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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娜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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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研究试读：

摘要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高等教育改革，一方面，逐年扩大招生规模，使我国的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产业化和大众化的进程使不公平现象也日益凸显出来，经济条件、阶层位置越来越成为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而且我国目前复杂的社会经济形势，造成了高校毕业生大规模就业艰难，弱势阶层的学生就业尤其艰难。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突出成就，如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论性探索，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实证研究，对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与教育公平关系的探讨等。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关注，而本研究在关注高等教育起点公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高等教育过程的公平性，以及高等教育最终结果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性之间的内在关联。

绪论

第一章简要梳理了从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历程，通过对比不同社会时期，从历史纵深探索了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先秦时期，高等教育主要是面向贵族青年的道德礼仪的教化和治国能力的培养，而两汉以降的太学和隋唐以来的科考，虽然原则上向全社会开放，但在实践中仍然成为社会上层登进仕途的渠道。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以后，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模式被引进中国，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年中，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历经波折，但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开放性方面。

第二章仔细分析了高等教育的起点不公平，从学校选择和专业选择两方面入手，将侧重点放在考生的主观选择行为以及行为背后起制约作用的客观因素上，即考察学生为什么选择了其所入的学校和所学的专业，以及除去高考成绩和高考制度这些因素之外，在其进行主观选择的时候，是哪些客观因素促使其做出这样的选择。通过对调查对象进行访谈，笔者力图从中发掘其主观行动背后起作用的社会客观因素，在此基础上对不同阶层的学生进行比较。本章特别关注弱势阶层学生所面临的问题，从而对起点不公平予以解释。

第三章具体阐述了呈现高等教育过程不公平的诸项内容，主要考察不同社会阶层学生在知识学习、社会实践、人际交往三个方面的发展状况，通过对来自不同家庭的大学生进行半开放式访谈，将这三个方面进一步细化，逐一了解其在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对不同出身的学生进行比较，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揭示高等教育过程不公平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笔者运用焦点团体访谈的方法，与研究对象共同对高等教育过程中的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更深层次地发掘过程不公平背后的影响因素。

第四章集中考察了大学生的毕业去向选择，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毕业生的选择行为以及主观行为背后起制约作用的客观因素上；重点考察学生在毕业时的去向选择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特别关注弱势阶层子女在进行选择时受到了哪些因素的限制；同时还特别重视分析毕业生做出相应选择时需要具备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相当一部分是由高等教育过程赋予的。由此，我们通过高等教育的结果来考量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性，并探讨了起点不公平和过程不公平是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影响到高等教育的结果的。

在结论部分，本书提出，尽管政府与社会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做了诸多努力，但是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并未因跨入高校大门而改观，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不公平不仅存在，而且可能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因此，高等教育公平性的提升，不仅需要对高等教育本身进行调整和改革，而且需要在整体社会公平的语境中才能最终达成。

关键词：高等教育 过程公平 社会分层 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绪论

199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实施了两项重要改革举措：其一，大学本、专科教育实行学费制度。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根据在校学生人均教育成本来确定高校年经费开支标准和筹措原则。其中，最突出的筹措方式就是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收取学费，从此免费上大学成为历史。其二，高校招生规模逐年递增。199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159.68万人，比1998年增加51.32万人，增幅达47.4%。2007年，高校在校总人数超过2500万人，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22%，已跨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0%，超过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改革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产业化和大众化的进程，然而不公平现象也日益凸显出来，经济条件、阶层位置越来越成为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户籍身份制度，以此建立起来的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城市人和农村人两种利益群体，政府在许多方面实行向城市倾斜的政策，教育资源分配也受到这种体制的影响。农村的师资力量、教学质量和高考升学率等均与城市有很大差距。

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办学制度，使农家子女往往在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就被淘汰出局，从而使大量农村适龄人口无缘参加高考，造成农民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降低。而且，高等教育招生采取在全国范围向北京和上海倾斜，在一省之内向省会城市倾斜的政策。例如，清华大学在北京市的招生名额远远超过其他地区，2001年清华大学的北京生源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的高中毕业生只占全国总量的0.9%。此外，城乡差距在同一省内同样非常明显，如2000年山东省的非重点院校的录取线，省会济南为全省最低，其文科类和理科类都低于最高地区63分。由于处于劣势的地区往往是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这也就意味着农家子女将被更多地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1]2013年，上海高考人数达5.3万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在沪招生136人，河南考生人数达71.63万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在豫招生225人，算下来，上海考生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比例是河南考生的8.17倍。河南以农村考生居多，上海以城市考生居多，如此，大学农村生源比例自然更低。

不仅如此，农民群体在当前社会转型中出现社会地位下降的趋势，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所占有的资源均比较匮乏，这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子女能否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何种水平的高等教育。2005年初，杨东平教授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课题组发布了阶段性研究报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改善中的差距》。该报告显示，虽然农村拥有庞大的基础教育人群，但是从1997年至2001年，城市高考报名人数的增长比例远远大于农村，1999年城市增幅是农村的4倍，2000年是农村的3倍多。城市考生的绝对数越来越接近农村考生，并于2001年首次超过农村考生。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自20世纪90年代招收的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北京大学1999年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清华大学2000年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为22.3%，比1990年减少5.7个百分点。而非重点高校的农村生源则呈增长趋势，据对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等高校2003年招生情况的调查，这些院校的农村学生比例高达63.3%，高于2001年7.9个百分点。可见，在国家重点院校，农村学生占有越来越小的份额；而在教育资源和教育[2]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院校，则聚集了更多的农村学生。而最近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显示：精英学校的学生将近30%来自中上等及上等经济地位的家庭，其他“211大学”和非“211大学”的相应比例则分别为18.6%和14.6%；精英大学的学生上大学前为农业户籍的，只有16.9%，其他“211大学”和非“211大学”的相应比[3]例则分别为31.8%和31.4%。

如此显著的城乡差距，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农民阶层的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时遭遇严重的不公平。事实上，不仅城乡之间存在如此显著的差距，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同样存在明显的差距。据一项研究统计，进入高校的可能性之比，农民阶层与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5.6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9.2倍。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的子女，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二者之间的机会差距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6倍，在重点[4]院校中接近15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2006年，一项对湖南11所高校学生的调查显示，社会上层的子女就读于一般本科和[5]重点本科的机会分别是社会下层子女的4.4倍和8.2倍。2010年“江苏省大学生就业情况调查”研究显示，社会中上层家庭子女在重点院[6]校就读的机会是社会下层家庭子女的2.539倍。

尽管如此，在“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景下，绝大多数的学生和家长还是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来改变地位与命运。然而，由于个人的禀赋、财富、权力不尽相同，又存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因而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获取社会利益时差距很大。特别是当前就业形势空前严峻，在就业难和薪水低的现实中，“知识不一定能够改变命运”“读书无用”的观念正在影响着贫寒家庭学生的教育选择，也引发了“高等教育究竟能否促进社会公平”的疑问。我们以为，这种疑问的症结在于，即使进入同样的高校门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他们在相同的高等教育过程中也无法得到公平的发展。

本研究将从实证的角度考察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即来自不同阶层的大学生进入相同档次的高校之后，是否能够获得同样的发展，先在的经济文化差异和教育差距有什么样的变化，阶层差异对大学生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公平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通过探讨高等教育过程中这种隐蔽的差异，考察弱势阶层在获得高等教育时的境遇，从中透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不公平状况，进而为教育行政部门解决公平性问题提供依据和政策建议。

第二节 相关研究回顾

随着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日益凸显，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一些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热点。我国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大致而言，这些研究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第一，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论性探索。

教育公平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一些国外关于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被介绍到国内，同时一些研究者针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特点，进行了理论思考和探索。

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7]体精神》是一部教育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布迪厄认为，学校是维持社会不平等的工具，他通过对法国高等教育的考察和反思，深入探讨了知识、权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揭示了在貌似公平的高等教[8]育体制和教育行动背后的不平等真相。有学者指出，《国家精英》一书中具有方法论性质的理论框架，对于批判性研究中国20世纪以[9]来的社会流动与教育关系及其背景因素有着重要价值。布迪厄在该书中使用的文化资本等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受到我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一些关于高校体制、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流动关系的研究，正是受布迪厄的影响、启发而开展的。

教育机会均等作为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是教育公平的核心内容，主要致力于改变弱势阶层的教育状况，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理论探讨较多。李春玲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不同时期，家庭背景、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她指出，政府决策对个人教育机会的获得影响巨大，虽然政治运动某种程度上的确割断了经济资本的代际传递，但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仍旧可[10]以通过家庭内部的言传身教继续传递。王香丽指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公平性的制度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基础教育阶段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划分、高校录取指标分配以及高校的经费投入和收费等。改革现行的基础教育体制与高校招生制度、改善高校布局等，[11]是提高高等教育公平性的有效措施。黄晓慧、唐见兵则认为，免费高等教育会导致一种隐性的不公平，表现在边缘性教育机会均等、成本与收益不一致。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能够带来实质性教育机会均等、成本与收益的一致，是当前解决高等教育中社会公平问题的较好[12]途径。另外，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我们如何处理优秀与平等的关系？李丽丽结合约翰·布鲁贝克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哲学分析，认为在终身教育体制还未建立起来的阶段，高等教育公平诉求的满足只能是一个趋近的过程，但社会和高等教育不能因此停止向高等教育[13]公平趋近的努力。戴海东、易招娣主张，实现高等教育公平与阶层流动良性互动、促进和谐社会构建的可行路径有：树立平等观念，遵循“扶弱”原则，为低层代际向上流动提供机会；增加教育投入，合理配置资源，为社会弱势群体向上流动提供保障；强化和完善高等教育选择功能，促进社会阶层的竞争性流动；发挥高等教育的价值导[14]向作用，关注大学生就业，促进社会阶层的公平流动；等等。

实际上，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理论性探索，远远不止以上这些成果，而且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也不乏对高等教育公平性的理论思考。从我们胪列的这些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思考的重点是造成高等教育不公平的社会因素、制度因素，并试图寻求改善这种不公平的有效途径。

第二，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考察上，包括两类研究内容：一是跨越较长历史时段的纵贯研究，二是限于近期较短时段的横剖研究。

李文胜通过历年高校招生的档案资料和统计数据，分析了1949年以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作者认为，不同省份之间存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来自城市的学生、来自干部和较高收入家庭的子弟在入学学生中所占比例较高，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问题，不仅与高等教育经济和资源配置相关，而且影响到下一轮的[15]收入分配。刘精明则根据2003年度GSS数据，分析了1978～2003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问题。作者指出，自恢复高考以来，阶层背景、本人职业、高中教育分流、城市等级、性别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优势阶层的教育投资趋于正规的大学本科，因而他们在大学本科教育方面的机会优势成倍扩大。受过良好教育的体力劳动者的子代在获得各类高等[16]教育机会时均保持并继续扩大着机会优势。另外，董云川、张建新的一项研究，首先描述了云南省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然后以云南大学为典型案例，揭示了20世纪中叶以来云南省不同社会阶层[17]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与特点。

谌红桃、杨振华以南京审计学院、南京师范大学2001～2003年城乡学生录取比例为研究案例，揭示了当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18]异的现状。张玉林、刘保军通过分析37所本科院校的调查资料也指出，当前农民与非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整体差距较大，而且导致这种差距的制度性原因并没有随着高等教育的爆炸性扩张而消除，相反，高校收费大幅度增加使低收入弱势阶层的子女在面对高等[19]教育时遭遇更大的障碍。通过调查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杨东平指出，在高校扩招之后，重点院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热门专业，低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高于优势阶层的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扩大趋势。[20]而王伟宜、谢作栩通过对32所高校学生的家庭文化状况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存在差异，父母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其子女拥有更多进入重点院校就读的[21]机会。叶晓阳、丁延庆利用2011年首都高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北京高校学生的分层现状，并讨论了1999年高等教育扩张对大学生入学和就业分层的影响。他们发现，来自社会优势阶层家庭的学生有更大概率进入具有更好教育质量的精英院校，教育质量与学[22]生选择市场化部门就业的概率和工作起薪显著正相关。基于对“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数据的分析，吴晓刚则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居住地对于进入何种层次的高校仍然有着直接的影响，但是否是重点高中，以及是否获得高考特殊政策的照顾，对进入什么层[23]次的大学作用更加明显。

以上研究成果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呈现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异趋势，另一方面从实证调查数据出发揭示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的现状，这些实证研究成果以数据统计结果支持了另一些学者对高等教育入学不平等的理论判断。

随着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探讨的深入，有些研究者在关注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基础上，开始展开对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研究与讨论。钟云华、沈红通过2006年对湖南省长沙市11所大学的600名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考察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该研究表明，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仍然向国家干部、企业经理等优势阶层的子女倾斜，社会分层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起点不公平；优势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社会分层也扩大了高等教育过程不公平，在重点本科院校中，过程不公平程度较大，而在一般本科和专科院校中，过程不公平程度较小；优势阶层子女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的结果公平有着不利影响，在重点本科院校中，[24]这种影响较小，而在一般本科和专科院校中，这种影响较大。

王卫东通过对13所高校学生的问卷调查，从知识学习、科学研究、社会实践、评优评奖、弱困扶助、人际交往等方面对高等教育的[25]过程公平程度进行了探讨。高耀、刘志民则使用2010年“江苏省大学生就业情况调查”的资料数据，对高等教育机会扩展背景下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状况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优势阶层子女更有可能获得质量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优势阶层子女更有可能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取得优势，而且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质量的教育机构中这种影响会呈现一定程度的差异；社会优势阶层子女更有可能在高等教育结果中取得优势，在本科院校中这种影响较小，而在高职[26]高专院校中这种影响较大。

第三，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影响因素的探讨。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成为一个公众话题和社会问题，是扩招、收费以来出现的新现象，所以对于高等教育的不公平，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归因于学费太高。因此，最近一些年，研究者对高等教育收费制度进行了深入反思，着重探讨了收费对教育公平所产生的影响。

高等教育收费是否更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这是理论上亟须解决而在现实中也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不可否认，收费制度对实现教育公平有着积极作用，但是，高等教育收费所引发的不公平问题也有目共睹，例如从学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看，负担能力低的家庭相对负担教育经费更多。有研究者指出，不同地区之间学生平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有明显不同，意味着学生同样都按国家要求交费，受到的却是[27]不一样的教育。因而，高校实施教育收费制度后，高等教育的学费水平迅速上涨，学费占居民家庭收入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学费快速上涨会对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产生负面影响，即有可能导致学生在考取[28]大学后被迫放弃入学机会。最近几年持续出现的高考考生成规模弃考现象，其实也有学费高、生活费用高等造成较大经济压力的因素。

因此，教育收费作为一柄双刃剑，对于某些经济能力雄厚的人来说，收费机制为其提供了一个弥补应考能力不足的机会，但对于那些虽然经济能力欠缺但符合学而优则“升学”原则的人来说，教育收费成为制约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巨大障碍。不过，既然高等教育收费是世界范围内的通行做法，那么我国实行高等教育收费也是发展高等教育的必然出路。所以，有研究者认为，高等教育增加成本分担可能会不利于低收入家庭、农村和少数民族家庭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因此必须积极探索既要收费又保证公平的兼顾二者的双赢性制度化建设，采取与教育收费配套的相关措施，尽可能地改善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入学机会，如建立包括奖学金、助学金和学生贷款等多项学生资助种类在内的较完备的学生资助体系，以缓和因为收学费而可能带来的受教育机[29]会分布不公平的问题。

进行教育资助制度的建设，是当前改善高等教育不公平的共识。有学者指出，就高等教育而言，公平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免费还是收费，因为学费无论降到多低，总会有群体负担不起。因为社会是分层的，人们的经济状况各不相同，有的家庭能承担得起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学费，但对另一些家庭来说，区区几百元就可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坎儿。因此，满足经济比较困难的这部分人的上学愿望，不应简单地通过免除所有人的学费来实现，而是要建立一套专门针对这部分群体的教育资助机制来实现教育公平，通过完善的制度来解决的确有能[30]力上学但因经济条件限制不能上学的人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在探讨经济因素的基础上，一些研究开始关注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统计数据分析，闫广芬、王红雨发现，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获得方面，家庭经济资本所起到的作用趋弱，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地区差异的作用也[31]在减小，而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在趋强。

以上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发现，当前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公平性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考察上，探讨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子女在获得高等教育及不同种类高等教育等方面存在什么样的差异，这其实是对高等教育起点公平问题的考察。而对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研究和探讨尚处于探索阶段，并且缺乏对起点、过程和结果相互作用机制的探讨。此外，已有研究多是对高等教育不公平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而相对缺乏对受教育群体——大学生本身细致深入的考察了解，对高等教育的过程也缺乏真实深入的分析呈现。

第三节 研究视角与理论创新

目前，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考察上，这其实是对高等教育起点公平性的考察。那么，是否意味着，如果在高等教育的起点上获得起码的公平，大学生就能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获得公平的、同等的发展？影响入学机会公平性的那些社会事实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真的完全退场了吗？

实际上，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也可区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是指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平等及入学机会的平等；过程公平是指在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通过相应的政策制度继续维护权利和机会的公平；结果公平是指高等教育过程为个人的学业[32]成就和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提供了均等的结果和机会。

其中，过程公平是贯穿高等教育始终的核心价值取向，也是考量高等教育成败的根本特征。因而，本研究在关注高等教育起点公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高等教育过程的公平性，以及高等教育最终结果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性之间的内在关联。

第一，高等教育过程的公平性问题。

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起点不公平，因城乡差异和社会阶层差异，不同的个体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存在不公平。问题是，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即使跨越了起点的不公平而进入同等水平的大学，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他们是否可以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影响入学机会的那些社会事实是否真的完全退场？如果没有，那些社会事实是如何作用于高等教育过程的？如果高等教育过程也无法避免不公平，那么高等教育的结果是如何彰显这种不公平的？

本研究以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公平性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考量高等教育过程，即探讨个体的社会阶层位置对其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从入学、在学、毕业三个时间维度，综合对高等教育过程中——在学——的不公平进行动态考察。入学、毕业分别是“高等教育过程”的起始与结束，在学——高等教育过程——的不公平肇始于入学时的差异，也深刻影响毕业后的就业结果。在高等教育整个周期中，入学、毕业两个维度作为因与果，和过程的不公平有着密切联系。[33]

根据之前的探索性研究，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不公平性肇始于高等教育起点的不公平，并由高等教育的结果——就业状况彰显出来。我们知道，在当前我国大学生求职竞争中，学历资本、个人能力、社会资本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学历资本，作为制度化、凭证化的资本形式，其价值主要表现为所在学校的声望排名和所学专业的市场供需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在高等教育的起点——入学时就基本定格了；个人能力，作为个体化、身体化的资本形式，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个人履历表展现的工作潜力和求职过程中的自我展现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是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培养和提高的；社会资本，作为关系化、辅助化的资本形式，其价值主要体现为纵向的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横向的自身人际交往圈，而自身的人际交往圈主要是在大学生活期间获得的。因此，高等教育起点的不公平将会因作用于“学历资本”而最终影响到就业结果，而高等教育过程的不公平将通过“个人能力”和“人际交往圈”而最终影响到就业结果。

因此，本研究将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阶层在获得高等教育这一社会资源时的境遇，探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过程中这种并未引起广泛注意的不公平和差异性，进而探索解决高等教育不公平的有效方法，使中国的社会发展步入公正和谐的良性轨道。

第二，运用比较的视角探索高等教育过程不公平的成因和表现。

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成为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特别是代际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通过高等教育获得学历资本，个体将在社会分层中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这样高等教育就担负起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安全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应当说高等教育的公平性较以前有所提高。但是，为什么对于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质疑愈演愈烈？我们认为，仅从高等教育自身寻找问题的答案是不够的，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与社会分层状况关系密切。因此，本研究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比较维度，探讨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的内在关联。

一方面，开展纵向的对照分析，通过梳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精英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清晰把握高等教育变迁状况和发展轨迹，从而正确认识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公平性问题。在传统中国，尤其是在科举时代，虽然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士都可以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而步入官僚政治体系，但是针对科举考试的儒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教育，机会均等并不意味着教育的大众化，在漫长的应考过程中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19世纪后半叶，新式教育在中国逐步兴起，不过这一时期接受高等教育和出国留学的人士基本上来自社会中上层，农家子弟不要说通过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34]就是基础教育也无法获得。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力推进教育的平等化进程，尝试通过各种途径推动广大工农群众接受教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高校实现免试推荐入学，大批“工农兵学员”成为高等教育的受益者。这一时期，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35]的影响变小，而家庭出身成为一种决定个人命运的社会资本。改革开放之后，高等教育重新步入以考试为手段、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轨道，虽然基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阶层差距开始出现，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形式上的公平，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实施的大学扩招政策，已使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通过梳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对比不同历史时期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和覆盖范围，可以发现，不论是传统社会的“学而优则仕”，还是近现代社会的“鲤鱼跳龙门”，由于高等教育的定位是培养精英，所以当时高等教育只是少数人的权利，而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从这个意义来说，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在当前得到了极大提升，全盘否定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公平性的观点并不正确。当然，动态地看，过去大学生绝对数量偏少，意味着上大学就是“跳龙门”，所以高等教育基本能够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生的绝对数量激[36]增，所以上大学不代表一定能够向上流动。这种现实表明，高等教育由入学机会的不公平，转变为一种深层的、隐蔽的不公平。由此，我们把关注焦点从能否上大学的机会公平性，转向高等教育的过程公平性，以便更恰切地解释高等教育完成之后个人之间向上流动的差异现象。

另一方面，开展横向的比较研究，通过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过程，揭示高等教育过程不公平的具体表现及其深层次的影响因素。社会学对教育与社会分层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理论范式：一种理论取向是把教育当作一种主要的代际传承机制，持这种理论的学者指出，那些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优势群体，总是能够使子代获得较好的教育成就，而将其自身的优势一代代传递下去；另一种理论取向则是将教育看作至关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持这种理论取向的学者认为，那些处于劣势地位的阶层群体，总是有着让子代追求更高、更好教育的迫切要求，从而使他们跳出自[37]身的弱势阶层地位，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不论是精英阶层的循环，还是社会下层的向上流动，都与高等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在研究高等教育公平性方面，社会分层这一分析范畴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在高等教育公平性研究中，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是主要的分析角度。城乡差异源于城乡二元结构引起的资源差异，特别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阶层差异源于农民阶层与非农阶层的差别，以及城市中不同社会阶层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差别。虽然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中国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状况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直接导致高等教育公平性的城乡差异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开始在城市接受教育，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乡教育体制的制约；其次发达地区的农村家庭开始选择让孩子进城读书，甚至改变户籍性质，尝试高考移民。而真正处于劣势的则是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较低位置、子女仍旧在农村读书的农民家庭。这样一种变化，使城乡差异日益转化为一种隐蔽的阶层差异。所以，阶层差异是教育公平性，甚至高等教育公平性的症结，对比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高等教育过程，将会揭示高等教育公平性的重要侧面。

第三，多角度考察高等教育过程不公平的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分配方式的转变导致社会贫富分化日益突出，也导致社会阶层分化日趋复杂。和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相比，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资源相对匮乏，这种资源匮乏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就业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如一些农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由于受阶层资源的限制，他们除了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处于劣势，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也常常面临不公平的境遇。

以往研究较多关注经济因素，特别是学费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而相对忽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作用。实际上，不仅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教育资源的匮乏，都可能导致高等教育不公平。不同的社会阶层，承载着不同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些资本作为个体获得高等教育必须依赖的支撑，在高等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不同阶段中，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首先，就经济资本而言，在高等教育起点上，学费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些人无缘高等教育的壁垒。即使有人能够竭力突破这个壁垒，但学费也给这些来自社会弱势阶层的大学生造成沉重的压力和负担。历史地看，大学学费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上涨了约25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大学学[38]费的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面对一些高校的学费涨价趋势，国务院曾于2007年发出“限涨令”，要求5年内各类学校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的相关标准。然而，2014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标准的新一轮涨价再次到来，学费标准绝大多数呈上扬态势，少则涨一成，多则翻一番。例如，江苏省率先公布了调整后的高校学费标准，在划分出的文、理、工、农林、医、艺术、体育、公安八种类型中，除了农林、艺术类的学费不变之外，其他六类本科专业学费的平均涨幅为16.61%，其中医学类涨幅最大，为47.83%。而宁夏是大学学费涨幅最大的地区，文史类学费标准从每人每学年2600元，提高到4000元，理工农学类从2800元涨至4400元，二者涨幅都超过50%，涨幅最高的是医学类专业，达到了76.67%——调整[39]前为3000元，调整后为5300元。此外，生活费、住宿费、书籍费等也是重要的支出，因而一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不得不勤工俭学、课余打工，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另外，在当前的大学中，知识学习不仅需要智力、精力的投入，常常还需要一些附加投入，如学习英语，就有不少可以辅助提高效率的电子产品、文化产品，再如学习电脑知识，也需要投入。而且课堂学习只是获取知识、技能的一个渠道，还有很多有助于个人发展的知识学习并不在课堂教学当中，而需要参加各类专门的辅导班。这些不同常规的学习渠道，均需要以经济支付能力为后盾。如此，具有同样学习能力的两个人，家庭经济支撑能力不足的一位，与家庭经济实力优裕的另一位，二者相较，经济资源不足者在竞争中就必然处于劣势。

其次，文化资本对入学的影响，主要包括个体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对高校类型或层次的选择、对专业的选择。文化资本作为一种个体通过社会化而习得的文化、教育、修养等素质，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具有潜在的影响，而且它不像经济那样容易受到外界干扰而波动较大，因[40]而有更强的代际传递性。而在高等教育的在学这一阶段，来自家庭的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则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出现。一项关于家庭文化背景与教育关系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造成学生学业成绩差异的原因，80%在于校外，而家庭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其中最主[41]要的因素。弱势阶层的家庭由于文化资本匮乏，而影响到其子女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学习竞争力。另外，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均等不只是在获得知识方面的机会均等，更主要的是在获得本领方面的机会均等。但先赋的家庭阶层地位使低社会阶层的大学生失去了锻炼的机[42]会，再次扩大了入学时的不公平状况。李锋亮等通过一项全国范围内的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父母的教育背景对于其子女在高校中的英语过级以及担任学生干部都有正向促进作用。高学历的父母可能从小就注意培养其子女学习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使其子女的学习能力在相对缺少学校或教师压力的高等教育阶段处于优势；高学历家长通过对子女的抚育，能够更好地塑造子女的语言能力和心理素质，能够在入学前后给子女提供许多有关学校活动的支持：这些都使子女在高校学习过程中，有更强的动机和更高的能力担任学生干部。[43]因此，高等教育机制实际上偏向社会优势阶层的后代，高文化阶层的子女在高等教育过程中依然占据优势地位。

最后，社会资本对当前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具有重要影响，不少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家庭社会资本作为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正在日益消解高等教育提供的自致性社会流动功能。而且，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大学生自主积累的社会资本对个人在高校的成长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例如，目前各高校在逐步推进教育收费的同时，也在逐步完善各类配套措施，如加大奖学金的奖励力度和覆盖面，一方面刺激学生努力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希望并保证那些经济条件差的学生，能通过奖学金来弥补学费、生活费造成的负担。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多持此论。如张维迎认为，中国目前之所以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可以收费高，但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44]上得起大学了。茅于轼也认为，可通过提高学费以增加奖学金和[45]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就奖学金制度的设置初衷，以及奖学金的评定标准和评审程序来说，是不存在任何道德与法律问题的，但是奖学金制度的实践过程并未达成“劫富济贫”的初衷。基于600份调查问卷所得的数据，钟云华等发现，社会中上层和社会上层的子女获得奖学金的概率分别是社会下层子女获得奖学金的概率的1.7倍和1.9倍。由此他们认为，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有着负面影响。在高等教育过程中，优势阶层子女更有可能取得优势地位，而且高等学校层次越高，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影响越大，[46]优势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过程中越处于优势地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呢？因为我们一贯的假设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孩子会比富孩子更努力学习，当然成绩会更优秀，也更有机会获得奖学金。不过，一方面，随着“学习的革命”，学业成绩已经不再主要依赖时间和精力的增量投入，这就意味着穷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不再具备获得奖学金的优势了；另一方面，目前高校奖学金不仅种类多样，而且评定标准多元，尤其是学业成绩不再是唯一的标准，一些非学业类指标和要素被纳入奖学金评定体系，如担任学生干部、参与学生活动等，这些都会折算成学分绩的加分部分，这样学生干部、活跃分子的学分绩就因加分而迅速提高，也就在奖学金评定中领先。

实际上，学生干部身份、积极分子等都是大学生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社会资本。高等教育阶段是大学生自主积累社会资本的关键环节，一个人能否担任学生干部，除了个人的自身素质之外，个人在某个场域中的关系网络至关重要，如与同学的关系、与辅导员的关系等，都可能是自己被任命或推选为干部的社会资本。有研究认为，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在中学阶段专注知识学习，忽视了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这影响到他们在大学阶段的进一步发展，而来自城市的学生更多地担任了学生干部，在入党、拓展人际交往圈、锻炼自身能力方面获得了更[47]多的机会。也有调查显示，来自城市且阶层地位高、家庭收入高、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大学生担任学生会干部的比例，高于来自农村且阶层地位低、家庭收入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的大[48]学生。而一旦某个人成为学生干部，其干部身份又将成为其进一步扩展交际网络、积累社会资本的基础。他们凭借这些关系网络，可以进一步获得有利于自己学习、进步的信息和帮助。一项基于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类毕业生的研究显示，院系级以上的学生会负责人可以在高等教育阶段很好地建立起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在建立这些社会关系网络过程中培养的能力，又将对其后续的职[49]业发展成就产生积极的影响。于是，出身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高等教育阶段自主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因为先在的家庭因素，再次拉开了距离，累积了差异和不公平。

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以过程公平为研究对象，在当前高等教育公平研究中属于前沿领域。目前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公平性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考察上，实际上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并未因跨入高校大门而改观，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不公平不仅存在，而且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因而本研究在关注高等教育起点公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高等教育过程的公平性，以及高等教育最终结果与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开创了探索高等教育公平性与社会分层之间内在关联的新视角。

第二，发掘了影响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因素、作用机制。不同的社会阶层，承载着不同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这些资本作为个体获得高等教育必须依赖的支撑，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当前的大学中，知识学习不仅需要个人智力、精力的投入，常常还需要不菲的经济投入以增促学业的附加值，如此经济资源不足者在竞争中就必然处于劣势。而来自家庭的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则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出现，它影响到不同社会阶层的知识储备、素质培养与目标规划，高文化阶层的子女在高等教育过程中依然占据优势地位。高等教育阶段是大学生自主积累社会资本的关键环节，这些社会资本不仅是个人走出校门后的有利资源，而且转化为高等教育过程中的优势因素，出身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高等教育阶段自主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因为先在的因素，再次拉开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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