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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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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为你而死试读：

导言

自从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919年以职业作家出道一炮而红，他便不断被人们刻板地认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爵士时代”的作家。读者们和编辑们都希望看到他写出标准的罗曼司，穷苦的男孩追求富家女、各种派对、光鲜亮丽又卖弄风情的时髦女郎。当菲茨杰拉德进入了更为沉郁幽暗的历史时期，想要尝试不同的风格，写写成熟男子所经历的痛楚，他发现很难打破自己早期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在普林斯顿受校园生活熏陶的年轻作家(《人间天堂》)变成了新婚的得意郎君(《美丽与毁灭》)，随后是爵士时代的创造者和记录者(20世纪20年代的短篇集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然后直接让位于《崩溃》中展现的形象，这也是大多数文学传记和读者概念中菲茨杰拉德的样子。就像他提出的，他想要“开掘一口新井，重寻一条水脉”。而不幸的是，只有很少数人欣赏他的这番努力。

这些故事关于离婚和绝望；关于辛勤工作的白日和寂寞孤苦的夜晚；关于大萧条时期聪明能干的青年上不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关于混杂着战争、恐怖和希望的美国历史；关于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婚姻——或是无果而终；也关于纽约城狂野、明快的活力和极度贫困，这是菲茨杰拉德真心爱恋的一座城，他了解它的各种可能性，及其浅薄和丑陋。由此，他展示出的面貌，不是“一个忧伤的年轻人”虚添年岁、囿于自己刚刚创造的黄金时代，而是立于现代文学中各种实验主义和不断增加的复杂性的最前沿。·······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年纪渐长体态也渐丰，他被誉为最复杂的作家之一，如今编辑们会编造出各种关于他的轶事。他是一个时代的文学象征——年轻人的时代——而编辑们仍想要手持酒瓶的体面大学生载着姑娘夜半开车兜风这类故事。公众也想要这种范儿的菲茨杰拉德。但菲茨杰拉德已经转变，他成长了，也自然而然地严肃起来。用术语来说，就是成熟了。同样，他也想写成熟的作品。如果旁人不让他写，他就干脆停笔了。就是这样。——O. O·麦金太尔，“每日纽约”专栏，1936年

当时大众杂志的时尚编辑们当然并没有那么庸俗。然而，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拒绝菲茨杰拉德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的东西；他有些故事写得黑暗而苍凉。只有一位编辑完全看出了菲茨杰拉德正尝试写的文字所体现的价值，并持续发表他的作品——这位编辑就是《时尚先生》的阿诺德·金里奇，他本人也是小说家。菲茨杰拉德在去世前两年，把非凡的帕特·霍比系列故事以每篇200或25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时尚先生》。（这个价码对菲茨杰拉德来说并不高，但对于大萧条时期的普通作家来说并不低，其相对价值可参照194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当年的人均年收入刚刚超过1000美元。)金里奇鼓励菲茨杰拉德把这个失意的、酩酊大醉的爱尔兰裔美国编剧的形象好好写入小说中。但有些故事，就算是金里奇也没法采用；菲茨杰拉德写了一些为性病焦虑不堪，并且让十六岁的姑娘怀了孕的年轻人，《时尚先生》对此只能婉拒。

这些故事中的绝大多数是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处于大萧条时期写的。菲茨杰拉德之前几年积攒的巨额财富，也随着国家经济的衰退蒙受了损失。他经常生病，经常破产，并且在巴尔的摩——那是他和泽尔达与他们的女儿斯科蒂生活的地方——和北卡罗来纳山区一连串疗养胜地间焦虑地来回奔波。1930年，泽尔达在欧洲病情发作，并于1932年2月住进了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菲普斯精神病治疗所。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的余生，就在这些诊疗费高昂的私人诊所和医院里进进出出；为此，他背负了极大的经济压力。从1935年初开始，菲茨杰拉德自身的健康也问题不断，尽管他担心年轻时治愈的结核病复发，但他还是不断抽烟及酗酒，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

不过，这本集子里的第一个故事《一张欠条》，是菲茨杰拉德早年还是普通作家时的作品，而最后两部完整的作品《房子里的女人们》和《向露西和埃尔茜致敬》，是他1939年在好莱坞期间写的，当时他已经戒酒，急于写出一部新小说，即他死后出版的那部《末代大亨的情缘》。这部选集中有他各个时期的作品，全面展示了他的写作生涯——青年时期功成名就的大好时光里的欢宴；三十岁为人夫为人父，却因为妻子的病情突然坠入了满是医生和医院的世界；自身健康状况不佳，却在辛勤地找寻写作新风格；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他总能成功地从美国大地和周围人物中汲取灵感和动力。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这份渴望从未终止，而这些故事正是最好的说明。·······短篇小说集能卖钱吗？——菲茨杰拉德致他的经纪人，哈罗德·奥伯，1920年

一开始，短篇小说是菲茨杰拉德的谋生工具。当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格里尔·希本给他写信，抱怨菲茨杰拉德在小说《四个拳头》中刻画了一所肤浅的大学和学生时，菲茨杰拉德回复道，“我是某天晚上在绝望中写下它的，因为我已经攒了三英寸厚的退稿通知单了。最终我必须给杂志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

给杂志他们想要的东西：对于还是年轻作家的菲茨杰拉德来说是首要任务，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都维持了这种写稿赚钱的模式。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卖文换钱这个事实，也很清楚自己靠短篇小说能挣快钱，如此就不必在自己有一个完整的长篇连载之前空等。他和家人生活得很好，但是在头两部长篇小说获得巨大成功之后，《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却销量惨淡，而他急需用钱。由于《了不起的盖茨比》遇冷，菲茨杰拉德只能不断给《星期六晚邮报》写短篇小说，也令他在爵士时代终结时，转而去好莱坞写电影剧本。就跟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菲茨杰拉德也在艺术与商业之间进退两难。

同样，他也十分清楚哪些是自己的佳作，而哪些就如他自己所说，是蹩脚敷衍之作。他从不讳言那些在商业上成功的作品并不一定是他个人在文学创造性上感到满意的。当两者能够一致时，像他自己看重的作品《重返巴比伦》《冬日的梦》《富家子弟》以及“巴塞尔·杜克·李”系列卖了高价，他会欢欣鼓舞。他总是希望自己认为好的小说能够畅销。“像《大众情人》那样在孩子出生时才花了一周时间写的廉价小说卖了1500美元，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花了三周时间辛辛苦苦写的具有天才般想象力的东西，像《天空中的钻石》（即《一颗像丽兹酒店那么大的钻石》)却一钱不值。”他在1922年写给经纪人哈罗德·奥伯的信中说道。“不过，苍天和洛里默有眼，我还是可以赚大钱。”乔治·贺拉斯·洛里默，耶鲁毕业生，1899年到1936年间从事《星期六晚邮报》的编辑工作，一直都给菲茨杰拉德丰厚的稿费：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来说，的确是一笔财富了。1929年，《星期六晚邮报》开始支付他每篇4000美元的稿费，相当于现在的55000多美元。然而金钱也给菲茨杰拉德带来了伤害，就在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之后，他对H. L·门肯说：我给《星期六晚邮报》的那些文字越来越垃圾了，里面投入的真心也越来越少——说起来挺奇怪，我在第一篇垃圾里是全心投入的。我觉得《近海海盗》跟《赐福祷告》一样棒。《蔬菜》失败之后，我才真正开始创作，是《蔬菜》让我有了写出这本书(《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可能。如果能赚到钱，我原本很早就可以写下这个故事的——我尝试写电影剧本，却不太成功。人们似乎无法认识到，对于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说，创作是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

同年，他对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编辑马克斯韦尔·珀金斯说得更为明了直率：“我靠写垃圾文字挣得越多，就越难让自己进入写作状态。”

菲茨杰拉德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长篇小说作家，尽管他也是非常出色的短篇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丝毫不逊色于长篇小说，形式上还更为简洁。他的短篇小说倍受喜爱，家喻户晓，独一无二，却一直被他当作一块试验田，用来写一些草稿，放置一些原创的灵感和描写、人物和地域，一些将会出现在下一部长篇小说中的元素。菲茨杰拉德对自己的生活和写作进行账目记录，一直记到1938年，他在“已出版作品的记录”这一块，列出了许多“被撕毁和永久埋葬”的故事。“撕毁”的过程从他的报刊样张和登在杂志上的故事中轻易可见，菲茨杰拉德对它们进行了修改和校订，相应的段落之后出现在了《美丽与毁灭》《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中。

这本集子中的故事，大多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对于已经读过菲茨杰拉德的工作底稿(1978年以《菲茨杰拉德笔记》的名字发表）以及至死都未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末代大亨的情缘》的读者来说，将会对其中呈现的特征非常熟悉。·······写电影剧本能赚钱吗？你会卖脚本吗？——菲茨杰拉德致哈罗德·奥伯，1919年12月

在好莱坞实现各种梦想并为电影写脚本和剧本，是菲茨杰拉德从年轻时就抱有的梦想。1915年9月，当他还是个普林斯顿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时，《普林斯顿日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给失意学生的特别通知：电影工作室向拥有天赋的年轻人提供赚钱捷径。”写电影剧本等于人生失败这一点，从菲茨杰拉德初入好莱坞时就再明显不过。尽管20世纪20年代他有几个故事和两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但是他并不喜欢——他和泽尔达认为，如今已经遗失的1926年电影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烂透了”。但就算如此，1927年1月菲茨杰拉德一家还是在洛杉矶的国宾饭店住了三个月，期间斯科特写了一部为康斯坦丝·塔尔梅奇定制的剧本。昵称为“布鲁克林康妮”的塔尔梅奇，是一位试图从默片向有声电影转型的明星。一开始，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很喜欢与电影明星们结交，但是很快他们就丧失了热情。他的电影剧本被拒绝了，他也回到了东部的家中。泽尔达声称，“斯科特说他再也不会写电影剧本了，因为太过艰难，但我觉得作家都是口是心非的。”

被她言中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平淡无奇的销量和毁誉不一的评论改变了身为作家的菲茨杰拉德。他很快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起来，并于1925年春天从欧洲给珀金斯写信：无论如何，今年秋天我会出一本故事集。我现在要写点廉价小文，累积多了一起出版。等它完成并出版后，我再看情况。如果它的收益能够让我不需要再时不时写垃圾文，我就继续当作家。如果不行，我就打道回府，去好莱坞学习电影。

1931年，菲茨杰拉德出于经济原因重返好莱坞，又过了几个月悲惨而徒劳无功的日子，自己也感到心力交瘁。他一直在写的《夜色温柔》依然没有完成。而这一次，泽尔达没有跟斯科特一起去洛杉矶；她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父母家，精神正面临崩溃，并在翌年春天被送进了医院。然而，在1931年11月写给身在好莱坞的丈夫的信中，她的判断却无比精准：“我很遗憾你的工作那么无趣。我原本希望当今新兴的戏剧元素能够弥补它的乏味。如果这只是一份苦差事，只需要你‘排列组合把故事重说一遍’——那就回家吧，亲爱的。起码你可以永远对好莱坞死心了。如果是我，我绝不会待在那儿，把时间浪费在显而易见的平庸事情上还舍不得走。”

虽然1931年菲茨杰拉德在好莱坞——再一次失败了，但迫于经济压力——1937年夏天他又一次回到好莱坞，并一直留在了那里。第三次好莱坞的经历是十分不快的。从这部集子的标题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电影产业的观点——对个体创造力存在根深蒂固的腐蚀性和危险性。1934年，阿诺德·金里奇曾警告菲茨杰拉德不要回去，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原因：“看到你又在好莱坞挥霍自己的天赋实在让人心痛，我希望你将来不要走到那种地步。因为文学创作就像一架乐器，而你是最卓越的艺术大师——没人能比你在英文的琴弦上奏出更为纯净悦耳的旋律——而好莱坞他妈的要什么文学创作。”

在菲茨杰拉德去西海岸前不久，他用冷静自知又不乏预见性的口吻写信给珀金斯：“我每次去好莱坞，尽管有高额的收入，但经济上和艺术上真的都不见得有好处。……当然我还有一部小说(《末代大亨的情缘》)，但是它可能要成为世界上诸多未完成作品中的一本了。”菲茨杰拉德的开销非常大，从他自己的生活支出，泽尔达在北卡罗来纳阿什维尔附近的私人疗养院里的治疗费，到斯科蒂的学费，都要花很多钱。当然，他与米高梅公司签订的合同也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每周1000美元修改剧本。他的最后几篇小说是在修改他人剧本的工作之余写的——看剧本是个很无聊的工作，他在本子的边缘留下了很多吐槽。好莱坞的工作令他很沮丧，对他的文学才能也是一种伤害，他对好莱坞的热情缺失直接导致了他剧本情节中的缺陷。还好米高梅公司的合同把菲茨杰拉德从深陷的债务中拯救了出来，而他也在那里找到了《末代大亨的情缘》的素材。他很高兴在他死的时候，还在奋力“再写一部小说”，但是出卖自己的天赋和时间让他在精神上和创造性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必然导致了那部作品最终没有完成。·······

菲茨杰拉德认为《我愿为你而死》中的一些故事非常出色，更多地出于个人原因而非经济考量，他对编辑们希望他写爵士乐和酒精、美丽的酷女郎和令人思慕的帅气男孩而拒绝了这些小说感到深深失望。从大学时代起，他就是一位职业作家，一稿又一稿地笔耕不辍，甚至在小说发表或书出版了之后，还会对其进行持续修改。他自己手里的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手写的修改和注释从题献页一直延伸到如今已如史诗般不朽的结尾段落。

菲茨杰拉德希望自己在写作中的投入能够获得回报。他希望这些作品能够出版。他努力推动它们出版。然而，这些小说大多诞生于他不再接受编辑修改的时期。在他的事业初期，他对这种改动不是特别在意；有时候编辑们会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修改，事后会让他很恼火，有时这些改动有悖文意，他也会坚持自己的立场。1922年他曾抱怨不得不跟《斯克里布纳》杂志的编辑罗伯特·布里奇斯“海量通信”，“就为了一篇叫作《雕花玻璃碗》中的‘该死的’一词”（不过他那句‘该死的庸俗新贵’保留了下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菲茨杰拉德在删除、润色以及审查文句方面变得越发不愿妥协——即便是他交情最深的朋友之一、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纪人奥伯请他做修改；或是支持‘帕特·霍比系列故事’，保证了菲茨杰拉德的偿付能力及图书顺利出版的金里奇，提出这样的修改要求，他都不为所动。他宁可把这些故事雪藏。原本它们或许能在他生前等到恰当时机的，如果他活得更久一些。

菲茨杰拉德本人在1936年的散文集《崩溃》中表现的自责和忏悔，比任何人都更为周详地记录了他自己的艰难时刻。他对自己的重新评价体现在这些篇章中：一个被困在疗养院里的男人，绝望地希望摆脱《噩梦》；一个作家在《一起旅行》中改变了职业生涯；在《我愿为你而死》中，一个摄影师和一位电影明星思考着他们所获成功的有限性，并想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这本集子中的某些故事里，菲茨杰拉德探索了20世纪30年代妇女的各种新机会——以及这些机会中依然存在的局限：《谢谢你的火》中的旅行推销员汉森太太；像露西和埃尔茜这样的青春期少女涉足性爱；琪琪在《越位》中显豁的情感纠葛。传统的婚姻也面临着压力；比如在《向露西和埃尔茜致敬》中，他对于青年一代的自由生活流露出一种混合着赞同和轻视的微妙情绪；而电影剧本《海边的格雷西》，则对他们时而嘲弄时而认可。

书中有四个故事以医生和护士为主角，这显然与菲茨杰拉德当时的生活境遇关系密切。这些“医疗故事”——《噩梦》《打算怎样》《起自静默之地的旋风》《房子里的女人们》——从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日趋崩溃的过程中，以及之后持续不断的病痛里借用了很多冷酷的细节。

标题故事《我愿为你而死》，亦被菲茨杰拉德称作《湖之传说》，取材自他在空气清新的北卡罗来纳山区的忧愁岁月。他去那里是为了恢复健康；他害怕自己肺结核复发，希望新鲜的空气能够治愈他——也治愈泽尔达。从1935年到1937年，菲茨杰拉德不时重回20世纪30年代早期与泽尔达和斯科蒂生活过的巴尔的摩，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北卡罗来纳各色各样的旅馆中。当他有能力付钱时，他就待在名胜地的旅馆中，包括湖怪旅店、橡树馆和格罗夫公园旅店；当他经济窘迫时，就住在汽车旅馆里，喝着罐头汤，自己在水槽里洗衣服。当他有时间，身体条件允许，且有能力工作时，菲茨杰拉德把自己的生活用文字记录了下来。《我愿为你而死》就是当时当地他的生活写照。

撇去菲茨杰拉德投射在作品中的自我和焦虑，某些故事与他的自传恰恰相反。较之探究个人生活的运动轨迹，菲茨杰拉德还思考、书写影响美国文化和历史的更强大的力量，从大萧条时期的贫困问题到种族和公民权利问题，还从地域风俗、观念和文化等方方面面汲取灵感，也许还从中寻求庇护。诚然，有时候这些公共的、历史性的问题，与菲茨杰拉德个体的、私人性的问题是混合在一起的。1937年，当菲茨杰拉德离开南部和出身亚拉巴马的妻子去好莱坞时，他思考了很多关于历史和家庭的问题。一个内战故事，在这本小说集中呈现为两个情节完全不同的故事草稿，这是菲茨杰拉德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一桩关于某个堂兄在马里兰乡下被吊起拇指的事儿。《吊起拇指》和《预约牙医》充斥着暴力和酷刑，用词和行事都十分狠厉——和菲茨杰拉德同时为《飘》重写的爱情剧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故事尖锐地触及了美国历史中极其重要的时刻，并质疑了由此造成的迷思，而这也体现了菲茨杰拉德对历史和家庭之间联系的叩问，或是他作为一个作家如何受到更为强大的历史性时刻的驱动。这些作品也叩问了原创性和创造力的来源；是念咒般地复述孩提时代听来的睡前故事，或是作为作家，想要发现新鲜的事物。《芭蕾舞鞋》《海边的格雷西》和《爱之痛》都呈现为剧本提纲或脚本。阅读这些作品让人觉得，菲茨杰拉德是先写了一个符合市场化需求的剧本，再将之改造成他喜欢的相应形式——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的草稿。比如，《房子里的女人们》一开始读来像是为威廉·鲍威尔和卡罗尔·隆巴德写的黄金时代浪漫喜剧。随后哀伤的描写入戏，暗沉的阴影笼罩了情节：英俊的冒险家心脏状况恶化濒临死亡，这正悲剧性地映射了菲茨杰拉德本人的身体情况。凭良心讲，他还有力气向美丽的电影明星献殷勤吗？故事由此出现转折，例如护士批评死去的病人们是“瘾君子”，以及一位拥有“惊人的容貌”和一片巨大的大麻田的电影男明星，没有一家电影工作室会同意使用这样的剧本。这个故事抨击了好莱坞的虚荣、谎言和贪婪，但是表面上却是体现了菲茨杰拉德传统美学手法的爱情故事，只不过结局没有获得救赎。他不仅嘲弄好莱坞一直用来牟利的恋爱和浪漫情节，而且嘲谑地模仿、犀利地剖陈编辑们想要他写的东西，并以此为乐。《芭蕾舞鞋》《海边的格雷西》和《爱之痛》作为短篇小说来说当然是不完美的，但这也是菲茨杰拉德有意为之。《芭蕾舞鞋》是以一位芭蕾舞者为原型写的，但是菲茨杰拉德认为泽尔达的热情以及受过的芭蕾训练能帮助他“传达这件事中某些完全真实的东西，并充满创意和感情”——这令剧本显出了自传色彩。菲茨杰拉德在《海边的格雷西》开头五年后，才重新开始动笔写这篇小说；本书也收录了对它的修订，读者可以对照来看。而《爱之痛》因为是菲茨杰拉德的“原作”，所以值得留意；里面体现了他对一部完整电影的创意，而非简单地将他人的故事进行改编。·······我觉得从写《了不起的盖茨比》到《夜色温柔》的九年间，对我的声誉造成了几乎不可修复的伤害，因为在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中，我只是一个为他们写晚报故事的作家……很奇怪，我写短篇小说的老本事消失了。部分原因应该是时代变了，编辑们也变了，但也有些原因跟你我有关——大团圆结局。当然每隔两个故事应该有些其他结局，但是基本上我的读者都喜欢青春爱情小说。我不得不更频繁地从过去更远的生活中调动想象力来塑造它。——菲茨杰拉德致泽尔达·菲茨杰拉德，1940年10月《我愿为你而死》中各个故事的想象力，绝对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们的质量参差不齐，菲茨杰拉德对此很清楚，这在他的通信中可以明显看出。有些作品显然是为了赚稿费，尽管作品主线、词句和人物都在那儿，但是写得很匆忙，乏善可陈。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债务和艰难境遇对他的伤害不可逆转；他在1936年5月写给奥伯的信中所流露出的痛苦和坦诚，能够从当时的小说中一窥究竟：债务的事儿太糟心了。它让我的自信丧失到了可怕的程度。我曾经是为自己而写作的——如今我为编辑们而写，因为我没时间好好考虑我真的喜欢什么，或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就好比一个人才汲了一点点水就急不可耐地喝起来，因为他实在太渴以至于等不及井里的水充满。哦，但愿我能早点转运。

然而他还是对泽尔达说起《星期六晚邮报》想要他写他不想写的东西，“一旦我觉得自己正在写一篇档次很低的文章，我的笔尖就凝滞了，我的文思也飞到了山外。”而这些故事，无论是否符合菲茨杰拉德本人或其他人的预期，当它们被集合起来时，都显示了他越来越强的创作自由、对于各种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于大众期待的“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标签式作品或传统规则和要求的狂热抗拒。编辑和读者不希望看到年轻人在游轮上做爱？不希望士兵们在战争中受折磨？不希望有人扬言要自杀？不希望好莱坞酗酒吸毒？不希望通过大学运动会贪污受贿？太可惜了。有时候他也愿意修改。有时候，尤其是在那些他耗费了才情去寻求好莱坞赞同的作品中——像在《海边的格雷西》中——菲茨杰拉德对于手头正在创作的东西的淡漠是显而易见的。但又有些时候，随着20世纪30年代渐行渐远，菲茨杰拉德越来越不愿屈服于外界对他的期望，他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他身上逐渐体现出普遍的现实主义色彩，或是阴郁而破碎的高峰现代派倾向，或仅仅是展现一些他们觉得丑陋的东西。

纯净而精确、宝石般雕琢的句子和优雅的语言，这些菲茨杰拉德早期散文中的特质，在本书最优秀的几篇中同样有所体现。菲茨杰拉德的写作自始至终都保持了既明快又阴暗的幽默，充满了美人美景美物的迷人气息，也记录了沐浴月光或斑驳的阳光所能给心情带来的影响以及对读者和作品的喜爱之情。即便菲茨杰拉德对于此生重获人气已经不抱希望，他仍然知道自己曾经有多优秀并且依旧可以优秀下去，1940年的春天，他告诉珀金斯：我曾经相信……我能够（如果不是一直）让人们感到开心，对我来说这是最有意思的。如今看来这却像是杂耍演员的廉价梦想，是一场化装成黑人的大型综艺表演，而你一直扮演着骨头先生……不过在写出这么多作品之后，被彻底湮没也是不公平的。就算现在，美国出版的文学作品也很少不受到我的影响——话不说那么满，我至少是有原创性的作家。

尽管菲茨杰拉德一直知道，好莱坞在大多数方面对他的写作技艺是有损的，但对他来说，也并非一无是处。在这些故事中，经常出现一连串引人注目的电影般的场景，使用不加对话的长镜头描写，就像是银幕上的视觉画面：在《我愿为你而死》中，一个奔跑着的男人，呼吸越来越重，跑上奇姆尼岩的台阶，寻找一个姑娘；在《起自静默之地的旋风》中，一辆救护车在慢镜头中缓缓驶来，车中人惊恐而悲伤，看着火光中有一辆满载孩童的校车。这些富于技巧性的描写或是新颖独特的连续镜头，抵消或者说拯救了菲茨杰拉德其他时候对自己才能的妥协和彻头彻尾的滥用，比如在《海边的格雷西》中，他写过一个婴儿爬上了一架竖琴的桥段。1940年4月，他写信给泽尔达：“我已经讨厌加利福尼亚了，如果能去法国待上三年，我愿意用余生来交换。”不过此前一个月他还对她说过，“我正在写‘帕特·霍比系列’——并且等待时机。我现在有个新的想法——写一个喜剧系列，这会让我再次登上那些大杂志的——不过天哪，我已经是个被遗忘的人了。”这些写喜剧而不是悲剧的新想法，的确会让他重新被人记起。一路走来，不管经历多少困难、酗酒问题和病痛，菲茨杰拉德始终笔耕不辍，并试图在笔下反映他的所见所感。这些故事体现出的菲茨杰拉德最真实的特质，就是它们对希望的承载。安妮·玛格丽特·丹尼尔2017年1月

编辑说明

本书中的故事，是最后一批存世的可以被认定为出自菲茨杰拉德之手的文稿。我收录了他在打字稿或手稿上的修改手迹，将被划去的未完成句子和段落放到了括号中加以合并。比如，《越位》的文本由菲茨杰拉德的资产信托协会提供，写作日期早于菲茨杰拉德保存在普林斯顿的文稿。两份内容是一致的，但是普林斯顿那一份上有菲茨杰拉德用铅笔修改的痕迹，其中包括第一页上的指示：“换到普林斯顿”（指的是他想把故事的发生地从耶鲁换成普林斯顿）。故事本身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转换，但是他的意图应该被大家知晓。同样地，当一个故事存在多个版本时，我遵循的是作家本人的偏好。比如，菲茨杰拉德同意将《房子里的女人们》删减成一篇短得多的《体温》，但他并不喜欢删减后的样子，并在信中坚持要用原来的小说发表。基于这点，我在这里重现了《房子里的女人们》1939年6月的版本。如果有迹象表明，某个故事曾有差异很大但现已不存的初稿，像是《向露西和埃尔茜致敬》集中描写姑娘们和她们家庭的两页书稿，我会加以说明。

而没有完成的《向爱告假》，是一篇短篇小说的一部分，展现了菲茨杰拉德创作过程的瞬间。很多菲茨杰拉德称之为“错误开头”和显然未完成的小说草稿被保留了下来。有些在写了十二或十五页后渐渐没了声息或戛然而止。另一些则只有一两段，作者再未对其进行过完篇的努力。在部分手稿和打字稿上，菲茨杰拉德标注了自己的意图以保留个人思路。其中一个题为《芭蕾学校——芝加哥》的开头，2015年经认定是一个小说的起始段，而非一个作废了的故事。菲茨杰拉德还为“帕特·霍比系列”和许多之后再不问津的电影剧本写过几段至几页的框架构思。有三篇已知的菲茨杰拉德已经完成的小说散佚了，它们是：《不顾一切》(1922年），《完美老爸》(1934年）和《他们不曾长大》(1937年），三篇都曾在他的信件中被提到过，但至今没有发现。

这些故事中最早的几篇写作完成至今已近百年。文中提到的很多事情，如今的读者已经不太熟悉，因此本书添加了诸多注释，对他指涉的特别事件、情况或人物在文中的关联性加以细节说明，以帮助读者理解菲茨杰拉德的用意。写这些脚注时，我参阅了菲茨杰拉德的通信，来点明故事的创作背景。这些书稿是由不同的打字员打出来的，他们的手法也并不一致。有些碳式复写纸上的逗号和段落已经模糊不清。为了便于当代读者阅读，我校订了标点符号的用法，并不像生硬的原文抄本。我保留了菲茨杰拉德频繁使用的破折号——这是他与自己所仰慕的詹姆斯·乔伊斯这样的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征。在他加下划线表示强调或引用，或用引号标示书名的地方，我都改成了斜体，就像他的作品最后都以打字稿面世一样。在给每个故事所做的注解中，我都尽量不透露关键性情节。不过，为了避免对文意的破坏，还请先阅读这些故事本身。安妮·玛格丽特·丹尼尔

一张欠条

以上并非我真名——叫这名字的家伙，允许我在这个故事里署他的名。我是不会泄露自己的真名的。我是个出版人。在接受的各种来稿里，有南达克他州的老处女写的长篇青春爱情小说，有关于富贵花花公子和长着漆黑眸子的阿帕切女郎的侦探小说，还有大学教授或无业游民们写的各种散文，内容包括各种各样的恐怖故事以及赞美塔西堤月色的文字。我从不接受十五岁以下作者的投稿。所有的专栏作者和共产主义者（我从没弄懂过这两个词的确切含义）都指责我贪财。我的确爱钱——爱得紧呢。我老婆需要钱。我的孩子们也总在花钱。要是有人把全纽约所有的财富都送给我，我肯定不拒绝。相比同一年内挖掘塞缪尔·巴特勒、西奥多·德莱塞和詹姆斯·布兰奇·坎贝尔三位作者，我倒是更情愿把力气花在出版一本预售五十万册的书上。你要是出版商肯定也这么想。

六个月前我签了一本无疑会大卖的书。作者是哈登博士——一个在灵媒方面颇有研究的人。我在1913年出了他的第一本书——当时灵媒研究还不像现在这样时兴，他的书像是一只被困的长岛沙蟹一样卖不动。对他的新书，我们在推广上费了五十倍的心力。他的侄子在战争中遇害了，哈登博士用别具一格而又严谨含蓄的笔法，描述了他通过各种媒介，与他的侄子科斯格罗夫·哈登的灵媒对话。

哈登博士可不是学术暴发户。他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维也纳大学的哲学博士，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最近又成为俄亥俄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书既不生硬，也不胡诌。他的治学基于一种根本性的严肃态度。比方说，他在书里提到过一个叫威尔金斯的年轻人上他门来，声称有死者欠了他三美元八十美分。他想请哈登博士查查，这位死者到底打算用这些钱干什么。哈登博士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认为这种请求，跟向圣人求问丢失的伞去哪儿了有得一比。

有整整九十天的时间，我们都在筹备这本书的出版。书的封面出了三种方案外加两幅图以供挑选，五个设计样都是花费天价请设计师做的，为的就是最后能达成最佳的封面设计。而清样则被不下七位专业校对读过，不让任何一个逗号的尾巴或是大写字母的头上，有哪怕最轻微的颤抖和糊影，以防冒犯伟大的美国公众挑剔的双眼。

书出版前四周，巨大的打包箱被运往上千个引领风向的文化场所。光是芝加哥就发了两万七千本书。得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发了七千本。每一百本打成一包的书被吭哧吭哧扔往了亚利桑那的比斯比、明尼苏达的红翼镇和佐治亚的亚历山大。较大的城市不断会有二十至三十或四十册图书传遍整个大陆，就像一个沙画艺术家用手中的细沙逐渐填满几近完成的画作。

本书首印的确切数字是三十万册。

与此同时，营销部每周六天朝九晚六马力全开，广告上的文字要用斜体，要加下划线，要字母大写，双重大写；撰写各种宣传口号、标题、个人评论和采访问答；另外，还要选出能表现哈登博士沉思、冥思、凝思的照片，定格他手持网球拍或高尔夫杆，与嫂子或是大海同框的诸般瞬间。更要有铺天盖地的文学评论做准备。将要寄送给一千家报纸和周刊的评论家的样书堆成了山。

新书发布定在了4月15日。到了四月的第十四天，一种令人窒息的肃穆弥漫在办公室里和楼下的门市部里，店员紧张地盯着将要堆满书的空荡荡的店堂，在店铺前空空如也的橱窗中，三位橱窗布置的高手将要通宵奋战，把书一垛垛堆码，摆出方形、圆形、心形、星形或是平行四边形。

4月15日早晨九点还差五分的时候，速记组的组长乔丹小姐，由于兴奋过度，晕倒在了我的初级合伙人的臂弯中。九点整，一位留着邓德里雷长连鬓髯的老先生买下了第一本《精神世界中的贵族阶层》。这本伟大的书正式开售。

在这之后三周，我决定去俄亥俄州的乔利埃特，见见哈登博士。这情况有点像穆罕默德（或是摩西？)上山朝圣似的。他性格羞涩、腼腆，不事张扬；我必须要去鼓励他，恭喜他，预先防备其他出版人挖墙脚的可能。我计划做些必要的安排，确保能拿到他的下一本书，这样盘算着，我就带了几份措辞巧妙的合同，有了这些合同，就杜绝了他接下来五年会产生的一应商业烦扰。

我们是下午四点离开纽约的。我有个习惯，旅行时会在包里塞上几本自己做的重点书，随意地借给同行的乘客中看上去最聪明的，以期由此让书受到新的读者群的关注。在我们的车开至特伦顿前，一位戴着长柄眼镜的夫人将信将疑地在她的包厢中翻起了书，坐在我上铺的年轻人深深地沉浸在了他的那本书里，一个红头发、目光深邃独特的姑娘，把书摊在眼前，在书后面玩起了井字游戏。

而我自己则昏昏欲睡。新泽西的风光悄无声息地变换成了宾夕法尼亚的风景。成群的奶牛、成片的森林和田野从我们身边掠过；每过二十多分钟，就会出现一个模样相似的农民，坐在自己停靠在乡村车站边的马车上，嚼着烟叶，若有所思地盯着列车的车窗看。

我们肯定从这个农民身边穿过了十到十五次之后，我的小睡突然被打断了，因为我发觉同一包厢的年轻人正像乐队鼓手似的来来回回抖着脚，低声咕哝嘶吼着。我既惊且喜地看到他深深沉浸在他修长洁白的手指攥紧了的那本书中——哈登博士的《精神世界中的贵族阶层》。“哈，”我高兴地说，“你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啊。”

他抬起头来——瘦削的脸上是一双只有两种人才会有的眼睛：那些唯灵论的拥趸和那些唯灵论的反对者。

看他还没回过神来，我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感兴趣！”他叫道，“感兴趣极了！我的天哪！”

我仔细瞧着他。是的，他显然要么是个通灵者，要么是个为畅销杂志写关于灵媒师幽默故事的尖刻年轻人。“一本非常出色的——作品，”他说，“这么说来，那位——主人公，自打他死去之后，显然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跟他的叔叔对话上了。”

我想肯定是这样咯。“这本书的价值，”他叹口气评论道，“完全是基于这位年轻人宣称的他身处的地方。”“绝对的。”我有些搞糊涂了，“这个年轻人肯定是在——天堂，而非——炼狱。”“是的，”他若有所思地赞成，“如果他是在炼狱就尴尬了——要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就更让人难堪了。”

这么说有点儿过分了。“这位年轻人生前没有什么征兆预示他可能会在——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压根儿没往你说的那个地方想。我只是说，他如果在炼狱就尴尬了，要是在其他什么地方就更尴尬了。”“先生，那你觉得他会在哪儿？”“比如在扬克斯啊。”

听到这儿我忍不住了。“你说什么？”“实际上，如果说他在炼狱，最多是他自身犯了一点儿小错误——但如果他是在扬克斯——”“我亲爱的先生，”我不耐烦地打断他，“请问这本《精神世界中的贵族阶层》怎么可能跟扬克斯扯到一块儿。”“我没这么说啊。我只是提到如果他在扬克斯——”“但是他并不在扬克斯。”“对，他不在。”他顿了顿，又叹口气，“实际上，他目前正在穿越俄亥俄去宾夕法尼亚的路上。”

这次我跳了起来——彻底被紧张的情绪所感染。虽然我还没完全明白他想表达什么，但是从他话里暗示的意思，我已经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你是说，”我随即问道，“你感知到了他的精神存在？”

年轻人猛然挺直了身体。“真是够了，”他语气激动地说道，“这么看来，上个月我成了全美国幼稚的贵妇们和巴兹尔·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了。先生，我的名字，碰巧就是科斯格罗夫·P·哈登。我不是死人；我从来没有死过，而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再也不认为人死后就能安享太平了。”II

坐在过道另一侧的姑娘，被我的震惊和哀鸣吓了一跳，以至于在该放黑子的地方放了一颗白子。

我脑海中飞快闪现出人们在我位于第四十街的出版社前排起一条直到鲍厄里街的超长队伍的画面——整整五十万人，每人抱着一本《精神世界中的贵族阶层》，每个人都要求返还他或她的2.5美元。我迅速考虑着是否可以把书中所有的名字都换一换，把作品类型从非虚构转换成虚构。但就算这样做也太迟了。已经有三十万册图书到达了美国公众手里。

等我完全缓过神来，年轻人把他“被死亡”之后的整个经历告诉了我。他在德国的监狱里待了三个月——在一所医院里因为脑膜炎待了十个月——又过了一个月，他才想起了自己的真名。他到达纽约半小时后去见了一位老朋友，那位朋友盯着他看，随后闭气昏死过去了。当那位朋友意识清醒过来后，他们一起去了一家药店，来了杯鸡尾酒，之后的一小时里，科斯格罗夫·哈登听到了有关自己的闻所未闻的震惊故事。

他打车去了一家书店。但他要找的书已经脱销。很快他坐上火车，去俄亥俄州的乔利埃特，好巧不巧，这本书就到了他的手里。

我的第一个念头，他可能是个敲诈者，但是比对了他的容貌和《精神世界中的贵族阶层》第226页上的照片，我看出他毫无疑问就是科斯格罗夫·哈登本人。他比照片上更瘦削，年龄也更长一些，胡子剃掉了，但就是那个人。

我叹了口气——深深地、悲哀地。“只能说，这样一来它比虚构作品要卖得好一点吧。”“虚构！”他生气地回答，“就是虚构啊！”“从某种角度来说的确是——”我承认道。“从某种角度？它就是虚构！它满足虚构的所有条件：这就是个悠长而甜蜜的谎言。难道你能把这叫作事实？”“不，”我平静地回答，“我该叫它非虚构。非虚构是一种介于虚构和事实之间的文学形式。”

他随意翻开书中的一页，发出一声急促、尖刻而痛苦的叫声，这声音让那个红发姑娘停下了手中肯定至少已进入半决赛阶段的井字棋比赛。“看啊！”他痛苦地哀号，“看啊！这里写着，‘星期一’。想象一下这个‘星期一’我在‘彼岸’的存在。我在问你哪！看啊！我闻到了花香。我一整天都在闻着花香。你看到了，是吧？第194页第一行，我嗅着一朵玫瑰——”

我小心翼翼地把书举到了鼻孔下。“我没闻到什么，”我说，“可能是油墨——”“别闻了，”他尖叫，“读文字！书中花了两个段落来写我嗅着一朵玫瑰时，因为感受到了人类高贵的天性而狂喜。就是一点点花香而已！随后我把另外一小时奉献给了雏菊。神哪！我再也没法参加大学校友聚会了。”

他翻了几页书，随后又呻吟起来。“这里写我跟孩子们在一起——跟他们跳舞。我一整天都跟小孩子在一起，还跳舞。就不能来点体面的事儿吗？我们做事都讲求审美。我不跳舞。我讨厌小孩子。不过我刚死了不久，就变成了一个保姆和合唱队员的综合体。”“来看看这里吧，”我斗胆以略带责备的口气说，“这可是段非常优美的章节。看哟，是描绘你的服饰的。你穿着——我们看看——好吧，一身轻薄的衣衫。在你的身后衣袂飘飘——”“就是一件晃荡的内衣嘛，”他郁闷地说，“满头还沾着落叶。”

我得说——文章里并没有明言落叶的事儿。“再说了，”我劝他，“这事儿原本可能更糟呢。如果他还问起你祖父手表上的时间或是你欠的3.8美元的赌债，本来可以把你真的塑造得愚蠢透顶。”

一阵沉默。“我那叔叔就是个蠢蛋，”他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他有点儿疯了。”“绝对没有，”我向他保证，“我这辈子一直在跟各种作者打交道，他可以说是我们见过的最通情达理的人了。他从来没有想要问我们借钱；也从来没提出过要把我们的营销部炒掉，他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朋友们没有拿到他的书，他也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们。”“不管如何，我要去把他的魂灵狠揍一顿。”“这就是你准备做的全部？”我急切地问，“你不会披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来毁了这本书的销售，是吧？”“你说什么？”“你肯定不会这么做吧。想想看你会让多少人失望啊。你会让五十万人陷入痛苦之中。”“所有的女人，”他郁闷地说，“都喜欢陷入痛苦的嘛。想想我的女人——跟我订了婚的女人。你觉得对于我离开她之后的花香之旅她会作何感想。你觉得她会同意我跟那么多小孩子在——在第221页跳舞吗？我当然要辟谣！”

我绝望了。我必须立刻知道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你现在准备怎么做？”“怎么做，”他狂乱地叫嚣，“咋啦，我要把我的叔叔送进监狱，还有上到他的编辑、出版经纪人，下到排印书稿的学徒的整个图书制作团队。”III

当我们第二天早晨到达俄亥俄州的乔利埃特时，我已经让他表面上平静了下来。我跟他说，他的叔叔是位老人家了，一个老糊涂。毫无疑问，他把他自己都给骗了。他的心脏可能很脆弱了，看到自己的侄儿突然出现在眼前，也许立刻就会归西的。

显然在我的潜意识里，是想能够达成一些妥协的。如果用一笔数目合理的费用能劝说科斯格罗夫在未来五年里对此事封口，那一切还是顺利的。

所以当我们离开小火车站时，我们避开了村庄，在压抑的沉默中多走了半英里的路直接到了哈登博士的家。当我们离房子还有一百码的时候，我停下脚步看着他。“你留在这儿，”我力劝他，“我来让他对这个震惊有个准备。我半小时内回来。”

他一开始不同意，但最终还是阴着个脸在路边厚厚的草地上坐了下来。我抹干头上的汗珠，顺着小路向房子走去。

哈登博士的花园里阳光普照，院中满是正在盛放的日本木兰，粉色的花瓣不时坠落在草地上。我立刻就看到了坐在一扇打开的窗户前的他。阳光洒进室内，在他的书桌和捏成团的废稿纸上一格一格悄悄蔓延，并从哈登博士的膝盖上慢慢转移到他粗糙的、头发斑白的脸庞上。在他身前的桌子上，是一枚棕色的空信封，他瘦削的手指正在刚剪下来的一摞新闻剪报上忙碌地移动。

我已走得离他很近，半掩藏在木兰树后，正当我准备喊他时，看见一位身着紫色晨衣的姑娘弯腰拨开院子北端低矮的苹果树丛，穿过草地径直走向房子。我缩回身子，看到她直接走到敞开的窗户下，大大咧咧地跟伟大的哈登博士说起话来。“我有话对你讲。”她口气生硬地说道。

哈登博士抬起了头，一片剪下的《费城报》从他手中飘落。我怀疑那就是把他称为“新圣约翰”的文章。“这算啥！”姑娘继续说道。

她从胳膊下取出夹着的一本书。那是《精神世界的贵族阶层》。我通过红色封面和书四角上的天使把它认了出来。“这算啥！”她生气地又说了一遍，随后粗暴地把书扔进了灌木丛，书从两朵野玫瑰间飞过，忧伤地坠落在了树根间。“怎么了，塔利亚小姐!”“怎么了，塔利亚小姐！”她模仿着哈登博士的语调，“你这老蠢货写了这么本书怎么还没上西天?!”“上西天？”哈登博士的声音里听得出一丝微弱的希望，这句评价或许能算是某种新赞誉。他的希望无疑没能持续多久。“上西天！”她愤然说道，“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的天哪，难道你听不懂英语啊！你没参加过舞会吗！”“我没关心过鲍厄里各高中的毕业舞会，”哈登博士冷静地回答道，“我也不知道有把‘陶土’这个词的缩写用作及物动词的先例。从这本书来说——”“这是世上最丢人的事儿了。”“如果你去读读这些剪报——”

她把胳膊肘架在窗台上，像是要把自己的身子抬起来，随后突然手托着下巴颏，开始与他平视对话。“你有个侄子，”她说，“这算他倒霉。他是世上最好的人，是我曾经爱着也会一直爱着的唯一的男子。”

哈登博士点点头想要开口，但是塔利亚在窗台上捶着她的小拳头继续说。“他又勇敢，又正直，性格也很安静。他是作为105步兵团的哈登中士，在一个异国小镇负伤去世的。他一生宁静，死得光荣。而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她的声音逐渐提高，直到颤动的声波与窗棂产生共振，“瞧你都做了些什么！你让他成了人们的笑柄！你把他召唤回了生活中，让他像个传说中的怪物似的，传递关于花啊，鸟啊，乔治·华盛顿嘴里有几颗假牙啊，各种白痴一样的信息。你——”

哈登博士站了起来。“你到这里来，”他尖声叫道，“是要告诉我什么——”“闭嘴！”她吼道，“我是要告诉你，你都做了些什么，就算你召唤出落基山脉这边所有的幽灵也不能阻止我。”

哈登博士跌回他的椅子里。“你继续说吧，”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反正我也拦不住你这泼妇。”

她停顿了一会儿，转头望向花园。我能看到她咬着嘴唇，眨着眼睛忍住泪水。然后她转头又一次把自己的黑眼睛对上他。“你利用了他，”她继续说，“你把他当作一块面团，用来做成欺骗媒体的馅饼——诱使所有歇斯底里的女人把你当作伟人。称你为伟人！你这个对尊严和死亡的宁静毫无敬畏之心的人！你这个满嘴无牙的黄脸老儿，对你自己的骗术和愚弄了那么多傻瓜毫无真心愧疚之情。这就是所有——我想对你说的。”

说完这番话，她转身突然朝着通往我这边的小路径直走来。我等到她从我身边经过，走到离开窗户视线外二十码左右的地方。然后我沿着柔软的草地跟着她，突然向她开口。“塔利亚小姐。”

她面对我，有点儿吃惊。“塔利亚小姐，我想告诉你，小路那头有个惊喜等着你——一个你好久没见的人。”

她的表情依旧迷茫不解。“我并不想坏事儿。”我继续说，“但是我希望你等会儿看到这份惊喜时，可别吓坏了。”“你是什么意思？”她轻轻问。“没什么意思，”我说，“你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想想这世上最美好的事情，然后突然之间，就有巨大的惊喜出现。”

说完，我手里拿着自己的帽子，和颜悦色地朝她深深鞠了一躬。

我看到她疑惑地望着我，然后慢慢转身走了。她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了木兰树下的矮石墙边。IV

过了四天——燠热焦虑的四天——我才从混乱中整理出足够的头绪，来安排各种商务会议。科斯格罗夫·哈登与他叔叔的第一次会面，是我此生中神经绷得最紧的一次。我在一把摇椅光滑的边缘坐了一个小时，每次我看到年轻的科斯格罗夫的肌肉在他的上衣袖子下扩张，就随时准备跳将起来。每次开始我都是本能反应，接着则无助地滑出椅子，屁股着地坐到地板上。

哈登博士最后以起身上楼结束了会面。我半是威胁半是允诺，成功把小哈登送回了他的房间，逼着他发誓在二十四小时内保持沉默。

我把身上所带的现金都用来贿赂两个老佣人了。我要他们保证缄口不言。科斯格罗夫·哈登先生刚刚从纽约州新新监狱越狱出来。说出这话时我浑身发颤，但是面对满天飞的谎言，再多一个或少一个也没多大区别。

如果不是遇到塔利亚小姐，我可能第一天就放弃了，回纽约去等着大难临头。但是她沉浸在一种极其美满的幸福状态中，因而愿意答应任何条件。我建议她说，如果他们结了婚，化名去西部住上个十年，我愿意给他们充分的资助。她快乐地跳了起来。我抓住了这个机会，向她描绘起闪烁着斑斓色彩的爱巢来，终年气候温煦的加利福尼亚，科斯格罗夫沿着小径回来吃晚饭以及附近浪漫而古老的劳作，科斯格罗夫沿着小径回来吃晚饭以及六月黄昏中的金门大桥，还有科斯格罗夫沿着小径回来吃晚饭以及各种美好图景。

当我说着这一切，她因为快乐而低声啜泣起来，恨不得立刻就动身。是她劝说科斯格罗夫在第四天加入了我们在客厅举行的会议。我交待女仆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打扰我们，之后我们坐下来把整件事摊开来谈。

我们的观点存在巨大的分歧。

小哈登很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红桃皇后。人一旦犯了错，就必须立刻接受惩罚。在这个家庭中，已经有足够多的假死之人了，如果某人再不加注意，就该真的死上一个才是！

哈登博士的态度是，事情已经彻底一团糟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天知道该怎么办，他倒是希望自己死掉了事。

塔利亚的态度是，她已经在旅游观光手册上查过加利福尼亚了，那里气候宜人，科斯格罗夫可以每天沿着小径回家吃晚饭。

我的态度是，没有打不开的结，没有走不出的迷宫——以及更多复杂的比喻，使得众人只是比一开始更加没方向。

科斯格罗夫坚持说，我们拿着四本《精神世界的贵族阶层》，大家逐字逐句讨论。而他的叔叔说，一看到这本书就会反胃。塔利亚建议，我们应该集体去加利福尼亚，把问题撂在那儿。

我拿出四本书，分给他们。哈登博士闭上眼呻吟起来。塔利亚打开她那本书，翻到最后一页，开始画起一幢幢梦中爱巢，每幢门前都站着个年轻小媳妇。而小哈登愤怒地翻找着第226页。“就是这里！”他叫嚷道，“就在‘科斯格罗夫·哈登起航前一天，正展示他左眼上的小痣’那张图片下面写着，‘这颗痣总是困扰着科斯格罗夫。他觉得人的肉体应该是完美的，而这个瑕疵应该在自然秩序中被清除。’哼！我可没有痣啊。”

对此哈登博士表示同意。“也许是底片上的瑕疵吧。”他提出一种可能性。“天哪！要是底片没把我的左腿照进去，你大概会在整本书里让我念念不忘是否能拥有一条左腿了——然后在第二十九章再给我把腿安上。”“这么说吧，”我插嘴道，“我们是不是能达成一些妥协。没人知道你在镇上。我们是不是可以——”

小哈登对着我怒骂。“我都还没开始说呢。我还没提塔利亚对我变心的问题呢。”“对你变心！”哈登博士抗议道，“怎么会？我对她可没兴趣。她恨死我了。她——”

科斯格罗夫苦笑起来。“你自我感觉真好啊。你以为我在嫉妒你苍老的花白胡子吗？我的意思是，那些对我的描述，让她渐渐不那么爱我了。”

塔利亚急切地向前倾了倾身。“我的爱从未动摇啊，科斯格罗夫——从来没有。”“得了吧，塔利亚，”科斯格罗夫变得有点暴躁，“肯定是没那么爱了。再看看第223页。你能爱一个穿着晃荡内衣的男人吗？一个——一个衣袂轻飘的人。”“我会伤心的，科斯格罗夫；我是说，如果我相信了书里描写的内容，我会伤心，但是不会减弱对你的爱。”“不会变心？”他的口气里流露出失望之情。“不会，科斯格罗夫。”“好吧，”科斯格罗夫愤愤不平地说，“无论如何，我的政治前途是毁了——我是说，如果我决定从政的话，再也没可能当总统了。我甚至都不是个信奉民主的鬼魂——而是个势利的幽灵。”

哈登博士的脸埋进双手，一副深深沮丧的模样。

我拼命打断科斯格罗夫的话，提高了音量，让他停下来好好听我说。“如果你能人间蒸发个十年，我保证每年给你1万美元。”

塔利亚拍起手来，科斯格罗夫看着她，眼角第一次透露出微弱的兴趣来。“那满了十年之后呢？”“哦，”我满怀希望地说，“哈登博士可能——可能——”“我说句实话，”博士郁闷地说，“我可能都死啦。我真心希望如此。”“——那你就可以恢复自己的本名，”我继续面无表情地说，“到那时我们会答应不再发行这本书的新版本。”“嗯。那假如他十年后还没死呢？”科斯格罗夫将信将疑地问。“哦，我肯定会死的。”博士立刻向他保证，“这你没什么好担心的。”“你怎么知道你到时会死？”“那人是怎么知道其他人都会死的呢？这是人类的自然规律嘛。”

科斯格罗夫无比尖刻地瞧着他。“在这场谈话里说笑话可不合适。如果你能给一份毫无保留条款的坦诚协议，到时一定去死——”

博士郁闷地点点头。“可以啊。到那时我会留下遗产，绝食而死。”“这样一来还不错。到你准备死的时候，劳驾你自个儿安排好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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