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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野中郁次郎 （日）绀野登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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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知识的方法论试读：

开始

野中早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过，主要研究市场营销领域中的信息处理。因研究领域相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还曾为他的书作序。通过系列的“信息”研究，野中逐渐发现，信息的视角不足以支撑创新，很多时候，个人的价值观、信念对创新更具决定性作用。野中认为，不应该仅遵循西蒙的“组织就是信息处理机器”的观点，更应该将组织视为“有机生命体”，它需要创造知识以能动地适应环境。基于这一观点，野中逐渐将研究视野转移到知识领域，深入地探索分析其获取、创造、保存和利用的过程。

通过野中等人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与《创造知识的方法论》中的研究，我们认识到，知识分为两种，即显性知识（可以通过正式语言或媒介传播的知识）与隐性知识（内心知道但无法将其转换成语言的经验性、身体性知识）。组织知识创造的关键就是对隐性知识的调动与转换。有价值的知识一直存于员工的大脑中，组织管理者需要做的就是把个体大脑中的知识“调”出来，“结晶”、固化并转换为其他人也能利用的知识。组织知识管理就是针对两种知识在个体、团队及组织层面进行转换和创新的活动。围绕这一主题，野中等人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创造与转换的SECI模型，他们在模型中坚持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结合的原则。野中强调，组织本身并不创造知识，个体才是创造知识的主体，且只有通过个体之间的共享，知识才会在团队、部门、组织层面汇聚发展并呈现螺旋上升的态势。

野中非常看重“场”的概念，认为知识创造的关键在于“场”与团队。场是一个活动的共享背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它是个体之间知识交互与创造的基础。不同的场能通过相互连接形成更大的场。他在“知识管理系列”图书中反复强调场和团队，认为个体的知识只有在社会或场中得到验证，并与其他人的知识进行整合，知识才得以创造与发展。

野中认为，SECI的四阶段分别在原始场、对话场、系统场及实践场中进行。这些观点是他强调中层领导者价值的理论基石。只有中层领导者才能更好地发挥场之间的桥梁作用，促进场之间、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中层领导者能更好地建立、激发和连接场，这从领导力入手为知识的实践管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抓手，即创发“场的领导力”。在以创造力应对不确定性的时代，领导者就是要建立“场”让员工能迅速地解决问题。野中在系列书中反复强调实践型领导力的培养，尤其强调培养创造知识附加值的领导力。我有幸提前拜读了由人民邮电出版社智元微库公司引进的这套“知识管理系列”图书中的三本，分别是《创造知识的企业》《信念：冲破低迷状态，实现业绩跃迁》《创造知识的方法论》。该系列书中的《创造知识的实践》《创新的本质》等也将陆续出版。

在《创造知识的企业》中，野中等人提出了“知识螺旋”“自中向上而下式”的管理模式、“超文本组织”等适用于组织知识创造的新概念与想法，这值得读者进行深思与实践。《信念：冲破低迷状态，实现业绩跃迁》则提出了信念管理的概念。野中等人强调，在人际关系弱化、价值观被稀释的情境下，企业更要培育从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MBO）的世界观到信念管理（Management by Belief，MBB）的世界观，对组织中的个体信念进行管理。因为组织成员共享高质量的信念能让个体重获工作价值感，更主动地学习与工作，而领导也会成为更加称职的支持型领导。因此，在人事评价中，也应该增加信念管理的内容，关注组织是否具备培育个人信念及形成信念网络的能力。作者在《信念》一书中介绍了在企业中成功导入信念管理的关键方法，这使我们对信念管理的讨论不会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这本书将成为关注信念管理的领导者的必读之物。《创造知识的方法论》是一本有关方法论的书。野中认识到了创造组织知识“方法论”的重要性，这促使他与绀野登于2003年出版了《创造知识的方法论》一书。该书的第一个重要价值是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知识创造的原点，将知识进行了分类，并探讨了组织创造知识的认识论。野中本身非常重视隐性知识的重要性，而且认为从认识论来讲，组织知识创造“是在丰富隐性知识的同时将其显性化，然后对显性知识进行组合，并结合实践再次形成新的隐性知识，这是一个动态的螺旋运动过程”。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会相互转换并产生新知识，它们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野中基于这一观点提出了知识创造的螺旋模型。在野中看来，东方哲学冲破了西方主观与客观对立的“二元论”的藩篱，他的观点不要求主体确立，这使得我们可以在超越自我的主客未分状态下进行自由探索，并产生了“场逻辑”和“主词逻辑”。我们可以通过原型把经验和实践知识发展到最高阶段。基于此，野中与其同事竹内弘高洞见性地提出了知识创造的SECI模型。该模型提出知识创造的起点是社会化，并经由外显化、组合化和内隐化3个阶段，沿着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轨迹持续推动知识的迭代和创造过程，整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循环，而是遵循辩证法的逻辑。《创造知识的方法论》的第二个重要价值是通过多学科的分析找到了知识创造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提供了知识创造的具体方法论逻辑。野中和绀野登认为，知识创造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巴斯卡的超验实在论。超验实在论认为，人类不可见的宇宙、自然和社会中本来就存在的机制很重要，单纯地通过封闭经验的实证或人类认知建立的理论模型都无法获得，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因此，超验实在论是传统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综合。

基于这一哲学思想，野中和绀野登借鉴了社会学领域获取知识的方法精髓，提出了创造知识的方法论：要想创造真正的知识，需要原封不动地接纳行为的现场和现象（田野调查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劳森的溯因推理），运用隐喻发现背后隐藏的结构和因果关系的过程（劳森的溯因推理）。在创造知识的方法论的逻辑中，有一个重点在于“概念”方法论。概念是新观点的起点，小到产品概念，大到事业概念、战略概念甚至企业发展愿景，创造概念及构建概念是组织知识创造的关键。概念处于设想—概念—理论这样的连续体之中，层次越高，组织和个人意识中的正当性就越强，主动创新也越容易实现。野中与绀野登认为，观察、概念化、模型化和实践化是创造概念的方法论“四部曲”。

针对每一步，他们还给出了详细而具有启发性的原理知识与实践方案。我们可以先简单感受一下作者的思想，作者提出经验是设想的源泉，强调现场体验在获取隐性知识时的重要性（观察）。那么，如何才能不带偏见地体验呢？秉持西田几多郎的纯粹经验观点，作者提出可以通过采用现象学中的“悬搁”手段达到物我合一的体验状态，进而将社会环境共享为个体的隐性知识。要想将设想提升为概念，就涉及假说推理和溯因推理（概念化）。而溯因推理的关键就是隐喻。作者对隐喻的内涵和功能进行了阐述，认为隐喻能够帮助个体“言不可言之事”、发现隐藏的力量和结构、改变行为方式。正因为隐喻具有这样的功能，我们才需要在将表层设想凝练为复杂且看不见的机制或“概念”时借助隐喻这一工具。在设想转化为概念后，通过挖掘概念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实现要素间的整体化和有序化，理论便形成了。这个由概念到理论的转化过程被作者称作“模型化”，因此模型化包含两个阶段：将概念分解成若干变量和系统地搭建变量间的关系。这两个阶段都需要设计的知识，作者重点探讨了设计的相关知识。最后就是“实践化”，这需要考虑语言的表达，将概念综合起来，并利用讲故事的知识。这本书最后强调了领导力在构建知识创造场方面的作用，它不仅是在维护场，更在能动地创造场，构建知识的生态系统。

在知识驱动变化的时代背景下，阅读“知识管理系列”图书能产生极大的价值。通过这套书，读者会更清晰地了解组织中的知识是什么；知识创造是什么；如何在方法论层面上更好地进行组织知识创造……对这些内容的把握能让我们按照知识管理的逻辑主线去理解企业，理解组织创新力的打造。虽然读者在阅读时会遇到一些挑战，但掌握知识以及创造知识的概念和逻辑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如果你愿意接受挑战，去理解、掌握这套书呈现的知识和知识创造的内涵，你也一定会在未来的企业管理工作中感受到知识带来创新的美好！陈春花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Bi MBA院长2019年7月21日于朗润园译者序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大师德鲁克指出：“21世纪的组织，最有价值的资产是组织内的知识工作者和他们的生产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组织开始认识到知识管理和知识创造的重要性，并将其付诸实践。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也如雨后春笋，陆续在国内出版，满足了企业、组织的迫切需求。而野中郁次郎教授作为全球知名的管理大师，在提出了著名的SECI模型后，又写出了本书《创造知识的方法论》。如果说书店里摆放的大多数知识管理图书是教我们“怎么做”，那么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本书的日文版于2003年初版发行，迄今为止已是第9次印刷了，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智元微库慧眼识珠，拿到了本书的版权，使得本书能够与国内的读者朋友们见面，不啻为一场“及时雨”。

本书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柏拉图、笛卡儿、杜威、西田几多郎的哲学观点与SECI模型中社会化、外显化、组合化、内隐化的对应关系，阐明了知识创造的辩证法，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什么是科学的知识的方法论以及结构、行为、意义、整合四条路径，进而提出了企业经营中隐喻、模型化、概念化、分解变量、设计等“概念创造”的方法论。这里面既有东西方思想的碰撞，又有古为今用的继承，探索出一条兼容并蓄的知识创造的路子。

纵观全书，作者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不管是观察也好，概念化也罢，离开了在经营现场的实践就无法产生新的知识，无法创造知识资产。拿来主义固然是一条捷径，省时省力，但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所以本田在研发奥德赛时完全抛弃了以往的经验，选择一切从零开始。如果企业想要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取得持续竞争优势，就必须“接地气”，贴近现场，贴近基层，贴近客户，贴近群众，把在实践中收获的知识转化为经济价值和智力支持。

SECI模型是一个动态的螺旋上升过程，它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新的知识，就是因为它进行了“辩证法的综合”。矛盾推动了社会历史发展，矛盾还可以激发知识的“破”与“立”，SECI也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过程。可以说黑格尔等人的思想对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的学术思想不仅是动态的、联系的、全面的，而且是中立的、客观的、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译者在翻译时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细节，很多日本人的著作都把抗日战争写作“日中战争”，而本书的原文即是“抗日战争”，作者的治学态度不言而喻。

在知识工作者的时代，经营现场每一个个体的积极态度都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催生新的知识。全国劳动模范、被称为“知识型企业职工的优秀代表”的巨晓林同志是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的一名技术员，先后参与了大秦线、京沪高铁等10多项国家铁路重点工程建设，创新施工方法114项，这正是把自身拥有的知识转换成实际价值的典型。作为知识工作者所属的组织，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工作者的作用，“场的领导力”必须为员工创造交流对话、畅所欲言的环境，建立一个知识的生态系统，把员工培养成知识生产者。

作者明确指出，本书讲的是经营学而不是哲学。书中的各种方法论需要读者朋友们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去应用，只有这样才符合作者强调的“此时此地”的知识，否则就违背了本书的初衷。

作者的思想基于西方管理学，同时具有东方色彩，是知识螺旋运动的结果，读者朋友们如果能把其中的方法论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管理与创新的实践，就说明真正读懂了这本书。译者认为，本书不仅对于知识经营来说必不可少，对于政府组织的知识管理和职能转变也有参考价值。

理想是发展进步的动力，现实是实现理想的基础，知识经营既要激发知识工作者的智慧与创造力，又要在现实中形成“场的领导力”。正如本书的最后所说：“我们必须把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形成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在怀抱理想的同时，慎重地认清现实，在内省的同时勇往直前，在为客户着想的同时超越个例，化苦涩为甘甜，持之以恒，孜孜以求，这种态度应该为今后的企业经营者、经营一线以及每个人所共有。”马奈2019年春于敬什斋前言

自从拙作《创造知识的企业》付梓成册，“知识经营”的思维方式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因此常常有企业高层、一线负责人向我咨询如何在经营体系层面有效运用知识，如何深入学习并掌握每一名员工必备的“知识的方法论”。换言之，我们的任务是如何锻炼组织的知识能力，使其上升到组织文化的高度。

知识社会的企业、组织呼唤与20世纪不同的知识体系，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撰写《知识能力经营》（1995年）的时候就深有感触，因此在该书出版后，笔者多次尝试具体研究知识的方法论，但很遗憾未能如愿。[1]

一方面，知识经营围绕着知识创造的过程、“场”的构建以及知识资产等若干主题展开。在知识管理越来越偏重信息技术工具的情况下，这些题目从知识的角度认识经营，希望实现知识经营的体系化。“场”尤其重要，它与实践社区、工作场所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架构的因素密切相关，因为在以知识工作者为主体的企业当中，企业战略、组织设计以及企业文化等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另一方面，当我们接触企业的一线，不断深化关于知识创造的思考时，我们不得不努力解决“知识是什么”“创造知识的本质是什么”“创造知识的方法论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自从进入21世纪，将知识经营付诸实践的企业越来越多，员工进修、培训等开始被纳入知识管理的内容中，我们也借此机会在领导力培训课程中进行了诸如以哲学家为题材的项目等。

因此，我们决定解决多年来的遗留问题，对知识的方法论进行总结。如果想要搞清楚知识创造，就必须涉猎传统哲学和现代知识，了解各个方面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不过，这和我们平时对待哲学的态度不同，着眼点需要更加巧妙——要着眼于研究哲学家、社会学家是如何将知识转化、构建为方法论的。作为一次大胆的尝试，笔者希望将知识创造进行归纳概括，阐明综合性的经营知识体系。

野中郁次郎的专业是经营学，他1969年曾在加州大学的两位教授尼尔·塞梅鲁萨和阿瑟·施泰因齐科姆的指导下，学习过一年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亲身接触了构建理论的理论，即方法论这门学问。这一年的学习使他备受冲击，因为在日本人的观念里，只要解说一下著名学者的理论就能写出论文或著作，而野中却被追问“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解读文献只不过是提出自己的概念或假说的准备阶段而已。当时野中还拜访了高根正昭先生，高根先生也从社会学的方法论中得到启迪，写出了名著《创造的方法学》。

时至今日，已经过去20余年，但当时学到的知识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与世界各国的企业家交流的过程中，笔者深切感受到日本企业家不擅长洞察现象的本质并将其概念化，即缺乏概念创造力。因此，即便是个新手，也要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去尝试。经营建立在所有学问的综合实践的基础上，在人们日益重视经营的本质的知识社会中，企业家和官员都必须了解知识的方法论。基于共同的观点，野中和绀野合著本书，本书的书名也是以上述问题为中心来探讨“方法论”而不是“方法”。

绀野以建筑学为知识背景，尝试把建筑学以及更广泛的设计原理运用到知识社会价值创造的最前沿，即企业经营中去。建筑学的定位像两栖动物一样，无法完全归入理科或文科，它属于创造性的、综合性的知识。在充满未知的时代，我们未必能够准确把握周边的大环境，大多数情况是以其为出发点进行逻辑推理从而得出结论，因此，想象力和建立假设至关重要，它们是设计的精髓。此外，这种知识创造的方法论及其衍生出的范式可以作为知识资产，进行二次利用。

于是绀野设想通过引入设计管理的概念以及知识经营的实践，把设计、建筑的原理应用于知识创造的核心——未来的创造性经营中，但目前仍然道阻且长。绀野在知识管理大师野中郁次郎的求索精神的影响下，共同执笔本书，迎接挑战，把研究推向深入。

本书在上述背景下应运而生，记录了知识工作者对“知识创造是什么”的思索历程，是一部总结前辈先贤智慧的“笔记”，阐述了不少知识类型、概念的方法论等，旨在深化对知识创造本质的理解。虽然还是半成品，但必定能对建设知识企业、培养知识经营人才有所裨益。本书既不是工具书，也不是教科书，只是希望读者朋友们能作为知识工作者去身体力行体验知识的训练过程。

本书的另一半需要靠读者去完成，要想把这里的显性知识转化成隐性知识，“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助推器。那么请读者朋友们把本书放在身边，或拿在手头，或放入抽屉，或装进包里，时不时地翻看两眼，做好日常的知识训练，无论哪种方法都可以，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把十三项美德作为平常的生活目标那样，然后观察自己的思想、行为，进行内省，或者在实际的概念创造过程中体会观察概念化、模式化、实践化等知识创造的整体面貌。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这些做法都能将日常的知识体系内化于心、积累成型。

本书在出版之际，我们从关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题目的各位同仁那里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在这里无法一一列举。我们特别感谢富士施乐公司社长小林阳太郎先生，他举办了长达10余年的尼德姆训练营，我们正是在这样一个知识交锋的场合下将经营与哲学联系在了一起。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向东洋大学教授山口一郎先生请教了诸多现象学的问题，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国际企业战略研究科科长竹内弘高为我们提供了哲学研究的良好环境，研究科助手渡边理津子、田园真理子为文献收集和图表制作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在成稿期间，大上信久先生自2002年年中起认真细致、全力以赴地整理文献、统筹原稿，东洋经济新报社的胜木奈美子女士以极大的关心和热忱鼓舞笔者，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笔者的家人，特别是贤内助野中幸子、绀野久美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她们不仅守护在埋头书山、奋笔疾书的笔者身边，还告诉笔者许多源于平凡生活的知识，谨以此书献给她们。野中郁次郎 绀野登[1].“场”来自日本的一个哲学词汇，是野中郁次郎知识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知识分享、创造和使用的背景环境，既指物质空间，也指电子邮件、电话会议等虚拟空间和共享的经验、观念、理想等精神空间，或是这三类空间的组合。——译者注引言 掌握知识的方法第一节 新的经营知识

从20世纪末迈向21世纪，时代洪流滚滚向前，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知识，比如尝试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知识共享，测算无形的知识资本的价值等，可以说这是把知识看作一种信息或有价证券的方法。那么为什么知识对于企业如此重要？是因为通过拥有、共享知识，个体、企业和组织能够持续性地创造知识，这种创造的能力将会成为压倒性竞争优势的源泉。我们曾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了1“知识经营”，把知识管理称作以知识为基础的经营（knowledge-based management）应该最接近其本来的意义吧。

通过信息技术有效利用知识的动向只不过是知识时代企业和经营的冰山一角。知识超越了企业内部某个环节问题的层面，是决定未来组织、事业、企业形态的存在方式的关键概念，知识经营是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待经营的一种范式。

迄今为止，企业以物品、财产、店面空间、运输机械、工厂设备、土地等有形资产作为价值的基础，而今后人才将成为经济价值的主要来源，即企业将依赖于每一名员工的知识、能力、构想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逐渐难以把知识当作自身的资源以及股东的所有物，像财物那样管理、积累，因此企业越来越重视员工的知识。另外，个人生存于这样的时代中，就必须重视能创造价值的知识训练，不断改进与知识相关的工作方法。

创造知识的方法论

最近，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商业活动中创造性、逻辑性思考能力的重要性，这清晰地反映了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新需求。到目前为止，像信息处理那样的数字式思考方法或者联想游戏式的发散思维广为流行，只要说到求知方法，无非就是左脑型（逻辑思维）或者右脑型（发散思维），不过这些方法最终都跳不出片段性设想的罗列或局限性的逻辑梳理的窠臼。在岁月静好的20世纪，它们确实适用于按照给定的商品策划主题进行“头脑风暴”，抑或分析解决给定的问题，满足组织、企业的需求，提高知识生产率。

但是，未来的时代呼唤新的知识，这种知识可以创造前所未有的产品与服务的概念、系统、形态（原型）等，它不局限于解决特定的问题，它是“知识的方法”，不仅能够说明个人及组织的发展愿景、理念等，还能重新对其进行审视，进而思索、构建新概念、新政策。现在人们常说，除了知道“怎么做（How）”，还需要思考“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我们不能缺少这样思考的人才，然而让人们这样思考的具体措施尚不明确。

在现实中，拥有独自构想或知识资产的员工，有的可以影响企业整体价值，有的从大企业跳槽引起知识流失，类似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因为传统企业越来越难以融入知识经济的框架中。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昨天还被奉为圭臬的工作方式可能一夜之间就被完全颠覆。如果不常常扪心自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就可能在社会、经济、精神的坐标中迷失。人们愈发担心此类问题，比如数学家藤原正彦先生以下言论就极具代表性。“前几天在某个审议会上，我说，‘想要做出局部的判断或只聚焦于当下，仅靠逻辑、理性或许就足够了，如果要目光长远，拥有正确的大局观，除了逻辑、理性，还需要情感。’出乎意料的是有不少人持不同意见。逻辑一定是从假设出发的，假设由提出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类观所决定，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教养和情感等。”2（节选）

对每一个人来说，掌握知识、努力生活变得日益重要。当然，知识也和个体的理性生活方式、自我实现以及自我超越的欲求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哲学的作用。

哲学与经营

从哲学上讲，一切问题在本质上都是独特的、具体的，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法。每一个个体在自己所处的被动环境或条件下，为了解决问题、继续生存，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在这个大前提下，作为全人类的生活方式问题，构建知识创造的方法论势在必行。

为了避免误解，在此澄清一下，我们并不是说以往的发散思维和逻辑思维等方法质量低下，而是说如果这些方法脱离了实际情况，只是单纯地作为工具来使用，那么即便能够机械性地得出一些答案，也不过是形而上学罢了。因此，我们认为不能只针对特定工作的某一部分或在某种情况下将各种思维方式当作技巧来使用，关键在于平常就把它们内化于心，作为自己认识事物的手段。从此意义上讲，知识训练对每个人都不可或缺。

基于以上观点，我们决定面向哲学寻求对策，但本书不是哲学著作，而是在讲经营学。说到经营学，人们大多会联想到系统性、科学性、机械论或实用性等关键词，但本书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知识、现象、经验等实实在在的要素，它们反映出，在今后的企业经营中，知识逐渐发挥基础性作用所必然引起的意识与思想的变化。这些并非指个人的随感或经验，必须是富有深刻洞见的、关系自身生活方式的客观存在，因为我们认为个人的价值观与科学的相互竞争才是经营学。经营学本来就是综合性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经营现象起始于哲学，多种学科领域中的知识在经营实践中综合地显现。

比如科学虽然排斥价值观（主观），但人类的行为是基于价值观的。此外，经营学把各种各样的问题分解为具有固定性质的个人、团体、组织、环境等构成因素来进行思考，然而只靠分解这些因素无法理解经营的实际状况。虽然想把经营学当作科学，但如果对实践没有帮助，就无法判断其真伪。回顾经营学的历史也可以发现，科学性并不一定是好的理论的必要条件，因此，经营学积极引入主客观的相互竞争，将其作为理论模式的发展契机。经营学超越了现有的学科领域，非常需要具有实践性的综合能力，正因如此，笔者不顾才疏学浅，也要一试身手。

面向“知识的综合能力”

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提供各方面的素材，帮助知识时代的知识工作者摆脱现有框架以及观念性、抽象性论述的束缚，使其能不断创造知识。

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对照哲学的传统说明“知识创造是什么”，然后回顾现代社会学的知识的语境，进而提出企业经营中概念创造的方法论。

引言部分提出了知识时代的需求及其背景等相关问题，阐述了知识在知识创造中的必要性。毫无疑问，知识工作者个人的知识训练或企业、组织中的“创造性知识模式”对产生知识并以其为价值源泉的企业来说越来越重要。

第一章讨论了知识创造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对创造知识的方法论的意义及必要条件进行了思考。首先介绍了古典哲学中最基本的知识创造的类型，说明柏拉图、笛卡儿等哲学家以什么样的视角和步骤来思考知识是如何创造的，这些不仅有助于理解知识本身，也与笔者一贯主张的以SECI模式为代表的知识创造理论紧密相连，是研究“知识创造是什么”的路标。

在过去的20世纪里，知识具有什么样的倾向呢？第二章以社会科学中开发了最具总括性的方法论的社会学经典为中心，分析了与包含20世纪主流哲学的知识的方法论相通的求知方式，这也适合说明经营这一综合性知识的定位及意义等。

在第二章内容的基础上，第三章结合具体事例讨论“概念”是什么，作为概念的核心的“理论”是什么，以及它们经历了怎样的形成过程。

第一章到第三章都是以知识工作者个人为对象，第四章则将前面的论述上升到组织层面，着眼于企业如何创造、形成知识资产，探讨企业的知识的方法论和领导力等问题。第二节 知识工作者的时代

知识社会、知识经济的到来

近年来，“对企业来说，知识才是最大的价值创造的源泉”的看法在日本也引起广泛关注，出现了“知识经济”“知识经营”等概念。对于企业来说，运用知识能创造多少价值、如何催生新的知识是最重要的命题。

人们早已预见了知识社会的到来，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自20世纪60年代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就纷纷指出知识的重要性。比如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丹尼尔·贝尔（1919—2011）指出，由于资本和劳动向信息和知识转变，以知识为资源的服务业将取代工业的地位；彼得·德鲁克（1909—2005）认为，知识时代的来临将会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阿尔文·托夫勒（1928—2016）预言，随着时代的变化，权力的来源将由军事实力向经济实力，然后向知识能力转变；堺屋太一（1935—2019）指出，日本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迟缓。

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全球布局的高收益企业是来自软件业、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咨询行业、大众传媒业、生物制药产业等以信息、知识为核心的企业，产业的重心不断向知识迁移，这种变化正在把知识经济变成现实。到目前为止，制造业一直是批量生产型经济的代表，而制造业如何转变为“知识制造业”已经成为经营中一个重要课题，即如何超越传统的生产制造物品的观念，把在客户关系管理中积累的“市场知识”或来自各种技术性摸索尝试，以及品牌、专利等的“产品知识”作为附加价值融入物品中去。

在此过程中，知识资产的利用和旨在创造知识的整体组织能力（知识能力）将会作为企业价值来接受市场的评判，大幅超越有形资产的无形知识资产和知识能力将成为总市值、企业评价、业绩审核中的重要项目。市场青睐企业的知识资产，它是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商品及企业品牌等的聚合，可以说，知识时代的经营就是在这样的企业价值得到肯定的同时，由组织来进行知识的创造和运用，并与客户、市场共同发展。

不过企业价值终归只是结果，即便曾经的企业价值和品牌资产价值很高，过度依赖它们也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风险。企业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品牌宣传、投资人关系等方面的技巧，而在于知识创造和使用的一线实践以及作为立足之本的“知识能力”，因此企业必须搞清楚日常的知识实践到底是什么。企业和个人都已经踏入以往的经营战略、活动模式无法应对的领域。

知识工作者这个词虽然已经流行起来了，但它在本质上和白领阶层、工薪族是不同的。以前，工厂直接产生经济价值，白领所在的部门是生产业务之外的“间接部门”，但是现在创造价值的并不一定是工厂设备等硬件设施，而可能是以产品为媒介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服务、信息提供或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的新的生产过程，这不分工种，不论行业，也就是说，个人和组织创造出的知识以及知识资产成了价值的源泉。因此，知识工作者不是“间接部门”的白领，而是作为创造价值的“直接部门”在工作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每一名知识工作者能动地工作，他们通过网络汇集知识，换言之，知识社会中区别于20世纪的新知识的存在方式必不可少。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暗藏危险的严峻时代，如果没有持续性的知识训练，就会落伍掉队。

笼罩日本的知识贫乏局面

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我们反观一下日本的现状，日本企业的知识能力能在全球化的知识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吗？中层管理人员虽然能完成简单的思考和计划，但他们能提出震动世界的、极具深度的重磅概念吗？

有人说日本的课长、部长办事时大概只用两三页A4纸的方案去交差，但是在其他国家的企业，管理人员是否亲力亲为暂且不论，很多时候光是方案就有一本书那么厚。也有日本的商人抱怨，在和欧洲人做生意的时候，随着工作的进展和关系的拉近，双方会谈到哲学、文学、历史等话题，如果和对方谈话没有深度，则无法维持密切的合作。这是因为双方的组织习惯不同，与欧美相比，日本的课长、部长以集体意识来推进业务，日本企业对员工的要求只是具有普通的事务处理和按部就班的能力，不注重概念构建和思考的深度。

实际上，“有必要做这件事吗”“公司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等问题常常被当作影响和谐的因素而遭到排斥，人们常常听到“胡思乱想什么？还不去干活”这样的话，而部门内部的服从性很强，形成了随大流的风气。比如在实际的经营改革中，公司内部负责知识的上传下达的中层干部有时会阻碍改革的进行，也有不少人为了自身利益而消极抵抗，本末倒置的事情屡见不鲜。与热火朝天的讨论和创新性思维相比，遵循以往的经验、集体的心情或一般常识来完成工作更加顺利，这是大多数日本企业组织的现实状况。但如果只是把全球化经营时代需要逻辑思考、股东优先等停留在口号上，对具体行动一窍不通，那么最终全球化经营时代取得的成果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因此，我们需要获得不受时代影响的思维和知识能力。

那么企业高层又该如何呢？不少欧美企业家都懂得哲学，虽然有人批评他们太抽象、脱离现实等，但一部分日本企业家只重视实际经营，把效益挂在嘴边。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没有意义，而是说光靠这种态度无法带来革新、创造、思考以及具有普遍性和价值的措施。数字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哲学和洞见。下文我们会讲到，从经营的第一线可以得到非常有意义的经验，但如果不反省、不重新审视这些经验，就无法获得真正的“一线思考”。单纯的经验主义可能使思维无法超越自己的经验。

除了一些被捧上神坛的例子，大多数企业的“经营哲学”都没有谈到人性和创造性。此外，一般在日本被称为经营哲学的都是过去的“成功原则”或“智慧”，而不是上升到适用于所有商业场合的普遍性哲学，许多企业家依然沉醉于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成功原则”，十年来的不景气证明了日本企业缺乏革命性进步的事实。

日本企业有一种倾向，即虽然员工平均素质高且重视实际经验，组织和个人在知识、能力方面具有潜在的发展空间，但企业无法把它们作为概念进行体系化。这种潜在的能力现在可以用“产品制造”（的能力）这个词来概括，但我们所处的时代需要从知识的方法论的层面认识能力并超越自我。

深层次思考

在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率的驱动力之一是每一名知识工作者的动机。正如德鲁克指出，关键在于“自我选择”的思想。以下几点是参考德鲁克《管理未来》一书列出的知识劳动中提高生产率的条件。

• 任务定义：能动地思考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 自律性：劳动者本人负责提高生产率，自我管理，保持自律。

• 持续性创新

• 坚持学习并指导他人

• 注重质量：知识劳动的生产率不是量而是质的问题。

• 自我选择：对组织来说，知识劳动者不是成本而是生产资料，知识劳动者本人希望为组织工作。

白领时代需要的知识是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的手段、进行战略规划的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的设想或概念策划等，这是以工厂创造价值为前提的，原材料和零件在流水线上被赋予了价值，白领的任务是策划和管理。

但是现在创造价值的是人，知识工作者的登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曾经工厂设备和劳动者是属于企业、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而现在，劳动者自己拥有了知识及知识创造的生产资料。因此德鲁克指出，知识工作者能动地、自我选择地工作才能产生最大的价值。

我们需要的新知识不是发散思维，虽然逻辑思维也很重要，对于决策来说不可或缺，体系性的思维方式能够有效管理工程、进度，但现在知识工作者需要的是全球通用的概念创造力及对前景的构想力。

以哲学为基础的知识的方法论

现实中，我们不会因为缺少新点子而感到为难，也具有足够的决策能力，这不正是因为我们发现了现象背后普遍性、本质性的知识吗？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哲学这种鲜活的知识。

哲学是人类知识活动的集合，除去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部分，其他都与未来的营业额及预期收益无关。但自古希腊时代起，人类进行的知识训练至少有2 500年以上的历史了，它们对生存在知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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