必尽忠于长官。这样，“诚”便成了维系君与臣、长官与僚属、统领与兵勇的一条又粗又大的纽带。
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不要妄加评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只是供胥吏唾弃的把柄而已！”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出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经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应对太平军和捻军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终。”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付“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他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同僚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也是他立志“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唯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把修身当作日常很重要的一部分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将南京攻下之后，朝廷封他为一等毅勇侯。自古以来，书生是很少有封侯的；曾国藩以一介书生而封万户侯，而且不止当年那个汉代的万户侯。当时他的身份是大学士，中国男人最大的理想——封侯拜相，曾国藩做到了。他之所以成功，和他注重品德修养，“慎独”修身30年是分不开的。
在翰林院工作期间，曾国藩把修身当作日常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现在保留下有他12项课程，其中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对自己的人生修炼，有五个字：
首先是诚，诚实、诚恳，为人的表里一致，自己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要修炼自己的诚；第二个就是敬。所谓敬，就是敬畏，人要有畏惧，人不能无法无天，要有敬畏，表现在内心就是不存邪念，表现在外就是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第三个就是静，是指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第四个字是谨，指的就是言语上的谨慎，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第五个字是恒，是指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这五个字的最高境界是“慎独”，就是人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独处，也就是指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都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按照最高准则来对待。这是修身的最高境界。
在他的作品中，曾国藩自己对慎独是这样理解的：
所谓“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所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狂妄的念头，狂妄之念积聚多了就会产生纵肆，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办成了。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产生的念头由其禀性决定往往是真诚的。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唯恐有错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的距离与差异之点，是可以得到与评论的。
自从《大学》自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将其作为扩大与深入研讨的资料，日常一些琐事问题，可以加深他的阅历与识见。他的心在遇到事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与私的区别；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良的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应做的事。对于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侥幸别人不一定窥视到，因而改正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情形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唯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邪念如同面对天神，主心骨坚如金石。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方单独行事，要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经典的要领，而后世贤人所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自从世上的儒生用“格物致知”作为要求别人的方法，而专注于知道善良和知道恶劣，就使“慎独”的含意晦暗了。主要是，明理要首先有诚意，如果不穷究事物的原理仅仅谨慎也会失误。思想必须联系实际，如果不参加实际事务，还讲什么“慎独”？这就是进入道德境界的方法，不可以不加辨析呀！
曾国藩慎独的手段是记日记，每天记日记，对自己一天言行进行检查、进行反思，对自己在修身方面作检讨。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在日记里说，昨晚做了一个梦，梦到别人得到一笔额外的好处，自己很羡慕；醒来之后对自己痛加指责，说自己好利之心如此严重，做梦居然梦到，这是不能容忍的。中午到朋友家吃饭，席间得知某人获得一项分外收入，心里又是羡慕。他在日记里写道，早晨批判了自己，中午又犯了，“真可谓下流”。
最为可贵的是，从31岁所开始的修身，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在此后的30年中，即使身为军事统帅，每天在杀戮声中度过，他每天仍然“三省吾身”。可以说，修身是曾国藩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
曾国藩曾这样写道：
知道自己的过失，但加以承认，毫不犹豫地予以改正，这是最难做到的事情。豪杰之所以成为豪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便是在这个问题上光明磊落，超过别人。如果能过了这一关，心里就会非常安乐，省去了许多纠葛，避免了多少去遮掩装饰的丑态。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吝啬）”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然而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可真正让他改正过错，那就很难了。圣人之所以少，是因为知错必改的人太少了；况且很多过错都是美丽的过错呢？比如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情不自禁地想她，虽然自己不会伤害她，也不会告诉她，只是情不自禁地想她，甚至过了好久也还是想到她。这个过错太美丽了，以致很多人都不认为它是一个过错。
所以，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过错虽然美丽，但改正过错就更加美丽，况且很多过错却是丑陋无比的呢！改正一个过错，哪怕它很小，很轻，它都会使你身心更加轻松，无愧无悔。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不妨体验一下改正过错的感觉，虽然有那么一点难堪或难过，但是同时你也感到踏踏实实、坦坦荡荡、自由自在。还是说你见到一个美丽的姑娘，你意识到了情不自禁地想她是不好的，如果你改变一下思维呢？这个姑娘很美丽，所以这个世界也很美丽；她很幸福，我曾看见到这个姑娘，所以我也很幸福。同样是见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动机不同，心境也不同。
一个省心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或小阴思。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小阴思，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他说得太好了。
曾国藩求过的方法，第一是自己求过，便是记日记。日记的功效是很大的，只要能诚实不欺，无事不记，曾国藩的日记，便能做到这一步。曾国藩依照倭仁的办法，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过。他的日记中自己找出自己过失的例子很多，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过仍不肯稍宽。他说：“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又说：“人不勤劳，什么事都会荒废，整个家都会衰败。我在三四个月里不做一事，大大损害了家庭，又惭又愧！”这种勤求己过的精神是一般人不可及的。
曾国藩求过的第二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若得一二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批评我，可对我大有益处。”
曾国藩认为，对己，要时时知道悔过，做错的事，就是错了，就要追悔不已，一有改过的机会，就毫不犹豫地抓住，对人，就要不顾个人恩怨。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任何姑息的成分。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曾国藩一生经历中的重要教训。
最能体现曾国藩知悔的是他对李元度的态度。
李元度系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豪爽，勤奋好学。
入曾幕府后，曾国藩的两次自杀，都是李元度舍身相救，拼死力将曾国藩抱过了江，使曾国藩幸免于难。可以说，李元度于曾国藩确有救命之恩。
一天，曾国藩召集幕僚，让众人指陈三次失败的原因，但大家都面面相觑，不敢乱讲话。
曾国藩一向重李元度，他又有救命之恩，便亲点名号说：“次青，你大胆请言！”
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也很着急。眼见这样下去。自己的前途也委实堪忧。于是他鼓足勇气，语未尽，已惊三座：“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于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初挫于岳州，继挫于靖港，今又挫于九江湖口。幸而屡蹶复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
李元度的话，如芒刺在背，一针见血。众将领谁不敢望一眼曾国藩的表情，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曾国藩倒还沉得住气。他又说：“次青请细道之，吾愿闻其详。”
李元度也不再犹豫，说：“岳州之败，师未集而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意，于理于势者都是如此的结局。靖港这败就不然。临阵突然改变决策，夕令朝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败，问题就更大了。敌断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猛虎拔牙，虚成无用。并且，师出不为退路着想，乃行军大忌。犯这样的错误，注定要失败！”
李元度的话虽然当众揭了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一剂良药，众将领不由地频频点头。曾国藩善于听人之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他的心胸是宽广的。此刻见李元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次失败的原因，也颇觉叹服。
曾国藩特别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字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事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朋友，直率啊！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忌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引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
此外，他还经常请求兄弟们进箴规，我们可以在他的家书中常常看到。他说：“诸位兄弟相隔千里，必须不断地批评我。要时时来信指正我的过失。不要让祖上几世的积德，因我之过失而堕失。这样才能免于灾难。诸弟若能经常向我进言劝告，你们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
外边有人指责我们家几个弟弟过于恶劣，我也有所闻，自当一一告诉他们，责备劝诫，有错改正，没有错要加以勉励，不可掩盖。”
喜识怒诟，乃是人的常情。但朋友们对于曾国藩的忠告，他可真肯接受。他说：“竹如教育我要有耐心。我常说竹如的贞忠足可以干大事，我所缺的正是贞忠浩达啊！这一字，足可以医治我的心病！”
许多居大位的人，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己过”、“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修身养性之道在于多读书
曾国藩写给他的父母、夫人、兄弟、儿子等人的家书很多，涉及了修身、教子、持家、处世、为政、治军等多方面的内容，而修身养性，也是曾国藩颇加详论的。
曾国藩的修身养性思想，来源于他所恪守的圣哲前贤的理论和典籍，也是他阅世日久积累的经验。
如何修身养性？曾国藩提出了四点：一是“慎独”，认识善恶，进行道德自省，心中安泰，清心寡欲；二是“主静则身强”，一个人无论内外，皆须庄重宁静，对修身养性来说，就是这“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三是，“求仁则人悦”，胸怀万物，顺应天地之理；四是，多习于勤劳，少安逸享乐，因为勤劳使人长寿，安逸使人早亡。
另外，修身养性的另一途径，是读书养我浩然之气。做到心中坦然，精神愉快，这是人们普遍修身养性的经验，是长寿的最好的秘诀之一。而要做到这精神的愉悦和满足，当追求“以光辉灿烂的事物充满人心的学问，如历史、寓言、自然研究皆是也”。曾国藩多次强调这种读书对养心的作用。
他的两个儿子纪泽、纪鸿体质薄弱，曾国藩劝他们多读并多摹颜字之《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和《玄秘塔》，希望以其丰腴的墨气、坚韧的骨力，充实他们的生命气质。他还希望他们在吟诗作字、陶冶性情时，学习陶渊明、谢朓的冲淡之味、和谐之音、潇洒胸襟……这也就是说，以文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再经由精神影响人的物质世界，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曾国藩的中厅堂悬挂有八本堂匾，其跋云：“养生以少恼怒为本……”这种修身养性思想是他多次在家书中强调的，与兄弟说，与儿女说，可见曾国藩的重视程度。曾国藩的儿子纪泽患有肝郁之症，曾国藩在给其弟的信函中指出，他的沅弟盛年肝火旺盛，还说自己“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这应该是他多次劝告亲属注意惩忿（少恼怒）的直接原因。易生恼怒，不止是一般人的情感态度，就是历史上的“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这是一个需要汲取的教训。所以，曾国藩告诫他们，要像佛家所说的那样，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遏抑肝火，不使它过分炽烈，节制血气，不使自己的嗜欲戕害自己的身体性命。这是养生之道的根本。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健康经验：发怒伤害肝脏功能。
另外，人心中的忿怒，与养心对立。所以，惩忿去怒，也就是为了养心，减少了忿怒，心中也便安泰平和、豁达冲淡、充满虚明之气……这对我们现代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曾国藩非常重视修身养性之道，但他对生命的健康长寿，却不存妄念，不迷信，一切顺其自然，人的“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这种达观、冲淡之气，不也是今天追求修身养性的人们所应具有的襟怀、器识？
读书的目的是“进德”、“修业。”
曾纪鸿是曾国藩的次子，比长子曾纪泽小9岁，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他父亲刚刚受封侯爵，16岁的他正好去长沙参加乡试。当时，政治腐败，科举考试盛行递条子，开后门。
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的七月初七日写信给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怕儿子去活动，又于七月二十四日去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这次乡试，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一个“胜录附贡生”。难得的是，纪鸿始终未送过条子，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在特权盛行的封建官场，实在难能可贵。
曾国藩在写给诸弟的家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恭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从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不被已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曾国藩就是按照中国圣贤内圣外王之道，要求自己，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他坚信，只要立志不摇，经过发奋图强，目的是可以达到的。“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汤禹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曾国藩刻苦学习，广泛涉猎。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时，精心研究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统治治理国家的经验。但他读书并非主要为的是升官发财，而重要的是“进德”、“修业”。
如果说这只是由于曾国藩身为翰林的空谈。那么及至晚年，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时，他切切念及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是日席中愀然不乐。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对于曾国藩在清朝道成以后，世风日下，人心日沦的情形下，以其高洁不凡的德行，来力挽社会风气，有着极高的评价：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胡太常寺卿唐鉴，胡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动勤以率下，则无间听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
曾国藩一生以圣贤为榜样，且身体力行。咸丰九年（1869年），正值他与太平军在江西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挑选32人（实际是33人），命其子曾纪泽，画其形象，然后悬于墙上，以便时时效仿。他还特作《圣哲画像记》一文。
曾国藩所列的32人是：
文周孔孟：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
班马左庄：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
葛陆范马：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
周程朱张：周敦颐、程颢和程颐、朱熹、张载。
韩柳欧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
李杜苏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
许郑杜马：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
顾秦姚王：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曾国藩告诫他的儿子说，一个人如果能以这些人为榜样，在品格修养方面一定会取得长足的进步。
二、在“敬、静、纯、淡”上下工夫
曾国藩说：静下来细细思考，古往今来已有亿万年，而且没有穷尽。人在其中生存，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仅仅一会儿工夫罢了！大地广阔几万里，无法知道它的边缘。人在上面生活，睡觉休息，活动游走，白天只需一间屋子，晚上只需要一张床！古人和近人写作的书籍，浩如烟海，人的目光所能涉及的地方，不过只是九牛一毛！世事千变万化，有各种途径的美名，而人一辈子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粟！懂得了时间的无限，而我所经历的时间极短，那么碰到了忧患逆境，就需稍微忍耐，等它安定；知道了大地的宽广，而我所居住的地方是如此的小，那么碰到了名利争夺之事，就应退让隐忍。
以“柔”为本的敬、静、纯、淡的自然修身真谛
修身的本质在于发掘自身没有被矫饰遮掩和人为扭曲的真性情、真思想及自然本性。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大道本性，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自然”与“真”概念同一，修身养真，“养真”既是“修身”的目的，也是“修身”的途径。
曾国藩从古代先哲那里习得修身养真的经验，悟出了以“柔”为本的敬、静、纯、淡的自然修身真谛，达到了修身大道。“敬”，就是恭敬。曾国藩说：“做人之道，圣人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无论对什么人，都不怠慢，一视同仁，泰而不骄；无论在什么场合，衣冠整齐，态度严肃，望而生畏，威而不猛。“静”，就是保持心态的宁静。心静则神静，神静则身宁，身宁则身健，由此，如何处静，使身轻心情，当为修身养真的必由之路。
曾国藩一生在“静”字上下工夫，消除情思的焦躁，用平常心对待每一件事，达到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境界。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虽然颇好读书，但总免不了好名好胜的意念参与其间，因此，没有孟子“深造自得”一章所说的滋味，也没有杜元凯“优柔厌饮”一段所说的情趣。所以，到了年老，没有一本书可为凭恃，没有一件事算有成就。“如今我已年迈体衰，应当从敬、静、纯、淡这四个字上下工夫。纵然不能像孟子、元凯所说的那样，只要养得胸中有那么一种恬静，读书之乐也就可以聊以自适了”。
曾国藩律己极严，从他不乏谦词的反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克己的苛刻。他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吸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书本与人生联系起来思考的人，而且他特别善于从中抽取出可以指导人生的信条与经验。这种信条与经验无不反映出他与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他受惠于传统文化，并加入这传统文化，最后又推动了传统文化向前发展，这使他成为传统文化在清朝的链环中的最重要、最闪光的部分，比如敬、静、纯、淡。（1）敬。做人之道，圣人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敬，就是恭谨。无论是对多数人还是对少数人，也无论是对地位高的人还是对地位低的人，君子都不敢怠慢，这就是泰而不骄；衣冠整齐，态度严肃，令人望而生畏，这就是威而不猛。所以这一切都是学习“敬”的最好着手之处。古书上说，“君子庄敬曰强。”吴竹如先生说：“敬’字最好。”但真正做到“敬”，还需添上一个“和”字，这样才不会勉强，才会自然而自愿地去做。（2）静。唐镜海先生说，“静”字功夫最要紧，这话极为正确。大程夫子程颢，是三代以后的圣人，在“静”方面下的工功足。王文成公守仁也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对外物不为所动。假若不静，反省也就不细密，见理也就不明了，都是浮的。镜海先生还说，大凡人都有切身的毛病，或是刚的恶习，或者是柔的恶习，各有偏重，沉溺既深，动不动就会发作，必须自己体察它，并终身加以治疗。文正我曾告知先生，说我偏重于刚的恶习，发起恨来什么也不顾，自己深究一下病根，就是好动不好静。镜海先生的两句话，真可谓对症下药。今后务必专注于静。（3）纯。就是纯正，纯粹，至善至美。前辈倭艮峰说：“圣人之纯亦不已。”这个纯就是至善至美，一般人只能追求它，只有圣人才能达到它。（4）淡。庄子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诸葛亮讲“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个“淡”，就是清静，超脱。然而很多年来，曾国藩就是清静不得，超脱不了，总是焦虑过多，没有一天可以坦荡于天地之间。这主要在于他有两个毛病，一是名心太切，二是俗见太重。由于名心太切，因而学无所成，德无所立；由于俗见太重，因而家人的疾病轻重，子孙的强贤与否都时常萦绕于心，如同作网自缚。若想除去这两种弊病，应在一个“淡”字上多下工夫，将所有的一切都淡而忘之，淡而化之，这样，也许可以稍稍获得一点心灵上的自由自在。
为此，曾国藩一生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记下来，认真检讨，日记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自敬自责的语句。晚年，曾国藩总结出十二条治心经，终身不改。十二条治心经是：无贪无竞，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战战兢兢，死而后矣，行有不得，反求诸已。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曾国藩强调，静心修身要戒除“三驱”。一是为名之驱，二是为利之驱，三是为势之驱。“驱”字就是“争”字，就是为名缠绕，为利所累，为势所庸。曾国藩时常告诫自己，驱除三驱，保持知足常乐，善于慎独自省。他身处功名，又善处功名，后人多有褒说，实为难能可贵。
从“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
曾国藩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总结说：（1）“花未全开月末圆”。
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求福求禄，“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要权要势，“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2）“常存冰渊惴惴之心”。
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招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曾国藩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3）“天地间唯谦谨是截福之道”。
曾国藩深刻地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驽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炼之后的经验之谈。
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
曾国藩第二次墨绖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
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简大臣来江南会办。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他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委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同治年间，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一心想得到一个人打下南京的大名，但是打了很长时间，却是孤城难下，外面由此有了很多对曾国荃很不利的说法，湘军内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尖锐起来，曾国荃十分焦躁，以至生了肝病。曾国藩多次写信相劝。劝他“不要代天主张”，认为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对于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他说：
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要占十分之七。往往是出力的人并非就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并非就是享福的人。这一次行动，像克复武汉、九江、安庆，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经算是十分公道了，但这是不可靠的。我们兄弟但在尽心尽力上下工夫，成名这两个字则不要管了，享福这两个字就更不必问了。
他告诫老九，即使攻克了南京，也应该明白不要居功的道理，认为“富贵功名，都是人世间的浮荣”，只有“胸襟开阔”，才是“真正的财富”。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最终攻下南京，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下去。这是曾国藩与湘军苦战多年的结果。然而，曾国藩却在上疏中将攻克南京之功完全归于朝廷，表现得十分理智。
与曾国藩不同，曾国荃是个追求“百尺竿头，更上一步”的人。攻陷南京之后，曾国荃认为全是他一人的功劳，认为朝廷应该给他更多的赏赐才对，所以经常发牢骚。曾国藩对此十分担心，他告诫曾国荃说：“有高的官位，有大的权力而又享有大的名声，自古有几个人能保全自己的末路呢？”他还对曾国荃说：“你虽然有本事，但你必须让一半功劳给老天爷才行”。
为了开导郁郁不平的老九，他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意思是说，功成名就后，尽管左面挂满了朝廷的褒奖状，但不要忘记，在主子的右边还放着毁谤、诋骂我们的信件。一定要记住“功高震主”的教训，不必因此自满自傲；对谤书也不必惧怕，这也同样没什么了不起，不必生气。荣辱、祸福、进退、得失，都没有定数，不会永久不变，就如天平一样，这头高了那头低，不必想不开。
只要能像屠羊说那样对待名利得失，功成身退，就能自保无虞。一旦进入如此境界，就能超凡脱俗，远离尘世，什么荣誉，什么毁谤，都不过是天之上的一片浮云，一会儿就要被风吹散的，成为过去的，留下的仍然是白云蓝天。
以不贪财来养浩然之气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问：“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说得比较抽象，无非是说，浩然之气衔育着“直、义、道”等等内容。曾国藩发挥孟子的学说，认为“凡事非气不举，不刚不济”。他于江西抚、藩为粮饷事而争执不休，自己郁郁不自得时，对“气”作了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明：
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谦于心。”两句。欲求行谦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将此三字各缀数语，为之疏解。“清”字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
后来，他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成为“廉、谦、劳”。他认为，这样十分明显浅易，有了下手处。
曾国藩初出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为时人所称许。他写信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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